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

篇一：考古发现与探索题库

1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起源于哪一年

? A、1900.0

? B、1921.0

? C、1935.0

? D、1947.0 我的答案：B

2

苏秉琦是哪所大学考古学专业的创始人

? A、清华大学

? B、北京大学

? C、复旦大学

? D、中国科技大学 我的答案：B

3

区别一个学科是否是考古学的学科标准不包括 ? A、研究对象

? B、研究方法

? C、研究目的

我的答案：D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家王威先生是中国第几代考古学家 ? A、一

? B、二

? C、三

? D、四 我的答案：C

5

在龙骨药材上有下列哪项重要考古发现

? A、汉晋简犊

? B、龙门石窟

? C、甲骨文

? D、良渚文化 我的答案：C

6

二重证据法是谁提出来的

? A、王国维

? C、章太炎

? D、季羡林 我的答案：A

7

敦煌石窟是由一名道士在1899年发现的

我的答案：x

8

影视作品里的考古学家和真实的考古学家是有差别的 我的答案：√

9

考古手段获得的文物叫发掘品

我的答案：√

1

下列不属于遗迹的是

? A、墓葬

? B、房屋

? C、道路

? D、鼎

我的答案：D 2

下列不属于遗物的是（）。 ? A、生产用具 ? B、生活用具 ? C、房屋

? D、刀 我的答案：C

3

“三器说”是哪国人提出来的

? A、英国人

? B、埃及人

? C、丹麦人

? D、西班牙人 我的答案：C

4

金石学一般的收集对象是含有文字的金属和石头制造的器物 我的答案：√

5

地质学的发展和生物学上的进化论对科学考古学起到重要的影响 我的答案：√

6 考古学家最重要的工作是挖掘

我的答案：×

1

人类第一次合成的金属材料是什么

? A、铜

? B、铁

? C、金

? D、银 我的答案：A

2

人类第一次能够合成的材料是什么

? A、铜器

? B、铁器

? C、陶器

? D、银器

我的答案：C

篇二：考古发现与探索 满分答案

《考古发现与探索》期末考试

姓名：雷锋 班级：默认班级 成绩： 100.0分

一、 单选题（题数：50，共 50.0 分）

1

秦始皇陵的建筑的主要材料形式是

窗体顶端

A、

木料

B、

砖石

C、

土坑式

D、

未考证

窗体底端

我的答案：D

2

于1913年在北平创办，成为我国早期地质工作者摇篮的机构是

窗体顶端

A、

中国社科院

B、

中央地质调查所

C、

中央考古小组

D、

中国科学院

窗体底端

我的答案：B

3

从新石器时代的（ ）开始，人类的器物开始丰富

窗体顶端

A、

前期

B、

早期

C、

中期

D、

晚期

窗体底端

我的答案：C

4

在非洲为揭开人类的神秘面纱而工作，有“考古、人类学第一家族”之称的是 窗体顶端

A、

路易斯家族

B、

洛克家族

C、

撒丁家族

D、

利基家族

窗体底端

我的答案：D

5

8000年前，“满天星斗”是指中国各地的文化是

窗体顶端

A、

频繁交流

B、

尚未成型

C、

开始萌芽

D、

独立发展

窗体底端

我的答案：D

6

下列哪一项被认为是一类遗存对象而非一种遗存对象

窗体顶端

A、

宗教考古学

B、

植物考古学

C、

动物考古学

D、

陶瓷考古学

窗体底端

我的答案：A

7

历史学与考古学的两个不同点为

窗体顶端

A、

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不同

B、

研究主体与研究方法不同

C、

研究类型与研究主体不同

D、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不同

窗体底端

我的答案：D

8

8000年前的跨湖桥遗址发掘的重大意义是

窗体顶端

A、

出现了大量磨制石器

B、

出现了人工栽培的变异稻

C、

出现了酿造酒类的现象

D、

标志进入了农业社会

窗体底端

我的答案：B

9

下列属于自然遗存的是

窗体顶端

A、

遗物

B、

遗迹

C、

遗痕

D、

与人类活动有关的自然物

窗体底端

我的答案：D

10

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的中国考古成就的是

窗体顶端

A、

良渚文化

B、

北京猿人

C、

秦始皇陵兵马俑

D、

殷墟

窗体底端

我的答案：C

11

由王国维提出，用地下出土文物与传统文献相互印证的方法为

窗体顶端

A、

二重证据法

B、

二元法

C、

对照法

D、

文献法

窗体底端

我的答案：A

12

考古学中年代被划分为

窗体顶端

A、

绝对年代 非绝对年代

B、

史前年代 史后年代

C、

绝对年代 相对年代

D、

有文字年代 无文字年代

窗体底端

我的答案：C

13

郭沫若不被认为是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学家，是由于

窗体顶端

A、

研究对象不正确

B、

偏向研究文献资料

C、

没有从事野外实地考古工作

D、

他是历史学家

窗体底端

我的答案：C

14

中国考古的启蒙者与中国考古学之父依次为

窗体顶端

A、

苏秉琦 李济

B、

安特生 李济

C、

李济 梁思永

D、

裴文中 严文明

窗体底端

我的答案：B

15

考古遗存之所以能成为真正的考古资料，具有研究价值，是由于 窗体顶端

A、

保存时间长

B、

保存形态完好

C、

经过官方鉴定

D、

存在于特定环境中

窗体底端

我的答案：D

16

中国古代进入文明时期（距今4000年左右），中国的文化中心是哪个文化圈 窗体顶端

A、

北方文化圈

篇三：山西重要考古发现概况

一、旧石器时代有：

芮城西侯度、芮城匼河、襄汾丁村、阳高许家窑（2011专）、朔州峙峪、沁水下川（2011学）、陵川塔水河岩厦遗址（26000-19000）、吉县柿子滩（2012学）、蒲县薛关遗址（13550±150）、襄汾大崮堆山史前石器制造场遗址（旧石器晚期——新石器早期）等。 匼河文化

