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帮奋斗的力量张学良
来源：学生作业帮助网 编辑：作业帮 时间：2024/09/25 05:28:33 高中作文
篇一：张学良养生语录
张学良养生语录(1)
树是个好东西呀，它对这个肺对皮肤是确实有太大好处了。没有树木陪伴，我可能会早早地枯萎。我们张家承袭下来的养生之宝还有米汤，我就相信这个米汤的功用。 以宗教力量化解抑郁
● 张学良很多时候都是处在卧床静养状态，也就是“呼吸气功”，保持了思维的活跃和大脑的灵敏，这对心理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
● 越来越多的医学家承认，宗教信念能带来身体机能的奇妙的不可思议的变化，而这种有益的催化作用又是西医原理难以解释的。
世纪传奇老人张学良，一生的经历可以说是奇幻又非凡。不到而立之年，因父亲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而不得已接替父亲职位，执掌东北军政大权，统治3000万人民，成为“全世界最年轻的独裁者”（埃德加·斯诺语）；后又归顺中央，成为民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与蒋介石结拜为兄弟，深得蒋的信赖；“九·一八”事变后，又成为万夫所指的“民族罪人”，实际上是“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他游历世界各国，见过希特勒、墨索里尼，一度崇尚“国家主义”——简言之就是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后又因对蒋介石的内战方针不满，开始接近共产党人，同红军合作，思想上赞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成为一名爱国将领；1936年年底，发动了著名的“西安事变”，这次事变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其重大意义历史学家已有公论；然而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却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囚禁生涯，国民党从大陆溃败后，又险些被蒋介石泄愤处死??这样的人生，这样的沧桑变化，不但没有使张学良“看破红尘”，厌世遁出，反而让他提前进入“散淡”境界，把囚禁生活当做修身养性的人生大课堂。在被软禁期间，张学良把自己的生活设计得十分充实：研究明史，钻研《圣经》，养鸡养鸭，徜徉林泉；在贵州时，还帮当地贫苦乡民操办婚事；在湘西，同流亡的东北大学生们共同联欢??等等。
从张学良身上体现出适时而变的禀赋来看，根本看不出这位将军曾经是一位著名的享乐主义者。
张学良年轻时曾经吸过毒，靠着坚强的毅力戒掉了毒瘾。
张学良也曾经历过歌舞升平的富贵温柔生活，不论在天津、北平，“少帅”的风流韵事也曾是报章追逐报道的“花边”。
从这一点看，他的一生也是繁复多变的，“烈火烹油、鲜花鼎盛”的繁华场面也经历过，“铁窗孤月，寂寞流水”的晦暗境遇也饱尝过。然而张学良能从人生变化无常中超脱出来，并且能超越忧郁，使人生境界臻于完美，终于迎来祥和、平静、充实的晚年。 综观张学良的大半生，他以自己的顺时应变的精神书写了一部奇特的养生经历，并修成善果，可谓“囚禁中修炼成的全福老人”。
张学良享年101岁，他的长寿之谜也成为各界人士关注的话题，有人称之为“张学良现象”，也就是逆境人生中却能实现长寿的现象，这在世界政治人物中也是罕见的。 有一次，张学良被问到养生之道时，回答说：“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养生之道，只是会吃能睡。平时都从晚上10时一直睡到转天上午11时，中午再睡2个钟头。再加上不愁吃，不愁穿，心情保持开怀。”
话虽听上去极端，却也道出了这位36岁起就开始过囚禁生活的少帅之所以能颐养天年的某些真相。按照张学良所说的睡眠时间来计算，他每天睡眠的时间竟达15个小时，这样的睡眠时间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偏长的。睡眠偏长或偏短对身体都是不利的。但据卫士回忆，张学良很多时候都是处在卧床静养状态，也就是做“呼吸气功”。在卧床同时回忆平生经历，在静思中重新体味过去的戎马生涯和酸甜苦辣，保持了思维的活跃和大脑的灵敏，
这对心理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在晚年时，他口述历史，情节次序有条不紊，细节也鲜明生动，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张学良囚禁时的大脑体操。
蒋介石囚禁张学良，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扼杀了少帅的满腔抱负，张学良不得不被迫过起了赋闲的生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张学良将军被禁，也免去了鞍马劳顿的军旅生活，更无法思虑政治上的得失，反而成就了他提前“退休”养生的条件。为了防止和外界接触，蒋介石一直把张学良软禁在山里，从奉化雪窦寺到贵州的青山绿水，都是一些风景幽美之处。客观上张学良有了清净的生活环境，而清净是养生的首要条件。
一旦越过了心理上的槛，眼前的就是悠闲的生活。张学良对此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生活态度，从养生的角度来讲，未尝不值得庆幸。所以晚年张学良说他“不愁吃，不愁穿”，虽然言语中滋味很苦涩，虽然他本意上不愿意以这样的生活换取长寿,但这种生活对养生是大有益处的。
张学良养生语录(2)
张学良的静修养生法，是在一种被迫的情况下不自愿而为之的。
讨论张学良的养生之道，不能不探讨宗教带给他精神的寄托和力量。54年没有自由的生活，对任何人都是一种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何况张学良年轻时是那样一位热血沸腾、胸怀大志的将门虎子。
他的生活表面上看上去一派悠闲散淡，内心却非常孤寂。一段时间里他精神忧郁，心境凄凉，过早地脱发秃顶，眼花耳聋；在心理上、精神上也有了些变化。在宋美龄的开导劝说下，他皈依了基督，希望能找到新的精神寄托。他不光熟读《新约》、《旧约》，也对宗教的精义进行研究，还是美国一家研究圣事的学院的函授生。到了星期日，他就下山到士林的一家小教堂去做礼拜。
