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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漱石与淮海战役

来源:学生作业帮助网 编辑:作业帮 时间:2024/09/23 20:23:37 小学作文
饶漱石与淮海战役小学作文

篇一:饶漱石亲属为饶漱石鸣冤叫屈

饶漱石亲属为饶漱石鸣冤叫屈

谈谈我对饶漱石的看法

饶玉莲

今年的农历十月初五是我大哥——饶漱石的一百一十周年生辰,我愿以亲人的身份谈谈对他的认识,以及对与他有关问题的看法,以示对他的追思和纪念。

一、认识在跌宕中起伏

饶漱石是我同父异母的长兄,他比我年长28岁,他参加革命时我还没有出生,所以在解放前我们根本没有见过面,只是在我长大、懂事、开始读书后,由于他是我父亲最器重的爱子,所以父亲总以他为榜样来教育我们,说他:有抱负、有理想,关心民族危亡,关心人民疾苦;说他为人聪明,学习自觉,成绩优异,尤其语文、英语成绩更是出众;还说他思维敏捷,能言善辩,勤于思考,善于判断,遇事冷静,行事稳健,具有治国理政的潜质。父亲在我们面前总是这样夸他,所以我从小就对饶漱石非常敬重,觉得他了不起,比我们其他弟妹都强。1949年南昌解放,获悉饶漱石到了上海,当了大官,是三野的政委、华东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赓同志来南昌还专门到我家来慰问我父亲说:“您培养出了饶政委这样一个好儿子,是你们家的骄傲,也是我党我军的荣耀。”因此,我对饶漱石就更加敬重了。

1950年抗美援朝,我响应中央号召,毅然参军。1951年被分配到北京军委装甲兵司令部工作。1952年饶漱石从上海调北京工作。他到北京不久,就专程到装甲兵司令部来看我,这是我们兄妹有生以来的首次会面。虽然我们是同父异母,但却一点儿也不显得陌生,他对我像同胞兄妹一样,非常亲切。从此,我经常利用节假日,到他住地去看他,同他拉家常,共进餐,陪他散步、看电

影,尽享天伦之乐。1953年,我从军队转业,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习,周末更经常去他家里,我们有一段非常愉快的接触。在相处过程,我发现他身体已不太好,精神比较差,经常处于疲惫状态,寡言少语,但生活规律,起居有常,饮食定时定量,且简朴清淡。他不抽烟,不喝酒,与人交往不多。他的衣着也很朴素,没有高档衣服,汗衫都是补了又补。有一次,我向他提了一个要求,我说,我现在上课要做很多笔记,用蘸水笔很不方便,能否给我买一支自来水笔?我大哥说:现在大家都还艰苦,有条件用自来水笔的人恐怕不多,你还是与同学们保持一致,不要显得特殊。我访苏时,带回一支像钢笔一样的园珠铅笔,给你作个纪念。这支笔说实话,并没有什么使用价值,只是一个纪念品而己。同他接触几年,这是他送给我的唯一的一件微小纪念品。

1954年的八、九月间,组织上向党团员传达了高(岗)饶(漱石)的问题,说他们是阴谋家、野心家,妄图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也就是以后说的所谓“高饶反党联盟”。当时听了非常吃惊,好像有人从我后脑勺打了一闷棍一样,整个头都晕了,怎么会是这样呢?实在难以想像!因为在我和他接触过程,他总是亲切地称:主席、总理、少奇同志、朱老总??,从未感到他对中央领导有任何不满,怎么会反对他们呢?我很不理解。在我极其痛苦而又无助的情况下,我跑去找我的男朋友诉说心中的郁闷,忍不住抱头痛哭一场。我的男朋友劝我说:“不要难过,有我永远陪伴你。不过你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党中央是不会冤枉好人的,想必你大哥是有错误的。人非圣贤,熟能无过?知错能改,改了就是好同志。”听了男友的劝说,好像心里好过了很多。从此就再未与大哥联系了。

回校后继续上课学习。人们看我的眼神变了,和我往来的朋友越来越少,我感到孤独、寂寞。一块郁闷的巨石,重重地压在我的心上。

1955年5月,又传出饶漱石是“饶、潘、杨反革命集团案”的首犯,已被捕入狱。尽管有些疑惑不解,但也无可奈何,只好顺其自然,一切听从党对他的处置了。

我的父亲——饶思诚,当时是江西省的副省长。饶漱石本来是他最喜欢的儿子,是他的希望所在,也是他的精神支柱。如今饶漱石倒了,他内心的隐痛是不言而喻的,但他还是强打精神教育我们:国事为大,家事事小,要大义灭亲,要坚决与饶漱石划清界线,要相信党,永远跟着共产党走。话虽这样说,但他内心的忧伤是无法治愈的。从此,他郁郁寡欢,闷闷不乐,经常连续数日卧床不起,称病在家,三年后,在无言的失望中,静静的离开了人世。

之后的二三十年中,我们子女们都遵照父亲“大义灭亲”的教诲,坚定地跟着党走,相信党对饶漱石问题的认定和处置是正确的,从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做到了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但客观的事实和变化也常让人费解、迷惑和痛心:我的男朋友,也就是我现在的爱人,从1954年起就被边缘化了,1955年起,经受了一年多的政治、历史审查,虽未发现问题,但迟迟不授军衔,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谨言慎行,可是多年以后仍在档案中发现,注有一笔:有“右派言论”。这给他后来的政治前途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1958年初夏,他被转业下放到南大荒(盘锦农场)劳动,同年秋,为了照顾夫妻关系随我调江西工作。一切从头开始,他开始教中学,从初一教起,一直教到大学。“文革”后期,他又被下放农村,历时五年。我自己,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分配东北抚顺工作,一年后调江西,先后在省石油局、化工石油局等单位工作,60年代初即被下放工厂,在基层做计划统计员,“文革”后期随丈夫下放农村三年,1973年返回原厂,改派到食堂做会计,直至退休。我的二哥,1958年也从志愿军转业回江西,在一所中学

教书,“文革”中屡屡被查询,因与饶漱石的兄弟关系被隔离审查四十天。我的大姐原在上海杨树浦发电厂任技术员,在“文革”中因受饶漱石的牵连,一再被批斗、殴打,最后活活被整死,死后连骨灰都未准留下。

二、痛苦中的感悟

1983年,我摆脱了繁琐的事务工作,开始了退休新生活。我有了更多的时间浏览和阅读有关我大哥的一些文献和资料,也有时间看看与我大哥相关的电影和电视剧,尤其是有了比较安静的环境思考一些问题。经过多年的学习、观察和思考,我发现有许多事情并不像媒体宣传报导的那样。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我好像有了如下一些感悟,尽管这些感悟的诞生是痛苦的,但它们是从心灵里流淌出来的,是真实的,实事求是的。

