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自然灾害记忆作文

篇一：三年自然灾害

三年自然灾害

三年自然灾害是指中国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发生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在1980年代以前官主多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对于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历来争议颇多，官方一度表示是恶劣气候等客观条件导致，但刘少奇曾评价“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死亡人数也一直是讨论热点，既有认为完全不存在非正常死亡的观点，也有认为死亡人数逾4000万的观点。2012年《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北大教授孔庆东、《南方人物周刊》等知名人物、媒体还为此打过口水仗。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指中国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饑荒。在农村，经历过这一时期的农民称之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歉年，饿饭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在1980年代以前则多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海外一些学者则称之为三年大饑荒或三年大灾荒，西方学者也称其为大跃进饑荒。

人民公社严重打击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其结果是天地荒芜，收成锐减，公粮认购任务无法完成。公社化不久又遇连年自然灾害，农

民肿病横行，死尸遍野，惨不忍睹。肿病全是营养不足所至，每人一天三两，又要劳动，入不敷出，长此下去当然生病。那时得这种肿病的人全身浮肿，手脚无力，用手一压就起一个窝，见什么东西都想吃。粮食不够就搞代食品，什么胡豆叶、芭蕉头、小球藻、野菜根等都用来充饥，后来这些东西找不到了，有人开始吃观音土。观音土吃下需肚子发胀，不能排泄，几天后就被胀死。

我了解到这种情况，想办法从外地运些粮食来救济，下令不准再去挖观音土来吃，并责成各级干部全权负责，不能负起责任的要记过处分，严重者撤职。这种现象制止后，人们想办法弄些野菜掺着粮食吃，但饥荒越来越严重，后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 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谣传吃人肉能治肿病，于是有肿病的人就从死人身上取下些肉煮食之，全国缺粮状况普遍存在，但都不敢正视。如果有人说是缺粮，人未吃饱引起肿病，那是诬蔑社会主义制度，对新社会不满。

1959年至1961年，我国经历了一个“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其困难的严重程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关于困难局面的成因，几十年来却经历了一个不相同的表述过程。

困难时期尚未过去的1961年5月31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已经指出：“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3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他用农民的说法，肯定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

但是，又过了一年多的夏秋之交，中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所谓把形势说成一团漆黑的“黑暗风”之后，“人祸”的原因被绝口不提。以后，“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被完全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直到1978年以前，“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说法索性取代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与刘少奇当年代表中央所作的判断，是基本相同的，以后的党史、国史著作在总结其原因时，大都是从这三点表述的。 至1995年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简称《灾情报告》）出版以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系统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发生的自然灾害的著作。

至1980年代初，中国政府的立场，正如“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名称所标示的，认为这场大饥荒主要是由于一系列严重的自然灾害再加上一些计划失误造成的；中国政府也暗示苏联向中国索要债务也是三

年困难时期的原因，但从未能出示苏联索要债务的证据。然而，中国国外的研究者基本认同的观点是严重的体制问题和伴随着大跃进的政策转变是饥荒的关键原因。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官方也越来越多地接受政策错误因素在灾难原因中的重要性，宣称三分之一责任归于自然原因，而三分之二的责任归于错误管理。

大跃进

当时中国政府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的政策性失误和伴随的一些过激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其影响最大的为大跃进时的“浮夸风”和“大炼钢”。这些做法导致国家大部分的生产资料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其时农村地区因缺少粮食导致饥饿出现全国性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全国推崇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放开肚皮吃饱饭”，实行不计报酬的劳动导致劳动效率急剧低下。在全国范围出现严重的饥荒的情况下，1958至1959年，中国政府仍然持续着往年的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例如经济出现困难，农村出现饿死人情形的1959年，全年出口粮食数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为415.75万吨。

在大跃进期间，耕作被强制以公社为单位进行，而基于私有土地的生产被禁止。这种强制的集体化极大地挫伤了农民认真干活的动力。钢铁生产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求（以钢为纲）。百万计的农民被号召和命令脱离农业生产而加入到大炼钢铁的劳力当中。因为土法上马大炼钢铁，大面积的森林就被砍伐作为替代燃料，很多铁制农具和其他生产资料就被捣毁作为炼钢原料。而缺乏基本技术设备的

大炼钢铁运动在巨大的人力和物资投入之下产出的只是几乎没有经济价值的劣质的生铁或者废铁疙

瘩。

伪科学农业

伴随着集体化，中央政府下令实行一些基于苏联生物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的伪科学农业革新。这些措施包括密植，指把种子远密于常规来播种并且假设这些种子间不会相互竞争。实际上，它们当然相互竞争相互妨碍生长，而结果是产量降低。另一个革新是基于李森科的同事Teventy Maltsev，他鼓励中国的农民实行深耕（深达一两米）。他们相信最肥沃的泥土在深处，而这些泥土有助于让植物长出超大根系。但是，无用的石块、沙子被翻出，而肥沃的表层熟土却被埋到了下面。