张学良原本是不信教的，年轻时虽然加入过基督教青年会，但时间不长，而且那时的基督教青年会主要是开展一些社会活动，并不是个纯粹的宗教团体；加之后来戎马生涯，四处奔波，对此早已兴味索然。被囚禁后由于苦闷孤寂，觉得像“安贫乐道”“心正手洁”之类的教义，使他那备受摧残的心灵可以得到某种慰藉，似乎精神上也有了一种寄托，所以他信教了。
宗教，与其他信仰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有着不寻常的诱惑力。一个人一旦投身其间，耳濡目染，就会变，甚至往往会像着了魔、入了迷似的，对它执著追求，笃信不已。至于它所宣扬的东西，究竟是真是假，对或不对，科学不科学，是不是合乎实际，那是另外一个范畴的问题。然而，现代医学也日益重视宗教信仰与生命健康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医学家承认，宗教信念能带来身体机能的、奇妙的、不可思议的变化，而这种有益的催化作用又是西医原理难以解释的。精神救助法，往往使一些绝症患者化险为夷（至少病情能大为减轻），北京医院某著名心血管医生就劝过他的一个病人研究《佛经》，就是希望病人找到寄托、释缓精神压力。
张学良笃信宗教，有复杂的原因，这里不多评论。但他以基督教义中的爱人与己自勉，却是值得借鉴的。他在九旬寿筵上骄傲地说：“除了老了，我没有崩溃！”说明了他信仰宗教最终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力量。
对于宗教信仰，医生的观点是应从宗教中汲取积极因素，用于养生，才是目的。 众所周知，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非法囚禁，一关就关了54年，风华正茂的36岁青年人被关成了九旬老翁。张学良是个有极高抱负的人，他26岁时就在给二弟张学铭的信中说：“我们将来要为中华民族造幸福，不是为个人谋荣华富贵也。”由年轻有为、叱咤风云的少帅，一夜之间变成阶下囚，失去了一切，这种人生给予的残酷打击，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得住的。张学良却能在半个多世纪非常人能忍受的幽禁生活中，获得长寿，实属奇迹。过完百岁大寿，张学良仍然精神矍铄，他的私人医生说他的心脏、肾脏、肝脏、血压，
都很正常。牙齿也很好，吃自助餐仍能自己端盘子取食物。 被囚禁的一开始，张学良也接受不了现实，“终日绕室长叹”，大发脾气，内心非常忧郁。有着杀父之仇、失地之恨的堂堂爱国将领，看着日本军队横行中国大地，竟然整天枯坐赋闲，幽居深山，他哪能不满腔怨恨、愁苦不堪呢？
忧郁，也就是中医说的郁症，是无人能幸免的，也是现实世界的客观存在。早在几千年前，养生学家就已经开始研究郁症。《内经·素问·遗篇》中就提出了“五郁”论：“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说的是郁症范围极广，是致病的心腹大患。
在《素问·疏五过论》中，说明了郁症发病的原因和症状：“尝贵后贱，虽不中邪，病从内生，名曰脱营；尝富后贫，名曰失精；五气留连，病有所并。医工诊之，不在脏腑，不变躯形，诊之而疑，不知病名，身体日减，气虚无精，病深无气，洒洒然时惊。病深者，以其外耗于卫，内夺于荣。”这提出了一个观点，贫富、贵贱、苦乐等人生变化，使人处于心理需求不能被满足的逆境状态，如政治迫害、怀才不遇、家庭纠纷、经济困难等，于是造成精神压抑，感到苦海无边。郁症几乎是任何一种身心疾病的致病原因之一。
人生变化带来的精神压抑，如果时间较短，就是一般性问题；但如果持续时间在3年以上，例如长期政治迫害（张学良的经历就十分典型）、怀才不遇、民族歧视、战争恐怖、颠沛流离、中年丧偶丧子等，就是对健康具有严重杀伤力的严重威胁。它有着强烈的精神压抑作用，能加速人体衰老，甚至导致当事人不幸夭亡。
清朝名医叶天士指出，《疏五过论》中提到的“尝富后贫，故贵脱势”是人生之大忌，如果因此发生精神创伤，是很难恢复常态的。换一种方式说，人容易接受先贫后富，先苦后乐，由逆境转为人生顺畅，是无碍于健康的；在一帆风顺中出现暂时性的挫折和意外，也不会对寿禄产生太大影响，然而哪怕心胸最豁达、意志最坚强的人，都难以从“富贵温柔”中猛然转向不可逆转的穷愁困苦的命运，因此而郁闷，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心疾”是最难治
篇二：张学良为何不战而放弃东北
张学良为何不战而放弃东北？ 摘要：对于锦州之战张学良放弃东北一事网友们众说纷纭，有人说他做的对，因为日军的强大和中国军的落后会必然导致战争的失败，放弃东北有利于保存军事实力；但有些网友表示张学良弃东北一事堪比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政策。这个问题一时间成为了大家讨论的热题，当然张学良也做过解释，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细细追溯。
关键字：锦州之战 不抵抗政策
的1932年1月3日，日军未发一枪，占领九一八之后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所在地锦州，张学良部不战撤入关内。当时东北的中国军事力量，按照日军分析为--黑龙江省正规军1.5万，准军事部队1.8万，吉林军5.5万（其中熙洽率领的两万军队已经投降），锦州的辽宁军19.5万，是东北军的主力。然而，完整的黑龙江省还在马占山手中（锦州失守时，马虽然已经放弃齐齐哈尔，依然在海伦重建黑龙江省政府，顽强抵抗）。吉林虽然熙洽投降了，但是丁超等部抗日武装具有相当实力。特别是东北军主力还在辽南的锦州，辽左一带反日运动蜂起。即便是沈阳，臧式毅被囚禁也五十余日顽强不屈。 这样看来，我方实力还是有。
看日本史料，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内部有强硬派，也有对东北军颇为忌惮的保守派。即便是军中，权力最高的参谋本部也是倾向保守的。分析一下，九一八以后，其实局面并不是完全不可控制。
锦州之战，只要张学良摆个抵抗的架子，关东军就会内外交困--外，锦州并不是很好打的，马占山一万多人给日本人造成的麻烦已经够大，如果张学良近二十万军队在锦州和关东军打起来，可不是那样容易拿下来的；同时，关东军自己是在违背命令的情况下进军，这种情况下，要想打下去，只有不断的胜利，否则只要有失败，就不可避免内部的分裂。
但是张学良居然一枪不发从锦州撤退了。张学良在日军压力面前，渐渐承受不住，终于借口等待调停，发表声明，撤出锦州，并在1月2日完成撤军。日军于1月3日占领锦州，兵不血刃。
张学良曾经解释不愿意在锦州打的原因，一个是没有中央支持，怕打不赢；一个是不愿意部下白白牺牲，不过这是书上讲的。其实还有段没有公开的历史，在东北军撤退回关内内之前，和关东军曾经打过一丈，输了，张学良认为抵抗只能是无谓的牺牲，当时的中国军队装备战术都很落后，根本打不过日本人，所以就撤回来了.