㈠饶漱石既不反党,又不是反革命根据相关资料对饶漱石的揭发,他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反党,即所谓的“高饶反党联盟”;二是反革命,即“饶、潘、杨反革命集团案”的首犯。所谓反党,应是反对党的纲领和路线,对党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失者,比如王明和江青,他们的所作所为,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而饶漱石对党一贯忠心耿耿,甚至在他被捕前夕还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是信任他的。他没有任何反党的言行,他的一生,对党只有奉献,没有伤害。至于说他与高岗联盟,恐怕也只能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据已披露的材料证实,饶漱石早年与高岗素昧平生,互不认识,只是1952年饶调北京后,有短暂的工作接触,但从无生活联系,甚至他们的政治秘书都互不相识。至于在党的会议上,各抒已见,也可能有某些相同或相似的意见,但这是党章许可的,决不能说,和某人有共同看法,或发表了与某人相似的意见,就是联盟。倘若这样,党章就成一纸空言。

有两个情况在这里提一提供大家思考:

1.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说: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批判彭德怀时说:“高饶集团是在1953年嘛!我们知道彭德怀是陷得很深的,当时是保护过关。是髙饶联盟,还是高彭联盟?”

2.1962年1月27 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到不能为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平反时说:“到底是高饶联盟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是彭高联盟。”由此可见,连毛、刘都不确认有“高饶联盟”的存在。

1955年中央全会认定:饶漱石、潘汉年、扬帆是“反革命集团”,饶漱石是包庇“内奸分子”潘汉年、扬帆的首犯,即所谓是包庇反革命的反革命,从而先后被捕入狱。1965年8月30日高院终审判决饶漱石时,没有提到潘汉年,却说饶漱石包庇了“内奸分子”扬帆和“中统特务分子”胡钧鹤,因而判刑14年。但上世纪80年代,潘、扬、胡均已平反昭雪,饶漱石包庇无人,反革命罪名怎能成立?

㈡饶漱石是革命功臣而不是罪人

饶漱石1923年参加革命,至1955年被捕入狱,为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和发展,以及为新中国的创立和建设事业,出生入死,艰苦奋斗了32年。他历任:中共赣东北特委书记、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共青团中央秘书长、共青团满州省委书记、中共满州省委代理书记、上海工人联合会主任兼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兼秘书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外赤色国际代表、中共中央华侨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第七届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北京军调部中共代表、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第三野

篇二:淮海战役作为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一

淮海战役作为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一,奠定了新中国诞生的基础,已举世公认。但关于谁打响淮海战役第一枪,目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关于打响第一枪的地点,至少有三说。一为江苏邳州市运河车站(2009年4月10日龙虎网,王彬《“我们打响淮海战役第一枪”》),二是河南商丘张公店(2009年7月1日商丘新闻网—商丘日报, 2010年1月6日人民网-河南频道,李艾凌《淮海战役第一枪》),三乃江苏新沂市窑湾镇(2009年8月7日人民网-河南视窗,《“首战窑湾”,一个纵队歼敌一个军》)。要作出孰是孰非的正确判断,必须首先厘清淮海战役的地域范围,尔后再从时间先后顺序上进行甄别。

一、关于淮海战役的地域范围

淮海战役地域范围,现行的说法是:此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野战军及地方部队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迄商丘,北起临城(今枣庄市薛城区),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对国民党军继辽沈战役之后进行的第二个战略性进攻战役。笔者以为,这只是战役结束以后的界定,而并非初始的定义。

(一)从战役名称上辨析。如果真是如前所说,战役既然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迄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那么,为何不叫商海战役、临淮战役、徐淮战役或徐海战役,而偏偏叫做淮海战役?之所以用淮海战役命名,乃是其初始战役拟发起在淮(淮阴、淮安)、海(州)之间的区域。这样既师出有名,又名正言顺。

(二)从权威文献上辨析。早在1948年9月24日7时,粟裕在济南“攻济战斗已突入内城六个团,……估计攻济战斗日内即可完全结束”的情况下,即向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该战役可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以苏北兵团攻占两淮(淮阴、淮安),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而以全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援之敌……”(《栗裕军事文集》之《建议进行淮海战役》)军委复电:“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于新安(今属江苏新沂)、运河之线为目标。歼灭两淮、高(邮)宝(应)地区之敌,为第二个作战。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为第三个作战。”(《毛泽东军事文集》卷五《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需要作出说明的是,此时粟裕的目标是围歼淮阴——海州一带的国民党军第7兵团黄百韬部,而不是围歼整个徐州集团,这时的淮海战役设想,后来也被称为小淮海战役。随着战局发展,总前委审时度势,淮海战役越打越大,最终取得了惊人的战果。9月28日,毛泽东再次向华野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和中野刘伯承、陈毅致电(《毛泽东军事文集》卷五《淮海战役的准备工作》):黄百韬兵团调回新安镇地区业已证实。你们淮海战役第一个作战并且是最主要的作战是钳制邱(清泉)、李(弥)两兵团,歼灭黄兵团。新安镇地区距徐州甚近,邱、李两兵团赴援最快。10月11日,毛主席再次强调:一、战役第一阶段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峄县、枣庄、临城、韩庄、沭阳、邳县、郯城、台儿庄、临沂等地。二、第二阶段,攻坚海州、新浦、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并占领各城。三、第三阶段,可设想在两淮方面作战。(《毛泽东选集》卷四《关于