恶劣气候

在集体化农业实施这些极端转变的时候，又遇上了干旱和洪水等恶劣气候。在1959年7月，华东地区长江发洪水。据灾害中心数据，因为淹水和接下来歉收所带来的饥荒，洪水直接带来的死亡人数估计达两百万，而且别的地区也多少受到影响。这场灾害被列为20世纪死亡人数最多的灾害的第七名。 在1960年，55%的耕地或多或少遭受到干旱或者其它恶劣天气，其中60%的耕地根本就没有降雨。大英百科全书1958年至1962年年鉴也报告了异常天气。这些天气包括香港在1959年六月的5天之中超过30英寸的总降水，这也代表了同期整个华南天气状况。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1959年中国粮食产量较1958年下降15%，而

篇二：关于三年自然灾害

关于三年自然灾害

兹根据1995年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以下

简称《灾情报告》）所记载的材料逐年作一介绍：

1959年

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每公顷等于1万平方米，合15市亩，计6.8650亿亩），成灾（收成减产80%以上为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灾情报告》第378页）。其中成灾占受灾面积比例30.8%，与历年比并不高，但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的旱灾，占全国成灾面积的82.9%，而且各种灾害交替出现，对粮食生长影响十分严重，本年1—4月，河北、黑龙江出现严重春旱，影响300万公顷农作物，黑龙江受旱达4—5寸深，为历史罕见。4—5月的霜冻造成华北、黑龙江50多万公顷农田受灾。与此相反从2——6月，南方三次出现洪涝灾害，珠江、长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滥，造成200多万公顷农田被

淹。3—6月，东部沿海和华北地区又发生风雹灾害。进入夏季，旱灾、洪涝情况开始对移。

6—8月出现江淮流域的大旱灾，到7月下旬受灾面积达82.2万公顷，持续到8月上旬扩大到黄河以北和西南内陆，受灾面积达2276万公顷。7月下旬，河北、北京、黑龙江地区突降暴雨，山洪骤发，200多万

公顷农田被淹。

7—9月，东南沿海遭到5次台风侵袭，最高达12级，使120万公顷农田受灾。

本年灾害从受灾面积看已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更重要的是灾害种类繁多，在部分地区轮番发生。除旱灾、

霜冻、洪涝、风雹外，还出现了建国以来不多见的蝗灾、粘虫灾、鼠灾。

本年全年成灾人口为8043万，超过1949—1958年平均数80%以上，其中山东、湖北、四川各占1000万。本年春荒人口达9770万人（主要指缺粮人口，包括外流逃荒、营养病、破产度荒、卖送儿女、非正

常死亡人口），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2.87倍。

1960年

1960年，继1959年大灾害后，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又发生了建国后严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特大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五十年首位（《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35页，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年版。以下简称《五十年汇编》）。主要灾

害是北方为主的持续特大旱灾和东部沿海省区的严重台风洪水灾害。

l—9月，从去年秋天开始就缺少雨水的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华北、西北地区持续大旱，有些地区甚至300—400天未下雨，受灾面积达2319.1万公顷，成灾1420万公顷。其中山东、河南、河北三个主要产粮区合计受灾 1598.6万公顷，成灾808.5万公顷，分别达整个旱灾地区的 68.9%和 56.9%。山东、河南境内的黄河等河流都长期断流，济南地区的800万人生活用水告急。进入夏秋，旱灾扩展到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等南方地区。整个大陆省区除西藏外旱灾面积达38.46万

公顷，是建国五十年来最高记录。

6—10月，东部地区发生严重的台风和洪水灾害。5个月里台风登陆11次，高于以往平均数近两倍。台风过境时间高达10—20小时，高于往年平均数三倍以上（《灾情报告》第379页）。台风造成暴雨频繁，

洪水泛滥，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11省受灾993.3万公顷，直接死亡5000余人。山东部分地区30多天里降暴雨19次，平地积水3—4米。东北辽河、太子河泛滥，流量为有史以来最大，淹没辽宁、吉林等143.7万公顷，“鞍山、木溪等地区农田、村庄受到毁灭

性打击”（《灾情报告》第378、379页）。

本年3—5、9月，东部和西北部发生严重霜冻灾害，波及21省区，受灾面积 138.1万公顷。3—9月，还

发生了由南向北推进、波及,21省区的风雹灾害，受灾面积达392.26万公顷。

本年大灾害不仅面积超过以往，而且是在1959年灾害基础上连续发生，危害极大，成灾地区人口达9230万人，春荒人口高达1298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3.8倍。另一个特点是旱、洪灾同时发生，反差极大，一个省内，部分地区暴雨洪水泛滥，另部分地区持续干旱，给救灾带来复杂困难。

1961年

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仅次于上年，为建国五十年来第二位。而成灾面积2883万公顷，为1994年以前最高（《五十年汇编》第35页），其中四分之一绝收（减产80%以上为绝收）。成灾人口 16300万，也超过了上年。本年春荒人口高达21800万，相当于

