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高水长

篇一：山高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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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水长

作者：

来源：《环球市场信息导报》2015年第04期 山高水长

篇二：大师之风 山高水长

大师之风 山高水长

作者：湛承芳

来源：《中学语文·大语文论坛》2013年第12期

“洛阳文物一尘灰，汴水繁华又草莱。非只怀公伤往迹，亲知南渡事堪哀。”这是冯友兰在蒙自南湖所做的古体诗，亦即“南渡北归”一词的由来。岳南先生所著《南渡北归》，以详实的史料全景式再现了在抗战前后那风云激荡的历史时代中一批大师群体命运的剧烈变迁，那一代大师在大动乱时代中非同寻常的人生际遇及其所展现出来的令人景仰的大师风度，长久地留在读者心头，令人荡气回肠。

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一代大师的背影早已渐行渐远，而在作者岳南的《南渡北归》中，大师们一个个鲜活地向我们走来。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学识风度，他们的人格魅力，他们在艰难岁月中坚持学术研究的孜孜以求的精神，他们在朝不保夕的困境里，依然培养出大批成就斐然的人才，他们在颠沛流离中如飘蓬、如浮萍，而愈见其性情节操，虽恍如隔世，却更令人感佩不已。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大师之风，山高水长。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从北平到长沙，从长沙到昆明，又从昆明到四川李庄，多灾多难的时节，颠沛流离的痛苦，不变的是对祖国的赤子丹心，不倒的是那高高飘扬的学术旗帜，它依然在敌机的轰炸中猎猎招展。梁任公不仅学识渊博，著作等身，作为清末政治家、文化大师影响深远，还极富远见的培养了两个大师级别的儿子梁思成和梁思永，他们分别在建筑学和考古学上卓有建树，在战乱时期保存古建筑以及通过考古为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提供有力的证据，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北大之父”蔡元培，他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成为一座不灭的明灯。清华校长梅贻琦“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之论在而今被高官和高楼渐染的高校不啻为振聋发聩之语。三百年来史学第一人陈寅恪沦落香港时，面对日军的威逼，不为所动，让我们看到了柔弱书生的骨气，而他在为王观堂写的祭文“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更是穿云裂石，久久回荡在天际。他不仅仅是在赞扬王国维，也是那一代大师的精神写照。一代才女林徽因，在抗战胜利之后，结束了历时九年的颠沛流离，和家人一起回到了一直以来念兹在兹的北平。虽然受尽病痛折磨，她依然选择了放弃赴美治疗的机会，选择了“和祖国一起受苦”。我们不会忘记，新中国成立后，她参与了景泰蓝的设计，国徽的设计，人

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我们也不会忘记，在老北京城墙拆卸之时，她和梁思成手抚城墙痛哭失声。在生命的最后九年，她把所有的精力都奉献给了祖国的建设事业。这位“智慧女神”的化身，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我想，她的一生是当得起“一代才女”的称号，也对得起梁思成患难与共、比翼齐飞的深情，还有金岳霖对她“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的哀挽和终身未娶的痴情。

一个个名字，犹如夜空中耀眼的星星，光芒四射。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陈寅恪、胡适、李济、梅贻琦、傅斯年、徐志摩、闻一多、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鲁迅、顾颉刚、吴宓……以往对于他们的了解，只是零零散散，一鳞半爪的，亦能一窥他们的精神风貌，令人神往。而《南渡北归》弥补了先前的缺憾，以大量的丰富的史实材料为我们全景展现了大师们的

传奇，故事感人，资料翔实，注释材料也自成典故，书中还附有珍贵的书信、照片和地图，与文字相映成趣，更增添了厚重的历史感。

“大师远去 再无大师”是作者流露在字里行间的深沉喟叹，我不禁想起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时代培养不出大师？声声叩问，敲在每一个国人的心里；殷殷期待，激起每一个学子的梦想。让我们再道一声：大师之风，山高水长。