从日军方面来说：首先，日军得以全力向北。马占山为主的黑龙江省既失去精神上的支持，又失去辽宁方面军事呼应的可能，成了地地道道的孤军，终于被日军击破，东三省彻底落入日军手中。东北各地自发的抵抗力量失去了政府的有效协调和指挥（也失去了对于政府的信任），明眼人一看可知已经难免各个击破的命运。同时，东北的人心，也陷入失望和低沉，不复有抵抗的意志。
其次，关东军越发猖獗。在日本政府中，由于占领东三省意料不到的顺利，激发了日本强硬路线的疯狂。日本人的性格，是最初投入
的时候“高抬脚，轻落足”，所以今天投资机会上往往落后他国。但是一旦成功，就会进入一种癫狂的兴奋状态，不顾一切的蛮干。甲午战争、珍珠港，无一不是如此。
就日军方面来说：锦州撤退的时候，蒋介石已经下野，孙科等国民党中央巨头虽然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持张学良的作战，但至少是希望他进行抵抗的，把责任推给国民党未免牵强。锦州的弃守，应该是张学良自己的决定。九一八事变，可以归结为缺乏经验的张学良在仓促间不能良好判断局面。但是锦州完全不同，锦州问题上没有猝不及防的问题，应该说反映了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的能力和认识存在局限。
窃以为，这是张学良在东北问题上最大的失误，甚至超过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他的不抵抗政策对我国东北人民造成了严重的身心伤害。
参考文献：中华网————————军事专题
搜狐社区———————军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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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张学良与周恩来
《张学良的人际世界》系列之
——张学良与中共要人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张学良与周恩来
蒋文祥
世纪老人张学良与周恩来一生交往的时间可以说极为短暂，但他们之间彼此建立的情谊却恒久弥长。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清凉山下的天主教堂会谈整整一个通宵，同年12月17日，应张学良之邀周恩来从保安赶赴西安，共商兵谏捉蒋的和平解决事宜，及至12月25日下午3时张学良仓促送蒋离陕，周恩来闻讯赶往机场制止，不料飞机已经升空，此后终生再未谋面。累计两人相处的时间，前后加起来总共只有八天九夜。但就是这短短的八天九夜，却使二人都为对方倾倒：张学良直言不讳他“一生最佩服的人就是周恩来”，周恩来也不止一次称赞张学良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铁血男儿”，直至临终仍然念念不忘张学良这个在“台湾的老朋友”。
如果世人把赵一荻看作是张学良的“红颜知己”，那么，我要把周恩来比作是张学良的“铁血知己”。铁血者，政治之谓也。记得鲁迅纪念瞿秋白曾有一联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我想用来形容张学良与周恩来的关系，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一、延安会谈 —— 一见如故，快慰平生
延安会谈是张学良与周恩来的第一次会见，时间是1936年4月9日之夜。
张学良久闻周恩来是出名的美髯公，所以两人一见面，他便紧握着周恩来的双手同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你一定是周先生，久仰！久仰！”周恩来一听忙说：“张将军，好眼力啊！”“不，不！”张学良谦逊地说：“谁不知晓共产党著名的美髯公啊！”说罢，他大笑不止。
周恩来见张学良如此豪爽，感慨地说：“初次相见，就感到张将军是个痛快人，有着一种故人相见的亲切感。”张学良听了，不觉一愣。“张将军有所不知，我少年时代曾做过你父亲张大帅三年的臣民，对东北人的性格还是很熟悉的，而且打心里也是喜欢的。” “原来如此，难怪周恩来先生也如此痛快，称得上是半个老乡了！”
见张学良和周恩来一见如故，王以哲便打趣道：“一个东北人和半个东北老乡商谈合作抗日，即使是在天主教堂中秘密进行，我看也不需祈祷上帝的保佑了。”王以哲的趣谈引来双方愉快的笑声。
张学良却认真地说：“诸位可能还不知道，我和周先生不仅有半个同乡的缘份，而且还是同一名师的弟子！”在场人都有点不知究里，就连周恩来也有点迷惑不解。
“周先生不知这其中原委，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既是你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张伯苓怎么是你的老师？”张学良停了一下，如实相告：“我原来抽大烟，打吗啡，后来听了张伯苓的规劝，完全戒除了，因此拜张伯苓为师。”
“所以说嘛，咱们这个缘份不浅，正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啊！”周恩来道：“张伯苓先生一生爱国，迭次声明反对内战。我们这两个弟子当遵从师教，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兄弟阋于墙而共御其侮！”一次重要的历史性会谈，就在这十分亲切友好、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开始。 会谈的中心内容是抗日救国道路问题。张学良首先快人快语：“不瞒周先生说，两年前我从意大利墨索里尼那里取回一本真经，认为中国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统一才能御侮。相信只有法西斯才能救中国，主张拥护蒋介石为领袖，实行法西斯专政，把朝野各党各派的意志集中起来，把全国各方面的力量统一起来，象希特勒之于德国、墨索里尼之于意大利那样，才能抗击日寇、应付国难。但我现在已认识到国民党贪污腐化黑暗无能、远非德国的纳粹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可比，是一个没有什么希望的大官僚集团。两年来实际观察和周围朋友对我的谈话劝告，特别是李克农先生和刘鼎先生对时局的透彻分析，使我认识到我过去那种想法错了??”
周恩来耐心静听张学良的讲述，脸上的表情和善而庄严，他说：“张将军既是集家仇国难于一身，也是集毁誉于一身的，张先生处心积虑要雪国耻报家仇的心情，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了解你、同情你。只可惜张先生把路走错了。”
周恩来指出：“法西斯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因为它不是什么进步思想，而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一种反动思想。它主张个人独裁、压迫人民，把资产阶级形式上的一点民主也抛弃了，它只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是没有任何进步意义的。中国要抗日，必须实行民主、走人民群众的路线。搞独裁，搞法西斯，不要民主，也不要人民大众，看不到人民群众抗日的深厚力量，就不可能树立起真正的抗日信心。只有实行民主，才能调动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抗日力量，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把中国引向光明。”
张学良赞同周恩来的看法，他说：“周先生讲的极是，但对于蒋介石我本人和你们有不同看法，在洛川已经和李克农先生谈过，意见未能达到一致，所以特别约请周先生亲自谈一谈。”
周恩来点了点头：“这很好嘛，多接触多谈，双方就会多了解多谅解，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很愿意听听张先生的意见。”
张学良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是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当包括在内。他现在实际上还统治着中国，不仅中国的大部分地盘和军事力量掌握在他手里，而且财政、金融、外交等也都由他一手包揽。我们现在想壮大抗日力量，为什么要把他掌握的这股力量排除在外呢？尤其是我们都是他的部下，如果搞‘反蒋抗日’，工作起来有实际困难。目前应当设法把他‘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扭转过来，逼他走上抗日的道路，可以提‘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
周恩来沉思了一下，说：“张先生这个意见很有道理，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我本人同意张先生‘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主张，如果抗日战争争取不到蒋介石这个集团参加，将是个大损失，争取过来是有好处的。共产党过去也不是不愿意争取这个力量抗日，是考虑到可能性不大。现在，为了抗日救国大计，我们可以既往不咎，愿意争取这个力量。”
