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帮1977年恢复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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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1977年恢复高考始末20090218★
1977年恢复高考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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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com 2008年10月14日 11:58 进入复兴论坛 来源：人民网
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是１９７７年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后作出的一个重大决策。这个重大决策，是“文化大革命”后科教领域拨乱反正的开端，也是实行全面拨乱反正的突破口，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恢复高考的酝酿过程
恢复高考的决策，是邓小平在１９７７年８月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拍板确定的。但是，关于恢复高考的一些想法，早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就开始酝酿了。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即被废止。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９年，我国大陆所有大专院校均停止招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学教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高等教育全面瘫痪，高等院校名存实亡。１９７０年，为落实毛泽东“大学还是要办的”，“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部分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１９７１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规定：高等学校恢复招收新生，招收初中毕业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的工农兵学员。
从１９７０年到１９７６年，按照“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原则，全国招收工农兵学员共７届９４万人。由于废除了招生考试，工农兵学员的文化程度差别很大。据１９７２年５月北京市１１所高校的调查，在校学员入学前文化程度：初中以上的占２０％，初中的占６０％，相当于小学程度的占２０％。吉林大学、吉林医科大学、吉林工业大学等６所高校对１９７６年入学新生文化测验的结果是，达到高中程度的不到２０％，初中程度的占５０％，其余的３０％只有小学程度。让这些文化程度差别很大的工农兵学员同时在一个教室里上课，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为改变单纯依靠群众推荐录取工农兵学员的招生方式，尽可能提高大学教学质量，周恩来曾提出过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的设想。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１４日，他在会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时说：“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这个设想被指责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而未能实行。
１９７５年，邓小平领导开展全面整顿，在多次谈话中对改变当时的大学招生方法和提高教学质量问题发表意见。他说：“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他要求教育部搞一个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并说，“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邓小平当时主张，搞一些试点，通过考试直接从高中生中选拔一批优秀学生到大学深造。他明确提出“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子弟。”同时，他还提出“军队办一所科技大学，招高中生。”遗憾的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很快发生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的这些正确主张没能得到实施。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教育改革怎么搞，大学怎样办，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而此时，人才匮乏已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最大制约。１９７７年５月，尚未复出工作的邓小平就尖锐地指出：“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２０年。科研人员美国有１２０万，苏联９０万，我们只有２０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７月，他在同长沙工学院临时党委负责人谈话时又指出：“我们国家６０年代和国际上差距还比较小，７０年代差距就比较大了。”“科学技术人员，这些年接不上茬，十年啦。”为此，邓小平主动请缨，郑重地向中央提出分管科技、教育工作的请求。此时，邓小平对于教育工作，包括恢复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等，已经有了一些比较成熟的考虑了。
１９７７年，在正式决策恢复高考前，邓小平关于科技和教育问题有过多次谈话。其中重要的
有：５月１２日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李昌的谈话；５月２４日同王震、邓力群的谈话；７月２３日同长沙工学院临时党委负责人张文峰、高勇的谈话；７月２９日和８月１日同方毅、刘西尧的谈话等。在上述谈话中，邓小平就尽快改变“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高等学校招收工农兵学员制度和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问题，提出了两点重要意见。
第一，高等学校招生要恢复文化考试制度。
高等学校招生要不要恢复文化考试，并以此作为录取新生的主要标准？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态度十分鲜明。５月２４日，他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说：“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７月２３日，在同张文峰、高勇谈话时明确指出：“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我算个大人物吧！我的子女考不合格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７月２９日，在听取方毅、刘西尧汇报工作时，他再次强调：“要坚持考试制度，尤其是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对此要有鲜明的态度”。８月１日，当得知时任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的蒋南翔向教育部提出，希望能够允许天津市在１９７７年大学招生时直接在应届高中生中挑选一些学生参加考试时，邓小平当即表示赞赏与支持：“就是要敢想敢讲，不要吞吞吐吐。要提倡实事求是。”
第二，提倡高等学校招生“两条腿”走路，允许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
高等学校只招收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的知识青年，高中毕业生不能直接上大学，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此，邓小平持否定态度。７月２３日在同张文峰、高勇谈话时，邓小平指出：“教育要两条腿走路，要有重点。大学要从工农兵中招生，重点学校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７月２９日，他在听取方毅、刘西尧汇报工作时指出：“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在中小学完成了劳动任务，为什么还要集中搞两年劳动？”８月１日，他在听取方毅、刘西尧汇报工作时指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总的目标是尽快地培养一批人出来。”“科技大学由科学院包下来，直接招生，军队院校由军队包。”“一年准备，从明年开始两条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特别是理工科。开学时间统一到秋季好。”
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邓小平最初的设想是，１９７７年用一年的时间做准备，１９７８年正式恢复高考，生源一半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一半来自社会，然后逐步走向正规。然而，形势发展很快，在邓小平复出工作后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期间，恢复高考的决策提前确定和实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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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高考的决策过程