中国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位于山西芮城匼河村。1957年发现，1960 ～1980年多次发掘，出土有动物化石和石制品。石制品有砍斫器、刮削器、大尖状器、小尖状器和球状器等，研究者认为它们在风格上同北京人的石器不同，而与丁村遗址的石器属于相同的技术传统。动物化石包含一些古老的种类 ，如三趾马和一种古老的剑齿象。有的研究者据此主张匼河文化也许比北京人文化稍早；也有学者从地貌学角度分析，认为该文化的年代较晚。在华北大石器文化发展上具有承上启下的性质。

吉县柿子滩遗址（2001）

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遗址距今2---1万年。位于山西省吉县县城以西的清水河沿岸，东西分布约10公里，面积约6万平方米。1980年发现并试掘，2001年至今进行了连续发掘，共发现25处旧石器和动物化石地点。发掘出成组的人类用火遗迹，修整石器的工作区等诸多人类活动的信息。出土了上万件石制品、动物化石以及制作精美的蚌质穿孔装饰品，还发现了石崖上残存的赭红色岩画。石制品大部分以石英岩为原料，器形有削状器、尖状器、锥钻、石锯、琢背石片等。这是中国目前发现面积最大、堆积最厚、内涵最丰富的以典型细石器为主体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是研究中国华北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珍贵资料。

二、新石器时代：

夏县西阴村、翼城枣园、襄汾陶寺（2012专）、芮城清凉寺；另有灵石逍遥遗址（仰韶-二里头）、垣曲古城东关、翼城北橄、垣曲宁家坡陶窑遗址、垣曲下马遗址、临汾高堆遗址、临汾下靳墓地、太原光社，义井遗址、长治小神遗址、太谷白燕遗址等。

翼城枣园

枣园遗址位于翼城县东部，地形为丘陵地带，遗址区西、南分别临近浍河上游的史伯河（滑家河）和浇底河，主要遗存分布在两条小河的交汇处东北的一条黄土梁上。发现于1991年，1999年秋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揭露面积约190平方米。发现的主要遗迹有房址和窖穴，主要遗物是陶器，以钵、盆、壶、夹砂罐等器物为主要组合，根据对主要遗物的分析，我们认为这是庙底沟文化的源头，参考碳十四测定的年代，大约距今7000～6400年，是目前山西省发现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虽然这里仅是一个小型聚落，但由于是最早确认该类遗存的遗址，所以命名为“枣园文化”。

夏县西阴村遗址

西阴村遗址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夏县尉郭乡西阴村的西北部，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面积约30万平方米。1926年由考古学家李济主持发掘，1994年10～11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揭露面积576平方米，发现了分别属于庙底沟（近年来也有人称为“西阴文化”）、西王村III期、庙底沟二期和商代二里冈时期的文化遗存，以庙底沟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为主。发现了房址及不同形状的灰坑，出土遗物包含陶、石、骨、蚌等类。除遗址的文化内涵丰富的原因之外，由于这是由中国人首次独立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芮城清凉寺（2003~2004）

清凉寺史前墓地属于寺里—坡头遗址，位于芮城县的东北部。墓地所在地为中条山南麓的倾斜坡地。1955年发现，1965年被公布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总面积近5000平方米。2003年～2005年，对墓地进行了发掘，清凉寺墓地共发掘墓葬355座，皆为土坑竖穴，根据墓葬之间的打破关系分析，可分为四期。枣园文化、庙二、龙山、龙山晚期。墓地第二

期是中原地区大量随葬玉石器年代最早的实例。墓地第三期出现了大量的殉人，其中以未成年的小孩最多，是迄今发现殉人数量最多的史前墓地。墓地特殊的葬制、不同特点的随葬品表现的社会现象丰富多彩。清凉寺墓地的发掘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入选200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荣获2003～2004年度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三等奖。 襄汾陶寺遗址

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东北大约6.5公里的陶寺镇南侧的塔儿山下，总面积约600余万平方米。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1978～1985年连续发掘，2001～2004年，为进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与研究”课题再次进行勘察和发掘。两次发掘清理出数量较多的房址、道路、水井、陶窑、灰坑，以及包括不同等级墓葬的大型墓地、城址、疑似观象台的夯土基址。出土鼍鼓、特磬、蟠龙纹陶盘、石制工具、陶容器、装饰玉器等，在陶寺遗址发现了红铜烧造成的铃形小铜器、铜齿轮形器、朱书文字、不同等级的墓葬、礼乐重器等多种与文明起源密切相关的物质遗存，由此确立了“陶寺文化”，年代在公元前2600～前2000年之间。它是我国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史前最大的城址，对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和国家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灵石逍遥遗址

三、夏商

夏——夏县东下冯遗址，另有垣曲宁家坡、长治小神、太原东太堡、太谷白燕、忻州游邀等商——柳林高红遗址、灵石旌介商墓，另有夏县东下冯商城、垣曲南关商城等

柳林高红遗址（2006）

高红夯土基址位于柳林县高红村三川河三面环绕的一座山梁上，共发现20余处夯土基址，最大一座是位于基址群中部东西向的7号基址。2004年6月～2006年11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吕梁市文物局、柳林县文管所共同进行发掘，发掘揭露面积2400平方米，清理出7号、8号、22号夯土基址及23号夯土墙、26号夯土院落。出土了大量陶片、兽骨、少量石器和骨器等遗物。这是吕梁山区首次发现商代夯土建筑基址，应是强有力的政治集团的活动场所，其发掘成果对探索当地商代方国文化和同期黄河两岸吕梁山区陕北高原等地发现的青铜器归属问题均有重要作用。被评为2006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灵石旌介商墓

灵石旌介墓地位于山西省灵石县旌介村，1976年首次发现一座商墓，1985年又发掘两座商墓，均属商代晚期。旌介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和玉石器，其中部分器物属全国罕见，一些铜器上铸有“丙”型族徽，据研究在商代后期汾河流域附近分布着一些方国，这应该是其中一个方国的遗存，因此这是一批极其珍贵的材料，对研究商代考古、历史、青铜艺术有重大的意义，还是研究方国文化、商王朝和少数民族关系极其珍贵的资料。

