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是一个怎样的人

篇一：老舍《茶馆》人物分析

《茶馆》人物形象分析

通过茶馆的变迁和在其中活动的各种各样人物生活的变化，从侧面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透露社会的变化。作者曾说：“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容纳各式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剧本紧紧围绕茶馆这一典型环境，让各类人物先后登场，写他们的言行举止，写他们怎样活着又是怎样死去，折射出那个黑暗腐朽的时代，反映了人们的悲惨遭遇和命运。

1. 王利发

这是一个贯穿全剧的人物。

他是裕泰茶馆的掌柜，在第一幕里，他正值年富力强，刚从父亲手里继承了经营茶馆的生意，也继承了父亲的处世哲学——“我按着我父亲遗留下来的老办法，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大岔子。”

他精明、干练、谨小慎微、委曲求全、善于应酬，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接待方式。

（1）唐铁嘴是吸食鸦片并以算命看相混饭吃的二流子，虽然经常赊欠茶钱，但王利发还是不断送茶给他，为的是不让他打搅茶馆的安宁和清静。刻画了一个老实本分安分守己的生意人形象。

（2）他唤二德子为“德爷”，他说“哥儿们，都是街面上的朋友，有话好说。德爷，您后边坐！”典型的息事宁人，为茶馆的秩序着想，为讨好他的主顾着想，为着大家的“太平”着想。他知道马五爷是谁，他对大人物的身份了如指掌，折射出了他为了茶馆“费尽心机”，他明白哪些人不能得罪，在什么人面前说什么话。至此，一个活灵活现的精明能干而又世故圆滑的生意人形象已经跃然展现在了我们面前。对大兵、警察、特务，他说“您圣明”“你多给美言几句，我感恩不尽！”一副买卖人的左右逢源、八面玲珑的姿态，表现了他的圆滑世故。

（3）对难民、李三等人他说“别耽误功夫！”“咱们的事，有功夫再研究！”对难民态度强硬、冷漠。对李三虽同情，却有限度，表现他自私。

老舍并没有采用浓重强烈的笔触，突兀变化的戏剧性情节来塑造王利发。相反，他透过一些日常生活中看来得琐碎的活动，一层层的、细致入微的揭示了王利发的思想性格、风貌神态和内心情感，是这一人物形象产生了耐人寻味的艺术魅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第二幕里，王利发已是中年。

为保住祖业、他克扣帮工，在房客身上刮油水；赶潮流、力图在改良中找到出路。他对巡警的敲诈巧于应付，对自己公寓的房客崔久峰，能很耐心地倾听他的牢骚，尽管他不一定懂，但也不时地说些逢迎的话。作为商人，王利发具有胆小怕事和自私的特点。 从王利发忙里忙外、专心张罗的神态中，可以看出他依然保持着当年那种发财致富心里。但他梦寐以求的发家意愿却和军阀混战的黑暗时局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在受到洋人、军阀、兵痞的压迫欺诈后，他表面上仍然像过去一样低声下气，内心里却产生了不平、恼火和

愤慨。

时代不同了，王利发的命运变化了，性格中出现了新的东西。老舍紧紧抓住这一人物的思想脉络来写，真是的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旧中国的黑暗现实面前，靠自己的劳动而生活的王利发尽管善于经营、善于改良，也无法抵御各种反动势力的欺压。他对此也抱有强烈的不满，但表达的却十分含蓄，比如当唐铁嘴说“感谢这个年月”的时候，他说：“这个年月还值得感谢！”这句话蕴含了他的愁苦和愤恨。

第三幕里，到了美军和国民党特务横行的年代。王利发已老态龙钟，在茶馆里出头露面的人物，也都是子继父业的下一辈子人了。

王利发终于挣扎不下去了，旧社会吞噬了他的祖传家业，他只能绝望沉痛的呼喊：“我可没做过缺德的事，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这段发自肺腑的自白，正是对王利发这个人物悲惨命运的一个生动概括。

2 常四爷

常四爷的身上体现了八旗将士的多数人坚守的爱国情操。

虽曾在满清时吃皇粮.但是他对腐败的清王朝不满。“反正打不起来！要真打的话，早到城外头去啦；到茶馆来干吗？”多么尖锐犀利的言语，一针见血，他也有着洞明的眼睛，但这双眼睛却害了自己，因为他看到了太多不平的事情太多黑暗的事情，而他对这些都不能视而不见，只因为他正直他率真，才导致了他的悲剧命运。

他瞧不上“吃洋饭”的马五爷，瞧不上崇洋媚外的国人“一个人身上有多少洋玩意儿”，看到鼻烟壶也从外洋进口，他心疼“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啊！”对国家的衰败痛心疾首，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白银大量外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社会现实。

他是一个正直的旗人，关注国家和民族命运，他虽然也有其局限性，不知道如何拯救民族和国家，但是他却是爱着大清，爱着祖国，和那些吃饭不干事的官差恰恰形成鲜明对比。“要抖威风，跟洋人干去，洋人厉害！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尊家吃着官饷，可没见您去冲锋打仗！”这是他对二德子说的话。几句犀利的言词，便亮明了自己的立场，如梗在喉，不吐不快，他说出了别人不敢说的话，他爱国，他恨洋人，他十分愤恨这些“窝里反”的家伙，于是他会招惹祸端，差点导致和二德子拳脚相加。而半路杀出个程咬金，马五爷出面相劝，制止了斗殴的发生。在得知马五爷的身份后，他说：“哼，我就不佩服这吃洋饭的！”

常四爷对人贩子刘麻子说的“乡下怎么会弄得卖儿卖女”，这一句，又道出了社会的一个黑暗面。可以说，常四爷的每句话都直指时弊，眼光非常敏锐，但这种敏锐，是由于他怀有一颗爱国的心，他以这样的心态来看待这个腐败的世道，自然是越看越痛心，而由于他的性格使然，他也不得不一一脱口而出。之后他又对刘麻子说：“刘爷，您可真有个狠劲儿，给拉拢这路事！”这是对刘麻子这类社会渣子的愤恨和不齿。最后两次常四爷和刘麻子的对话则是因了一块洋表，常四爷再次发出感慨，感叹国家的衰落。常四爷和刘麻子的几次对话，充分展示了他爱清朝爱国家的心声，也表现了他对这个黑暗社会的愤恨不满，但他的那种骨

气，那种敢作敢为，以及那种耿直的性格，使人物形象趋近丰满。

常四爷与秦仲义因一对母女讨饭而发生冲突，常四爷并不能理解秦仲义的那种高谈阔论，也并不能够苟同他的观点，他们之间矛盾的所在是对这个社会认识的上的矛盾。秦仲义和常四爷都是爱国的，但是秦仲义却自负自傲，认为凭借他的实力，搞实业就能够让国家富强，故而对常四爷施给难民的小恩小惠不屑一顾甚至是鄙夷的态度，认为只有自己这样的人才能够创立一番事业，他说道“完不完，并不在乎有人给穷人们一碗面吃没有。”而常四爷根本不把秦仲义放在眼里，认为他是一个只会瞎闹的所谓的“实业家”，而骨子里却连同情穷人的心都没有，所以他看到了这种种的社会现实，他看不到光明，他并不认为自己能够拯救这个国家，他没有秦仲义的那种不自量力，他知道一切的努力都是以卵击石，他不能力挽狂澜，他只能眼看着大清国衰败下去，于是他痛彻心肺地说了一句“大清国要完”，他说这句话，并不是诅咒大清国，更不是盼着它完，正如他后面自己所言，他是爱大清国，怕大清国完，但正是这样一句肆无忌惮的言语，却遭到了逮捕，也正应了他那句“要完”的言语，像这样连言论自由都没有的国家，又怎么能够不完！我们由此看到，常四爷是一个清醒的爱国人士，他不盲目，不自负，他是一个普通的旗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一个正直的敢于说真话办实事的老百姓，是一个充满同情心的人。