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10月14日,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在曲阜召开有各纵领导参加的作战会议,确定第一阶段的作战计划:以七个纵队向新安镇、阿湖地区(今属新沂)实施突击,歼灭黄百韬兵团;以三个纵队南北对进,突击运河车站及其以西地区,分割黄百韬、李弥两兵团之联系;经山东兵团指挥七、十、十三纵队进攻台儿庄之第三绥靖区部队,尔后强渡运河,直出陇海路,切断黄兵团退路,阻击徐州东援之敌,以两个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协同中原野战军主力,逼进徐州。10月15日,毛泽东向饶、粟、谭发出《淮海战役计划不应变更》(《毛泽东军事文集》卷五)的电报,要求“首先集结临沂、邹县之线,待邱(清泉)孙(元良)进至相当位置之际,即齐头南进举行淮海战役。”11月6日戌时,粟裕、陈士榘等致电中央军委:“淮海战役决仍按已定方针执行,围着驱逐与解决沂河以东沿岸少数土顽,便于掩护架桥和主力开进,今日晚即以鲁纵包围、围歼郯城、大埠之王洪九顽部;六纵围歼马头及南北沿河岸之敌;七纵围歼峄县(今属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枣庄之敌;十纵包围临城,逼独立旅(土顽改编)起义”,“广纵及冀鲁豫独立旅向丰县、砀山线前进,以求扫清敌外围。明晚即迫近敌人,封锁消息,8日晚即完成分割包围,展开攻击(《毛泽东军事文集》卷五之《淮海战役第一仗和第二仗的歼敌任务》注释4)。”翌日,即11月7日20时,军委即复电(见《毛泽东军事文集》卷五《淮海战役第一仗和第二仗的歼敌任务》):完全同意所述攻击部署,望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第一仗估计需十天左右时间,力争歼灭黄百韬十个师、李弥一至两个师……,以上共计二十一个至二十二个师。那时蒋介石可能将徐州及其附近的兵力撤至蚌埠以南。如果敌人不撤,我们即可打第二仗,歼灭黄维、孙元良,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起来……

从以上9月下旬至11月上旬华野与中央军委往来的电文中,可以得知,一、淮海战役的首战范围限于淮海地区;二、首战对象是黄百韬第7兵团;三、首战地点是新安镇、阿湖地区;四、首战之前先扫清外围之敌;五、歼灭黄兵团,需要西线中野钳制邱、李两兵团增援。“这一部署的特点是,以宽正面出击的动作,造成合围徐州之势,以迷惑敌在我完成对黄百韬兵团包围之前,无法判明我军的真正意图。”(叶飞、张翼翔《机智迅猛歼顽敌——记淮海决战中的华野第一纵队》)

(三)从组织机构上(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辨析。据《淮海战役大事记》记载,1948年11月“十六日,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刘、陈、邓三人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统筹领导一切。”淮海战役于11月6日打响,为什么打了10天以后才成立总前委?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印证了小淮海到大淮海的演变过程。显然,成立由华野、中野主要指挥员组成的淮海战役总前委,是由战局的变化即黄兵团西移而导致的,以至于发展成后来越打越大的所谓的“淮海战役”,也就是由“小淮海”战役逐步发展、演变成了一场“大淮海”战役。

如果将淮海战役再行扩大化,时空不同,则打响第一枪的地点,相应的也就不同。

(四)从发生的战斗事件来辨析。在一篇介绍位于徐州西部、不属淮海地区的张公店“打响淮海战役第一枪”的文章中,它这样写道:1948年“11月5日,邓、陈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先打国民党181师米文和部,复电后决定近日开战。遵照野战军首长部署,中野一纵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11月6日15时决定,当晚部队分成左右两路向张公店、马牧集进击,乘敌于立足未稳之际,于7日拂晓前将其分割包围,尔后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181 师在我军追赶下,在商丘县城抢劫大批物资,连夜向东逃窜,6日晚8点逃至张公店周围的26个村庄,在中野一纵的迎头截击下,被迫收缩在以张公店为核心的8个自然村中。7日,我军中野一纵、华野三纵顺利完成对蒋军181师的合围。一纵指挥所设在花寺集。按照中野一纵作战命令,7日17时30分,我军突击队在花寺集北二里陆庄村后,向时庄驻守敌人发起主动出击,打响了淮海战役第一枪。”殊不知,淮海战役的发起权在华野,发起人也是华野。那么,华野是几时下达作战命令的呢?是11月6日戌时。此时,粟裕等致电中央军委:“今日晚即以鲁纵包围围歼郯城、大埠之王洪九顽部;六纵围歼马头及南北沿河岸之敌;七纵围歼峄县、枣庄之敌;十纵包围临城,逼独立旅起义”。事实也正是如此。《淮海战役大事记》记载,11月“六日黄昏,华野向黄百韬兵团出击,淮海战役发起。”当晚,华野鲁中南纵队和华野6纵分别打响山东郯

饶漱石与淮海战役

城、马头战斗。戌时是晚上19至21点之间,而中野一纵于11月6日15时(与大事记所说的黄昏不合)决定,当晚部队分成左右两路向张公店、马牧集进击。这岂不是说,淮海战役是由远离淮海地区的中野提前发起的吗?显然,这是“小淮海”战役被扩大定义为“大淮海”战役之后的结果。且十一日华东野战军将敌第7兵团合围于碾庄地区。为全歼第7兵团,我军调整了部署,华东野战军以山东兵团挨近第4、6、8、9、13纵队及特纵炮兵大部,攻歼敌第7兵团,以第7、10、11纵队阻击徐州东援之敌,由东南面逼近徐州,侧击东援之敌,以第1纵队为预备队。陈毅、邓小平当即(注:此时中野才参与进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总前委16日才成立,目的是为了统一协调和指挥华野、中野及参战部队)指挥中原野战军主力及华东野战军第3和两广纵队转入徐蚌段作战。

显而易见,中野是后来参战。将“大淮海”战役范围内的第一声枪响作为打响淮海战役的第一枪是不合适的。

二、不属于战役(淮海地区)范围的战斗

初始淮海战役的地区范围应当以当时的隶属关系确定,当毫无疑义。

《新沂县志》记载:1948年5月至1953年4月,原潼阳县、宿北县(现新沂市)隶属淮阴专区。《宿迁市志》记载:宿北县居西,下辖运河区、占城区、新安区、窑湾区、墨河区、马陵区等10个区。堰头行政乡归窑湾区管辖。《邳县志》记载:1953年,占城划入邳县。

《郯城县志》记载,1945年4月至1947年1月,郯城县人民政府隶属滨海行署二专署(属山东),1947年2月至1948年10月,被国民党占领。1948年11月8日,郯城县解放,隶属鲁中南行署第六专署。1950年5月隶属临沂专属。

《邳县志》记载:“解放战争期间,邳县民主政权辖陇海铁路以北部分,铁路以南与睢宁北部为邳睢县。东部港上、龙池、纪集、窑湾一带属国民政府占领区,先后划属宿北县、新安县。”;“1949年10月前,邳县先后属鲁中南第五行政区、台枣行政区;邳睢县先后属宿县行政区、华中第六行政区(淮阴行政区)”《睢宁县志》亦记载,1948年8月至1949年9月,睢宁边县之邳睢县先后隶属“江淮三行署、宿县行署、淮阴行署”。《贾汪区志》记载,1948年11月8日解放之前,贾汪属于山东鲁南行政区第三专区运河县管辖。

由以上各志,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时的淮阴地区,其西北边界为陇海铁路以南、新安-纪集-窑湾-运河一线。其西、北之贾汪、枣庄、台儿庄、峄县、临城、张公店,东陇海铁道北之邳县、红花埠、郯城、马头、临沂、邹县等地均不属于淮海地区。不在淮海地区范围内的战斗显然是属于或“声西击东”的钳制或“扫清敌外围”以及消灭土顽的战斗。

三、从战斗发生时间上甄别

从以上辨析中,张公店在地理上不属于淮海区域,且在打响战斗时间上明显“超前”,其首打之说不攻自破。那么,究竟是谁在何时何地打响淮海战役的第一枪呢?

