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帮深宅1937
来源：学生作业帮助网 编辑：作业帮 时间：2024/09/25 19:20:24 字数作文
篇一：演员陈利影视作品
演员陈利影视作品
陈利，中国内地实力演员，生于湖北荆州，现居北京。
陈利主要影视作品：
电影作品
电视剧作品
网络情景喜剧
篇二：《暗黑者》热映,演员陈利演技晋升实力派
《暗黑者》热映，演员陈利演技晋升实力派
网络剧《暗黑者》日前正在百度视频热播，在昨天播出的第5集中，剧中刘芸的扮演者陈利备受大家的关注。陈利在剧中的表现延续了她往日的演戏实力派风格，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剧中陈利饰演的刘芸是企业家李家实的妻子，和家实集团首席律师周麦有暧昧关系，两人为了得到财产，合谋杀死丈夫，后被“暗黑者”盯上。在《暗黑者》中，陈利把刘芸的角色演的出神入化，非常真实的展现了阔太太的那种傲毒。
说起陈利，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她演过很多影视剧，在《深宅1937》、《约会专家》、《火线姐妹》原名《英烈女儿传》等优秀电视剧中以精彩而朴实的表演把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呈现给了观众。近几年陈
利在《杜鹃花飞》、《中原女警》等片中以出色的表演更是把自己的地位推上了实力派，因为她的表演打动了观众，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陈利，一个始终奔走在演艺路上的魅力女人，她对演艺事业的执着是很多演艺圈的年轻人值得学习的榜样。她毕业于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这是一所由香港亚洲电视有限公司的知名艺术学校。陈利从这里成长起来，也为她的演艺生涯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毕业后的她更是抓住每次演戏的机会，无论是大小角色都认真对待。这次《暗黑者》中，导演就是看中了陈利对演戏的天赋和她对演艺事业的执着，而且她对这个角色的把控非常到位，深得导演和观众的青睐。
很多人看了陈利的微博，感觉她和平常人一样，有同样的心情与情绪。她也会告诉自己，当才华还撑不起野心时，就应该静下心来学
习。大家都知道，如果想真正成为一名实力派演员，每天的学习是必然的，也是与飞速发展的演艺圈相符的，这一点，陈利一直在努力和坚持。
陈利在《暗黑者》的独到精湛的演技，相信是很多努力的融合。
篇三：抗战时期抓捕日谍时为何要脱下他们的鞋子
抗战时期抓捕日谍时为何要脱下他们的鞋子 本文摘自凤凰卫视7月20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1937年7月北平发生了“卢沟桥事件”，日本近卫内阁宣布向华增兵，中国抗战爆发，此时日本对华间谍战也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期，抗战爆发之后，中日首场大规模军事较量发生在上海。当时日军欲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蒋介石则是调集了全国的军队要在上海和日军一决雌雄。然而战争尚未打响，一场情报大战却先在这座东方大都会展开了。1937年8月9日，驻上海丰田纱厂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以及一等兵斋藤要藏驾车冲进了虹桥机场，被守备的中国保安团击毙了。这一事件被称为是“淞沪会战”的导火索。据后来查明，虹桥机场的事件就是因为日军的间谍活动而引发的。原来按1932年“一二八淞沪停战协定”中国不得在上海驻军，只有两个保安团和一个警察纵队来维持治安，形同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七七事变”之后，蒋介石为和日军决战上海，曾经密令驻扎苏州的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派兵潜入了上海。当时张治中派了一个团的正规军，士兵穿上了保安团的服装，乘火车潜入了上海，并且秘密进驻了虹桥机场和龙华机场。但是这一个行动还是被嗅觉灵敏的日军间谍察觉了，最初日本派出了间谍扮成了抄门牌的人，被卫兵抓住之后，脱下他们的鞋发现其大脚趾岔开，那么这是日本人因为穿木屐所形成的特有的生理标志。此后日本海军陆战队又派了中尉大山勇夫等等驾车探秘机场守卫的真实身份，被卫兵开枪击毙了。而这些卫兵正是化装成保安团的中国的正规军。 解说：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聚集了来自世界上五十多个国家的族群，既是闻名遐尔的东方大都会，也是国际间谍之都，日本作家川合贞吉曾这样描述，“上海是国际间谍之都，情报体系错综复杂，有的人与华盛顿有染，也有的人与伦敦、柏林、莫斯科或东京有联系，仅日本在上海的情报机构就有陆军、海军、东京警署、外交部、司法部、台湾总督府、高丽总督府，它们都有独立的机构，相互竞争”。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增兵华北后，上海也是危机四伏。 荣维木（学者）：日本侵略中国，“七七事变”之前（有）两种形式，一种我们叫做是蚕食。“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日军越过长城，然后势力进入华北，它这个叫蚕食，一步一步地来。那么1937年以后，那个叫做鲸吞，就是全面的叫鲸吞。
