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改革共识

篇一：改革的共识可以重建吗

改革的共识可以重建吗？

刘远举 原创 | 2013-11-16 10:34

改革的共识可以重建吗？——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决定

是巧合吗？正好一年，像是又回到了蜜月开始的那一天。

15日晚，原本决定在19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被提前到了当晚发布。一扫前两天中国民间舆论场上的阴霾，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赞扬。

从此次公布的《决定》的内容看，这种赞颂不难理解。相比此前的同类决定，此次决定涉及面广，不光有经济方面的内容，更涉及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和军队方面的内容。此前一份非正规渠道流传的文件内容均得到印证，包括启动计划生育改革、废除劳动教养、改革国企、国有资产划归社保基金、土地改革、司法改革等一系列有力的改革措施都罗列其间。

对于大众关注的计划生育，传言终于得到证实，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联想到之前计生干部都并到卫生系统，实际也是为此次改革扫清最大障碍。也也反映出当下很多改革不是思想方向问题，而是协调各方利益。

体制的教授、老师、公立医院的医生，也能看到利好。《决定》显示将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这不但有利于教授治校，从更大的层面上看，行政级别的取消，将会潜移默化的消解权力对思想的控制。

在农村、农民、农业问题上，改革措施是有力的，但也仍在社会热盼的范围之内。《决定》提出，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宅基地用益物权的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

对于教育体制改革，将实行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试行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也就是说重点学校、重点班制度将逐步取消，择校难题有了化解的制度保障，从根本上可以减低学生负担。由于将实行“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那么，户口制度之下解决异地高考也有了制度空间。

虽然不直接涉及民生，但文工团等非战斗人员与娱乐圈有着很高的交集，是媒体的关注对象，光鲜、知名度高且时常有负面新闻，所以引起的诟病也多。此次决定提出减少包括机关兵、文职人员、文工团、军事院校等等的军队非战斗人员，也成为受到社会欢迎的一大举措。善虽小，但只要去做了，起码在民心上的收获却很大。

在反腐方面，除了强调生活、工作标准严控控制，不准超标准享受待遇外，还提出探索实行官邸制。此外，还提出建立全社会房产、信用等基础数据统一平台，推进部门信息共享。?无疑，全国房地产信息联网的建立，是一个很好的反腐利器。

总体上来看，此次《决定》以改革为主线，突出深化改革的新举措，在改革的重点、关键领域，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上，都做出了直接回应。态度是积极的，话语也更明确，较之之前艰深晦涩的政治语言，明晰的承诺更能体现决心。而另一个体现出决心的则是，时间表，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

正如习近平所说：“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研究什么议题、作出什么决定、采取什么举措、释放什么信号，是人们判断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施政方针和工作重点的重要依据，对做好未来5年乃至10年工作意义重大。”未来10年中国的变化就在其间。所以，从字面来看，网络上的乐观不难理解。

不过，另一些人也不那么乐观，他们显然有理由如此。实际上，在决议公布此之前，劳教制度在事实上已经终止了，在具体操作中，被分化为刑罚、社区矫正、治安处罚等多种形式，但遗憾的是，寻衅滋事罪、聚众扰乱社会公共场所秩序罪却又成为口袋罪的趋势，成为一些地方政府肆意妄为的空间。虽然对于这种现象，《决定》提出的：推动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以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就显得非常有意义，可以减少地方政府对司法的干预，加强司法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但最终化解这种担心，需要的是

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对此，《决定》也提出了：宪法具有最高权威。建立健全全社会忠于、遵守、维护、运用宪法法律的制度。

不过，更重要的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始终是既得利益群体，官僚阶层抵制改革的办法。从公告到决定，虽然细化了很多，但到具体的实施办法，乃至最后执行，以及具体行政体系中科层阶层的应对，充满了无数的应对、异化可能。显然即使《决定》花团锦簇，但仍是纸上谈兵。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十年之前的决定，改革态度仍然是积极的，当时的社会舆论也是一片“新政”的欢呼声音，但接下来却是十年改革的停滞。当然，时势造英雄，也会困住英雄，原因非常复杂。这些因素仍然存在于当下中国，最终，导致改革的共识失掉了。

那么，这些因素是否需继续困住改革呢？对此，习近平说过：“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光有立场和态度还不行，必须有实实在在的举措。行动最有说服力。要有新突破，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放思想是首要的。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