张学良说：“我同蒋介石的接触较多，据我了解，只要我们认真争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营里来的，问题是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争取，想尽一切办法争取。”
周恩来笑了笑，说：“如果能够把这样一个力量争取过来抗日救国，也是我们十分希望的。可是用什么办法才能争取过来呢？张先生知己知彼，可以多谈一谈。”
张学良说：“蒋介石是有抗日思想和打算的。据我这两年观察，蒋介石确实有抗日的可能。蒋介石目前处在岐路上，他错在‘攘外必先安内’，把这错误国策扭转过来，就可以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做到这点不容易，要做艰苦的工作。你们共产党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
延安会谈，双方都感到非常满意。周恩来对同行的人说：“谈的真好啊！想不到张学良是这么爽快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 4月22日，周恩来致信张学良，开头就是“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 ”张学良也说：“同周恩来会谈之后，良甚感得意”“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很多的疑难。我要早见到他多好啊！”
延安会谈，虽然张学良与周恩来接触的时间只有短短一夜，但对张学良来说，却一生难忘。直到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记者采访了时，他仍直言不讳“我和周恩来一见如故”。1991年对“美国之音”记者也说：“周恩来先生，我非常佩服。?? 我俩见面感情极好。”
二、西安事变 —— 肝胆相照，情定一生
如果说延安会谈使张学良与周恩来一见如故，那么西安事变则使张、周二人情定一生。 由于蒋介石一意孤行，在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的侵略面前，仍然顽固地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国策，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为了挽救危亡、抗日救国，于1936年12月12日毅然对前来西安督战剿共的蒋介石实行“兵谏”——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深感“彷徨束手，问策无人，?? 立即电请周恩来到西安，共商决策。”认为“他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
应张学良的邀请，周恩来一行十余人从保安出发，骑马风雪兼程170多华里，赶到延安机场，坐上张学良派来的专机，于17日晚行色匆匆赶到西安。
一到西安，周恩来席不暇暖，立即同张学良彻夜长谈。张学良详细向周恩来介绍了事变六天来局势的变化及各方面的反应。首先是西安告急，何应钦下令讨伐。由于十七路军师长冯钦哉叛杨投蒋，潼关不攻自破，中央军直下华阴、渭南，并大肆轰炸。同时，各地反应亦不尽如人意：各实力派因真相不明或局势不稳而多不表态，只有远在广西的桂系表示支持，山西阎锡山竟一反常态来电诘问，使西安失去一方屏障。其次是南京的动向。南京政府对西安提出的抗日救国八大主张并不关切，而主要考虑的是如何救蒋的问题。孔祥熙和宋氏姐妹在英、美支持下，力主和平解决，救蒋出险；而何庆钦等则在日本支持下，主张武力解决，打着救蒋的旗号，企图炸死蒋介石取蒋而代之。另外，蒋介石的态度，先是拒绝商谈一切问题，经过端纳的斡旋，蒋的态度已由强硬变得和缓，有答应抗日的意向。17日上午写了停战手令，要何应钦在20日前停止轰炸，企图以何的讨伐迫使张、杨早日放他。张学良对周恩来说，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就送他回南京，还拥护他做抗日领袖。
周恩来意识到，西安的局势比原来在保安所估计的情况更为复杂，其中应付来自南京方面日益严重的军事压力和明确对蒋介石的处置方案，是刻不容缓的。
在军事方面，为了稳定局势，周恩来与张学良当即商定：东北军、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主力南下延安、庆阳一线接替东北军，必要时侧击甘肃的胡宗南以及支援关中。红军加入西北抗日联军。这样，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形成了东北军、十七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局面，巩固了西安的地位。
在对蒋介石的处置问题上，周恩来赞成张学良的对蒋方针，并就事变的性质、前途和处置办法发表意见。他说：“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但方式却是军事阴谋。”张学良听了有点想不通，说：“我为公不为私，扣蒋介石还算阴谋？”周解释道：“蒋介石虽被扣留，但他的实力依然存在。这次只是出其不意，用军事手段把他捉来了，因此对蒋的处置必须极其慎重。”听了周的解释，张的神色才稍稍缓和下来。
周恩来指出，事变有两种可能的前途：“一是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形成举国一致的抗日局面；一是蒋介石拒绝谈判，那就公审他，宣布罪状，予以处置。但这样将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制造有利条件。我们应该争取好的前途，避免坏的前途。也就是要采取说服蒋介石的方针，只要蒋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同意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
周恩来向张学良表明了共产党的态度；从全民族抗日救亡的最高利益来考虑问题，在蒋同意联共抗日的前提下释放他，对于推动全国抗日是有利的。因此要保证蒋的安全。当然在策略上可以声明，如果南京方面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望。这样，利用蒋、何的矛盾逼蒋抗日，借助蒋的地位压服南京实现和平。
周恩来从大局出发，权衡利弊得失，精辟透彻鞭辟入里的分析，紧紧抓住了张学良的心。张学良虽然也想和平解决事变，但仅仅是个想法。现在通过交谈，张学良对事变的前途看得更加清楚了，对逼蒋抗日的信念更加坚定了。他对共产党抗日救国的诚意十分感动，对周恩来的人品才干更是十分钦佩。他感到只要有周恩来在西安，一切事情就有了主心骨。
翌日上午，周恩来又拜会了杨虎城，交流了他与张学良商谈的情况和中共和平解决方针。由于张学良和周恩来意见一致，因而杨虎城没有表示异议，但他很担心蒋介石阴险毒辣，被释放后会翻脸不认人实行报复。周恩来对杨虎城的顾虑表示理解，但他认为现在抗日已经是大势所趋，蒋介石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只要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团结一致，力量强大，蒋介石想报复也报复不成。
共产党不计前嫌，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国家根本利益为重，不仅使张学良、杨虎城折服，也推动了西安群众接受和平方针。西安的和平方针又有力地支持了南京政府内主和派的斗争，迫使主战派头子何应钦派宋子文、宋美龄以国民政府代表身份到西安谈判。
12月22日下午，宋子文、宋美龄飞到西安后，即代表蒋介石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进行谈判。周恩来代表张、杨和中共“三位一体”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双方同意以此作为基础，谈判相当顺利。蒋介石虽不参加谈判，但以“领袖人格”担保实现诺言。
12月24日，周恩来将谈判结果电告中共中央。“今日蒋答复张：子，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丑，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政府名单，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寅，蒋允回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卯，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辰，蒋意开国民大会。巳，他主张联俄联英、美。”
当晚，周恩来在张学良陪同下，会见了蒋介石。至于周、蒋会谈内容，据周25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说，蒋作了三点表示：“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但张学良直至最后对这些仍然三缄其口，不愿说出详情，只说“周恩来见蒋介石是我领他去见的。”