篇三：山高水长

山高水长

---------漫谈中国山水画

古人说：“存形莫善于画”。在中国漫长的社会中，绘画一直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大致在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原始状态在的人类就开始用色彩和线条在岩壁上做彩绘的行为，这些令人赞叹不已的生动形象，开启了人类敏锐地观察和运用绘画语言创造美感的先河。此后，在漫长的发展演进中，经过无数艺术家的不懈追求，绘画艺术逐步走向成熟，成为造型艺术的大宗。

在绘画艺术中，中国的山水画更值得一提。中国的山水画几乎是中国艺术史上最为突出的典型特色，一般人笼统的观念中，仿佛中国绘画从五代以后，一直到请，洋洋大观，全是山水画的天下，甚至到现代，当我们说起中国画，国画，脑筋里立即浮现的印象也大多还是这一类没有色彩，云烟苍茫，峰岚叠嶂的山水画。这些笼统的看法无论正确与否，至少说明山水画主题在中国艺术史上曾经占有强而有力的主流地位，而且为时不短。

中国的山水画得以发展并且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我认为有以下原因：中国山水画是中国人情思中最为厚重的沉淀。游山玩水的大陆文化意识，以山为德、水为性的内在修为意识，咫尺天涯的视错觉意识，一直成为山水画演绎的中轴主线。再没有那一个画科能向山水画那样给国人以更多的情感。若说与他人谈经辩道，山水画便是民族的底蕴、古典的底气、我的图像、人的性情。 再加上山水画取材广泛，表现自由，从万里河山到一花一景，都能加以描绘，既可以根据创作主体自己的经验表现社会和自然的一切可视形象，也可以描绘在体验中生发的幻想中的视觉形象，材，来表达所以人们大多会来选取山水来作为题自己的情感，而且中国绘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注重师承，强调传统，所以，中国来的山水画才能够在历朝历代中经久不衰，向前发展。

山水画之所以会受到追捧，我认为山水画本身有它自身的特色，而且这是其他艺术所不能表现或不能很好表现的。 第一、奇 中国古代画论中既强调多样性又强调统一性。 多样性即反对平淡无奇，反对景物雷同。五代李成《山水诀》："千岩万壑要低昂聚散而不同；迭（山献）层峦但起伏峥嵘而各异"。同时也指出，景物不能雷同而要变化，要有强烈的对比。"既追险绝，复归平正。"也就是说中国山水画通常不画缺乏对比的平原风景，总是喜欢表现地形地貌对比强烈、山高水深的名川大山。 第二、远 具体说就是散点透视。西方风景画所采用的视点，多为平视的一点透视与二点透视，主要为静态空间构图。故其水彩画或油画，多根据人眼垂直视角30度，水平视角45度的固定视域，来决定画幅的长与宽的比例，

通常是三与二之比。中国宋代的山水画家王微说："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 也是宋代山水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则提出山水画的“三远”表现法。也就是说中国山水画不采用西方那种平视静观构图“所见不周”的表现方法，而是采取了视点运动的“三远”表现法。这种表现法与古代的走马灯或今天电影表现手法中的"摇"相似。所以中国画的画幅，若不是纵长的条幅立轴就是横长的横卷。或者说一幅中国山水画中，无论是以高远、深远、平远中的哪一“远”为主，但都结合以其他的二“远”，总之是追求一个“远”字，打破了时间和时间的限制。 第三、笔法和墨法的交融运用(也可以理解为线、点、墨的兼营)。 中国最早的山水画是青绿山水画。如著名《洛神赋图》、《游春图》和《江帆楼阁图》就是绢本设色青绿山水画。这种山水画是以细劲的线条勾出山石、树木的结构，然后用颜料加以渲染，最后再以石青、石绿敷填而成的。从《洛神赋图》也可以看出中国的山水画脱胎于人物画，中国人物画的线描，发展到明代加上各种笔法技巧的应用，精妙绝伦。这种笔法在山水画中的创造性运用就表现在各种各样的皴法上。 中国山水画的构图要体现出平远、高远和深远，也就是说在一幅画中要表现出远景、中景和近景。除了利用笔、墨和颜料之外，还靠点法来体现画面的层次、空间、结构和阴阳等等。 第四、形似与神似的统一。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得其形似，则失其气韵；具其色彩，则失其笔法，岂曰画也？"清代著名画家石涛的一句名言是"不似之似似之"。绘画，特别是山水画，如果一味追求描绘对象的具体的、真实的形和色的相似，无疑会压抑画家创作灵感的焕发和艺术意境的营造。所以作家要让自己的灵感和意境感染欣赏者，进而达到感情的共鸣，画家既不能"两点是眼，不知是长是圆，一画是鸟，不知是鹰是燕，竞尚高简"（鲁迅语），也不可过分追求形似，只能是"不似之似似之"。这在中国山水画中是一个"常识"，当然也是一个特色。