“搞改革，现有的工作格局和体制运行不可能一点都不打破，不可能都是四平八稳、没有任何风险。只要经过了充分论证和评估，只要是符合实际、必须做的，该干的还是要大胆干。”

(来自:WWw.SmhaiDa.com 海达范文网:重建改革共识)

作为红色江山的代表，最高领导人，习的话反映了对体制内的一个清晰认识，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的政治精英阶层应有的集体理性。不过，这个集体理性虽然应有，但却不一定是集体的共识。

道理很简单，作为掌握中国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的群体，对于其中的个体而言，他人不贪，整个阶层保持健康，自己一个人贪，利益巨大，是理性选择；当别人都贪的时候，阶层注定沉沦，自己不贪，也仍要受连累，不贪就亏了，所以理性选择也仍是贪。就这样，在囚徒困境下，个体理性并不能达成集体理性。

从这个意义上看，集权以凝聚共识，似乎就是一个达成集体理性的途径，继而才能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如果从这个意义上，国家安全委员会变得富有积极意义，也许是出于这个理性分析，也许仅仅纯粹是忘记了，之前的猜测一扫而光，开始乐观期待。也许，正因为今天的网络上乐观的声音如此之多，这反过来暗示着谨慎的乐观，是当下最好的方式。只是，但愿中国人不要再次失望！

篇二：改革的共识可以重建吗

改革的共识可以重建吗？——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重大问题决定

15日晚，原本决定在19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被提前到了当晚发布。一扫前两天中国民间舆论场上的阴霾，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赞扬。

从此次公布的《决定》的内容看，这种赞颂不难理解。相比此前的同类决定，此次决定涉及面广，不光有经济方面的内容，更涉及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和军队方面的内容。此前一份非正规渠道流传的文件内容均得到印证，包括启动计划生育改革、废除劳动教养、改革国企、国有资产划归社保基金、土地改革、司法改革等一系列有力的改革措施都罗列其间。

对于大众关注的计划生育，传言终于得到证实，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联想到之前计生干部都并到卫生系统，实际也是为此次改革扫清最大障碍。也也反映出当下很多改革不是思想方向问题，而是协调各方利益。 体制的教授、老师、公立医院的医生，也能看到利好。《决定》显示将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这不但有利于教授治校，从更大的层面上看，行政级别的取消，将会潜移默化的消解权力对思想的控制。

在农村、农民、农业问题上，改革措施是有力的，但也仍在社会热盼的范围之内。《决定》提出，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宅基地用益物权的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

对于教育体制改革，将实行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试行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也就是说重点学校、重点班制度将逐步取消，择校难题有了化解的制度保障，从根本上可以减低学生负担。由于将实行“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那么，户口制度之下解决异地高考也有了制度空间。

虽然不直接涉及民生，但文工团等非战斗人员与娱乐圈有着很高的交集，是媒体的关注对象，光鲜、知名度高且时常有负面新闻，所以引起的诟病也多。此次决定提出减少包括机关兵、文职人员、文工团、军事院校等等的军队非战斗人员，也成为受到社会欢迎的一大举措。善虽小，但只要去做了，起码在民心上的收获却很大。

在反腐方面，除了强调生活、工作标准严控控制，不准超标准享受待遇外，还提出探索实行官邸制。此外，还提出建立全社会房产、信用等基础数据统一平台，推进部门信息共享。?无疑，全国房地产信息联网的建立，是一个很好的反腐利器。

总体上来看，此次《决定》以改革为主线，突出深化改革的新举措，在改革的重点、关键领域，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上，都做出了直接回应。态度是积极的，话语也更明确，较之之前艰深晦涩的政治语言，明晰的承诺更能体现决心。而另一个体现出决心的则是，时间表，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

正如习近平所说：“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研究什么议题、作出什么决定、采取什么举措、释放什么信号，是人们判断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施政方针和工作重点的重要依据，对做好未来5年乃至10年工作意义重大。”未来10年中国的变化就在其间。所以，从字面来看，网络上的乐观不难理解。

