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帮巫蛊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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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论巫蛊之祸
浙 江 师 范 大 学
学 科 论 文
题目 论巫蛊之祸
学院
班级
作者姓名
任课老师
联系方式 易婷 陈国灿 专业 编号 成 绩 ＿＿＿＿＿＿＿＿＿＿＿＿
二 0 0 九 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论巫蛊之祸
历史 2009 姓名 易婷 学号 09020133
【摘要】 公元前九十一年，汉太子刘据在湖县（今河南唐河）悲惨的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可是这个将他逼上绝路的凶手却是他的父亲——汉武帝刘彻。罪名只不过是：以巫蛊诅咒皇上。这场前后持续时间不到一年的政变，却是以一万多人死伤、长安血流成河、朝廷几无可用之才的结局而告终。武帝的太子、皇后、公主、丞相以及其他诸多重臣都因牵连进了此事而被处死。政治斗争的残酷使亲人淡漠如路人、人命卑贱胜畜牲，正义在权利面前此刻是如此的苍白无力。仅因一个帝王个人价值观的歪曲，历史就必须为他付出如此沉重之代价：数万人枉死狱中，忠臣受害小人得志，硕大一个长安城顿时死气沉沉。这个教训是沉痛的、深刻的、无法释怀的。传统鬼神观念、专制思想已经让人们尝到了苦果。当历史的车轮渐渐碾过这段血雨腥风的历史之后，事情的真相便被尘封。每当人们一提起它，就会谈蛊色变。其历史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不过因为它的刻骨铭心，我们应该来重新感受一遍这份历史的厚重。
【关键词】 汉武帝 刘据 巫蛊
（一）巫蛊之祸发生的背景
自公元前141年即位始，汉武帝便一直奉行开边、兴利的统治政策，他的帝王威严不可侵犯，满朝文武无人可以违拗其意旨。虽然曾被司马迁称为雄才大略，可是另一面的武帝却又十分执迷于神仙方术。《史记·孝武本纪第十二》就这样明确记载：“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
[1]其晚年精神经常恍惚不定，甚至总是认为有人暗中想要用巫蛊加害自己。这就为巫蛊这种事提供了可乘之机。
太子刘据是武帝二十九岁时才得到的第一个儿子，七岁时就被武帝立为太子。《汉书·戾太子传》载：“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为立禖，使东方朔、枚皋作禖祝。……，及冠就宫，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多以异端进者。”[2] 可想而知，起初武帝对太子多么疼爱有加，期望又是多么的高，俨然就是在这儿把刘据作为未来继承人培养，希望这位长子能够成为一个像自己一样的人。然而太子随着年龄的渐长，却成为了一个性情敦厚、用法宽疏之人。这与武帝严刑峻法、重任酷吏的作风却恰恰相反。对此，以前万事皆能顺心如意的武帝总会有些许不满。父子二人便开始逐渐疏远了。
而此时，武帝已经又有了五位皇子，这也就意味着皇位继承人有了更多的选择。五子之中的第五位皇子刘弗陵的出生对武帝而言可算是晚年得子，所以他便成为了武帝最疼爱的儿子。加上这位小皇子是怀胎十四个月才降生的，武帝当然知道传说中的帝尧也是怀胎十四个月出生的，弗
陵自然而然就被武帝捧在手心了。因为这个好兆头，弗陵生母居住的寝宫还被武帝称为“尧母门”。而且相比太子，弗陵自幼就身体壮实、聪明伶俐，武帝认为只有这个儿子才最像自己。《汉书·外戚传》载：“钩弋子年五六岁，壮大多知。上常言‘类我’，又感其生与众异，甚奇爱之，心欲立焉。”[2] 至此，武帝与早年相比，已经将所有的父爱都给予了刘弗陵。可是将来的皇位继承人太子却是个与武帝格格不入的人。于是，这对父子两人在宫闱之内的矛盾便悄然而生了。
对于“可以三日不食，不可一日无妇人”的武帝而言，女人一旦色衰，便会对他没有吸引力了。巫蛊之祸爆发的那年，卫子夫皇后已经年老色衰，连武帝最喜欢的她的一头黑发都掉了一半。贵为皇后的子夫此时连想见武帝一面的小小要求都不能得到满足，这就使太子的处境更加困厄。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却正值年轻貌美，深受武帝宠幸。在当时那个“子以母贵”的社会，生母对皇子地位高低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仁恕温谨的太子据与武帝已经不再像以前那般亲近了。弗陵的宠胜与太子的宠衰之鲜明对比，必定又惹来朝中众臣的倾向倒戈。
朝廷百官之所以纷纷倒向弗陵，完全是因为当时武帝提拔上来的大多是残忍的酷吏。为了将来武帝死后自己不被仁慈的太子冷落，所以朝中官员实际已经分为两派。当大将军卫青还在世之时，《资治通鉴·汉纪》载，武帝曰：“太子敦厚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者，安有贤于太子者乎！”[3] 这番话几分是出自内心，几分又是惧畏卫青手中的兵权，恐怕不得而知了。后来《资治通鉴·汉纪》又有言曰：“（武帝）嫌其（太子刘据）能少不类己。”[3] 据此可以判断前面武帝那番话并非出自内心。所以站在武帝一边的大臣远远多于站在太子一边的大臣。加上支持太子的宽厚仁慈的大臣畏惧权势，不敢站出来为太子辩护。而武帝一派的残忍酷吏却结成一党。其中迫害太子最甚的当属江充，他是一个趋于逢迎的小人，因为曾经为了讨好武帝，便把太子一位门客驾车通过皇帝专用道的事上书武帝。虽然此前太子已经亲自向他求情，可是他就是不买账，故意检举了此事。因而一直以来都与太子有过节。所以太子在武帝面前渐渐毁多誉少。另外一点影响全局的事实是：太子的舅父卫青此时已死，就难怪这班人会争着落井下石来对付太子了。
