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帮民国第一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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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民国大劫案
民国大劫案
1923年5月6日，津浦铁路临城车站附近，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大劫案，劫的是京沪特别快车，掳的英、美、法、意大利、墨西哥的几十名洋人，还有几十名华人。
为此事件，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大肆攻击污蔑，扬言要出兵干涉，共管津浦铁路，并向北洋政府勒索巨款，北洋政府被列强政府的震怒吓得惶惶然、纷纷然。内阁总理下令停止一切国务，处理此案，营救洋人，并为此案撤了山东督军田中玉、兖州镇守使何锋钰的职。
劫车者是自称“山东建国自治军五路联军”的一支鲁南地方武装，首领叫孙美瑶，他们以抱犊崮为根据地，几年来已发展几千人马。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赋税繁重，鲁南又连年大旱，于是饥民四起，有的为谋生计，聚居山里，常以绑架富户人质勒索赎金为手段，维持生活。原峄县白庄（今枣庄市山亭区付庄乡白庄）人孙美珠，出身于富家大族，是清末秀才，善于结交。其族叔孙桂枝早于1917年（民国六年）拉起一支队伍占山为王。山东督军警备对说孙美珠私通土匪，要捉拿孙美珠治罪。孙美珠走投无路，变卖了10亩地，购来一支驳壳抢，同其弟孙美瑶一起，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名，拉起一支拥有12支枪的队伍。
后来，他们感到这样只图一时痛快不行，“必须设法联合众家兄弟，仿效梁山，聚盟起誓、申明纪律，劫富济贫，将来方能成大事。”于是孙美珠和孙桂枝商量，借抱犊崮南
麓下十河村安清帮头目宋昭玺摆设香堂之际，聚会各路首领共商大计。
盟会由孙桂枝主持，入会首领有抱犊崮山区及苏北一带数十人。会上由孙桂枝起草了《十项宣言》，提出“抗击官府，劫富济贫”的口号，规定各路队伍一律称“连队”。联合起来统一行动。
当年秋天，他们二、三千人联合起来攻打了运河岸边的地主董天秋，大获全胜。联合起来人多势众，他们不再勒索中小地主，而转向远近闻名的大豪绅。他们打过费县的左公保，进过曲阜的孔府，到民国八、九年间，孙美珠、孙美瑶所部发展到700多人，500多条枪，孙美珠为人忠厚，慷慨好义，与各路首领结为好友，遂成为抱犊崮山区各路连队的中心人物。
到1920年（民国九年），抱犊崮山区各路队伍发展到4000多人。这引起了北洋政府的注意，遂成立苏鲁豫皖剿匪总司令部，调集大批军队进行围剿。为了对付北洋军阀的进剿，各路连队首领于1920年清明节在峄、滕费边界的金龙洞（又叫金銮殿）召开会议，拟定了建军方案，将各路连队改编为五路，队伍定名为“山东建国自治军五路联军”。孙美珠为总司令，孙美瑶为副总司令，统帅全军。
建军以后扩大了活动范围，加强了与外地队伍的联系，主要对付北洋直系军阀的围剿，打击胶济、津浦、陇海三线的大土豪劣绅，他们沿用拉票勒赎的方式，搞到钱粮就充军饷，购枪弹、扩大武装。1922年旧历七月初五，他们奇袭了
临沂西边的付家庄，劫持了富户68人，绑架了该庄最大的财主赵荣廷，获赎款21万元。这本是一次很大的胜利，但就在他们劫持付家庄的同时，军阀吴锡九部乘虚进入孙美珠的家乡白庄烧杀掳掠。孙美珠大为恼火，亲率部队攻打驻守在西集的吴锡九部，但因行动不统一，造成孙美珠一路孤军深入，孙美珠被西集红枪会员打死。军阀乘自治军主帅新亡之机，于八月初联合梁丘一带的红枪会和临沂的军阀，在抱犊崮西北云崮、老妈子山及老头子山一带摆开战场，企图一举消灭孙部五路联军。自治军推举孙美瑶为总司令，指挥战斗。经过三天激战，自治军伤亡170余人，击退了军阀的包围。
临沂付家庄的赵荣廷被赎释回之后，怀疑附近的军阀部队五旅李森部与自治军有联系，就联络临沂全县士绅，向山东督军田中玉控告李森“通匪”。田中玉大怒，命令李森围剿自治军，声言“要是拿不下抱犊崮，就军法从事。”李森立即调遣附近各路兵力共5000人，于1923年春围剿抱犊崮。官军采取的是步步为营、长期围困的战术。抱犊崮山顶仅有