邳州运河车站虽然在地理上沾了淮海区域的边,但“在邳州运河车站打响淮海战役第一枪”之说亦不成立。因其发生时间滞后。立此说者在其文章中说:“第二天(即1948年11月9日)上午9点多钟,国民党的飞机发现了行军队列,开始轰炸,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到了晚上11点,(华野8纵23军69团)1营顺利到达运河车站。没想到车站的敌人已经向运河桥集结了,车站内空无一人,敌人的集结给部队的各个击破增加了难度。正在几个营干部商量对策的时候,突然与一群不明身份的人相遇。李春亭意识到这可能是敌人,因为附近没有华野的部队,他让部队做好战斗准备。此时,对面突然一个操着河南口音的人喊:?前面是干什么的,过来一个。?李春亭当即回答:?自己人,你们过来一个!?敌人大摇大摆的过来,迅速被缴械。从俘虏口中,李春亭知道了对方部署,以及应答的口令。于是乘敌不备,解除了正在营房大吃大嚼的200多敌人的武装。同时3连在营长朱茂友指挥下直插桥头。……到了10日上午9时,整个战斗结束,歼灭100军44师130团全部及131、132团各一部,共毙伤俘敌2700多人。1营伤亡百余人。(2009年4月10日龙虎网,王彬《“我们打响淮海战役第一枪”》)”

而窑湾战斗则发生于1948年11月8日傍晚。显然早于华野8纵攻打邳州运河车站30多个小时。

四、窑湾战斗,打响淮海战役第一枪

华野一纵于11月5日到达新安镇东北约20公里之大向村附近地域集结,9日傍晚抵达窑湾,将国民党63军包围。8日傍晚至9日拂晓,在堰头与国民党六十三军发生激战,歼敌2000余人。10日拂晓,各师同时向窑湾外围发起攻击。12日拂晓,战斗胜利结束。整个窑湾之战(包括堰头辖区)全歼国民党第六十三军1. 5万余人。(有关战斗详情见上文《窑湾战斗打响了淮海战役的第一枪》)。此战创造了用急袭战法,以一个纵队歼敌一个军的战例。正如时任一纵一师政委的曾如清将军在回忆《首战窑湾》一文中所述,窑湾之战“对于整个淮海战役来说,这只是序幕中的序幕,更大的胜利还在后头。”

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打响淮海战役第一枪的,是发生在江苏新沂境内的全歼黄兵团六十三军的窑湾之战。

篇三:被遗忘的中共元老饶漱石

看饶漱石的前半生:在党史中被湮没的华东王

2011年10月21日10:28人民网蔡洪堂我要评论(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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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镇反”运动中,饶漱石承受了来自中央的压力,最大限度避免了滥杀无辜。在全国各地都大开杀戒的时候,《人民日报》公开批评上海方面在杀人问题上仍是“雷声大,雨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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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上海解放。图为饶潄石(中)同陈毅(左)、粟裕(右)在主席台上检阅入城部队。 本文原载于《党史文苑》,作者为原临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联主席 饶漱石(1903—1975),原名饶石泉,号漱石,曾用名梁朴、阿施、小姚、老宋、瘦人、小饶、阿四、姚实农、宋振华等,是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中为数不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领导干部。

1903年11月23日,饶漱石出生于江西临川钟岭环洲饶家的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青少年时代,先后在临汝小学、省立第七中学、南昌心远私立中学读书。1922年考入九江南伟烈学校,1924年入上海大学。精通英语、俄语。

青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

饶漱石从青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饶漱石在南昌读书,他积极参加南昌的学生运动。暑假回到临川后,他和从上海回来的傅烈一道,联络县城的学生和社会上的进步人士成立了一个剧社,利用演戏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活动。剧社多次在抚惠堂公演,每夜观众达2000多人。对此,反动势力极为仇恨,临川商团的团丁闯入抚惠堂捣乱。饶漱石、傅烈带领群众与商团进行坚决斗争,迫使商团向剧社认错,并赔偿了打伤纠察队员的医药费,取得了斗争的彻底胜利。

1923年,饶漱石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九江地方团组织第二支部书记。他创建了“浔光社”,出版了不定期刊物《浔光》和《江声报》。他多次领导南伟烈学校的学生运动,并组织成立了“裁缝工会”“女工工会”。后被推选为九江首届学生联合会主席,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首界全国学联会议。1924年夏秋之间,饶漱石转入上海大学学习,参加了李立三等在上海沪西小沙渡创办的工人俱乐部的领导工作。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度担任沪西区罢工委员会党团书记,分工负责工人和学生团员工作,同时参与上海丝厂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的罢工斗争,参加领导了上海“五卅”反帝爱国斗争运动。1926年底至1927年3月,担任由陈独秀、周恩来等人组成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特别行动委员会委员。他工作积极,能力强,在白区工作处于低潮时期,为白区党组织的恢复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因而很快崭露头角,成了上海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

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饶漱石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江西省委特派员到赣东北巡视工作。1928年,任中共赣东北特委书记、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先后在弋阳、横峰创建了中共弋阳县委、中共横峰县委,并委任黄道为中共弋阳县委书记、方志敏为横峰县委书记。和方志敏、黄道等人组织领导了著名的弋横暴动,为创建赣东北根据地和组建红十军奠定了基础。4月,饶漱石受党派遣回到家乡临川负责策反工作,当时临川驻军是杨如轩师。饶漱石召集杨如轩师下级军官十余人(多是我党地下工作人员)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组织“士兵委员会”,发动士兵暴动,因杨师不久离开临川,没有成功。事情暴露后,饶漱石险遭逮捕。同年12月,饶漱石调回上海,任团中央秘书长。1929年到东北任共青团北满省委书记,并一度代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出狱后任中共满州省委宣传部长,曾一度为饶的部下)。在东北工作期间,饶曾负责组织了营救刘少奇的活动,并取得成功,又成功组织了奉天纺织工人大罢工。多次到哈尔滨巡视工作,并与唐巨经等人成功组织过著名的哈尔滨皮鞋厂工人大罢工。1930年4月,饶漱石因所谓“满洲破坏案”,与赵尚志等30人一同被逮捕入狱,内定为枪决,后经党组织派人做张学良的工作,才改为监禁。在狱中,饶漱石经受了各种酷刑,但他坚贞不屈。他在狱中建立了党团支部干事会,领导难友们与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自己带头绝食,并取得了胜利。后又染上了瘟疫,险些丧命。“九一八”事变后,饶漱石和赵尚志等人一同被党组织营救出狱。

