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的起因

篇一：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是怎么回事？

公車上書，是指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光绪皇帝，反对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背景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1895年春，乙未科进士正在北京考完会试，等待发榜。《马关条约》内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二万万两的突然消息传至，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4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内容 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结果及影响 上书被清政府拒绝，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之后，康有为等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行报纸，宣传维新思想。严复、谭嗣同亦在其他地方宣传维新思想。之后，光绪帝启用康有为等，史称戊戌变法（百日维新）。虽然，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都先后失败，但是维新思想从此唤醒和激励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救亡图存，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戊戌变法为什莫会失败

原因：

1、领导者——资产阶级维新派势力过于弱小，而封建顽固势力十分强大。（根本原因）（由妥协性，软弱性的阶级本性决定）

2、 直接原因——袁世凯的背叛。

3、 帝国主义没有给予支持（外部原因）

教训：在当时的中国，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中国近代化的路程是漫长而又坎坷的。

从中国内部看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戊戌变法失败，究其原因，固然与资产阶级维新派采取改良的方法，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寄希望于袁世凯和外国侵略者，脱离人民群众有关。但是，如果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仔细分析的话，决不是书本上描述的那么简单。就其失败的原因，从中国内部看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篇二：公车上书

历史上所说的公车上书，是指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光绪皇帝，反对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

背景

其背景源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1895年春，乙未科进士正在北京考完会试，等待发榜。《马关条约》内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二万万两的消息突然传至，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4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

根据传统的历史学教材所载:反对者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上书被清政府拒绝，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之后，康有为等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行报纸，宣传维新思想。严复、谭嗣同亦在其他地方宣传维新思想。之后，光绪帝启用康有为等，史称戊戌变法（百日维新）。虽然，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都先后失败，但是维新思想从此唤醒和激励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救亡图存，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事件起因

2005年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茅海建先生在《近代史研究》第3期和第4期上发表《“公车上书”考证补》，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及其已公开发表过的档案文献，从政治决策高层的角度，重新审视公车上书的背景、运作过程及其影响力。其观点是：“公车上书”是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另一个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而且康有为组织的18省联名上书，并不是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由此学术界进行了广泛而激烈的讨论，并且对“公车上书”进行了进一步的审视和研究。

历史记载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乙未科进士正在北京考完会试，等待发榜。《马关条约》内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二万万两的突然消息传至，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四月二十二日，康有为、梁启超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五月二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

因为过去的举人都坐公车，所以这次上书请愿就被称作是“公车上书”。这次上书，都察院以《马关条约》已经签定，无法挽回为理由，拒绝接受。虽然公车上书在当时

没有得到直接实质的后果，但却形成了国民问政的风气，之后亦催生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议政团体。当中由康、梁二人发起的强学会最为声势浩大，更曾一度得到帝师翁同龢、南洋大臣张之洞等清朝高级官员的支持。“公车上书”被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

解决办法

“公车上书”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一、下诏鼓天下之气；二、迁都定天下之本；三、练兵强天下之势；四、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指出前三项还只是权益应敌之策，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

“公车上书”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已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活动，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很大，康有为从此取得了维新运动的领袖地位。

公车上书

1894 年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给国人以巨大的震惊，人们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败在了一个曾经向中国学习的东亚小国手中？他们探寻原因，认为日本迅速强大的原因是实行“明治维新”变法的结果，中国要富强，也应该学习日本进行变法。因此，变法维新的舆论日渐高涨。

1895 年 4 月，清政府与日本签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被瓜分的危机迫在眉睫。当时正有一批举人在北京参加会试，消息传来，群情激愤，纷纷谴责李鸿章，呼吁清政府拒绝和约，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挽救当时的危局。