三、四十亩的地方，驻着大批士兵和自治军家属，还有部分票俘，虽然粮食足够吃三年，但吃水成了大问题。众首领决定主力部队突围出动去打外围。主力一走，官军更缩紧了包围圈。到旧历三月底，山顶七、八百人，两个18米见方的水池仅剩下7寸水，外围部队打了几次冲锋仍无济于事。大总管孙桂枝命所有年轻力壮突围下山，老弱残疾、随军家属及票客300来人留在山上。
值此危急之际，孙美瑶“金銮殿”召开紧急会议，与众首领共商退敌解围之策。正当大家意见纷纭之时，孙美松从上海回来，带来了上海联络站负责人张聘卿的情报和计策：由浦口开往天津的第二次特别快车（俗称蓝钢车），上面常坐有洋人，只要抓到洋人，就不怕抱犊崮不撤兵。多数首领认为此计可行，孙美瑶于是决定，部队南移，准备劫车！
1923年（民国十二年）5月6日凌晨2时50分，孙美瑶率所部在沙沟和临城车站之间姬庄附
临城劫车的消息传到济南，山东督军田中玉大惊，急令兖州镇守使兼第六混成旅何锋钰部开赴抱犊崮山区围剿。同时电告苏、豫、皖各省督军及各镇守使，请求合力协剿。自治军孙美瑶等立即发出通告：倘若田中玉继续追击，就立即“将西票撕掉！”驻华各国公使团为之震惊，他们向北洋政府提出，迅速中止军事行动，以免激怒孙美瑶。5月8日，他们又向北洋政府国务院、交通部、外交部提出抗议，要求在短期内救出被绑架的外国乘客，并赔偿其损失，严惩肇事地方文武官员，保障外人今后的安全。军阀政府立即电令山东督军田中玉，让他停止对抱犊崮的围剿。
北洋军阀政府一面应诺外国驻华公使以谈判方式和平解决，一面派陆军部梁上栋偕同外国武官团14人到枣庄督剿自治军，调集正规军和各种地方部队，拉开约500里的包围
圈，将孙美瑶部团团围住，直、苏两省也各派一混成旅前来助剿。孙美瑶部号称八千子弟，实有武器不过四、五千，但他们手中握有“西票”，军阀部队与之相持半个多月，也不敢贸然进犯。
在各国公使团的要求下。北洋政府只好以解围和放票为双方条件，与孙美瑶进行谈判。并请出美国人安迪生作调解人，同自治军老管家孙桂枝互换保证书，双方达成协议，自治军把所有票客释放，官兵撤围。政府招编自治军3000人，付军饷85000元。自此，“山东建国自治军”改编为“山东新编旅”，孙美瑶任旅长。令其撤离抱犊崮山区，到郭里集一带驻防。
1923年12月19日，在山东督理郑士琦的指使下。兖州镇守使张培荣同枣庄执法营务处处长吴开章，在枣庄煤矿中兴公司设下“鸿门宴”，以“怙恶不悛”、“野性难驯”、“抗命不遵”等罪名，将孙美瑶即席枪决。所属新编旅士兵缴枪后发给“免死证”，由官方押送回原籍。轰动世界的民国第一大案至此宣告终结，演绎了20世纪的新水浒悲剧。
临案发生后，引起了中外知名人士的关注，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马琳、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著名文学家鲁迅等人纷纷发表文章和谈话，揭露事情的本质，申明自己的立场。著名女作家冰心则视抱犊崮如梁山伯，对劫案予以赞扬，她在文章中写道：“过泰安以后，〃〃〃〃〃〃我忽然忆起临城劫车的事,知道快到抱犊崮了,我切愿一见。我这时心中只憧憬着梁山伯，武松、林冲、鲁智
篇二：民国第一杀手”的锄奸真相
“民国第一杀手”的锄奸真相
对日备战时期，爱国青年针对高层政要的暗杀行动，此起彼伏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史称“局部抗战期”。此一时期，当局对外不断调整外交策略；对内致力于军备、财政之整顿，其总体政略，可概括为“以对日有底线之妥协换取备战时间”。①
但此种政略，既不能对外公开宣传，更难为民意所理解。故此一时期，民间针对“亲日”高层政要的刺杀案，此起彼伏。自蒋介石而下，如宋子文、汪精卫、张群等辈，均曾遭受乃至多次遭受刺客暗杀。其中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如下三者：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遇刺（1935年11月）、外交部次长唐有壬被杀（1935年12月）、蒋介石智囊杨永泰被杀（1936年10月）。
毫无疑问，具体执行上述暗杀的刺客，均满怀爱国之心，不惜身死。如孙凤鸣向汪精卫开枪后（第一刺杀目标其实是蒋介石，但蒋未出现），即“服下大量鸦片丸，已濒临死亡”，抢救回来后受审，被问及幕后主使，仍“不置一词，只说他不懂党派，作为一个中国人，杀卖国贼是良心主使。”②刺杀唐有壬的凶手刘镇南、裘积玉等人，也都是“报国有心，苦于无门的热血方刚的爱国者”。③刺杀杨永泰的凶手谭戎轩，则在被捕受审时“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奉中央党部的命令杀汉奸?”，军统审讯的结果，判断“凶杀一定受人愚弄”，换言之，认可谭戎轩此举乃是源自爱国情切。④