谈判虽然有了结果，但双方在何时放蒋及撤军问题上仍有分歧。西安方面主张先撤军再放蒋，宋氏兄妹主张先放蒋再撤军。宋子文坚决请求西安方面相信他，表示他愿意负责落实谈判商定的各项内容，要求让蒋介石25日离开西安回南京。宋美龄也要求在圣诞节离开，取个吉利。张学良力表赞同，并意亲自送蒋。周恩来认为，蒋在“走前还须有政治文件表示”，不必匆忙放蒋。并说政治是钢铁般的无情，放蒋是为了合作抗日，亲送则大可不必。张学良担心夜长梦多，怕蒋出了闪失，于国家民族不利。于是他在25日下午3时，既未同杨虎城商量，也没同周恩来通气，独自决定立即放蒋并亲自陪蒋飞回南京。等到周恩来接到报告赶往机场制止，可是为时已晚，飞机已经腾空而起。周恩来不禁叹息对人说：“唉！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坏了，他不仅在‘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
对于张学良亲自陪蒋回宁，周恩来虽然扼腕叹惜，但已不可追回。事过13年，及至1949年4月国共和谈破裂时，周恩来曾深情对国民党首席谈判代表张治中说：“西安事变时我已经对不起姓张的朋友（当然是指张学良，笔者注），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
三、幽囚岁月 —— 心心相印，一往情深
张学良亲自陪蒋回京，原想扮演一出从未演过的好戏，不想蒋却食言而肥，反将张软禁终身。张学良从此失去自由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幽囚岁月里，张学良曾避开戒备森严的看守特务亲笔给周恩来写过两封密信。悠悠岁月中，周恩来也一直惦记着囚禁中的张学良。
1937年1月10日，周恩来曾有一信致张学良，信中写道：“汉卿先生，自兄伴送蒋先生入京后，此间一切安然，静候蒋先生实践诺言，由兄归来主持大计。”
同年2月17日，囚禁于奉化溪口的张学良背着戒备森严的看守给周恩来写了第一封密信，交东北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带给周恩来。信的全文如下：“恩来兄：柱国兄来谈，悉兄一本初衷，以大无畏精神绥此危局，犹对东北同人十分维护，弟闻之甚感。红军同人种种举措，使人更加钦佩。弟目下闲居读书，一切甚得，请勿远念。如有密便，盼有教我。请代为向诸同人致敬意。此颂，延安，弟 良 二月二十七日” 张学良在信中对周恩来“一本初衷”挽救危局的“大无畏精神”表示“钦佩”。
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作为中共首席代表的周恩来发言，他说：“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也是在座各位的朋友，今天我们在这里谈团结，这个人对团结的贡献最大，这个人就是促成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张汉卿先生。我们怀念他，诚恳地希望他能早日获得自由。”这时整个会议厅异常沉寂。这番话使在座的一帮国民党军政要员们一个个闭目阖眼，满脸羞愧。
同年4月19日，被囚禁于贵州桐梓的张学良又给周恩来写了第二封密信：“别来十年，时为想念，兄当有同感，现日寇已经驱出，实为最快心之事，尔来兄又奔走国事，再作红娘，愿天相助，早成佳果。此良所视想也。近日友人惨死，数难闻之，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勿念，余不尽一。弟 良 四月十九日。” 张学良后来说过，他的一生，他的祖国，几乎被日本给毁了。张学良所以要发动西安事变，根本目的就是要抗日。因此，驱出日寇，这是他平生最快乐之事。张学良认为，“周恩来是极有才能大胆的人”，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抗战胜利后，他衷心祝愿周恩来在国共和谈中“再作红娘”、“早成佳果”。
1946年12月，在延安纪念西安事变10周年群众大会上，周恩来严正指出：“历史应该公断，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介石抗战是张、杨两将军顺应人民公意逼成的，张、杨两将军从此就获得人民的谅解和拥护，不是偶然的。现在抗战已经顺利一年多了，然而，张、杨两将军却被蒋介石幽囚了10年。这段公案，人民会起来给以正当裁判。也只有人民，才会真正坚持释放张、杨。那些担保张、杨无事的大人先生和太太们，却早已忘恩负义，食言而肥。”
1956年11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上，周恩来指出：“西安事变是值得纪念的。由于西安事变，张、杨两将军是千古功臣，这点是肯定的。”“张汉卿是个英雄人物，很豪爽。他这个英雄人物是个人英雄主义，但用在抗日上就用对了。张汉卿在被扣后，还给过我两封信，多年来表现很好，始终如一，是值得使人怀念和尊敬的。张汉卿将来能救援出来最好，但无论如何，他是千古不朽的人物了，他是名垂千古的了。”“无论张学良是死是活，我们中国共产党都评价他为千古功臣！”
篇四：张学良将军与抗日战争
《张学良研究》系列之一
张学良将军与抗日战争
如皋 蒋文祥
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已经50周年了。在举国上下隆重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的时候，令人不能不想起中国由十年内战走向一致抗日的转折点——西安事变，更不能不想起虽未亲身参加抗日战争，但却对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和巨大牺牲的西安事变主角——张学良将军。
本文拟就张学良将军与抗日战争做些研究，以此作为不能忘却的纪念。
一、杀父之仇埋下了抗日的种子
张学良是东北草莽英雄张作霖的长子。张作霖出身绿林，靠结帮拉杆子起家，人称“马胡子”。1916年任奉天督军，以后成为“满州王”，一度曾任北洋政府元首，是奉系军阀的首领。1928年张作霖在日本侵略者一手制造的“皇姑屯事件”中被炸身死，年轻的张学良继父业于危难之中，抚三军于大丧之后，成为主政东北的最高统治者。杀父之仇在“未至而立，即负方面”的张学良心中深深埋下了抗日的种子。
张学良后来不止一次说到“我恨日本!”[1] “我恨日本军阀!”[2] “可以说我自己的整个毁灭是出于日本，我父亲被杀，我自己的家庭整个毁掉了，我的财产一切都没有了。”
[3] “我对日本非常不满，家仇国难集于一身，同日本有不共戴天之仇。”[4]
张学良在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我同父亲可以说有特别的父子关系。我生下来时，父亲头一次打了胜仗，换句话说，我父亲就是因为这个起来的。”[5] “我很迷信，总感觉父亲与我有特殊关系??父亲很喜欢我，父亲之死使我非常难过。我现在的生日(6月1日)是假的，我不能过生日，因为这会使我想起父亲。”“最初我不知道父亲被炸死，部下仅告诉我是负伤，所以我晚了几天才回家。如果当时告诉我真相，我会立即赶回去。我一点都不怕日本军，如果他们在杀死我父亲之后再杀死我，我相信一定会有比我更厉害的‘张学良’出现??”[6]
当时为父奔丧的张学良剃去长发化装成士兵混在闷罐车中，躲过了日本人的沿途检查返回到沈阳家中。张学良拿了父亲的图章，模仿父亲的字体，以父亲的名义把东北的事情都安置好了，才宣布了老帅的死讯，公开为父发丧。
日本关东军当时不知虚实，未敢轻举妄动。日本政府派外交元老、大帅老友林权助为吊唁专使来沈阳致祭。林权助是日本侵略中国的老手，有名的中国通，曾在中国做过多年的公使，而且同张作霖有一定的私交。日本派这样一号人物来作吊唁专使，实际上是想用拉拢的手段，来鼓动刚刚继承父业的张学良维持与南京政权相对立的局面，妄图诱使东北集团成为一个在日本人控制之下的独立王国，以实现其分化中国、控制中国的阴谋。
林权助向张学良正式提出阻挠东北集团与南京政权合作的问题。林权助说：“我是承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之命来正式提出这个问题的。日本政府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满蒙是日本付出过重大牺牲而后得有特殊权益的地方，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它是大和民族的生命线；它的命运，日本不能不时时刻刻的关心。如今专以排斥外国势力为名的国民革命军的势力已经席卷华北，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到满蒙，并且我们听说，张学良将军有随时换上青天白日旗和他们同流合污的意图，我们对此特别关切，请张将军将你的意见告诉我们。”
张学良当时的答话极有分寸，也很得体：“林权助阁下，你当然知道得很清楚，我们东北地方当局，一向尊重日本在东北的权益，特别是两国缔结的条约上所规定的权益，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是尊重的。至于说到国民革命军，我虽然和他们交过手、打过仗，但是我很佩服他们。我现在还和他们没有来往，至于何时我和他们有来往，我还不能断定。好在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事，换句话说，这是我们的内政。我想，我们的邻邦并且也是我们的友邦，对我们家里的事不会太感兴趣吧!”