不过，另一些人也不那么乐观，他们显然有理由如此。实际上，在决议公布此之前，劳教制度在事实上已经终止了，在具体操作中，被分化为刑罚、社区矫正、治安处罚等多种形式，但遗憾的是，寻衅滋事罪、聚众扰乱社会公共场所秩序罪却又成为口袋罪的趋势，成为一些地方政府肆意妄为的空间。虽然对于这种现象，《决定》提出的：推动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以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就显得非常有意义，可以减少地方政府对司法的干预，加强司法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但最终化解这种担心，需要的是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对此，《决定》也提出了：宪法具有最高权威。建立健全全社会忠于、遵守、维护、运用宪法法律的制度。

不过，更重要的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始终是既得利益群体，官僚阶层抵制改革的办法。从公告到决定，虽然细化了很多，但到具体的实施办法，乃至最后执行，以及具体行政体系中科层阶层的应对，充满了无数的应对、异化可能。显然即使《决定》花团锦簇，但仍是纸上谈兵。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十年之前的决定，改革态度仍然是积极的，当时的社会舆论也是一片“新政”的欢呼声音，但接下来却是十年改革的停滞。当然，时势造英雄，也会困住英雄，原因非常复杂。这些因素仍然存在于当下中国，最终，导致改革的共识失掉了。

那么，这些因素是否需继续困住改革呢？对此，习近平说过：“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光有立场和态度还不行，必须有实实在在的举措。行动最有说服力。要有新突破，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放思想是首要的。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

“搞改革，现有的工作格局和体制运行不可能一点都不打破，不可能都是四平八稳、没有任何风险。只要经过了充分论证和评估，只要是符合实际、必须做的，该干的还是要大胆干。”

作为红色江山的代表，最高领导人，习的话反映了对体制内的一个清晰认识，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的政治精英阶层应有的集体理性。不过，这个集体理性虽然应有，但却不一定是集体的共识。

道理很简单，作为掌握中国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的群体，对于其中的个体而言，他人不贪，整个阶层保持健康，自己一个人贪，利益巨大，是理性选择；当别人都贪的时候，阶层注定沉沦，自己不贪，也仍要受连累，不贪就亏了，所以理性选择也仍是贪。就这样，在囚徒困境下，个体理性并不能达成集体理性。 从这个意义上看，集权以凝聚共识，似乎就是一个达成集体理性的途径，继而才能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如果从这个意义上，国家安全委员会变得富有积极意义，也许是出于这个理性分析，也许仅仅纯粹是忘记了，之前的猜测一扫而光，开始乐观期待。也许，正因为今天的网络上乐观的声音如此之多，这反过来暗示着谨慎的乐观，是当下最好的方式。只是，但愿中国人不要再次失望！

篇三：重建整体改革共识-胡舒立

重建“整体改革”共识

——胡舒立

30年足以使一个人走向成熟，也可以改变一个国家。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中国对此做了近乎完美的诠释。迈进2010年，作为新兴、开放的经济体，中国的好消息接二连三：从总量看，中国有望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出口国。尊重事实的人都不会否认，这都是改革开放的伟绩。

不过，当世界日渐瞩目中国之时，中国却正在经历“成长的烦恼”：经济可持续增长前景未明，大国治理框架尚未确定，法治国家建构步履蹒跚。与之相应，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日渐扩大，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日趋严重，社会利益冲突加剧，群体性事件多发。更令人担忧的是，1978年以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民众曾一致呼唤改革、热切推进改革。如今，民众对改革的认识却变得纷纭复杂，甚至评判对立，改革的共识难以凝聚。

究其原因，除了社会利益多元，改革已过普惠阶段，不能不归因于“整体改革”的滞后。 中国改革由农村到城市，由计划到市场，早已进入“全面改革”阶段，客观上要求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全局性变革。但是，在实践中，改革却呈现出种种跛足的步态：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严重阻碍了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本来，政治作为权力与利益分配的制度，与经济领域的改革密不可分。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于经济改革。邓小平曾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而视政治改革为畏途、企图推延其进程，已经和即将使我们付出巨大代价。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就国家治理而言，目前还有诸多深层次问题亟待解决：在开放的世界中，一个拥有近8000万党员的执政党与多层级的政府如何分工、协调？由传统帝国演进而来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如何适应经济分权和“财政联邦制”的需求？

其次，就经济领域的改革实践而言，市场化改革也受到质疑和挑战。2004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日渐起飞，狭隘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意识形态上的自大正在国内滋生。这在2008年底至今的全球金融危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近年来，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疲态尽显，有论者喻之为“改革疲劳综合症”。从金融机构的国家控制到粮食产业的政府干预，从国企产权改革的停滞到能源资源领域的国有垄断，水、电、气等公用事业价格均被政府严格管制。价格机制的市场化，远称不上臻于完成。

