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左倾错误表现

篇一：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 2011.06.15 17:38

来源： 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作者：

字号：【 大 中 小 】

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前后，在瞿秋白、周恩来等领导下，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得到纠正，各项工作逐步恢复正常。但是不久，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等所犯错误性质的估计有了变化，对瞿秋白等新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不满，于是又指示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还在六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不久的1930年10月末，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向中共中央发来《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信中把李立三等的“左”倾错误，说成是同共产国际路线根本对立的路线错误。在这封信之前，瞿秋白、周恩来在莫斯科讨论同一问题时，共产国际并没有指出李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共产国际在同年8月通过的《关于远东局与政治局新的争论的决议》也没有作这种评价。但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不承认有过这种改变，反而文过饰非，强调自己前后看法的一致性。这封来信虽然对李立三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但它对中国革命问题看法的基调同样是“左”的。它要求中国共产党继续执行进攻路线，抱定“武装暴动的方针”，“宣传，团结，组织群众，领导他们到决定胜负的战斗的阵地上去”。来信不指名地批评主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同志抹煞国际路线和“立三路线”的原则区别，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实际上否定了三中全会的成绩。这样就使六届三中全会已经开始的纠“左”势头无法继续下去，反而使党内出现了严重的混乱。以王明（陈绍禹）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通过其他留苏归国同志的渠道，在10月底预先知道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出信件的消息及其内容之后，即乘机打起“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串联并鼓动一部分党员反对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要求彻底改造党的领导机关。

王明是1925年秋被党组织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他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但基本上不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在校时，他颇受校长米夫[1]的器重。1929年4月他由莫斯科回到上海，先后在中共沪西区委、沪东区委、《红旗》报编辑部、中央宣传部以及全国总工会等部门工作，曾经在《红旗》、《布尔塞维克》等报刊上发表许多文章，系统地宣传“左”的思想和主张。他虽然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有过批评，但其基本观点也是“左”倾的。在共产国际1930年十月来信发出之前，王明等曾表示拥护六届三中全会决议。但当他们先一步得知共产国际批评三中全会的信息之后，又积极进行反对三中全会的活动。同年11月13日，王明和博古（秦邦宪）联名写信给中央政治局，标榜他们是带头反对“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的，指责三中全会的最大缺点是没有充分揭露“立三路线”机会主义的实质，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在工作中再度犯了错误，这些错误是“立三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意义上的继续”。11月17日，他们再次联名给中央政治局写信，要求中央“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宣布他们与李立三“争论的真相”等。

193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收到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随即于18日、22日、25日召开会议。25日的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即补充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来信，说明六届三中全

会“一般的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但承认没有把“立三路线”彻底揭发出来，其中“包含着对于?左倾?错误的调和态度”。12月1日，周恩来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讲话，传达中央政治局讨论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情况，对“立三路线”形成的条件，特别是对其理论基础，进行了分析。他还批驳王明等攻击三中全会的说法，批评他们的非组织观念和宗派活动。周恩来指出，他们在革命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上的看法虽有可取之处，但在立即夺取武汉等大城市和以此作为中国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正式开端等问题上，和李立三的观点是相同的。

王明自恃能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继续攻击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并要求改变中央政治局的成分，由共产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此时，另有一个以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罗章龙为代表的宗派，也打着“拥护国际路线”、“肃清调和主义”的旗号，完全否定三中全会和中央的领导，要求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根本改造政治局。此外，有些受过批评或打击的干部，如何孟雄、林育南等人，也要求召开一个类似八七会议那样的紧急会议，以解决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问题。这样，一方面有共产国际的压力，一方面有党内的宗派活动和思想混乱，使中央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于是，中央政治局在12月9日作出决议，准备召开紧急会议通过新的政治决议案，以代替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案。

12月12日至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莫斯科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立三路线”问题。这次会议把李立三“左”倾错误说成实质上是右的错误；同时把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说得一无是处。会上，几乎所有与会者都赞扬王明等人懂得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是为国际路线而奋斗的，并为他们没有能参加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鸣不平。12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致电在上海的远东局，否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计划，要求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便通过这次会议改变中共中央的领导，贯彻共产国际的路线。