解说：1937年8月9日，上海发生了“虹桥机场事件”，驻上海丰田纱厂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等驾车密探虹桥机场，被化装成保安团的中国士兵击毙，这一事件成了“八一三淞沪会战”的导火索。事件发生后，上海市长俞鸿钧为避免事态扩大，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交涉。但冈本怀疑，中国正规军已潜入上海，要求上海市政府将保安团撤出机场，这一要求被俞鸿钧断然拒绝。此后双方虽继续谈判，背后却加紧调兵，就在这时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时上海市政府
设在市中心，市长俞鸿钧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北四川路的日本海军司令部，如芒刺在背。为防不测，他下令把市政府情报档案转移出去，但搬运时却发现，这些档案全部失踪，替代的是一堆白纸。 上海名医陈存仁在《抗战时代生活史》中这样记述，“原来当时市政府的秘书王长春早已受日本军部的利诱，勾结部分职员，干了这件盗宗卷的事情，因此市府一切情报日本人早就知道，换句话说，这时市政府的情报处，早已变为日本人的情报处了”。为了躲避日本人监控，俞鸿钧又带着十几名亲信及卫士秘密搬到法租界白赛仲路一栋小楼办公。没想到他上午搬进法租界下午就被日本同盟社披露出来，陈存仁这样写道“日本同盟社送来的稿件分为两种，一种是报纸用的新闻稿，一种是不公开的参考资料，在参考资料中就提到上海市政府已秘密迁移，且将全部人员名单调查得一清二楚”。此后不久南京方面给俞鸿钧的私人密码公文又被破译出来，刊登在日本同盟社的参考资料中，俞鸿钧吓坏了，经调查发现泄露情报的是自己的法文秘书耿嘉基。
白孟宸（《兵器》杂志编辑）：日本当时在上海的实力实际上是比较大的，上海政府的这些相关秘书，包括后来的这个殷汝耕，那么这个（殷汝耕）当时在当上海市政府，好像是日文秘书，那么另外有一个就是法文秘书耿绩之，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是上海黑白两道，尤其是跟这个法租界相关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沟通的人物。
解说：耿嘉基字绩之，除在上海市政府任职外，还曾在法租界公董局及法巡捕房当秘书，是当年上海滩一位黑白通吃的人物，当时上海新闻界的金雄白回忆，“上海社会上提起耿秘书这个人，知道的就不少，他是江苏松江人，父亲是前清出使比利时的钦差大臣。七岁就随父至法、比留学。回国以后一度在外交部供职，从张群出任上海市长以后，他被聘为沪市府的法文秘书”。其实耿绩之早在三十年代初就被日本情报机关收买，“淞沪会战”时，他除向日本人出卖情报外，还在日军占领上海后，与后来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颇为近乎，被国民党军统列入了黑名单。军统特务陈恭澍回忆，“汪伪政权建立，耿亦因故辞去法租界秘书职，以退为进为寓公，深宅大院，俨然以小大亨自居，他走的是二流文人路线，一方面广收门徒，光大社会势力。一方面结交官府，调词架讼，但并不鱼肉市民，有时也做做好人，行行善事”。耿绩之后来在上海永嘉路的公寓开枪自杀，关于他的死因说法不同。
白孟宸：我们现在看到国内的一些资料，称耿绩之曾经跟人说，如果日本人侮辱我的话，我就会自杀，好像也有点民族气节，那么当时他自杀的原因确实是受到日本人的侮辱，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是在这个1943年，日本在上海到南京的火车上，发现了大量的走私、偷运的大米，因为当时日本将大米进行了专营，那么当时就在上海抓了一批人，那么这批人就供出了耿绩之。
解说：当时耿绩之被日本宪兵逮捕，关押在南京，通过家人疏通才被放回上海。
白孟宸：回到上海没多久就自杀了，那么当时上海的一些人的推测是，这个几十万斤大米的走私案，可能涉及汪伪的上层。耿绩之作为一个知情者，而且是已经被发现的知情者，他只能是被自杀这种状态。那么在耿绩之自杀之后的三月份，当时汪伪的粮食局的一些相关领导就直接被枪毙了，那么这个事就查到这一级为止。
解说：“淞沪会战”前日本情报机构不但收买了耿绩之、王长春等上海市政府的公职人员，还把手伸到了蒋介石身边，淞沪开战前，蒋介石曾在东京军委会召开的最高国防会议上，下令封锁长江下游的咽喉江阴要塞，当时蒋介石密令沿江中国军队破坏江阴一带长江水面的航标，在长江航道沉船、布设水雷。
黄晓峰（学者）：把江阴的航道给堵塞掉，可以造成两个结果，一个是使得上海或者海洋上的日本，因为日本的舰队很强大，不能够通过长江往南京进攻，另外一个方面呢，在长江上游把日本长江舰队和商队的船给截下来，或者消灭掉，当时是很重要的军事方案。
解说：但蒋介石没想到，密令刚下达，中国军队还未来得及行动，日本人却首先得到了消息。从8月6日起到8月7日止，长江中上游各港口包括南京、武汉、宜昌、重庆正在行驶或停泊的日本军舰、商船近三十艘，好像同时接到了蒋介石的密令一样，全部升火，开足马力飞速驶往长江下游。
黄晓峰：告诉地通过了江阴一带，就跑了。那么国民党赶快派空军追上去轰炸，都来不及了。 解说：据载连长江中上游各港口城市的日本侨民也停下工作，即日随日船撤离，有的家里电风扇都没关，有的人去楼空后，桌上还留着冒着热气的饭菜，等中国海军奉命拦截时，只扣住两艘日本小商船，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愤怒地把桌上的景德镇瓷器扔出窗外。