再者，就社会领域而言，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政策，正在演变成“财政资金分配的盛宴”。众所周知，一个国家要富强，关键要靠全体公民的创造性劳动。财富的创造是第一位的，没有财富，就谈不到分配。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政府的角色是革除落后的体制，激发公民创造财富的激情和动力；同时，建立并执行正义的规则。

但是，我们看到，政府在住房保障、城乡医保、社会养老方面出台的新政策，更多是在切分现有蛋糕，而不是“做大蛋糕”。随着中国财政收入的连年大幅增加，更多的财政蛋糕被切分给诸多中央部门，然后由中央部门“批发”给地方各部门，并引发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激烈争夺。更重要的是，中国每年高达6万亿多元财政收入，其分配和使用难以接受纳税人的监督。这与一个新兴大国的形象极不相符。

中国正处于改革的十字路口。30多年改革的经验，概括言之，无非十二个字：“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未来十年，中国何去何从，不但攸关13.6亿中国人的切身利益，而且也对世界的稳定和繁荣有直接影响。

回望32年改革史，我们看到，中国之所以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经济改革时有停滞、在民生问题上“欲速而不达”，都与改革设计者和执行者缺乏整体感密切相关。改革愈“随机行走”，改革自如推进的空间愈逼仄，反之亦然。欲打破这种“怪圈”，必须重建“整体改革”共识。

未来十年，中国人口总量将达到高峰，劳动力将由过剩转向逐渐短缺，老龄化日渐加剧，养老风险不断积聚；与此同时，中国将在全球化时代的国家竞争、制度竞争中经受更为严峻的考验。“整体改革”的时机稍纵即逝。

应该说，“整体改革”的呼声经年不衰，为政者与民众对此均有认同，但毕竟行胜于言。只有重建“整体改革”的框架，把握并协调短期、中期、长期改革的目标，坚定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并以卓绝的胆识和气魄推进法治社会的建设，中国方可奠定长治久安的基础，民众方有持久幸福的可能。

篇四：重建课改共识 多措并举抓课改

重建课改共识 多措并举抓课改

桑植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向贤良

（2011年12月10日）

老师们，同志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是我县一年一度的课改经验交流会，我在这个会上最想说的是两个词：感谢、感动。感谢，首先要感谢市教育局刘开吉局长、市教科所全体教研员以及湖南教育报刊社资深记者刘秋泉对我县课改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关心。其次要感谢全县校长、老师，感谢你们默默奉献，自觉践行三主五步教学并且取得了实质性的效果。感动，我感动于这次课改经验交流会参会积极性高和人员之多，教育局党委开会时一再压缩，还有六百多人踊跃参加，听说永定区还有150多人参加，还有龙山相关学校的老师来观摩。我也感动于我们经过两年多的课改，老师的课堂在逐步成熟，昨天我和王云副县长，桂作明副主席，到澧源镇中学听了两堂语文课,深有感触。虽然其它的一些课由于其它的工作没有参加，但是今天我在开会来的车上，听到长潭坪几个老师深有感触地说：今年的课堂比去年的课堂又上升了一个档次。我也感动于今天三位校长的经验发言，从他们的发言中我看到了他们的课改思想以及扎实的课堂改革实践。我更感动于我们全县教育战

线上下、校长、教职工为桑植课堂教学改革所作的贡献及积极参加的热情。

新课改作为全面推进实施素质教育的“国家意志”已经走过了十年，进入了第二个十年，我县的课堂教学改革也已经推进了近三年时间。我们为什么要课改？课改到底要改什么？现在依然有人在质疑、困惑、彷徨甚至对抗。课改的路上希望与挑战同在，泪水和欢笑并存，新课改走得很艰难。“只打雷，不下雨”、“穿新鞋，走老路”、“新瓶装旧酒”、“涛声依旧”等现象依然存在，特别是急功近利者的浮躁心理，让他们承受不了改革所产生的阵痛，一旦短时期内未见起色，或者出现暂时的倒退，他们就会质疑乃至指责新课改。课改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还会很多，在课改进入深水区的今天，课改需要坚守什么，摒弃什么，颠覆什么，课改源自哪里，要到哪里去？假如每个人心中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就不能放下包袱全力以赴，在课改路上举步维艰。为了更好的推进我县的课堂教学改革，今天我结合自己近二十年的教学实践以及这一年多的学习与思考谈谈个人对课改的进一步认识。我发言的题目是：“重建课改共识，多措并举抓课改”。主要讲为什么要课改、课改到底要改什么、我们将怎么改、桑植下一步如何推动课改这四方面的内容。