他感觉到了国不国民不民的惨状，能冲口喊出：“我看哪，大清国要完！”常四爷被宋恩子吴祥子两个走狗抓走，在走之前，他说了这样几句话“我，我爱大清国，怕它完了！”多么真诚的话！他又以自己是旗人来证明自己是爱大清的。他在这一幕中说的最后一句台词是“甭锁，我跑不了！”一个敢作敢为的硬汉子形象已经展现出来，他是当时社会少有的有骨气的中国人的代表！

他出狱后参加义和团,为护卫国权，他跟洋人刀枪相对地打了几仗。后来大清国到底亡了，他也并不意外，认准了这是历史的惩罚：“该亡！我是旗人，可是我得说句公道话！”他一生保持着满族人耿忠、倔强的脾气，不向恶人低头，不向命运让步，在民国初期到处排斥满人的时候，就像松二爷说的：“谁愿意瞪着眼挨饿呢！可是，谁又要咱们旗人呢！”哪怕是靠担筐贩菜、挎篮子卖花生米，照样活得腰板挺直。

第三幕中他还为松二爷化缘买棺材。但最后自己也穷困潦倒，拣来别人撒剩的纸钱，作为对自己将来的祭奠。他绝望地喊道：“我爱咱们的中国呀，可谁爱我呢？”这个形象反映了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反抗情绪。

常四爷，一个多么希望依靠奋斗来换取国家和个人好前途的中国人，他的悲剧不是来自胆怯、懒惰，而是来自他的落伍了的观念，属于旧时代也属于满族传统的人生观，叫他总以为凭着一身正气和不服输的精神，就可以在铺天盖地的社会黑暗间闯开一条生路，这样天真的愿望根本没法实现，邪恶社会永远张着血盆大口，毫不留情地吞食着贫寒的个体的市民小人物，即使你再豪横再不肯屈服也罢。他能做的，只有坚守着他的气节，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气节！

3 秦仲义

第1幕登场的时候，只有二十几岁，戊戌变法失败后国势衰落，他凭着一颗报国之心，变卖祖业创建工厂，想实业救国。他耗尽40年的心血办起不小的企业，觉得这样就足可以“富国裕民”。他错了，抗战刚结束，他的产业就被政府没收了，当局不但没有接着好好办厂，还把机器当成碎铜烂铁给卖掉了。最后，他无奈地说：“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他立志变革中国现实，可是，他的人生也没能逃脱世道的钳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制度，帝国主义、封建寡头和官僚买办共同控制的国家经济形势，没给他留下一丁点儿施展的空间。他也有爱国之心，并固执而骄傲地认为自己能够救国救民，但是他自视高人一头，跟大众无法沟通感情。他在黑暗岁月里单挑独斗了一辈子，终于惨败下来，也是必然的。

4松二爷

松二爷也是个旗人,但胆小怕事,懒散而无能.清朝灭亡前,他游手好闲,整日喝茶玩鸟。 “我看见您两位的灰大褂，就想起前清的事儿！不能不请安！”“你说得对！嗻！四爷，走吧！”表现了他胆小怕事

民国时期“铁杆庄稼”的待遇没有了，但又不愿自食其力，仍旧留恋过去的生活，宁愿自己挨饿，也要喂鸟。最后终于饿死。这是一个没有谋生能力的旗人的典型，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

5 刘麻子。

靠说媒拉纤、拐卖人口挣钱的地痞无赖。

第一幕中他用十两银子买来康顺子，又以二百两银子卖给太监庞总管。之后他又同两位逃兵谈生意，还没谈成就被当做逃兵枪毙了。正应了那句“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老话。 6 唐铁嘴。

“我感谢这个年月！”“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侍侯着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吗？” 算命看相的江湖骗子。无耻。

7 宋恩子、吴祥子。

“有皇上的时候，我们给皇上效力，有袁大总统的时候，我们给袁大总统效力??”“谁给饭吃，咱们给谁效力！” 贪婪、蛮横、霸道。有奶便是娘的走狗。顺风倒的奸邪小人,靠坑害别人钻营偷生.

老小宋恩子、老小吴祥子、唐铁嘴、老小刘麻子属于恶势力的代表。他们共同合成了国民劣根性的象征性形象。老舍通过稍带夸张的“父子传承”的方式表现了恶势力在不同时代的延续，又以茶馆常客的关系使历经沧桑的王利发、常二爷、秦仲义得以聚首回顾一生，从而使“裕泰”成为整个旧中国社会的象征，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民族性的深层心理结构象征。这样一类人物形象,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畸形和病态.

1．王利发

这是一个贯穿全剧的人物。他是裕泰茶馆的掌柜，在第一幕时，正值年富力强，刚从父亲手里继承了经营茶馆的生意，也继承了父亲的处世哲学，即多说好话，多作揖。他精明、干练、谨小慎微、委曲求全、善于应酬，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接待方式。我们在看第二幕中他对巡警的敲诈巧于应付，对自己公寓的房客崔久峰，能很耐心地倾听他的牢骚，尽管他不一定

懂，但也不时地说些逢迎的话。作为商人，王利发具有胆小怕事和自私的特点。比如课文中他对李三的苦处、康顺子的处境和难民的哀告虽然也同情，但是很有限度。在旧中国的黑暗现实面前，靠自己的劳动而生活的王利发尽管善于经营、善于改良，也无法抵御各种反动势力的欺压。他对此也抱有强烈的不满，但表达的却十分含蓄，比如当唐铁嘴说“感谢这个年月”的时候，他说：“这个年月还值得感谢！”这句话蕴含了他的愁苦和愤恨。就是这样一个精于处事的小商人，最终也没有逃脱自己破产的命运，当茶馆被人霸占后，他悬梁自尽。王利发的悲剧，是旧中国广大市民的生活命运的真实写照。这一形象的意义在于，他揭露了旧制度的吃人本质，反映了旧时代的不合理。

王利发二十几岁继承茶馆，一辈子“按着父亲遗留下的老办法”，对往来宾客各方势力笑脸奉迎，小心打点。为了应对局势变化，还想尽办法“改良”茶馆：北洋时候兼办学生公寓，国民党“光复”后打算请女招待。但是不管他如何努力，茶馆的生意还使越来越差。最终茶馆被霸占，家人出逃，他自己上吊自杀。

经典台词： “在街面上混饭吃，人缘儿顶要紧。我按着我父亲遗留下的老办法，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大岔子！” “人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活下去！是呀，该贿赂的，我就递包袱。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

2．常四爷

常四爷是旗人，在清朝时能吃官家钱粮。但他对腐败的清政府不满，对帝国主义更加痛恨。第一幕中因说一句“大清国要完”就被抓起来，坐了一年监狱。出狱后曾参加义和团，后靠卖菜为生。他正直、倔强、敢作敢为、富于正义感、乐于助人。课文中他对抓过他的特务们不服软。当王利发正愁要关城门了，还没买菜时，是他送来了咸菜和鸡，第三幕中他还为松二爷化缘买棺材。但最后自己也穷困潦倒，拣来别人撒剩的纸钱，作为对自己将来的祭奠。他绝望地喊道：“我爱咱们的中国呀，可谁爱我呢？”这个形象反映了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反抗情绪。

3．松二爷

他是旗人，胆小而懒散。清朝灭亡前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整日喝茶玩鸟。民国时期“铁杆庄稼”的待遇没有了，但又不愿自食其力，仍旧留恋过去的生活，宁愿自己挨饿，也要喂鸟。最后终于饿死。这是一个没有谋生能力的旗人的典型，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