在米夫的压力下，12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取消原来对王明等人因进行宗派活动所受处分的决议。12月23日，中央政治局发出《中央紧急通告》第九十六号，进一步承认六届三中全会有“调和主义”的错误，承认“三中全会的路线仍然成为立三路线的继续”。同日，中共中央任命王明为江南省委（习惯上仍称江苏省委）代理书记，25日又任命其为书记。

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22人，列席会议的有江南省委、北方局、团中央、全总党团等单位的代表15人。米夫参加了会议。会上，向忠发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报告；米夫代表共产国际远东局作结论。会上不断发生激烈的争论，米夫多次使用不正常的组织手段控制会议的进行。王明在会上作了较长的发言，极力宣扬他会前写出的《两条路线》（后来更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观点，指责六届三中全会继续“立三路线”，点名批判瞿秋白，宣称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彻底地改造党。在极不正常的气氛中，瞿秋白、周恩来事实上成为会议的主要批判对象，受到许多不合理的、带有宗派情绪的批评，但他们还是在发言中承担了三中全会批判李立三“左”倾错误不彻底的责任。会议通过《四中全会决议案》，最后按照米夫以远东局名义同中共中央政治局事先议定的名单，补选了中央委员和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李维汉、贺昌退出中央委员会，增补王明、沈泽民、夏曦等九人为中央委员；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退出中央政治局，新选王明、任弼时、陈郁、刘少奇、王克全五人为政治局成员。1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政治局成员分工和中央常委人选等问题，决定向

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常委会主席仍由向忠发担任。会上，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王明为候补常委。周恩来提议：王明仍应做江南省委书记。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的意图和四中全会的决议，米夫在中国驻留半年左右的时间，一些大政方针主要是按他的意见来决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

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没有起任何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全会虽然宣称要比三中全会更彻底地反对“立三路线”的盲动主义，但它的决议却宣布“立三路线”的实质“是用?左倾?词句掩盖着实际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并且要求在反“右倾”的前提下，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这样，四中全会就成为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开端。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被纠正之后不久，又形成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这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尤其是同共产国际直接的、强加于人的、不正确的干预分不开的。八七会议以来，党内存在着浓厚的“左”倾情绪，虽然几次受到批评，但始终未能在指导思想上得到认真清理，许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仍然缺乏完整的、统一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对于党内的许多人就有极大的迷惑作用，使人们不容易识别其错误和危害。由于王明等直接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也使得一部分本来不赞成或批评王明的人转而赞同并支持他。这种状况，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仍然处于幼年时期的一些特点。

王明等人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的观点，同党的纲领是一致的。但是，在其他一系列基本的政策和策略问题上，王明的主张是错误的。这在他写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中得到非常清楚的体现。这本小册子，虽然对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进行了一些批评，但它认为李立三的错误总的来说是右倾，是以“左”倾词句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

李立三的错误明明是“左”的，为什么王明反而认为它是右的呢?这主要是因为王明的许多看法比李立三等的看法更“左”。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动力只有工农和下层小资产阶级，其他一切阶级、阶层都“已转入反动的营垒”，因此没有“第三派”和“中间营垒”的存在。他把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并列，都看成是革命的对象，宣称：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他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进攻路线。他认为：“目前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直接革命形势，但在全国革命运动新高潮日益生长和不平衡发展的条件之下，直接革命形势，最近可以首先包括一个或者几个主要的省份。”他主张在湘鄂赣各省“真正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

李立三主张中国革命要以城市的工人暴动为主，王明同样坚持城市中心的观点。他按照共产国际的决议提出：“在中国正在成熟着新的革命运动，新的高潮最可靠的标志是工人罢工斗争的高潮”；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真正准备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起义，是共产党的最主要的任务。王明虽然也表示重视红军的力量，但他完全不懂得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红军作战的规律和革命根据地发展的规律。他指责党和红军“到一九三??年冬还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能够真正成为最有保障的革命中心的根据地”，认为这才是真正要反对的“右倾”。在土地