当时康有为和梁启超均在北京参加会试。康有为得知条约签定，五内如焚，立即要梁启超等弟子分头鼓动各省举人，上书呼吁清廷拒绝和约。梁启超即联合在京会师的广东举人 81 人上书 都察院 （中国古代主管监督、弹劾的中央机关，最初设立于明朝，清代沿设。以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为主官，又按地区分道，设监察御史）。 一石激起千层浪，随后福建、四川、江西、河南等省的举人也纷纷上书。台湾省的举人罗秀惠等人更是捶胸顿足地“垂泪而请命”，痛陈台湾人民正在向着北京痛哭，强烈的反对割让台湾。

5 月 1 日 ，康有为联合 18 省举人在 松筠庵 （ 位于 北京宣武门外达智桥胡同里，是明代杨继盛的故宅。杨继盛号椒山，河北容城人，明朝嘉靖进士，当过南京兵部右侍郎等官职，也是明朝有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杨继盛因反对奸佞权贵严嵩，被捕下狱，受到严刑拷打。《明史》记载他受刑前，有人送他蚺蛇胆，他不要，还说：“椒山自有胆，何蚺蛇为？”行刑后受重伤，夜半醒来自己动手用碎瓷片割掉身上的腐肉和筋络，为他掌灯

的狱卒看了都发抖，差点掉下灯来。杨继盛于嘉靖三十四年（１５５５年）被严嵩处死，押赴刑场时，沿路人民叹 息不止。） 会议，与会者一千余人，在大家的共举下，他连夜奋笔疾书，起草了一份 14000 多字的上皇帝书，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 （ 汉朝用公家车马接送应举的士人，后来人们就用“公车”作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

康有为在书中情词慷慨，气势磅礴，极力陈述救国的方法和自强的道路。他首先陈述了签定《马关条约》将造成可怕的后果，认为如果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就会是中国人心涣散，列强必然会接踵而至，中国将再次成为列强宰割的对象，中国会面临亡国的危险。康有为提出了自己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即：拒和、迁都、变法。他要求皇

帝当机立断，立志于改革富强，使国家能够免遭被侵略的命运。

具体的内容是：一、“下诏鼓天下之气”，皇帝首先放下尊严，下罪己诏，带头进行自我批评，这样就可以振奋士气，鼓舞人心。而且还要下诏惩罚那些主张求和、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大臣，奖赏那些有功之臣，并且提拔那些有做为的人才。

二、“迁都定天下之本”。主张迁都西安。他认为京师近海，容易受到外国的威胁，而且在当前旅顺和威海卫失陷的情况下，困守京师，失败的可能性极大。迁都以后，可以凭借西安天然的地理优势，来抵抗日本可能的侵略。同时可以把对日的赔款用于军费。

三、“练兵强天下之势”。康有为认为近代中国屡战屡败的原因在于将衰兵弱。一方面他建议光绪帝责令各州县推举精兵良才，以取代那些老弱病残之兵。另一方面建议从英国购进像 黎姆斯枪（音译）、 毒气之炮等精良的武器。

康有为指出，前面所说的种种策略仅仅是解决当前危机的权益之计，要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必须进行变法，这才是“立国自强之策”。他认为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之所以一直没能摆脱被侵略的命运，原因就在于西方国家在进行变法的时候，我们却墨守成规，止足不前，所以造成了今天这种局面。因此他提出了振兴国家的富国之法、养民之法和教民之法。

富国之法是：统一中国的金融市场，由国家发行钞票；修建铁路，制造机器、轮舟、开采矿产；撤除旧时的驿站，开设邮政局。

养民之法是：发展农业，设立农学会，丝茶学会；设立考工院；各省设立商会、商学；实行移民垦殖。

教民之法是：分立学堂、开艺学书院，学习西学；开设报馆。

他还建议国家裁撤冗官，紧缩机构，澄清吏治以及改革官制。提出以府县为单位，每十万户公举一名“议郎”，给皇帝提供建议和供皇帝咨询，使全国的政令上通下达。

举人们约定在《马关条约》批准之前，即 5 月 4 日 递交都察院代递。当时 松筠庵摩肩接踵，有 1300 多 举人在上书上签字。举人们的这一行动遭到了把持朝政的主和派的阻挠，他们千方百计地破坏举人们的爱国活动，并向光绪帝施加压力，抢在公车上书之前，迫使光绪盖用御玺，并发布谕旨。因此，当上书递到都察院时，都察院推说条约已经被批准，拒绝接受。虽然举人们的爱国目的最终没有实现。但它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群众性的爱国运动，它打破了清政府长期以来知识分子不能干政的禁令，这本身就是一个创举，同时这一事件也推动了维新变法的思潮逐渐转变为一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