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6.4倍，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从去年冬季持续到本年3月下旬，黄河、淮河流域1300万公顷农田遭受大旱，4—6月，旱情扩大到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年内全国旱区受灾面积达3784.6万公顷，成灾面积1865.4万公顷。其中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小麦比去年低水平又减产50%，湖北有67万公顷农田受灾。倒塌损坏房屋504万间。4—6月，江南珠江、湘江、赣江、闽江流域两次普降暴雨，洪水决口，泛滥成灾，水淹10个县市城……7—8月，海河、黄河平原连降暴雨，发生严重水涝灾害，其中河北、山东部分地区灾情是百年未遇的，受灾面

积达160万公顷，占播种面积54％，近100万公顷无收成。

到9月，灾区有60万公顷仍积水未退，聊城、沧州有3500个村庄被水包围，280万人断粮，沧州专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 4.9%，7月下旬至8月，东北局部地区遭受暴雨侵袭，山洪暴发，冲入伊春市，交通、电

讯中断，工厂停工。松花江流域7万公顷绝收。

8—10月，东南地区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西、安徽遭受台风袭击11次，其中12级以上占9次，是建国五十年里最多的（《灾情报告》第82页）。淹没 180万公顷农田，造成损坏渔船、倒塌房屋、冲毁海堤、死亡人数的损失都超过往年。“三年自然灾害”在建国五十年以来自然灾害史上是最严重的一次，高于

任何一个时期。

关于“左”倾错误的贻害

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左”倾错误，主要是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大跃进中的浮夸风，使国家对粮食产量的估算和统计失实、失真，因而发生了征过头粮的错误。

1958年粮食获得丰收，但在浮夸风中却估计严重过高。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3000—3500亿公斤，比1957年增产60—90%。1958年底，有关部门

根据各地区汇报，把预计“产量又夸大为4250亿公斤（1958年12月 7日中央批转谭震林、廖鲁吉报告《关

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

按照这个产量计算，全国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为650公斤，早已超过需要（《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第105—

第10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虽然指出“过去发表的1958年的农业产量的统计偏高”，认为经过核实后的粮食的实际收获量为2500亿公斤，但仍然严重高估。实际上，经过后来核实的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低于公布数字，只有2000亿公斤。根据严重失实估计，当时得出了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的假象。1958年10月12日的《人民日报》算账说：一个人“放开肚皮吃饭”一年能吃大约500斤上下。而仅尚未收获的薯类和晚稻产量，全国人民每人平均可有275公斤，也即全国人民放开肚皮吃一年也吃不完。这种错误判

断，埋下了征过头粮，使农民挨饿，甚至发生饿死人的祸根。

其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共产风”，把农民的生活资料和少量的个体生产资料，一律归公，农民的个体储备一扫而空。同时穷队、富队拉平，出现了一部分人剥夺一部分人的情形，平均主义导致了大家都穷。另外，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因素的公共食堂，造成了粮食大量浪费和思想上的极大混乱。据国家统计局1960年1月的统计，全国农村先后办起了 39.9万个公共食堂，参加吃饭的人口有4亿，占人民公社总人口的72.6%，其中主要产粮区的河南、湖南、四川等7省市区达90%以上。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口号是“放开肚皮吃饭”。有的食堂三个月吃掉一年的口粮。常年农民一家一灶个体吃饭，瓜菜代、低标准，老、少、年平均200斤粮。吃公共食堂不到3个月便把一年的口粮吃掉了。以河北省为例：省委在1958年9月发出文件，宣布食堂“不限量吃饭”；两个月后又不得不要求薯粮搭配；再两个月即1959年1月，全省农村己经普遍出现饥饿：到5月己有55个村255个食堂停炊。“共产风”把农民掏空了，吃光了！农民抵御灾害的能

力降为零。

于是才有了几千万人被饿死的惨剧发生。

篇三：童年记忆

拥有先锋相机，纵享精致生活818活动购买的，在比较了许多相机之后最终选择了这一款先锋相机。拿到手后，第一感觉是好精小，放在手上握感很好。装上了电池和存储卡后便开始了试拍，感觉清晰度还是很不错的，特别是24倍长焦让我觉得这个性价比是没得说的。外观时尚，看了先锋的各款相机，觉得这一款非常畅销是有道理的。最后说一些不足之处：1、拉近镜头之后，那抖动非常大，是什么原因我不是很清楚；2、用16M模式拍了相片之后在电脑当中只显示2M，这是为什么呢？问了客服她也搞不清楚。就点评这么多，谢谢 六十年代：我的童年记忆碎片

近日整理旧物，在一卷毕业证书奖状中，发现了一张纸，小心展开，竟是父亲的手迹——“家庭开支统计表”。统计表统计了1964年1—6月份的开支，分粮食、荤菜、蔬菜、水电燃料、服装鞋袜、房租、子女教育、文具书报、文娱等20项，涵盖了衣食住行游购乐全部内容，仔细严谨。父亲晚年患有手疾，握笔写字手有点抖，但这纸上的笔迹依然清秀，有点馆阁体的味道。