黄晓峰：明摆着是一个泄密事件，那这就说明什么呢，在国民政府的高层，在掌握绝对机密的人群中间出现了间谍。
解说：那么究竟是泄露了这一最高国防机密呢。当时参加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的，除蒋介石本人外，还有行政院长汪精卫、军政部长何应钦、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及各大战区的负责人。除此之外就是担任会议记录的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
黄晓峰：后来查出来就是汪精卫的机要秘书叫黄浚。汪精卫当时是行政院长，相当于总理了，那就是说他的机要秘书，他的职位相当于是国务院办公厅主任了，就这么一个（职务），你说他有什么情报不知道的。
解说：原来黄浚早年曾留学日本，与后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是早稻田大学同学，而须磨名为驻华领事，实为披着外交人员外衣的日本间谍，他以老同学的名义收买了黄浚，使黄浚在蒋介石下达封江命令仅一小时后，就把这一情报转给了须磨。须磨将情报上报，驻上海的日本海军司令部立即发出了所有军舰立即升火，迅速驶往长江下游，强行冲过江阴要塞的命令。
陈晓楠：黄浚的通敌行为后来才被查出，并且最终被枪毙。但是他造成的损失却已经无法挽回。“淞沪会战”之前，日军之所以疯狂展开间谍战来扰乱中国的部署，是因为当时日本在上海只有三千多海军陆战队，以及一些军舰，不能应付较大的战争。因此当时日本的策略是三分靠兵力，七分靠情报。这一策略可以说是起到了作用。淞沪开战之前，日本人没放一枪一弹，就利用间谍活动把中国政府和军队置于了不利的境地，战争爆发之后，日本间谍更是主动出击，连上海的日本浪人们都行动了起来。当年上海曾经有一座井上公馆，主人叫井上日照，是一名日本商人。但是井上公馆表面上是商业机构，实际上却是日本在上海的民间情报组织，当时井上日照在上海招募了六十多名日本浪人，经过训练，这些人不但熟悉通讯、化妆、爆破、暗杀等等间谍技能，还能讲一口颇为地道的上海话。
“淞沪会战”打响后，井上日照命令手下的浪人们为日军进攻提供情报，指示道路。“淞沪会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本来认为江南湖网、水道密集，不利于日军的机械化部队作战，但是日军对地形的熟悉程度却超过了我们自己，甚至那些古老的石拱桥宽度是多少，他们都一清二楚。所以日军的坦克简直就是为其量身打造的，正好可以通过。就在中日双方在上海以死相拼的时候，日军主力又突然从杭州湾以及金山卫一带登陆了，那么这本是中方认定登陆的海岸，日军又是得到了哪些情报呢？
解说：“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后的1937年11月5日，柳川平助任司令官的日本第10军在杭州湾及金山卫一带登陆，对中国军队形成包抄之势，这次登陆成了“淞沪会战”中的胜负手，那么日军为何选择在杭州湾及金山卫一带登陆呢。
赵云峰（学者）：我们知道登陆战的时候，对于海岸、滩涂这些条件要求是很苛刻的，岸边几十米以下，它必须最好是沙滩或者是石滩，不能是滩涂，因为滩涂像沼泽地一样，你想登陆的步兵带着几十斤的装备下来，他们就被吸在泥里了，就上不去了，变成活靶子。
解说：原来早在“淞沪会战”前，日本人就对上海周边的海岸线进行了间谍测绘。
白孟宸：1937年“淞沪会战”的时候，那么日本方面在预先对上海的相关码头包括滩涂都预先进行了一种非法测绘，那么这个非法测绘的原因呢是一部分是1932年第一次淞沪抗战的时候得到的经验，当时日本方面在这个上海附近的浏河，叫七丫口进行登陆，但是日本方面发现这个中国的河道没有太多的疏浚，相关滩涂的情况甚至连中国当时的航运主管部门都不清楚。日本本来准备是偷
这个航海图，但是中国当时没有完整的海图，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日本的这种海军系统和日本当时在上海的一些其他的部门进行这种联合的非法测绘。
雪珥（学者）：日本对中国的谍报，它在机构设置上面它是有两个时段的变化，一个是在1878年的时候，日本把这个参谋部从陆军省独立出来，那么成立了参谋本部。第二个是在1893年的时候，它把这个海军的情报部门从参谋本部里独立出来，通过两次机构的变革，在这个陆军和海军都有了独立的情报体系。
解说：抗战爆发前，不管是日本陆军还是海军，对中国很多地方都展开了间谍测绘，而早在民国初年，日本间谍就通过测绘制作了多种中国各地的地形、地势及军事兵要地图。
白孟宸：最著名的这一批是1911年，就明治四十三年，在中国北方和南方画的这一批地图，那么这一批地图呢，有一些是十万分之一的，有五万分之一，也有两万五千分之一的，那么这些地图的精度和准确情况，还有像对一些特殊的道路的指标作用，都比当时中国军队装备的地图要好得多。 萨苏（学者）：现在前些天发生了一件事情，就在宝鸡抓了一个日本人嘛，然后就说他怎么，这个间谍怎么测绘一些东西什么的，有人就说了现在通过卫星，不是全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嘛，何必要在当地进行测绘呢，这可不一样，举个例子来说，一座山它的山下是一个气候，山上就完全不是一个气候，你这卫星可拍摄部分出来，你只有到当地去才明白，当年中国人吃过这个亏，打远征军的时候去嵩山，山下面热死人，山顶上冻死人，一下子能冻死两百人，那么这种情况你只有到当地考察才可以做到。