革命问题上，王明提出“坚决打击富农”、“使富农得到较坏的土地”等“左”的主张。在组织上，他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的斗争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

《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实际上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政治纲领。整个地说来，它比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坚决，形态也更完备，并且更有“理论”色彩。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实际上批准了这个“左”倾教条主义的纲领。这次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一些具有“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的同志到中央领导岗位，另一方面“无情打击”了犯过“左”倾冒险错误和被认为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的同志，包括党内有威信的领导人瞿秋白，也包括曾经反对过“立三路线”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李伟森)等一批重要干部[2]。

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内部还处理了以罗章龙为首的分裂主义者的问题。1930年12月9日，当中共中央作出召集紧急会议的决定之后，罗章龙等以全国总工会党团为基础，反对六届三中全会和中央。1931年1月1日的《全总党团决议案》指责“现在中央的领导完全破产，威信完全扫地”，提出应“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职权，由国际代表领导组织临时中央机关，速即召集紧急会议”。他们指名要求撤换并以纪律制裁一大批中央主要领导人，要求引进像他们那样的“工人同志”和“能干的干部”到中央领导机关。在六届四中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他们提出大部分是自己一派的候选人名单，但被否决。会后，他们即进行反对四中全会的活动。应当指出的是，罗章龙等不是站在正确立场上反对四中全会，而是在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下企图分裂党。他们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即“第二中央”）、江苏“第二省委”、上海闸北和沪中“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还派人到顺直、香港、满洲等地进行成立“第二党”的分裂活动。对此，中共中央曾给予多次警告和批评，指令他们立即停止分裂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被挽救过来，但罗章龙等却置若罔闻，在分裂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1931年1月2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并随即付诸实施。中央的这些措施是为维护党的统一所必需的。

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开始在各地贯彻。中共中央派遣许多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到全国各地去，对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地方党组织进行所谓“改造”。他们对怀疑、不满意或者不支持他们的同志，动辄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两面派”等帽子，加以“残酷斗争”。他们甚至以同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党内斗争，使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受到诬蔑和伤害，给党造成了重大损失。

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6月，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这两人的叛变给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党采取果断行动，迅速将中央机关和中央主要领导干部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王明于10月前往莫斯科，周恩来于12月底到达中央根据地的瑞金。在他们离开上海之前的9月下半月，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六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这个中央临时领导机构，随后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贯彻执行“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

注:

[1]米夫（1901-1938），苏联人，俄文原名П．А．Миф。1925年、1927年先后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校长。1928年2月调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中国部主任。1930年7月被任命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并于10月抵达上海。1931年8月回到苏联。

[2]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于1931年1月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2月牺牲于上海龙华。

篇二：王明左倾路线对中国革命的危害

王明左倾路线对中国革命的危害

发表时间：2012-2-23

一、共产国际与王明“左”倾路线

1、共产国际与王明的上台。一般认为王明上台的主要原因是共产国际和米夫的支持。共产国际看中王明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听话，他的言行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旨意办的。在其之前的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等因与共产国际意见相左而受批判。他们认为在中国坚决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最好人选是王明，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对他给予积极的扶植。米夫对王明在苏联及国内的宗派活动予以支持，为其上台奠定了基础。并对王明倍加称赞，委以重任，为扶持其上台作了组织上和舆论上的准备。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一手操纵下进行的，在其安排和导演之下王明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权。王明正是由于跟着共产国际的指挥棒转而受到重用。

王明上台还有其他一些原因：王明打着“反立三路线”、“拥护共产国际路线”的旗号，蒙蔽了一些同志；王明等人用教条主义吓唬人，往往引经据典，唬住了党内一些理论水平不高的一些同志；党内浓厚的“左”倾思想情绪的存在，使得王明提出的“左”倾口号和政策在党内得以贯彻执行。

2、共产国际与王明“左”倾路线理论、方针、政策的关系。1935年的遵义会议虽然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但直到十年后延安整风期间才得到彻底的清算。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王明路线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是息息相关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共产国际路线，就是斯大林路线。