我的会计师父亲

写到这里，不得不介绍一下父亲：父亲早年毕业于上海私立神州大学银行专修科，他的毕业证书上，红红的印章是校长梁启超的。父亲毕生从事会计专业，先后供职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棉纱交易所、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常州大成纱厂。他在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服务长达25年，任会计事务部主任，事务所每年接手的一两百宗案件，全部由父亲主办，在业界口碑极佳。

父亲一生淡泊名利，光明磊落，远离权势。当棉纱交易所即将出卖给日本取引所时，科长级以下全部遣散，科长如愿意留下继续服务，可维持原职原薪三年不变。其时抵制日货运动异常高涨，身为会计科长的父亲出于民族义愤，情愿放弃月薪120银元的优厚待遇，忍受失业之痛。抗战胜利后，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想邀请父亲到宋子文开办的建设银公司任职，允诺父亲可在稽核科长和财务科长两个职位任择一个，并在太平洋西餐社邀父亲参加酒会。父亲考虑自己不适合和官场打交道，饰词谢绝。邻居陆某是中共地下党员，当时苏区急需父亲这样的专家，也曾动员父亲去苏区任职，父亲抛不开大家庭的责任，也是婉拒。解放后，父亲因在大成纱厂业绩卓然而当选为常州市人大代表，当党组织派人动员他入党时，他亦诚恳地表示，因年事已高，不能为党做多少事了，不能成为党的累赘。介绍人最后留给父亲一句话：“党组织的大门是永远向你敞开的……”

1964年春节，郊游，我坐

最前排

从这张统计表看，在所有的开支里，子女教育费始终是开支的大头，最高的2月份，高达97元。1964年，我上二年级，我们家共有五个孩子上学：一个大学生，两个中学生，两个小学生，2月是开学的月份，交学杂费应是大头。文具书报在3月和6月最高，想必是每个季度的报刊订阅占了大头。一般来说报纸起码订两份，《解放日报》、《文汇报》或《光明日报》；孩子们每个年龄段的杂志：《中国青年》、《少年文艺》、《儿童时代》肯定少不了。平时我们要买什么书，印象里从来没有被大人拒过。晚饭后我们还会到隔壁小书摊花上一毛钱租来一大堆连环画，晚上大家围坐灯下，做完作业后各取所需，其乐融融。似乎也从来没有被父母批评过不务正业。

开心的幼年

我是在父亲58岁那年出生的。我两岁时，父亲退休了，我的童年就在慈父的亲力亲为下幸福地开始了。我的9个哥哥姐姐一直羡慕我的待遇，我的幼儿园生涯短短半年，就因出麻疹而告终。母亲操持家务，父亲为了减轻她的压力，总把最小的女儿尽量带在身边，他上哪，我上哪，把我宠得什么似的。父亲从小喜欢运动，体质特好。所以只要外出，父亲从来就不让我走路，身子往下一蹲，我两条腿熟练地往他肩上一搭就出发了。父亲扛着我走过多少城市多少地儿，以至于我从来觉得自己小时候的视野也是很开阔的，坐得高看得远么。这样的“肩上行”一直持续到我小学一年级春假，在杭州爬玉皇山时，父亲还要扛我，我已知耻，不愿意，父亲扛了一段只得作罢。这样的宠法怪不得有亲戚在背后说：“这个小囡要宠坏了。”幸亏，我还算争气，没给父母脸上抹黑。

1940年，父亲任职于徐永

祚会计师事务所时携家人所摄，当时我们家的大多数孩子尚未出生

父亲进大成纱厂后，先在上海的办事处上班，后来到常州总部。起初，父亲每周穿梭于沪常，周六下班后坐火车回上海家中已是半夜，周一坐早班火车去常州上班，煞是辛苦。于是，一段时间后，父母亲决定合家去常州共同生活。我就成了我家唯一降生在常州的孩子。

那是一段非常开心的日子。解放初期，知识分子待遇优厚，大成公司的高级职员工作日由公司供餐，每餐开设两桌精致饭菜，到了周末，那些家在上海的同事（除我家，其余人的家眷都留在上海）如不回家，就来我家“蹭饭”。常州地处水乡，河虾特别多，又新鲜又便宜，炒虾仁便成了餐桌上的常菜。

哥哥姐姐们挑自己喜欢的叔叔伯伯认“过房爷”（干爹），还要比谁的“过房爷”最神气，黄伯伯、闵伯伯、陆伯伯……我尚在襁褓之中，就没有我啥事体了。所以，每逢周末，哥哥姐姐们会在大门口恭候，“过房爷”来了，大家欢声笑语热闹一片。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父亲要退休了，好朋友推心置腹地和他谈了谈，“以后退休了，你的收入要少一半，要学会节俭度日。”