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抓科学和教育工作的一个大动作。 １９７７年７月２１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闭幕，邓小平正式复出工作。７月２９日，邓小平在听取方毅、刘西尧等汇报时提出，他近期要主持召开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请科学院和教育部“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按照邓小平的要求，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分别在科学院系统和高等院校找人，确定了一个３３人的与会者名单。他们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吴文俊，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马大猷、助理研究员郝柏林，化学研究所研究员钱人元，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邹承鲁，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文裕，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童第周，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张文佑，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叶笃正，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黄秉维，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王守武，计算技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高庆狮、许孔时，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汪猷，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究员严东生，长春光机研究所研究员王大珩，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金善宝，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黄家驷，北京大学教授周培源、沈克琦，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何东昌、副教授潘际銮，复旦大学教授苏步青，上海交大教师吴健中，南开大学教授杨石先，天津大学教授史绍熙，吉林大学教授唐敖庆，南京大学教师苗永宽，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西安交大动力二系主任程遒晋，华北农大教授沈其益，中山医学院讲师宗永生，中国科技大学助教温元凯。其中年龄最大的是８２岁的小麦育种专家金善宝，最小的是３１岁的化学键理论研究者温元凯。
８月４日至８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当时条件最好的北京饭店举行。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李昌、武衡、童大林，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李琦、李琦涛以及受邓小平指示帮助教育部起草给中央的教育工作汇报提纲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等出席座谈会。邓小平自始至终亲自主持座谈会。
这是一个畅所欲言的座谈会。没有事先准备好的长篇报告、讲话，５天全部是自由发言。邓小平开宗明义：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意见。题目就是科研怎么才能搞得更快些更好些，教育怎么才能合乎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包括学制、教材、教员的来源、办学的方针、具体措施、有什么想法，征求同志们的意见。方法，就是想说什么说什么，发言可长可短，讲一次二次可以，十次都可以，插话都可以。自由一点，什么话都可讲。这里没有棍子。要消灭棍子。三个公司，钢铁公司、帽子公司、还有鞋子公司，都丢掉。
在邓小平的引导下，大家的议题很快从揭批“四人帮”破坏科学教育的罪行转到为振兴科学教育献计献策方面。而提高教学质量、改革招生制度，成为其中的主要话题之一。
此时，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刚刚结束，已经形成了《关于１９７７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这个《意见》较以往有三点突破：一是明确规定普通高校招生一般要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二是决定试招应届高中毕业生４０００到１００００人直接上大学；三是强调重视文化程度，对考生要进行文化考查。但是，招生工作总的原则依然是沿袭“文化大革命”中确定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１６字方针。８月４日，教育部的《意见》报送国务院。
邓小平最初是“同意今年的招生基本上还按原来的办法”的，因为在他的设想中，恢复高考需要一年的准备时间。在座谈会上，邓小平阐述了他的想法：“从明年开始执行新的教育制度。今年做准备，学制、教材、教师、学生来源、招生制度、考试制度、考核制度等都要确定下来，都要搞好。搞好后就不要经常变动了。”他真诚地询问专家：“用一年时间准备行不行？要按提高的标准重新编教材，要合乎现代化的要求，不能尽是些陈旧的东西。首先在重点大学试用，然后推广。还有教师的选择、调配，教学方法的准备。考试制度这一套也要研究好。从明年开始招生。”
邓小平的真诚感动了与会专家，启发了大家的思路。许多学者连夜赶写发言提纲，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８月６日，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发言，提出必须立即改进大学招生办法，引发了热烈讨论。
查全性慷慨陈辞，抨击了现行招生制度的四个严重弊病：一、埋没了人才，大批热爱科学，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而某些不爱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却占据了招生名额；二、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一些人不是靠考分，而是靠“权”上大学；三、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愈演愈烈。今年的招生还没开始，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了。制度不改，“走后门”不正之风刹不住；四、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的教与学的积极性。现在连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查全性强调，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大学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其原因一是中小学生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他呼吁：一定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
查全性的发言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吴文俊、王大珩、邹承鲁、汪猷、温元凯等纷纷发言，赞同查全性意见，建议党中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一个大的改革，宁可今年招生晚两个月。他们说，如果不实行高考，今年又要按推荐的办法招来２０多万人，好多不合适的，浪费就大了。
专家们的一致意见使邓小平受到很大震动。他问坐在身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刘西尧说，推迟招生，还来得及。邓小平听了，当场决断：“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选拔上来，又不要引起波动。”“今年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学生要符合要求。”
一个重大决策就这样确定了。
８月８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结束时的讲话中再次明确宣布：“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结束后，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教育部很快报送了《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决定将高等学校和中专推迟到第四季度招生，录取新生次年２月底前入学，推迟３个月（包括寒假）。８月１８日，邓小平将这份报告批送党中央主席、副主席：“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当天，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均圈阅同意。