(二) 巫蛊之祸发生的经过
公元前九十一年，武帝因身体不适，便采纳了近臣江充的意见去行宫甘泉宫休养，离开了长安，让太子留下主政。然而到了行宫，武帝的身体状况反而更加糟糕，于是江充便开始了他的阴谋。因为此前他也用了同一套办法除掉了与太子有裙带关系的诸多敌人。
宰相公孙贺的妻子是卫子夫的姐姐：卫君孺。其子公孙敬声是个骄横跋扈、目无法纪的纨绔子弟。因擅自动用公款，被捕入狱。为了就出儿子，公孙贺便恳求武帝以功抵罪。抓获朝廷要犯：
朱安世来换儿子的命。谁知朱安世却上书告发：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刘彻与卫子夫之女）私通，并在去甘泉宫的御用大道中间埋葬木偶，诅咒皇上。只要在武帝面前一提到巫蛊诅咒，武帝便会霎时疯狂，大肆屠杀。因为前有陈皇后巫蛊案的惨痛教训，所以这次武帝也不例外的将公孙一家下狱，因调查属实，公孙家族全部被诛杀。后来因此事牵连进来的还有卫子夫的另外两个女儿：诸邑公主，阳石公主以及其侄儿卫伉，全部被武帝诛杀。
鉴于前事的“巨大成功”，所以江充便对武帝说：“陛下的病，恐怕还是巫蛊作祟。”于是，武帝命他为钦差大臣，负责巫蛊事件。江充知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便先隐藏了自己的真实目的。只在除长安城外的全国各地挖挖木偶，陷害一些无辜百姓，麻痹武帝。正当武帝在甘泉宫身体状况恶化的时候，江充就抓准了时机，唆使蛮族女巫檀何向武帝进言：皇宫之中还有“蛊”的妖气，如果不加铲除，皇上的龙体仍不能安康。就这样，江充顺利的将自己的爪牙伸进了皇宫，一步步逼近太子。他先从刘彻的小老婆群中那些并不怎么得宠的后妃下手，然后再进入皇后卫子夫的寝宫，最后才是重头戏——搜查太子宫。江充搜查完了之后使得皇后和太子连个放床的地方都没有。还拿出许多他所谓的一些木偶、咒语当作证据摆在太子面前，诬陷太子阴谋叛乱，声称要去奏明皇上。
刘据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得惊慌失措，便向老师：石德请求对策。石德害怕下狱之后无法向武帝伸冤，重蹈前任丞相公孙敬声的覆辙。于是，就建议太子假传圣旨逮捕江充，追究真相。《汉书·戾太子传》载石德说：“前丞相父子、两公主及卫氏皆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可矫以节收捕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且上疾在甘泉宫，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2] 于是，太子命门客假装成皇帝使节，逮捕了江充。可是因逮捕过程中发生了混乱，江充的党羽：太监苏文趁乱逃回了甘泉宫，并上报武帝说太子谋反。此时的武帝还可以算是顾念父子之情，不相信太子会谋反，便命使节传唤太子。不料这个使节与江充也是一伙的，他连太子的面都没见到，便对武帝说太子确实要谋反，还想杀了自己，所以他就逃回来了。武帝一听，事情居然都这样了，便勃然大怒。决定好好惩治太子。武帝为了与太子的假诏书相区别，就颁布正式诏书，训令丞相关闭所有城门，格杀叛逆。杀掉江充之后，太子就围攻丞相府，丞相刘屈牦连印信都丢掉了就逃到武帝的所在地——甘泉宫。太子为了自卫，还报告了母后卫子夫，请求支持。还征调了皇家马房骑士及长乐宫警备部队，并打开了武库，之后还释放了长安所有的囚徒，将其编为临时军队。此时，局势已经分为长安与甘泉宫的对抗了。
武帝的符节都加上了黄缨，以区别于太子的红色符节。武帝还从甘泉宫回到长安，进住城西建章宫，下令征发三辅（大长安京畿）邻县的所有武装部队，以及辖区内的两千石以下部长级官
员全部听从刘屈牦调遣。就在双方兵力悬殊之时，太子派手下囚徒如侯“持节”征调长水（流经陕西省蓝田县西北）、宣曲（陕西西安市西南）两地的外籍兵团，前往长安与自己会师。谁知武帝遣派的宫廷警卫官马通此时也赶到了这儿。诛杀了如侯，率领两地外籍兵团，又征发了水上船夫，为武帝赢得了兵力。太子刘据为了增加实力，便亲自到北军（野战军）营外，召唤北军指挥官任安，发给符节，命其发兵。可是任安却马上回营下令紧闭了营门。太子只好退回长安，裹挟市民数万人与丞相率领的军队开战。双方交战长乐宫西门，展开血战，激战了五天，死亡数万人。之后局势逐渐澄清，民间都认为是太子谋反，纷纷离开了太子的军队。于是，太子兵败，出逃南门：覆盎门，城门守城之人田仁不忍心阻挠，便放走了太子。刘据逃到长安城东的湖县鳩里（今河南唐河），躲藏了起来。
之后武帝收缴了刘据生母卫子夫的皇后印信，卫子夫自杀。还同时将闭门不出的任安、私放太子的田仁以及凡是曾经出入过宫门的太子门客，一律诛杀。而追随太子作战的则屠杀全族，受太子裹挟的就逐放敦煌郡（今甘肃敦煌市）。由此可见武帝的愤怒已经几近疯狂。朝中竟无一人站出来为太子辩白。
当时听闻此事的壶关三老：茂，就上书为太子求情，据《汉书·戾太子传》载此书曰：“臣闻父者犹天，母者犹地，子犹万物也。故天平地安，阴阳和调，物乃茂成；父慈母爱，室家之中子乃孝顺。阴阳不和，则万物夭伤；父子不和，则室家丧亡。故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于瞽叟；孝已被谤，伯奇放流，骨肉至亲，父子相疑，何者？……。唯陛下宽心慰意，少察所亲，毋患太子之非，亟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臣不胜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阙下。”[2] 长者茂的一番肺腑之言，虽令武帝“感寤”，却仍不能令其收回逮捕太子的命令。太子的命运就这样注定要以悲剧的结局退出历史的舞台。