4．刘麻子

靠说媒拉纤，拐卖人口挣钱的地痞无赖。第一幕中他用十两银子买来康顺子，又以二百两银子卖给太监庞总管。课文中他又同两位逃兵谈生意，还没谈成就被当做逃兵枪毙了。这个人物形象表现了当时社会的病态和畸形。

篇二：论老舍作品中的“老北京人”人物形象

论老舍作品中的“老北京人”人物形象

作者：成艳军

来源：《大观》2015年第02期

摘要：老舍作品中的市民形象中包含有这样一类“老北京人”人物形象。这类人物形象具有中国普通人的善良本质，但却又有不同的特点。文章从中国传统文化对市民影响这一角度出发，对这一类型的市民形象做全面解读分析。

关键词：老舍；老北京人；中国传统文化

老舍作品中的“老北京人”是指生活水平不算低，家境比较殷实的北京人，（祁老人就是租给常二爷三亩地来种的），这里主要指老人。这一类市民形象是老舍塑造最成功、最丰满的一类。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北京，北京是他们的居住地，又是封建王朝的首都，在长达六百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历来聚集着来自各地的文人雅士。就是像祁瑞宣这样的年青人，也“很自傲生在北平，能说全国尊为国语的话，能拿皇帝建造的御苑作为公园，能看到珍本的书籍……”[2]北京的这种领导地位逐渐形成了老北京人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生活方式、社会心理和文化习俗。他们有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极守规矩，又极讲礼节。

《二马》中的老马在伦敦的街上散步，就极讲究中国的礼节，见谁都低头哈腰，甚至一群英国小孩跟在他后面辱骂他“老黄脸”、“挨打的货”，他也无动于衷，毫无羞辱感。不但如此，“老马先生是伦敦的第一闲人，下雨不出门，刮风不出门，下雾也不出门。叼着小烟袋，把火添得红又亮，隔着玻璃窗子，细细咂摸雨、雾、风的美……”[3]这是典型的老北京人的情趣，即使走出国门也不会改变。它又是一种文化心理：它的内涵既有封建士大夫阶级的人生行为模式的积淀，又有中层阶级的消闲和慵懒的积习，还有自诩为文明古国的优秀子民的某种自得其乐的陶醉。他简直就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的缩影。

老北京人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盲目继承者。中国传统文化既有精华，又有糟粕。他们对此一律没有怀疑过。当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为他们的行为准则时，他们就不知不觉地以此来衡量自己和别人，约束自己和别人。他们一般都很善良、勤劳、慈祥，但一旦有人违背了封建伦理，这些美好品质的背后就会暴露出一颗被传统文化异化变质的心。宗法制、父家长制、阶级制等为代表的封建伦理观念使得他们显得保守、愚昧、残忍。

赵姑母（《老张的哲学》）温和、善良、慈祥，真心真意疼爱自己的侄女李静，可称为忠厚长者。她坚信祖宗留下来的法规神圣不可侵犯：老祖宗怎样生活，她也怎样生活，从不敢越雷池半步。她认为，事事遵循老规矩，才算尽到老一辈人的责任。她的侄女李静与王德自由恋爱，本来是件好事，但因为她自己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从未听说过青年男女自己找对象的事，所以当她的侄女想自己做主嫁给意中人时，遭到她的激烈反对，以为王德与李静恋爱，有辱家风，大逆不道，悖于传统的道德准则。这是一个被旧思想、旧道德渗透了灵魂的悲剧人物，但她还要用自己的悲剧模式，给子女造成新的悲剧。最后她自作主张把李静作为抵债品折

给坏蛋老张作妾，使得李静忧郁而死。这样一个善良的老人会成为“刽子手”，这不能不让我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重新审视。

《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是一位“四世同堂”的家长，头脑里存有浓厚的宗法思想。他为人笃厚善良，无害人之心，却有严重的君臣父子的等级观念，有意无意地把小羊圈胡同的人分为三六九等，尊卑贵贱，把自己划为上等人，不愿同他认为的下等人交往，显得愚昧可笑。在中国，社会的基础是家庭，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创立了“孝悌”、“亲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族伦理观。因而中国人家族的利益往往超过个人利益，乃至国家、民族的利益。大敌当前，祁老人却觉得“国事”、“日本人”都离他很远，只有他那四世同堂的“家” 才是实在的。他认为关心国家大事的应该是“宰相”、“大臣”，自己不过是无知小民。他管不了国家大事，但必须坚决守住这四世同堂的堡垒。

在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上，中国人历来提倡“忍”。孔子讲“恕道”认为“小不忍则乱大谋”，佛教宣传忍辱无争，以求来世，民间则有“张公百忍”的传说……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在情感方式上拘谨自制，在行为方式上循规蹈矩的遗传基因。（见吴申元著《中国传统文化的遗传和变异》）在长期的封建高压下与文化统治之下，中国老百姓逐渐养成了一种泯灭个性，遇事谨小慎微，中庸折中的处事哲学。中国传统的文化又一直讲究“中庸”，孔子讲“过犹不及”，做人也讲“一瓶子水端平”。抓住了这点也就抓住了中国人的做人做事的原则。

《离婚》中的张大哥就是这种恪守儒家的中庸道德规范的典型人物。世间万事万物只要经过他的心灵滤化，一切都会显得不偏不倚，折中公允，平和稳重，井然有序。他平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就是“做媒人和反对离婚”。在说媒中所使用的天平“全身整个儿是显微镜兼天平。在显微镜下发现了一位姑娘，脸上有几个麻子，他立刻就会在人海之中找到一位男人，说话有点结巴或是眼睛有点近视。在天平上，麻子与近视眼恰好两相抵消，上等婚姻。”[4]他所使用的天平，实际上代表了他善于调和矛盾的人生哲学。对他来说，“离婚”就意味着一切既成秩序的破坏，他一生的事业就是要维护这既成秩序不受破坏。不管你组成的家庭幸福还是不幸福，不管你与妻子情感相投还是不相投，只要结了婚，组成了家庭，就得“凑合”着过日子，绝对不能“离婚”。以婚姻为中心升华开去，可以看出张大哥接人待物的准则，均包含极浓厚的儒家道德规范：“凡事经小筛子一筛，永不会走到极端上去，走极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而要平地摔跟头的。张大哥最不喜欢摔跟头。他的衣裳、帽子、手套、烟斗、手杖全是摩登人用过半年多，而顽固佬还要思索三两个月才敢用的时候的样式和风格”。[5]走“中庸”之道，安分守己的过日子，这是张大哥的文化生活模式。

文化是人创造的，但它又是人的对立物，它往往使人的本质异化，造成人的思想整齐划一，从而使自我意识消亡，缺乏独立人格。此时人已经成为伦理观念的行尸走肉。马老先生一辈子不但没有用过脑子，就是他的眼睛也没有一回盯在一件东西上看三分钟。他认为一切都不容质疑无须思考，“为什么活着？为做官！怎么能做官？先请客运动呀！为什么娶老婆？年岁到了吗！怎么娶？先找媒人呀！娶了老婆干吗还要讨姨太太？一个不够吗！”[6]对人对事他没有自己的独立的认识，而只是从既成传统承袭下来的惯性思维。

对这一类老北京人，老舍总的态度是同情乃至欣赏，“笑骂，而不赶尽杀绝”。[7]这位来自小胡同的旗人后裔对他们优质品质进行了赞扬，但也难以忍受那些仍然没有真正“进化”的劣根性。他为自己所熟悉的“北平市民”不能真正地向社会变易而痛心疾首，由此形成了老舍创作中著名的“反省国民性”的特色。