自８月１３日起，教育部在北京再次召开１９７７年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各省、市、自治区文教办或教育局和招生办公室的负责人，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少数高等学校的代表共８０余人参加了会议。由于当时正在举行党的十一大，“两个凡是”思想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在要不要废止群众推荐，恢复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制度，以及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前１７年教育路线等问题上，与会人员分歧很大，争论不休。结果会期一拖再拖，从仲夏到中秋，总是议而不决。对此，有人专门写了一首打油诗：“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纭难编排，虽说东风强有力，玉（育）门紧闭吹不开。”
关键时刻，邓小平又说话表态了。９月１９日，他召集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雍文涛、李琦等人谈话，严肃提出：“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自己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报告中央。教育方面的问题成堆，必须理出个头绪来。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他明确指示：招生会议要尽快结束。招生文件继续修改，尽可能简化，早点搞出来。“总之，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 邓小平“９·１９”谈话掷地有声。几天后，招生工作会议结束，新的招生文件基本定稿。 １０月３日，邓小平将刘西尧报送的教育部《〈关于１９７７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和教育部代拟的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１９７７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批示稿等文件批送华国锋：“此事较急，请审阅后，批印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１〕一并讨论”。华国锋旋即批示汪东兴将上述文件印送中央政治局各同志。
１０月５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教育部《关于１９７７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出席全国招生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１０月７日，邓小平在教育部修改后的《意见》上批示：“我看可以。华主席、剑英、先念、东兴、方毅同志核示，退教育部办。”当天，华国锋等圈阅同意。１０月１２日，国务院转发了《关于１９７７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从１９７７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
至此，恢复高考的决策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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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高考决策中几个重大政策问题的处理
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既不是对“文革”前的高考制度的简单重复，也不仅仅是恢复文化考试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百废待兴的时代背景下，恢复高考这个决策，事关社会走向，事关十年积压的几千万知识青年的出路、前途和命运，其中的许多政策问题，牵一发而动全局。在决策恢复高考的过程中，邓小平从尽快培养人才的大局出发，千方百计为广大知识青年获得上大学的机会排忧解难。他果断地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的错误做法，拨乱反正，指导正确地处理了几个重大的政策问题。
（一）改变录取比例，扩大招生范围，为广大的社会知识青年上大学创造条件。
恢复高考，本来有特定的含义，主要指的是恢复应届高中毕业生升学考试制度。所以，最初邓小平拍板决策恢复高考时说的也是“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但是，十年积压的数千万社会知识青年怎么办？他们应该占多大的录取比例？这是个政策问题。９月５日，刘西尧向邓小平提交的一份书面报告中提到，正在进行的全国招生工作会议上，绝大多数同志认为既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中招生，又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生是正确的。因为招生涉及到城乡知识青年和应届高中毕业生３０００万人，招生办法又涉及一些方针政策问题，需要考虑周到，以防对当前工农业生产产生不利影响和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引起波动。第二天，邓小平将刘西尧的报告批送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并附信说：“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国务院转发的教育部《关于１９７７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符合条件的均可报考。录取比例，应届高中毕业生占省、市、自治区招生总数的２０％―３０％。招生范围和录取比例的改变，为十年积压的广大社会知识青年通过平等竞争上大学深造创造了条件。
对社会知识青年考大学的政策，邓小平想得十分周到。比如，当科教工作座谈会上有人建议把过去招生的１６字方针改为“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时，就说：１６个字的建议比较好，“但第二句有点问题，比如考生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领导脾气坏一些，不同意报考怎么办？我取四分之三，不要这一句。”所以，后来确定的招生方针中就取消了“单位同意”这一条。
（二）放宽招生年龄、婚姻限制，为“老三届”学生特别是大龄下乡知识青年上大学制定特殊政策。
对于“老三届”学生这一在特定年代形成的特殊群体，邓小平十分关心。１９７７年５月２４日，他在同王震、邓力群的谈话中就明确提出，要采取特殊政策通过严格考试从１９６６、１９６７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拔学生上大学。在科教工作座谈会上，他又两次谈到下乡知青的报考问题。８月４日，邓小平指出：“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不要定什么名额，这样的人有多少就选多少，可以在名额之外。今年来不及，就从明年开始，大学可以直接从高中招生，也包括从社会上招好的青年。”８月６日他又再次强调：“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选拔上来，又不要引起波动。”正是在邓小平的关怀下，高考破例为大龄知识青年开了绿灯。国务院转发的教育部《关于１９７７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特别规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３０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１９６６、１９６７两届高中毕业生）。”１９７８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文件明确规定年龄可放宽到３０岁，取消了其他限制。所以，在１９７７级、１９７８级两届大学生中，年龄、经历差别很大，夫妻同校、师生同读的现象不少。 国务院转发的教育部《关于１９７７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还有一条特殊规定：工龄到一定年限的可以带工资读书。这条规定，为那些已结婚生子、拖家带口的大龄学生解除了后顾之忧。
（三）修改繁琐的政审条件，实行择优录取。
以审查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审查，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学校录取工农兵学员的主要依据。一项政审，曾断送了多少有为青年的读书路。受“文革”影响，１９７７年教育部最初起草的恢复高考的招生工作文件中，对录取的政治条件规定得依然很细，罗列了许多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政治挂帅”派生出来的“左”的条条框框。邓小平对此十分不满。９月１９日，他对教育部负责人提出严肃批评，指出：“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写得很难懂，太繁琐。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最后形成的１９７７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文件规定：招生
篇二：1977年恢复高考：一个国家和一代人的拐点
1977年恢复高考：一个国家和一代人的拐点
导读：1977年，邓小平一锤定音，作出恢复高考的重大决策，关闭了11年之久的高考大门再次打开，全国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中国莘莘学子的命运因此发生重大改变。在今年高考帷幕即将拉开之际，重拾那段被人渐渐淡忘的历史记忆，开启我们饮水思源之旅??
