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帮美国政治的娱乐化
来源：学生作业帮助网 编辑：作业帮 时间：2024/09/23 12:26:25 作文素材
篇一：美国军队的政治化
美国军队的政治化
美国宪法现在统治着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政党初选已经取代了选举团，使得极端路线的候选人可以动员起真诚的信徒；总统通过政治顾问操纵着民意；三权分立已经将权力集中在白宫，并且让一个庞大官僚体系的运作政治化。这三项因素已经将总统一职改造成为建国者不可能认识的东西。它目前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制度，运转起来已经成为超凡魅力的极端主义和官僚不守法的发射台。
总统作为总司令的职务也是为一个贤人共和国所设计的。建国者们希望，控制文官政府的那个团体在危机时刻也可以指挥军队。因为有大西洋，欧洲的大国不可能轻易地发动认真的攻击，而提前为攻击进行预备防卫在成本上太昂贵。例如，在1802年，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总计人数为6500人——这还是在欧洲处于全面战争时期的情形，当时英国和法国都在放肆地威胁美国的利益。如果入侵事件确实发生，建国者们是希望地方上的贤达集结起公民民兵，代表着人民进行一场反击战，就好像华盛顿和他的军队在美国革命中所做的那样。
所有这些在今天看来都很奇怪。在21世纪的高科
技战场上，我们需要一支职业化的军事部队指挥战争。但是，当建国者在1787年起草美国宪法时，职业主义并不是一项真实世界内的选择。迈向现代军队的第一次严肃改革要在20年后才出现——当普鲁士人因为他们惨败于拿破仑之手，因此开始批量生产受训于战争科学的军官。但即便在欧洲开始认真对待军事教育后，美国仍然远远落在后面。西点（军校）在最初数十年主要是一所培养土木工程师的学校；只是到了美国内战后，军事学院才开始集中于军事策略的训练。
尽管发生了这一根本的转型，建国时的一种焦虑在今天仍然存在。我们继续保持着对于文官统治原则（civilian control）的深层宪法承诺：在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大议题上，职业军人应该听命于民主选举出的政治家。
但是，如果没有将原则变成可操作现实的持续性努力，原则就可能变为陈词滥调。这就是在过去半个世纪内文官统治原则的命运。职业军人的崛起提出了许多特有的问题，但最后一位面对它们的伟大宪法思想家却是萨缪尔·亨廷顿。他在1957年的著作《士兵与国家》仍在塑造着专业领域内的学者思考，但是，在法律和政治学内思考一般性宪法议题的学者那里，这本书却被遗忘。这些学者已经闭目无视演进中的制
度现实，只是后者已经开始危及文官统治原则的未来。
在亨廷顿出版这本书时，美国正处在一种文官-军队关系新时期的开端。从乔治·华盛顿到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战争中的胜利会将凯旋而归的将军送入白宫，但和平时期却是另外一回事。军事官员仍旧处在政治的边缘，因为这个国家不同意在一个庞大的军事建制上投入巨资。美国人在内心深处不信任一种常备军，因此主要把他们的安全建立在地缘政治之上。虽然陆军上将和海军上将在具体议题上游说国会，美国的核心政治存在于别处——关税、银行、奴隶制、民粹主义、经济危机。
美国内战标志着一个转折点。美国现在具有数百万的武装力量，而军官在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均扮演着一种核心的角色。为了回应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崛起，杜鲁门政府构建了文官统治的新根据。国防部作为一种具有强烈文职气质的新机构，被叠加在原有的军种各部之上，而白宫内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则给予总统以新的制度资源，以应对军方不断提出的要求。
亨廷顿悲观地看待这些实验的未来。他并不认为它们可以制约军队正在上升的政治权力，同时他指出我们自身正在遇到一种新问题。将军们不仅会在战场上赢得辉煌胜利后主宰政治舞台。他们将长期性地进
行干预，破坏文官统治的核心原则。但是，亨廷顿的写作出现在这一新时代的最初阶段。问题在于他的悲观预言是否已经得到验证。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上世纪80年代标志着一个转折点：里根时代发生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政治权力的扩张，五角大楼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内的文官有效控制的腐蚀，以及资深军官转变为共和党的党派力量。这些发展目前已经得到牢固确立，因此它们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根本的问题。
传统的宪法思想根源于孟德斯鸠，他将权力分为三种——而且仅仅是三种——方面：立法、执法与司法。但是，在现代状况下，“执法”权力在当代生活中所制造出的体制危机并非来自于一个单一的根源。在文官这一方，危险来自于超凡魅力的极端主义和官僚的不守法；但在军队这一方，危险来自于一个越来越政治化的军官群体。当一位超凡魅力的总统遇到一支政治化的军队时，许多不同的事情可能发生。我们必须思考一些场景，其中每一种都要求独立的关注。
但是，我可能把话说得太早了。我应该从亨廷顿给我的教导开始——这种教导是真实的，但也是有限的。阐释我们两人之间的分歧是空无意义的。我的目标要以亨廷顿的一些关键见解为基础，但也要基于我