解说：抗战爆发后，日本常年积累的间谍测绘及情报勘探开始发挥作用。“七七事变”后，很多侵华日军指挥官手中都有详细准确的中国地图和风土人情介绍，甚至具体到每个县，如数家珍。 萨苏：坂垣征四郎当时就曾经到陕西去拜访他同学阎锡山，从北面一路经过五台，进入到山西腹地最后到达太原，阎锡山也很高兴，来了个老同学嘛，接待他，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几年以后当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坂垣征四郎就是沿着这条线进入山西的，他的军队就是沿着这条线侵入山西的。
黄晓峰：到1944年的时候，独山事件，日本的部队就从广西就追进贵州来了，一直追到独山。那么他从广西进贵州的时候，在所有的地图上就这一条，所有的难民都在这条路上，就把日本人给挡住了，这时候第3师团的人就拿出一个地图册，是什么？是大学东亚教科书上的地图册，然后拿这个地图册一翻，就发现边上还有一条小路，这条小路是中国任何地图上都没有的，那么这个小路是怎么出来的呢，就是在1911年的时候，日本的一帮到少数民族地区考察人类学的（学者），他就把这条路给画下来了，那么中国搞地理的（人）都不知道有这条路。
篇四：杨铁成
冀中军区回民支队政治部主任杨铁成
杨铁成（1907—1939），河北深县人。师范毕业后参了军，任
团部副官，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夏，遵照党的指示
回乡组建党组织，并创办夜校。后任中共唐奉区委书记，中共
深县县委书记。1938年后任冀中军政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人
民自卫军特二总支书记，回民教导总队政治部主任，冀中军区
处长，回民支队政治部主任。1939年10月，在河北霸县作战
中牺牲。
杨铁成，学名杨成刚，字近仁，号画痴，曾用名杨毅民。
1907年出生于河北深县双井乡马官屯村一个富裕农民家庭。上
小学时显露出了他的多才多艺，后来上了师范，接触到了艺术，
他酷爱国画和篆刻，业余时间常为人作画、刻章。同时开始接
触革命思想，他自费订阅了许多进步刊物，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不久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信奉共产主义的进步青年，立志为广大劳苦大众谋幸福。毕业后就出外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开阔了眼界，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后经人推荐，于1930年9月，进入国民党陆军第三军九师二十五团任副官，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夏，他奉上级指示退伍回乡进行革命宣传，并着手建立基层组织。回乡后，他为了使更多的人明白革命道理，用自己卖画和刻章赚来的钱，在村里创办了农民夜校，一边教农民识字和算术，一边传播革命思想。没有教材他就自己编写。他还找来铅字模具，把课本内容印成铅字。
1932年初，他组织并联合深、武、饶、安四县进步人士，为民请愿，积极开展“抗租运动”，到国民政府保定法院去打官司，最终取得了胜利，迫使当地土豪解除了压在农民头上几十年的双重地租，得到了贫苦农民的热烈称赞和拥护。在他的认真努力下，先后在当地发展了数名共产党员，并建立了中共深县县委。
1934年春，国民党反动派欺骗人民，声称“实行宪政，还政于民”，背后却是搞假民选。深县国民党县党部在唐奉镇警察局设点，准备进行伪国大代表选举。杨铁成一眼便看穿了敌人的阴谋，他一边向广大民众揭露伪政权的伎俩，一边依靠党的组织，联合进步人士，阻止“民选”的进行。发动以马官屯村杨介人为首的进步青年农民，在选举当天混入现场。趁伪警察不注意，突然冲上台去，砸了选票箱，烧了选票。杨铁成和青年们一边高呼口号，一边散发揭露敌人阴谋的传单，现场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此次行动，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在当地造成极大影响。由于白色恐怖，党组织停止工作。他隐居乡里，还自己组装了一台矿石收音机，以便和夜校同学们一起收听进步广播。当听到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时，他和同学们，兴奋至极，大大增强了革命信心，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革命活动中。
1936年9月，中共直南特别委员会派吴立人到深县，以“一二九”运动南下宣传团成
员的名义开展党的工作。他与杨铁成取得联系后，一起在唐奉、刘屯、郭家庄、大召等村发
展刘书亭、杨怡然、任佩珍等5人入党，成立了中共唐奉区委员会，杨铁成任书记。同年11月，中共保属特委委员肖悌到深县，在马官屯村传达特委指示，并恢复建立中共深县委员会，统一领导深县和束鹿党组织。杨铁成又担任县委书记，领导和发动广大农民投向到反帝反封建的洪流中。
1937年10月14日，原东北军第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团长、共产党员吕正操，遵照党组织的指示，拒绝国民党的南逃命令，率部举行起义，改称人民自卫军，回师冀中。在中共保定直属省委领导下，与河北游击军等抗日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人民自卫军在晋县、深县、无极、深泽、安平、安国一带活动，杨铁成奉保属特委指示，协助其收编地方游杂武装，创建冀中抗日根据地。11月，随着人民自卫军的壮大，为培养各级干部骨干，在安平县成立军政干部学校，由阎九祥任校长，杨铁成参加了学校的政治工作，不久接任政治部主任。