中国山水画，这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在其历史的传承中历代都有突破和发展，各个时期均有杰出的画家为它的延续作出卓越的贡献。惟独到了近代，为西方文明所不容。百年来，学术界责难、否定、诅咒之声不绝于耳。以至当代的画家大多对先贤的成果视而不见，蔑视祖宗成为时尚，在艺术实践中刻意求变求异，对中国画这个典型东方文化特征的艺术形式极尽改造支解为己任。 这个在历史长河中自然演进和谐发展的古老画种被现代人生吞活剥地破坏了它的运行轨迹。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为中国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优厚的物质基础 ，同时学术界通过反思，已开始觉悟到在当今世界的大格局中，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前提，大家重新认识到本土文化存在的合理性。但是，积重难返，民族虚无主义的美术教育方针足足耽误了几代人。 可喜的是，中国现当代也涌现出了很多杰出的画家：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陈少梅，傅抱石、刘海粟，黄宾虹，潘天寿、李可染、吴作

人，张大千，陆俨少、朱屺瞻，林风眠，吴湖帆，高奇峰，高剑父，关山月，石鲁，赵望云 等，他们为推动山水画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新时期的振兴民族绘画的历史重任落在了我们的身上，作为具有爱国主义的中国人，我们要将中国的传统一代代传承下去。

篇四：母爱情深 山高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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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爱情深 山高水长

作者：王平华

来源：《时代中国》2008年第05期

母亲是山，山比不上；母亲是海，海不敢当；母亲那一脸的慈祥写出了一生的沧桑，母亲的爱比山高，比水长；每个人想起自己的母亲就会把快乐流淌在心上，无限的幸福就会在心间荡漾，从搭跚的成长到成功的飞扬都渗透着母亲欣慰和幸福的泪光：母亲的辛劳和付出，母亲的关怀和爱惜才使天下的儿女们健康快乐的成长……世界上最美丽的称呼就是母亲；母亲的爱谱写了世界最美好的篇章；人世间最伟大的情感是母亲的情怀和关爱；母亲以宽厚博大的情怀、无私奉献的精神，繁衍哺育着后代，推动着历史的繁荣和兴旺。有了母亲才有了生命的肇始、历史的延续、理性的萌动、人性的光辉。社会才从冷漠严峻走向和谐安康。

由于历史原因和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在我国广大的西部地区，长期居高不下的妇科发病率及孕产妇的死亡率，仍使成千上万个母亲饱受病痛折磨之苦。为了救助更多的贫困母亲，为了祖国，为了明天更加和谐美好，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进一步整合资源，强化功能，推出以“流动妇女平安之家”、“母亲创业与再就业”、“白内障复明车扶贫”等援助贫困母亲的“中国母亲援助”行动。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完善以慈善事业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保障体系，指明了新时期妇女公益慈善事业的工作方向，提出了妇女公益慈善事业新的更高要求。为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和“中国母亲援助行动委员会”2008年5月1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2008“感恩母亲”慈善宴会。我们神州时代传媒作为支持合作方，为援助母亲做了一系列的募捐活动，得到了有关单位和企业、文化界人事的大力支持。在此，特向这些富有爱心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感谢。

篇五：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作者：崔峦

来源：《七彩语文·教师论坛》2013年第11期

袁微子先生是资深的语文教材编写专家，他遵照叶圣陶先生的嘱托，潜心研究“语文训练的项目和步骤”，组织编写了以“读写训练项目”为核心的新时期全国统编教材，为新中国小学语文教材建设，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