十年内乱，教育革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大学的门似乎是紧闭的。1970年，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要从有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于是北大、清华开始恢复试行招生。招生对象是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农兵，招生办法为“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1972年，周恩来提出要恢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考大学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背景下，他的意见没能施行，大批有志于深造的青年人被关在校门之外。面对我国教育事业受到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出现的人才青黄不接的严重局面。1977年5月，邓小平曾痛心疾首地说:
一、恢复高考的关键性会议
1977年6月29日，教育部在太原召开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与会者声讨“四人帮”，批判“白卷英雄”，但是，在讨论到最主要的议题时却举步维艰。那时，高等教育领域的上空仍笼罩着两片阴云: “七二一道路”、“两个估计”，这都是毛泽东亲自批示或点过头的。于是，会上提出招生办法依然沿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而稍许进步的地方表现在：除招“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外，在应届高中毕业生中试招4000-10000人，不足计划招生数的2-5%。而且试招的高中毕业生也以政治条件为选拔的主要标准。由此，形成的招生方案于8月4日上报中央。
在太原招生会议结束后的7月16-21日举行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和他的一切职务。邓小平复出后立即自请分管教育。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着手办恢复工作后的第一件事，即召集30多位科学家、教育家开座谈会，对恢复高考的重大决策是一次关键性会议。在座谈会上，邓小平认真倾听了科学家们谈论高等教育令人不满和焦虑的现状。8月6日，会议讨论的重点转移到高校招生问题上。在此之前，教育部已在太原召开的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形成的“群众推荐”的招生方案，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对，纷纷揭露这种办法的弊病，并主张立即恢复高考。其中，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现中科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
在下午的发言中强烈呼吁，从今年就改进招生办法，再也不能忽视新生质量了。
在查全性发言时，邓小平插话问在场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高考招生还来不来得及改？” 查全性赶紧插话说，还来得及，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要不然又会误招20多万不合格的学生，浪费可就大了。接着，他又问刘西尧:“报告送出去没有?”“今天上午刚送出去。”“那还来得及追回来。”邓小平略沉吟后，一锤定音:“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刘西尧说今年来不及了，招生会议开过了。邓小平说，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重新召开一次招生会议就是了。
查全性的讲话大约15分钟左右，包括邓小平插话表态，直到最后的拍板，整个过程也就是20分钟。可以说，恢复高考的决定，是小平同志主持的这次科教座谈会的压轴戏，査全性成为面谏邓小平恢复高考的第一人。这次座谈会就在高潮当中结束。恢复高考的重大决策就这样确定了。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结束时的讲话中再次明确宣布：“今年就要下定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二、历时44天的第二次高校招生工作会议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教育部在北京饭店（后来移师友谊宾馆）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一年之内召开两次高校招生会，这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它还是建国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马拉松”式会议，历时44天。会议期间，邓小平于9月19日召见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尖锐批评教育部思想不解放。谈到招生问题时，他如是说：
邓小平对招生具体工作抓得极细，他亲自看招生文件草稿，亲笔修改招生对象条件。招生文件初稿对政审规定得繁杂琐细，邓小平批评“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写得很难懂，太繁琐”。他指示修改:“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而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由于第二次招生会议迟至9月底才结束，所拟文件还有待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之后还有层层传达部署、筹备组织等大量实际工作要做，所以决定把1977年招生工作推迟到年底进行，本拟恢复秋季入学的77级新生，也只能延至1978年春季始业。
三、高校招生终于恢复统一考试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恢复高考的问题。10月12日，国务院转发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招生恢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制度。至此，施行7年之久的“群众推荐”制被废除。
当时，人们都注意到，在报考条件中附加了一小段虽不显眼却关系重大的文字:“另外，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年、1967年两届高中毕业生)。” 报考条件中附加的这一小段文字，“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找回了高考的机会。1968年底，全部在校的1966一1968年6届中学生统统毕业，大部分上山下乡，小部分进厂，失去了高考的机会。这些后来被称为“老三
篇三：1977年高考
1977年高考：一次空前的招生考试
（厦门大学 刘海峰）
摘 要：1977年的高考，不仅是许多人命运的转折点，而且成为一个国家与时代的拐点。该年8月科教工作座谈会上一些专家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只是邓小平决意恢复高考的诱固。恢复高考最主要的因素是邓小平高瞻远瞩，力挽狂澜。1977年的高考是中国历史上最特别、最壮观的一次高考，也是是空前的。恢复高考意义重大而深远，中国的现代化征程，中国教育的复苏，当代中国的崛起，几乎都以恢复高考为出发的原点，由此中国社会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关键词：高考；招生；恢复高考
1977年恢复高考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招生考试史的新纪元，也是中国教育史的新纪元，一直以来都是人们谈论和回忆的一个话题，高考改革也一直牵动着全社会的神经。
许多事物深埋在岁月中便成了尘土，有的东西深埋在岁月中却成了琥珀。除了高考，很少有哪个教育活动会长久吸引举国民众的广泛关注，很少有哪个历史事件过了30年就会引发无数的回忆和感慨。这是因为高考是一个万众瞩目、影响重大的教育考试制度，而1977年恢复高考，是“文革”后拨乱反正开创新局的分水岭，是弃旧图新的标志，因而被一些论者看成是个人和民族的“诺曼底登陆”，[1]是“中国青年的复活节”??确实，1977年的高考，不仅是许多人命运的转折点，而且成为一个国家与时代的拐点。它是一段值得珍藏的历史，是一种历久弥新的记忆，是一个永留史册的传奇。
一、突破坚冰的举措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以后，开始终结持续十年的混乱状况，社会要逐渐走向正轨，要使中国的人才培养重新走上正常的轨道，必定要有一个合理的人才选拔机制。而恢复高考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因此高考迟早会恢复。但在1977年恢复，则是必然中的偶然，与邓小平的英明决断密切相关。
现在人们才了解到，1977年8月4-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江西厅，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召集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每会必到的邓小平在一旁安静地听，既不引导大家往哪方面谈，也不对别人的发言表态。8月6日下午，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说，大学的学生来源参差不齐，没法上课，必须废除群众推荐、领导批准那一套，恢复高考招生，凭真才实学上大学。在会上，查全性还指出当时招生制度的四大弊端：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助长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他建议：从今年开始就改进招生办法：“一定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2]
听完查全性的一番言论，邓小平没有表态，他环视四座问道：“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见在座的吴文俊、王大珩等科学家纷纷表示赞同，他又问当年恢复高考是否来得及。一些代表说来得及，于是邓小平最后表态：“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 查全性的发言是引发邓小平表态的重要契机。据当时高教司司长刘道玉的回忆：