显然，作为最基层的暗杀执行者，上述诸人，并不了解他们所刺杀的“卖国贼”，在“亲日”的表象之下，同时也是诸多积极对日备战政策的推动者与执行者。譬如，杨永泰虽然对中日交战前景心存悲观，但自蒋介石确定以四川为“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之后——1935年10月，蒋在成都公开演讲：“现在要救亡复兴，当以稳定四川统一长江以巩固国本，为第一要着！大家要晓得：今后的外患，一
定日益严重，在大战爆发以前，华北一定多事，甚至要树立伪政府都不一定。但是我们可以自信：只要四川能够安定，长江果能统一，腹地能够建设起来，国家一定不会灭亡，而且定可以复兴！日本人无论在东四省或者将来再在华北弄什么伪组织，都不相干，都不足以致我们的死命。”——这可以说是蒋以四川为抗日根据地，最明确的表态；而杨永泰，即被蒋委以统一川政之要务；而杨也不负厚望，自军阀口中将川省财政“和平”收归中央。⑤
至于汪（兼外交部长）、唐（外交部次长）二人，虽在1935年前后致力于推动“中日亲善”，但此种政策，乃是权宜之计，旨在缓和日军步步紧逼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对此，日军谍报人员洞若观火，如1935年5月4日，其驻华公使馆武官向参谋本部报告称：“南京政府最近的行动，仅仅是为了回避来自内外形势特别是日本的压迫，……近日，其一面禁止民众排日活动的表面化，一面还通过政府要人的亲日辞令以躲开日本的锋芒。但与这种日见增长中的倾向相反，在本质上，没有任何材料可证明其改变了政策。”——事实上，确如日方判断，汪此一时期的内部讲话，聚焦于“我们要趁此时机竭力准备，使我在国际上有狼的作用，则两虎（日俄）相争时，吾等之作用大矣”；蒋则在日记中判断：“倭寇方针决不能变更，吾人惟在争得时间，望其略为缓和可。”反对南京的西南军阀领袖胡汉民，更公开告诫日方：“南京对日仅是假意亲善”。⑥
左，1936年被王亚樵暗杀集团暗杀的湖北省主席杨永泰；右，有“民国第一杀手”之称的王亚樵 这些暗杀背后所隐匿的军阀、政客私利，爱国青年们却并不了解 底层爱国青年，难以洞悉高层外交布局，自在情理之中。惟上述暗杀，尚有更深的政治背景。其一，所谓的“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几乎介入了1930年代所有针对南京高层政要的暗杀行动——值得一提的是，1932年日军大将白川义则在上海被韩国义士尹奉吉炸死，坊间流传乃王亚樵奉陈铭枢之意，与韩国抗日领袖金九等人共同策划，实际上，此事与王并无关系（参见《陈铭枢回忆录》及金九回忆录《白凡逸志》）。其二，王亚樵背后，更有李济琛等失意旧军阀为政治背景。如孙凤鸣刺汪精卫，行动的具体组织者，乃华克之、陈惘子等人所创办之“晨光通讯社”。华克之、陈惘子等人，与王亚樵关系极深；王亚樵则与桂、粤两系军阀关系密切。据王亚樵暗杀集团骨干朱大刚回忆，刺杀蒋、汪之事，是
王亚樵在香港召集“锄奸团骨干密议”后决定的，由华克之等人执行；而据华克之披露，此次行动，曾通过王亚樵，得到蛰居香港的失意旧军阀李济琛的资助。⑦
按陈恭澍的说法，王亚樵是上海的“马路英雄”，“欲向中央出卖杀人，被戴笠牵了盘子，不得已，乃向西南兜揽些生意”。其实，王亚樵与西南军阀之间的关系，远非“兜揽些生意”如此简单。1933年末，李济琛、陈铭枢、蔡廷锴等发动“福建事变”另组政权时，王亚樵即参与其事，专门负责肃反工作。“福建事变”失败后，王又随李济琛等一同赴港。据其胞弟王述樵披露，在港期间，王的生活费用，“由西南政务会（笔者注：西南军阀奉胡汉民为首以对抗南京的政治组织）月支三千元。王初到香港时，胡汉民曾向英国驻港总督勃郎介绍他反蒋是中国政治上的斗争，并非刑事犯，请予照顾。是以他在港比较安全。”⑧
王亚樵的暗杀组织，据其骨干朱大刚披露，“上层人员有老同盟会会员柏烈武、王乐平、思克巴图、常藩侯，以及国民党中委刘芦隐（笔者注：胡汉民亲信，杨永泰遇刺，与其有密切关系）等。下层共有几百人。其组织最秘密的有三部，一是华克之部，二是龚春浦部，三是谢文达部。我当时分在谢部。三部互不联系，单线由王亚樵指挥。……外围组织叫?铁血锄奸团?。”需要补充的是，据事后对孙凤鸣等基层暗杀人员的审讯显示，这些“铁血锄奸团”成员，实际上并不清楚组织的上层政治背景。⑨