（三）巫蛊之祸发生的结果
太子逃到鳩里之后，因过意不去连累收留自己的主人一家，就写了一封密信向此地的一位朋友求助，却不想因此而走漏了风声。当地官兵闻讯蜂拥而至，将太子他们围了个水泄不通。刘据自知无路可走，便自杀而死。一起被杀的还有皇孙二人。太子一家除了史皇孙的儿子刘病己之外，其余全部被杀。
有些时候，总是待到事情发生了，我们才会知道其中犯了许多不该犯的错误，才会懂得忏悔，才能明白某些道理。曾经有一位哲学家说过：人都是利益的动物，欲望无穷。我想常人尚且如此，更不用说身为大汉天子的汉武帝了。如果不是他有想改立幼子刘弗陵为太子的想法，群臣怎敢找
篇二：巫蛊之祸
巫蛊之祸
征和二年的巫蛊之祸是汉武帝末年皇室内部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当时人对神怪诅咒之说深信不疑，汉武帝也不例外。有一天中午，他正躺在床上睡觉，忽然梦见几千个手持棍棒的木头人朝他打来，把他给吓醒了。他以为有人在诅咒他，立即派江充去追查。 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擅自动用军费1900万钱，事败后被捕下狱。时值汉武帝下诏通缉阳陵大侠朱安世，公孙贺为赎儿子之罪，将朱安世捕获移送朝廷。孰料朱安世在狱中上书，声称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在驰道上埋藏木人以诅咒皇帝。汉武帝大怒，公孙贺父子死狱中，满门抄斩。阳石公主、诸邑公主，卫青之子长平侯卫伉相继被牵连入内，被杀。江充率领胡人巫师到各处掘地寻找木头人，并逮捕了那些用巫术害人。江充一直搜查到卫皇后和太子刘据的住室，把事先准备好的木头人拿出来陷害太子。此时汉武帝在甘泉宫养病，不在长安。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七月壬午，太子派人假冒使者收捕江充等人，把江充杀了。苏文逃到汉武帝处，向汉武帝控诉太子，汉武帝开始并不相信此说，派使者召太子，但使者不敢到太子那里，回报武帝说“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汉武帝大怒，下令丞相刘屈氂率兵平乱。太子带人离去，将长安四市的市民约数万人强行武装起来，到长乐宫西门外，正遇到丞相刘屈髦率领的军队，与丞相军激战五日，死者数万人。长安城有流言说太子谋反，所以人们不敢依附皇太子，而丞相一边的兵力却不
断加强，最终，太子势孤力弱而兵败，唯有逃离长安。
汉武帝愤怒异常，唯有壶关三老令孤茂敢上书汉武帝为太子申冤。
汉武帝画像太子向东逃到湖县（今河南灵宝西），隐藏在泉鸠里。主人家境贫寒，经常织卖草鞋来奉养太子。 太子有一位以前相识的人住在湖县，听说很富有，太子派人去叫他，于是消息泄露；八月辛亥（初八），地方官围捕太子；太子知道自己难以逃脱，便回到屋中自缢而死； 主人与搜捕太子的人格斗而死，二位皇孙也一同遇害。
太子有三子一女，全部因巫蛊之乱而遇害，太子之子、史皇孙刘进有一子刘病已幸存，尚在襁褓中，后改名刘询，为汉宣帝。
久之，巫蛊事多不信。官吏和百姓以巫蛊害人罪相互告发的，经过调查发现多为有不实。上颇知太子惶恐无他意，高寝郎田千秋讼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罢哉！臣尝梦见一白头翁教臣言。”于是汉武帝霍然醒悟，立即就任命田千秋为大鸿胪，并下令将江充满门抄斩，将苏文烧死在横桥之上。曾对太子兵刃相加的人也陆续被杀。 汉武帝怜太子无辜，就派人在湖县修建了一座宫殿，叫作“思子宫”，又造了一座高台，叫作“归来望思之台”，借以寄托他对太子刘据和那两个孙子的思念，天下闻而悲之。
篇三：从“巫蛊之祸”探析汉武帝晚年的性格特征
从“巫蛊之祸”探析汉武帝晚年的性格特征
内容概要:“巫蛊之祸”是发生在汉武帝晚年时期的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更是一场冤假错案，而究其发生的原因，是与汉武帝本人晚年的性格特征分不开的，本文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一.封建迷信,二.疑心重重,三.冷血本性,四.老谋深算
关键词: 汉武帝 巫蛊 性格
巫蛊, 是以民间礼俗迷信作为观念基础而施行的加害于人的一种巫术形
式.(王子今《晚年汉武帝与“巫蛊之祸”》，，固原师专学报，1998年第5期，第10页)瞿兑之先生在《汉代风俗制度》中也说道：“巫蛊之术，盖以桐木为人，埋地中，以针刺之，诅其死也。”（马新《论两汉民间的巫与巫术》，文史哲，2001年第3期，第119页）《六韬·上贤》说：“伪方异伎，‘巫蛊’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可见，巫蛊之术是与统治者的为政相违背的，因而“王者必止之”，但是在汉武帝晚年的统治期间，它却严重侵入了宫内的上层社会，并且演化成为一场院激烈的政治斗争。
究其原因，田余庆先生认为：“巫蛊之祸”的爆发主要是汉武帝与卫太子之间潜在的矛盾所致；吴刚先生认为：“巫蛊之祸”是汉武帝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秦学颀先生认为：它是汉武帝有意识地利用外戚作为
历史事件是客观存在的， 是不容假设的，但是，对于同一历史事件的评价，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则可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纵观“巫蛊之祸”，汉武帝是主角，那么他为什么又要如此处理“巫蛊事件”呢，我认为这与他晚年的性格特征是分不开的，而人的性格，往往又是多变的。