四、西周

晋侯墓地（11专）、翼城大河口墓地、绛县横水墓地，另有黎城墓地、洪洞坊堆--永凝堡

天马—曲村遗址

位于山西省曲沃县和翼城县交界处，发现于1980年，遗址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1980～1989年，北京大学、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进行了10余次大规模的发掘，发现大量的居住基址和墓葬区，出土数以万计的青铜器、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遗物，时代从西周早期一直延续到春秋早期。1992～2000年又对属于该遗址的北赵村晋侯墓地进行考古发掘6次。发现9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葬、4座陪葬墓、数十座祭祀坑，5座车马坑，出土有精美的青铜器和玉器等随葬品，其中部分器物带有铭文，是西周断代研究的重要依据。这些墓葬世代相接，墓主当是历代晋侯燮父一直到护送平王东迁的晋文侯。

天马——曲村遗址的发现是二十世纪我国西周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它为研究晋文化的源流、西周墓葬制度和器用制度以及当时晋与西周的关系提供了珍贵详实的资料，北赵晋侯墓地发现的青铜器及其铭文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北赵晋侯墓地于1992和1993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993年又荣获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三等奖。 北赵晋侯墓地一号车马坑

位于曲沃县北赵村，是西周时期晋献侯稣及其夫人墓祔葬的车马坑，是晋侯墓地10座车马坑中最大的一座。2006～2007年北京大学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进行发掘。车马坑为东西向，平面近长方形，分为马坑和车坑两部分。位于东边的马坑，经辨认殉葬马匹至少有105匹，马匹多呈倒卧的无序状态，互相间多有叠压，马腿之间有捆绑痕迹，可能是致死后埋入。车坑殉车总数达48辆左右，分六排放置，车子都是整车东西向摆放，整齐而有规律。包括战车、礼仪车、生活车，其中装有青铜甲片的战车我们称为“装甲车”，这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装甲车。晋侯墓地一号车马坑是目前国内发现的西周时期最大的车马坑，也是已发掘的商周时期殉葬车辆最多的车马坑，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绛县横水墓地

位于山西运城市绛县横水镇北，于2004年冬发掘3座墓，2005年3~5月全面勘探，探明墓地面积约35000平方米，2005年5月~2006年5月发掘8300平方米。前后共发掘墓葬1326座，其中西周墓葬194座，车马坑、马坑24座。墓葬排列有序，自南向北时代从西周早期延续到春秋初年。除少数带墓道的大型墓外，大多数为竖穴土坑墓。墓主多头向西，仰身直肢葬为主，俯身葬约占三分之一。车马坑陪葬的大中型墓常见殉人、殉狗，有腰坑。出土青铜器、玉器、漆器、陶器等各类文物14000余件套。

其中，一、二号大型墓保存完好，根据墓葬形制、随葬器物、铜器铭文可知，墓主人为文献未载的西周中期的倗伯夫妇墓。尤为重要的是，在一号墓内发现了目前我国时代最早、保存最好、面积最大的荒帷，为红色、刺绣有凤鸟图案的丝织品。同荒帷相伴的其他饰棺、束棺和下棺等遗物痕迹也在精细的发掘中一一清理出来，创造了发掘单座商周墓葬清理细、获取信息多的一个范例。该墓地的发现为研究西周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和分封制度等提供了可靠的线索，被评为200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并且获得了国家田野考古一等奖。 翼城大河口墓地

大河口墓地位于山西省南部翼城县城以东约6公里处，地处北高南低的向阳缓坡， 2007年5月大河口墓地被盗发现，2007~2008年，对其进行了考古勘探和试掘，共清理包括M1、M2在内的6座墓葬。2008年9~12月进行了全面普探，2009年5月至今进行大规模抢救性发掘。墓地共分6个发掘区，共揭露面积15000平方米，发现墓葬615座。其中大型墓葬7座，中型墓葬40座，小型墓葬568座，车马坑22座，圆形灰坑31座。目前已完成大中型墓葬发掘，开始小型墓葬清理，共清理墓葬305座。发掘出土精美的青铜器、玉器、漆木器、等珍贵文物，此外还出土陶器、石器、骨器、蚌器、贝和串饰等，部分墓葬随葬锡器或漆器，个别墓葬发现有金器。青铜器铭文显示，大河口墓地墓主的国族名为“霸”，墓葬时代横贯西周，晚期进入春秋初年。该墓地可能是新发现的一个西周封国墓地，与绛县横水墓地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对于研究西周时期晋南地区的封国及其与晋国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被评为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荣获2009—2010年度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一等奖。

五、东周

侯马晋国都城遗址、侯马祭祀、盟誓、铸铜遗址，另有侯马上马墓地、下平望墓地、新绛柳泉墓地、长治分水岭墓地、潞城潞河墓地、长子牛家坡和鲍店墓地

侯马晋国都城遗址（新田遗址）

晋国晚期都城遗址，又称新田遗址，位于今侯马市西北部，汾河萦绕于西北，浍河横贯其南部，年代在公元前585年至公元前376年间，分布面积约50余平方公里，1952年发现。

1961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发现平望、台神、牛村、马庄、程王、北坞、北郭马、凤城等大小共11座古城址，其中平望、牛村和台神组成的“品”字形古城组可能是三家分晋前晋君的宫城（未发现郭城），凤城古城可能是三家分晋 后晋 君的都城，沿用到汉代。在牛村古城南城墙外发现有铸铜、制骨、制石圭和制陶作坊遗址，其中铸铜遗址还见于台神古城南（即今白店村西北部）和程王路东段等地，制陶遗址在浍河北岸今新田市场也有发现。已发现11处祭祀遗址，主要集中有四处，以程王路建筑基址为中心的环形祭祀带可能是晋国的宗庙祭祀区；牛村古城南祭祀遗址；虒祁和西高祭祀遗址；西南张祭祀遗址，其中侯马盟书即发现于程王路宗庙建筑基址以南。墓地主要有上马墓地、下平望墓地、东高墓地、牛村古城南墓地和柳泉墓地等，其中柳泉墓地分布面积最大，墓葬规格最高。 侯马盟誓遗址