在关于中国革命形式的估计、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策略路线以及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形成了一些“左”倾错误认识。王明等左倾主义者亦步亦趋，鹦鹉学舌，照搬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脱离中国实际，把马列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并受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对反对派或持不同意见者的过火斗争和不民主作风的影响，在党内通过实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来推行其“左”倾错误统治，结果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

3、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四年之久的原因与其发展过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不到一年王明就离开中国去了苏联，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为什么要说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四年之久呢？主要原因有三：第一，王明离开中国前，根据共产国际一系列决议和指示的精神，为中国共产党规定了纲领、政策和战略方针，并在组织上调整了中央和各地党的领导。第二，王明离开中国后，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坚持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第三，王明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时，担负着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之

间联系的任务。一方面，他要向共产国际提供中国革命的情况，作为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共产党工作的依据，另一方面，他又要向中国共产党转达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

二、王明“左”倾路线的危害

王明“左”倾路线造成的政治、军事、组织、思想等方面的危害，几乎断送中国革命的前途。

1、王明“左”倾路线对党在白区工作的危害。上海是王明推行“左”倾错误路线的重要据点，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取得中央领导权后，立即开展了“反右倾”，打击“右”派，排斥异己，残酷打击党内抵制他错误的优秀干部；“九一八”事变后，在领导反日斗争中犯了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脱离了中国当时的客观实际和全国各族人民抗日救国的要求，排斥和否定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抗日将领的抗日活动，使党丧失了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利时机；开展飞行集会、示威游行、公开散发传单等冒险主义的政治活动，造成大批同志被捕、牺牲；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各类团体中大搞关门主义；在发展党团员工作上盲目追求数量，造成组织不纯，暴露、损失了一大批党的组织和骨干同志。最终导致党在上海和白区的组织被破坏殆尽，革命力量损失惨重。

2、王明“左”倾路线对根据地和红军的危害。与此同时，中央和其他革命根据地也受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以后，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苏区开始全面推行。由于深感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央苏区中的威信高、影响深，“左”倾领导者就策划了一场所谓的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问题不只是罗明一人，为了打倒一大批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的领导干部，他们还在中央苏区和其他根据地到处寻找反对“罗明路线”的“执行者”和“代理人”，开展了所谓反邓、毛、谢、古“反党派别”的斗争，借此否定毛泽东等在苏区的正确领导。

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联合其他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曾一度同中华苏维埃、工农红军签定了抗日反蒋协定。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对于中国共产党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极为有利的大好形势。但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错误推行打击“中间派”的“左”倾关门主义策略，不给其应有援助，以致坐失良机，结果害人害己。使中共失去了利用此事变粉碎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大好时机。

从1931年春起，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就受到王明“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扰。“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们在苏区强制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错误的土地政策，并将这些政策写进了《土地法》草案。1933年1月底博古等来到中央苏区后，又下令在整个中央苏

区开展大规模的查田运动。查田运动中“左”倾错误，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后果。“一是严重侵犯了中农的利益；二是过分打击了地主、富农；三是伤害了一大批干部；四是影响了农业生产。使苏区内部的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农业生产受到极大影响，从而制约了根据地经济的发展，给正在进行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增添更多的困难。”

军事上的“左”倾错误对中央苏区的危害最大。“左”倾的中央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提出“两个拳头打人”、“两条道路决战”等错误方针路线；更为严重的是无原则地重用李德，取消军委的集体领导。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李德起初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接着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最后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他极力推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六路分兵”、建立正规军打阵地战等一整套“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方针，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

王明“左”倾路线控制中央以后，为贯彻其错误路线，派出了所谓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来“改造”各地党组织和红军，各根据地深受其害。

篇三：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表现

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表现在哪些方面？

1931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政策。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主要表现在：

1.对革命性质、形势和阶级关系作出了错误的分析。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否认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实行“关门主义”，主张“进攻路线”；

2.对革命道路问题和城市斗争的方针问题提出了错误的政策。低估根据地建设和农村游击战的重要性，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主观力量的发展，坚持“城市中心”论，号召全党准备决战；