一、为什么要课改？

1、从教育实践来看，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学生不再厌学，

不再逃学，不再上课打瞌睡，不再撕书本。我们常常看到我们的学生特别是初三高三的学生毕业后，将记载着他们成长经历和辛勤求学的课本全撕碎，每当这时我们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现在小学生的学业负担过重，家庭作业要做到晚上11点。学生厌学，家长也有怨声。我们看一下媒体的报道，我们身边有很多学生因为学习压力太大而自杀，唯分数的教育不单是对孩子心灵的摧残，同时也是对孩子生理甚至生命的“扼杀”。看到这些情况，我们心痛的同时就应该一刻也不能停留，认真反思我们的课堂并自觉投入课堂改革。

2、从教育的本质来看，教育的本质即“人学”，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课堂教学改革，那就是因为学生不快乐，老师也不快乐。为了老师和学生都快乐就必须改革。这是从教育的原点上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还不谈从提升学生创造力、创新精神及民族未来的高度来回答为什么要课改，我们更不谈如何回答“钱学森之问”来谈这个问题。就因为教育的实践和教育的本质这两方面的原因我们就要进行课堂教学改革。我们要看到传统课堂的危害性，比如我们需要的学习能力、思维能力、动手能力、创造能力等，传统课堂已经无法承载素质教育对它的要求。更何况传统课堂学生很不快乐，学生不快乐就意味着对生命的不尊重，孩子不快乐，我们就应该坚定不移地进行课堂改革。教育如果有人性，就必须首先让孩子快乐！没有人性的

教育是不道德的教育。当教育服务于学生，把学生当成“人”时，教育人便有责任和义务让学生快乐。剥夺学生快乐的教育都注定是缺少“人性”和蔑视人的教育。

3、从讲政治和讲责任角度看，一是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二是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三是为了很好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时的重要讲话。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对当代青年学生提出了殷切期望，希望当代青年要把文化知识学习和思想品德修养紧密结合起来，创新思维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结合起来。总书记的这“三个结合”是对当代教育育人模式和青年学生成长道路的新概括，为学校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前进的道路。

党的教育方针是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教育工作的二十字方针是：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如果说优先发展主要是政府的职能，那么后面的十六字就是我们教育人必须履行的职责。我们如何贯彻育人为本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把育人为本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杜郎口中学的经验告诉我们：育人必须回到课堂，用改变课堂来落实育人为本的要求。

教育的问题必须回到课堂上才能解决，课堂是教育的原点，也是教育的归宿。回到课堂上，就是回到人之本身，回到尊重学生的天性和权益上，回到从学情出发的认识规律上，回到兴趣和需要上，回到体验和动手上，回到生活和情感上。

当一切的教育内容与学生的生命和情感发生关联时，教育便立马活起来了，仿佛鱼游大海、鸟飞山林。当一切的课堂开始交还给学生时，教育便能随机发生质变，也便能完成知识与情感、能力与智慧的对接，也便能达到总书记要求的“三个结合”和《规划纲要》的要求，也便能完成育人的要求。

《规划纲要》中所阐明的促进公平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问题近几年成了热门话题，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指出：要在2012年初步均衡，2020年达到基本均衡。我县已经列为湖南省义务教育均衡教育试点县，作为教育人如何贯彻义务教育的均衡呢？教育的均衡一是硬件均衡，二是软件均衡。硬件均衡可以通过政府加大投入的方式来实现，那软件的均衡则是我们教育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课堂改革为教育的均衡发展提供无限可能，因为教育公平的关键是质量公平，而成就质量公平的关键是师资均衡，而成就质量公平和师资均衡的最大可能性在课堂，课堂均衡则教育均衡，即保证每一个地区、每一所学校的每一节课都尽可能优质。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的重心是从硬件均衡走向质量均衡，质量均衡必须要通过推动学校内涵发展来实现，而学校内涵发展首先解决的是课

