大云山汉墓发掘视频

篇一：大云山汉墓墓志人到底是谁？

大云山汉墓墓主人

今天看了探索发现的几集节目，是关于大云山汉墓的介绍，其中对于墓主人的身份的讨论是十分重要的环节，其中涉及了考古学中的诸多方面的内容，在此简要整理一下。

一、大云山汉墓简介

大云山汉墓位于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马坝镇的大云山顶上一个被当地人称为“龙塘”的水塘下面。他是在2009年警方破获一起盗墓犯罪行为之后才被正式发现的，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于2009年年底开始经过近1年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原来这是一处极为壮观的陵园式诸侯王级别的西汉古墓群，墓园内发现有大墓3座，武器坑2座，车马坑1座，各种等级的陪葬墓13座。大云山汉墓正南方2公里处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东阳城遗址”，它与小云山、青墩山三山相连，山顶海拔73.6米，是洪泽湖东部地区的唯一山地。

二、大云山汉墓墓主人的猜测

关于大云山汉墓的墓主人在一开始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也是一般人的正常反应，无论是考古学家还是一般人对于墓主人是谁都有着强烈的好奇感。

大云山汉墓所在的江苏省淮安市在西汉时期是属于吴楚之地，关于他的墓主人的推测有五个诸侯王。第一位就是荆王刘贾，他是和刘邦同族的，最终在英布叛乱中身死国除；吴国只有一代王，即发动七国之乱的吴王刘濞，他是刘邦的侄子；吴国之后被废除而江都国继承了他的地方，而江都王也只有两位，也就是刘非和刘建父子，刘非是汉

景帝的儿子，刘建由于谋反而畏罪自杀，国除；此外棠邑侯陈婴，他是秦末的起义军之一，后来也葬在了附近，因而成为可能的人物。

三、谁是墓主人

猜测毕竟是猜测，在没有具体的文物出土作为证明的时候一切的猜测都只是空谈。让我们看看这里出土的文物吧，大云山汉墓这座墓葬中发现了虽然经过了古今盗墓贼的“光顾”，但是仍保留有大量的精美文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王冠、暗花纹铜铍、金缕玉衣、玉棺、编钟，而墓葬本身也是黄肠题凑的葬式和双墓道的规制，这一切都将墓主人的身份提高到一个很高的档次。

金缕玉衣是汉代帝王和重要诸侯王的典型葬具，也是当时的最高葬具，根据史籍记载只要帝王和经过帝王批准的诸侯王才能够使用金缕玉衣，一般诸侯王既没有权利也没有财力使用它，因而成为最有价值的判断墓主人身份的标志，起源大概在汉景帝时期，现在发现的比较完整的金缕玉衣不过十套而已，因而棠邑侯陈婴因为级别比较低不可能拥有金缕玉衣；汉代初年经济凋敝，金缕玉衣在此时还没有形成，因而汉初的荆王刘贾也不可能。还有出土了大约一吨的古代钱币，都是四株半两钱，这种钱币流行在汉文帝五年到汉武帝建元元年之间，即公元前175年到公元前140年之间，因而成为在此之前去世的刘贾和陈婴不可能为墓主铁证。

玉棺和变种也是高级诸侯王才能使用的葬具，尤其是玉棺，大云山汉墓发现的这方玉棺是迄今发现的第二个玉棺，因而极具历史价值。黄肠题凑也是高级贵族使用的最高等级的葬具，汉代对于他的使用也

是非常严格的，只有帝王和经过帝王赏赐的诸侯王才能拥有并使用，它使用条状的黄心柏木累积成的，是最高级的葬具。因而经过排除，吴王刘濞和江都王刘非、刘建父子成为最有可能的墓主人。吴王刘濞和江都王刘建都是由于反叛而死，因而不可能得到皇帝赏赐的黄肠题凑和金缕玉衣，因而初步判定它的主人是江都王刘非。

此后又出土了几件对于墓主人的身份具有重要判断作用的文物。其中又写有“江都”字样的封泥，因而可以基本确定他是江都王实用的东西；出土的漆器上有“淖氏”字样，而淖氏又是两代的江都王宠妾，因而可以确定是江都王了。此外出土的带有“二十七年”字样的器物也与江都王刘非在位二十七年相印证，因而可以判定大云山汉墓墓主为江都王刘非。