3.在土地问题上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极“左”政策。在组织上大搞任人唯亲的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军事上强调所谓的“正规化”、“正规战”、“全线出击”等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研究生部 师 霞）

篇四：左倾

论王明、李立三“左倾”错误的表现及其危害

“左倾错误”的全称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它是指党内的一种错误思想，表现为急躁、冒进，不顾客观事实；或者照搬马列原著，咬文嚼字，不能灵活运用。 相对来说还有“右倾机会主义”，表现为对敌人软弱、妥协、害怕、投降，政策和路线上保守，走在群众的后面。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 :

１９３０年６月至９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１９３０年６月，李立三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被称为“立三路线”）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个决议案的“左”倾冒险主义表现在：第一，对形势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第二，主张在实际工作中已不再需要逐步积聚和准备革命的力量，因为群众已经不要小干、只要大干，也就是只要武装暴动，而且是全国性的武装暴动了。第三，坚持“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反对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第四，再一次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就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企图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同时，反对资产阶级。

王明教条主义:

从１９３１年１月—１９３５年１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

冒险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占据领导地位长达４年。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最长，给党带来的危害也最大，它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１９３１年１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者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由于得到米夫支持，原来不是中央委员、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政治局委员，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特别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他们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一举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们否认中间力量的存在，认为国民党各派和中间派都是“最危险的敌人”，要一切斗争，整个地反对；他们推行“城市中心论”，要求红军去占领城市，反对毛泽东的在农村积蓄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正确道路；他们打着“反右倾”的旗号，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上述错误主张指导下，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了一片混乱，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主观蛮干，使党在组织上和工作上都受到严重损失。至１９３５年，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党组织除少数地方外都已破坏殆尽。在中央苏区，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对中央根据地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们放弃积极防御的方针，反对“诱敌深入”，实行进攻中的冒

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去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失败后，又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结果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受到了极大损失，不得不开始了战略性的大转移（即长征）。

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比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坚决，气焰更盛，更多理论的装饰，所以造成的危害也更大。 左倾错误产生的原因：

三次左倾错误发生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严重地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左倾错误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任务、革命形势等的分析，都完全照搬了苏联的模式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论断，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去甚远。

左倾错误的影响：

左倾错误使中国在革命道路上走得更加曲折。

李立三冒险主义错误使刚刚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遭受了重大损失。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因为急于组织暴动而把原来的有限力量暴露出来，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先后丢失了洪湖及右江等革命根据地。

王明的左倾错误使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到严重危害。

得到的教训：

①无论军事斗争还是政治斗争，都要根据国情，制订出正确的方

针和政策。

②领导者，特别是高层领导者，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发扬民主作风，不能主观决定一切。

③要正确认识中国国情，革命道路不能照搬照抄，走自己的路。

篇五：王明左倾错误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中的最严重左倾错误

王明左倾错误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中的最严重左倾错误。它不仅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等方面造

成过重大损失，而且也从经济方面对根据地造成过严重危害。但过去对经济方面左倾错误的论述几近阔

如，故木文拟在这方面作点探讨和阐析。

在长达四年的王明左倾统治时期，各根据地都曾推行过一系列左倾经济政策。它对根据地 的经济建设和军民生活都造成过较大损失。又因经济条件是红军和根据地赖以存在的基础，故

其危害所及，还超出了经济问题本身，以致成为红军最后被迫退出根据地的原因之一。 在土地政策芳面，王明否定以毛泽东为代表制定的、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土地政策，推行了“地主不

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执行中又愈搞愈左。对地主不仅不分田，而且不准买地、租地和开荒，