春秋晚期晋国世卿赵氏与卿大夫间举行盟誓的遗址。位于侯马晋国遗址牛村古城以东

3.3公里的秦村西北侯马电厂，1965年11月至次年5月发掘，在东西长70、南北宽约55米的区域内，发现401个竖坑（坎），发掘了其中的326个，其中出土盟书的单位共42个，集中发现于遗址西北部100平方米的范围内。盟书年代为公元前490年~公元前458年前后。401个竖坑大多为南北向长方形，坑底多见有兽骨一具，兽骨可见羊骨、牛骨、马骨等，67个坑内无牲骨，除发现有文字的盟书外，还发现有璧、璜、瑗、玦等玉器。盟誓遗址出土盟书5000余件，文字可辨识的656件，少者10余字，多者200余字，多是用朱笔在玉石片上写成的。盟书内容可以分为六类，主要强调参盟者要“事其主”、“守二宫”、“从嘉之盟定宫平 之命”、“自誓 于 君所”、“既誓之后?”，列出打击对象多至九氏二十一家，并有打击纳室者和诅咒背盟者的盟书。

侯马铸铜遗址

铸铜遗址位于山西侯马晋国遗址牛村古城之南，是东周时期晋国铸造青铜器的手工业作坊，遗址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是侯马晋国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山西省文管会1959开始发掘，至今已发掘5000平方米。遗址内发现的遗迹和遗物众多。遗迹包括居住址、窖穴、水井、道路、陶窑、熔铜炉、墓葬等，分布非常密集。出土遗物包括日常生活用的鼎、釜、豆、壶、罐、瓮等陶器和社会生产用的各种骨、石、铜、蚌制等工具。在这些遗物中，大量的与铸铜手工业有关，如雕刻花纹用的骨质雕刀、青铜小刀；铸造青铜器的陶范及铜锭、铅锭和坩埚等。其中陶范的数量最多，达3万余块。有1000余块陶范可辨认器形，成组配套有能复原的器形有100余套，包括鼎、豆、壶、匜、鉴、舟、敦、匕、匙、铲、钁、斧、锛、刀、剑、镞、鐏、钟、镜、带钩、货币、车马饰，包含了礼器、乐器、工具、兵器、车马器、装饰品和货币等。根据考古发掘，其铸造工艺包括塑模、翻范、烘烤、合范、浇注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侯马铸铜遗址作为反映东周时期铸造冶金技术的一处重要遗址，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东周时期晋国的社会经济状况。

太原古城营晋阳古城

晋阳古城遗址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晋源镇古城营村附近。始建于春秋中晚期（公元前497年），历经秦汉、三国、南北朝、隋唐、五代，于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毁于战火。晋阳古城自创建以来，曾为战国时期赵国都城，是中国古代北方著名的大都会。1962年，考古工作者在古城遗址发现数段城墙和三座小城遗址。近年又发现了建筑基础、砖瓦、琉璃构件和石刻造像。2001年，为配合大运高速公路的建设，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考古研究所、晋源区文物局对晋阳古城护城河和西北城角进行抢救性发掘。另外一些断代佐证表明晋阳城西北城角修筑年代在北朝至唐。发掘获取的材料为研究晋阳古城提供了可靠详实的材料。

六、战国秦汉

太原赵卿墓、襄汾大张遗址、侯马乔村墓地、榆次猫儿岭战国墓地、夏县禹王城汉代遗

址、平朔汉墓、离石马茂庄汉画像石墓等。

太原金胜村赵卿墓

太原赵卿墓位于山西省太原市南郊金胜村。1988年发掘，出土全部随葬遗物达3421件，其中青铜器1402件。另有玉石器、金器、木器、骨角器、蚌器等。这是迄今为止所见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资料最完整的晋国后期高级贵族墓葬，墓主人可能为春秋晚期晋国著名的赵简子。赵卿墓的发现与发掘为进一步了解晋国晋国晚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手工业技术和社会制度等诸方面提供了条件。

七、六朝

北魏--大同北魏平城遗址和墓地、大同永固陵、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司马金龙墓、大同宋绍祖墓、大同云冈石窟窟前和窟顶遗址；

北齐--寿阳厍狄逥洛墓、太原娄睿墓、太原徐显秀墓、祁县白圭韩裔墓等。

大同方山永固陵

北魏永固陵位于大同市北25公里的镇川堡乡西寺儿村之西的方山上，建于太和三年至太和十五年之间，是文明太后冯氏的陵寝。永固陵除冯太后墓外，还有北魏孝文帝的万年堂、永固石堂、思远浮图、斋堂、陪葬墓、灵泉宫等建筑，首创了陵寝与佛寺相结合的布局。 1976年对永固陵进行发掘，2006年进行调查试掘。文明太后陵位于陵园中轴线上，封土堆上圆下方，高22.87米，为砖砌多室墓，由墓道、前室、甬道、后室四部分组成，总长17.60米。万年堂为孝文帝预置寿陵，位于陵园中轴线之东，现存封土堆上圆下方，高约13米，东边长60米，由墓道、前室、甬道、后室四部分组成。此外还在陵园区发现两处建筑遗址、排水沟系统，以及灵泉宫的大致位置，出土北魏的砖瓦、石柱础和瓦当等建筑构件。对于进一步认识北魏皇家葬制及永固陵结构布局具有重大意义。