事物是由内因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内因是基础，外因是条件，所以“巫蛊之祸”的发生究其根本，完全是汉武帝个人主演的一场闹剧。而汉武帝刘彻，是我国历史是一位雄才大略、多有建树的封建帝王，他继承了“文景之治”造就的强盛安定的政局，一改旧制，放弃汉初黄老无为政治，提倡儒家学说，对内加强皇权，巩固统一，对外开拓疆土，宣扬国威，他使战国以来的物质文化方面的分裂状态彻底改变，地方割据逐渐消失，民族融合加强，把西汉王朝推向了极盛时期，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光辉的时代。
但是“物极必反”，而这一点在中国的历代帝王身上却达到了完美的体现，中国的帝王们好像被下了什么诅咒似的，都一个个走上了一种固定的模式——越老越糊涂，或许这是由于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在生理上的一种自然体现，但在中国
古代帝王之中却是屡见不鲜，成为一种特殊的心态。而这一点，在汉武帝身上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汉武帝晚年，行政苛烦，为法严厉，而且迷信方士神巫，年迈多疑，喜怒无常。”（王子今《晚年汉武帝与“巫蛊之祸”》，，固原师专学报，1998年第5期，第10页）特别是在巫蛊事件发生和处理上，则更加具体明晰地体现了汉武帝晚年的性格特征。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
人欲望是无限的,所以当汉武帝的功绩越大时,他就越想成为千古一帝,古今第一人,也就越想做更多更大的事,而要做更多更大的事,就需要有足够的时间,而时间对于历史长河中一个渺小的人来说,是通过寿命来体现的,所以当他越想做更多更大的事时,也就越想活的更长。而人寿有终乃天道也，不可能因为你的地位和你的丰功伟绩而改变，当然也是无法改变的，所以当这种主观的需求无法达到时，就只能将这种主观的需求继托于封建迷信思想之上，以寻求精神、思想上的慰藉，因此也就对于“巫蛊”这样的子虚勿有的东西信以为真；再者，自秦以来，阴阳五行、神仙方术之说盛行，为社会所普遍信仰。特别是在酒醉金迷的贵族阶层影响尤深。武帝自幼使受到神巫思想文化的熏陶，对鬼神深信不疑；继位之后，贪图享受，迷恋神仙，渴望得到长生不老之术。虽然屡屡受骗，却迷不知返，追
求不衰。他对神仙的向往、对觋巫、方士的迷信，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李德明《汉武帝传》，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179页） “孝武帝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通过这种神秘而庄严的封禅活动，使儒学涂上一道‘神圣’的光环，与宗教更加接近了。”（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8页）“上古以来，帝王行事疑者，无不以卜筮定夺。”文景之时卜筮之风盛而不衰。《汉书·晁错传》：“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生长在宫中的刘彻，从小就深受祖辈、父辈卜风的影响，因此继位后‘数年之间，太卜大集’（《史记·龟策列传》）”（董杰、曹金发《汉武帝与“巫蛊之祸”》，宿州师专学报，2001年3月第16卷第一期，第1页）司马迁曾说：“代王之入，任于卜者。太卜之起，由汉兴而有。”（《史记·日者列传》第3215页）
可见当时的巫文化氛围十分的浓重，这样，即使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一切事物主宰者汉武帝，也难以不受其世俗文化的影响，从而导致了“不问苍生问鬼神”（李商隐《贾生》，叶葱奇《李商隐诗集疏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28页）现象的出现，所以，汉武帝就对“巫蛊”能摄人魂魄，杀人于无形深信不以，这就使得“巫蛊事件”的影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之成为了谋害皇帝的大逆不道的重大政治事件，反过来说，如果汉武帝没有迷信，不相信“巫蛊”能害人的话，那么“巫蛊之祸”所涉及的范围和牵连的人员就远远不会那么大而多，也就不会造成如些巨大的冤假错案的发生。
二
按照人正常的成长历程来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月历的积累，对生死应该看得更透彻。而汉武帝这样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人，从小就褒读经书，所以他是知道人寿有终的道理的，但是他在晚年却越来越独断专行，看问题片面、主观，特别是对人的寿命方面，他总是认为帝王是可以长生不老，并且有权力让自己变得长生不老，真是“越老越糊涂”。在巫蛊事件发生之前，汉武帝就无休止地祭祀、封禅和求仙，以祈求长生不老，还不惜一切代价的任用那些吹牛、行骗的道士，认为他们能让自己长寿不死，这样就导致了道士、巫师聚集京师，甚至出入宫廷，“弄得年老多病的汉武帝精神恍惚，疑神疑鬼，以致午睡时梦见小木人持杖朝自己打来。”