会议已进行三天了，来自武汉大学的一位代表一直没有发言。我向这位代表建议说：“代表们的确讲了很多意见，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讲，那就是由迟群一伙在北京两校推行的‘十六字’招生方针??因此，希望你明天就集中讲这个问题，明确提出推倒‘十六字’方针。”[3]所谓“十六字”方针就是“文革”后期推荐工农兵到大学的基本原则：“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刘道玉提到的那位“来自武汉大学的一位代表”就是查全性。 但查全性对此的回忆却与刘道玉有所不同，他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对于当年那一重大事件的回忆为：“发言之前，我没有和任何人商量讲什么，也没有任何人建议我怎么讲。我
估计，虽然个人有点风险，但风险也不大。其实，我知道大家心里对这些事的看法基本是一样的。我讲的这些内容其实也并没有什么新奇，大家都是这么想。”[4]两位参与者的回忆明显有出入。 不仅如此，参加此次会议的温元凯又有另一种说法：“我就说高考制度要改革，并提出了十六个字的高考恢复的方案。这十六个字叫做‘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没想到邓小平听完我发言后当场讲，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我们大家都一愣，什么叫四分之三。邓小平说，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邓小平做了决定以后，我们所有的代表，包括人民大会堂端水的女孩子都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鼓掌了整整五分钟。8月8日，邓小平做了总结性发言。”[5]
历史才过去30年，许多当年参加会议的专家都还健在，对这次会议的重要细节已出现不少互相矛盾的回忆。可见历史需要进行复原。其实，科教工作座谈会上一些专家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只是邓小平决意恢复高考的诱因。应该说，在科教工作座谈会之前，邓小平已经有意要恢复高考了。在1975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时，就有重振教育的举措和想法。在 1977年5月24日与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邓小平便说：“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6]这句话已表明有恢复高考的含义。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自告奋勇”分管科技和教育，1977年7月29日，在听取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和教育部部长刘西尧汇报时，邓小平便说：“最近准备开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有几个问题要提出来考虑：第一，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第二，要坚持考试制度，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对此要有明确的态度。第三，要搞个汇报提纲，提出方针、政策、措施。教育与科研两者关系很密切，要狠抓，要从教育抓起，要有具体措施，否则就是放空炮。”[7]可见1977年8月科教工作座谈会，便是借机提出恢复高考、实现其设想的一个场合，而决定恢复高考，则是邓小平抓教育的“具体措施”。
遵照邓小平的指示，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在北京重新召开了1977年第二次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由于还受“两个凡是”的束缚，一些人对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等持反对态度，教育部主要负责人也表现出消极的态度，以至于会议久拖不决。 9月19日，邓小平找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明确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关于恢复高考，邓小平批评道：“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写得很难懂，太繁琐。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8]9月21日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后，形势出现转机，招生工作会议在9月25日顺利结束。
9月30日，教育部呈送恢复高考的报告。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至此，高考从制度上正式恢复。过去，高校招生原来是“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恢复高考后改为：(1)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名；(2)具有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才可以报名，而且必须通过大学入学考试；(3)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表现，破除唯“成分论”；(4)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
实际报考和录取时，虽然各地执行政策的情况不一，但大部分地区是做到自由报考的，许多知识青年及其家庭通过1977年的高考得到了翻身的机会。因此，1977年的高考，是文化基础较好而家庭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的解放日，是渴求知识但没有背景和关系的学子的盛大节日。 回顾30年前的那段历史，可以看出，恢复高考最主要的因素是邓小平高瞻远瞩，力挽狂澜。邓小平顺应历史潮流，敢于推动时代前进车轮，其个人与恢复高考，兼有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的因素。在“文化大革命”还未否定、“两个凡是”大行其道的时期，恢复高考确实是一个突
破坚冰的重大举措，需要有过人的胆识和谋略。否则高考不是中断11年，而将是中断12年或更长几年。
二、空前的考试
1977年10月21日，恢复高考的消息正式公布，像秋天里的一声惊雷，唤醒了千万个中国青年沉睡的梦。经历过多年的中断和推荐上大学后，突然间，广大知识青年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不再操决于他人，不再由出身和关系来决定，而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通过公平竞争来决定，确实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特大喜讯。
1997年的冬天无疑是中国教育史的春天。从 1977年10月21日正式宣布恢复高考，到12月中旬真正进行高考，所有准备高考的考生和家长都有种兴奋莫名的情绪，许多家庭都有两个以上的子女准备同时参加高考，全民都在议论恢复高考这件事，整个社会的神经都被高考所牵动。每个中学都为自己的各届毕业生辅导备考，每一场辅导课都挤满了听众，每一个精于辅导的老师都十分受人尊敬，每一个善于答题(尤其是数学题)的备考者都受到人们的钦佩。大家都有一种兴奋、好奇、期待、憧憬的心理。经历过11年的中断，谁都不知道真正的高考会是什么样。虽然大家明白各高校招生人数不多，但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招生数字，谁都觉得自己有可能考上，谁都觉得自己不见得考得上。当时绝大多数人确实都是抱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心情进入考场的。
1977年的高考是中国历史上最特别、最壮观的一次高考。十年耽误和积压，一朝汇聚和喷涌。大家通常说“文革”10年，但一般人很少注意到高考并不是停废10年，而是中断了11年。因此，77年的高考是从66届到77届12个年级的学生一起竞争，如果加上当时允许部分78届优秀高中生提前参加高考，实际上77年有13个年级的人才一同走人考场。
这是一种空前绝后的场景。与考者经历五花八门，年龄差距大，不仅有许多兄弟、姐妹、师生同考的情况，还有叔侄同考、夫妻同考的现象。当时能步人考场者，都带着一种兴奋、好奇，以及些许紧张的心情，还有感到一种神圣的感觉。77年考风淳朴，考场绝少人想作弊。当年在吉林监考的老师裴先生说：“当时没有一个打小抄的。考试结束后，也没有一个说话的，大家都带着神圣的表情离开考场。”[9]当然， 1977年高考在河北省故城县，还是发生了为县委书记女儿进行的集体舞弊。不过，总体而言，77年高考的考风还是非常好的。77年高考激动人心的情形，甚至在考后一段等待的时间里都还在延续。
在中国高考史上，1977年高考有几点是空前绝后或独一无二的：
一是录取率最低、竞争最激烈。起初预计报考者有可能达到二千多万人，原定计划招生207人，录取率是1％。[10]后来不少省市采取了地区初试，结果这一年全国最后实际考生数为570万人。后来经邓小平提议，国家计委、教育部决定扩大招生，经过扩招本科2．3万人，各类大专班4万人，共扩招6．3万人，扩招比例达29．3％，最后录取了272971人，按考生比例算为21：1，录取率为4．8％。这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
二是有的省区选取一个县，先行举办了恢复高考的试点。如广西便在1977年11月，在百色举行了恢复高考的试点考试。”[11]是在高考中断多年之后，大家对高考已十分陌生，为总结经验，在省区选取一个县进行试点,以便全省正式高考时借鉴。
三是由省市自治区组织考试、地区组织评卷。按当年的招生办法，是考生自愿报名、省市统一考试、地市初选上报、高校择优录取。2004年以后，也实行部分省市分省命题，但都是全省统一评卷，而1977年的高考，由于时间来不及，则是各地区组织评卷。