张学良在后来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林权助来后再三阻止我与南京合作，我始终没有对他作正式答复。我躲避，最后他要走了，我请他吃饭，我喝了点酒，后来我想我失言了。他意思说：‘我同你父亲是那么好的朋友，我自己奉政府派遣来这边，但你始终不答复我。’当时我说，林老先生，你替我想的事情比我自己想的都周到，但是你有一件事没替我想到。他很惊讶，他说哪件事没替你想到?我说我是个中国人!”“你们日本人刺杀我父亲，我认为他们很糊涂，我父亲当时很愿意和日本人合作。换句话说，作为我自己，日本人做出这样的事情，我怎么能同日本人合作呢?有什么法子和日本合作呢?也没法子。拿句厉害的话说，我父亲那么样子他都被刺杀，那我再那样还不是被刺杀?什么人能跟日本人合作呢?怎么合作呢?当卖国贼?”[7] 正如日本记者松本一男所说：“这位颇有心计的青年，将杀父之仇深深地埋在心底，假装要和日本方面进行妥协，实际上暗中与国民革命军开始来往。”[8]
也就在日、蒋争夺东北的关键时刻，年轻的少帅张学良作出了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于1928年12月29日，整个东北三省改旗易帜，同时挂上了青天白日旗。
张学良在其父亲被炸身死后毅然易帜，使日本统治集团惊呼“国难临头”，连较保守的枢密院也惊叹这是“对日本的侮辱”，满州问题大大增加了困难。这充分证明，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的张学良的这个举动，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和平统一，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分裂我国东北的狼子野心。
二、毁家之恨加深了仇日的情绪
关东军暗杀张作霖，使张学良与日本结下不共戴天之仇，深深埋下了抗日的种子。而张学良始终不甘心屈服于日本引诱和压力的民族性格，迫使日本人终于下手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给中华民族留下了难以洗刷的国耻国难。
张学良杀父之仇未报，又添毁家之恨，还因此而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人们不禁要问：东北失守，不抵抗的责任究竟在谁?现在当然可以看得很清楚，张学良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其主要责任在蒋而不在张。“九·一八事变”前夕，面对日寇重兵压境，恣意横行，张学良曾多次致电蒋介石，要求南京政府“与日本开战”。[9] 1931年7月，张学良向在庐山主持会议的蒋介石郑重提出：“东北之安全，非借武力无以确保，吾人自应早为之计。”[10]
张学良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先攘外后安内”，就是一致对外就能安内；而蒋介石却主张“惟攘外先应安内”，表示要“全力剿赤不计其他”。
蒋介石为了集中力量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于1931年7月22日确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政策。在“九·一八事变”前一个月，蒋介石曾密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望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事变爆发后，蒋又再次致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扩大事态，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11]
张学良完全接受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企图依靠中央政府和国际联盟出面“和平解决”
这一“地方事件”。他对日本没有作任何军事上的应战准备，当然也应负有一定责任。这年6月，他调集20万大军击败附汪反蒋的石友三，这时东北形势已十分危急，王以哲多次建议他回师沈阳，但张学良不予理会。“九·一八事变”当晚，驻节沈阳的主力只有王以哲一个旅。结果在不抵抗政策之下，东北是拱手让人。
“九·一八事变”使张学良遭受了极大的损失。政治上，他替蒋介石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黑祸；军事上，更是损失惨重，号称50万的东北军，事变后陆续到关内的不足30万，在国内首屈一指的东北空军在“九·一八事变”中被日军消灭殆尽。更重要的是他失去了割据一方的东北地盘，使东北3000万父老乡亲沦于日军的铁蹄蹂躏之下。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背着沉重的包袱，受到全国人民的责难，最使他难堪的是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黑锅。他曾对人说过，这是汪精卫给他起的，“世界上哪有不抵抗而成为将军的呢?!真是莫大的讽刺，比挖祖坟还厉害。”[12] “不抵抗的责任，不应由我张学良一个人担负，就算是我一个人的罪过，那么，一误岂堪再误!国人皆骂我不抵抗，现在大家就应一致奋起，一致抵抗才是!”[13]
他对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记者说：“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后来国人骂我，我说你骂我不抵抗我是一点不认这个帐的，我没有错，可是你要骂我是封疆大吏，没把日本情形看明白，那我承认。”[14] 他当时认为日本政府会控制关东军的，那样做对日本也不利。
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派使对张学良说，他不知道部下发动这次事变，否则他一定会压制不准。关东军炸铁路，本庄赶回沈阳，情势已无法收拾。他把张在沈阳的家私装了两节车厢送到北平向张示好。张学良对他的部下说：“日本人通知我接私产，却为什么不通知我接沈阳，接收东北?难道我张学良是为了自己家产丧失而愤慨吗?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15] “我和他已是敌人，我要他立刻拉回去，否则我会把它烧了。”张说：“要还，还我东北。”
[16]
国难家仇集于一身的张学良，他要雪耻，他要雪国家民族之耻，也要雪个人之耻。“九·一八事变”一爆发，日本新闻媒介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凭空捏造有关张学良的种种桃色新闻，向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展开人身攻击。他们大肆造谣说，张学良不仅在北平六国饭店于九·一八当夜与女影星胡蝶共舞，而且过从甚密。并不惜版面，在报纸显著位置刊登胡蝶玉照，把张学良与胡蝶的大名赫然并列报端。而广大不明真相的群众人云亦云，更使谣言长上了翅膀。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杂志，曾登了一首打油诗挖苦张学良：“赞助革命丢老爸，拥护统一失老家。”而最轰动出名的要算马君武教授的政治讽刺诗《哀沈阳》二首：“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据张学良部属何世礼回忆：“至于九·一八之夜，竟传汉公与胡蝶共舞，则确属诬捏之词。盖当夜乃为辽西水灾筹款演戏(由梅兰芳主演《宇宙锋》)，汉公亲临鼓励捐款，并邀先父母作客，且请英大使夫妇作陪，均坐同一包厢，世礼则随侍左右。至10时许，忽见其副官处长汤国桢(或系辽宁警务处长黄显声)来报，请接沈阳电话，汉公嘱其代劳。旋又来告，谓荣臻参谋长必须其亲自接听，汉公方离席，且一去不回，亦无任何交代。先严以其毫无礼貌，非常不快，讵翌晨见报，始知发生此不幸大事。”[17]