其实，王亚樵暗杀集团刺杀的对象，并不止于国府政要。刺杀在华日本人，以制造中日冲突，进而颠覆南京政府，也是其主要“业务”。譬如，“福建事变”失败后，王亚樵曾“派王铁民、许志远、蔡克强和我（笔者注：朱大刚）一道回沪锄杀日军。到沪我同许志远、张××为一个小组，两次杀死三个日军。”此类事件中，造成影响最大者，当数1935年10月9日“日本水兵中山秀雄被刺案”。此案执行者叶海生，系十九路军留沪代表，福建事变时，“受命设置秘密机关，搅乱南京政府军的后方，暗杀政府要人。”事变失败后，赴港与王亚樵合流。中山秀雄被杀后，日本政府向南京强势施压，中日战争即将爆发之流言四起，上海陷入全面混乱。⑩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通过暗杀日本人，来将南京政权推向更加水深火热的外交困境的做法，在西南军阀内部，相当流行。据桂系骨干刘斐披露，1936年夏，“那时两广为了反蒋，确有一部分人主张利用日本浪人搞蒋，也在所不惜，……当时且有派翟歧卿到蒋统区去暗殺日本人，以增加蒋的麻烦的计划。”（11）
正因为王亚樵暗杀集团，有着如此深的政治背景，且如此活跃，南京政府不得不命军统局倾注全力以解决之。1936年，王亚樵及其暗杀集团骨干，应李济琛之邀，自香港转移至李的老家广西梧州隐匿，军统获悉后，派人秘密潜入梧州，
将其击毙。惟王亚樵虽死，充当底层刺客之爱国青年，其拳拳之心，已付诸军阀私利，良可慨叹。（12）
与王亚樵暗杀集团关系极为密切的桂系失意军阀李济琛
篇三：“民国第一杀手”的锄奸真相
“民国第一杀手”的锄奸真相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史称“局部抗战期”。此一时期，当局对外不断调整外交策略；对内致力于军备、财政之整顿，其总体政略，可概括为“以对日有底线之妥协换取备战时间”。
但此种政略，既不能对外公开宣传，更难为民意所理解。故此一时期，民间针对“亲日”高层政要的刺杀案，此起彼伏。自蒋介石而下，如宋子文、汪精卫、张群等辈，均曾遭受乃至多次遭受刺客暗杀。其中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如下三者：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遇刺（1935年11月）、外交部次长唐有壬被杀（1935年12月）、蒋介石智囊杨永泰被杀（1936年10月）。
毫无疑问，具体执行上述暗杀的刺客，均满怀爱国之心，不惜身死。如孙凤鸣向汪精卫开枪后（第一刺杀目标其实是蒋介石，但蒋未出现），即“服下大量鸦片丸，已濒临死亡”，抢救回来后受审，被问及幕后主使，仍“不置一词，只说他不懂党派，作为一个中国人，杀卖国贼是良心主使。”刺杀唐有壬的凶手刘镇南、裘积玉等人，也都是“报国有心，苦于无门的热血方刚的爱国者”。刺杀杨永泰的凶手谭戎轩，则在被捕受审时“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奉中央党部的命令杀汉奸?”，军统审讯的结果，判断“凶杀一定受人愚弄”，换言之，认可谭戎轩此举乃是源自爱国情切。
显然，作为最基层的暗杀执行者，上述诸人，并不了解他们所刺杀的“卖国贼”，在“亲日”的表象之下，同时也是诸多积极对日备战政策的推动者与执行者。譬如，杨永泰虽然对中日交战前景心存悲观，但自蒋介石确定以四川为“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之后——1935年10月，蒋在成都公开演讲：“现在要救亡复兴，当以稳定四川统一长江以巩固国本，为第一要着！大家要晓得：今后的外患，一定日益严重，在大战爆发以前，华北一定多事，甚至要树立伪政府都不一定。但是我们可以自信：只要四川能够安定，长江果能统一，腹地能够建设起来，国家一定不会灭亡，而且定可以复兴！日本人无论在东四省或者将来再在华北弄什么伪组织，都不相干，都不足以致我们的死命。”——这可以说是蒋以四川为抗日根据地，最明确的表态；而杨永泰，即被蒋委以统一川政之要务；而杨也不负厚望，自军阀口中将川省财政“和平”收归中央。
至于汪（兼外交部长）、唐（外交部次长）二人，虽在1935年前后致力于推动“中日亲善”，但此种政策，乃是权宜之计，旨在缓和日军步步紧逼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对此，日军谍报人员洞若观火，如1935年5月4日，其驻华公使馆武官向参谋本部报告称：“南京政府最近的行动，仅仅是为了回避来自内外形势特别是日本的压迫，……近日，其一面禁止民众排日活动的表面化，一面还通过政府要人的亲日辞令以躲开日本的锋芒。但与这种日见增长中的倾向相反，在本质上，没有任何材料可证明其改变了政策。”——事实上，确如日方判断，汪此一时期的内部讲话，聚焦于“我们要趁此时机竭力准备，使我在国际上有狼的作用，则两虎（日俄）相争时，吾等之作用大矣”；蒋则在日记中判断：“倭寇方针决不能变更，吾人惟在争得时间，望其略为缓和可。”反对南京的西南军阀领袖胡汉民，更公开告诫日方：“南京对日仅是假意亲善”。