篇三：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

此公车上书，只为公共汽车上有感而发而已。

公车虽小，却可以小见大。民生百态，一览无疑。如同材米油盐，对于厦门市民，公交车是不可缺少的，五里一小站，十里一大站，遍布鹭岛。

虽然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许多人闲钱不少，私家车也畅销无比，但许多打算要买车的人，挑来挑去，却无从下手。外国品牌虽好，但怕哪国又因什么事件激起国人的愤怒之情，导致众人集体排外，要是所谓的“爱国者”将车砸烂了就亏大了，如前一段许多日本车惨遭蹂躏一样。如今的”爱国者”的威力堪比于美国的”爱国者”导弹，只是许多都在声东击西、指桑骂槐，最多也就进行小范围的所谓的“经济制裁”，而不像拉登那样直接攻击。因此，就常有敌人未伤皮毛而我们自己却遍体鳞伤的情况出现了。话说回来，若买国产车，又满足不了虚荣心，觉得国产的不上档次。得，那自己造去吧。造不出也就只好乘公交车了。

其实公交车是最好的，少也要几十万元，多则近百万呢，价钱跟轿车是不相上下的。公交车可是相当气派啊，这庞然大物往路上一放，高官贵人的好车都要避让三分。若运气好时，坐上一辆只有司机的空车，那你就是坐专车了，且此专车可不一般啊，那感觉可是非比寻常。其实买辆公交车来当专车是很不错的，一不小心停到了车站，还会受到万人追捧。公车座位高，让人有种高高在上之感，即使一旁有一辆宾利，车里的人也得高高仰望你，在气势上也压不倒你。若不服气，还可以撞一下，公车身子硬朗不怕敲打，撞一撞车主也不心疼，倒是被撞者会撕心裂肺。这也正是如今有些公交车横行霸道而没人敢当面与之叫嚣的原因。

公交车很安全，中国的肉弹很少，劫持者也不多，且公车即使遭到大灾大难，损失也不大，不象轿车，动不动就夹手夹脚的，有的还会无辜被安全气囊弹死。公交车空间大，难压扁，因此有足够的逃亡时间和空间。如果担心，可自带一安全带，绑于扶手坐椅上，任凭公交车翻个十圈八圈的也不会有大碍。 只是如今有些司机过于信任公交车的安全性能了，拿它当飞机开。时常可见飙车景象。一个体积相当于一架小型飞机的东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低空飞驰，让路人望尘莫及。若有对手相比，甚至鼓励众人下注赌输赢，虽刺激，但危险。车上，司机就是上帝，可以决定我们的来去和生命。一上车，众人的命便掌握在司机手中。因此，若有对司机不敬，小命便可能不保。因此，乘客只得任司机摆布，哪怕是挨打受骂，也只能毕恭毕敬。所幸厦门的大多数司机都不错，尊老爱幼，受人称赞。

乘客可就好坏皆有了，有让座不断的，却也有偷窃不止的，也有人将真迹挥洒四处，车上处处可见“名人名言”。所谓名人，只是有名字之人罢了，常有见许多爱情宣言，自以为浪漫，无意间却深深透露出你丫没道德，怎能让对方喜欢得上？

车上人挤人，脚踩脚，时常有人破口大骂，不经意间，车已过站，下车已来不及，便转而骂司机。此类人孰不知，多乘一站便是赚，有何好埋怨的，为此公交车还得多耗油，那一块钱也许还不够本呢。所以常见有人从起始站坐至终点站，若可不下，又坐一轮，此人定是与世不爽。当然，这种情况，司机除外。车只可无人售票，不可无人驾驶。