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2005）

位于大同市御河之东、沙岭村东北约1公里的高地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大同市考古研究所联合进行发掘，发掘12座墓葬，共出土文物200余件。其中一座是保存精美壁画且有文字纪年的砖室墓，该墓为长斜坡墓道砖构单室墓，由墓道、甬道、墓室组成。该墓壁画分布在墓室四壁和甬道的顶、侧部，总面积约24平方米。壁画北壁上栏画着6个象征天上星宿的奇禽异兽，下栏第一行绘有19位女性，头绾高髻、身系飘带、袖于胸前。细红线隔离之下整个画面是一幅盛大的车马出行图。东壁从中间往北有8位女性人物与北壁一致，往南有10位男性人物与南壁一致。正中有一高大建筑物，里面端坐男女二人，建筑物的周围有车辆、马匹、人物等。入选200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墓内既有漆画又有保存较完整的壁画，还有墨写书迹的文字纪年，笔法细劲连绵，这在北魏平城时期众多墓葬中是唯一的，展现的是墓主人时代——北魏太延年间的社会现实生活。据文字推测，墓主人死于太延元年(435)，鲜卑人，是侍中尚书主客平西大将军破多罗氏的母亲。该墓不仅填补了汉唐考古壁画没有北魏时期定型材料的空缺，而且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为研究我国民族风情、丧葬习俗、服饰装备等提供了宝贵的形象资料。大同司马金龙墓

司马金龙墓位于大同城东南7公里处石家寨村西。1965~1966年初，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大同市博物馆联合对墓葬进行了清理。墓为砖砌多室墓，由墓道、墓门、前室甬道、前室、后室甬道、后室、耳室甬道、耳室组成。墓室全长17.5米，墓道长28.1米，是已发现北魏早期墓中最大的一座。墓曾被盗，但仍出土454件珍贵文物，以陶俑为多。驮粮马俑、人面镇墓兽、骆驼俑和铁马镫等是新出现的一批随葬品。石棺床、石雕柱础及木板漆画，更是一批罕见的艺术珍品。石棺床东侧的雕刻及石雕柱础，造型优美，雕工精细，内容类似云冈而更生动、细致，石雕柱础可能是屏风的支座。彩画漆屏风已朽散，有5块残段尚能反映原貌，内容采自汉刘向《列女传》故事，人物劲线淡彩，画面题字秀丽遒健，近于楷法，是隶书向

篇四：二十世纪有关圣经世界的十大考古发现

二十世纪有关圣经世界的十大考古发现

如果要列出与圣经有关当代的伟大考古发现，你想有那些出土文物或古城堆丘会榜上有名？若你有机会了解这些遗迹被发现的经过的话，我相信你会对考古发掘有进一步认识，并会惊叹神在这一切事件发生的背后之奇妙的作为。

叔维尔(Keith N. Schoville) 是著名的考古学家，是威斯康辛大学之希伯来和闪族研究荣誉教授，着有脍炙人口之《圣经考古焦点》(Biblical Archaeology in Focus) (注1) 一书，他于Stone Campbell Journal第四卷第一期曾发表过一篇取名为“二十世纪有关圣经世界的十大考古发现” (注2) 的专文。过去一个世纪里的十大考古发现，对理解圣经世界的意义有非常重要的贡献。其中每一项发现、及其被发现的过程之叙述和被解读的关键信息，加上它们与关键圣经事件或参考文献的联系，期望有机会再与你们分享。

在任何时段要订定出圣经世界有意义的主要考古发现名单，都少不免会带有主观性，并基于一定程度的挑选者之个人判断；这个名单也的确如此。不过若能有机会识 别这十项发现还是会引起读者对于考古学家们在古代近东的持续工作的兴趣，这里的古代近东至少包括地中海东部、埃及、以色列、约旦、叙利亚、土耳其、伊拉克 和伊朗。

我们还应该谨记，关于圣经、及这些事件在其中发生、这些人在其中生活、并且圣经在其中被写作的这个圣经世界，唯一的新真相，是来自考古学的研究。但是正当 我们都存着考古学是严谨的、不可轻忽的心的同时，叔维尔博士却告诉我们：“与考古研究相伴而生的总是取决于偶然的发现，于是在任何时间点上都可能有证据浮 出水面，拂去圣经人物或事件上的往日尘埃，通过复原一段新的文本、碑铭或古代的遗迹，将他们/它们带入现代。”(注3)

十大考古发现首推“死海古卷”。最初的死海古卷是在1947年意外被发现的，并没有经过考古学家！只是由一些贝多因的牧人在死海西北端的一个山洞里，因发现了七个完整的书卷而打开之后学术界关注的序幕。(注4)

十大考古发现之二是“大卫家的碑铭”，这个挖掘工作自1966年起虽是由著名的以色列考古学家Avraham Biran博士带领，但发现这块玄武岩石碎片的，竟是一位名为Gila Cook的测量员，当时她正在为访问者准备场所，在无意之中竟发现了这件重要的出土文物。 (注5)

第三项发现被称为“欣嫩护身符卷轴”，是由以色列考古学家加百列巴克（Gabriel Barkay） (注6) 和一群来自圣地研究学院（现在的耶路撒冷大学）的学生们共同工作时，在耶路撒冷的欣嫩子谷挖掘出几座墓穴中找到的。 (注7) 笔者本人于1986年有幸于圣地研究学院修读圣经历史地理课程及参加考古发掘，加百列巴克正是我的考古学教授，某天下课后他更带领我们全体学生，实地考察 欣嫩古墓，从他的言论中清楚阐明这项惊世发现实属偶然。照笔者个人理解，就像在千百根骨头中，寻获得一口小钉子一样。机会难求，千载难逢。

第四项重要考古发现就是“加利利之舟”。1985-86年的一次大旱灾使 加利利海的水平面降到异乎寻常的低，来自革尼撒勒犹太公社的两兄弟，在加利利海西北海岸的地方漫步时，发现一些古钱及铁钉，继而发现一只船只的残骸掩埋在沿岸的泥土中。很短时间内他们即组成一队拯救古船的考古队，当时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是2000年历史的古船首次在加利利海被发现。 (注8)