自己的目的改造它们。因此，以下的文责不在亨廷顿，而在于我本人——虽然我也应当坦率承认他时常存在的影响力。
我将区分两种形式的文官统治。参与式控制（participatory control）代表着建国者的策略。根据这一方法，平民通过加入军队进行短期服役，然后再重返民事生活，由此实现对军队的控制。
参与式的控制并没有完全过时。直至越南战争扼杀了征兵制，普通士兵基本上是由服短期兵役的普通民众所组成——而这在维持军事力量行动的民主问责制时具有一种关键作用。虽然可能性并不大，平民征兵制在未来还是有可能重新回来。但是，就军官阶层而言，开弓就再没有回头路，而亨廷顿曾经正确地坚持认为，这一永久的转型要求一种不同的策略去维持文官统治。
在此将这一策略称为监管式控制（supervisory control）。根据这一方法，美国人依靠民主选出的领袖来控制军队官员的行动。虽然政治家应当就政治目标的军事可行性与将军们进行磋商，但大决策的做出是文官的职责。当一种监管式的体制得到牢固确立时，军事官员不可能运用技术专业知识，以排挤身处决策地位的民主选举出的政治家。关键的问题在于，美国
篇二：美国政治文化综述
美国政治文化综述
美国毫无疑问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之所以强大与其良好的政治制度有密切关系，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好的上层建筑对于生产力推动作用，因此，研究美国的政治制度就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借鉴其中优秀和有用的东西。而要研究美国的政治制度，就必须要研究美国的政治文化，这是因为，美国的政治制度、政治行为都是其政治文化的反应，可以说，没有美国的政治文化就没有美国的政治制度。如果说政治制度是表面的东西的话，那么政治文化则是根植于一个民族的血液之中的。只有了解了美国的政治文化，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其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这就是我们研究美国政治文化的原因。 美国文化源自欧洲，但又不同于欧洲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它吸收了世界诸多文明的精华，而成为崭新的开放性的文化体系。我个人认为，基督传统、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构成了美国政治文化的三大核心。
首先，基督教清教传统一以贯之的影响了从殖民时代到如今的美国的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清教主义可以说是美国文化的根。清教徒在自己的祖国遭受迫害，对英国严酷的社会现实不满而移民到美国。他们希冀按自己的意欲信仰上帝。以清教主义为特点的、美国化的基督教改革运动从一开始就与社会改革运动结合在一起，力主个人积极自愿地参与政府的活动，按照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阐述的关于自由、平等与民主的关系，建立了自己的“个人参与”的政治文化
体系。实际上清教对美国市民社会的发展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道德支持和文化祭奠，对自由民主的追求的信仰转化为美国民主制度的强大动力。对自由的追求，使美国人选择了严格的三权分立和联邦制度，保护公民的权利。
清教主义是构成美国例外论的基础。清教徒在欧洲受到宗教迫害，来到新大陆，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在北美洲建立了“山上的城市”。于是，根据清教主义原则建立的美国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同。这促使形成了美国的共和政府，实行相对而言较为平等的原则和以个人自主为中心的市场经济。美国例外论使美国具有一种宗教使命感，自认为美国是一个理想的自由主义社会，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典范。这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鲜明的特色。
其次，在美国思想和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它受到了欧洲自由主义思想的深刻的影响。美国政治文化继承并发展了欧洲的自由主义思想。自由主义代表一种个人主义的政治语言，是美国政治思想和文化的核心。
美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一直是洛克式的经典自由主义传统。由于美国从没有贵族存在，自由主义得以在19世纪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中产阶级为基础、以个人责任感和机会为其价值标准的自由主义政党达到了其发展的巅峰。在20世纪20年代，自由主义表示自由主义的改造形式——进步主义。在30年代，由于罗斯福总统使用自由主义这一词来支持他的新政计划，自由主义便意指福利国家自由主义。因此，在20世纪，自由主义的改革派将