党内少有的国际政治活动家

饶漱石出狱后赴苏联学习,被共产国际派往西欧、东欧、美国等地开展党的秘密工作。

1932年初,饶漱石回国在上海做工会工作,先后任上海工人联合会主任兼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兼秘书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多次组织领导上海工人罢工和学生游行。1933年,饶漱石调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主任,8月兼任河北临时省委代理书记。由于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都转移到中央苏区,饶漱石曾一度主持了党在白区的各项工作,并负责同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

1935年至1938年,饶漱石被派到苏联工作,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外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在此期间,饶漱石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和王明等人共同起草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即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奠定了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基础。他穿梭于法国、英国和美国,从事国际统战工作,在海外华侨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了大量钱物。并通过美国和加拿大共产党动员白求恩来延安救治伤员。还先后主编或创办过《先锋报》《救国时报》《华侨日报》。为扩大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1938年2月,饶漱石出席了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世界反侵略大会,并用赵建生笔名撰写了《为自由和平而战的中国工人阶级》一文,很受与会者欢迎。饶漱石是中国共产党内少有的国际政治活动家。

1939年,饶漱石主动要求回国参加抗日救国斗争。1940年2月任中共中央华侨委员会书记,6月被中央派到皖南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协助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工作。当时,饶主管的也是白区工作,在新四军受国民党压迫的情况下,饶漱石具体领导的白区工作却卓有成效,分别在福建、安徽、江苏等地建立了地下交通站,使新四军在国民党的四面包围中仍有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这不光为新四军在南方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打开了国统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工作局面。刘少奇称饶漱石是“优秀的、成熟的青年革命家”。

机智处理皖南事变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项英、周子昆遇害。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由叶挺、饶漱石负责。敌人喊话要叶挺去谈判,但叶挺思想不通。饶漱石一再劝叶挺出去谈判,叶还是不通,最后,饶漱石不得不以党的名义,请叶挺下山同国民党谈判。饶说,这是为了党的事业,不是个人行为,只要能活着出去,他可以向中央作证。叶挺最终听从了饶的劝告,带了身边的人员去谈判,为新四军军部将士突围赢得了时间,保护了一大批新四军的骨干力量。饶漱石见叶挺一去不返,知道凶多吉少,就组织人员分头突围。他被国民党士兵抓住后,用身上的银元贿赂抓他的士兵,得以逃脱,历尽艰险来到上海。后来,饶回到盐城新四军军部,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可以说,皖南事变,饶漱石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体现了他过人的胆识,由此奠定了他在新四军的地位。1942年3月,刘少奇离开华中去延安,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饶漱石代理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和陈毅等人共同组织指挥淮北1942年冬季反“扫荡”、大小悟山冬季反“扫荡”、郯城战役、盐阜1943年春季反“扫荡”、苏中反“清乡”斗争。1943年11月,陈毅去延安汇报工作,后参加党的

七大,饶漱石全面主持华中局和新四军的工作。他和张云逸、赖传珠、粟裕等人一道,成功地组织指挥了车桥战役、挺进苏浙皖边和1945年春季攻势。饶漱石指挥新四军在华中解放区实行战略反攻,解放县城30余座,歼敌5万余人,狠狠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器张气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大贡献。饶漱石领导新四军期间,也是新四军发展的鼎盛期,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新四军已经发展到30多万人,并有100多万地方武装,还建立了苏、浙、皖、豫、鄂5省的8个抗日根据地。顺利实现了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解放区连成一片。

1945年4月,饶漱石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44人)。8月,饶漱石任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1945年12月,饶任中共华东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

新中国成立前被我党授予最高军衔的将领之一

1946年春,饶漱石和周恩来、叶剑英、罗瑞卿同为北平军调部的中共代表,饶任书记,主持军调部工作。并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在伍修权等人的陪同下,和美国代表白鲁德、国民党代表赵家骧等飞往沈阳,参与国共东北停战协调。当时,我军还没有实行军衔制,为便于同国民党军方代表进行平等工作,我军派往各地代表被临时授予军衔,沈阳代表饶漱石为中将,而太原代表陈赓(1955年授大将)、本溪代表许光达(1955年授大将)、北平代表宋时轮(1955年授上将)、四平代表耿飙(1955年授上将)、徐州代表韦国清(1955年授上将)等人仅被授予少将军衔,由此可见,饶漱石当时在我党我军地位非常之高。饶漱石也是新中国成立前被我党授予军衔最高的将领之一。当时授予中将的只有周恩来、叶剑英、罗瑞卿等人。饶漱石舌战美蒋代表,坚决捍卫了我党我军利益。在他的调停下,三方签订了短暂的15天停火协议,为林彪指挥东北民主联军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随后,饶悄悄返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后便返回山东,领导华东军民进行土地改革、整军备战。

中共华东战略区的最高统帅

1946年10月,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仍兼任中共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解放战争初期,由于饶不在华东,华东局和新四军兼山东军区的工作暂由陈毅主持,但陈毅难以有效地统一领导华中、山东两部,甚至发展到山东、华中两部的主要领导相互指责。1946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同意陈毅21日建议:山东、华中两野战军集中行动,两个指挥部也合一,合一后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委。但两野战军意见不能统一,两方面的领导人包括陈毅在内纷纷给中央发电报,盼饶漱石回华东主持大局。1946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华东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兼山东军区政委的饶漱石从延安赶到临沂,撤销了华中分局,把邓子恢、张鼎丞、曾山三名中央委员调到华东局当常委(邓任副书记、张任组织部长);组建了华东我军统一的指挥机关——华东人民解放军总部(后改为华东军区)。将华中、山东野战军兵合一处,正式组建成华东野战军,彻底结束了山野、华野互不买帐的混乱局面。陈毅任华东军区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饶漱石兼任华东军区政委(华东野战军行政上隶属华东军区领导)。分工为饶漱石、张云逸指挥华东

军区的部队(30万人),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约27万人)。1947年10月,中央军委又将华东野战军东兵团(又称内线兵团)4个纵队划归饶漱石直接指挥。1948年5月陈毅调中原局任副书记兼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后,华野在军事上的排名为饶漱石、粟裕。