十大考古发现之五是“巴录印玺”。确实有数百枚的希伯来文印章和印鉴在上个世纪被发现，其中一半是由官方的考古挖掘或者民间挖掘发现的；后者最终流入文物贩子之手，之后转让给了收藏家或学者。十九世纪70年代的某一天，这枚带有耶利米之文书的印章和名字的印玺出现在文物市场，被 一位收藏家R. Hecht博士获得，这份印玺出自一个至今身份不明的地方。 (注9) 这份印玺无疑来自文书巴录便尼利亚 (Baruch ben Neriah) 的印章，他是根据先知耶利米的口述写作的（耶36：4）。

第六项重要古考古发现是“该亚法的尸骨罐”。1990年十一月，一辆自动卸货卡车在耶路撒冷的和平森林工作时，意外地撞到了一座坟墓的顶部，使得藏有耶稣时代大祭司尸骨的尸骨罐被发现。 (注10)

至于第七件重要出土文物就是“本丢彼拉多的碑铭”。亚兰米拉德在他的著作《圣经考古大发现》(Discoveries from Bible Times) 中清楚指出这块碑铭的重要性：“一块刻有本丢彼拉多名字的破旧石板，看来并不是特别重要，但这是唯一提及他的石板。任何其它写于公元、世纪的铭文或文献都没有提到他。这是当代唯一证明本丢彼拉多存在的证据。” (注11) 至于发现这块碑铭的经过，亚兰米拉德接着说：“1961年，一队来自米兰的犹太考古学家正在该撒利亚挖掘…第三年，他们的工作重心放在已经决定要清理的剧院。在搬走沙土和石头时，他们发现了这些台阶和这块石板。” (注12)

第八项发现被称为“以革伦碑铭”。这碑铭确定了这个地方的名字、及其五位统治者的名字，其中两位在圣经里特别被提到。1993 年，W. F.奥伯莱考古研究学院的考古学家西摩基丁（Seymour Gitin）和耶路撒冷希伯来学院的楚德多森（Trude Dothan），在以色列Miqne堆丘进行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挖掘时才发现的。正当人来到计划的尽头，竟然才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注13)

第九项重要考古发现是“以巴路山上的祭坛”。约书亚曾在宣告祝福的基利心山对面的以巴路山上宣告咒诅。(参书8:33)这是一 个充满争议的考古发现，因为关于这个发现的解读还未盖棺定论。然而，以色列考古学家Adam Zertal曾在1980年对玛拿西支派区域的考古调查中横跨过这个废墟，挖掘工作始于1982年秋天，于六个季度之后结束。至今仍然坚持他的解释，继续对以巴路山上的遗址进行挖掘。 (注14)

十大考古发现之最后一项是“叙利亚古城乌加列”。乌加列在被复原的数千块楔形文字泥板中的意义，已经在当今的国际考古学界冠以非常重要的地位。 (注15) 这项艰巨的考古工程主要的挖掘者是舍费尔（Claude F. A. Schaeffer），然而直到他退休时还未完成。他退休之后由几位法国领队接手。虽然此堆丘和几公里之外的海边正面临日益发展的城市化，挖掘工作至今还是继续进行。

当我们高速地浏览了二十世纪有关圣经世界的十大考古发现，很容易会觉察考古的发掘，是一项诸多变数、层出不穷、艰苦备尝、努力不懈、息息不断的多面体工程，当人以为考古发掘必须是考古学家才有美好成果时，却发现牧人和测量员的功劳亦不可抹杀；当人以为穷一生经验和努力必有所成时，却努力苦干到退休或甚至离世，亦未必能得偿所愿；当人以为工程艰难，力不能胜时，却又可经历轻而易举，喜出望外的结果；当人以为巳依着计划而大功告成时，却在收工清理时，才巧获 惊世奇珍；考古文物竟可藉一次交通意外而获，亦可藉一次至今不知来历的买卖而得。相信没有信徒不深信在这一切事件发生的背后，有神奇妙的作为！人的一生，神的半步。让我们在人生之中，正努力实践“为己无所求，为主求一切” (注16) 之际，莫忘那位一生引领我们的主：

衪是疲乏的加力者！(赛 40:29，耶 31:25)

衪是灰心的支持者！(路 18:1，加 6:9)

衪是迷茫的同在者！(创 28:15，耶 1:8)

衪是缺欠的供应者！(申 2:7，赛 33:16)

(注1) Keith N. Schoville, Biblical Archaeology in Focus (Grand Rapids: Baker, 1978)

(注2) Keith N. Schoville, “Top Ten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Relating to the Biblical World,” Stone Campbell Journal 4:1.

(注3) Ibid.

(注4) Adolfo Roitman, The Bible in the Shrine of the Book (Jerusalem: The Israel Museum, 2009)

(注5) Ephraim Stern, ed., The New Encyclopedia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the Holy Land (Jerusalem: Israel Exploration Society, 2008), Vol. 5, pp.1686-9.

(注6) 加百列巴克博士（Dr. Gabriel Barkay）是以色列著名考古学家，出生于 1944年在匈牙利，在1950年移居以色列，1985年获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考古学博士学位。他最感兴趣的是耶路撒冷的考古。现为特拉维夫大学、耶路撒冷大学学院的考古学教授，以发掘“欣嫩护身符卷轴”而驰名于近东及圣经考古学界。

(注7) 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 9.2 (mar/Apr, 1983) pp.14-19.

(注8) Shelley Wachsman, BAR 14.5 (Sep/Oct, 1988) pp. 18-33.

(注9) Nahman Avigad, “Jerahmeel & Baruch,”Biblical Archeology 42.2 (1979) pp.114-118.

(注10) Zvi Greenhut, “Burial Cave of the Caiaphas Family,” BAR 18.5 (1992) pp.28-36.

(注11) 亚兰米拉德着，《圣经考古大发现》(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p.220

(注12) Ibid.

(注13) Seymour Gitin, Trude Dothan and Joseph Naveh, “A Royal Dedicatory Inscription from Ekron,” IEJ 47 (1997) pp.1-16. (注14) Adam Zertal, “Has Joshua’s Altar Been Found on Mt. Ebal?” BAR 11.1 (Jan/Feb, 1985) pp.26-43.