左，1936年被王亚樵暗杀集团暗杀的湖北省主席杨永泰；右，有“民国第一杀手”之称的王亚樵
底层爱国青年，难以洞悉高层外交布局，自在情理之中。惟上述暗杀，尚有更深的政治背景。其一，所谓的“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几乎介入了1930年代所有针对南京高层政要的暗杀行动——值得一提的是，1932年日军大将白川义则在上海被韩国义士尹奉吉炸死，坊间流传乃王亚樵奉陈铭枢之意，与韩国抗日领袖金九等人共同策划，实际上，此事与王并无关系（参见《陈铭枢回忆录》及金九回忆录《白凡逸志》）。其二，王亚樵背后，更有李济琛等失意旧军阀为政治背景。如孙凤鸣刺汪精卫，行动的具体组织者，乃华克之、陈惘子等人所创办之“晨光通讯社”。华克之、陈惘子等人，与王亚樵关系极深；王亚樵则与桂、粤两系军阀关系密切。据王亚樵暗杀集团骨干朱大刚回忆，刺杀蒋、汪之事，是王亚樵在香港召集“锄奸团骨干密议”后决定的，由华克之等人执行；而据华克之披露，此次行动，曾通过王亚樵，得到蛰居香港的失意旧军阀李济琛的资助。
按陈恭澍的说法，王亚樵是上海的“马路英雄”，“欲向中央出卖杀人，被戴笠牵了盘子，不得已，乃向西南兜揽些生意”。其实，王亚樵与西南军阀之间的关系，远非“兜揽些生意”如此简单。1933年末，李济琛、陈铭枢、蔡廷锴等发动“福建事变”另组政权时，王亚樵即参与其事，专门负责肃反工作。“福建事变”失败后，王又随李济琛等一同赴港。据其胞弟王述樵披露，在港期间，王的生活费用，“由西南政务会（笔者注：西南军阀奉胡汉民为首以对抗南京的政治组织）月支三千元。王初到
香港时，胡汉民曾向英国驻港总督勃郎介绍他反蒋是中国政治上的斗争，并非刑事犯，请予照顾。是以他在港比较安全。”
王亚樵的暗杀组织，据其骨干朱大刚披露，“上层人员有老同盟会会员柏烈武、王乐平、思克巴图、常藩侯，以及国民党中委刘芦隐（笔者注：胡汉民亲信，杨永泰遇刺，与其有密切关系）等。下层共有几百人。其组织最秘密的有三部，一是华克之部，二是龚春浦部，三是谢文达部。我当时分在谢部。三部互不联系，单线由王亚樵指挥。……外围组织叫?铁血锄奸团?。”需要补充的是，据事后对孙凤鸣等基层暗杀人员的审讯显示，这些“铁血锄奸团”成员，实际上并不清楚组织的上层政治背景。
其实，王亚樵暗杀集团刺杀的对象，并不止于国府政要。刺杀在华日本人，以制造中日冲突，进而颠覆南京政府，也是其主要“业务”。譬如，“福建事变”失败后，王亚樵曾“派王铁民、许志远、蔡克强和我（笔者注：朱大刚）一道回沪锄杀日军。到沪我同许志远、张××为一个小组，两次杀死三个日军。”此类事件中，造成影响最大者，当数1935年10月9日“日本水兵中山秀雄被刺案”。此案执行者叶海生，系十九路军留沪代表，福建事变时，“受命设置秘密机关，搅乱南京政府军的后方，暗杀政府要人。”事变失败后，赴港与王亚樵合流。中山秀雄被杀后，日本政府向南京强势施压，中日战争即将爆发之流言四起，上海陷入全面混乱。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通过暗杀日本人，来将南京政权推向更加水深火热的外交困境的做法，在西南军阀内部，相当流行。据桂系骨干刘斐披露，1936年夏，“那时两广为了反蒋，确有一部分人主张利用日本浪人搞蒋，也在所不惜，……当时且有派翟歧卿到蒋统区去暗殺日本人，以增加蒋的麻烦的计划。”
正因为王亚樵暗杀集团，有着如此深的政治背景，且如此活跃，南京政府不得不命军统局倾注全力以解决之。1936年，王亚樵及其暗杀集团骨干，应李济琛之邀，自香港转移至李的老家广西梧州隐匿，军统获悉后，派人秘密潜入梧州，将其击毙。惟王亚樵虽死，充当底层刺客之爱国青年，其拳拳之心，已付诸军阀私利，良可慨叹。
与王亚樵暗杀集团关系极为密切的桂系失意军阀李济琛
篇四：盟国的另一面：苏军暴行引发的民国大案
盟国的另一面：苏军暴行引发的民国大案
二战中，美英为中国牵制日本，同意了民国政府一直争取的有关取消领事裁判权的请求，1943年1月11日，中美签订《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所谓“领事裁判权”自此废除，就是说：“任何外国人在中国犯罪，应该在中国法庭受审，按中国法律治罪。”
但事实上，这种治外法权依然在当时的社会中实质存在，只是适用的群体没有像过去一样那么普遍，而涉及到外国人的判决，往往也需要看该国政府的眼色。 以民国政府同年十月一日与美国签订的《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条例》为例，其中明确规定：“对于美军人员在中国境内所犯之刑事案件，归美军事法庭及军事当局裁判”。