综上所处，根据出土的带有文字的器物、墓葬形式、葬具可以判定大云山汉墓墓主认为江都王刘非。

篇二：盱眙大云山汉墓趣说

盱眙大云山汉墓趣说应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江苏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李则斌先生之邀， 让我参加中央电视台对盱眙大云山汉墓发掘中有关问题的采访活动。 我搜罗了一 下报刊和网络上发布的有关资料，并检索了相关历史考古资料，觉得由则斌等同 志挖掘的这座大墓甚为有趣。从网上已经公布的材料看， 人们有理由认为大云山汉墓的墓主人其实已大体 上可以确定。盱眙大云山大型汉墓从 2009 年开始正式发掘，发掘工作迄今还在进行中。墓地南距汉代东阳故城遗址约 2000 米，墓地所在的大云山顶区域实际是一 个西汉时期的高级贵族墓园，墓园平面近似正方形，边长为 500 米左右，四面原 先皆有夯土围墙，各墙中部开有门道，这种制度与西安发现的西汉帝陵墓园制度 非常接近，只不过规模小了许多。墓园出土了瓦和瓦当，表明当时墓园内有地面 建筑。在这一墓园内目前共发现 3 座大墓（分别编号为 M1、M2、M8）、武器坑 2 座、车马坑 1 座、陪葬墓 13 座。3 座大墓呈东西走向并列，1 号墓规模最大。 3 墓平面皆呈“中”字形，为大型竖穴岩坑木椁墓，有南北两条墓道，1982 年我 曾参加发掘的高邮神居山西汉广陵王刘胥夫妇墓也为这种形制。 武器坑在墓园东南角，陪葬墓在墓园北部。可惜的是，考古发掘者判断 1 号墓早在东汉晚期即被 盗挖，而 2 号墓于近年被盗，8 号墓几乎遭到毁灭性盗掘。发掘结果证实，1 号墓作为主墓，使用的是“黄肠题凑”葬制，这是一种汉 代帝王专用的葬具，或受天子特赐者方可享用，目前全国已经发现的十多座“黄 肠题凑”墓，墓主人皆为王侯级别，这是江苏省继西汉广陵王刘胥夫妇“黄肠题 凑”墓发现之后的第 3 例，墓主人的身份之高由此可见一斑。在保存状况尚可的 2 号墓中发现金缕玉衣、金镶玉漆棺（1 号墓也使用金缕 玉衣和金镶玉漆棺）等，这是全国迄今发现的第 9 例（？）金缕玉衣，第 3 例金 镶玉漆棺，使用这类随葬品的皆为两汉时期封王级别，墓主人的身份委实惊人。话说到这里，墓主人究竟是谁啊？据网上发表的消息，专家们说可能是西汉 江都王刘非及王后墓。我归纳了一下，理由有三：其一，这座大墓的时代为西汉早期，与刘非生活的年代吻合；其二，墓中出土的一只铜盆上有“江都”二字，应为与西汉江都国相关的用 器；其三，根据墓园布局、墓葬制度、墓葬规模及 2 号墓中出土的“大官寺鼎” （ “大官” “太官” 是皇家才拥有的机构， 即 ， 其主要是掌皇帝膳食及燕享之事，西汉诸侯王封国享有和皇帝一样的制度，号称“制同京师”，所以在封王的

墓中 也会出这种物品）遗物等，是可判定此墓墓主人的身份非西汉封王一级莫属。既然如此，推测其为西汉江都王刘非墓当然是有相当理由的。其实，大云山汉墓的墓主人是谁的问题，有过一阵讨论，大体上被列为怀疑 对象的有西汉早期的荆王刘贾、吴王刘濞、第一代江都王刘非和第二代江都王刘 建以及堂邑侯陈婴等。刘贾原是西汉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的堂兄，在刘邦与项羽的争斗中，他跟着 刘邦东征西战，出生入死，刘邦当上皇帝之后，当然要给他个位置，结果被封为 荆王，这个位置也算是他拿了小命换来的。这“荆国”可是个面积很大的诸侯王 国，辖地有东阳郡、鄣郡、吴郡 3 郡 53 城，可惜的是，刘贾命运不济，汉高祖 十一年（公元前 196 年），淮南王英布谋反，刘贾在与英布叛军的战斗中被杀， 他又没有后代，于是刘邦把刘贾原来的荆国封地改为吴王刘濞的封地，即改荆国 为吴国。刘贾死后，史书中讲他葬于今天的镇江市古楼岗。当然，史书所载与考 古发现经常完全错位，这荆王刘贾也有可能葬到盱眙来，因为那时盱眙这块地方 是东阳郡的地盘，而东阳郡正是属于刘贾荆国的封地，东阳郡治所就在现发掘的 大云山汉墓 2 公里左右处，刘贾死后为何不能葬于此处呢！且慢，由于这大云山汉墓中出现了“江都”等字样，而“江都国”封立是在 公元前 153 年，此时距刘贾被杀已有 40 多年，这样，刘贾就被排除出大云山汉 墓墓主人的可能，因为他断不可能是在死后 40 多年才予下葬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材料是，考古发掘者披露，在大云山 1 号墓中出土了一批 “四铢半两”钱，这牵涉到对西汉早期钱币制度的认识。西汉初年，最流行的钱 是为“半两”，钱币学家认为，汉初国力未强， “半两钱”形体轻薄，状如榆荚， 故有“荚钱”之称。高后吕雉时铸八铢“半两”，径大而肉薄，比之“荚钱”已 有改观。高后时还铸行过“五分”半两。转眼到了汉文帝当政时期，国家财力逐 步恢复，史界有“文景之治”一说，不过，文帝早期，使用的还多为荚钱，大约 在前元五年（公元前 175 年）至孝景帝前元六年（公元前 151 年）这 25 年间， 铸行了新版的“四铢半两”钱（当然也有文帝后元四年、景帝前元四年或中元四 年铸行之说），这种钱有外廓，或有内廓，文字笔划纤细，但也有笔划粗犷者， “半两”二字的横划与肩等长，笔道有波势，展现的是一种亦篆亦隶的气韵，在 考古学家的眼里，这种带有时代风格的钱币具有判别年代的重要价值。由于大云 山 1 号汉墓出土了四铢半两钱，但没有发现汉武帝元狩五年时（公元