(注15) NIV Archaeological Study Bible,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5) p.304.

(注16) 乃出自《中流砥柱》一书首页之倪析声名句。

篇五：《考古发现与探索》2015春季期末课程论文阅读参考资料及试卷样张

2014-2015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考试试卷

课程名称： 考古发现与探索 课程代码： MUSE 110003.01 开课院系： 复旦文博系 考试形式： 课程论文 学生姓名： 学号： 专业：

一、分别阅读两篇文章（后页所附）或书籍，对其中的一篇进行评论

1. 《关于人类起源问题的哲学思考》

2. 《三大人种与两大文化》

3. 阅读苏秉琦先生《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为这本书写个书评。

二、具体要求

1．正文字数在3000字以上（不包括注释和参考书目等）。

2．严格遵循论文写作规范（引文必须注明出处）。

3．须提交A4纸打印的论文稿，并以此试卷作论文封面，于左上方边角处装订。

4．字体：凡是正文一律用宋体/五号字，注释用小五号字，大标题用宋体/三号字/加粗，小标题用宋体/五号字/加粗。段落：一律采用标准间距、1.5倍行距。

5．论文写作格式：

5.1 包括答卷页眉、论文题目、正文、注脚、引用及参考书目（或“参考文献” ）

5.2 答卷页眉包括学号、姓名、选课代码、选课名称，右对齐。

5.3 使用脚注。需包括作者、篇名/书名/期刊名、页码、出版社和版次/期刊号。

5.4 文末须列“引用及参考书目”，需包括书名/期刊名、作者、出版社和版次/期刊号。

6．如所提交论文不合规范者，须改写。若两次改写后仍不合规范者不予以评分。

7．严禁抄袭，一旦发现按零分处理。

8．月日前提交。逾期按零分处理。

9．打印后的论文稿，请自己投递到文博系（校内称200号，靠近相辉堂和校医院）一楼高蒙河老师的信箱，或者直接交给助教韩潇同学。

2015年春季《考古发现与探索》课程文章

题目：评《××××××××××××××××》

学号：××× 姓名：×××

内容提要：

关键词：

正文：

文章最后

注释：

作者

参考书目：

作者 书（篇）名书（篇）名 出版社（刊名） 出版社（刊名）

页码 出版年月 出版年月

《关于人类起源问题的哲学思考》

作者：永春 原载《光明日报》 2012年10月29日 03版

前不久，笔者有机会到河北张家口市的阳原县实地察看了泥河湾遗址。泥河湾遗址位于桑干河河谷，这一带现在属于黄土高原边缘地带，沟壑纵横。但在远古时期，这里曾经是一个巨大的湖泊，森林茂密，生活着包括大象在内的许多动物。从1924年开始，一些中外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在这里先后发现了80多处早期人类活动遗址。特别是2001年，在泥河湾马圈沟遗址，首次发现距今约200万年前人类进食大象的遗迹，引起学术界极大关注。虽然目前尚未发现2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但这里地质地貌环境适合早期人类生存，人类活动遗存比较集中丰富，具有重大考古价值和学术价值，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发掘和研究。

在人类起源问题上，长期以来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一元中心说，认为人类最早起源于非洲，然后向世界各地迁徙；一种是多地起源说，认为不同人种分别起源于不同地区。目前主流观点倾向于前者，认为人类发源于非洲。这一观点，是达尔文1871年首先提出来的。进入20世纪后，在东非大裂谷发现了200万年左右的完整人类化石，随后又陆续出土了大量早期人类化石，这些化石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演化体系，由此奠定了非洲起源说的主导地位。

笔者既不懂考古，也没有研究过人类学，只是在学哲学、用哲学的过程中，做了些肤浅的思考。围绕生物进化问题，中外先哲有不少论述。严复在译著《天演论》中提出了“物竞天择”的原理，认为一切生物都是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演进的。达尔文提出了生物进化论，认为物种进化是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结果。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提出了“用进废退”法则，认为动物器官经常使用就会得到充分进化，不经常使用就会逐渐退化甚至被淘汰。恩格斯在批判继承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著名论断。唯物辩证法认为，多样性是世界的本质属性，是世界发展进步的内在动力。从哲学角度思考，笔者认为多地起源说更符合辩证法规律。特别是运用上述理论分析中国人与其他人种在进化过程中身体特征的差异，中国人应该属于进化较早的人种，中国应该也是人类重要的发祥地。主要有这么几个现象，提出来就教于方家：

首先，从毛发的进化和退化来看。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讲，“有机物发展中的每一进步同时又是退步”。人类学研究表明，早期类人猿都长着浓密的毛发，其功能主要是御寒。随着不断进化，人类文明程度逐步提高，渐渐知道羞耻，开始用兽皮、树皮等来遮羞，然后进一步知道服饰的御寒和装饰功能。在这一过程中，毛发的御寒功能逐渐被替代，退化速度加快。由此可以推论：毛发退化越彻底的人种，进化程度可能越高。现代人中，白色人种体毛最盛，黑色人种其次，棕色人种再次，黄色人种体毛最弱，而中国人又是毛发退化最彻底的民族。因此，中国人应该是进化较早的人类种群。当然，中国人中也有少数体毛较多的人群，这很可能是多民族融合的结果。

其次，从臀部骨骼的变化来看。我们观看马戏团表演时会发现，熊、马等动物用两条腿走路时臀部就明显后翘。远古人类也是如此。解剖学研究也表明，猿类的骨盆长，耻骨不愈合，盆口向外开放，臀部外翘。人类从爬行到站立行走，身体发生了90度的方向转变，极大地改变了主干骨骼的受力方向，使得臀部骨骼、胯骨逐渐内敛，不再后翘，从而站立得挺直自然。由此可以推论：臀部收回得越彻底的人种可能站立行走越早，臀部翘得越突出的人种站立行走越晚。相对其他人种，中国人臀部比较平。因此，中国人应该属于站立行走较早的人种。