篇四：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是指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率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反对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事件。 公车上书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 中文名公车上书

时 间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

代表人物康有为等数千名举人

当时皇帝清光绪皇帝

派 别维新派

意 义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

目录

1词语解释

2历史背景

3主要内容

4历史影响

5专家观点

6历史更正

1词语解释

公车上书

拼音：gōng che shàng shū

解释：公车：汉代负责接待臣民上书和征召的官署名，后也代指举人进京应试。原指入京请愿或上书言事，也特指入京会试的人上书言事。

出处：《史记·东方朔传》：“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

《汉书·张敞传》：“天子思敞攻效，使使者即家所 在召敞。敞??即装随使者诣公车上书。” 例句： 制台原是不得已之举，台民不甘臣日，～反抗，列名的千数百人。

用法：作宾语、定语；用于政事

典出

《史记·滑稽列传》载：汉武帝时，齐地人东方朔喜欢古代流传下来的书籍。他广泛地阅读了诸子百家的书，因此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他到长安后，到公车府那里给皇帝上书，共用了三千个木简。公车府派两个人一起来抬他的奏章，才勉强抬得起来。武帝花了两个月才读完东方朔的奏章，读完后龙心大悦，下令任命东方朔为郎官。

典义

汉制规定，吏民上书言事均由公车令接待。上书人多有因此而被大用者。指普通人向当权者上书言事

2历史背景

其背景源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1895年春，乙未科进士正在北平考完会试，等待发榜。《马关条约》内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白银二亿两的消息突然传至，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4月22日，康有为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1] ，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

根据传统的历史学教材所载Q345D钢管www.345d.cc:反对者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上书被清政府拒绝，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之后，康有为等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行报纸，宣传维新思想。严复、谭嗣同亦在其他地方宣传维新思想。之后，光绪帝启用康有为等，史称戊戌变法（百日维新）。 3主要内容

“公车上书”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

一、下诏鼓天下之气；

二、迁都定天下之本；

三、练兵强天下之势；

四、变法成天下之治。

康有为指出前三项还只是权益应敌之策，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

4历史影响

虽然，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都先后失败，但是维新思想从此唤醒和激励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救亡图存，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并拉开维新变法的序幕。“公车上书”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已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活动，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很大，康有为从此取得了维新运动的领袖地位。[2]

5专家观点

《公车上书》封面及首页

《公车上书》封面及首页

2005年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茅海建先生在《近代史研究》第3期和第4期上发表《“公车上书”考证补》，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及其已公开发表过的档案文献，从政治决策高层的角度，重新审视公车上书的背景、运作过程及其影响力。其观点是：“公车上书”是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另一个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而且康有为组织的18省联名上书，并不是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由此学术界进行了广泛而激烈的讨论，并且对“公车上书”进行了进一步的审视和研究。

6历史更正

历史的更正: 关于“戊戌变法”的所有“定论”中，“公车上书”都是一个重要情节。随手翻出《中国近代史辞典》（上海辞书82年版）说：“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派李鸿章赴日本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定《马关条约》，激起全国人民强烈反对。

梁启超联合在北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多人于松筠庵会议，联名上书光绪皇帝。上书虽被都察院拒绝，但在全国广泛流传，是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发展为政治运动的起点，史称公车上书。”对于这样一件教科书中言之凿凿的事情，史学家姜鸣先生的新著《天公不语对枯棋》中断然质疑：“这说法大可怀疑。”

姜先生用自证、它证、反证的方法，论证这件事其实相当可疑。史称“公车上书”的这件事,

作者又考出翁同龢当日日记。再据宫廷档案证明“被拒”之不存在。签名者342人；因此，作者认为，所谓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作为“历史事件并不存在，顶多只能称作‘公车集会’或‘公车拟上书’而已。”

历史在细节中！有时候，“证实”不厌其烦，“伪证”一条足矣!人家把日子一天天翻着篇的给你看，你才发现，那几个条件都不对，时间、地点、人物和人数都合不上那篇要闻播报，所以它基本上是个假新闻！接着，又从心性、品性、目标、手段、官场制度、入仕之途、宣传包装、历史作用等等分析康有为其人，揭示出这一道“假新闻”的生发原因。

近代史，咱们都是读过的。有人告诉你迥异于以往的细节，让你不得不重新审视过去的“知识”；而且，作者使用的是优美的散文文笔，让你在舒适的阅读状态下感受一种获得的惊怵。书要弄成这样，还不值得读吗?