（商炜《汉武帝与“巫蛊之祸”》，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5卷，第3期，2000年9月30日，第34页）进而对自己的儿子，太子刘据也产生了二心，害怕其子弑父夺位，特别是在太子的势力慢慢强大这后，据《汉书·武王子传·戾太子传刘据》载：“及冠就宫，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多以人异端进者。”可见，太子身边当时已经聚集了一批有政治眼光和政治能力的人，这样一来，就对最高统治者——汉武帝构成了威胁，即使他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这种威胁武帝也是不许其存在的。因此，当“巫蛊事件”发生之后，汉武帝就以小见大，从而铲除了以卫太子为守的政治势力。也就是说，如果汉武帝在晚年没有那么多的疑神疑鬼，怕自己的亲生骨肉害自己，那么他与太子刘据之间就不会产生如此大的隔阂，进而发展成误解，最后走向势不两立。而卫太子其人“性仁恕温谨”（《资治通鉴》卷22“武帝征和二年闰（五）有”条载），宽厚，守文，从其性格来看，他是不会主动弑父攥位的，但汉武帝的疑心与怕死，则逼近太子走上了反叛的道路，进而酿成了一场大惑。
三 汉武帝早年，由于窦氏外戚的干政，汉武帝忍辱负重，在明争暗斗的政治生涯中，厉炼出刘彻一负冷血的本性。“他既尊儒，又用法，他很重感情，又喜砍使用武力；他善于用人，又屡屡诛杀大臣。”（剪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88——189页）而在其晚年，他又面临卫氏外戚势力的扩大化，为了巩固其刘氏政权，便制造了“巫蛊事件”这场骇人听闻的屠杀悲剧和阴谋，而在这场阴谋中，其冷血本性更显突出。“太子兵败自杀，卫皇后自杀，皇孙二人同时遇害。除刘据之孙刘询（汉宣帝）因在襁褓被投入监狱以外，卫氏全族覆灭。” （董杰、曹金发《汉武帝与“巫蛊之祸”》，宿州师专学报，2001年3月第16卷第一期，第1页）这些都可以说是汉武帝一手造成的，他玩弄政治手段，为巩固其统治，将自己的至亲——妻子、儿子、孙子全部致死，虽说是为了保住江山，但其冷血的一面跃然纸上。而太子死后，汉武帝“建思子宫、归来望思台等以寄哀思，但刘询仍在狱中，足见汉武帝忏悔的虚伪性。” （董杰、曹金发《汉武帝与“巫蛊之祸”》，宿州师专学报，2001年3月第16卷第一期，第1页）
当然，当“大国”与“小家”同时摆在一个帝王面前的时候，作为一个明治的群主，当取大者，但是在“巫蛊事件”当中，“大国”与“小家”在根本上不是对立的，即使在后期两者走上了对立，那也不是出于“小家”之本意，完全是由于汉武帝的个人猜忌而导致的，所以对于汉武帝来说在取“大者”的同时，不应该彻底的抛弃小者，更何况“小家”乃自己的至亲至敬之人，又无真心反叛，应采取一些相对缓和的态度来解决，不应该冷酷无情，斩尽杀绝。
四 “夫者之所以强者政也，主这所以尊者权也。”（《韩非子·心度》）而汉武帝经历了窦氏的干政，对外戚势力的强大心中有阴影，更加看透了“政”和“权”的重要性，所以当卫氏外戚势力不断扩大之后，特别是当武帝年老之后，总是害怕外戚干政的历史重新上演，所以为了达到“权制独断于君则威。”（《商君书·修权》）的目的，汉武帝采取了先下手为强的态度，并不断的寻找和等待着时机的到来。而太子是卫氏集团的中心人物，是他们的大靠山，所以要动摇卫氏集团的势力就首先要从太子这个“中心”下手。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江充“尝从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中，充以属吏，太子闻之，使人谢充曰“‘人臣当如是矣！’大见信用，威震京师。”而从汉武帝对于这件事的处理上我们可以看出，他与太子这间已经出现了隔阂，太子在汉武帝心目中的地位下降，同时，他也在含沙射影式的暗示江充，“我”汉武帝已经不再向着太子了，这是对江充的一种无声的怂勇，也是着手打击卫氏集团的一种预兆。可见，从此时开始，汉武帝已经预谋怎样消除太子势力及卫氏集团了。而“巫蛊事件”的发生，标志着他等待的时机的到来，再加上汉武帝的迷信、疑心、冷血，所以对其来了一个“一锅端”，将太子及其外戚势力一网打尽。而“巫蛊事件”之后，汉武帝又下令灭江充三族，烧死苏文，先借刀杀人，再屠杀人之人，后下“罪己诏”反醒自己，这样一来，他既铲除了外戚之患，又提高了自己开“罪己”之先河的历史地位，足见其成府之深。而汉武帝在这一点上的精明，又与以上三点中的幼稚形式了鲜明的对比。 通过以上我们的共同分析，足见，汉武帝在步入老年之后喜怒无常，性格复杂多变，特别是在“巫蛊事件”的处理之上更显的一目了然，我们应该全面的去看待。
篇四：浅析武帝朝巫蛊之祸对宗法制的破坏
浅析武帝朝巫蛊之祸对宗法制的破坏
【摘要】：巫蛊，是以民间礼俗迷信作为观念基础而施行的加害人的一种巫术形式。这种民间的巫术侵入上层社会后造成了严重后果。巫蛊之祸即是发生在汉武帝统治晚期的一场政治风波。这场风波对西汉政权组织形式、权利的分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巫蛊之祸 宗法制 卫太子
西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京都长安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大案。因这起大案串联起的冤狱更是在全国蔓延。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从京师到各地方郡国，案件牵涉上至太子公主，下至普通兵丁百姓等数万人。而这起案件也对武帝朝后期各方政治势力的消长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该案件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巫蛊之祸”。