个人主义传统适应社会民主政治，将权利领域和政府责任扩展以使市民社会更加平等。在30年代后期，自由主义成为严肃的美国知识界辩论的一个中心议题。面对法西斯主义在欧洲上升的现实，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将自由主义看成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政治哲学的源泉。从40年代到60年代，人们开始讨论自由主义的优势和缺陷，辩论现代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到底能否实现自由主义理论所主张的理想。 总之，自由主义可以说构成了美国政治文化的基础。它强调私利，因此主张发展自由市场经济。它重视人的自然权利，是对欧洲的封建主义传统的一个彻底的否定。它使个人追求幸福成为一种社会的共识。而最重要的是自由主义的经典哲学构成了美国宪法中言论自由的基础，为社会提供一个思想自由争辩的环境。它使美国文化具有人性和理性的生命力。
第三，个人主义构成了美国文化模式的基本的特性和主要内容。个人主义是和集体主义相对的概念，它强调的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从古希腊开始的思想家们就有，而且在欧洲的政治思想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在美国的发展更加突出。正是这种文化造就了美国人的成功。它和自由主义是相辅相成的。
美国人信仰个人的尊严，个人的神圣性。任何干预个人按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思考、判断、决策和生活的行为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亵渎神圣的。可以说，美国人的最高理想是个人主义，最高贵的社会理想和世界观也是个人主义。对于美国人来说，放弃个人主义，就等于放弃他的最深刻的最生命攸关的身份认同。
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一个主要信条。以追求个人利益和自主的个人主义在美国几乎有一种神圣的意义。个人主义这一独特的概念规范个人与社会、政治与经济体制的关系。个人主义既包含对体制的嫌恶，也包含对体制的互补。
虽然在希腊民主中已经包含对个人人生的尊重之意，虽然这一思想在文艺复兴期间得到生动的发展，但托克维尔发展了个人主义这一言语，并将它牢固地与美国生活联系在一起。
美国的个人主义源自清教主义的理性原则，源自清教主义对个人自主的追求。在美国政治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它成为美国民主思想的出发点与归宿，成为美国关于人的价值的核心。个人就是目的本身，终极的价值就是个人的生命和幸福。不了解个人主义，就无法理解美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
篇三：论美国电视娱乐节目公益化的路径与趋势
论美国电视娱乐节目公益化的路径与趋势
——以NBC的娱乐节目《名人学徒》为例
邵 鹏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新闻系
【摘要】公益传播是一种通过行动累积善意、聚集公益达到美化形象、提升品牌目的的传播活动。美国公益娱乐真人秀节目《名人学徒》一经推出，即在美国掀起收视狂潮，让所有的参与者兴奋异常。将娱乐传播与公益传播结合、名人效应与慈善效应互动，并遵循参与、感人、深入、公正的传播原则，是《名人学徒》成功的关键，也是当下治疗受众审美疲劳症、迅速提升企业品牌和个人形象的不二法门。节目引发的争议也说明，要使节目美好的动机获得同样美好的结果，也许正在考验着电视人的聪明才智。
【关键词】公益传播，真人秀，《名人学徒》，娱乐传播，电视节目
Charity also Entertainment：
Entertainment: A New Trend of Charity Communication
SHAO PENG
Zhejiang University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Graduate Student Abstract：The charity communication is the activity which intends to build a good image of public and improve brand image by accumulating goodwill. American reality show "Celebrity Apprentice" has brought a high ration of television viewer as soon as it comes out. Putting entertainment and charity together, making celebrity effect and charity effect inter-active, and following the principles of involving, impressive, in-depth and impartial, which are not only keys for its success, but effective methods to cure appreciating fatigue of audience and improve
corporation’s brand and individual’s image. Meanwhile, the correlative discussion shows how to make a good motivation match with a good result, which perhaps is the test of intelligence and wisdom for TV producer.