“饥饿”的回忆

1958年，我与哥哥姐姐

我四岁那年，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了。

明明我们家一直是母亲下厨，却也提了满满一篮子的搪瓷缸去食堂蒸中午的饭（晚上吃母亲煮的粥）。至今我清楚地记得我的那个带盖小搪瓷缸的花纹。食堂就在我去幼儿园的半路上，我最爱看量米的场景，工作人员按照母亲报的量，用大小不一的罐子从桶里勺出米，再用一根尺子般的竹片在罐口上刮一下。小小的我可以看到竹片的另一面有弧度，当它刮过罐口时，里面的米凹了进去。一次我对母亲说：“姆妈，叔叔的尺下面鼓出来的。”那人还瞪了我一眼。 母亲给我的量是4两（16两制），午饭时，她会把4两饭划成两份，让我先吃一份，另一份当下午点心吃。以前，午饭后，母亲常常会往烧水壶里放进一个鸡蛋，水开了，就把蛋取出来给我当下午的点心。当时，父亲买了书场的月票，每天下午我会跟着父亲去书场听书，位子总在第一排中间。记得一部《牡丹亭》一说就要一个月。某天听小姐下楼捡个什么东西的一回，小姐的心理活动，小姐的姿态动作，说书人模仿得惟妙惟肖，可一个下午听下来，这小姐还没有从楼上走下来呢，我心里那个急啊。凡这种时候，我就听不下去了，会想起这个鸡蛋，一点点剥开来，小口小口地吃，暗暗地比谁更慢……

终于有一天，母亲说：“今朝姆妈要陪爸爸去医院看病，下午不去听书了，你好好在家里睡觉。”我不太懂，但也会替父亲担心，乖乖地躺到床上去。

过了几天，听母亲和邻居聊天。“徐先生身体好点没？”“看过医生了。医生偷偷对我讲，让我给他蒸饭时加一两米试试。已经吃了几天了，他也不晓得，还对我说，这几天肚子不痛了。”

长大后才知道，父亲那段时间的肚子痛是饿出来的。

我从小就跟父亲睡。有段日子，不论我多早醒来，都不见父亲。我很纳闷。母亲告诉我，父亲每天天不亮就去“钻火车”了。原来，过了铁路就是郊区了，农民带出来的蔬菜、农副产品在那儿交易，是真正的“黑市”，天一亮就啥也看不见了。如果不幸遇到“城管”，就只能自认倒霉，白花了钱货还被没收了。

但是父亲不和我们说这些，每天凌晨总是风尘仆仆地去钻火车。我们的洗澡盆里养满了螺蛳，就是父亲从火车车厢底下钻过去十斤十斤地买来的。一有空，大家就一颗颗地把螺蛳屁股剪下来。母亲会用一根大缝衣针把螺蛳肉一点点挑出来。

于是我们的餐桌上，经常有红烧螺蛳和螺蛳肉烧豆腐这两道菜，看我们吃得很香，父母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除了这些，父母亲还买来别人高价出让的熟食券、营养券，千方百计给正长身体的我们保证营养。长大后才知道，那时候有的慢性病患者凭医院证明可以得到这类券，有个邻居是肺结核患者，他去照一下X光，就可以得到一张熟食券，他舍不得吃，就高价出让。

那时，我的二姐去南京上大学了，学校的伙食差，她得了浮肿病。父亲带着我去南京看她。我们住在南京的部队大院，大表哥当时是师级干部。记得我们在那里住了好几天，大舅妈陪着我们去中山陵、灵谷寺玩。在人家那儿作客，粮食也是一个问题。有一次，大表哥的孩子嘀嘀咕咕担心客人把他们家的粮食吃光了，大舅妈很威严地训了孙子：“姑爹爹来是拿了米来的。”

在南京的城墙上，我遭遇了抢劫。那天出去玩，我手里拿着一块饼，刚吃了一口，突然从旁边窜出一个少年，先在饼上咬了一口，然后一把夺过饼飞奔而去。我吓得哇哇大哭，父亲当时无奈的神情我至今忘不了。

回到老家

记得五岁那年，父亲有事离家几天。母亲对我说：“你乖的话，明天带你去东郊公园玩。”东郊公园离我们家较远，平时不大去的。那天我表现特别好，母亲表扬了我。第二天起床后，我就吵着要去东郊公园，可母亲忙里忙外，上午没空，中午没空，我拉着母亲的衣角跟到东跟到西，母亲安慰我：“快了快了，姆妈做完事体就带你去。”母亲直忙到日头西下，做完晚饭摘下围裙就领我出门，叫了一辆三轮车，直奔东郊公园。没有哥哥姐姐一起玩，我在公园进门处的假山洞里钻了几圈，就对母亲说：“里面不要去了，我们回家吧。”这次快速游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特佩服母亲，长大后还赞美她言而有信。母亲笑眯眯地说：“你爸爸不是说过，答应小孩子的事，就一定要做到，人家曾子还要杀猪呢！”