姜鸣先生的名字，十多年前就听说的——一个上海人，沉溺于清末北京掌故，而且是关于北洋水师的——那时候我跟着钱钢先生筹办《三联生活周刊》，知道他和姜明踏访胡同名人旧迹的事情，而且还以此作为“作业”布置给正在培训的记者们。以后，看到那本《龙旗飘扬的舰队》的小册子，说北洋水师历史的，知道就是这个“姜鸣”了，再以后，那部充实、扩大了的同名著作又由三联书店“再”版，于是一见倾囊，毫不含糊。读书时，那种娓娓道来引人入胜材料坚实故事生动再加上观念新锐的写法，让我们这种历史的半吊子沾上就放不下。买书人经常是就认某个作者甚至就认某个，这大概就是“品牌”了。我对黄仁宇、吴思、茅海建，以及潘振平的“信从”就是这样——包括姜鸣。

历史就是历史。当那些事情发生、演进的时候，有的是某种利益或价值的遵从，原是没有什么革命、反革命，进步、倒退，爱国、卖国，好人、坏人的界说的。那些标签是后人按彼时的遵从制作的，即使采信，也该先读一遍那些标签的分类手册，看看是不是那么回事。历史学家姜明在书中告诉我们，签了《马Q345B无缝管www.wfgg.cc关条约》的李鸿章是明知道要担千古污名而自去肩承苦涩的；甚至名满天下的变法第一烈士谭嗣同，当年也曾开出过一份向英、俄出卖蒙古、新疆、青海国土，以筹款变法的策论呐！

常识上，动机与效果，目的与手段，标签与内里时常是两回事。比如康有为编造的关于“公车上书”的假新闻，作者就有观照历史的通达之判：“在他身上，既有关心国家命运，希望变法图强的强烈愿望和奋不顾身地投入现实运动的实践精神，又有急功近利、虚荣自负、狭隘偏激的性格缺陷，这就是历史给予中国的不成熟的改良维新运动的领袖形象。

关于公车上书，史学家姜鸣先生的新著《天公不语对枯棋》中详细论证了康有为自称的这件事其实相当可疑。史称的“公车上书”，作者又考证了翁同龢当日日记。再根据宫廷档案，同样证明“上书被拒”之不存在。签名者人；因此，作者认为，所谓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作为历史事件其实并不存在，顶多只能称作“公车集会”或“公车拟上书”而已。所以说公车上书的事情是有的，在当时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并形成了对维新变法有利的社会风气应该也是有的。

篇五：公车上书

浅谈《公车上书》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从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提及的关于从经济、政治、军事、教育几个方面的变革主张，分析他各方面变革的特点。通过剖析《公车上书》一文，总结出康有为思想中所带有的时代气息。

关键词：康有为 变革 特点

1895年5月2日，也就是清政府批准《马关条约 》这一天 ,康有为将他草拟好的洋洋

1.8万字的《上今皇帝书 》公布于众 。在京会试的各省举人约一千三百余人签名表示支持，故世称《公车上书》 。在《公车上书》中 ,康有为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较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改革社会的政治主张 ,从思想上对 已经存在 多年的腐朽的封建主义进行猛烈地抨击和挑战 ,是一篇执着的爱国主义宣言书。《公车上书》首先阐述了“以为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举”①p75的想法，以及盼望光绪帝能“统筹大计，近之为可和可战，而必不致割地、弃民之策；远之为可富可强，而断