Key Word: Charity Communication，Reality show，Celebrity Apprentice， Entertainment Communication，TV Program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NBC《名人学徒》（Celebrity Apprentice Finale）将娱乐传播与公益传播相结合的电视节目形式，可能为我们当下治疗电视观众审美疲劳症、迅速提升企业品牌和美化个人形象带来启迪。
节目中一边是为人尖锐刻薄的英国前小报编辑、美国达人刁钻评委Piers Morgan，另一边是高大英俊的美国西部牛仔、乡村音乐著名男歌手Trace Adkins。被美国媒体誉为“正义对阵邪恶、英国对阵美国的娱乐慈善真人秀节目”NBC的《名人学徒》，大结局终于在2008
年3月27晚圆满落幕了。最终，被媒体视为邪恶化身的英国小报编辑Piers在一场几乎是戏剧性的激烈辩论之后，为慈善基金会（无畏阵亡英雄基金）募集了25万美元善款。而这一季的《名人学徒》也以募集总数超过了一百万美元的善款为真人秀节目与公益传播的全面结合翻开了新的一页。
紧随其后的美国《奥普拉的奉献》（Oprah's Big Give）和英国BBC的同类节目，也开始大张旗鼓地借鉴NBC的成功经验搞起了真人慈善集资秀，试图以同样形式的公益传播在整个社会掀起一股慈善热潮，进而达到“一石三鸟”传播效果。 1
一、从职场真人秀到慈善真人秀
《名人学徒》的前身是《学徒》（The Apprentice）。《学徒》是由美国NBC公司原创的真人秀电视节目，一直被称为是“终极工作面试”教程，节目主要内容是由全国选拔的16-18名商业男性和女性，共同竞争一个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旗下公司25万美金年薪的执行经理。因为，其与个人职业生涯以及人们的真实命运密切相关，这个被许多专家称为“资本主义专业课程”的真人秀节目，2004年一经播出就风靡美国，并且成为4年来18-49岁成年人中收视率最高的节目。
2008年伊始，《学徒》一改以往一贯的操作模式，更名为《名人学徒》（Celebrity Apprentice），邀请了14位完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身份背景的名人参与节目，他们中有奥运体操冠军Nadia Comaneci、垒球冠军Jennie Finch、有重量级拳王Lennox Lewis，花花公子超级玩伴女郎Tiffany Fallon，等等。面对这些明星，获胜的奖励也再不是管理一家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旗下的公司，而是让获胜名人将募集资金和奖金交给他（她）所选择代表的一家慈善基金。
图表1： 十四位名人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慈善基金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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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By NBC Release, Donald Trump Decides the Winner Tonight on "Celebrity Apprentice" 3/27/08 Smith, Scott C. "DVD Review: The Apprentice - Season One"; blogcritics.org; December 17, 2005 3 Schooled for success: “ The Apprentice’s” Capitalist Curriculum, Conference Papers—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更名后的《名人学徒》一经播出，不仅立即给人以一种耳目一新的感受，而且迅速将公益传播推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这里并不是说《名人学徒》是全美第一个尝试将公益传播与娱乐节目相结合并取得成功的节目，其实在美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的电视中常有公益活动节目，即便是在《学徒》更名的前几季，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与公益传播相关的内容。然而，能如此紧密地以慈善活动为主题、以集资募款为内容、以公众利益为追求的，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目标、让所有参与者皆大欢喜的真人秀娱乐节目，《名人学徒》首次做出了成功的尝试，树立了标杆。
二、电视公益传播的成功之路
那么《名人学徒》节目成功运作的基本路径和内在逻辑是什么呢？我们又可以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启迪呢？我