篇四：三年自然灾害考察

1958-1962：中国大饥荒

杨继绳

主讲嘉宾：杨继绳（新华社退休高级记者、新闻学教授）

主 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承 办：腾讯评论

时 间：2010年8月21日(周六) 下午15点-17点

地 点：银科大厦1601室

主持人：杨子云

主持人：这里是第78期燕山大讲堂。今天燕山大讲堂之所以请来杨继绳老师来讲“中国大饥荒”这么一个主题，是基于看清了解历史，有助于我们更珍惜今天。掌声欢迎杨老师。

杨继绳：今天这个题目，其实可以不讲，我已经有两本书，一套书有80万字，但这本书不让国内未能允许出版看，在国内为禁书，所以我不得不讲。武汉市教育局发通知给中、小学，收缴黄色、反动书刊——《墓碑》。教育局发动学校，中、小学。我没有想到这本书还能进入中小学，感到很奇怪，而且还是被归为黄色书籍。由于因为是“黄色”书籍不让看，所以我就得讲讲。

大饥荒到底死了多少人

首先我介绍一下几年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这个问题大家比较关心，也是有争议的一个问题。

官方承认的有三个数字，第一，官方公布的数据，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可以算出是1600多万，官方公布的数据，计算的结果应该是全面的。第二，80年代，各省公布了人口数据，根据各个省市的官方公布的数据，饿死2000多万。第三，国家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下达的国家际级课题，同西安交大的蒋正华计算结果，是1700多万。国家计生委和统计局计算是很科学的。

1600多万、1700多万、2000多万这三个数字是官方承认的。现在有一些网站像乌有之乡说没有饿死人，官方都承认有饿死的人，而且主要承认的是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老先生。

这些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

大饥荒年代的人口损失分两部分，一是非正常死亡人口，二是少出生人口。非正常死亡主要是饿死的，当时没有战斗、没有地质灾害，都是饿死的。少出生人口是因为饥饿，导致出生率降低。当时的妇女闭经、子宫下垂很多，所以出生率很低。

非正常死亡人口的计算方法：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当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当年平均人口

“当年死亡率”和“平均人口”是上年年底和下一年年底人口平均。死亡率、人口总数、出生率这些都是公布的。

“正常死亡率“是怎么算的？前三年加起来平均，后三年加起来平均，把两个平均数再平均一次，就是正常死亡率，没有饥荒正常年景死亡率应该是10.47‰，但按当时的情况来看，这是非正常死亡人口。

少出生人口是怎么算的？某年少出生人口数=（正常出生率－当年出生率）×当年平均人口

“平均人口”是上年年底和下年年底加在一起，除以2。出生率、死亡率都是按平均人口计算的。按照国家公布的数据算，前三年的平均加后三年的平均，再平均一次，为35.10‰。

为什么要平均？主要是排除偶然因素。

198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数据，在以前没有公布，这个数据可以看出，1960年公布的死亡率是25.43‰，，为多年最高，自然增长率是-4.57‰。

1960年人口比1959年减少了1000万。1960年人口是66207万，1959年是67207万，正好差一千万。本应该是下一年人口比上一年人增加，可不但没有增加，人口反而少了一千万。所以公布了以后，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日本共同社发表新闻说：这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人口事件。

（图说：1982年中国人口性别年龄构成）

如上图所示，纵坐标为年龄（0—90岁），横坐标为不同年龄的人数，80年代0岁有多少，一年一年地划，划到20岁那一年，是1960年，男女人口图留下了缺口。按说这个曲线是平

划的，是延续的，但缺了一个口，1960年缺得最多。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画了一个图：21岁—23岁这一带人口缺了一大块。

1949年是和平年代，没有战争，出生率是逐年提高的，而死亡率应是逐年下降的，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1972年开始计划生育。如果没有大跃进，1957年—1964年人口趋势是连续的，死亡率是一条略微向下的倾斜的曲线，出生率是略微向上的曲线。各年代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分布在这两条曲线上。这是正常死亡率和出生率的预计。为了排除偶然因素，我就以1958年的前三年和1962年的后三年来分析做。这是按国家统计局的一个官方数据。

这是按国家统计局的一个官方数据。

第二是各省公布的人口数据，1986年以后出版了一套书，叫《中国人口》，是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此书是由教育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的领导下，组成专门编辑委员会组织编写的。各省分册由各省组织有关人员编写。除了西藏、台湾以外，其它各省我都抄了下来，一个一个地计算，算出的结果是2098万。

国家统计局算的结果是：1958—1962年间非正常死亡人数1619．92万人，少出生3150万人，人口总损失4770多万人。

如果使用各省数据计算的结果是：1958-1962年间非正常死亡2098万人，少出生3220万人）。人口总损失了5318万人

官方数据，包括国家统计局和各省市数据有很多误差。总人口增加数总人口增加数（当年底人口总数减去上年底人口总数）和自然人口增加数（出生人数减去死亡人数）应当是相等的，但实际不等，差别比较大，说明统计很粗糙，每年由各生产队统计，会计、队长一报，这个生产队死了多少人，生了多少人，总数多少，就算出来了。