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民国政府争取废除领事裁判权，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数年间，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后治外法权时代”。何为后治外法权时代呢？即领事裁判权虽然从名义上已经废除，但是因为国力衰弱，洋人欺压国人却依然逍遥法外的案例依然广泛存在。
苏联出军东北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在1945年2月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同意盟国的请求，将于欧洲战争结束三个月内加入太平洋战区的对日作战之中。 从1945年5月到1945年8月，苏联这架恐怖的“战争机器”开始高速运转起来，从欧洲战场迅速向远东地区和后贝加尔运送了136000节车皮的部队和作战物资。在远东共展开了十一个合成集团军、两个战役集群、一个坦克集团军、三个航空军集团和三个防空军集团、四个独立航空军，总兵力为一百五十多万人，并配有26137门火炮，5556辆坦克，3446架飞机，1945年8月9日0时01分起，苏军三个方面军同时向东三省东、西及北三个方向发起进攻，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粉碎了被日本军部捧为骄子的关东军，加速了日本投降的步伐。
苏联出兵东北，立刻使中国的抗日战场形式明朗化，而苏军的到来，也解救了在日本人统治之下长达十四年的东北同胞。
苏军驱逐了关东军之后，当时中国军队都远在南方，日常的治安由苏军来维系。东北人民一开始对苏军的欢迎态度，慢慢随着事情的发展悄然地改变着，甚至成为中苏后来关系破裂的原因之一。
值钱的打包带走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苏军花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出兵东北，可不是“学雷锋做好事”，它需要相应的利益作为回报。
其实，苏联出兵东北时，斯大林就盯上了东北的工业设备。苏军进入东北后，从国内带来了3000多名技术人员，他们跟随苏军进入大城市和其他工业基地，大肆拆卸工业设备。自己的人手不够，就让被俘的日军技术人员帮忙。拆下来的
有关东北重工业工厂等资产，国民政府与苏联据理力争。苏联方面也是做着两手打算，一边和中国政府谈，一边准备“打包带走”。中苏谈判失败后，苏军开始加速拆运工业设备。这些设备分两路运往苏联，一路从哈尔滨，另一路从大连。 苏联破坏性的拆除行为，致使东北最大的电力网——东北发电厂的发电量由原来的180万千瓦降为80万千瓦，鞍山钢铁厂9座规模宏大的炼铁炉被拆去7座，抚顺煤矿年产量从480万吨猛降为160万吨。1946年冬，东北工业会和东北日侨联络处的调查表明，在整个苏军占领期间，东北的直接经济损失为12亿
除拆走机器设备外，苏军还从银行里掠走了价值300多万美元的金条和5000多万元的东北货币。而且自己还在东北发行了十亿元的军用票，相反，苏军却容不得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发行货币。
苏联人的行为自然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不愉快的印象，伍修权后来回忆说：“他们撤出东北回国时，又把从工厂的机器设备到日伪人员的高级家具，都一一
拆运带回苏联，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我国人民对‘老大哥’的友好感情。”
张莘夫案：地质专家惨遭杀害 国民政府和苏联对日本在东北遗留下的资产以及东北富饶的资源你争我夺，但是当时东北在苏军的实质控制之下，国民政府在这场冲突中往往居于弱势，而在这场不见刀光剑影的战场，也有人为此付出生命，张莘夫就是其中的代表。
张莘夫是当时知名的地质学家，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莘夫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经济部东北行营工矿处副处长，负责东北工矿接收事宜。