1．参与：是娱乐、历练和爱心表达
“参与”说来容易，做来难。我们看过大企业家、大财团一掷千金的参与，也看过普通百姓点点滴滴已尽绵薄之力的参与。但是，你一定没有见过这样的参与场面：14位各界名人为自己选择的慈善基金，使出浑身解数募集善款以超越对手的图景。本来，他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签署一笔数目不菲支票捐助给任何一家他们看中的慈善基金，但是节目不要这样的参与，而是要求他们放下明人的身价、孤傲、有时甚至是自尊，去做一些他们本来可能不愿做的事情以得到赞助、换取胜利。
名人的参与是精神的娱乐，也是人生的历练；大众的参与同样是身心愉悦、爱心表达。在节目里，我们不仅看到了明星、名人们的参与、成功企业、企业家的参与，也看到无数普通大众热情介入。作为观众，如果你幸运的刚好在纽约街头，你可以直奔活动现场；如果你只是想呆在客厅沙发上，你也可以只是轻松发送手机短信来实现您的善心。再不然，如果你44 程乐送，《公益传播的道与术》，PR Magazine，2007 No.4，P29
打算捐款的同时再换点小小的收藏品，网络上还有名人的义拍品可供竞拍。
2．感人：残酷但动情的商业游戏
这个节目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残酷的商业游戏，一群高智慧的商业男女，你争我夺，尔虞我诈。成功了，呈现的是一片举杯欢庆的热闹场景；失败了，所有希望顷刻间灰飞烟灭，而反目成仇的种子却发芽了。最信任的合作伙伴最后一刻变成了踏脚石，最厌烦的竞争对手也可以一起联手。在这里，泪水与真情的流露成了弱者和失败者的代名词。
2008年第一季的《名人学徒》依旧尖刻残酷，甚至更激烈、更龌龊。阴险毒辣的商业小伎俩已经不再算什么，尖酸刻薄、讽刺挖苦甚至带有人格侮辱的谩骂充斥着整个《名人学徒》播放的三个月，使得竞争的过程始终剑拔弩张，让人惊心动魄。
但是，就在最后胜利时捐助善款的那一刻，我们看到了这些名人的内心世界：他们也许出手过重、也许口无遮拦、也许傲慢自大??，但最终也不过只是为了用自己的手将筹集的慈善资金送到那些最需要的人手中。古人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就在这让人动情的一刻，原先的残酷竞争被涂抹了人情化的色彩，那些隐隐作痛的伤口得到了些许平复，难以言说的歉意却被善事成功替换。
Piers就是这样的一个斗士。他在决赛现场的打拼感动了太多的人。为伊战阵亡的美国士兵筹款，他不惜上街COSPLAY，又要承受Omarosa和Stephen两人的诋毁，甚至被美国媒体冠以“邪恶”的污名，但最终他获得了胜利，也为那些阵亡将士和饱受病痛折磨的士兵们谋得了一份他们应得的安慰和关怀。
3． 深入：深入挖掘才能引发深度共鸣
公益传播的“深入”，是一种寻求节目内容与观众内心达成深度共鸣。当Trace 以其国际级的男中音的磁性声音，讲述自己亲历女儿一出生就患有食物过敏症的焦虑与不安时，美国300万具有相同境况的父母们和电视机前的观众们必然感同身受；而当Piers前往无畏者中心慰问那些因战争而残废的士兵们的时候，他们的境况以及他们依然保有的勇气与信心又感动了多少电视机前的观众。
《名人学徒》节目制作重视深入现场，努力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和事真实地呈现在观众的面前，并注意挖掘具有极强感召力和震撼力的内容和细节，寻找人性的薄弱环节，因而收视率能一直居高不下。这样，电视慈善娱乐秀就不会是昙花一现，而具有其真正的延续性和扩展性。因此，尽管我们看到很多参与的名人，因为他们过早的被淘汰出局，甚至连展示和5 Jennifer_Brown Donate to Celebrity Apprentice Charities! Tuesday, 25 March, 2008 at 9:1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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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他们所代表的慈善基金的机会都没有，但他们本人及其劳作同样被置于网站比较醒目的位置予以介绍。
4．公正：节目和活动成功的关键
慈善活动对于组织市场和社会资源、调节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作为社会利益的二次分配——慈善资金的管理应公开、透明，使用须公正、公平。长期以来，慈善行为的公正公平一直备受关注。慈善资金去向不透明、使用不透明，常常是慈善活动饱受抨击的由来。
对此，《名人学徒》不敢大意。这14位名人所代表的14家慈善机构，有的是专门针对女性乳腺癌研究的，有的是专门针对食物过敏症的，有的是专门针对伊战重伤兵的，有的是专门针对儿童艾滋病的，等等。节目中穿插了参赛选手对慈善基金会的介绍，节目外每个基金会都有专门的网页介绍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以及基金会的运作状况，而设置在节目尾端时间的又是由获胜者亲自递送支票到基金会的场面，这一切都清清楚楚、真真切切，电视机前的观众看得明明白白，让你不得不信。
二、多方共赢：这里没有输家，都是赢家