篇五：改革的基础与共识的可能

改革的基础与共识的可能

本文转载自hustlms《改革的基础与共识的可能》 《中外官场》

这是2011年12月27日《共识网》发表的一篇文章，是该网刊记者周志兴访问经济学家华生先生的一篇访谈录，集中讲了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其最精彩的地方是分析当初经济改革何以没有同时选择政治改革，至于其提出今后政治改革的走向及其可能性那是需要实践验证的。

华生，著名经济学家、燕京华侨大学校长。1953年生；江苏无锡人.1967年初中毕业；1968年到苏北淮安下乡插队务农，曾当过工人、车间主任；1978年至1982年在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学习，获学士学位；1982年至198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财政系学习，获硕士学位；1984年9月，在浙江德清县莫干山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理论研讨会上，华生与张维迎、田源等一起，在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并被国务院采纳。后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获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86年，被评为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1998年，华生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首次提出A股含权和股权分置改革问题，认为中国股市在表面繁荣背后存在日益增大的制度风险，需要尽早纠正制度缺陷，重新界定产权，用赎买流通权的办法让非流通股恢复流通。2000年华兼任燕京华侨大学校长。2011年11月，因“价格双轨制理论”的杰出贡献，华生团队（华生、何家成、蒋跃等）与田源、张维迎一同获得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一、改革分歧在79年已经产生

周志兴：首先祝贺你获得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当下颁发这个奖无疑是代表一种肯定，肯定当年包括你在内的一批年轻经济学者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作出的理论贡献。80年代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年代，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有些很多旧东西要改掉，新东西要建立起来，社会好像很明显地处于转型期。现在看起来，改革最初是有共识的，比如80年代，那个时候的共识好像很容易达成，是这样吗？

华生：今天我们的确面临着重建改革共识的问题。为什么重建？就是因为今天没共识了，或者说缺乏共识。我觉得关于改革全国意见最一致的时候，其实是76年“四五运动”的时候。大家都反对极左，体制内外呼声一致，高干子弟还起了引领作用，这个时候的共识是最全面的共识。

华生先生近照（摄影：胡月）

但如果现在回过头来看，改革最初就是有分歧的。78年时，绝大多数人的共识是要变革，可是已经表现出意见的不一致。这种分歧是改革目标和路径上的分歧，焦点在于搞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先搞经济体制改革。79年的西单民主墙为以后埋下了分歧的种子。比如，在争论是要“四个现代化”还是“五个现代化”的时候，分歧已经形成了。

从要求的内容上看，后来的“89”没有比“79”提出更新、更体系化的东西来。从某种意义上说，“89”是“79”分歧的扩大化。80年代初要改革开放，可以说是举国上下的共识。但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分歧，从一开始就存在。当然，经济改革本身，市场搞多大，开放走多远，也是在分歧中不断推进的。

周志兴：可能也是因为经过49年到文革结束的这三十年，中国社会已经非常贫穷。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说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要搞“四个现代化”，其实都是为了解决经济上的问题。既然最主要是为了解决经济的问题，最直接的就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经济体制改革比较容易，要动政治体制还是比较复杂，会很困难。是这样吗？

华生：我觉得还不单单是因为太复杂，太困难。这里存在路径选择的问题。我们可以回过来看北边的俄罗斯。俄罗斯可以说就是从政治体制改革开始的。俄罗斯当年是世界超级大国之一（虽然是一个比较弱的超级大国），而现在几乎已经沦为二流国家。而中国经过这30年的改革开放，从一个落后国家变成一个世界举足轻重的大国，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过去30年的选择的改革路径，我认为是比较适合中国的。而假设中国选择了俄罗斯那条路，我相信中国的情况比俄罗斯还要差很多。原因在于中国的发展阶段比当时俄

罗斯要落后非常多。俄罗斯已经基本完成城市化，大多数人是城市人口，发展阶?a href="http://www.zw2.cn/zhuanti/guanyuwozuowen/"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我擦煜扔谥泄Ｎ幕潭群褪芙逃潭壬希凰档笔本褪墙裉熘泄艘脖榷砺匏挂詈芏唷６泄故且桓龇浅Ｂ浜蟮呐┮倒遥鞘谢乖对睹挥型瓿伞Ａ硪环矫妫飞现泄腔嗜ㄗㄖ坪头至迅盍严嘟惶妫苁欠址趾虾嫌植煌５馗某淮庑┒际嵌砺匏姑挥械摹＞褪堑搅私裉欤Ω盟导词苟灾泄闹督缍裕砺匏挂膊皇撬堑?a href="http://www.zw2.cn/zhuanti/guanyulixiangzuowen/"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理想模式。我想这一点是很多人都认同的。所以就连普京最近在回答网民问，如果他是当年的戈尔巴乔夫，他会怎么做时说，他会选择先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而不是先让国家瓦解混乱。