杨铁成一边抓学校政治工作，一边亲自给学员上课。他发挥自己的特长，和共产党员萧秉钧一起建起了救亡室，里面挂着他画的许多宣传图，如抗日形势图、敌我力量对比图等，还放了一些革命书刊供学员阅读。杨铁成知识丰富，讲起课来引经据典，有事实有理论，很有说服力。他通过讲列宁的生平事迹和十月革命的故事，讲解什么是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时还给学员们讲授部队管理知识。除此以外，杨铁成还为农民短训班上课，军政干部学校为冀中部队培养了大批干部。培训结束后，杨铁成调入自卫军，担任特别第二总支书记。
在人民自卫军成立之时，河北保定地区回族青年刘文正、马永恩、马国忠、白振武、白仲庆等人，在共产党员肖秉钧的指导和帮助下，在定县、安国一带组织起了“回民抗日义勇军便衣队”和“回回铁血抗日救国队”，随后两队在各地活动，越来越多的回族爱国青年参加进抗日队伍中来，很快就合编为“人民自卫军回民干部教导队”，马永恩任队长，肖秉钧任政治主任，刘文正为副主任。
1938年4月，杨铁成接替萧秉钧，调任回民干部教导队政治部主任，并任党支部书记。不久，深县土匪徐二黑（徐亚平）部五六百人从深县窜到安平，盘踞在城西的子文镇，肆意骚扰百姓，并不断侵扰抗日武装。徐二黑的父亲徐长山就是当地大名鼎鼎的土匪，受其父影响，徐二黑遇事更是心狠手辣。曾因倒卖枪支被国民政府通缉，逃到献县西河货栈躲藏，后潜回原籍，又打死了警务长，之后逃往郑州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在二十九军一三二师当上了中校团副。七七事变前后，受命回深县组织队伍，徐二黑遂借国民党驻县军队势力网罗流氓无赖，组成两千余人的队伍，称霸一方。1937年10月，深县国民政府县长携员弃城南逃，徐二黑占据深县城，自称为保安司令，接着又投靠日本人，当了汉奸。为了除掉后患，冀中省委决定消灭这股土匪。杨铁成主动请战，率领回民干部教导队迅速行动，在人民自卫军的支援下，一举攻占子文镇，全歼了土匪武装。
之后，杨铁成又调到冀中军区机关工作，主要负责开辟大清河以北根据地，组建冀中军区第五军分区。其间，杨铁成参加了冀中军区组织的围攻保定、定县等城市日伪军的战斗，并参加了许多次拆城和破路运动，狠狠打击了日伪军，有力地配合了冀中主力部队作战。6月，冀中军区决定将原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军的两个回民教导队，合并编成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杨铁成因为对回民的工作经验，被军区选为主要领导参与了整编工作，两个教导队合编为回民教导总队，马本斋任总队长，马仲三为副总队长，领导机构除政治部健全外，司、供、卫均不健全。部队名义上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实际上只有七八个党员，还处
于秘密状态，所以党的力量还很薄弱。回民教导总队奉命到河间沙河桥镇驻防，主要任务是整训部队。近三个月的沙河桥整顿，为部队逐步走向正规化打下了基础。
1939年1月，贺龙、关向应率八路军一二○师主力到达冀中。4月，杨铁成随冀中军区机关，配合一二○师在河间齐会村激战三天三夜，进行了著名的齐会战斗，为平原游击战争歼敌树立了榜样。为了加强部队正规化，军区决定将一个团级的回民教导总队，扩编为暂三个大队的旅级回民支队，马本斋请求程子华政治委员派老红军干部和有能力的政工干部来。冀中军区随派红军干部郭陆顺到回民支队任政治委员，又派有回民工作经验的杨铁成担任政治部主任。
经过军事、政治培训，回民支队战斗力大大加强，转战于冀中平原，不断抗击日伪顽敌，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部队很快发展到2000多人，由于回民支队骁勇善战，很快成为冀中平原上威名远震的一支铁军，能征善战的劲旅。10月，日军出动兵力6000余人，火炮30余门，汽车200余辆，坦克、装甲车20余辆，飞机23架，对大清河以北地区的新城、霸县、雄县、永清、固安和安次等县进行残酷围剿和“扫荡”。回民支队和第五军分区部队一起，配合一二○师狠狠打击来犯之敌。半个月内共进行战斗13次，打死打伤敌军几千人，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不幸的是，就这个月，在河北霸县与日军的一次遭遇战中，政治部主任杨铁成不幸牺牲，年仅32岁。（此稿由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研究部主任和杨铁成孙杨永宁共同整理完成）
郝雪廷主要著作介绍
郝雪廷，现任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研究部主任，主要从事军史研究和文学创作。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博物馆协会会员，中国神剑文学艺术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戏剧家协会会员，山西省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著有《八路军
篇五：茅于轼的经历