前 118 年） 始铸行的“五铢”钱，因此，1 号墓作为主墓，其墓主人的年代可以被卡定为西 汉早期的文、景之世，而且进一步可以确认为是在公元前 175 年（汉文帝前元五 年） 之后， 而荆王刘贾去世距这一时间也已 20 年以上， 为此， 综合各方面资料， 荆王刘贾不是大云山汉墓的墓主人应当可以成为定论。第二个可能的人物是吴王刘濞。这位老兄是汉高祖刘邦的哥哥刘仲的儿子， 其父刘仲先被封为代王，匈奴攻代时他竟然弃国逃走，刘邦将他降格改封为郃阳 侯， 而刘濞则被封为沛侯。 淮南王英布起兵叛乱时， 刘濞年方 20 岁， 血气方刚， 他率军参加了平叛，大破英布军，这时正好荆王刘贾被叛军所杀，于是刘邦就封 刘濞为吴王，吴国的地盘仍和刘贾的荆国一样，为 3 郡 53 城，其地域之广，仅 次于当时的齐国。吴国不仅占地较广，而且境内有海盐和铜矿资源，其实力在汉 初诸侯王中位居前茅，难免行为中就多了一份骄奢之气。话说汉文帝当政时，刘 濞的太子刘贤到都城长安去朝见天子，与文帝的太子刘启一起饮酒斗博，不意在 六博游戏中发生了争执，两位“太子”都是年少气盛，但刘启毕竟在身份上占着 上风，他举起博局砸向刘贤，想不到一下子要了刘贤的性命。这件事对于刘濞而 言真是巨大的打击，自己好端端的一位“革命”接班人竟然在拜会当朝皇帝时死于皇帝儿子之手，心中着实痛苦愤恨，加之他的封国实力雄厚，于是与朝廷对抗 的念头就产生了，正好这一时期朝中大臣有“削藩”之议（如当时吴国即要被削 去豫章、会稽二郡），其目的仍是为了中央政府可以保持权高位重以控制全国的 大局，然而，对各地诸侯王来说，砍削封地不亚于要他们的命，于是多种因素纠 结在一起，公元前 154 年（汉景帝前元三年），吴王刘濞带头联合楚、赵等七国 公开叫板朝廷，举起了叛乱的大旗，这次叛乱最终被周亚夫等效忠朝廷的军事将 领所击败，刘濞也死于非命。在这次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战争中，汉景帝的一位 15 岁的名叫刘非的 儿子表现十分积极，刘非在刘濞叛乱的前一年已被封为汝南王，这时他以汝南王 的身份参战，被汉景帝临时任命为将军，由于他在战场上表现突出，汉景帝在叛 乱平息后就改封他为江都王，而且还赐给他天子用的旌旗，可谓厚爱有加。“江 都国”的封域仍然是原来吴国的地盘。吴王刘濞既是叛军首领，死后当不至于给他使用“黄肠题凑”的帝王葬制， 特别是他死时，虽然四铢“半两”已有铸行，但“江都国”却尚未封立，如果这 墓主人是刘濞与其妻子， 他们的墓中当绝不会出现带 “

江都国” 铭的器物。 为此， 大云山汉墓的墓主人基本上可以排除是吴王刘濞的可能。第三位被怀疑的对象是江都王刘非。他是汉景帝刘启的庶子（景帝共有 13 个儿子，刘非母亲为程姬），“吴、楚七国之乱”平息后，他因战功而被其父自 汝南王改封为江都王， 到汉武帝上台后的元光五年 （公元前 130 年） 匈奴入侵， ， 刘非还上书要求带兵去抗击匈奴，但是战场毕竟不是玩笑之所，汉武帝或念他兄 弟之情而不同意他率兵击胡。《史记》上说刘非“好气力，治宫观，招四方豪杰，骄奢甚”，也是一位喜 欢打仗又很会玩乐的皇室子弟。他在“江都王”的位置上达 27 年。从盱眙大云 山 1 号汉墓的规模看，他有足够的地位、时间、财力和精力来营造这座巨型大墓 （再从出土物观察， 随葬武器坑与刘非参加过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且想北击匈奴的 经历有关； 使用金镶玉棺与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即在河北发现的中山王刘胜的葬具 一样等等）。那么， 刘非的儿子第二代江都王刘建是不是有可能为这座大墓的主人呢？我 们的结论是可能性不大：第一，刘建和他父亲刘非的经历、地位相比大为逊色；第二，刘建在位仅六年余，时间太短，没有条件营造如此大规模的墓园和墓 葬；第三，刘建这个人极荒淫，居心也不良，与淮南王反叛之谋大有瓜葛，所以 他是畏罪自杀的，他死后江都封国即被汉武帝取消，改立为广陵郡，当时是汉武 帝元狩二年（公元前 121 年）。他既是畏罪自杀，天子再大度，也难让他营造如 此大规模、规格高的大墓；第四，刘建死后，江都国被取消而改设广陵郡，原地属东阳郡的今盱眙这一 带也就不再由广陵郡所管辖，刘建的墓葬也就难以葬在今盱眙大云山上了。说大云山 1 号墓的墓主人是第一代江都王刘非，不仅是大云山汉墓出土有 “江都”、“大官寺”等铭款的器物，而且其时东阳一带确属江都国管辖，他有 条件把墓地选择在这里。当然， 话又说回， 刘非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墓地选在封国首府广陵 （今扬州市） 附近， 而要离广陵百里之外的淮河之滨建一个大型墓园呢？这可能也有一些原因， 试做大胆推测。在大云山附近有小云山，小云山是堂邑侯陈婴的家族墓地所在。这陈婴也不 是等闲之辈，他原是秦朝东阳县令史，后响应项羽、项梁号召而投入起义军，楚 王熊心定都盱眙时，陈婴担任了“上柱国”的职位，封赏有五县之地。楚王熊心 被项羽害死后，陈婴改投刘邦。汉王朝建立后，陈婴在汉开国功臣榜上被名列第 86 位，刘邦封他为堂邑（堂邑为今南京六合区）侯，并在楚元王刘交的身边兼 职当了十