一、西汉武帝朝前后的巫蛊事件
所谓巫，是古代从事祈祷、占卜、星占并兼用药物为人求福却灾、治病疗疾的人，实际上也就是人与神鬼相联系的媒介。《说文解字》中说“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公羊传·隐公四年》何休注解释得更明确：“巫者事神鬼祷事解，以治病请福者也。”在商周时代，巫具有很高的社会、政治地位，是统治者与上天沟通的唯一通道。巫者有男女之分：“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各国中央权力的集中，统治者日益将世俗统治与精神统治合二为一，巫作为独立政治势力的作用逐渐衰落。西汉时期巫者因为从事活动的不同，逐渐分化成两类人群。其中少部分巫者参与国家的各种国家祭祀，帮助君主祭祀天地鬼神。例如“天下已定??长安置祠祝官、女巫。”[2]这些人为统治阶层服务，因此得到了政府的允许。而与前类人相对应的是，社会上还存在着以巫术为职业但并未得到政府认可的巫者。这些巫祝们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翻云覆雨，在一定时期内助长了民间巫俗之盛行，起到了与宗教信仰相同的传播效果。而此种传播是与西汉统治者所倡导的君权神授，天人合一相矛盾的，因此必然遭到统治者的严厉打击。
汉武帝时期对巫蛊涉案者，采取了极严厉的刑罚，一般是族诛不赦。《汉书·公孙敖传》记载公孙敖曾先后四次为将军最终“下吏，当斩，诈死，亡居民间五六岁。后觉，复系。坐妻为巫蛊，族。”[5]因巫蛊被族灭的例子在武帝朝绝不仅仅是公孙敖一例，赵破奴、刘屈髦、李广利等人被族灭大多与巫蛊有关。这当中刘屈髦正是在巫蛊之祸中因镇压卫太子而得到武帝的信任，但最终也难逃被族灭的下场。上面两个例子发生在巫蛊后期，与卫[1]
太子巫蛊之祸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然而武帝朝的巫蛊事件不单是围绕着卫太子巫蛊一案而展开的，在汉武帝统治前期因巫蛊而被惩治的则有陈皇后。《汉书外戚传》记载“元光五年，上遂穷治之,女子楚服等坐位皇后巫蛊祠祭诅咒，大逆无道，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楚服枭首于市。使有司赐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于巫祝，不可不承天命。罢退居长门宫。”[3]
“巫蛊之祸”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武帝朝晚期政策方针以及昭宣两朝的政治走向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因此古今史家对这一发生在西汉的事件报以极大的关注。但是由于宫闱事件历来史料稀少，西汉年代久远等因素的制约，历代史学家对巫蛊之祸的研究多限于表面，大多将巫蛊之祸归因于江充个人恩怨或汉武帝的残暴不仁，并未从本质上深入探讨武帝朝各个政治势力之间的较量状况。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在《论轮台诏》一文中分析巫蛊之狱的政治意义时谈到公孙贺之狱与卫太子之狱，都是针对卫氏而发的，其目的是为了更换后宫和更换继嗣，而更换继嗣是更为主要的目的，而更换继嗣又同卫太子“仁恕温谨”和“守文”的秉赋颇有关系。但为什么汉武帝与自己立了多年嫡出太子有如此深的矛盾，以至于不惜发动冤狱将卫太子及卫皇后家族全部族灭？田余庆先生的解释为汉武帝与卫太子的矛盾超出了宫廷生活中的父子关系和个人权势关系，而具有朝廷中两种相矛盾的政治势力的性质。[5]田先生的观点是具有合理性的。从田先生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汉武帝因为朝廷政治势力间的斗争以及个人的喜好而逼杀太子。汉武帝这一举动是对嫡长子继承制的破坏，影响到了西汉政局地走向。因此探析巫蛊之祸对西汉宗法制度的破坏对于进一步理解武帝朝各政治势力的斗争及昭宣中兴产生的政治原因具有一定的意义。 [4]
二、巫蛊之祸中的皇族成员
巫蛊案件在武帝朝频发的原因除了由于巫蛊之术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格格不入，影响到了统治思想的主体地位，因此必然受到政府的打。更为重要的是巫蛊案涉及的主要嫌疑人都是统治阶层，巫蛊成为武帝调整统治阶层内部各派势力消长的一柄利剑。在汉武帝一朝发生的数起巫蛊案件中涉及的统治阶层成员主要可以分为：皇室成员、刘姓宗亲、外戚与在朝官员。通过对陈皇后巫蛊案，公孙贺父子被杀案，卫太子刘据谋反案，李广利刘屈髦谋反案等案件的分析基本可以将涉案设计人员按照上面的类型进行划分，以便进一步阐释巫蛊案对西汉宗族制度的破坏。在屡次发生的案件中涉及的皇族成员有：陈皇后、卫皇后、卫太子刘据、史皇孙、阳石公主、诸邑公主等。刘姓宗亲则是以丞相刘屈髦为代表。而外戚的涉及范围更广，包括卫氏宗亲、公孙贺父子、公孙敖、李广利等人。在上述的这些人中除了陈皇后，刘屈髦，李广利等人外其他的涉案人员都与卫太子，卫氏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汉书·戾太子》中记载“武帝末，卫皇后宠衰，江充用事。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恐上晏驾后为太子所诛，会巫蛊事起，充因此为奸。是时，上