公益传播是一种通过行动累积善意、聚集公益达到美化形象、提升品牌目的的传播活动。虽然《名人学徒》引来争议，有人说这样的慈善秀成了企业以及个人获取更大名利的捷径，有人批评这种以数额为标榜的公益行为不仅存有歧视那些弱小慈善机构的意函，而且伤害了小额慈善捐助者的善心，最终节目的策划者、制作者、参与者、投资方、广告主却无不为节目的成功而欢呼。因为，这里没有输家，都是赢家。当下，真正成功的电视节目经营，走的都是互动互助、共进共荣之路。
1.公益传播娱乐化挽救了节目
这场慈善真人秀的最大的收益者莫过于节目本身。2004年《学徒》的发起人美国电视界著名人物Mark Burnett吸收了其《幸存者》的经验，将竞争的舞台由野外搬到大都会纽约，将镜头瞄准职场。节目中安排的商业任务从销售策划、广告促销、到会展组织无不是现实商业社会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观众在从娱乐节目中得到乐趣的同时，还能从参赛者的竞争中吸取经验、总结教训，并将它们运用到工作实践中去。节目如此超强的实用性，一经推出就风靡全美，收视率一下子窜升到2100万。
后来，由于节目创新乏力，第一季之后收视率开始逐季下降。节目组也试图创新，甚至在第六季将商业竞争的舞台搬到了洛杉矶，但洛杉矶也没能给这个节目带来好运，观众人数一路从2100万跌至750万（见下图）。节目时段也从周四晚间9点的黄金档转到周一的9
篇四：传媒娱乐化的思考
关于新闻娱乐化的思考【研究】 2014-12-30传媒文化读本?新闻传播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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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娱乐化有利有弊，而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是新闻的信息价值与娱乐价值之间的矛盾。
关于新闻娱乐化的思考
文丨龚国盛
整理自《信息价值与娱乐价值的矛盾及其消解——关于新闻娱乐化的思考》
【本文原载于传媒新动力】
自20世纪90年代始，新闻娱乐化已经成为一股潮流。美国的媒体对“辛普森杀妻审讯案”“戴安娜王妃之死”以及“克林顿绯闻案”等事件的刻意炒作和消费，被认为是美国“传媒娱乐化的三大标志性之作”。新闻娱乐化有利有弊，而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是新闻的信息价值与娱乐价值之间的矛盾。
美国最初的电视市场由全国广播公司（N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美国广播公司（ABC）三家无线广播运营商把持，到1977年，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废除了“限制有线电视向传统无线电视市场扩张”的禁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HBO电视网、音乐电视网（MTV）以及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ESPN）等一批新兴有线电视网络不断涌现。随着有线电视网络覆盖率的提升，独立电视台、节目制作公司和辛迪加开始在电视产业链各环节对传统电视网形成挑战。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迫使每个电视媒体以娱乐化为手段吸引受众。
如果深究传媒市场规制制度的变迁，可以发现，其背后还有更为根本的动因——传播技术的变革。1950-1970年代末，电视信号主要依靠无线广播传输，由于无线广播频率的稀缺，政府部门不得不以许可证的形式限制市场准入，所以才出现三大电视网控制电视市场的局面。到1970年代末，随着卫星通讯技术的发展，电视信号有了新的传输载体，同时，有线电视
兴起，电视传播渠道不再稀缺，于是政府开始放松管制，市场主体才日益多元。从90年代中期到现在，占据传媒技术主流的是基于数字技术的互联网应用，不仅电视产业内部竞争主体更为多元，在电视行业外，互联网新兴媒体的崛起，成为了电视媒体及其服务的替代者，对电视行业带来更大的冲击。为了留住受众，电视媒介的娱乐化趋势愈演愈烈，这一趋势也波及到了电视新闻。
因此，从技术因素对电视媒介市场变迁的驱动作用来看，新闻娱乐化具有某种必然性，是媒体在市场竞争逼迫下的理性应对之策，然而对于这种技术策动的必然性，国内学者较少提及，更多倾向于对新闻娱乐化的道德批判。
大众传媒的职能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监测环境；（2）为帮助社会各部分适应环境而建立各种关系；（3）文化遗产的传承；（4）提供娱乐。通常，媒体的新闻报道主要践行前三个职能，随着媒介规制变迁以及受众需求的变化，娱乐元素被引入进来，于是出现了新闻娱乐化现象，新闻具备了双重价值——信息价值和娱乐价值。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娱乐价值似乎越来越“喧宾夺主”，对新闻的信息价值造成了巨大冲击，两者似乎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国外学者最初的关注焦点集中于新闻娱乐化对民众政治参与的影响。主要争议在于，政治娱乐化是否将观众注意力从严肃的公共议题引至八卦、丑闻等方面，从而导致民众的政治冷漠和政治参与度降低，新闻娱乐化有可能侵占了媒体空间和观众注意力，影响资讯有效传播。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娱乐化的政治新闻有助于受众尤其缺乏政治知识的受众关注政治，反而有助于扩大政治参与的基础。