①p76 无敌国外患之来”。接着康有为提出来他救国的方案，要求光绪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关于鼓天下之气，定天下之本，强天下之势三项，康有为认为并非立国自强之本，而是应敌之权宜之计。他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了适应时代潮流的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至于如何成天下之治，他在上书中提出的富国六法：发行钞法，兴筑铁路，制造机器轮舟，开矿，铸银元，设邮政。以及养民四法：务农，劝工，惠商，恤穷。

一

我们就就康变法的主张来进行讨论，寻找其变法的特点。

第一，康有为在经济上要求中国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在《公车上书》里康有为提出的富国、养民之法。他的“富国”之法 ,包括钞法 、铁路 、机器轮舟 、开矿 、铸银、邮政等六项改革主张 。他的养民之法 ,包括务农、劝工、惠商、恤穷等四项改革主张 。这些主张 ,就是要求发展近代工矿企业 、农业 、商业 、交通运输及国防工业 ,并建立和全

②近代金融货币及信用制度 ,从生产和流通两个领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从发展民族资本义

经济出发 ,他既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无使外国收我利权 ”①,又抨击洋务派的官办 、 官督政策 ,“徒使洋货流行 ,而禁吾民制造 ,是自整其国也，” ①。在康有为的经济思想中 ,虽没有摆脱早期维新派的重商思想 ,而且也强调与外国列强进行商战的必要 ,但他有把发展对外贸易作为经济改革的重点 ,而是在 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中 ,特别强调工业的重要地位。②这一说法在他的“富国”与“养民”之法并没有完全体现，粗读《公车上书》可能只能体会出康有为力图从农工商全面发展经济，但结合他以后的上书与奏折“强调工业的重要

③地位”的思想就凸现出来了。康有为指出 “国尚农则守旧日愚 ,国尚工则日新日智”p289,

强调在资本主义列强环伺的时代 ,中国不能停留在农业国的地位,只有发展工业 ,才能使中国改变愚昧守旧 、贫穷落后的局面 ,使之走向富强而“无敌于天下”。为此 ,他向光绪帝提出了把中国“定为工国 ”③p290的主张。对此梁启超曾给予很高的评价 “先生谓中国以工商为国是 ,以天产之富、工价之廉、而其人精于商务 ,若天授焉 。苟以政府之力奖励之、

④扶助之 、上下一心、同此 目的 ,不十年而中国之雄甲天下”由此可见，基于思维的连贯

性，康有为在经济上要求中国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的主张早已存在。

第二 ,康有为在政治上力求中国走上政治民主化的道路 。他大胆提出了改变过去 “仅寄耳目于数人 ”的做法,实行“与民共之 ”的政治制度。他恳求皇帝颁布特别诏 书, “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 ,略分府县 ,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 ,因用汉制 ,名日议郎”①。他还要求皇帝开武英殿,让这些选举出来的 “议郎”入直其中,以备顾问,并且具有“上驳诏书,下达民词 ”的权力。凡国家内外兴革大政以

及筹晌事宜 ,均须经过会议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 ,然后再分别交部施行。在康有为设计的这套政治方案中, “议郎”不是世袭连任的,而是强调“岁一更换,若民心推服留者领班 ,著为定例 ”①。汤康有为当时认为,中国只有实行这种带有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代议制度,皇上才能“坐一室而知四海,下合夭下之民志,可同忧乐而忘公私” ,方可出现 “君民回休 ,‘嘴谊交孚,中国一家,休戚与共”①的政治局面。康有为的这 些意见 ,是在综合前人成果 ,又经过自己深思熟虑之后提出来的。因此 ,他在此后的《上清帝第三书 》中,几乎原封不动地

⑤将这种主张重新抄呈 ,并以此为光绪所推重,立命 “誊抄数份,时时省览”。

正是由于康有为在第一次公车上书中,提出了从体制上改变传统封建政体的方案,体现了民族 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才使它戍为在近代中国历史上闪闪发光的篇章。