不准以任何方式与土地发生关系，或将他们驱逐出境，或实行肉体消灭政策。对富农不仅分坏田，而且经

富农力耕改造成好田后，又把好田没收重新分以坏田。还不断加重富农的劳役和粮款负担，甚至将其同地

主一样没收，使不少富农“家况比雇农差”，从而在经济上消灭富农。由于斗争扩大化，又将不少中农打

成富农甚至地主，使他们也遭到没收、“分坏田”甚至“不分田”的厄运。这使中农“人人伯上升为富农

小地主，拼命吃穿，不想扩大生产。”①土地经常打乱重分，也使贫农不能吃定心丸，降低生产兴趣。

“一苏大”的土地法及各地的有关土地政策中，还包含了不少势必导致打击和侵犯地富兼营的工商业的左

倾内容，使工商业也遭到如同封建剥削一样的打击和没收。

“一苏大”的劳动法，脱离苏区实际，规定了片面的过左的政策:如机械的8小时工作制多名目繁多的

节假日、纪念日休息;包括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在内的过高福利补贴，未在企业劳动而需照付工资的不合

理工资制度及机械的最低工资标准，师徒同等待遇的不合理学徒制度，强迫介绍失业工人和实际上剥夺雇

主权力的工人监督生产等。不管企业能否承受，都要严格遵行上述左的政策。否则动辄总同盟罢工，即

“以斗争来回答资本家的进攻。”对兼营工商业的地富，动辄扣上违反劳动法等罪名，子以斗争、罚款、

没收财产以至枪决。

财政税收方面，因受左倾军亭路线影响而错误地取消了主力红军筹款，造成军需严重瞪乏，不得不颁

布以降低征税起点和提高税率为主要内容的新税则，大幅度增加和提高税收。这使中小商人税负尤为加

重，营业积极性大受挫伤反使财源减少。财力不支时又于增税之外，还通过发公债、“借”粮食及各种捐

献等，加重了群众负担，挫伤了群众积极性。

商业贸易方面，过分强调形势紧张斗争激烈而实行自我封锁。“经常拿赤色戒严、反对国民党蓝衣

社、法西斯蒂混人苏区、反对投机买卖为口实，”@而过多地限制商品进出口，没收商人商品，禁止自由

贸易，封锁自己的口岸。如对于苏区原来盛产的谷米，有的地方“自建立苏维埃以来”，“就不准出境”⑧

等等。过左的土地政策和税收政策不但使地主富农无法做生意，也使中农不敢做或不愿做小买卖。这样自

己封锁、窒息自己，造成商业日渐衰落，最后几乎陷入停顿，加重了军需民用的困难。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经济工作中的一系列左倾政策，与政治土、军事上、组织上的左倾结合，给

根据地造成了严重危害，“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④

左倾土地政策对各个阶级不同程度的打击，破坏了农业生产。造成了耕地严重抛荒，甚至有的大道两

旁也是“田荒草满，”⑥加上因劳力紧缺和一些农民生产兴趣的降低而造成的耕作粗放，结果是粮食减产

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

或徘徊，并出现连年粮荒。

1933年上半年许多地方“米价飞涨”、，t?有钱无市”。军、政机关及群众都严重缺粮。城里工人“以

少少的工钱，吃昂昂的贵米。”⑧1934年春夏继续粮荒。中央文件连连报警:“去年粮食恐慌的现象，现

在又威胁着我们。”⑦红军有时一天只能吃两餐稀饭。湘鄂赣有的后方医院伤病兵在青黄不接时，“每日

两、三顿粥都不周全。”⑥中央政府及其机关报《红色中华》两次发动筹粮突击，但总难如数如期收到粮

食。由于缺粮，中央军委仅1934年3月就发出两次减少食米的命令。连年粮荒，事出多因，但左倾土地政

策是起了恶劣作用的。

在过左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的打击下，工厂商店大批歇业倒闭，工人大批失业。如被称为a红色小上