1946年1月7日，张莘夫奉国民政府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任中国长春铁路行司理事长张嘉璈之命，携随员牛俊章、徐毓吉等5人，在中长铁路苏联籍副助理理事长马里意的陪同下，自长春出发，准备赴苏联红军占领的抚顺交涉接收抚顺煤矿事宜。
途经沈阳时，马里意以打前站为名先独自赴抚顺，令张莘夫等人在沈阳等待。1月14日，马里意通知张嘉璈，张莘夫等人可以赴抚顺。当日下午，张莘夫乃率技术人员及中长铁路路警15人，乘苏军专列抵达抚顺。
张莘夫一行下车之后，即被苏军方面安排居住在抚顺煤矿事务所，由苏军4个人在门外站岗进行监视。1月15日，张莘夫一行人中的路警的枪支被苏军缴走，接收人员全部失去人身自由。当天，张莘夫曾电话联系沈阳方面说苏军已经把他们扣起来了，只能保证24小时，话没说完，电话就被掐断了。
1946年1月16日晚，苏军方面人员会同当地警察赴抚顺煤矿事务所，向张莘夫表示抚顺煤矿不能由其接收，并劝其尽快返回沈阳。当晚，张莘夫等8人被迫搭乘原专列自抚顺回沈阳，当专车行驶至抚顺以西25公里的李石寨站时，一
张莘夫被杀后，苏联方面极力封锁消息，驻东北行营的国民党接收人员很长时间内得不到张莘夫等的确切消息。1月29日，国民政府驻东北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向苏军参谋长特罗增科提出书面质询，要求苏军找出张莘夫等的下落，
同时指出张莘夫是在苏军占领区失踪的，而且行前还得到苏方的人身安全保证，苏联方面有责任保证他们的安全。
苏方迟迟不肯给予答复。2月9日，董彦平关于此事面见特罗增科，要求苏联方面尽快给予答复，第二天苏方书面答复称张莘夫及其随员8人，系于1月16日21时，在抚顺返沈阳途中李石寨车站，被土匪一队拖下，押至东站以南一公里处枪决。至此，张莘夫被杀的消息才得到确认。
国民党政府对张莘夫等被杀十分震惊。2月2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令董彦平速与苏军交涉，要求苏军捕获凶手，将尸体运往沈阳，并保证沈阳、长春、齐齐哈尔等地的国民政府接收人员的生命安全。2月27日，国民政府再次训令董彦平，向苏方进一步交涉。
张莘夫接收抚顺煤矿被杀害的消息很快传开，激起了国人的强烈不满。1946年2月，以“张莘夫事件”为导火线，全国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反苏示威游行，
败坏的军纪
一国到它国驻军时的军纪，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形象。而苏军驻军东北后的表现，实在难以恭维。
1945年8月，苏军进入东北后，对日本军民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包括强暴妇女，掠夺居民的财物，以及将大约58万日军战俘押送至西伯利亚从事劳役，三四年后才开始遣返回日本，其中近8万人死于异域。
当时滞留在东北的日本妇女及儿童处境十分窘迫，一方面由于没有独自谋生的能力，而苏军拒绝向其提供必要的水和食物，导致大量妇女儿童死于饥寒；另一方面，来自苏军底层士兵的强奸、性骚扰等非法侵害现象也明显增多，使得许多日本年轻女人不敢单身外出。与此同时，当时日本政府对解决滞留中国东北日侨问题态度不明，或者说根本无暇顾及这些问题，她们也无法回到家乡。
为了生存及免受苏联军人的侮辱，这些日本妇女大都选择了嫁给当地的中国男人。据当时的不完全统计，仅东北光复后两个月内，辽宁、吉林两省就有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妇女多达11万多人。
而这种恶劣的情况不断蔓延。一开始只是针对日本军民，而后来则波及到了广大的东北同胞，部分无法无天的军痞对中国群众也经常进行骚扰，特别是抢东西，强奸妇女两项，一到夜晚就有一些零散的苏军士兵拦路抢劫行人和追逐妇女，有时还持枪闯入民宅，造成了东北许多群众的严重恐慌。当时东北人均抱怨：“走
苏军领导当时也整顿过军纪，时常可以看到在沈阳的大街上，苏军卫戍司令部用卡车巡查，将这些醉汉和违纪者成车拉回去关禁闭。当时有个中国妇女被两个苏军士兵强奸时偷偷把一根绣花针别在其中一人衣服上。过后这名妇女去苏军指挥部告状，苏联军官把士兵集合起来挨个找，妇女认出两人并在其中一人身上找到了针，马上有人过来把两个家伙用枪托砸倒，拖到队列前就地处决。
可是在当时苏军在东北有百万人之多，些许惩戒短时间内难以有大的改色，进入东北头一两个月内军纪难以维持，特别是在东北各大城市，到了晚上，当地的治安实在令人堪忧。1945年8月23日，关东军在致大本营的电报中说：“苏军指挥部虽然训示其军队对日军及日本人不准采取暴力行动。但是，全满各地仍不断发生目不忍睹的粗鲁地开枪、掠夺、强奸，甚至抢劫行驶中的汽车等行为。”