第三, 康有为在军事上强调选将之道“贵新不贵陈，用贱不用贵”①以及提出“我师溃败，虽将士不力，亦器械不精，故胆气不壮，有以致之”①阐述了购买与研制新式武器的重要性。根据康有为这些加强国防的想法我们发现虽近代中国许多人早已提出建立现代化的国防的要求。但主要目的是御外侮 ,而康有为加强国防兵备的主张 ,其目的除了御外侮 ,还有保商务 。因此康有为的国防现代化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要求保护国家主权与保护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愿望。

第四，康有为在文教上要求变科举、兴西学、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教育是文化的母体，有什么样的教育就造成什么样的民族。中国历代统治者推行精英教育，对下施行愚民政策，虽然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文化名人，但广大民众却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中国仍是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提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的文化教育观念。他“尝考泰西之所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从而在思想上突破了洋务派“中体西用”的藩篱。他认为要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不能只停留在只培养“士”上，更要培养众多的“民”，只有广大民众有了文化修养，才能为农工商各业提供人才。所以他强调今日之教宜先开民智，各国优秀文化皆宜讲求，这种文化教育观显然是对封建文化教育观的超越。康有为的教育思想及所提出的教育制度 , “是我国所提出的一个最早的全面而系

⑥统的富有资产阶级性的教育制度 ,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

二

在《公车上书》中凝聚了康有为的思想核心，有很强的时代气息。而这主要体现为两点， 体现一：凝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公车上书》一开头就说：“窃闻与日本议和，有割奉天沿边及台湾一省，补兵饷二万万两，及通商苏杭，听机器、洋货流行内地，免其厘税等款，此外尚有缴械、献俘、迁民之说。阅《上海新报》，天下震动。闻举国廷诤，都人惶骇。”①p74文中充满了中国文化的民本和“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他在上书中大声疾呼，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台湾一割，民主先散，日本野心得逞，列强接踵而至，法规滇桂，英规滇、粤及西藏，俄规新疆及吉林、黑龙江，国家势将土崩瓦解，“此中国所痛哭，日本所阴喜，而诸夷所窃笑者也”。①p75康有为把台湾的地位与祖国的整体利益和前途联系起来思考，这样的远见卓识是中国传统爱国思想的体现，更是一种对封建国家观念的突破，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王朝的利益之上，决不认同清王朝暂自身与日苟合的行为。

体现二：对传统文化认识的升华。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而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赋予了这一文化全新的认识，即时代变革意识是一个民族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将自强不息与民族变革深深地联系起来。于是他举起了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利剑，向“祖宗之法不可改”的封建国家开刀，提出了一系列的变革。

而这一切的最终目的自然是富国图强。因为落后就要挨打，所以《公车上书》中康有为已有了世界竞争意识。他认为当时的世界已进入诸国并立的时代，而非闭关自守的时代；当时的世界正处于列国竞争的时代，而非一统垂裳的时代，在这样的世界形势下，中国当以开

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他痛切指陈：“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统垂裳，则拱手无为。言率由则外变相迫，必至不守不成；言无为而诸国交争，必至四分五裂。”①p85康有为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用一种清醒的世界竞争意识，分析国际形式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引出了他改造中国政治格局和中国传统思想框架的结论。

《公车上书》是在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列强瓜分中国,加速中国殖民地化的关键时刻提出的救亡图存的政治主张,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性质。他敲响了祖国危亡的警钟,发出了教亡图存的呐喊。《公车上书》用大量的篇幅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新体制,新思想,并使之在中国传播开来,使人耳目一新。其中具体的主张与思想不仅是近代中西方文化融合的产物，起了解放思想的巨大作用，也是一盏为当时危难中的中国带来希望的明灯。

① 《康有为全集》第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4—102页

② 任银睦 康有为关于中国现代化的选择 东方论坛 1997年第一期

③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汤志钧编，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④ 《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文集 》第3册之6。

⑤《康南海自编年谱》 见 《戊戌变法》第四册

⑥ 陈景磐《国近代教育史》 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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