二年的丞相。陈婴去世后，汉文帝三年（公元前 177 年），他儿子陈午 袭封堂邑侯， 不仅如此， 这陈午还娶了汉文帝的大女儿刘嫖即馆陶公主做了老婆， 一下子成了皇亲国戚。 有趣的事还在后面， 陈午生了一位美丽的女儿叫 “阿娇” ， 这位阿娇与汉文帝的太子 （刘彻） 生发了恋情， 演绎出了 “金屋藏娇” 的故事来， 陈午因他女儿之故而变成了汉武帝刘彻的岳父。我们想想，刘非作为汉景帝的儿 子，与刘彻是兄弟，刘嫖又是她的姑母，刘嫖平时就与陈午住在东阳城里，在这 么(转 载 于:wWW.smHAida.cOM 海达范文网:大云山汉墓发掘视频)一层密如蛛网的亲戚关系中，刘非把墓地选择在东阳城附近的“大云山”上就 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而且大云山刘非的墓园与小云山陈婴、陈午家族的墓园举 目可望，他们生前同为皇族或国戚，死后也能气息相通，魂魄相守，这岂不是一 件人生美事吧！过去，曾有学者认为仪征庙山汉墓可能是江都王刘非的墓葬，现在看来已无 可能，我倒怀疑庙山汉墓也有可能是为第二代江都王刘建的墓葬。当然，由于大云山汉墓的发掘工作还未结束，更细节的材料也未公布，关于 其墓主人的结论还没到最后敲定的时刻， 我相信考古发掘主持者最后一定会告诉 我们一个真实的故事和确凿的学术结论。1982 年到 1984 年，我曾先后在南京博物院纪仲庆、邹厚本、尤振尧诸先生 的带领下参加过扬州高邮神居山（天山）二号汉墓（西汉广陵王刘胥夫人墓，为 黄肠题凑葬制）、徐州小龟山西汉楚王刘注墓（大型横穴式岩洞墓）发掘及徐州 地区其他的楚王墓的调查，前几年还应朱启新先生之邀，撰写了《帝王陵寝》一 书，所以对西汉帝王陵的话题别有感情。这次感谢李则斌兄给了一个机会，让我 重温汉代帝王陵知识，写下以上这些粗浅的文字，权当茶余饭后笑料，以博朋友 们开心。

篇三：大云山汉墓“诚信”印章的历史文化价值

大云山汉墓“诚信”印章的历史文化价值

作者： [] []

2010年7月，盱眙大云山1号墓中出土一枚双面篆体铜印，制作精美，文字清晰，一面阳刻“诚信”，一面阴刻“信印”。这枚印章一面世就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和猜测，如有人提出，墓主可能是七国之乱的带头大哥刘濞，这枚印章是刘邦在其出任吴国国王时接见他，当面授予他的。刘邦为防止他造反，给了他这枚“安抚专用章”。据《史记·吴王刘濞列传》记载，刘邦封刘濞为吴王后，的确举行了“授印”仪式，并且预言在其死后数十年东南方有人要造反，因此谆谆告诫刘濞不要胡来。不过，刘邦授给刘濞的当是“吴王之玺”，刘濞在七国之乱中被杀后葬在江南丹徒，这是史书有明确记载的事情，因此，1号墓墓主不可能是刘濞，此印章也不可能是什么“安抚专用章”。不过，此枚印章的印文十分独特，有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中国有着丰厚的印章文化，印章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见证着社会的变迁。在秦朝以前，公私印章都称为“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十分霸道地规定只有皇帝的印章才能称为“玺”，其他人的印章一律称为“印”或者“章”。汉承秦制，不过，汉代诸侯国的王与王后的印章也可称为“玺”，如1981年在扬州邗江甘泉山出土的“广陵王玺”是汉代广陵国国王的金印。当然，汉代普通百姓的印章形式丰富多样，印文亦富于变化，最常见的是姓名下加“印”、“印章”、“之印”、“私印”、“信印”、“印信”等字样，也有加“臣”、“妾”等字的。如1975年在天长北岗（在东阳城附近）9号汉墓中出土一枚龟钮铜印，印文为“宋佘信印”，墓主为汉代东阳县的宋佘，“信印”为衬字。再如1991年在天长三角圩1号汉墓中出土了五枚铜印，印文为“桓平私印”、“臣平”、“广陵宦谒”，考古专家推断该墓主人生前为西汉广陵国的谒者属官。据此，大云山1号墓随葬印章上面“信印”二字是汉代印章中常用字，但另一面的“诚信”二字在汉印中却是十分罕见的，暗示着墓主有不同寻常的身份和文化修养。

从形上来看，大云山汉墓1号墓出土的印章属于穿带印，又名“两面印”，为私

印的一种。印体左右有孔，可以穿带，故名。印的上下两面都刻有印文，大都一面刻姓名，一面刻字号，盛行于汉代。如1990年，在东阳小云山1号墓中出土一枚双面铜印，边长1.1厘米，正反面印文分别为“陈何贾”、“陈君孺”，由此可知其主人为载入《史记》、《汉书》的汉代名侠陈君孺，“何贾”为其字号。也有在印文上加“臣”、“信印”等字的，如2002年在在西安市郊区西北政法学院校内20号汉墓中出土2枚双面铜印，一枚印文“张汤”、“张君信印”；另一枚印文“张汤”、“臣汤”，应为墓主之印，墓主为西汉武帝时期有名的酷吏张汤，曾主审包括陈皇后巫蛊案在内的许多政治大案，张汤生活的年代与大云山汉墓墓主的生活年代相同，具有可比性。