在遭受长期病疼折磨后，赵燕玲的身体奇迹般好转。她早年出生于富商之家，
曾是一名助产士，如今已80岁，承担了所有家务，并负责照顾茅于轼——她85岁的丈夫，中国最著名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之一。 在59年的婚姻历程中，温婉、隐忍的大家闺秀赵燕玲不曾在茅于轼遭受困境时转身离去。 赵燕玲的选择，早在嫁给茅于轼的时候就已作出。由于丈夫一门心思放在事业上、学术上，体弱多病的她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庭和更为琐碎的事务上，伺候老人、照看孩子、应付各种人情往来。 她算不上一位心怀天下的知识分子，很少谈论家国大事。她所做的事情不像茅于轼那样为了群众和国家，而是遵照夫妻和生活的法则，细致耐心地支持和照顾丈夫。 但她的生活逻辑，支撑、保护着茅于轼的家国逻辑。 先生的书房与太太的客厅 茅于轼每天的时间从早上6点开始。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书房开电脑，然后趁电脑启动的时间去上厕所。他将自己笔记本电脑的开机时间控制在40秒以内，一旦超过这个时间，就会给助手张林打电话，让他过来看一下。 “他觉得浪费时间是一件最不能接受的事情。”张林对《博客天下》说他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被茅于轼叫去帮他检修一次电脑。 从清晨6点到晚上10点半，除了中间吃饭和短暂午休的时间，茅于轼会一直坐在电脑前，面对着一块14英寸的屏幕——这是他与外界联系的窗口，也是他没有硝烟的战场。 茅于轼晚年的风暴大多从这里刮起。他将自己对经济、政治、社会等以及一些人的看法发表在网上。 除去撰写这些让他赢得声誉又招致攻击的文字，他在电脑上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回复各种各样的邮件。 很多邮件内容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求助，比如问他怎样才能致富，家里遭遇拆迁该怎么办，东西卖不出去该找谁。一些人还会向他借钱。 有时，茅于轼瞒着夫人偷偷给陌生人寄钱，赵燕玲发现后就会数落他。她担心茅于轼被利用。 她觉得茅于轼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原则。每逢这样的时刻，茅于轼都报之呵呵一笑。这是他化解矛盾的方式之一。 就在茅于轼安静地坐在自己的书房里与外界的联系时，赵燕玲则忙着一日三餐、家务，并客串茅于轼的前台：接电话、复印文件、发传真、寄信?? 她自诩的好身体让人忽略了她本身也需要照顾。茅于轼的助手张林提到，几年前，赵燕玲可能因为血压问题，晕倒在阳台上，一直在书房忙碌的茅于轼不知道，最后还是邻居发现的。 “生活上我独裁，我给他吃什么就吃什么，我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事业上是他独裁，他想说话他说他的，我不干涉他，他做的一些事情，基本上我都支持，比如他2012年给天则所捐了100多万，包括弗里德曼奖的奖金，也都捐出去了。”赵燕玲用一句话概括了她与茅于轼在家里的分工。 在个人生活上，赵燕玲说茅于轼是一个完全没有要求的人。问他想吃什么饭，他会说“你烧什么我吃什么”。在飞机上选餐，问他要牛肉的、鱼肉的还是鸡肉的，他说“你吃什么我吃什么”。 穿着上，茅于轼也很少讲究，每天穿什么衣服都是赵燕玲负责打理。她记得茅于轼最近一次买衣服是在2012年，买了一件燕尾服，为的是去美国参加“弗里德曼自由奖”的颁奖仪式。 “你要想虐待他，容易得很。”赵燕玲笑着说。 早些年，赵燕玲还有看报、读杂志的习惯，现在由于视力下降的厉害，最多也就看看新闻标题。视力不好，她已经很久没有做过衣服了。茅于轼曾经在文章里表扬她：“非常能干，会做衣服、织毛衣，我的衣服从衬衫到外衣都出自她的手。” 被时光一起消磨掉的，还有她年轻时候的爱好：看越剧、读小说。好在，一年前，她学会了使用电脑，有时候她会帮茅于轼收收邮件；女儿几年前送给了茅于轼一个iPad，她也会玩了，闲下来时她会在上面玩会儿单机版的麻将。 在儿子和女儿都定居国外后，她的生活重心已完全倾斜在茅于轼身上。 他们待在家里的宁静时光并不多。一年中，他们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外面，茅于轼要忙于天则经济研究所、人文经济学会、北京富平学校等地方的工作，还到各地参加活动或发表演讲。 没有外人来访时，赵燕玲和茅于轼通常一个在书房，一个在客厅，各忙各的。“有的时候想进去看看他，又想，别捣乱了。习惯了也不闷，也挺好的。他干他的，我干我的，互不干扰。”赵燕玲说。 在一起相处多年，他们之间已经养成了高度的默契。茅于轼只有把要寄的信、要复印的东西往桌子上一放，不用说话，她就会完成这些工作。 经济学家的保姆和保