1947年1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时,饶漱石领导当地党政军民顽强地坚持斗争,而且有一套坚持斗争的办法,又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斗争策略,在陈毅、粟裕、谭震林、黎玉、许世友等领导人的协助下,不仅渡过了难关,而且歼灭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扩展了根据地,并成功地组织指挥了鲁南战役(1946年12月)、莱芜战役(1947年1月)、孟良崮战役(1947年5月)、胶东战役(1947年9月)、宿北战役(1947年12月),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饶漱石和粟裕等人一起共同指挥了宛西战役(1948年5月)、宛东战役(1948年5月下旬)、豫东战役(1948年6月)和济南战役(1948年8月)。1948年10月,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等人组织策划指挥了著名的淮海战役,这时的淮海战役设想后来被称为小淮海战役。随着战局发展,总前委审时度势,淮海战役越打越大,最终取得了惊人的战果。与平津战役、辽沈战役统称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期间,饶漱石领导的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一起率国民党军第五十九军两个师、第七十七军一个半师共23000余官兵,在贾旺、台儿庄防地举行起义。使淮海地区东线的国民党军防线出现了一个大缺口,我华东野战军主力乘虚而入,直抵徐州,切断黄伯韬的退路,进而将国民党军第七兵团歼灭,加速了淮海战役的进程。饶漱石还和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等人共同指挥了渡江战役、解放上海战役。整个解放战争中,共歼灭蒋军807万人,其中饶漱石领导的华东军民共歼灭蒋军245万,占30.36%,是歼灭国民党军队最多的战略区,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卓著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主政华东局

新中国成立后,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并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华东七省一市(当时台湾省划归华东局管辖)的各项工作,并直接领导管理中国的最大城市上海。上海解放时,毛泽东曾对华东的同志说过:你们华东的同志如果能把上海搞好,上海和全世界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甚至我们的敌人都将以上海工作的好坏来考验我们党有无管理大城市及全国的能力。足见上海地位之重要。新中国成立前,上海的工业产值和贸易额均占全国的一半。刚刚解放的大上海,百孔千疮,充满了惊险和挑战。在此期间,饶漱石领导的华东地区的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工作一直走在全国的前面,毛泽东曾多次把华东的经验批转给全国各地学习效仿。饶漱石坚决反对在土改和镇反工作中的过左行为,在制定和处理地主阶级及与土地有关的工商业者的土地财产、保存富农经济、划分阶级成分、土改干部的纪律、发展农业生产等方面的政策措施都有独到之处。这是华东地区土改得以顺利推进和胜利结束的中心环节。还多次以上海特殊为由抵制来自上面的一些左的指示。在治理上海的工作中,他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团结民主人士,对上海的资本家及工商界人士采取了一系列比较宽容的政策,第一个把私营业主称为工商业家,第一个主张不没收富农

篇四: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

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1〕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饶粟,并告许谭王,刘陈李〔2〕:

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3〕。目前不需要大休整,待淮海战役后再进行一次休整。淮海战役可于十月十号左右开始行动。你们应利用目前半月时间,使攻济部队获得短时休息,然后留一个纵队位于鲁西南起牵制作用,吴化文〔4〕亦应移至鲁西南,其余全部南下,准备进行几个作战:(一)估计不久邱兵团〔5〕将退回商砀〔6〕地区,黄兵团〔7〕将回至新安镇、运河〔8〕车站地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二)歼灭两淮高宝〔9〕地区之敌,为第二个作战。(三)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为第三个作战。进行这三个作战是一个大战役,打得好,你们可以歼敌十几个旅,可以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可以迫使敌人分散一部兵力去保卫长江,而利于你们下一步进行徐州、浦口线上之作战。因此,你们应在酉灰以前做好有关这一战役的充分的准备工作,要开一次像上月曲阜会议〔10〕那样的干部会,统一作战意志,调整内部关系。

军委

二十五日十九时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饶漱石、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的电报。

〔2〕许谭王,指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刘陈李,指刘伯承、陈毅、李达,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第一副司令员和参谋长。

〔3〕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七时粟裕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就华东野战军下一步行动提出如下建议:1、为更好的改善中原战局,孤立津浦线,并迫使敌人退守(至少要加强)江边及津浦沿线,以减少其机动兵力,与便于我恢复江边工作,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以及便于尔后华野全军进入陇海路以南作战,能得到交通运输供应的方便和争取华中人力、物力对战争的支持,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该战役可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以苏北兵团(须加强一个纵队)攻占两淮,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而以全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援之敌,如敌不援或被阻,而改经浦口长江自扬州北援,则我于两淮结束前后,即进行战役第二步,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结束淮海战役,而后全军转入休整。2、只进行海州作战,仅以攻占海州、新浦、连云港等地为目的,并以主力控制于新安镇、运河车站南北及峄枣线,以备战姿态进行休整。此案对部队

休整(只有攻城部队须稍事休整,至昨黄昏为止,攻城部队之六个纵队仅伤亡八千余人)更便利,但增加今后攻占两淮的困难(敌可能增兵)。3、全力向南求援敌之一部而歼灭之,但在济南攻克形势下敌人加强警惕,可能退缩,恐不易求战。4、全军即进入休整,如此对部队有好处,但易失去适宜作战的秋凉气候和济南失守后加于敌人的精神压力。

〔4〕吴化文,原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九日在济南战役中率部起义。

〔5〕邱兵团,指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兵团副司令官邱清泉。

〔6〕商砀,指河南商丘和安徽砀山。

〔7〕黄兵团,指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兵团司令官黄百韬。

〔8〕新安镇,今为江苏新沂县县治。运河,镇名,今为江苏邳县县治。 〔9〕两淮高宝,指江苏淮阴、淮安、高邮和宝应。

〔10〕曲阜会议,指一九四八年八月下旬,华东野战军前委在山东曲阜召开的有纵队以上领导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会议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制定了济南战役的作战计划。

篇五:粟裕、叶飞、陈毅等将帅恩怨之三野(华野)

粟裕、叶飞、陈毅等将帅恩怨之三野(华野)

军事情报已经成为了一门学科,密码破译,秘密潜入,派遣间谍都属于情报学的应用。共产国际对于军事情报极为重视,因为莫斯科正可谓是现代军事情报(间谍战)的开山祖师,所以中共作为第三国际的重要支部,自然对情报工开展得心应手。