后来八路军的部分组织开进东北，许多受害的老百姓跑到八路军那里告苏军的状。看到这样的状况，八路军驻沈阳的部队一面致电中央报告苏军“衣衫褴褛，纪律甚坏”，一面向当地苏军政冶部提出交涉，要他们严肃纪律。
而苏联方面给出的解释却是，因卫国战争激烈残酷，兵源不足，战争后期把许多刑事犯也拉来当兵，所以无法很好管束，只有靠枪毙一些坏分子才能维持纪律，甚至还说他们在德国就经常这么干，实在不好管。
篇五：图揭民国第一女杀手
图揭民国第一女杀手【9P】
转载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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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毓秀（1891年3月20日－1959年12月16日），别名苏梅，女，广东省广州府新安县（今属深圳市）人，清末、中华民国革命家、政治家、法官、律师。她曾多次参与刺杀晚清政府要人，她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博士，第一位女性律师，第一位省级女性政务官，第一位地方法院女性院长与审检两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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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毓秀的父亲是清朝户部官僚郑文治，家境富裕。郑毓秀幼年学习儒学，研读四书五经，后来到天津教会崇实女子学校念书。1905年（光绪31年），她到日本留学，其间经廖仲恺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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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宣统3年）归国，担任革命派暗杀要人任务的联络员等职务，曾参加京津同盟会分会暗杀袁世凯计划。1912年（民国元年）1月，暗杀袁世凯行动开始前，受到京津同盟会分会的紧急指示而中止，改为刺杀良弼而取得成功，郑毓秀在其中也作出了贡献。同年中，郑毓秀到法国勤工俭学。1914年，她在巴黎学习法律，1917年得到巴黎大学法学硕士学位，随即加入法国法律协会。1919年，据说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在压力下准备签署凡尔赛条约，时任代表团随员的郑毓秀在签字日的前日即6月27日组织留学生数百人包围首席代表陆征祥养病所在的圣·克卢德医院，要求中国拒绝签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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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她获得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法学博士，也是目前有确切资料可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博士。此后她被北京政府任命为驻欧调查委员，同年中归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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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国后，她和留学时代的友人魏道明在上海公共租界合作开设律师事务所。她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律师。1926年（民国15年），南方政府派的大学教授杨杏佛被上海当局逮捕之际，郑毓秀担任其辩护律师，使其获得释放。同年4月，她当选西山会议派的国民党第二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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