大饥荒死亡数据如何被隐瞒

官方数据最大的缺陷就是隐瞒的死亡人口。总人口不会，但粮票、布票各种票证都是按总人口发的，死亡人口一般都会少报，少报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是可以减少当地官员的政治责任，第二是可以“吃空额”，人死了以后不报，粮票还可以发下来，隐瞒死亡人口在那时是一个很强大的秘密机制。

我虽然讲了很多例子，但统计社是怎么隐瞒的？比如说河南信阳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党委得知省委工作组即将到来的通知以后，立即召开大队电话会议，说公社党委向县委报的死亡人数是500多人，然后分到各个队，各队去报，不能多，也不能少。当时发了一个紧急通知：各生产队长、会计：公社分配我们大队死亡人数34人，大队商量，按食堂分配下去，数字不能多，不能少。一队4人，二队5人等这么通知下来。伞陂公社第一次向上报的死亡人数523人，第二次报的是3889人（后又改为2907人），后来省委工作组调查结果是6668人。

河南唐邑县统计死亡数字时上级规定“七不算，一不登”：本地人死在外地的不算；外地人死在本地的不算；很小的小孩不算；不在统计时期死的不算；外逃下落不明的不算；重名的不算，可登可不登的一律不登。就是尽量少说，死亡人口大量隐瞒。

国家统计局是1600多万，各省算出的是2000多万，国家统计局减少了死亡人口。

怎么样算出它的真相来？人口学家对中国统计局的数字进行分析修正：

1.1953年人口普查。他们认为人口普查效果比较好。

2.1964年人口普查。在1953年普查的基础上增加了三个项目，共九项。

3，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除了原有的人口数、性别、年龄等项目外，还新增了普查前一年内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等。

4.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大约100万人口中的约30万名15至67岁的妇女进行了抽样调查，即对1940年以来的41年的婚姻和生育史的回顾性调查。这一调查是由计划生育人员挨家挨户进行访问，可靠性较高。

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尼斯特（J．Bannister）修订的数据计算结果，非正常死亡2987.1万人，少出生3119.5成人，人口减少总数为6106.6万人。

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Coale）修订的数据计算的结果：三年非正常死亡2481万人，少出生3068.3万人。人口总损失5549.3万人。用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Coale）修订的数据计算的结果：三年非正常死亡2481万人，少出生3068.3万人。人口总损失5549.3万人。

用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卡诺（G．Calot）修订的数据计算的结果五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850.9万，四年少出生人口33197.85万人。人口总损失6048.8万人。

这是三个比较有名的人口学家算出的结果，一般三年是3000多万左右。加上1958年底到1962年可能就更多了一些。

彭尼．凯恩：《1959－1961中国的大饥荒》一书中个绍了几个数据，艾德尔认为1960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2300万，莫舍估计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100万至3000万之间。有各种估计。彭尼．凯恩：《1959－1961中国的大饥荒》一书中个绍了几个数据，艾德尔认为1960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2300万，莫舍估计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100万至3000万之间。希尔估计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3000万，同时有3300万婴儿没有出生或延迟出生。

中国学者的计算最早是李成瑞老先生，他到欧洲开会，会议阶段跟班尼斯特、科尔进行交谈，他想，既然外国人能算，为什么中国人自己不算？自己算更好一些，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李成瑞老先生回来以后就跟国家计生委主任陈慕华写了一个报告，要建立一个国家课题，进行招标，招标结果是西安交大的蒋正华中标。蒋正华是学电机的，80年代初期很多人搞软科学，他也是。但他没有搞其它的，就是经济方面的，后来在印度加尔各答学习一年人口统计，回来以后就搞人口所。人口所刚成立不久，蒋正华就中标了。算出结果，他很聪明，按

国家统计局以前的1600万稍微多一点，算1700万。李成瑞、陈慕华很高兴，说咱们中国算出的人口是最科学的，最正确的，而且跟国家统计局的比较接近。后来蒋正华的官位一直顺通，一直到国家领导人，当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美国的一个教授叫丁抒，他算的结果最低数字是3500万人。

上海大学金辉认为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可能达到3471万。

历史地理学家曹树基三年大饥荒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3245.8万。

英国一个记者搞贝克尔写了一本书，称体改所有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现实，大饥荒年代，大约有4300万人—4600万人之间。还有一个数字是5000万—6000万。

这个数字怎么来，当时有没有调查，不清楚。1961年有三个人，一个是贾启允（国家统计局局长），二是周伯萍（粮食部办公厅主任），三是陈国栋（粮食部长）他们三个人就跟各个省打电话，统计死了多少人。搞了调查，统计以后，是几千万。他们写了一个报告，给周恩来和毛泽东。周恩来看了以后，马上说：立即销毁。过了一个星期，周恩来不放心，就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他们说销毁了。这样，周恩来才放心。这事后来是周伯萍在社科院人口所讲课，讲到的。2003年我找到了周伯萍家里去，问他到底有几千万，他不说。当时我说是不是两千万，他说就是这个数，他不愿意多说。中央领导人参阅的资料是5000—6000万，估计就是周伯萍这个数。周伯萍他们的统计是电话调查，也可能是正确的人口调查，在这里说是想做一个参考。