镖 当年激昂的经济学家和优雅的女士如今开始相依为命。赵燕玲一个人在家里，茅于轼不放心；茅于轼一个人出门，赵燕玲不放心。 赵燕玲觉得茅于轼是个事业上的强人，生活中却是一个弱者。“让他在家里拿一样东西也拿不到，每次出去，总是丢三落四。”说起茅于轼出门丢过的东西，赵燕玲一口气举出钱包、身份证、衣服、领带，甚至牙膏、牙刷、拖鞋这样的例子。 最让赵燕玲担心的是，随着年纪的增大，茅于轼走路不那么稳了，“他是低血压，有时候脑供血不足”。她清楚地记得几年前偶然陪同茅于轼参加一个活动时，他上台之前突然说：头晕，要倒。 从那以后，赵燕玲开始寸步不离茅于轼。出门帮他收拾行李，坐车帮他开车门，扶他上下台阶，帮忙拿他脱下的外套，饭桌上为他夹菜，大声转述别人对他的问候?? 她在扮演之前的那个赵燕玲的同时，还得扮演近半个茅于轼，做他的手，当他的耳朵。 “总觉得我在他旁边对自己是一种安慰，对他也是一种保护。”赵燕玲说。 她所说的保护不只是防备茅于轼突然头晕或走路跌倒，还包括防范来自极端反对者的人身伤害。 大约5年前，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上，茅于轼被人扔过一只鞋子；2011年4月，茅于轼在北京理工大学作报告时，几名中年男女突然打断他的演讲，冲上讲台；去年5月，有人半夜给他家打骚扰电话，进行谩骂和人身威胁。 这些时候，赵燕玲都陪在他身边。 赵燕玲并不完全赞同茅于轼的做法，但她从未停止支持他。有时她会劝茅于轼少说儿点，说过就算了，“但他还是坚持他的原则，那是他的自由，我也干涉不了”。 她经常成为指向茅于轼的攻击的最初承受者。如今，家里的电话机还留存着骚扰者的电话录音，里面充斥着粗粝的脏话。赵艳玲负责接听家里的所有电话，她一听到这样的电话内容就挂掉。 “那是他的自由，他的水平，他的人品，不理他。”听完赵燕玲转述后，茅于轼这样评价。但赵燕玲说：“你不理他，电话我接，我替你挨骂。” 在毛泽东120周年诞辰时，她叮嘱丈夫少说点儿话。 相对而言，茅于轼对外界攻击的免疫力要比赵燕玲强。赵燕玲说她一听到别人骂脏话，“舌头整个都发干了，嘴里边就好象一种生病的感觉”。茅于轼本人却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反而说赵燕玲“心态不好”。 有时候她认为，茅于轼的观点可能太超前，一些人无法理解，才会恶言相向。 她极少关注网上对茅于轼的评价：“会被气死，还不如不看，我主要照顾好他的生活、关注他的健康就好了。” 茅于轼的追求与赵燕玲的蜕变 不久前，茅于轼读了一篇关于原中顾委委员于光远与前妻孙历生的报道，该报道发表于《博客天下》杂志。于光远在孙历生打为“右派”后，迫于组织压力与其离婚，后来孙历生在文革中惨死，于光远很少公开谈论她的故事。 “我觉得于光远这里边有很大的错误，所以他不愿意谈。像我们的情况就不一样了。”茅于轼讲了这样一句话。 茅于轼1958年被打成右派后，赵燕玲拒绝接受组织要求，与他离婚。“我认为他是冤枉的，他不是一个反党反社会的人。”赵燕玲解释。 这时，旁边的茅于轼把话接过去：“她说我是冤枉的，我说我一点也不冤枉。我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右派。”讲完，茅于轼笑着露出引以为傲的表情。 茅于轼于1929年出生在南京。祖父茅乃登，曾任清朝江浙联军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部副长；外祖父陈希濂，光绪时的进士；父亲茅以新，著名的铁道机械工程专家；二伯父茅以升，一代桥梁大师；大伯父茅以南，日本“海归”。 和茅于轼一样，赵燕玲也出生在江南一个大户人家，她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烜赫一时的商人，父亲在张家口经营一家蛋厂。她和家人住在苏州的深宅大院，过着阔气生活，家里请了几个保姆，雇有车夫。 1937年抗战开始，茅于轼的父亲不得不带着一家人颠沛流离，“12年的小学中学一共上了13个学校”。赵燕玲家的生意无疑也受到了影响，父亲被迫卖掉工厂回到苏州。但她们一家并没有选择跟政府一起撤离，而是选择留在沦陷区。 茅于轼说这是他们两家的最大区别：知识分子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但商人就不同，只要有生意做就行。这句话某种意义上指向两人的区别，一个看重公共生活，一个更在意私人生活。 在认识赵燕玲之前，茅于轼有一段失败的初恋。对方是他的高中同学，毕业后两人一直互相写信，直到茅于轼大学毕业分配到齐齐哈尔铁路局工作后还有交往。但由于长期分离，他们分手了。 失恋的茅于轼给母亲写信诉苦，要她帮忙物色对象。赵燕玲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闯
入了他的视野。 茅于轼和赵燕玲是远房亲戚，赵是茅“舅妈的女儿的舅妈的女儿的舅妈的女儿”，他称之为“舅妈女儿的三次方”。反过来，茅则是赵“姑妈儿子的三次方”。茅于轼第一次看到赵燕玲的照片是他舅妈的儿子偷给他看的，“我见到之后当然羡慕不已，恨不得立刻就能见面”。 赵燕玲说，自己当时对茅于轼却没什么感觉。“当年他没有现在帅，人又瘦，牙是爬的，眼睛又小。我妹妹她们看了直摇头。我父亲开始印象对他也并不是太好，觉得还可以吧，是书香门第出身的。” 赵燕玲坐在书房向我们回顾这些往事的时候，茅于轼正在客厅摆出各种动作和表情供摄影师拍照。 她第一次见到的茅于轼和眼前的这个茅于轼，中间已经隔了整整60年。 “他追我追得厉害，给我写信，我父亲一看信，文也好，字也好，他说这现在少有，就特别喜欢他。”赵燕玲继续讲述。 她记得茅于轼第一次送给她的礼物是一个皮包和三本书，但她并不喜欢。“我告诉你，那个包的颜色啊，叫真难看，咖啡要深咖啡才好看，他买的又不是淡咖啡，有点灰咖啡。三本书是《钢铁是怎么炼成的》、《希腊的故事》呀什么的，这是书呆子的表现。” 不过，当时在无锡助产学校上学的赵燕玲最终被貌不惊人、也不懂得浪漫的茅于轼打动。 如今，茅于轼认为自己之所能在赵燕玲的五六名追求者中脱颖而出，是因为缘分。“当然，也许跟我的表现有关”。 他一收不到赵燕玲的回信，就给她发电报——这大约是当时最奢侈的情书。 1955年结婚后没几年，在协和医院上班的赵燕玲就因严重胃病停薪留职。后来再也没有上班。现在的她没有退休工资，也没有劳保、医保。 胃病陪伴了赵燕玲半生，几次险些要了她的命。