从内容来看，大云山汉墓1号墓出的印章又属于吉语箴言印。这类印起于战国而汉代最盛，内容十分丰富，有表现男女爱情内容，如“相念”、“真心”、“益意”等；有讲个人修养的，如“中壹”、“壹心慎事”，强调的是处事专一、谨慎；有表达对安定生活向往的，如“交仁”、“民乐”、“安众”；更多的是对富贵财利、福禄长寿的渴望，如“巨侯千万”、“日就富贵”、“福寿”等等。“诚信”为修身之语，此印章为国内首次发现，内容不同一般。“诚信”的意思是诚实守信，在中国古代，最早将“诚”与“信”连用的是春秋时代齐国名相管仲。他说：“贤者诚信以仁之”（《管子·势》），“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管子·枢言》），认为诚信是凝聚人心、使天下人团结一致的纽带。战国后期思想家荀子也极力倡导“诚信”：“诚信生神，夸诞生惑”（《荀子·不苟》），“诚信如神，夸诞逐魂”（《荀子·致士》）。意思是说，执政者诚实守信，往往可以产生神奇的效果，整个社会也稳定祥和；而如果执政者自身喜欢弄虚作假，那么整个社会就会陷于一片混乱。司马迁以“诚信”赞扬李广，“彼其诚信于士大夫也”（《史记·将军列传》），可见，自春秋到西汉时期，思想家们一直主张“诚信”是政治家的美德。笔者曾著文，推断大云山汉墓的主人为东阳人堂邑侯陈午，其祖父为汉初开国功臣陈婴，史称陈婴“故东阳令史，居县中，素信谨，称为长者”（《史记·项羽本纪》），具有“信谨”的品德，深得百姓的拥戴，被推为起义领袖。“信谨”就是诚信、谨慎，是儒家推崇的美德。陈婴是汉初经刘邦、吕后多次清洗而幸存下来的少数非刘姓诸侯王之一，他的孙子陈午后来又能同汉文帝、窦太后的独生女馆陶公主结婚，窃以为其主要原因不在于门第、权势、钱财，而在其优良的家风和人品。大云山汉墓的主人生活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生前以“诚信”为自己治印也就不难理解了。 ■王泽强

篇四：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园考古发掘收获简介

千秋比肩——汉家公主故乡出土汉代文物展

大云山汉墓位于江苏省盱眙县马坝镇云山村大云山山顶，海拔高程73.6米，西距盱眙县城30公里，南距汉代东阳城遗址1千米，西南与青墩山、小云山汉代贵族墓地相邻。

2009年初，大云山发生了严重盗墓事件。2009年2月至3月，由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对现场进行考古调查与勘探，钻探表明大云山山顶区域存在大型汉墓区。由于现场不断受开山采石破坏，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09年9月至2010年12月，南京博物院对大云山汉墓区进行了全面勘探与抢救性发掘，揭示出一处完整的西汉江都王陵园，出土了大量铜器、金银器、玉器等精美文物，许多文物均为首次发现。

一号墓（M1）位于陵园东南部，发掘前地表留有大型封土堆，由于受近年来开山采石取土的破坏，封土形制已无法了解，但残留的封土直径至少在150米以上。M1墓室结构为黄肠题凑，包括外回廊、题凑、前室、内回廊、后室等部分。尽管受到早期盗墓影响，但上下两层外回廊几乎未受盗扰影响，墓室内共出土了铜器、金银器、玉器、漆木器、陶器等大量精美文物一万余件（套）。

二号墓平面呈“中”字形，与M1东西并列，相距13米，M2偏北5米，两墓封于同一个封土包内。墓室结构由一棺一椁与头厢、足厢构成。头厢主要陪葬漆笥、漆盒等漆器，足厢以随葬车马器为主。尽管受到现代盗扰，但仍出土漆器、铜器、金银器、玉器、陶器等各类文物200余件（套）。其中，玉棺是二号墓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

陪葬墓均位于陵园北部，目前仅发掘了4座（编号M3—M6）。4座墓均为竖穴岩坑木椁墓，平面为长方形或正方形。

陵园内共发现有车马坑2座（K2、K7），兵器坑2座（K3、K6）。

对陪葬坑的发掘均采用保护性发掘的原则，尽量保存现场遗迹。

从墓葬的形制、规格、墓室结构（黄肠题凑）、玉棺玉衣制度、高等级随葬品等诸多方面可以确定一号墓的墓主人身份为西汉诸侯王。再从西汉时期墓葬所属地先后分封的诸侯国看，大云山先后属于刘贾荆国、刘濞吴国、刘非刘建江都国。

由于墓葬中先后出土了刻有“江都宦者容一升重三斤”铭文铜行灯与“江都宦者沐盘十七年受邸”铭文银盘，表明这些随葬品当为江都国时期的手工制品。如此，作为早于江都国存在的荆国刘贾与吴国刘濞首先被排除，墓主人只可能与江都王有关，即墓主人为刘非刘建父子。

通过对墓葬中随葬器物的细致清理，我们已发现含文字材料的器物多件，有“江都食长”封泥、“江都宦者沐盘十七年受邸”银盘、“廿一年南工官造容三升”漆器、“廿二年南工官”漆器、“廿七年二月南工官”耳杯等。《汉书·景十三王传》载“（刘非）二十七年薨，子建嗣”、“（刘建）六年国除，地入于汉，为广陵郡”。由于刘建在位仅六年，刘非在位二十七年，上述所提含纪年文字的器物当均为刘非在位时所做，随葬品的整体时代集中于刘非时期。