资讯娱乐化的蔓延，促使诸多学者担忧娱乐化对新闻乃至媒体本身的冲击。获取娱乐是受众的重要需求，传播信息是新闻媒体的社会价值所在，媒体为了迎合受众的娱乐需求，似乎不得不伤及信息传播的公益价值。Graber通过对诸多新闻提案的文本研究发现，每一个提案都包含特写、同情、认同感、冲突等戏剧性元素，其中，情感诉求比冲突感更受重视。他评论道：“这种戏剧化的新闻报道方式不仅会将受众注意力导向事件枝节而忽略了一些重要事实信息，也会小题大做将小意外描述成耸人听闻的大戏剧，具有误导性与欺骗性。”
总的来看，学者们对新闻娱乐化持担忧的态度，关注的焦点在于经过娱乐化包装后的新闻有可能转移受众对新闻的关注重点——只是从新闻中获得娱乐，而忽视了更重要的新闻本身的信息价值。近年来国内某些电视台的民生新闻以及方言新闻，似乎呈现出这样的娱乐化特点，观众们以围观的心态观看新闻中的各种奇闻怪事。
电视节目的价值需要通过传播来实现。收视率越高，节目的经济价值越高，如果能够在获取高收视率的同时传递正向价值，则节目的社会价值也相应越高。实际上，没有收视率，社会影响力也无从谈起。因此，追求收视率对于电视媒体来说无可厚非。
清华大学赵曙光归纳了受众观看电视的诉求要素：重要性、显著性、利益相关性、情感体验、信息量、悬念冲突、转折与戏剧性、互动及参与等。不论电视媒体定位如何，不论是出于公益还是商业目的，这些诉求要素都客观存在。就新闻来说，这些诉求要素有的指向信息价值，如重要性、显著性；有的指向娱乐价值，如情感体验、悬念冲突。节目能够满足的受众诉求越多，获取稳定收视率的几率越大。电视新闻必须兼顾信息价值和娱乐价值，才能获得受众的更多关注，产生影响力。
No.1 | 以传播信息为报道初衷
提供娱乐是大众媒体的基本职能之一，电视媒体没有必要避讳娱乐。但是，总体来看，不论是纯娱乐节目还是新闻节目，都必须娱乐有度。新闻的本质属性是信息——有价值的信息，电视新闻的报道初衷是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具体到新闻价值的判定上，要以显著性、重要性、影响面、利益相关性等作为遴选指标，而不是以是否吸引眼球，是否够娱乐作为标准。在新闻稿件撰写和表现形式上必须忠于事实，不可为了“好看”，片面夸大细节，尽量还原事实的全貌。
No.2 | 表现形式进行适度娱乐化包装
“硬”新闻（主要是时政新闻）多采取“播”的方式，主持人发挥的余地有限，而民生新闻的自由度大一些，主持人通常“说”新闻，甚至使用方言，更具亲和力，氛围更轻松。
例如湖南卫视的《播报多看点》，以真实发生的新闻事件为线索或佐证，以科学实验或专家访谈为手段，探寻社会生活中某些传言的真实性，提供服务性的生活知识。主持人方家翊和梁田以日常的休闲着装，轻松幽默但又不夸张造作的言说，将丰富的生活资讯娓娓道来。发
端于上海的《壹周立波秀》，同样是以社会事件作为素材，但是以“海派清口”作为言说方式，令观众在笑声中蒙受教益。
No.3 | 打造更多专业性新闻频道
新闻的信息价值无法凸显，与众多省级卫视的综合性定位有密切关系。我国的省级电视台大多只能开办一个全国性的卫星频道，为了满足大多数受众的需求，所有卫星频道的节目定位都是综合性的。新闻作为一个节目分支，在电视剧和娱乐节目的夹缝中生存，难以形成大的影响力。
目前观众能够收看到的专业新闻频道，只有央视的十三套新闻频道以及凤凰卫视。虽然各省级卫视大多强调新闻立台，但是真正有全国性影响力的节目仍是娱乐节目。如果要凸显新闻节目的地位，实现新闻节目形态更多元的尝试，必须打造更多的专业新闻频道，以提升新闻节目的整体竞争力。某些在娱乐节目上不占优势的落后卫视，或可尝试从成本相对较低的新闻节目突围，通过娱乐与新闻的嫁接，打造多元化的新闻节目，以集群之力扭转当前泛娱乐化的媒介生态。
No.4 | 强化新闻评论
新闻评论彰显了一个媒体的基本立场、价值观念以及对社会运转和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是一档新闻节目的品质体现、点睛之笔，更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新闻媒体的公信力与社会担当。即便一档新闻节目充斥了“家常”“戏说”“讲故事”等娱乐元素，但是如果能在新闻事件播报之后辅以犀利独到的点评，那么该节目仍不失新闻品质。例如《壹周立波秀》，本质上仍是新闻评论节目，边戏说，边点评，不断展现其独有的观点、立场，在抑恶扬善中传递出正向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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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五：那些美国的官N代们——美国政治生活的私人化【2015.5.3】