袁微子先生是著名的语文教学专家，他的足迹遍布祖国城乡，他的“大力改进语文教学”的主张传遍大江南北；他把听课作为调查研究的重要手段，走到哪里，听到哪里，研讨到哪里；在他的指导下，全国小学语文教学，从教学思想到教学行为，发生了质的变化，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语文教学最好的时期。

袁微子先生是全国小语会的缔造者和主要负责人，在他担任理事长期间，学会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有实效，很好地引领了全国的语文教学，锻炼了学会工作者、教研工作者两支队伍，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教师、语文名师。

袁微子先生不愧是继叶圣陶、吕叔湘先生之后的推动语文教学改革的一代宗师。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在中国的语文教育史的长河中，先生是永生的。

（崔峦，国家课程标准人教版小学语文教科书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语文编辑室原主任，中国教育学

会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原理事长）

袁微子同志生平简介

袁微子同志生于1913年11月8日，浙江桐庐县人。1936年毕业于安徽大学教育系。中国共产党党员，离休干部。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学术委员会委员、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历任全国教材审查委员会委员、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理事长、名誉理事长。

1934年，在中国共产党和进步教授许杰、周予同、陈望道的影响下，主持组织“秋罗文艺社”，主编《秋罗》周刊，反对复古读经，提倡大众语言，抨击反动统治。《秋罗》一年后被国民党省党部勒令停刊，袁微子因之被捕。

1936年袁微子大学毕业，进入上海开明书店，在叶圣陶的领导下，参加《新少年》杂志的编辑工作，分担《少年习作展览》的编选，并每期撰写评说。

1937年抗战开始以后，袁微子回到浙江中学、中专和浙江医学院担任教员，利用课堂教学、课外活动，编辑刊物，撰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引导大批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曾创办过《浙江日报》副刊《江风》，主编《东南日报》副刊《笔垒》，揭露黑暗统治。直到抗战胜利，他在东南省市各种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散文、杂文，被称为“浙江才子”，出版有《浪花集》。

1949年以后，袁微子同志历任杭州师范军管会军代表、教导主任、浙江省文教厅调查研究室主任、中教处副处长、浙江省文联党组成员、编审部长、《新儿童报》社社长。还创办了全国第一个教育刊物《浙江文教》，担任第一任主编。

1955年8月，袁微子同志调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从此开始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和研究工作，曾任小学语文教材编辑、室主任、编审等职。

1955年到1966年，袁微子同志除参加各套（十二年制学校两套，十年制学校一套）课本的研究和讨论外，主要负责高年级教材的编写。

“文革”中，袁微子同志随教育部“五七”干校来到安徽凤阳，他利用劳动之余，钻研医学，为干部和农民诊治疾病。回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后，主持工农读物的编辑工作，编辑十余本医疗卫生丛书与其他读物。其中《中医临证基础》一书作为北京医学院的教材使用。

“文革”后，袁微子同志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积极参加小学语文教材建设，主持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的制定和教材编写工作。不到三年，完成了全套教材的编写工作。他主持编写了十年制、十二年制小学语文教材，以及有关课外读物，主持编写了《小学语文教学法》《小学语文教学与儿童认识发展》《小学语文整体性改革》等。为了帮助教师掌握教材，提高教学，他还亲自登上讲台，试教课文，开创了编辑人员上讲台试教的范例，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日本教育界将他作为中国小语教学的代表进行专题研究。他在认真总结我国小学语文传统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注意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根据党的教育方针，提出了小学语文教材及教学改革的主张。

他深入全国各地讲学，走遍了27个省、市、自治区调查研究，裨益广大师生，成绩卓著，发表了大量有关小学语文教学的文章，论著有《小学语文教学漫谈》《小学语文课文类型研究》等，为小学语文教材建设和小学语文教学改革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上介绍中国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的成果，引起国际上的重视。他还在中国进行了小学语文心理学研究的活动。

1986年12月，他离休以后，仍然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积极参加党组织的各种活动；仍然投身小学语文教材建设，促进全国语文教学改革，关心中青年编辑干部的成长；仍担任三套教材的主编，三个杂志的主编和十余个刊物的顾问。生命不息，工作不已。 1991年4月7日，袁微子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本文摘编自《小学语文教学》1991年7、8期 《袁微子同志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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