海”的中央苏区工商重镇长汀，原来久负盛名的纸业，被迫大量关厂倒闭，工人谋生无门，一半以上失

业，纺织业4/5失业，其它行业也大抵处于半失业状况。湘鄂赣根据地在左倾干扰下，厂曾一度弄得连小的

商家都没有，亦无私人雇工的工厂店铺，原有工人随之失业。在业工人在左倾劳动法“保护”下，“怠工

懒惰的事情也很多，以至有将工人生产品全部卖了，还不够付给工资的事。”⑧公营企业也必须严格执行

左倾劳动法，而劳动法对约束工人的劳动纪律又毫无规定，致使损坏东西、偷懒怠工等现象常有发生，生

产受到直接损害。如某军工厂计划完不成，产品质量差，枪、弹、刺刀等拿到前，方不能用，影响战争

胜利。

左倾经济政策加上敌人封锁，使苏区工商业大为衰落。江西苏区原有的特产，?纸业、夏布、木料

等，因为经济政策的错误，使其破产。”⑩湘鄂赣根据地“生产品和日用必需品的流通，非常滞钝，农工

业生产渐形降低。”。毛泽东、吴亮平等也曾指出，红色区域的许多手工业生产是衰落了，烟、纸等项最

著，木头、樟脑、钨砂等主要生产都逞低落状态。

工商业衰落又影响了军民生活。如中央根据地军民吃穿都较困难。布价连年上涨，有的地方裁缝“大

部失业。”煤油和盐也常缺，以樟脑油和硝盐代之。红军军需食用也很缺乏。《红色中华》报道:“红色

战士在受寒冷”、“前方三、四人共一床被毯”等。

经济遭破坏也带来了财源枯竭、财政紧张。湘鄂赣财政经济“大部分处于非常困难时期，”“经济来

源多是枯竭，”“财政方面，困细万分。”@湘鄂西、湘赣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到:部队很穷、政府财

经很大困难、工农生活不能改善。财政困难不得不增发钞票。中央苏区苏币发行总量由200万元增至800万

元。严重通货膨胀又使得苏币贬值、信用降低。

经济政策左倾及其带来的损失，还影响到根据地的巩固和战争的胜利。左倾土地政策不仅迫使地富拼

命反抗、报复破坏，增加了战争阻力，而且造成中农贫农的恐慌心理。又因扩红、筹款、借谷、节省、推

销公债中有强迫命令现象，便使根据地出现群众逃跑现象。如万太、杨殷、零都、西江等县，群众逃跑还较

为严重。逃跑危害农业生产，引起秩序动乱，影响政权巩固。经济左倾和困难还给扩大红军带来阻力，使

扩红计划往往难于完成，如江西省委在1933年8、9、10月的扩红突击中，号召扩红3.3万人，结果完成不

足50。。人。究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有的就是因“家庭困难去不得”，或“因家庭困难而逃跑即的。

对现实存在的经济困难和由此产生的危机，左倾领导者们也是有所承认的。王明就觉察到“由于苏区

经济状况的变坏”，征税便遇着许多困难。⑩王明的顶头上司、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也承认:“苏区的经济

状况整个的说来是相当恶化了，这影响到革命的胜利。”⑧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的社论也提到:我

们面前是有困难的，这些困难是巨大的。

2，。面对左倾经济政策的种种危害，毛泽东等担负实际领导工作的同志也曾进行过抵制或斗甚至左倾领导者们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也不能不对经济政策的左倾有所醒悟。

毛泽东在查田运动中强调不要损害中农利益，没收中农l土地财产的要公开承认错误并退 赔，反对对富农的过左政策，强调不准消灭富农，对正确划分阶级和把查田运动引上正轨，也作了相当的

努力。陈云对过左劳动法、对总同盟罢工和机械的8小时制也进行过批评和反对。刘少奇对

查田运动中打

击工商业、劳资关系中的左倾特别是强迫介绍失业工人等错误，也努力制止过，对公营经济因左倾危害而

存在的问题提出过改进意见。邓子恢反对不顾财力盲目扩红造成民负太重的作法，提出扩红必须适当考虑

第1期王明左倾经济政策的危害及其难于纠正的原因探析

力的正确意见。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都对左的经济政策作了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批评、

制和斗争。

1933年上半年，不少领导人就经济政策特别是工商业政策发表理论文章，实际上在党内形成了一次大

论。上述同志的有些纠左思想就是体现在这时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左倾领导者们也发表了一些文章，体