一开始由周恩来领导的“特科”在国共第一次内战时做得风生水起,但在苏区被围剿并被迫长征的情景下不断受到挫折;长征中军委二局的无线侦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帮助毛泽东完成了四渡赤水这一得意之作(不知博古、李德为何没有充分利用军委二局,难道真是教条主义作怪?);立足延安后,又策动张杨,引发西安事变,赢得喘息之机;1939年中共又成立了社会部,并逐渐建成了王石坚情报系统、潘汉年情报系统、吴克坚情报系统、刘少文情报系统等等。这些系统,除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摧毁外(王石坚情报系统中的“后三杰”曾对西北战局起到了极大作用),其余均坚持到建国,并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另外,大量的潜伏人员、红色代理人,在关键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在经济方面,还通过党员冀朝鼎故意扰乱了国民政府的金融政策,让国统区经济加速崩溃;而国军军事中枢中的郭汝瑰、刘斐,莱芜战役中的韩练成,淮海战役中的张克侠、何基沣、廖运周等,这些潜伏者在内战期间对中共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不过,硬说胡宗南是红色代理人,可能胡宗南会觉得委屈,他虽然指挥大兵团打仗是个草包,但对国民党的忠心还是有的。

粟裕对于情报历来重视,在新四军时期,他就组建了一支专门从事无线侦听的“四中队”。他指挥的新四军一师,许多胜仗中有四中队的功劳。

在国共第二次内战期间,中共的情报系统发展到顶峰。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等,除了华野的能征贯战,老蒋的临阵换将等因素,情报及潜伏人员起了很大的作用。

自从饶漱石整军后,华东野战军先后取得了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两个重大胜利。他们正要进一步扩大战果之机。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反攻,把战场烧向国统区,于是就有了刘邓的千里跃进大别山。

1、莱芜战役与孟良崮战役

粟裕对莱芜战役总结报告中指出:“大兵团作战,情况瞬息万变,除非敌人实行总退却,个别部队决不能改变整个部署的决心。??大兵团作战,各纵队求缴获之心不应过于迫切,而应局部服从全部,个别服从整体。”

粟裕把缺点也列了5条之多,简述有以下几点:“部队开进紊乱,行军道路交叉,大家争路走,争房子住。这个问题主要应由我(粟裕)负责,因陈(士榘)参谋长留南线指挥,刘(瑞龙)、张(元寿)副参谋长又忙于后勤,对部队运动道路未能更精细区分”;“通信联络差”;“个别部队不注意隐蔽”;“每次战斗前几乎都有俘虏兵逃跑回去,向敌人告密”;“战场追击差”等。

打了胜仗的华野尚且有这么多的缺点和不足,那国民党军队呢?国军多级指挥,南京蒋介石、陈诚,徐州薛岳、济南王耀武,各有分歧,并且没有给战场指挥官李仙洲充分授权,反而无法发挥大兵团作战的优势。被俘的李仙洲感叹,后方的王耀武虽然坐阵济南,远离前线,但命令直接下达给师级单位,使他成为空架子。

莱芜战役中,仅60余个小时,国军损失5万余人,而华野损失不过数千。这给予国军将领很大震撼。74师的张灵甫也借口“不熟悉山地战”表示怯战。蒋介石临阵换将,以策划了皖南事变的顾祝同代替薛岳。

休整一月后,顾祝同排兵布阵,再次进攻,虽然把74师放在进攻的集团军中央位置,但华野通过准确情报,把位于中央位置的74师与周边国军分割,包围于孟良崮、坦埠一带。国军又惊又喜,希望在此情形下顺势举行决战,但张灵甫判断失误,带领这支劲旅上了绝地——没有水源、难以构筑工事的孟良崮,不但使部队得不到补及,而且还发挥不了自己重武器的优势,结果仅3天就全军覆没。华野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战斗刚结束就天降大雨。

这次战役,极为凶险,因为莱芜战役中,华东局饶漱石动员了50余万民工从事战争后勤工作,这次却是“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一旦不能快速结束战斗,极有可能被困于此不得脱身。

有资料写,本次战役中,许世友对调整总署有意见,在电话里与粟裕争辩,结果被陈毅压服。这说明陈毅、粟裕还是很厚道的。如果换成彭德怀,有下属向他提要求,不可能批评几句算完的。

2、七月分兵失利与粟谭之争

6月28日华野将下一步的作战方案上报中央军委。但当时毛泽东已经定下了向国统区主动进攻的战略。根据这一战略,6月29日,中央军委提出了留四个纵队在正面监视敌人;以五个纵队外线进军。

至6月30日,华野按照这一要求,提出分成三路的方案:一、四纵队(南兵团)、三、八、十纵队(西兵团)以及二、六、七、九纵和特种兵纵队(留守兵团)。中央军委当即同意了这个方案。7月初这一方案就被实施。

7月份天降大雨,南兵团攻滕县、邹城失利,下旬又被国军围困,艰苦向西突围。西兵团攻济宁、汶上失利,与刘邓大军在鲁西南会师。留守兵团在粟裕指挥

下,先攻南麻,败于胡涟第11师。撤出战斗未及休整又攻临朐,再败于李弥第八师。各兵团均损失重大。

为此,粟裕向中央军委发电自我批评:自五月下旬以来,时愈两月无战绩可言,而南麻临朐等役均未打好,且遭巨大之消耗,影响战局甚大。言念及此,五内如焚。此外,除战略指导及其他原因我应负责外,而战役组织上当有不少缺点及错误,我应负全责,为此请求给予应得之处分。至整个作战之检讨,俟取得一致意见后再作详报。

然而,谭震林认为这一认识不够深刻,特地写了一封信给粟裕,指出打败仗的原因是粟裕一味贪多贪大引起的。陈毅看过这封信后,特地找粟裕夜谈。 粟裕不能接受谭震林的看法,也写了一封辩解的信,陈毅看过后,认为粟裕是正确的,反过来劝说谭震林。

毛泽东代表的中央军委及饶漱石代表的华东局都对粟裕表示了支持,经过协商,陈毅粟裕率部分军队外线,与陈唐、叶陶会师,组成外线兵团,再次集中力量歼敌,许世友和谭震林率留守部队组成内线兵团,饶漱石等华东局领导随内线兵团行动。

谭震林是井岗山的老革命,在黄花塘事件中,谭作为亲历者,讲解过陈毅与毛泽东的“不合作”历史;而在谭负责的淮南军区,整风工作也有些过火,幸而接受了黄克诚等人的意见。建国后又支持吴芝圃在河南的大跃进,造成了大饥荒。然后,在文革中,谭震林却能够站出来反对四人帮。最为出名的当是 “大闹怀仁堂”时对江青等人说的几句痛心疾首的话。