【注释】

[1]罗常培.我与老舍——为老舍创作二十周年作[J].昆明扫荡报，1944（04）

[2]老舍.老舍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3][6]老舍.老舍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4][5]老舍.老舍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7]赵园.艰难的选择[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作者简介：成艳军，1984年生，男，汉族，河南鹤壁人，郑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篇三：老舍简介

老舍简介

人物生平

个人经历

1899年老舍生于北京。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战争中。全家靠母亲替人洗衣裳做活计维持生活。

1908年老舍九岁，得人资助始入私塾。

1913年，考入京师第三中学（现北京三中），数月后因经济困难退学，同年考取公费的北京师范学校。

1918年毕业，被派任到方家胡同小学当校长。两年之后，晋升为京师教育局北郊劝学员，但是由于很难和教育界及地方上的旧势力共事，很快便主动辞去了这份待遇优厚的职务，重新回到学校教书。

1921年，在《海外新声》上发表《她的失败》的白话小小说，署名舍予，这是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老舍的最早的一篇作品，仅有700字。[3]

1922年，受礼加入基督教，后在天津南开中学教国文，并在北京教育会、北京地方服务团工作。在此期间，他热衷于社会服务事业，同时还在英文夜校和燕京大学补习英文。[4] 1923年，在《南开季刊》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2]

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讲师。

1926年，在《小说月报》上连载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第1期署名“舒庆春”，第2期起改“老舍”。此后三年继续创作，在英国共创作发表了长篇小说三部《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5] 英国的教书生涯使老舍成为一名合格的作家。

1929年夏，离英回国，在新加坡直流半年，任中学教员。

1930年，回国任齐鲁大学教授，边写作边教学。

1931年，与胡絜青女士结婚，同年发表长篇《小坡的生日》。

1932年，创作《猫城记》，并在《现代》杂志连载。此后几年，老舍陆续创作了《离婚》和《月牙儿》等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品。

1934年，任山东大学文学系教授。

1936年，老舍辞去山东大学教授一职专心从事写作。9月，《骆驼祥子》在《宇宙风》连载，1939年该书由人间书屋正式发行。[2]

1937年，8月返齐鲁大学任教。11月只身奔赴武汉。

1938年，老舍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对内主持日常会务，对外代表“文协”，并全面负责总会的领导工作。同年7月，随文协西迁重庆。

1939年，老舍翻译完成的英文版《金瓶梅》在伦顿出版，译名为"The Golden Lotus"，此版是为西方比较权威的《金瓶梅》译本，先后发行四次。[5]

1944年，创作并由良友复兴印刷公司出版《四世同堂》第一卷《惶惑》。

1946年，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同年出版《四世同堂》第二卷《偷生》。 1949年，接文艺界三十余位友人信后决定回国，10月离美，12月抵达天津。 1950年，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成立，任副理事长。

1951年，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1953年，当选为全国文联主席，作协副主席。

1957年，《茶馆》发表于《收获》第一期。

1966年，文革中不忍屈辱，自沉于北京太平湖。[2]

196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且获投票第一，由于老舍已不在人世，遗憾颁予川端康成。 1978年，老舍得到平反，恢复“人民艺术家”的称号[6] 。象征性的墓碑上刻写着老舍的一句话：“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婚姻家庭

老舍家庭

老舍家庭(5张)

1930年，胡絜青正在北京师范大学念书，母亲怕她因为这学业而耽误了终身大事。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是胡絜青兄弟的朋友，有一回，他到胡家去玩，胡母托他帮忙物色。此时老舍正好从伦敦回国，且著有作品，于是罗常培便向胡母介绍了老舍，获知老舍的才华及人品后，胡母异常高兴，私下便定下了这位乘龙快婿，于是与罗一同商议了一个周密的计划使老舍与胡絜青见面。

1930年冬天，老舍回到北平。在罗的安排之下，老舍到处被朋友们拉去吃饭，而饭桌上总有胡絜青。在频繁的相见之后，胡与舒产生了情愫。直到1931年夏天，胡絜青毕业，两人举行了婚礼。

婚后半个月，老舍携带妻子来到济南，继续在大学任教，胡絜青则在一家中学里教书。两人第一个孩子出生在济南，是个女孩，取名舒济。1935年第二个孩子，儿子舒乙出生，1937年，在重庆产下第三个孩子，次女舒立。

2人物趣事

编辑

催稿趣事

抗战期间，北新书局出版的《青年界》，曾向作家老舍催过稿。老舍在寄稿的同时，幽默地寄去了一封带戏曲味的答催稿信：元帅发来紧急令：内无粮草外无兵！小将提枪上了马，《青年界》上走一程，吠！马来！参见元帅。带来多少人马？来个字！还都是老弱残兵！后帐休息！得令！正是：旌旗明明，杀气满山头！[7]

改稿奴才

作家楼适夷有次去看望老舍。“最近写些什么？”楼适夷问道。满族出身的老舍笑着说：“我正在当‘奴才’，给我们的‘皇帝’润色稿子呢！” 一阵大笑，方知老舍正接受一项新任务———为末代皇帝溥仪修改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7]

献丑作诗

一次老舍家里来了许多青年人，请教怎样写诗。老舍说：“我不会写诗，只是瞎凑而已。”有人提议，请老舍当场“瞎凑”一首。“大雨洗星海，长虹万籁天；冰莹成舍我，碧野林风眠。”老舍随口吟了这首别致的五言绝句。寥寥20字把8位人们熟悉并称道的文艺家的名字，“瞎凑”在一起，形象鲜明，意境开阔，余味无穷。青年们听了，无不赞叹叫绝。诗中提到的大雨即孙大雨，现代诗人、文学翻译家。洗星海即冼星海，人民音乐家。高长虹是现代名人。万籁天是戏剧、电影工作者。冰莹即谢冰莹，现代女作家，湖南人。成舍我曾任重庆《新蜀报》总编辑。碧野是当代作家。林风眠是画家。[7]

3个人作品

编辑

小说合集

仅收录发行单行本的篇目

长篇小说

中篇小说

老张的哲学 赵子曰 火葬 二马 我这一辈子

猫城记 离婚 蜕 文博士

小坡的生日 骆驼祥子 正红旗下 牛天赐传

无名高地有了名 鼓书艺人 四世同堂（包含《惶惑》、《偷生》、《饥荒》三部长篇） 以上资料整理自[8-9]

文艺合集

仅收录老舍在世时发行单行本的集子

短篇小说集 文学理论集 中篇小说集

樱海集 蛤藻集 文学概论讲义 月牙集

贫血集 东巴山集 杂感集 汉语教材

赶集 火车集 老牛破车 灵格风汉语教材

文学语言论集 通俗文艺集 小花朵集

出口成章 三四一

以上资料整理[9] [8]

诗歌作品

老舍 作品一览

老舍 作品一览(9张)

旧体诗约300首，12万字左右。

新诗三首，皆为长诗，信息如下：

1934年 鬼曲

1939年 成渝路上

1939年 剑北篇

以上资料整理自[10]

曲艺作品

通过搜集整理共有47部，细分有话剧27部、京剧7部、歌剧5部、地方戏剧2部、英译中话剧1部、电影剧本1部、鼓词15篇、相声31段、快板12段、太平鼓词4段、山东快书1段、合作撰写的单弦牌子曲1篇、唱词7篇。[7]

话剧作品

茶馆 龙须沟 残雾 谁先到了重庆

张自忠 面子问题 大地龙蛇 桃李春风（与人合著）

忠烈图 方珍珠 生日 春风秋实

西望长安 荷珠配 神拳 归去来兮

秦氏三兄弟 全家福 秦霞丹雪 青蛙骑手

宝船（童话剧） 红大院

以上整理自[8-10]