第三，从四肢变化来看。动物四肢长短和比例，是在长期适应生存条件变化过程中，通过代际遗传逐渐形成的。古猿生活在森林之中，需要攀援、跳跃，因而前肢发达，明显比后肢长。随着类人猿来到平地，借助工具进行劳动，逐步解放了前肢，就使得前肢渐渐退化变短。由此可以推论：上肢短的人类种群可能比上肢长的人类种群进化得更早。现代人上肢总体上都比下肢短，但不同人种上下肢比例不同，黑色和棕色人种上肢与下肢比例最大，白色人种其次，黄色人种比例最小。因此，中国人应是在远古时期更早地脱离树居生活的种群。 第四，从嗅腺的变化来看。在从哺乳动物进化成人类的过程中，身体腺体也在随之发生变化。在动物阶段，腺体主要是一个信息系统，分泌气味用于识别群体、寻找配偶、确定领地等。我们在动物园里看到的狼、狐狸，气味都很重。随着不断进化，人类逐步学会使用语言来交流信息，腺体的原始功能就逐渐退化。嗅腺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由此可以推论：嗅腺越少的人类种群可能进化得越早。据有关资料，汉族人有腋嗅的比例为4%左右，而西方人、非洲人则远高于这个比例。因此，中国人嗅腺退化应该比其他人种更早更彻底。 第五，从胃和嘴的变化来看。在漫长的人类进化史上，火的使用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飞跃，这至少给人类带来两大变化：一是胃功能的变化。早期生食阶段，要求胃功能必须强大。随着火的使用，人类可以吃熟食，更容易消化，胃功能开始不断弱化。由此可以推论：胃功能越强大的人种，用火的时间可能越晚，从茹毛饮血中走出来的时间可能越短。西方人吃牛排一般都比较生，而中国人吃生、冷、硬的东西就受不了，胃的功能退化更多。二是嘴的形状变化。在生食阶段，食物粗糙，口腔咀嚼负担重，所以牙齿比较多，嘴也比较突起。吃熟食后，食物精细了，牙齿数量有所减少，嘴的形状逐步趋于扁平。相对其他人种而言，中国人嘴更扁平。因此，中国人应该是学会用火较早的人种。

以上这几个方面，是笔者通过日常生活的观察比较，运用辩证法理论所作的推论。中国人和其他人种身体特征的这些差异，应该讲，是在长期自然选择和演进过程中形成的，是人类进化的历史标记，是生物学上的客观存在。从这些方面来推导，中国人应该是进化较早的人类种群；中国即使不是人类起源最早的地方，起码也是发源地之一。当然，科学的结论需要以事实为依据，需要人类化石的考古发现来支撑。目前，泥河湾地区尚未发现2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但不能因为尚未发现就否定其可能存在，因为化石的发现带有极大的偶然性。近年来，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往往伴随有重大考古发现，而泥河湾地区一直没有开展大的土方工程。中国开展人类考古研究还只有短短100多年时间，而在这100多年里，先[2][1]

是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饱受列强欺辱，后来又是连年军阀混战，根本不可能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央高度重视考古事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国家逐步加大对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的投入力度，可以相信，只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完全可能在泥河湾考古研究方面出现重大突破。因此，笔者对在中国发掘出早期人类化石充满信心，对中国也是重要的人类起源地充满信心。 ［1］ 有关研究结果表明，白种人臀围较大，且较上翘，侧视浑圆；黑种人臀围较小，臀部上翘，侧视极为后凸；黄种人臀围大而下垂，侧视扁平稍回凹。（见乔玉成：《进化·退化：人类体质的演变及其成因分析——体质人类学视角》，载《体育科学》2011年第6期。） ［2］ 据相关资料对不同人种四肢比较研究显示，白种人四肢较长，粗细适中，腿部长度≥上身长，手臂伸展，左右手中指指尖长度=身高；黑种人四肢很长且细，腿部长度＞上身长，手臂伸展，左右手中指指尖长度≥身高；黄种人四肢短且粗，腿部长度＜上身长，手臂伸展，左右手中指指尖长度≤身高。（见乔玉成：《进化·退化：人类体质的演变及其成因分析——体质人类学视角》，载《体育科学》2011年第6期。）

《三大人种与两大文化》

《中国科学报》2012年11月5日

朱相远：（全国人大原常委、民建中央原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原副主席）

随着全球化进程及我国地位的飙升，国人视野豁然开朗。人们通过对北京与伦敦两届奥运会的比较，更日益关注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异同与碰撞，并从中获得文化自觉与担当。

笔者试以人种作为文化的先天物质基础，从三大人种形成与扩展的视角，来梳理东西方两大文化的渊源与走向，以增强我们的文化自觉性。

三大人种的形成

今天学术界一般认为，当今人类源自同一祖先，是10多万年前，出现于东非的智人。其脑容量接近1400毫升，同我们现代人一样。据说若“和我们衣着相仿，走在大街上绝不会有人回头看他”。

约在5万年前，非洲智人由于当地气候变得极端恶劣，就随追捕猎物，逐渐从北部走出非洲。一支向北迁徙，分化为高加索人种，又称白色人种或欧罗巴人种；一支向东，经过西伯利亚来到东亚，分化为蒙古人种，又称黄色人种；留下的一支向南，迁徙到赤道非洲，分化成尼格鲁人种，又称黑色人种。这三大人种（实为亚种）的形成，是在3.5万年以前就开始的。

这三大人种，是出自同一个祖先。这已被我们每个人身上携带的DNA遗传基因图谱所证实，而且还留下各种突变的印记。如今人们只需花几百美元，分析一下自己的DNA，就可为自己找到祖先家谱的线索。所以“四海之内皆兄弟”，是有科学根据的。

同一种智人，其后代分化为三个亚种，这是人类在一定地域内，长期适应自然环境的结果。经过基因突变、变异随机扩散及自然选择，使他们在肤色、眼色、发色、头型、脸型、身高等体质形态方面，以及血型系统、血液因子系统等生物化学方面，具有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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