春秋高，意多所恶，以为左右皆为蛊道诅咒，穷治其事。丞相公孙贺父子，阳石、诸邑公主，及皇后弟子长平侯卫伉皆坐诛。”而公孙贺父子，阳石、诸邑公主被杀在卫太子谋反案件发生之前，武帝为废立太子而铲除其羽翼的目的十分明显。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汉武帝之所以纵容江充发动构陷太子的巫蛊事件其实质上是为废除太子，彻底扫除卫太子一党在中央政府的势力，重新夺得对大汉王朝的全面统治权。这与田余庆先生在《论轮台诏》中的观点基本符合。对政治权利的争夺是造成这场亲情悲剧的主要原因。“久之，巫蛊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无他意，而车千秋复讼太子冤，上遂擢千秋为丞相，而族灭江充家，焚苏文于横桥上，及泉鸠里加兵刃于太子者，初为北地太守，后族。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意于湖。”[6]卫太子死后其对武帝的威胁随即消失。武帝对构陷太子的相关人员的穷追猛打正是说明巫蛊只是借口。而陈皇后因巫蛊被废，刘屈髦被杀也正是因为皇权受到了来自于武帝不信任集团的威胁。
三、巫蛊之祸对宗法制的破坏
宗族是由父系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在祖先崇拜及宗法观念的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群体。[7]宗族在中国历史上不同时代的表现形式和内容有所不同。先秦时代典型的宗法制随着秦王朝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建立，封建分封制度的消亡而政治功能逐渐减弱。汉武帝以巫蛊之祸为借口废除卫太子正是宗法制政治功能日益减弱的表现。秦汉间宗族成分增多，皇族、贵族以外的世族宗族的出现进一步促使先秦宗法制的政治功能的消退。宗族的政治功能主要是它作为历史上宗族政治的一种工具，起着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和王朝政权的作用。在中国古代政权组织形式中宗统和君统始终是相结合的，他们互相维护，构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一统的政权形式。忠孝一直是中国古代王朝提倡的首要原则。忠即忠于君主，是君统的要求，而孝则是维护宗统的父权。忠孝思想的结合出现说明了宗统与君统的关系。政权与宗族关系的诸方面，表明中国的君主专制统治是一种宗族政治，它一方面是以一个宗族（皇族）作为统治的中枢，而皇帝又是中枢神经，但是他也吸收其他宗族成员参与治理，使族权支持政权，其结合纽带就是以孝治天下的政策。[8]皇帝既是政权的领袖同时也是整个皇族的核心。皇帝依靠宗族维护政权，但是皇族权力的过分扩大也必然会触及皇权的不可侵犯性。当皇族内部某个个体力量发展到威胁皇权时，必然会导致君统和宗统的矛盾。而在这当中君与储君之间对权力的争夺则是君统和宗统矛盾的突出表现。
在两汉时期，外戚宗族是与皇族兴衰相始终的强有力的宗族。它先是作为皇权的有力支持者而出现，以后又因成为皇权的制约者而告终。西汉时代，与皇室联姻的外家多数地位不高，甚至为奴隶者（卫氏子夫）。他们在发迹前没有显赫的家族背景，缺乏强有力宗族的维护。这些外戚获得的显贵与尊荣完全取决于皇权，受到皇权的制约。《汉书·外
戚传》记载“孝武卫皇后字子夫，生微也。其家号曰卫氏，出平阳侯邑。子夫为平阳主奴者。武帝即位，数年无子。平阳主求良家女十余人饰置家。??上怜之，复幸，遂有身，尊宠。召其兄卫长君、弟青侍中。而子夫生三女，元朔元年生男据，遂立为皇后。??卫氏悉灭。”[9]因此我们说汉武帝借口巫蛊案件打击卫氏外戚势力，加强自身皇权，是西汉君统实力增长，宗统力量下降的表现。宗族制的政治功能进一步被削弱。
在宗法制系统之中，嫡长子继承制是核心内容。但是只是指出嫡长子继承制还不够，还需要深入分析，其实嫡长制只是在多妻因而多子，继而多家族的状况下选择宗族长的一种习惯法，目的是为了避免诸子家族间的争权夺位，但在实际实行中往往受到各种干扰，在事实上常常是难以实行。所以如果过分强调嫡长子继承制，就会将宗法制局限于很小的范围之中。实际上所以要立继承法，关键在于继位为族长者，为所在宗族之主，在宗族之中有至高无上的权力。[10]太子作为政权的继承者，皇族宗法制中大宗的继承人，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嫡长子是宗族中大宗实现的重要基础。但是皇帝作为政权与族权的最高领袖，其君权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逐渐上升，结果导致皇室宗族权力的下降，宗统的政治功能逐渐丧失。而太子作为嫡长子，其宗统地位在皇族中是非常重要的，仅次于武帝。在汉武帝极力加强君权的背景下，卫太子实际成为宗族权力的代表。汉武帝统治时期，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推行推恩令，设立刺史等一系列制度加强中央集权。随着中央权力的日益增强，在西汉政府内部，形成了以武帝为代表的君权与背靠外戚势力的卫太子拥有的宗权之间的尖锐矛盾。而武帝最终废长立幼，逼死太子，也正是对皇族、外戚宗统权力过大的校正，其举措破坏了嫡长子继承制，最终削弱了宗法制的政治功能。
汉武帝在各地方郡国实施推恩令，打击了汉室宗族的分封势力将权利集中到了中央。而以巫蛊为名清除卫太子及其外戚势力使君统凌驾于宗统之上，最终通过削弱宗族权利来加强君主权利，为君主专政地实现提供了保障。
参考文献：
[1]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1998.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5][6][9]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M].北京:中华书局,2004.