未成合集，散落发表的作品收集如下：

《厚古薄今》《活-武松》《假博士》《教授》《她记得》《抗战民歌二首》《空城计》《控诉搂包的》-大鼓书词《礼物》《恋歌》《流离》《乱形容》《说明白话》《覃本秀自述》《痰迷新格》《童谣二则》《微笑》《为和平而战》《为小朋友们作歌》《维生素》《小相声一则》《新春之歌》《新青年》《新诗》《雪中行军》《音乐的生活》《英雄赞《元旦铭》《慈母》《打刀曲》《读书》《二期抗战》《附录-致友人函》《歌唱伟大的党》《歌声》《鬼曲》《国葬》《过新年》《海外新声》《和平解放西藏》《红售货员》《红叶》《鸿兴饭馆红旗飘》《八九十枝花》《保民杀寇》《保我河山》《壁报诗》《别迷信》《长期抵抗》《陈各庄上养猪多》《成渝路上》《蒙古青年进行曲》《女儿经》《陪都赞》《青年》《青年突击队员》《清明》《日本撤兵了》《扫荡五气》《山高挡不住太阳》《神仙辞职》《生产就业》《柿子丰收》《蜀江船歌》《双反》《札兰屯的夏天》《战》《丈夫去当兵》《致富神咒》《中秋月饼》《祝贺北京解放十年》《祝贺儿童节1》《祝贺儿童节2》《作诗》。[8]

书法作品

老舍 书法作品

老舍 书法作品(13张)

现今流传的老舍书法作品不多，可以于北京老舍纪念馆参看鉴赏。

4作品风格

编辑

创作题材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惶惑、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他喜欢通过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关于自然风光的色彩鲜艳的渲染和关于习俗人情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名字总是与市民题材、北京题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是现代中国文坛上杰出的风俗、世态(尤其是北京的风土人情)画家。作为一位大家，他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可能不够辽阔，但在他所描绘的范围之内，却把历史和现实，从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时代的社会气氛、风俗习惯，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种人等的喜怒哀乐、微妙心态都结合浓缩在一起,有声有色、生动活泼,自成一个完整丰满、"京味"十足的世界。这是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的特殊贡献。[11]

老舍的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表现出鲜明的反帝爱国的题旨。老舍的作品中往往直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从不同侧面描写它们的经济、文化、宗教渗透和种族歧视所给予中国人民种种伤害。他表现民族觉醒、表彰民族气节，同时抨击在这些侵略和渗透面前卑躬屈节、为虎作伥的洋奴汉。写于60年代初的话剧《神拳》，再现了北京居民抗击八国联军的壮烈情景。

[12] [2]

语言风格

老舍的语言俗白精致，雅俗共赏。老舍说：“没有一位语言艺术大师是脱离群众的，也没有一位这样的大师是记录人民语言，而不给它加工的。”因此，作品中人物语言是加提炼过的

北京白话。其作品语言的“俗”是建立在精细的思考与研究的基础上。他的“白”，让读者易于理解却又颇有深度。用通俗、平白的文字来反应时代和生活，这才是老舍作为语言大师的境界，可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然而另一方面，老舍又使用语脱去自然形态的粗糙与随意，炼成金子，使现代的北京口语显出朴素精致如同一具精雕细刻的瓷器。[13] 同样老舍的作品也追求幽默，一方面来自狄更斯等英国文学家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深深地打上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烙印，形成了更内蕴的“京味”。幽默风趣，是老舍作品语言的总体风格特色。他认为：“文字要生动有趣，必须利用幽默??假荇干燥、晦涩、无趣，是文艺的致命伤；幽默便有了很大的重要。”因此，老舍的小说、戏剧，散文等也都充满了幽默风趣色彩。他的作品字里行间无不闪现着他的幽默才华：把“想得深”的思想内容，用“说得俏”的语言表达出来，含蓄隽永，充满浓郁的幽默色彩。从《老张的哲学》问世起，老舍就开始被人称为“幽默小说家”。[2]

老舍先生更是潜台词运用的大师，其代表就是《茶馆》。《茶馆》凭借深刻含蓄的潜台词，有力地丰富了语言的内涵。最经典的例子就是第一幕庞太监与秦仲义的“舌战”。这两个人一个是西太后的宠奴，一个是讲维新的资产者，二人不期而遇表面上客客气气，骨子里却是兵刃森森。《茶馆》中像这样的台词比比皆是。它引而不发，以弦外之音调动人们的兴味与深思，耐人咀嚼。[13]

老舍作品成功地运用了富有生命力的北京口语词汇，使作品语言透露着独特的京韵，作品生活气息醇厚，地方风物、民情风俗真实感人。同时用地道的北京话写北京人，本土本色，活泼有趣、质朴自然，生活气息迎面扑来，具有独特的魅力，透出了北京话的神韵，显示北京话活泼的生命力和老舍驾御北京口语的能力。[13] [2] [12]

文学思想

老舍的文学思想成分复杂，现代文学史中无产阶级文学和资产阶级文学的斗争里，他的派别色彩不明显，虽然他对左派的革命领导文学的艺术指导方式及其他艺术和思想上的主张颇有微词。同时老舍也未曾加入苏汶和梁实秋等人的第三派----不认为文学至死都是自由的。他的文学思想的基调是强调文学的自由表达，同时认为文学对社会的作用是不期然而然的和远期的。[14] 但是由于受到时代的影响，老舍也曾一度向文学的实用性靠近，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发展，艺术家的他又感到不适，于是又重新呼唤并实践文学的自由表达和艺术性，在此期间其文学思想也出现了反复和震荡。因此而言老舍没有坚定单纯的文学立场，他的文艺思想是摇摆不定的，但是他倾向于从感情角度看文学，认为“使人欣喜是艺术的目的”，“文学是认识生命的，解释生命的”。同时老舍认为“文以气为主”强调表达自我为主，不使文学变成传道的教科书。[14]

在作家不受外力干涉下进行自由表达的基础上，老舍进一步加深了个人的文学思考深度-----形式的美好。老舍多次提出“文学是以美好的文字为心灵的表现。”同时受到英国文学的启发，追求简洁朴素的语言风格“脱去花艳的衣裳，而露出文字的躶体的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英国文学相通的，同时也是老舍受狄更斯等作家影响后在创作上的重要投影，是老舍文学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来自:WwW.smhaida.Com 海达 范文 网:老舍是一个怎样的人)

表达自由和形式美好是老舍最基本的追求，在这基础上老舍也反对文以载道的文学观，但并不否认文学的社会性和社会作用，如老舍早、中期的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小坡的生日》《猫城记》《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等，中心旨意都是探索振兴国运、强盛民族之路的。老舍是以平民生活为描述对象，以传统伦理道德的哲学观为思想基础，以人道主义的善恶观为最基本的出发点，以是否有利于振兴国运、强盛民族为尺度，而进行文学描述的，而后期老舍在抗战时期则发表了大量的宣传抗战的文艺作品。[15]

5人物评价

篇四：解读老舍作品中的“城市平民”与“歧途人”

解读老舍作品中的“城市平民”与“歧途人” 作者：成艳军

来源：《大观》2015年第03期

摘要：老舍作品中的市民形象中包含有这样一类“老北京人”人物形象。这类人物形象具有中国普通人的善良本质，但却又有不同的特点。文章从中国传统文化对市民影响这一角度出发，对这一类型的市民形象做全面解读分析。

关键词：老舍；城市平民；歧途人

老舍创作的作品中市民形象很丰富，我们把它简单的分成两类：好人和坏人。据此好人的名单里应该有赵姑母、祁老人、祥子、王德、马威等人。坏人则是蓝小山、小赵、冠晓荷等市井无赖、地痞流氓、恶霸、汉奸之流。老舍是个温和的人道主义者，并未能深入到这些坏人的内心进行具体挖掘，而总是用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很表面化地描绘这类人物，致使人物形象大打折扣，流于单调。我们在此就不再做进一步分析了。文章论述的重点是前一种人物形象中的城市贫民与歧途人。