其次，“廿七年二月南工官延年大奴固造”纪年材料出于东回廊下层的漆耳杯底部，目前已清理出“廿七年二月南工官大□固造”耳杯近30件。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廿七年二月南工官”耳杯全为明器，不具有实用功能，均为特意给墓主人随葬的手工制品。如此，在刘非死亡的当年（二十七年）专门制作的陪葬明器只可能在刘非的墓葬中使用，而不可能用于刘建墓中。

大云山一号墓的墓主人当为江都易王刘非，大云山汉墓陵园为西汉江都王刘非的陵园。

篇五：考古十大发现

班级：11文博 学号：111204035 姓名：郑阿凯

201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

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地：2011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完成随州叶家山墓地第一阶段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共发现墓葬65座和1座马坑。出土陶、铜、瓷、漆木、玉石等各类质地的文物达739件套，青铜器多达325件。其中，大量西周有铭青铜器和原始瓷器的出土，是本次发掘的一个亮点。从多座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上见有“曾侯”和“曾侯谏”的铭文看，比已知的曾侯乙墓要早500余年。

浙江余杭玉架山史前聚落遗址：发现了由六个相邻的环壕围沟组成的良渚文化完整的聚落遗址，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第一次为我们揭示出了良渚文化社会的一个基本单元。目前已发掘面积近19000平方米，共清理良渚文化墓葬397座、灰坑21座，建筑遗迹10处，出土陶器、石器、玉器等各类文物4000多件。年代上大致贯穿了良渚文化的始终。

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大云山汉墓历时近三年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开挖出一处比较完整的西汉诸侯王陵园。陵园内共发现主墓3座、陪葬墓11座、车马陪葬坑2座、兵器陪葬坑2座、陵园建筑设施等遗迹。陵园外发现了东司马道及陵园外陪葬墓1座。结合文献和出土资料证实一号墓墓主人为西汉第一代江都王刘非，大云山汉墓区为西汉第一代江都王陵园。出土的大量漆器、玉器、铜器、金银器等精美文物，尤其是编钟、编磬、玉棺、金缕玉衣等极为罕见，学术研究意义重大。

辽宁建昌东大杖子战国墓地：目前已发现墓葬137座，已发掘43座，出土各类遗物近千件，包括大量燕式仿铜陶礼器。墓地年代上限为战国早中期，下限为战国晚期。推测该墓地的墓葬总数在200座墓以上。出土了具有东北土著文化特色的金柄套曲刃青铜短剑，以及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铜戈祖型的双胡铜戈等，说明这是一处在辽宁乃至东北地区前所未见的等级很高且完整保存下来的战国墓地，对研究公元前三至五世纪前后东北以至北方地区有关民族的活动、燕文化与东北以及东北亚古代民族的融合过程、燕秦汉统辖东北地区的历史背景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福建漳平奇和洞遗址：福建奇和洞洞穴遗址位于漳平市象湖镇灶头村东北，遗迹包括旧石器时代晚期人工石铺活动面、灰坑等，新石器时代早期房址、灶、火塘、柱洞、灰坑等。遗址的年代为距今17000年—7000年，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的洞穴遗址，也是目前福建省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代表了福建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土著文化，填补了福建乃至中国东南区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阶段的空白。

河南郑州老奶奶庙旧石器时代遗址：开挖面积50平方米，发现3000多件石制品、12000多件动物骨骼及碎片、20余处用火遗迹，以及多层叠压、连续分布的古人类居住面。新发现确切证明，早在距今3万—5万年前中原地区已有繁荣的旧石器文化与复杂的栖居形态。晚更新世人类在这一地区繁衍生存的辉煌历史，不但是探讨中华文明之源的重要资料，而且更进一步展现出多项与现代人行为密切相关的新文化特征。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窟顶北魏辽金佛教寺院遗址：在云冈窟顶一区和二区连续两年的发掘，发现两处北魏至辽金的佛教寺院遗址。该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和器物时代属北魏至辽金。

两处寺院遗址的发现，有助于了解北魏云冈寺院的结构、布局和规模，印证了《水经注》描写云冈石窟当年“山堂水殿，烟寺相望”的气象。

内蒙古通辽哈民史前聚落遗址：哈民聚落遗址位于通辽市科左中旗的舍伯吐镇，总面积10万余平方米，是考古工作者在北纬43°以北区域内，首次大面积发掘保存完整的史前聚落遗址。发掘过程中，清理出因失火坍塌的房址，还有保存相当完整的房屋木构架痕迹，以及触目惊心的大批非正常死亡人骨的罹难场所。它凝固了史前历史瞬间所保留的原生状态。可确定为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哈民文化”。

四川宜宾石柱地遗址：石柱地遗址位于宜宾市屏山县楼东乡田坝村，分布面积约10万平方米，共清理新石器、商周、战国秦汉、明清各时期遗迹800多个，采集了大量土样、炭样、动植物标本，出土有大量陶器、铜器、铁器、石器等。遗址分布面积之大、文化堆积丰富、时代跨度时间较长，在川西南乃至金沙江流域是首次发现。

山东京杭大运河七级码头、土桥闸与南旺分水枢纽遗址：七级码头遗址的发掘，发现一座台阶式大码头，与古街、商铺相结合，再现运河繁华风貌。对运河船闸的构筑方式、结构布局、功能和营运状况有了深入了解。南旺分水枢纽工程考古，对南旺段运河河道设施、引汶济运工程设施的结构、布局以及大运河河水的平衡调节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福建漳平奇和洞遗址