[7][8][10]冯尔康.中国宗族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篇五：小议汉武帝晚年巫蛊之祸中的戾太子之狱
小议汉武帝晚年“巫蛊”之祸中的戾太子之狱
历史一班
马中臣
1230040007
汉武帝刘彻，是我国古代最有作为的君王之一。他执政54年，在思想上终结了“子学时代”，而造就了“经学时代”；在政治上，他建立起将权力集中在一人的政治体制，并以其武功，开辟了广大的疆域，奠立了其后两千余年的中华版图的基础。发生在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是西汉时期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引起了汉武帝晚期政治的重大转变。其中戾太子之狱则是整个事件的高潮。
想要了解这段历史，首先要弄明白什么是巫蛊？“巫蛊”二字历来不见达诂。蛊，即蛊惑。蛊之古音通鬼，又通诅，是一种诅咒之术。《汉书》说巫蛊起自胡巫。巫蛊之术，其源实为匈奴民族所信奉的萨满法术。巫蛊之术的具体方法，就是用桐木制成小偶人，上面写上被诅咒者的名字、生辰八字等，然后施以法术和诅咒，将其埋到被诅咒者的住处或近旁。行术者相信，这样便可以将被诅咒者的灵魂控制或者摄取。起于征和元年的这场巫蛊之祸，绵延数年，牵连诛死者有皇太子、卫皇后、二位丞相、诸邑与阳石二公主及三皇孙等数以万计。其结果，导致了汉帝国统治上层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酿成武帝后期政局的空前巨变。
这场祸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发生的。在汉武帝天汉年间，国内流行疫病。这种疫病很有可能是来自匈奴发动的生物战。当时匈奴为了抵抗进攻的汉军，将有病的马、牛、羊埋到了汉军经过的水头的源头上，疫病就这样随汉军带回了长安并流行于国内，以致武帝自己也染上了这种疫病，卧床不起，便怀疑自己被人下了巫蛊之术。
巫蛊之祸的第一个受害者就是战功卓著的公孙敖家族。在公孙敖
被腰斩之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又有人举报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以巫蛊之术诅咒皇帝。根据举报，武帝下诏公孙贺全家“下有司验于皇宫，穷治所犯”。这就是巫蛊之祸的缘起，是点燃巫蛊之祸和长安政变的导火索。
这时，一个与整个事件重大关联的人登场了，此人便是江充。据《汉书·剻伍江息夫传·江充》记载：“江充字次倩，赵国邯郸人也。充本名齐，有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赵太子丹。齐得幸于敬肃王，为上客。久之，太子疑齐以己阴私告王，与齐忤，使吏逐捕齐，不得，收系其父兄，按验，皆弃市。齐遂绝迹亡，西人关，更名充。诣阙告太子丹与同产姊及王后宫奸乱，交通郡国豪猾，攻剽为奸，吏不能禁。书奏，天子怒，遣使者诏郡发吏卒围赵王宫，收捕太子丹，移系魏郡诏狱，与廷尉杂治，法至死。赵王彭祖，帝异母兄也，上书讼太子罪，言“充逋逃小臣，苟为奸讹，激怒圣朝，欲取必于万乘以复私怨。后虽亨醢，计犹不悔。臣愿选从赵国勇敢士，从军击匈奴，极尽死力，以赎丹罪。”上不许，竟败赵太子。”这江充本是市井无赖，年轻时将自己的貌美的妹妹嫁给赵太子刘丹而攀上高枝成为太子府上的座上客，后因与赵太子翻脸，即入长安举报太子丹的种种不法事。武帝劾治刘姓诸王及家属极严，根据江充的举报，赵太子获罪死于狱中。通过这件事，江充得到了武帝的赏识，并委以重用。
公孙贺一案结束之后，武帝为疫病所扰，于甘泉宫避世。江充凭借自己察言观色的本领窥得武帝有易太子（此时太子是卫太子，下文详叙）之意，有意从中挑拨是非趁机邀功。据《汉书·剻伍江息夫传·江
充》记载：“充从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中，充以属吏。太子闻之，使人谢充曰：‘非爱车马，诚不欲令上闻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宽之！’充不听，遂白奏。上曰：‘人臣当如是矣。’大见信用，威震京师。”这时，武帝废嫡立庶之意更为明朗化。卫皇后和太子刘据地位动摇。
那么，刘据是怎么当上太子的呢？据《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纪十四·武帝征和二年》记载：“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爱之。及长，性仁恕温谨，上嫌其材能少，不类己；而所幸王夫人生子闳，李姬生子旦、胥，李夫人生子髆，皇后、太子宠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觉之，谓大将军青曰：‘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邪？可以意晓之。’大将军顿首谢。皇后闻之，脱簪请罪。太子每谏证伐四夷，上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后事付太子，宫内付皇后。有所平决，还，白其最，上亦无异，有时不省也。上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皇后恐久获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应擅有所纵舍。上闻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卫青薨后，臣下无复外家为据，竞欲构太子。”这段文字不但写出了刘据是如何被立为太子的，而且还道出了武帝心中的易太子
之意。
刘据思想、性格、风格与其父迥然不同，但这未必能造成严重的后果。武帝往往是“是太子而非皇后”，说明他有意培养刘据独立思考和是非判断能力。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围绕辐辏于太子周围的“异端”‘有不少仕途不逞之士，非议武帝的政治路线和政策主张。太子的地位与许多人的政治生命有关，他们无不在做着心照不宣的政治投资。这样就造成了诸多“有心人”将武帝和卫太子之间的矛盾激化，从而废掉太子，以保护自己眼前的那点既得利益和虚荣。总之。随着武帝越来越年迈，皇权的继承问题也越来越敏感，一场政治风暴不可避免，“有心人”行动起来了。
这些“有心人”中在戾太子之狱中最为活跃的便是江充。据《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纪十四·武帝征和二年》记载：“是时，上春秋高，疑左右皆为蛊祝诅；有与无，莫敢讼其冤者。充既知上意，因胡巫檀何言：“宫中有蛊气，不除之，上终不差。”上乃使充入宫，至省中，坏御座，掘地求蛊；又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充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宫，掘地纵横，太子、皇后无复施床处。充云：“于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书，所言不道；当奏闻。”太子惧，问少傅石德。德惧为师傅并诛，因谓太子曰：“前丞相父子、两公主及卫氏皆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可矫以节收捕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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