一、城市贫民

城市贫民，这是些被压迫被损害，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包括洋车夫祥子、老马、小崔、老巡警等。他们身上既没有老北京人身上的优越悠闲，也没有理想市民身上“穷者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的大志。他们的生活目的只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但现实太残酷了，他们无论多么辛苦却仍然在生死线上挣扎。他们处在城市的最底层，多数是破产的农民，虽然他们身上具有诚实、善良、勤劳的优良品质，却摆脱不了小生产劳动者的思想弱点。这是老舍所描写的市民形象系列中最多最感人的形象系列。

祥子是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农民，因此进城后在生活理想、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都带有强烈的农民意识。他有骆驼一般吃苦、耐劳、坚韧不屈的禀性，为了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劳动者，三起三落的买车的苦难际遇，都没有把他彻底打倒。但他身上所具有的“有价值的东西”却被社会一点一点“吃掉”。祥子作为农民小生产者，本来就具有农村封建宗法制的封闭性、落后性、狭隘性、自私性。他自私偏狭，“不想别人，不管别人”，“他只关心他的车”。他和自己的阶级兄弟争生存权，干一些“抢座儿”的丑事。他政治上无知无识，麻木愚笨，对现实缺乏认识。拉车的时候，祥子感到一种劳动的愉快和陶醉，似乎有一点“为劳动而劳动”的味道，类似于唯美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但倘真完全如此，则祥子就用不着买车了，租凭了车来拉也差不多。更主要的，作为小生产劳动者，祥子不仅远不可能把劳动当作乐趣，而且，他所陶醉的高等洋车夫那种带有虚荣的表现欲望的劳动，在意识里已经暗含了高人一等的小生产意识，尤其是，他暗暗渴望的，还是成为有厂子的车夫。他身上还有潜在的小市民那种占便宜的意识，“反正自己跳不出圈儿去。什么样的娘们不可以要呢？况且她还许带过几辆车来呢，干吗不享几天现成的福！”[1]他本来是只想与虎妞玩耍玩耍的。小市民意识里是没有洁身自好

这样的高尚情操的，小市民的从丑恶里去寻找陶醉的思想，也是他受诱惑上当的原因，他认为一堆碎铜烂铁中，也有一二发光的物件。这就是可爱可怜可悲可叹的独一无二的祥子形象。 较“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描写下层人民的不同，老舍不是取着鲁迅式的纯粹知识分子化的观照态度，而是把自己自觉又不自觉地融入了其中，当成了市民社会的一员。就像田仲济同志描述他与京韵大鼓艺人富少舫（山药旦）的关系：“……他对旧社会底层人物的感情，他不是同情，而且具有亲如兄弟的感情”，[2]在这种“亲如兄弟的感情”里，老舍实在不是为了某一写作目的才去熟悉社会，结识市民的，他本身就对此满怀深情，而且永远浸润于“市民”之中。老舍精神的内层便是一种积淀深厚的现代市民精神，而且是自觉追求中的市民精神。如果说鲁迅作品的现实主义成就在于他以传神的笔触画出了国人的灵魂，那么，老舍作品的现实主义成就则在于“把城市底层社会这个不怎么为人们所熟悉的世界，把城市贫民这个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的社会阶层的命运，引进艺术的领域，并获得了成功”。[3]

二、歧途人

所谓歧途人是指那些受西方文化误导的青年人。他们本质并不坏，但因未能正确认识西方文化，经常做出可笑或可悲的事情。“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以开放式的态度看待西方文化，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建立自己的民族新文化，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当时也的确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一味接受西方文化，只取“西式”皮毛，甚至将西方社会劣性东西也输送到中国来，从而污染了一部分青年的灵魂。

《赵子曰》中赵子曰没有接受“五四”新思想的正确影响，思想浅薄得可怜，却偏要用一些时髦的东西来装饰，甚至将“五四”反封建的优良传统歪曲为打校长、打教员、无故闹风潮。“不打校长教员，也算不了有志气的青年”，这种“志气”是受西方文化“动”的形态影响下的“志气”。

“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以西方文化为主体而掀起的文艺复兴思想启蒙运动。老舍没有赶上这一代知识分子在金戈铁马，大浪淘沙中所做的文化心理选择。他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的情势下登上文坛的。这就决定他在登上文坛的同时，就带上20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特有的历史使命，以冷静、务实精神，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是多方面的。他一方面明确认识到“五四”反封建的进步性，特别赞赏“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对旧礼教、旧道德的猛烈冲击。另一方面，他又看到当初被“五四”文化新军猛烈扫荡过的“孔教”、“儒学”已形成一种很深的文化积淀，潜藏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人物心灵深处，影响着他们，制约着他们。也是通过对“五四”的反思，引起老舍对东西方文化价值的重新审定。赵子曰形象的出现正体现了老舍对西方文化的批判。他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尤其对西方“个性解放”、“自我恋爱”等文化思潮，一直是持否定态度的。蓝小山、欧阳天风、小赵、胖校长侄儿等人组成的“孔教打底，西法恋爱镶边”的“自由恋爱”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完全把女人当成玩物。《月牙儿》中的女主人公失身于胖校长侄儿后正式上市“卖肉”。这些在西方“文明”包裹下发生的悲剧，更令人感到恐惧、心悸。相反，那种以东方情调——或由父母包办、或由媒婆摄合的婚姻，却显得和谐、平静。像祁瑞宣与韵梅组合的家庭，就最能体现这种和谐、静美的东

方式婚姻特点。看来，老舍是从文化角度突出西方现代生活因异化而带来的困惑，苦恼，痛苦，然后再用东方文化加以补救，以东西方文化伏劣互补去建立自己的文化心理结构的。

【注释】

[1]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田仲济.回忆老舍同志[A].曾广灿.老舍研究资料（上卷）[C].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

[3]樊骏.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纪念老舍先生八十诞辰[J].文学评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03）

作者简介：成艳军（1984—），男，汉族，河南鹤壁人，郑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篇五：老舍之死

《老舍之死》 傅光明

央视国际 2004年06月17日 14：24

主讲人简介：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内容简介：曾经写出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离婚》等名作的老舍，解放后因创作《龙须沟》而荣获“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但就是这样的一位 “人民艺术家”，在“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就遭到了灭顶之灾。

1966年8月的一天，人们在北京的太平湖发现了老舍的尸体，而几乎三个互不相识的人，竟然称，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打捞起了老舍的尸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谁是真正的打捞者？其实，探讨到底是谁打捞了老舍，并没有太实际的意义，但理论上有它的一定的价值。

关于老舍先生的死，大体上有三种意见：一种，觉得老舍先生的死，可以跟屈原、田横五百壮士相提并论，是舍身取义的；第二种，老舍先生的死是因为他面对突如其来的暴力和侮辱，他心灵之脆弱无法承受，绝望了，去死；第三种，就觉着那么懂得幽默的老舍，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幽默一下，就可以躲过这一劫了？傅光明觉得，老舍先生的死是必然的，偶然中有它的必然。就是如果“8.23那天他躲过需去了，估计后面还会有”9.23“，”10.23“，他躲不过去。

那么，老舍先生的死为什么选择太平湖呢？傅光明认为，作为一个大作家来说，如果有第六感的话，他可能在自己的第六感中，把自己死亡的归宿刻意地选在了太平湖。作为作家的老舍，生前写了无数作品，而他大多数的优秀作品的故事的发生，几乎都是在他祖上正红旗下的属地，就是北京的西北。这是他精神的故乡，心灵的故乡。