奇和洞遗址位于福建漳平市象湖镇灶头村东北4公里，西南距漳平市区42公里。遗址发现于2008年12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龙岩地区的洞穴专题调查。2009—2011年，福建博物院、龙岩市文化与出版局和漳平市博物馆组成发掘队，对该遗址进行三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120平方米。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相关专家参与古人类学及古环境研究，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考古专业参与淀粉颗粒分析研究。2011年5月，福建博物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龙岩市文化与出版局和漳平市人民政府五家单位联合签署了《关于合作开展福建奇和洞及相关遗址考古研究项目协议》。经考古发掘和初步研究表明，奇和洞为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初、早期过渡的洞穴遗址。发掘区主要集中在洞口大厅的北侧及洞外岩棚，文化堆积层连续，保存较好。

文化层堆积及其年代

从上到下共分9层：①层属现代层，黄褐色土夹灰白色石灰层。②层为黑色黏土层，局部夹杂块状褐色土，结构疏松，含少量粗砂及磨圆度较高的细砾，其中包含有螺壳、瓦片、酱釉瓷片、青花瓷片和零星烧土等。③层可分③A、③B和③C层，均呈东高西低之坡状。③A层，深褐色砂质黏土，结构较疏松，含大量夹砂陶片、动物牙齿和骨骼以及少量磨制石器；③B层，灰褐色黏土，结构疏松，包含物基本同上层；③C层：土色类似于③B层，但粘性较大，陶片明显异于③A、③B层，磨制石器极少，且动物骨骼和螺壳等已甚少见。④层，

即灰烬钙板层，呈灰黄色，结构紧实，局部因含水而松软，且钙板层主要见于探方中部，向北部逐渐尖灭，向南渐呈断续状。⑤层呈棕褐色砂质黏土，含砂量少，黏性大，夹杂大量红烧土颗粒和钙板结核块粒，出土少量夹砂黑陶片、大量石片及石核、石锤、石块等，动物骨骼及牙齿明显少于(③C)层。⑥层，深棕褐色砂质黏土，结构较紧实，其间密集分布四层打制石片，分别为⑥a、⑥b、⑥c、⑥d，似为多次在较短时间内间隔而形成的小层，应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在该区加工石器所形成的堆积层。⑦层为旧石器时代人工铺就的鹅卵石石铺活动面，其间夹杂大量青灰色砂土，面上有少量石制品。⑧、⑨均为河流冲、洪相沉积，属晚更新世晚-末期自然堆积层。

根据考古发掘的层位关系以及相关层位的20多个测年数据表明：洞口探方的文化堆积层自下而上可分为三个史前阶段：即⑦-⑥层为旧石器时代末期文化层，含人工活动面遗迹、打制石器及少量哺乳动物化石（距今17000—12000年前）；⑤-③C层为新石器时代初期文化层，含人类头骨、磨制石器、磨制骨器、陶器、艺术饰品和伴生动物群（距今约12000—9000年前）；③B-③A层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层，发现有人类居住面遗迹、人类头骨、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磨制骨器、艺术饰品、陶器及伴生动物群（距今约9000—7000年前）。此外，在奇和洞支洞内调查发现的晚更新世早-中期哺乳动物群化石，其年代较早（约距今6--10万年前）。

遗 迹

包括灰坑、沟、房址、柱洞、火膛、灶和鹅卵石石铺地面等。

灰坑13个：分属于不同时期，大部分开口于②层下，少量开口于③C和⑥a层下，形状多为不规则圆形或椭圆形。填土一般为黑灰色黏土或灰褐色砂质黏土，晚期灰坑包含少量青瓷片、螺壳、烧土粒、炭粒等。早期灰坑包含有少量动物遗骨和石块，以及细碎的陶片。

房基2座：F1位于T2、T3的①层下，打破②层，为明代建筑残迹，残留3层基石和由红砂土平整铺垫的活动面。F2位于T2、T3的③B层下，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残留有11个柱洞和居住面，并发现木骨泥墙的残块。柱洞的做法是，先在居住面上挖圆形柱坑，在柱坑内置木柱子，而后在其周边用黑灰色砂质黏土敷住压实。居住面主要也是由红砂及烧土平整填垫而成，并发现有一个灶。

火膛3个：火膛2开口于④层下，呈不规则方形，斜直壁，平底，堆积主要为红烧土和黏土质砂，包含石片，石块，螺壳和少量碎骨等。火膛1、3均开口于⑤层下，近圆形，斜直壁，近平底，深灰色土，夹杂大量红、灰烧土颗粒，结构疏松，呈坑状堆积，包含大量木灰烬，少量夹砂灰陶片、钙结核及石片、断块等。

石铺地面3处：T1③B层下的石铺地面略呈圆形，边缘为黑、黄色黏土羼杂的火烧硬面，结构致密、坚硬；其西部有数块排列有序的大石块，似属人工有意放置。故该处应是洞内居民的聚集活动场所，其东北部有一烧火堆遗迹。T2⑦层的石铺地面，应为人工搬运河滩磨圆度较高的鹅卵石铺垫而成，间杂大量青灰色细砂，结构致密、坚硬。地面中间略高于两边，且南部边缘发现一排水沟。T5⑤层下石铺地面位于洞外北面2号无名洞洞口，往洞内延伸，

揭露面积约5平方米，全部为河卵石铺就，面上填沙。

包括陶器、石器、骨器、艺术饰品及动物牙齿和骨骼等。

陶器：多为夹砂陶，以灰褐陶为主，灰黄、红褐陶次之，少量灰黑、灰白陶。火候较低，质地疏松。多属素面，部分轻微磨光；斜向或交错绳纹次之；少量刻划纹、锯齿纹、戳点纹、波浪纹、弦纹、压印纹、指甲纹、曲折纹和镂孔装饰；另有部分方格纹与弦纹，锯齿纹、戳点纹及压印纹，波浪纹与附加堆纹等组合纹饰，多位于器物颈和口沿部位；刻划和镂孔仅在极个别陶器中出现。可辨器形有：釜、罐、盆（碗）、钵、盘等。