二、79、89年搞政治改革时机并不成熟

周志兴：现在有的人说认为邓小平当时决定走这条路，其实是犯了错误的。他没有在他的个人威望足够高时政治体制改革，这是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你认同这个判断吗？

华生：我认为这个判断不对，而且有两点不对。第一，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要先认识79年时中国的社会基础。在那样一种普遍贫困，大部分人口是农民，利益极度单一化的情况下，贸然搞政治体制改革，其前途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要搞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这个社会要出现利益分化，各个阶层和利益群体发育成熟，这样才有可能形成制衡。不要把政治理想化。民主制度是什么？民主制度就是就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为自己的利益搏弈。它首先承认大家都是自私的，承认人的贪婪，谁得了权都不想丢，然后才在相互之间的斗争中形成制衡。而79年，利益还没有分化，市场经济还没有发育，城市化还没起步，中产阶层、商人群体都还没有产生，社会是很简单很脆弱的，受大半个世纪激进的革命思潮影响，人们的新诉求仍然非常理想化。而只有在一个成熟社会才有文明博弈的可能。我觉得如果那个时候贸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很可能会陷入循环清算的恶斗。假如在79年，中国选择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是经济体制改革，我认为中国不可能完成从落后的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不可能在这30年间初步实现中国几百年来的振兴和强国梦。所以我认为邓当年选择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并以此逐渐带动其他改革是正确的选择。

第二点不对是这种说法对邓小平当年的个人力量存在着误判。事实上，他们高估了邓在当时的力量。邓一个人改变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不要说政治改革，即使是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也颇费周折。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是在党内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比当时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还要彻底。经济

学家提到这个词还遮遮掩掩，邓小平跟外国人谈话直接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可是，他说了又怎么样呢？当时党内包括高层的思想并不统一。他必须在当时体制内的各种势力中权衡并且做出妥协，同时他自己也必须掂量改革的风险。对于邓而言，改革最根本的目的是使这个国家和人民富强起来，市场是为了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服务的。所以不能为了达到市场经济的理想而不顾一切，必须考虑到决策层的压力，也必须考虑到社会风险。

那么当时的改革有多大的阻力呢？举一个例子，比如最初的农村改革。现在倒回去看，所谓的农村改革不过是还给农民土地让他们自己管理经营，而且还仅仅是短期承包。但仅仅是这样的要求，在党内都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很多老同志对于联产承包责任制很有意见。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才使得党内反对改革的声音没有那么强硬。对沿海的改革开放也是如此，当时党内高层很多人持保留意见。84年得以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写进十二届三中全会是付出了巨大努力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说“这次这些文件写了一些新话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这话前几年提不出来，提出来也通不过”。这就充分说明，即使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要时机成熟才能产生、才能被党内接受，所以邓才说改革是走一步看一步，摸石头过河，因为他自己也是与时俱进，不是一开始就清楚自己要什么，但他明白自己不要什么，所以他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知道中国人要富。所以他不说“专制或威权不是社会主义”，那样他自己就得先把权交出去，后面国家演变成什么样他也管不了，那不是他想要的。

我个人觉得89是79矛盾的放大和重复。以至后来邓小平要争取到党内各方面的元老才能够稳定局面。他自己的在市场经济上的公开提法也出现了倒退，开始谈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这当然也是妥协的结果。

所以我认为那种说邓没有在起初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邓个人犯错误的说法并不成立。第一，种种客观因素告诉我们在当时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见得就是正确的选择，我个人也认为邓选择经济改革是选对了；第二，就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而言，就是不要高估邓小平的个人力量。一个人，不管他再有能力，当他与这个制度融为一体，就会如鱼得水，显得异常强大。但他一旦脱离这个体系，无论位置再高，一旦被行政体系甩出去，也什么都不是。中国这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庞大的专制与官僚的制度之强大凭一个个人的能力很难得到改变。

三、中国的主体国有资产并没有被瓜分

周志兴：现在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我们的国有资产都被一些大家族

体裁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