（全文）

1966年8月的一天，人们在北京的太平湖发现了一个老者的尸体，他被静静地打捞上来，并在当天火化。然而，他的名字并没有随同着他那个疲惫、瘦弱的身体一起消失。相反，许多年以后，人们仍然在这位老人的诞辰纪念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纪念这位作家。并且在纪念他的同时，我们会提出很多的疑问：为什么这样一个在作品中创造了无数鲜活生命，又给无数生命带来愉悦的如此热爱生活、懂得幽默的老人，会在他遭难的那一天孤独地、绝望地走去？那么，我也是带着这样的疑问，来在十几年前开始跟踪采访、调查、研究“老舍之死”这样一个沉重的有文化思想意蕴内涵的一个题目。

我开始的想法是像一个案件的调查者一样，通过追踪线索可以把那个历史场景把它清晰地再现出来。想法好像相对是很简单的，我只想着通过对受访者的不断地挖掘、采访，可能能够比较清晰地把那个历史现场还原。当时是抱着这样一种想法。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采访的深入和自己理论上的一种提升，我对历史的信任度，和我的这种提升成反比。我发现我当初的那个想法太单纯了，也太脆弱了，脆弱得如同一张纸，经不住一捅就破了。那么多受访者，向我所叙述的那一天历史的情景，我根本无法还原，我被历史搞糊涂了。面对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冲突的历史的叙述，那一天的情形好像更加支离破碎，无法将它建立起来，种种的细节无法给它统一。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老舍先生，1966年8月23日在北京文联被批斗，紧接着在孔庙被批斗，回到文联又被批斗，遭受了三场批斗。在这样的批斗之后，老舍先生在第二天离家出走了。他到底是第二天就投湖自杀了？还是第三天就投湖自杀

了？时间上已经有了不一样。那么，我们姑且称作1966年8月23号那一天发生的事件叫“8.23事件”，老舍先生在“8.23”那一天到底上午来的？中午来的？下午来的？说法各异。他穿着什么样的衣服？说法各异。他拄没拄拐杖？不知道。他哪天离家出走的？不知道，有疑点。他死了之后被打捞上来的时候，湖面上是不是漂满了碎纸片？不知道。有的人说有，有的人说没有，有的人特别希望有。这都是“8.23”那个历史事件带给我们的历史的疑团。

作为一个采访人，作为一个研究者，我理所当然地充满了善意和敬意，面对那些受访人。我觉得，他们应该说的是实话，作为历史的叙述者，他们有说出自己的见证了历史真实的权利。但同时有可能他们在叙述历史的时候，留下了巨大的历史空间。那么，我所做的工作，如何把他们的历史的叙述，几乎一字不差地记录下来，同时对他们所说的对于历史的叙述，做出自己的一个判断和反思。就我没有能力，没有权利，我不敢，也不会，去说任何一个历史的叙述者和见证人所说的是谎话，是不实的。就是我越来越觉得，我扮演的是一个史官的角色，我得将我采访的对象所说的，对于这个历史的陈述，把它如实地记录下来。至于它是不是真的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是不是真的历史本真，我可以存疑。但是，我在记录这段历史的时候，我必须本着一个记录者的史德，如实地将它记录下来。

我们可能头脑中会时刻地想这样一个话题，既然是某一个历史现场的见证人，他说的是不是就应该完全是真实的，不会杜撰。这个行为本身，从学术上来讲，严格地说，属于“口述历史”的范畴。纯粹的“口述历史”这个概念呢，是在二战以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教授肯特。内文思，提出了这么一个概念，叫“口述历史”。那么，我通过做“老舍之死”研究和调查这件事呢，我也想通过这个个案的事例本身，使这个“口述历史”的田野作业的行为，在理论上，就是在口述历史上，它具有一点实际的意义。也给人们提供一个历史的线索，就是怎么样来认识历史，历史可能有很大的真空，有很多历史的本真是无法还原的。很多情形下，我们所接受的历史可能往往只是被人们图解过的，重塑过的。就是说，某一件事，它可能在历史上发生过，但是赋予这件事什么样的历史意义，你怎么让它变成活生生的历史生命，这个是当代的历史学家，当代的学者所应该做的。这也是很长时间来，学术界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如果说对历史、对思想的话题，还有兴趣的话，我们也应该不断地做这样的一个思考，就是历史是什么？历史带给我们什么？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子？我们能接近它吗？我们能还原吗？

比如，拿“老舍之死”这个历史叙述者来说，给我最大的一个困惑，就是我遇到了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这个例子的出现非常有趣，有趣极了，就是大家想象不到。就是当我找到第一个自称是老舍尸体打捞者的那个见证人的时候，我欣喜若狂。我觉得，终于可以把“老舍之死”打捞的那个现场还原了，他说的不会假，应该是真的，因为他有旁证，来证明为什么他当时在现场，为什么打捞的这个人是老舍，都说得有鼻子有眼，完全可以清晰、逼真地、生动地再现现场的每一个细节。

但是，紧接着在我的这篇《访谈录》发表之后，看到这篇《访谈录》的读者当中，出现了第二位和第三位打捞老舍尸体的人。就是到目前为止，自称打捞老舍尸体的是三个人，几乎三个互不相识的人却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打捞起了同一个人，你们说多有意思！如果说他们当中有真实的，那么只能是一个人真实，不可能三个人都真实。因为如果三个人都真实的话，那么就是在那一天里，打捞起了三个老舍！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可能三个都不真实，他们三个人捞的都不是老舍。那么，就是说，我作为一个记录历史的这个人，我就把他们三个人所说，必须如实地、只字不动地、完全呈现在历史的桌案上，作为历史的原始的素材。

至于他们说的对、错、真、伪，完全留给我们每一个人在接触、了解这个历史的时候，你自己在脑子中进行甄别和判断。因为我不能按照我的主观的判断，在采访每一个人的时候，我做出主观的判断，并且按照我的主观的取舍来说，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这个是违反史德的，而且也是不符合“口述历史”的这种理论上的做法。

但这个极端的例子，就提供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理论上的一个话题，就是口述史是信史吗？口述史是可以相信吗？有一个美国的口述史学家，在给学生们上一堂口述史学课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好像是在第一堂课开课之前，老师在讲台上，什么话也不说，学生们坐在底下很安静。边上有一个人，是他找来的，是一个学生，他也不介绍，学生就站在边上，站了大概五分钟，他让学生出去了，然后开始讲课。讲课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同学，问学生，刚才那个人，大家给我描述一下，长什么样？头发是长是短？戴眼镜吗？穿什么衣服？打领带吗？什么颜色？有花纹吗？等等。结果这个实验很有趣，班里的学生对这个人的描述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不统一的，是刚刚发生的事。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相信你的眼睛吗？就是所有的在场的人都说是我亲眼见的，肯定是真的。

用那个美国口述史学家举的这个例子，我们来说太平湖这三位打捞者对这件事情的描述，实际上也是这样。三个人都在说，是我亲眼见到的，确实是真的，那一天的什么时间，我是怎么样接到通知的，怎么到现场，怎么处理的现场。并且，他能提供出旁证来，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这个人肯定是老舍。三个人的证据是不同的，有的说，在水中发现了老舍的一捆还没有完全湿掉的手稿，手稿上写着老舍的名字；有的说，在岸边老舍遗物当中有一张名片，名片上赫然印着“老舍”两个字；还有一个人说，我打捞的时候，有我的一个朋友，生前跟老舍先生认识，他知道这个人是老舍。你看，三个人都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捞的这个人真的老舍。三个老舍！这个就让我困惑，让我疑惑了。