另外一个人叫王维志，是人口所的研究员。他认为三年非正常死亡是3300万——3500万人之间。他是莫斯科统计学院毕业的（50年代），在莫斯科学习人口统计，回来以后，就公安部三局搞人口统计工作，1961年、1962年跑到省里去进行人口核查的调查，他的数字没有向外国学者搞复杂的数据统计，他用他的经验办法，算出结果是3300—3500万。

根据多方面估计，我觉得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4000万人。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人。

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概念？

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

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

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一千多万人，发生在1914－1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万人。中国1960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千万到五千万之间。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

篇五：三年自然灾害

三年自然灾害

锁定

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国大陆地区从 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在农村，经历过这一时期的农民称之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歉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在1980年代以前则多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海外一些学者则称之为三年大饥荒，西方学者也称其为大跃进饥荒。

1960年《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一改过去歌颂莺歌燕舞升平景象的调子，为国人描绘出一幅可怕的图景：过去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次年元旦后灾荒被更大的渲染：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我国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灾荒。在官方强势话语的宣传下，“三年自然灾害”终于变成了民众心目中关于那个困苦岁月的代名词。而那冤死的三千万农民则只能怪“老天不长眼”了。

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就是丰平歉年相交替的，从未有过遍布全国的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史学家考证，三年困难时期我国大部分地区并无“严重的自然灾害”，即便灾害在某些地区发生，也未持续三年之久。且远未达到“严重”的程度，更谈不上“百年不遇”了。因此“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根本就是无稽之谈。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在此期间因饥馑死亡三千万人，竟是中国八年抗战死亡人数的1.5倍呢？

过去有个很流行的提法：那是苏修掐我脖子，催逼债款。然而史料中记载，饥荒中有两千万人是在1959年11月至1960年夏收前几个月青黄不接时死去的。而苏联与中国反目，催我还债是在1960年7月以后，根本不是造成三年严重困难的原因。而且，中国对苏联的债务不抵在大跃进其间损耗掉的工业投资的三分之一。1961年，在东北面临无米之炊的紧急关头，中国提出向苏联借粮二十万吨，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大饥荒刚结束不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我国克服了困难，不但没有借一文钱，而且把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与此同时还拿出了比偿还的外债数额大得多的资

金和物资援助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可见，当年只要政府少干点打肿脸充胖子的事，老百姓便不会如此凄惨。

那么，大饥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很简单，是粮食的大幅度减产！可在这没有全国性特大灾害的三年，为什么会出现粮食大减产，导致全国的缺粮和饥荒？这其中除了一小部分与灾害有关外，主要原因是耕地抛荒和粮食弃收。大跃进期间，全民炼钢，大办水利，农民被强迫丢下农活去“找矿”、“炼钢”、“修水库”，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地里，或因收割草率而大量抛撒。再加上各地严重的浮夸虚报产量，使国家征购粮食的任务成倍增加，留给农民的口粮所剩无几。而就在这时，人民公社却在大办公共食堂，以数千年来未有之场面糟蹋粮食。三、四个月就耗尽了那本已不足的口粮。至1959年春，许多地方已出现饿死人的现象。灾难已经越过地平线，正在全国范围蔓延。这时救灾赈民本是政府应做的头等大事。但因大跃进极左政策的影响，政府根本不去救灾，甚至千方百计地掩盖灾情。庐山会议彭德怀等少数人说了点真相，却立刻遭到残酷打击，并引发了全国性的反击右倾机会主义高潮。党内仅存的敢说真话的干部在这场自上而下发动的权力斗争中，被统统打倒了。新闻媒体却一如既往，仍在

侈谈大跃进的高速度，仍在厚无廉耻地粉饰太平。

当粮食大幅减产、库存急剧下降、数亿农民即将进入饥馑状态的1959年时，中国的粮食出口非但未减，反而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出口耗尽了粮食储备，结果很快就连京、津、沪等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也几乎脱销，而农村数亿嗷嗷待食的饥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实际上若按当时的人均口粮计算，只要不出口粮食，就不会发生严重的饥馑，几千万农民也不至于饿死。但政府一心想着造原子弹、导弹扬威世界，因此急需大量黄金外汇进口相关的设备材料。当年，国际红十字会曾想向中国提供食品援助，被我国政府拒绝。美国也讨论过无偿提供粮食给我国，却因发现我国大量出口粮食而作罢。直到1960年春，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馑笼罩中国。万户萧疏、饿殍遍野的景象已无法掩饰时，中央政府不得不承认了大规模饿死人的事实，并于1960年下半年开始采取救灾措施。直到1961才开始大量进口粮食，主要从北美采购小麦。由此可见，帝国主义的“封锁”，并未阻碍我国大量进粮救灾。但一切均为时已晚，数千万农民已化为冤魂。为了给政府和中央领导人集体性的、几乎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开脱，宣传机构编出了自然灾害的假话，以便把人祸解释成天灾。

“三年自然灾害”也就成为了新中国建国以来一个最大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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