四是各省考试时间不一。文件规定当年的“招生推迟到第四季度进行”，并未确定具体时间。高考的准备工作非常紧张，各省市都按倒计时来安排命题和印制试卷等工作。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许多省的命题场所和物资都是取具临时，考试时间也不相同，但多数还是在12月中旬。如北京是在12月10-11日，上海为12月11—12日，福建是12月16—17日，黑龙江则是12月17-18日。如有加试外语者，再参加第三天上午的考试。
五是冬季考试、春季入学。这是中国高考史上唯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高考。原来《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1977年的新生于明年2月底以前入学。”但大多数省市快马加鞭准备和实施高考和录取，也未能赶在2月底以前入学，结果多数高校实际上是在1978年的3月初入学。
六是录取结束后临时决定扩招，匆忙复办了许多专科学校，并开始招收走读生。1978年和后来某些年份也有扩招的举措，但1977级的扩招特别匆忙，以至于许多复办的师专没有校舍，临时寄在师范学校开学，甚至借用小学的教室来上课。如福建龙岩师专 77级新生在1978年5月初才人学，便借用龙岩东街小学的教室上课。二三十岁的青年大学生，使用低矮的小学课桌椅听课，也是中国高教史上少有的奇观。
三、知识改变命运
1977年是一个划时代的年份。恢复高考是一次真正意义的革命，其影响远大于创立高考的影响，所以2002年高考制度建立50周年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纪念，而2007年恢复高考30周年却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如果要大家举出“文革”后31年来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最为重大的事件，恢复高考无疑会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选项之一。[12]
这场不同寻常的考试，不仅改变了27万人的命运轨迹，而且改变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进方向。恢复高考荡涤了“读书无用论”、“唯成份论”的浊流，为百废待兴的中国大地吹来了第一阵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风。从此，“高考”一词以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并影响了我们社会进程的方方面面。其意义重大而深远，中国的现代化征程，中国教育的复苏，当代中国的崛起，几乎都以恢复高考为出发的原点，由此中国社会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凡是参加那场考试的人，都是一个伟大开端的见证人。有的当年考生回忆说：“高考重新给了一代人以竞争的机会，它是我们国家恢复竞争活力的源头，当5707~满身风尘、满怀喜悦的考生从四面八方、从10亿人中间涌向考场的时候，这个民族的血脉重新开始流通，而我们77级高考人和时代的脉搏在一起，构成她坚韧有力的律动。”“虽然大多数人注定会是失败者，但对于我们这批人来说。考试结果并不是惟一，它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在很多人心目中，考试本身就已经是给予被遗忘十年的他们的补偿了，能得到这个参与公平竞争的机会己足以让他们对社会、对命运感激不尽。”[13]
机遇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积聚十三届的考生、荒废十年的学业、一个多月的备考时间，使许多报考者犹豫、徘徊，甚至在数学科开考后就放弃。能够参加正式的高考，能够坚持到最后就不简单。而能够脱颖而出者，通常都是原有基础较好，或者较有毅力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强者和勇者。除了智力因素以外，更多的是非智力因素在起作用。“文革”期间坚持读书者不全是最聪明者，更多的是喜欢读书者、有信念者。知识改变命运，在恢复高考的当年体现得特别明显。 考上大学，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生的重大转折，尤其是对上山下乡的知青而言，终于走进梦寐以求的大学殿堂，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好似鱼跃龙门。这批从3000万被耽误了青春的人中突围而出、久处知识饥渴状态的77级大学生都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看到过去无法借到的书籍，就像饿虎扑食般地享受知识盛宴。这批年龄差异较大、多数经历过上山下乡磨炼的大学生明白命运之神对他们格外眷顾，历史给了他们非常好的机遇，他们中的多数人对邓小平、对国家和社会也有一颗感恩的心。在特殊历史时期、在学期间形成的顽强拼搏、刻苦向上的精神，影响了他们的一生。加上这一群体较有自信，其中许多人也具有为国家民族勇攀科学文化高峰的使命感，报效国家的使命感也特别强烈。
77级以及后来的78级大学生，多数都是从社会走过来的，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大学生中成份最复杂、年龄跨度最大的一群。他们作为恢复高考的受惠者和幸运儿，在学习氛围特别好的时代里成长历练，毕业后填补百废待兴时巨大的人才空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后来他们则成为改革开放的推动者和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此后，通过一次次高考，选拔出千百万合格的
学生，经过培养造就，许多人已成为社会各界的骨干。中国近二十余年来的经济起飞，追源溯流，与高考制度的恢复和不断改革密不可分。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历史不一定会记得77级大学生具体个人的功名与成就，但一定会记得“新三级学人”整个群体的命运与作为；历史不见得会记得每一年的高考，但永远会记得1977年的高考。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高校招生考试改革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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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阎阳生．两代人的高考故事[N]．生活时报，2005—11—04．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in 1977:
An Unprecedented One in the History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in China
Liu Haifeng
(Center for Study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Abstract: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in 1977 was not only 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fate of many people, but also a turning point for a country and an era. In august 1977, that some experts proposed to resume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on a science and education work symposium was only the incentive factor for Deng Xiaoping to resume it.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for Deng Xiaoping to make final great decision to restor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was his long- range vision and courage to reform,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in 1977 in China was the most special and spectacular one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There were som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it. Resumption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has great influence on development of China. It wa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the recovery of China's education and the rise of contemporary China. Because of ~his, Chinese society and history entered a brand new era.
Key words: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university enrollment, resumption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1977年高考：冬日里谱写的春天故事
篇四：1977年恢复高考 一个国家和一代人的拐点
1977年恢复高考：一个国家和一代人的拐点
2015/6/5
来源：中国改革信息库
导读：1977年，邓小平一锤定音，作出恢复高考的重大决策，关闭了11年之久的高考大门再次打开，全国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中国莘莘学子的命运因此发生重大改变。在今年高考帷幕即将拉开之际，重拾那段被人渐渐淡忘的历史记忆，开启我们饮水思源之旅??