出他们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对左倾经济政策也有某些觉察和清醒。

张闻天发表文章指出，在中国革命的目前阶段上，我们还需要有资本家，想用武力消灭它的剥削，这

革命是极端有害的。他还总结教训说，由于我们过早地实行消灭资本主义的错误尝试，所以尽管苏区有

丰富的原料，尤其是有象钨砂那样的稀有矿产，苏维埃也颁布了投资条例，但至今没有一个资本家来投

0。他认为要使资本家投资工商业，必须使他有利可图，而不是亏本。因为_“世界上没有这样的资本

，他的投资是为了亏本”。?⑩当时这种切中要害的批评难能可贵。王明在字面上也承认:在现阶段企

“铲除资本主义的关系，一定会遭受失败。”0他也反对不顾苏区具体条件动辄罢工的作法。米夫似乎

有醒悟，意识到“以前在经济政策中犯了右倾机会主义与左倾错误。”影响了苏区的经济与物质状

，要求中共负起补救责任⑩。当时党的实际负责人博古，他推行左倾虽很卖力，但这时也提过对资产

级与对地主应有区别，目前提出消灭资产阶级是不适当的。

党内对工商业政策的大讨论，带来了经济政策上的某些变化。1933年10月，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修改

的劳动法。新劳动法废除或降低了在工资工时福利等方面工人对必主及学徒对师傅的某些过高要求，稍

加了一些体现雇主利益的条文，删除了某些脱离实际的条文，增强了一点灵活性。与此同时，临时中央

府又颁布了毛泽东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以及他主持制订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

两个文件虽仍没能纠正“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但它规定要以劳动与否、剥削多少来作为

分阶级的标准，使阶级划分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据此打击面就可缩小。这个《决定》还对保护地富兼营

工商业作了更明确完善的规定。1934年l月召开的“二苏大”重申要“保证商业的自由”和“对

于私人

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⑩

土地政策、劳动政策和商业贸易政策，是根据地经济政策的最基本内容。在这些方面对左倾政策进行

些修订，意味着当时党内确乎出现了力图纠左的势头。如能切实付诸实施，并顺着这个好势头发展下

，

苏区经济状况必将好转，经济建设也当更有成效。然而历史并未尽如人意地朝着正确的路子发展下

，

根据地经济仍在受着左倾的折腾，财政的枯竭仍无好转，工农政权下的群众生活仍没见多大改善，甚

吃饭都成问题，其原因究竟何在?

3如同现实生活错综复杂一样，社会历史现象也是纷繁复杂错综交织的。“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如果我们从哲学的高度

综合分析一下当时党内和社会上的各方面状况时就可发现，左倾经济政策虽在文字上作了某 修改，左倾领导者在认识上也有少许前进，但导致左倾经济政策制订并推行的一些根本原因和政治经济

事环境，仍未消除和改变，这就使左倾经济政策仍在实际工作中起危害作用，有些甚至还在发展。

思想上，违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仍在统治着全党。党在指导思想上仍缺乏马列

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相统一的思想，缺乏识别和抵制共产国际错误指示的能力。盲目服从和照抄照搬，

是王明左倾领导者的基本思想方法和领导方法。

政治上，由于共产国际强调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中共党内混淆不同革命发展阶段、超越阶段

把反对资产阶级与反帝反封建相提并论，进而坚持;对资产阶级进行“无情的斗争”的指导思想仍没改

。

即使是反左步子迈得较大的张闻天，也仍没完全摒弃“必须无情地镇压”地主残余与资本家的“反革

活动”，“没收他们的一切土地、企业与财产，从经济上给他们以致命的打击”@之类的言论。博古则

未在实际上反对过左倾，仍认为“资产阶级将成为我们当前的唯一的最主要的敌人，”不能一分钟地放

反对资产阶级的立场与政策，要坚决无情地镇压资本家的任何反抗苏维埃政权的企图@。甚至仍认为当

的“中国革命是带有社会主义成份的民主革命，队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队伍。”⑩这样当然不可能把党的

策和行动完全控制在民主革命范畴内。说他们有所“醒悟”，也只是现实迫使他们对一些具体政策和作

3启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

法的很有限的?醒悟”，而不是在指导思想上对左倾政策的反思和纠正。

字数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