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虽然错误接受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但在对日态度上与蒋却有根本的不同。“九·一八事变”后，全国群情激愤，强烈谴责不抵抗主义，纷纷要求对日作战，这对张学良是极大的刺激。1931年12月7日，张学良在致北平各学校的通电中称：“学良服从中央，忍辱负重，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他始终怀着坚定的抗日决心，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对坚持抗日斗争的人们给以不同形式的支持。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积极支持东北人民的抗日爱国要求，建立了与日本侵略
者卵翼下的傀儡政权相对峙的抗敌政权，鼓舞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特别是马占山的江桥抗战，从1931年10月4日到19日，坚持半月，重创敌伪，开我国反日抗战之先声，当时报界评说“使国民有空谷足音之感。”[18]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旧属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等人自发组织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救国会的领导、组织和帮助下，又以分散在东省各地的一部分东北军官兵为基础，由各阶层爱国分子组成了一支抗日武装力量，这就是著名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人数最多时曾达到30万，足迹踏遍辽西走廊、兴安山地、松辽平原的白山黑水之间。他们庄严发出誓言：“宁做枪下鬼，不做亡国奴。”“宁教白山黑水尽化为赤血之区，不愿华胄倭奴同立于黄海之岸。”
1933年初，日寇进袭热河，张学良决心奋起抗战。他在有关会议上疾呼保卫热河的极端重要性，他说：“热河地高多山，北接外蒙、黑龙江，东连辽宁，西接察绥，南接平津，四方均是平原，故热河如同炮垒，为华北最重要关键??热河如保存，则进可恢复华北，还我河山，国人应深切注意热河之重要性。”2月18日，张学良率东北军将领通电全国，表示抵抗决心：“舍奋斗无以求生，舍牺牲无以求死，但有一兵一卒，亦必再接再励，幸而成固可复我河山，雪莫大之耻辱。”[19] 但是由于蒋介石一心“安内”而无心“攘外”，所以尽管张学良发誓死守热可，终究有心杀敌，无力回天。1933年3月4日，日军攻占承德，热河失守。
国土日蹙，江河日下，更加激起国人对“不抵抗政策”的愤慨。蒋介石为了躲避舆论的谴责，便把丧失国土的责任一古脑儿转嫁到张学良头上。张学良只好代人受过，自动下野。对此，张曾不无神伤地对人说过：“中国问题，蒋先生以和为主，还不知演变到什么地步。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人们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是下野以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一天呢?”[20] 他要报仇雪耻；他要收复失地；他要统率东北军走上抗日征途，披甲还乡，重返家园；他要千方百计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能消除久积于心的胸中块垒。
三、西安之变促成了抗日的发动
众所周知，张学良的名字是与西安事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张学良为什么要发动西安事变?原因就在于他要抗日，他与日本军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自述：“良有家仇国难，抗日未敢后人”[21]，“自身千方百计图谋抗日”[22]。“良对日本军人为什么那样痛恨，是因为目睹身受，到后来更彻底认识，彼等非要征服中国不止，无协调余地，非作殊死斗争不可”[23]。
“良由国外归来，拟为将来抗日作预伏之工作??到沪之后，本希冀为侍从室主任??愿在蒋公左右学习学习??以便将来对日作战时易于共处。归国当时之志愿：(1)本想为一超脱军人，不再统率东北军，为私情所累，与他们仅保持超然关系，以备将来抗日。(2)不希望参与任何内战。”但其结果，事与愿违。
1934年初，身在海外心系抗战的张学良奉召回国，被蒋介石任命为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旋又任命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张学良“本拟不就，王维宙(曾任张学良副司令行营秘书长及国民政府文官长)再三劝阻，嘱良不可有所表示”。“由于情感及职务上的关系，毅然表示愿担任比较困难之剿共任务。”[24]
张学良在1990年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当时部队比较强烈的愿望是回家乡。怎么能回家乡?只能跟日本人打。不愿跟共产党作战而失掉力量，愿保存力量回家乡，所以那时我的处境非常难。在这件事情上部队对我很不满意，说：‘你服从蒋先生是为你自己，可我们怎么办?’”[25]
最激烈的一次是张学良召集东北军将领开会，讨论如何进攻陕北红军时，遭到与会者的坚决反对。请看张学良自述：“彼等不但未能接受，反而哗然??一则云：我等东北人，背井离乡，随汝入关，心中所希望者，有一日同归故土，到不得已时又舍弃我等而去，何等心肠?一则云：良忘却父仇，不顾抗日大业，盲目服从，求一己之禄位。东北军人，本志抗日，良对东北军之牺牲，不知爱惜，反竭力逼迫东北人走上死路一条。”[26]
让东北军在与红军的作战中两败俱伤，这是蒋介石对非嫡系部队历来采取的排斥异己的一贯伎俩。调东北军入陕剿共，蒋介石可谓是一箭双雕。从1935年9月到11月，前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东北军就损失了近3个师的兵力，两名师长阵亡，7名团长被俘或战死。这是东北军几十年战史上前所未有的。尤其是战败的110师、109师，皆为东北军之佼佼者，战死之何立中师长、牛元峰师长亦深为张学良倚重。这两次惨败，不仅使东北军锐气受挫，而且“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认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27]
对于东北军的惨败，蒋介石非但毫无关切之意，而且乘机取消被歼部队的番号，减发军饷。至于抚恤，不但数目少得可怜，而且下发也是遥遥无期，致使东北军的许多阵亡将士眷属，流落甘肃平凉一带，境况十分凄惨!