石制品类型丰富，有石核、石片、断块、石锤、石砧、砍砸器、刮削器、石球、砺石等，并出有磨制较精美的石锛、石斧、石刀、石凿、石网坠等。

骨器有骨锥、骨匕、骨刀、管状器、鱼钩、尖刃器和打制骨片器等，多采用哺乳动物管状骨或肋骨加工而成。

艺术饰品有由砂岩砾石磨制的鱼形雕刻钻孔佩饰件和由动物管状骨截取的骨管，反映当时人类已具备较高的制作工艺水平和审美情趣。

陆生动物以哺乳动物种类最多，计有南蝠、蹄蝠，菊头蝠、白腹管鼻蝠、鼠耳蝠、鼯鼠、黑鼠、林姬鼠、岩松鼠、小家鼠、竹鼠、豪猪、犬、普通狐狸、赤狐、副獾、松貂、艾鼬、青鼬、黄鼬、黄腹鼬、鼬獾、小猪、野猪、水鹿、獐、小麂、山羊和猕猴；水生动物如螺类、蚌类、龟、鳖、蟹类、鱼骨以及少量鸟禽类骨骼等。

奇和洞出土的遗物——石斧

初步认识

福建奇和洞洞穴遗址中的遗迹包括旧石器时代晚期人工石铺活动面、灰坑等，新石器时代早期房址、灶、火塘、柱洞、灰坑等。遗物包括人骨、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陶器、骨器、动物化石、煤矸石、动物骨骼、螺壳等。

奇和洞遗址的发现是福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和考古工作的一项重大突破。

奇和洞遗址地层连续、清楚，纵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乃至历史时代。遗存丰富多样，包括史前人骨化石、哺乳动物化石、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骨器、陶器、煤矸石和疑似旧石器时代晚期居住面、新石器时代早期建筑遗迹。同时还从地层和遗物上提取了可供后续分析的微体植物化石。这些发现不仅填补了福建乃至中国东南区域史前文化的空白，而且对探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期间人类技术发展与生计模式的转变；对研究远古人群在该地区的体质演化和生存状态；对分析海峡两岸古人群的迁徙、交流和文化关系；对探索农业起源、陶器起源和早期燃煤历史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因而其研究潜力也是巨大的，对福建、对中国、东南亚乃至世界范围的考古研究，都是一处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的科学文化资源。

目前初步整理研究，有以下几点认识：

1、根据洞口所布探方已揭露出的文化堆积层分析，时代从旧石器末期一直延续到新石器初、早期（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年代测定从距今17000至7000年前）。以往我国虽然曾发

现过不少旧石器时代末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但像奇和洞遗址这样具有跨越新、旧石器时代连续堆积的遗址却极少。虽然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人类文明发生重大变化已有定论，但对于从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的确切时间还存在不同见解，倘若能够找到一处遗址不仅在地层上具有连续性，而且在出土器物上同样具有明确的叠压关系的证据，对上述问题的解决无疑能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据，奇和洞遗址恰好具备解决这一国际性关注的学术课题之条件。

2、文化内涵极富地域特色。遗址出土的器物组合为釜、罐、盆、钵、盘等；口沿处部分有压印条纹、锯齿纹、放射线篦纹，以锯齿纹、戳点纹、压印条纹及放射线篦纹组合最具特色，还有绳纹、戳点纹、曲折纹等。石器有石锛、石斧、砺石、凹石、石坯、石球、石刀、石锤、石砧、石凿、凹石、石网坠、砍砸器和磨制小石器等生产工具。⑥层出土的打制石器与台湾长滨旧石器时代文化中的石制品，在制作水平、制作风格都具有更多的可比性。奇和洞出土的陶片纹饰相似于平潭壳丘头及台湾大坌坑等遗址，但时代上早于上述遗址。该遗址应是福建地区新石器时代土著文化最早的代表之一，对探讨闽台史前文化渊源关系极具意义。

3、奇和洞揭露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居住面，表明早在距今12000年前，人类已经开始了在奇和洞定居，并从事采集和狩猎生活，遗留下大量烧石、烧土、烧骨、灰烬等遗存。其中动物遗骨包括脊椎动物中的哺乳类、鸟类、龟鳖类和鱼类，以及无脊椎动物中的多种螺、蚌类等，对于研究当时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能力、末次冰期以来福建以至华南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过程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4、遗址出土的3具人类颅骨和部分肢骨，分别出自③A层和③C层，前者出土一具幼年个体头骨，较破碎；后者是两具较完整的成年个体头骨，他们代表两个时期生活在奇和洞内的居民，将为探讨由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转换时期人类体质进化、南北方人种差异等问题提供新的资料和证据。

奇和洞遗址地层连续、清楚，碳14测年数据与文化特征表明：遗址的年代为距今17000~7000年，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的洞穴遗址，也是目前福建省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奇和洞遗址的发现是福建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一项重要发现，也是近年东南沿海地区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该遗址代表了福建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土著文化，对分析海峡两岸古人群的迁徙和文化交流以及对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等课题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奇和洞遗址的发现，不仅填补了福建乃至中国东南区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阶段的空白，为探讨新旧石器过渡阶段人类体质演化、生计模式转变、技术发展等提供了珍贵而翔实的材料。对探索农业起源、陶器起源和早期燃煤历史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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