在茅于轼被下放和被驱赶到外地的那些年月，为了不让他担心，赵燕玲哪怕吐血、晕倒，也没有告诉茅于轼自己的病情。 与茅于轼面对时势危难的勇敢不同，她的坚韧表现在家庭关系中的体恤里。 1969年，下放到山西大同的茅于轼从同乡那里得知赵燕玲胃病再次发作，骑着自行车连夜往火车站赶，路上还摔进沟里。他赶回家时已是深夜12点，打开门时赵燕玲很是吃惊：“你怎么回来了？” 富家小姐出身的赵燕玲在那段物质极为匮乏的岁月完成了艰难的蜕变。从一位大小姐变成隐忍尽职的妻子。 “对他茅家，我没有一点愧疚。两个老人从来不上医院，都是我给他们买药，解决他们的病痛。我婆婆最相信的是我，我唯一对不起的是我父母，他们没有得到我的一点照顾。”赵燕玲告诉《博客天下》记者。 茅于轼曾在文章中写道，他一生最值得写的就是赵燕玲：“我父亲晚年时大便干燥，拉不出来，都是她动手抠出来。在我当‘右派’时多少人趁机追求她，她都没有离我而去；在‘文革’时，她勇敢地尽量保护我们全家；‘文革’后，她为我解脱了全部家务，让我可以全副精力投入到工作中。” 他记忆中最甜蜜的地址是苏州市狮林寺巷63号，那是他第一次看到赵燕玲的地方，也是他们度过新婚之夜的地方。如今，那栋房子已经被拆掉了。 美丽的妻子和有才华的事业狂 茅于轼是“文革”的激烈批评者，但赵燕玲说她“感谢文革”。 “没有‘文革’，第一，我们现在不会改革开放，还在实行计划经济，因为‘文革’以后整个国家垮了，所以邓小平说，管他黑猫白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讲完这段宏大叙述后，她接着说道，“第二，要没有‘文革’，我到现在还是什么也不会，我一直在保姆手里头，娘家婆家都是这样，袜子也没洗过。‘文革’以后没办法，锻炼吧。” 这种正话反说的方式是她语言的一种风格，也体现了看待问题的角度，里面依稀还隐藏着善于逆向思维的茅于轼的影子。 赵燕玲会以茅于轼经常谈论的市场经济来反驳他。 有一次，茅于轼请打字员将家里笔记本上记录的联系地址、电话输入电脑，讲好价格是250元一天。结果打字员工作时间加起来5个多小时，赵燕玲觉得一天是8个小时。她不同意按一天算，但茅于轼觉得“对方是社会底层人士”，应该多给一点儿。 “我说你不能破坏市场啊，市场有价有市，都照你这样还不乱了。”赵燕玲说。 长期与茅于轼在一起，赵燕玲对时下新闻和热点话题也耳濡目染。 张林说：“其实她并不想关心这些事，有时候她跟我讲，这些社会上的事爱怎么弄怎么弄去吧。但跟着茅老天天听这些事情，她不得不关心。” 两人价值观、思维方式、审美和作息等方面日益趋同。 由茅于轼等人创立的公益组织北京富平学校副校长邢文毅向《博客天下》形容：“他们俩一
看就是一家人。”她指的是茅于轼与赵燕玲身上共同所投射出来的一种知足、善良、博爱、让人踏实和深信不疑的气质。 自由、平等是茅于轼价值观里最重要的一部分，他和赵燕玲都是践行者。邢文毅说，她常为赵燕玲在生活中流露的不分尊卑的关爱、贴心所感动。 茅于轼家里摆满了照片。有他与夫人的合影，也有不同时期的全家福。那是他们沉淀的岁月，印在薄薄的像纸上。 年轻的时候，茅于轼常常带着妻子去拍照。这可能是他做过的少有的可称之为浪漫的事情之一。 因为漂亮，赵燕玲的照片曾是一些照相馆橱窗里的招牌广告。茅于轼说，如果她那时候参加选美，一定能戴上桂冠。 茅于轼欣赏妻子的美，赵燕玲珍惜丈夫的才华。她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家庭上，好让茅于轼腾出空来施展、打磨自己。 这么多年来，茅于轼对赵燕玲的评价一直未变——贤妻良母。“我的事她不大懂，学问也不是跟她讨论出来的，这方面她对我没帮助，但她帮我弄好了一个家。”茅于轼说。 赵燕玲对茅于轼显然更舍得夸奖：“他的观点是用逻辑推理的，基本上都是对的。他很真，从不说假话，他说的、做的，他都承认。另外，他气量很大，不跟人计较，别人骂他，他也觉得是自由。” 像所有妻子一样，她也挑得出茅于轼很多缺点：“生活上，他不会照顾人。我以前病成那样，他从来没有照顾我一天。他关心的就是自己的事业，除此之外，他漠不关心。” 2013年12月22日上午，赵燕玲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开门、关门。从上午9点到下午近1点，茅于轼在家里一共接待了3拨记者，其中有两拨另约了摄影和摄像团队。 一群人陆陆续续地到达，最后都挤到了一块儿。屋子里人数最多的时候是12个人，占满了客厅、书房以及所有过道。 由于难得在家一次，所有的约访都挤到了一起。在这天下午，还有另外几拨客人前来拜访。时间安排密集，茅于轼养成了不停看手表的习惯。他不太去记来访对象都是什么人，但能准确记住跟对方约好的时间。 他正在和时间赛跑。这是一条看不到终点的赛道，茅于轼希望他在有生之年能跑得足够远。 这个喜欢古典音乐，喜欢听贝多芬、柴可夫斯基、莫扎特的老人，已经很久没去打开那些存封的唱片，甚至连最爱的书法都被他搁置起来。 “他是个事业狂，这是好听一点了。难听一点儿就是在抢时间。你看，85岁，年龄摆着，还能工作几年？”赵燕玲说。在茅于轼埋头奔跑时，赵燕玲做得最多、也是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为他排除各种潜在危险。 张林一直记得去年茅于轼受日本《读卖新闻社》邀请去与北大教授巩献田对谈时赵燕玲的反应。 刚开始时，赵燕玲死活都不让茅于轼去。但茅于轼觉得没什么，最后带着张林成行。当对方开着车来接茅于轼时，赵燕玲跟司机说了这样一句话：“你把什么样的人给我带走了，还要好好地给我带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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