东北军在剿共内战中即将瓦解的危机不仅威胁到张学良的政治地位，而且将使他失去对日作战收复失地的资本。张学良看到如此下去，将来势必由损失而渐消灭，不能不抱抗日求生之心。
“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动摇大部分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当进剿再见不能成功，良觉一己主张，自问失败，征询众人意见，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共，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28]
1936年3月，张学良与红军代表李克农在陕北洛川进行了会谈，张学良对李克农关于抗日问题的分析极表赞同，但他对中共主张抗日反蒋表示了不同意见。
同年4月9日，张学良又与中共高层领导周恩来在延安天主教堂举行了会谈，这次会谈对帮助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起了决定性作用。会谈中，周如诸葛亮陇中论势一样分析中国之路，一下子就打中了张的心坎。但对抗日反蒋问题，张仍表示他不能反蒋。
张学良提出：抗日力量越大越好，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抗日统一战线应该包括蒋在内。如果不包括蒋，他以中央政府名义反对，不好办。
周恩来指出：中国共产党过去之所以主张抗日反蒋，是因为蒋介石与人民为敌。蒋的指导思想是“宁赠友邦，勿与家奴”，基本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现在就这个问题愿意听听张的意见。
张学良说，蒋介石有民族情绪。据我近年来观察，蒋有抗日的可能。张学良指出：蒋介石是处在歧途上，他主要错在“攘外必先安内”的这个错误国策上，把这个错误国策扭过来，就可以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要做到这一点也很不容易，还要做许多艰苦的工作，你们共产党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一定能把他扭转过来。张学良表示，除非蒋介石投降日本，否则他不能反蒋。
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反映了张的意见后，大多数人感到如果反蒋口号连张学良这样热心联共抗日的人都不
延安会谈不久，周恩来曾亲笔书信一封，托中共常驻东北军代表刘鼎面交张学良，开头就是：“汉卿先生：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29] 刘鼎还告诉张学良：“那边的同志都非常欢迎你，欢迎你作为一个大有所为的红军的大大朋友，说你是当今全国最勇敢的第一个决心抗日的将军”张学良也说，会谈后我太满意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30]
篇五：《张学良的三位夫人的迥异人生》读后感
一代英雄张学良少帅——影响了中国一个世纪的传奇人物,为中国现代的统一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把这个年轻有为的将军推上了风口浪尖,随即他的不同的灰暗的政治人生开始了。中外人士都把他当作国宝一样欣赏他。
通过读这本《张学良三位夫人的迥异人生》，我从侧面了解到真实的张学良。随着张学良在美国的仙逝，他生前的传奇经历也逐渐被解密。特别是他与三位夫人之间的情感纠葛这一厚重的历史帷幕也渐次拉开。这本书讲述了原配夫人于凤至，随军夫人谷瑞玉，陪伴少帅一生的赵四小姐的不同人生，但她们共同的一点就是她们都爱着少帅。本书中蒋介石、蒋经国、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孙科等作为背景人物先后登场，与张学良和他的夫人们共同上演一部中国现代史话剧.
读完这本书，我心里的感觉更多是感动，有于凤至对少帅的至死不渝的爱情，我觉得用什么词来形容这段感情都是苍白无力的（当然，谷瑞玉和赵一荻对少帅也是用情也很深，赵一荻陪伴了少帅一生 ）。还有张学良对祖国和中国人民的热爱，是当时大多数人所不能及的。
于凤至与少帅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少帅对这个婚姻很抵触，于凤至虽然很喜欢少帅，但却不屈于少帅的傲慢，断然拒绝少帅的彩礼并回了二十个字“古来秦晋事，门第头一
桩。礼重价连城，难动民女心。”，字字隐含着一股不可轻视的高洁与傲气！让少帅感到吃惊，并挽回了这桩即将夭折的婚姻。婚后的于凤至相夫教子，也从事教育事业，到奉天贫儿小学授课，也就是在这里遇到了随军夫人谷瑞玉，于凤至的高雅的气质让谷瑞玉自愧不如，心里产生不平衡感，这也是知识的力量，由于谷瑞玉的目光短浅，把自己人生的转机完全寄托给身处战乱的少帅，而且把自己进入大帅府作为目标，导致与少帅的离婚。在西安事变之后的半个世纪里，于凤至的生活充满了辛酸与挑战，但唯一不变的就是对少帅的爱。她患过乳腺癌，痛失爱子，与丈夫相隔大洋，相见遥遥无期，生活困难，但是她都坚强地挺过来了。最艰难的一次莫过于她同意与少帅离婚，成全赵四小姐和少帅，她动情地说：“我当然要签字，我知道汉卿在台湾是什么处境他是蒋介石笼子里的一只鸟啊，要知道他们随时都可能把他掐死的。几十年来，我为了他什么苦都不怕，难道还怕在离婚书上签个字吗？再说，他和赵绮霞这么多年来确实不容易，我应该成全他们才是啊！”，这充分体现了她的豁达大度。后来，于凤至知道在她有生之年是不能看到丈夫解放的那天了，她就致力于炒股和投资电影事业，挣了钱，并为丈夫买了房子，等着他解放的时候好有个住所。于凤至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少帅，把他的事情安排得很好，其间充满了“爱”，但是，她的最后一个愿望没有实现，就是要和少帅葬在一起。因为，
赵四小姐照顾了少帅一生，一定是她与少帅合葬在一起的。相信于凤至会理解的，谁来理解她呢？
大多数人写关于张学良的事情都带有政治色彩，或者不够公正与真实，那么，赵四小姐的话应该是最有权威的。在少帅九十岁生日那天，赵四小姐送给他一篇文章，名叫《张学良是怎样的一个人》，其中写道：“张学良是一个非常爱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的人。他诚实而认真，从不欺骗人。而且对他自己所做的事负责，绝不推委。他原来是希望学医去救人，但事与愿违，十九岁就入了讲武堂。毕业之后，就入伍从军。他开始是为了遵行父亲的意愿，后来是服从中央的命令。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不断的压迫和无理的要求，暴露了它侵略中国的野心。亦更加激起他抗日的情绪。他不愿看见自己的国家灭亡，人民被奴役。但是单靠东北自己的力量是不能抵抗日本的侵略。所以在皇姑屯，他的父亲被日本谋杀之后，他就放弃他的地位和权力，毅然易帜与中央合作。使国家能够统一，希望全国能够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东北，他就不忍看到自己的同胞互相残杀，削弱国家抗日力量，所以他就主张庭之内战，团结抗日。他并不爱哪一党，亦不爱哪一派，他所爱的就是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因此任何对国家有益的事，他都心甘情愿的牺牲自己去做。”这段描述真实而有力，这个不
顾个人权力维护国家统一的人难道不值得我们尊敬吗？这样一个具有人格魅力的人难道不值得三个女人为他付出吗？答案是肯定的！
读到最后，我哭了，张学良少帅被囚禁了半个世纪，把一个年轻有为的将军磨成了近百岁老人，人间的欢乐他本该有的却没得到。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俨然发展的很快，少帅也在八十年代恢复了自由，但却回不了自己的老家东北，当然这里的原因很多。他思念着自己的家乡，每天在夏威夷海边，这位老人都深情地望着大海的对岸，想着家乡的房屋，家乡的人们，家乡的饭菜，可是，他回不去！直到他去世也没回一次老家。作为东北人我想对这位可敬的老人说：“东北有你我们很自豪！中国有你我们很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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