当谭震林在井岗山担任茶陵县委书记时,粟裕只是连级干部,资格当然比粟裕要老得多。谭震林其人有话就说,二人之间的争议并无其它。

3、外线兵团和留守兵团的指挥人选

8月3日,陈毅粟裕请外线兵团整编为西兵团,由陈士渠担任司令员。陈粟还检讨上月的败绩,粟裕自请处分。8月4日和5日,毛泽东发四电,回复粟裕的检讨,称七月失败“不要紧”,并命令粟裕带炮兵纵队前往外线统一指挥作战。正式电报中有一句“陈唐指挥能力弱”的理由。8月5日毛泽东又电令陈士榘等人,不可轻举妄动:“5纵至少须有两星期安全休整,并待粟裕到来方能举行机动作战。”

因为两天后,即8月7日,刘邓将正式向大别山挺进,没有华野外线兵团的配合策应,这一举动失败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粟裕得到命令后立即与陈毅一起回复,要求陈毅同去,并要求把王必成纵队带走。因为毛泽东电报中已经给陈毅安排指挥留守兵团即东兵团的任务,并命令

饶漱石把后勤工作重心转向粟裕将去的“鲁西南”。所以对陈毅也去外线的要求有些犹豫。然而粟裕再次单独署名要求陈毅同去。

毛泽东不得已在8月6号,同意陈粟仍一起行动,多带部队到外线。改由谭震林任留守兵团的司令员,黎玉任政委,许世友任副司令。并催促粟裕迅速动身出发。

因留守兵团实力大为减弱,谭震林军事指挥水平有限,山东根据地在短时间内遭到重大挫折,华东局于8月21日提出由许世友担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委,共同指挥作战。中央经考虑后同意。

8月26日,华东局书记饶漱石、黎玉等人要求集中兵力,“提出9纵应即13纵靠拢,进行胶东内线作战准备,请谭震林提出东兵团作战计划”,谭震林却未按要求行动。粟裕与陈毅于8月29日致电军委并告饶漱石、黎玉,批评谭震林“往复电商,致丧失战机,形成分兵局面”。 最后,饶漱石等华东局把军事指挥权交给了许世友。

4、陈毅借调中野

跃进大别山是毛泽东于1947年5月提出的外线反攻,逐鹿中原的设想,1947年5月15日,接受外线任务的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邓小平,就组织晋冀鲁豫中央局于1947年5月15日在冶陶召开会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向党中央建议,专门组织中原局,以邓小平、刘伯承、李先念、张际春、郑位三、李雪峰、刘子久、陈少敏等为中原局常委,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第二天中央批复。

9月28日,刘邓刚在大别山站住脚,中央即重新划分了战略区域。任命邓小平仍为中原局书记兼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薄一波为晋冀鲁豫中央局第一副书记并代理书记,陈毅为该局第二副书记。要求陈毅、粟裕、张云逸、邓子恢加入晋冀鲁豫中央局,陈、粟代表该局负责指导黄河以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淮河以北地区之党政军民工作,以利直接支援前线。张、邓代表该局指导渤海地区工作。

晋冀鲁豫中央局负责统筹刘邓、陈粟两野战军及陈谢兵团的后勤供给。在目前,除供应刘邓、陈谢两军不可放松外,应将供应陈粟野战军工作放在紧要地位。 当陈粟率领外线兵团打了一系列胜仗后,刘邓正在大别山吃苦。所幸陈粟大军与陈赓、谢富治兵团(名义上隶属刘邓,实际归中央直接指挥,个别战役划归陈粟指挥)在中原进行了一系列的胜仗,从大别山吸引了部分兵力,刘邓才缓过劲来。

刘邓、陈谢、陈粟(属下的陈唐兵团有时也直接受中央领导)三路大军经略中原,不得不重新组织中原地区的领导机构。晋冀鲁豫中央局方面,邓小平只是挂名,工作实际已经由第一副书记薄一波及滕代远、徐向前等负责。中原局书记邓小平几次三番请陈毅、邓子恢等人率领大批干部前往自己所在的中原局,加强领导团队。其中一个方案中,甚至提出请彭真到中原局来担任一把手。因为刘邓经过国军重点围剿,实力大不如前了,而华野势头正锐,在这时候,如果不调来一批大员,中原局的领导机构恐怕就不能跟着刘邓的司令部走了,即便继续维持,也很难协调三支大军的行动。

经过淮海战役前的争论,毛泽东同意了粟裕继续在中原歼敌的主张,并认为粟裕已经可以在军事上独挡一面了,因此决定调陈毅前往中原局,加强领导。这样,陈毅从晋冀鲁豫第二副书记的位子上,转任中原局第二书记,在刘邓大军中担任副司令员,并到职工作,但同时保留华野的司令员和政委的名义。

应当说,毛泽东对陈粟之间的配合是相当满意的。但这时,政治上需要陈毅前往中原局领导班子工作,而军事上粟裕也可以独挡一面,那就让他放手施为吧。 陈毅对此也表示理解,虽然他明白自己到中原局后,政治上接受邓的领导,军事上接受刘的领导。

5、许世友离开三野

济南战役期间,粟裕即向中央请求开展淮海战役。淮海战役是一个经典战役,其中粟裕应记首功。刘邓的二野因为在大别山损失较大,因而战果不如三野。但三野中有两人未参加淮海战役,一是叶飞,因为养病;二是许世友,也是养病。 大家比较关心的是许世友,各种传言都说许世友在1948年9月16日至24日的济南战役中不听指挥,助攻变主攻,虽然活捉王耀武,虽然部队有了济南第一团的荣誉,但还是受到处分。

中央军委1948年10月30日给华东局下令整风的电报中说:“(饶)漱石同志:自中央子虞电至今已九个月,未寒电至今已两个半月,华野前委书记对于执行中央请示制度及在军队中开展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反对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经验主义与游击主义的恶劣作风,至今没有表示态度,亦未申明理由,在此问题上失去主动性,落在一切兵团之后,实属不合。你是华东军区及华野全军的政治委员,现责成你传达中央意旨,处理此问题,并以结果告为盼。军委三十亥。” 这一电报点名“华野前委书记”粟裕,可谓在给饶漱石施加重大压力。许世友虽然在济南战役时归粟裕指挥,但其一直隶属山东军区也即当时华东局的饶漱石指挥。粟裕在淮海战役前后就向中央建议,由“陈(毅)军长、邓(小平)政委”统一指挥淮海战役,后中央采纳其建议,成立了以邓小平为首的淮海战役总前委。井岗山老革命谭震林也成为总前委之一。山东兵团大部参战,战功显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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