十年内乱，教育革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大学的门似乎是紧闭的。1970年，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要从有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于是北大、清华开始恢复试行招生。招生对象是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农兵，招生办法为“自愿报名，群
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1972年，周恩来提出要恢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考大学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背景下，他的意见没能施行，大批有志于深造的青年人被关在校门之外。面对我国教育事业受到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出现的人才青黄不接的严重局面。1977年5月，邓小平曾痛心疾首地说
:
一、恢复高考的关键性会议
1977年6月29日，教育部在太原召开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与会者声讨“四人帮”，批判“白卷英雄”，但是，在讨论到最主要的议题时却举步维艰。那时，高等教育领域的上空仍笼罩着两片阴云: “七二一道路”、“两个估计”，这都是毛泽东亲自批示或点过头的。于是，会上提出招生办法依然沿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而稍许进步的地方表现在：除招“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外，在应届高
中毕业生中试招4000-10000人，不足计划招生数的2-5%。而且试招的高中毕业生也以政治条件为选拔的主要标准。由此，形成的招生方案于8月4日上报中央。
在太原招生会议结束后的7月16-21日举行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和他的一切职务。邓小平复出后立即自请分管教育。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着手办恢复工作后的第一件事，即召集30多位科学家、教育家开座谈会，对恢复高考的重大决策是一次关键性会议。在座谈会上，邓小平认真倾听了科学家们谈论高等教育令人不满和焦虑的现状。8月6日，会议讨论的重点转移到高校招生问题上。在此之前，教育部已在太原召开的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形成的“群众推荐”的招生方案，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对，纷纷揭露这种办法的弊病，并主张立即恢复高考。其中，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现中科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在下午的发言中强烈呼吁，从今年就改进招生办法，再也不能忽视新生质量了。
在查全性发言时，邓小平插话问在场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高考招生还来不来得及改？” 查全性赶紧插话说，还来得及，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要不然又会误招20多万不合格的学生，浪费可就大了。接着，他又问刘西尧:“报告送出去没有?”“今天上午刚送出去。”“那还来得及追回来。”邓小平略沉吟后，一锤定音:“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刘西尧说今年来不及了，招生会议开过了。邓小平说，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重新召开一次招生会议就是了。
查全性的讲话大约15分钟左右，包括邓小平插话表态，直到最后的拍板，整个过程也就是20分钟。可以说，恢复高考的决定，是小平同志主持的这次科教座谈会的压轴戏，査全性成为面谏邓小平恢复高考的第一人。这次座谈会就在高潮当中结束。恢复高考的重大决策就这样确定了。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结束时的讲
话中再次明确宣布：“今年就要下定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篇五：1977年邓小平关于恢复高考的讲话和批示选载
1977年邓小平关于恢复高考的讲话和批示选载
（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一月）
编者按：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是1977年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之后，中共中央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它是“文革”后恢复和建立新的教育秩序的开端。这个决策的实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今年是恢复高考制度30周年，我们从文献的角度，编辑了邓小平1977年5月至11月关于恢复高考的一组讲话、谈话和批示，并配发一篇题为《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的署名文章，以飨读者。选发的邓小平文稿，除部分内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外，大多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抓科研就要抓教育。抓教育，关键在中学，中学又以小学教育为基础。中小学现在接不上茬，十年没有好好上课，数理化不行，外文也不懂。多数中学教师水平不高。因此，要抓好重点小学、重点中学，要不然就跟不上。要加强教师的配备。普及高中没有解决水平问题，不考试怎么行？要重新审定大中小学的教材。过去大学学制太长，教材繁琐，没有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学校要抓重点，配人也要抓重点。全国二十多万科技人员中，不适合搞研究工作的，可以调出，分配到重点中学、大学当教员，有的可以两边兼。年纪大些，搞科研不行的，可去办好一个中学，带一批人出来。现在能教书、有水平的人不够，要把好的人才放到学校去。要提高他们的政治待遇和物质待遇。当教员是光荣的，当科研人员也是光荣的。搞科研要注意培养人。前年设想，军队办一所科技大学，招高中生。大学，包括专科大学，有二十来个办好就不错。
———1977年5月12日同方毅①、李昌②的谈话
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做起，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
———1977年5月24日同王震③、邓力群④的谈话
① 方毅，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② 李昌，当时为中国科学院负责人之一。
③ 王震，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④ 邓力群，当时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
为了应急，应付现在青黄不接的状况，在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高中毕业的学生中采取自愿报名、严格考试、硬性抽调吸收进大学的办法，培养一批人才，这种意见好。现在要提出问题，提出任务，大家想办法。
———1977年5月24日同王震、邓力群的谈话
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我算个大人物吧！我的子女考不合格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
———1977年7月23日同张文峰、高勇① 的谈话
一九七五年教育战线的整顿搞不动，我就想让军队带头，在军队搞一所国防科技大学，从高中直接招生。现在看来还不够，还应当发展。教育要两条腿走路，要有重点。大学要从工农兵中招生，重点学校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基础是数、理、化、外语，从小就可以学ＡＢＣ。要搞电化教学，也可以用幻灯、录音。好教员讲课录音下来，其他教员辅导。
———1977年7月23日同张文峰、高勇的谈话