基于这两个释意，比尔和希拉里的夫唱妇随只是“家族”的未完成品。即便希拉里最终如愿坐上夫君曾经的宝座，他们也因为没有血缘关系而构不成“家族”。而具有血亲的昔日“第一女儿”切尔西虽然连公婆都是前任国会众议员，但她本人毕竟仍未步入政坛，所以也就没有了“几代人”的参与。换言之，克林顿一家充其量是个“政治家庭”，有些向“家族”过渡的潜质而已。
相比之下，已宣布角逐2016的兰德·保罗可谓是传承了其父罗恩·保罗在1988、2008及2012三度参选的衣钵。而这两位秉承着自由意志主义的非主流共和党人得以先后在得克萨斯和肯塔基两州选入国会，也堪称一段“政坛佳话”。但保罗父子的从政生涯未免太过地方化，又从未触碰权力核心，还有些被边缘化倾向。与其用贵族气、高大上的“家族”来形容，更适合保罗一家的词汇其实是“政治世家”。
反观布什们，从新英格兰发迹，又在南部生根开花，至今已有四代叱咤政坛，无愧为“政治家族”。如果杰布·布什2017年入主白宫，“一门三总统”的豪气可谓登峰造极。不过，如果与另一个贴有“王朝”标签的肯尼迪家族比较，布什家族至少目前仍与“王朝”存在一点点差距。布什家族的从政脉络相对简单，从康涅狄格到得州再到加州，从政府官僚到国会议员，从州长到正副总统，且尽皆共和党人。更为关键的是，布什家族从第一代及普雷斯科特当选国会参议员至今遭遇了多个“政治缺席”：即1963年普雷斯科特卸任到1967年老布什出任国会众议员的4年、1993年老布什卸任总统到1995年小布什出任得州州长的2年以及2009年小布什卸任总统至今的将近6年。杰布的长子小普雷斯科特虽然已于2014年初涉政治，但其当选的得州土地专员还远不具备联邦影响力。
布什家族的“政治缺席”损害了其晋升为“王朝”的延续性，而肯尼迪家族则毫无压力。自1947年约翰·肯尼迪当选国会众议院至今，肯尼迪家族从未离开过主流政治。其中从2009年特德·肯尼迪病逝到2013年家族第四代约瑟夫·P·肯尼迪
二世出任国会议员的4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国会中唯独没有肯尼迪家族成员的短暂间隙。不过，也就在这1460天中，肯尼迪家族两位女婿即阿诺德·施瓦辛格和安德鲁·库奥莫恰好完美补位。前者是加州共和党籍州长，于2011年卸任，后者则以民主党人身份在2011年初接任了纽约州州长。施瓦辛格和库奥莫两位“外戚”的加入，巩固了肯尼迪王朝的“大一统”：从马萨诸塞、到纽约、再到加州，从国会议员、到总统、到州长再到驻外大使，从民主党到共和党，其家族成员几乎容纳了政治全光谱。值得一提的是，库奥莫同样出身于纽约州的政治世家，其父曾任纽约州州长12年。虽然库奥莫在2005年就与肯尼迪总统的侄女离异，但并不妨碍这段长达15年的政治联姻为他带来的平步青云。
于是，2016年大选就变成了政治家庭、政治家族或政治世家的混战，也像是鳞次栉比地镶嵌着某个特定政治形态不同发展阶段的时间岩层。而这里的特定政治形态或者可以统称为美国政治生活的“私人化”趋势，即从事政治、参与甚至主导政治生活日益成为了某些具有亲密关系特别是血缘关系的群体的私人专属选择。
【“私人化”是政治传统吗？】
众所周知，美国社会并没有世袭的贵族，联邦宪法的第九款和第十款还曾明确禁止联邦政府或州政府“授予任何贵族爵位”。但对私人化政治的追溯，几乎要回到国家成长史的襁褓之中。在国家奠基的峥嵘岁月里，绝大多数历史参与者更为关注的事情是生存本身，只有一小撮达官贵人才会在衣食无忧之后混迹于公共事务。在“小池塘”中的这些“大鱼”也就轻而易举地脱颖而出，进而长期占据了政治舞台的头牌，甚至荫庇给了家族里的其他成员，从而奠定了某种传统。
随着镀金时代的不期而至，经济上的垄断发展需要政治上长期而稳定的代言人，政党机器与政党老板就此登上历史舞台。而家庭或家族的连接则成为政治寡头最为信赖的组织结构：丈夫在国会里为内弟的炼钢厂辩护，而表妹的煤矿业需要坐在州长办公桌里的表哥背书，甚至某些家族成为了某个特定地区或产业利益的惯性代理人。这里最具代表性的“大鱼”（fish）当属纽约州的哈密尔顿·费什（Hamilton Fish）家族。从1845年到1995年漫长的150年中，四个“哈密尔顿·费什”先后在国会众议院中任职，坚定捍卫着纽约上州保守的农业利益。
不可否认，在进步主义运动之后，特别以初选制度被两党普遍接受为节点，普通公众实现所谓“美国梦”的参政之路日益得以扩展。有统计也显示，1789年第一届国会两院中至少有45%分享着某种程度上的亲属关系，而这个数字在今天大概是10%上下。这个指标的下降应该与议员专业化、参议员普选、初选普及等历史制度变迁脱不了干系。但却丝毫无法否认政治“私人化”所折射出的阶层固化趋势。
曾以“独自打保龄”来揭示美国社区生活衰落的罗伯特·普特南最近有本新书问世，书名叫《我们的孩子：处于危机中的美国梦》。在书中，1941年出生的普特南拿自己的父辈与后辈在社会流动中追逐“美国梦”的轨迹加以对比。其结论是，父辈更容易通过接受教育、努力工作来过上好日子，而作为“我们的孩子”的后辈却似乎被锁在了某个阶层之中，无法获得上升的足够机会。这种所谓的“机会差”在战后半个世纪的美国财富积累中愈发突出，导致了侵蚀着美国梦的阶层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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