有几个问题要提出来考虑：第一，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在中小学完成了劳动任务，为什么还要集中搞两年劳动？第二，要坚持考试制度，尤其是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对此要有鲜明的态度。第三，要搞个汇报提纲，提出方针、政策、措施。教育与科研两者关系很密切，要狠抓，要从教育抓起，要有具体措施，否则就是放空炮。
———1977年7月29日听取方毅、刘西尧② 等汇报时的谈话
同意今年的招生基本上还按原来的办法。一年准备，从明年开始两条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特别是理工科。开学时间统一到秋季好。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总的目标是尽快地培养一批人出来。今年先过渡一下。有人建议今年把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五年入学，学了一两年的大学生，选一部分到大学进修一至两年。这样可能来得比较快。有些人是愿意回来的。研究生也可以招过去大学读过一两年的大学生。凡是过去处理不当的，有点基础的，可以放到大学，也可以直接放到科学院，成为今年大学招生的重点，当然年龄可能大一点。北大、清华可以按照老办法招一点学生，但不要多，搞个专门班。科技大学招生今年就开始，不受限制。
根本大计是要从教育着手，从小学抓起，否则赶超就变成了一句空话。重点大中小学校，数量不能太少。现在教师缺乏，企业也要抓，比如鞍钢。要办几十个小学，几个重点中学，重点大学从中选拔好的。企业办学校，教师好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就要抓。科技大学由科学院包下来，直接招生，军队院校由军队包。这些重点大学实行双重领导，以省市为主。各个部门也要抓一批重点大学，比如北京钢铁学院，冶金部就要直接过问。教育部对于重点大学要亲自过问。现在要立即着手指定重点大学、中学、小学。两条腿走路，但要有重点。重点大学就是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生。归根到底，还是要把小学、中学办好，这样大学就有希望了。
———1977年8月1日同方毅、刘西尧的谈话
① 张文峰、高勇，当时分别任长沙工学院临时党委正、副书记。 ② 刘西尧，当时任教育部部长。
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不要定什么名额，这样的人有多少就选多少，可以在名额之外。今年来不及，就从明年开始，大学可以直接从高中招生，也包括从社会上招好的青年。还要保留现在工农兵进大学的办法，在重点大学开一两个班进行比较。重点应该放在直接从高中招生这个方面。大学要办得活一点。有些青年成绩好，没毕业就可以当研究生。好的班也可以全班转入研究生。过几年后，大学要重点培养研究生。这样做，研究人员成长得快。这是个方针问题。这样出人才会快些。我相信中国人聪明，会大量出人才的。我们太落后了。我们自己要谦虚一点，说老实话，吹不得牛。
———1977年8月4日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①上的插话
如何提高大中小学教师的水平？大家提到大学的有些内容可以放到中学去讲，中学的有些内容可以放到小学去讲，这样不管是大学、中学还是小学的教师，水平就不行了。假如按新的课程，就有一批教师不合格，大家考虑到底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教材要加深，合格教师就更缺乏了。是否先解决重点大学，再解决一批重点中学
用一年时间准备行不行？要按提高的标准重新编教材，要合乎现代化的要求，不能尽是些陈旧的东西。首先在重点大学试用，然后推广。还有教师的选择、调配，教学方法的准备。考试制度这一套也要研究好。从明年开始招生。
———1977年8月5日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
小学是否要普遍六岁入学？这要研究。过去七岁入学，中学毕业十六七岁，有的升学，升不了学的也可以就业，参加劳动，当工人、农民。绝大多数是到各行各业去。大学只有那么多，全国一年高中毕业生有几百万人，进大学的才二三十万。重点大学应当从高中直接招生。学生的劳动可在中小学完成。城市的学生也要到农村去帮助夏收、秋收，重点是到工厂。劳动多少时间也要研究。如果劳动时间太久了，学的东西就会忘记了。过去是中学毕业后至少劳动两年以上才能升大学，结果中学学的东西都丢了，与大学所学的东西衔接不起来。这是个损失，至少对重点大学来说是这样。大中小学学制各以几年为宜，要好好研究一下。要照顾到同时毕业。有的年限长一点的，可以进研究生班。毕业时间要统一，好分配。要恢复到统一招生、统一分配。如果普遍这样做不行，至少重点大学要先这样做，避免浪费。培养一个大学生要一万多元钱。
从明年开始执行新的教育制度。今年做准备，学制、教材、教师、学生来源、招生制度、考试制度、考核制度等都要确定下来，都要搞好。搞好后就不要经常变动了。当然小改也还是可能的，逐步做到统一。
去年不是批我们“三套马车”的意见吗？我现在仍主张搞“三套马车”：一个是配备党委书记，多半是外行，但对科学教育事业要热心，当然找到内行更好；一个是管业务的，这应当是内行；再一个是管后勤的，即后勤部长。我愿意给你们当总后勤部长。科学院党委在一定意义上讲要成为一个后勤部，教育部也要兼后勤部。条件没有，资料没有，又不努力创造条件，科研怎么能搞上去？搞好生活管理也很重要。
―――1977年8月6日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
① 这次座谈会是邓小平召集的，1977年8月4日至8日在北京召开，共邀请33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
改变现行招生办法，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① 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选拔上来，又不要引起波动。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过去允许自报三个志愿，到学校后再分专业。如果来得及就从今年开始改，不要耽误。招生十六字方针可以改一改嘛！改成“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十六个字的建议比较好，但第二句有点问题，比如考生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领导脾气坏一些，不同意报考怎么办？我取四分之三，不要这一句。今年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学生要符合要求。现在青年中想升大学的多，主要是有些不合格。要考试。选拔研究生也要考试。大学招生不管是从哪条路子来的，都要确保质量。
―――1977年8月6日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
重点学校应以搞基础理论教学为主，创造新的条件，培养学得比较深、水平比较高的科研人才。一般大学招的学生水平可能低一些，教学内容应有所不同，出的人才普通一些，但也可能出些尖子。教育部要抓好重点学校，其他的放手让地方上抓。重点学校太少了，要再增加一些，不要只是那几个著名的大学，好多专业院校也应当列为重点学校，要有相当的数量，不然研究人员来源太少。现在办得不算好的学校要加强，搞几条腿走路。所谓半工半读，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七二一大学是这样做的，一般的大学一半工一半学习不行。重点大学有限度地参加一些劳动，对思想、对身体都好，但要安排适当比例，不能过多，更不能一半对一半，不然就耽误了时间。要以学为主。重点大学不要提半工半读。劳动占多少时间？政治学习占多少时间？业务学习百分之八十的时间够不够？要具体研究安排。要有界限，不然下边不好办。
―――1977年8月6日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
教育还是要两条腿走路。就高等教育来说，大专院校是一条腿，各种半工半读的和业余的大学是一条腿，两条腿走路。在大专院校中先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院校。重点院校除了教育部要有以外，各省、市、自治区和各个业务部门也要有一点。
―――1977年8月8日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① 指1977年8月初教育部报送国务院的《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意见规定，1977年大学招生办法仍按照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确定的“自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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