当然，我们也没有能力还原三个现场，因为确实没有三个老舍存在，只有一个，老舍先生作为实际的人和实际的事，在过去确实发生过。但是，照这三个人历史叙述的话，那是根本无法还原的。这个是由口述历史的叙述者，提供的这种历史叙述的证言，给“口述历史”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个难题，同时也是人们对于“口述历史”老有困惑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愿意相信口述者说的是真的，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愿望。比如说，我们想了解过去发生的某一件事的时候，我们特别希望找到某一个见证人，他是历史的见证人，在现场，他跟我们描述的那个事情肯定是真的。我就想通过这样的调查在这一点上，提供给大家一个什么信息呢？就是当你在面对约定俗成的某些历史的人和物的时候，你的脑袋里面要打一个问号，要提出一个反思，就是历史的叙述者，口述者，他说的可能跟历史的原始记录，原始的样子，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不一样的。

探讨到底是谁打捞了老舍，并没有太实际的意义，但理论上有它的一定的价值。那么，在这背后我们要继续提出疑问了，就是老舍先生作为“人民艺术家”，为什么会死？为什么会投水而死？投水为什么会在太平湖而死？这个应该是我们思索他死亡背后的存在。这么一个“人民艺术家”，消失得无声无息，瞬间就沉入了历史的黑暗，没有人知道他在临死前经历了怎样的心灵和精神的巨大苦痛，他在投水之前，不管是有一天一夜的时间也好，不管是按别的叙述者所说的，他可能时间很短也好，但肯定他坐在湖边，面对那片太平湖水的时候，他在思想，他在思考。他的作品中也有这样的描述，《老张的哲学》里面写的那个26岁的李静，在描述她死之前有一段伏笔，就是说：自杀者面对水，他可能哭，也可能笑，有时候也会问：宇宙是什么？生命是什么？而这自问自答的结果，是他坚定了他死亡的决心。

那么，我想，作为一个“写家”的老舍，在死亡前的那段时间里，甚至死亡前的那一刻，他肯定想了很多很多，他怎么想的，那么这个只有在九泉之下的老舍向我们来叙述了，这个是无法还原的。同时，这件事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艺术想象的空间，就是你看，“老舍之死”，在历史事件发生多年之后，老舍被平反之后，人们开始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老舍，纪念的很有趣的一个话题，很有思想价值的一个话题。就是把“老舍之死”改编成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有书，有话剧，现在还有歌剧，就是他带给了我们很多东西，他留下了很多的空间，这个空间有历史的，有艺术的，艺术家们、作家们可以根据留下的这个巨大的历史空间，驰骋自己的艺术才华，去填补很多东西。

“老舍之死”现在其实已经成了历史传说的一部分，是在不经意间。你在读这个《老舍之死访谈实录》的时候，你在看了这些证言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往往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历史可能是按照人们今天的某种想象重新编排、过滤，重塑的历史。那么，既然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在于“老舍之死”的那个现场，是不是能够真正地还原，而在于我们怎么样把我们今天对于“老舍之死”的认识附着到上面，赋予它真正的活生生的历史生命。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人所应该做的，也是后人所应该做的，因为它带给了我们太沉重的思想的话题，如果这个话题没有深刻的认识的话，我们可能会重蹈覆辙。我就是带着这样的疑问，带着这样的思考，十几年当中不断地寻找、挖掘历史的证人。虽然开始的时候，我抱着一种特别强烈的一种心态，就是什么呢，我找到每一个人肯定是真的，我现在已经不在乎找的人是不是真的，只要他说“我那天在现场”，我就去找他，看他怎么说，把它如实地记录下来，更多地、更丰富地提供细节。因为今天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应该已经不仅仅地停留在既定的某一种对于历史的文化的诠释上，而应该更多地去关注，历史所呈现出来的多面性、复杂性，以及在过去这个历史发生过程当中的过程性。虽然细节并不一定就是历史的全部，但是如果没有细节，历史是建立不起来的，是不立体的，不活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某些历史事件的时候，都是由历史事件的种种的细节把这个历史立体化了。我们可能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吧，那个影片叫《甲午海战》可能印象非常深，一曲凝重的、悲怆的爱国主义悲歌，对邓世昌，我们是那么的难忘。但是，随着历史的细节的浮出水面，随着历史档案的解密，随着我们对于历史的深入地了解，你会发现《甲午海战》是艺术的历史，是艺术的真实，它可能不是历史的本真。

那么，现在我们来思考老舍先生为什么会死？关于老舍先生的死呢，大体上有这样的三种意见，就是对老舍先生死的认识。一种呢，觉得老舍先生的死，可以跟屈原、田横五百壮士相提并论的，是舍身取义的，是抗争的，表现出一种拼死的、不屈的骨气。这个可以简称之为“抗争说”；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老舍先生死是因为他绝望了，他在建国以后曾经非常地顺过，很多人就是讲，老舍先生一直开“顺风船”，因为《龙须沟》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然后又不断地有创作出来，又有《茶馆》这样的第二个高峰。由于他很顺，所以到了“文革”的时候，面对突如其来的这种暴力和侮辱，老舍先生心灵之脆弱无法承受，绝望了，去死；还有一种呢，就觉着那么懂得幽默的老舍，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幽默一下，就可以躲过这一劫了？比如说，人们提出一个假设，就是如果老舍先生那天不去文联，就不会碰上那场批斗，没有那场批斗，没有挨那顿打，老舍先生的心灵和精神没有遭受那样的屈辱的创伤，他可能就不会死了。首先，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就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假设真的进行历史还原的话，就是老舍先生那天不去，是不是可以不死，我觉得，难！在他几乎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形下，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场惨烈的、血腥的运动，批判、侮辱、毒打，是这样一个六十来

岁的老人，以写作为生的一个作家无法承受的。就是老舍先生的死，我觉得，是必然的，偶然中有它的必然。就是如果“8.23那天他躲过需去了，估计后面还会有”9.23“，”10.23“，他躲不过去。

那么，老舍先生的死为什么选择太平湖呢？太平湖周边离老舍先生家更近的，有什刹海，有后海，有积水潭。有没有他刻意的选择？选择自己死亡的归宿？我想，作为一个大作家来说，作为老舍生来说，如果有第六感的话，他可能在自己的第六感中，把自己死亡的归宿刻意地选在了太平湖。我们可以提出自己的一种思索，把这个思索当成一个证据把它选定这个归宿的地点把它连在一起。作为作家的老舍，生前写了无数的作品，而他大多数的优秀作品的故事的发生，几乎都是在他祖上正红旗下的属地，就是北京的西北。《四世同堂》的故事是发生在老舍的出生，地护国寺的小羊圈胡同，他出生在那个地方，青少年成长在那个地方，他所接受的私塾教育，以及到后来上缸瓦市教堂，作品当中描述的很多人和事物，以及情景的发生，大多数都是在那个地方。就是他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度过了青少年时代的，可以说是自己精神的故乡，真实的故乡，心灵的故乡，再熟悉不过了。有一个现象非常有趣，就对老舍作为一个作家来说，其实不单单是老舍。就是我们看老舍写北京的作品，除了他晚年的最后一部《正红旗下》，其他的那几部非常棒的作品，《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老张的哲学》写北京的，都不是在北京写的，都是在北京之外，或者伦敦，或者济南，或者青岛，或者重庆。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文学地理的一个现象，或者叫概念。有很多作家，他的青少年时代，决定了他自己今后创作的走向，并且决定了他创作的风格。老舍先生也是这样，就是他虽然写的时候，可能自己不在北京，但是他度过了青少年时代的那个地方，已经深深地融化在了他的血液当中。只要他拿起笔来写北京，他脑子当中就全是他生活过的那个地方的人、情、物、事。像他写《四世同堂》在重庆写，抗战期间他也没在北京，那么他就把那个情节安排在他出生的那个小院，小羊圈。这是一个作家的本领，就是他调动起了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艺术积累和储藏，而这个储藏是在青少年时代就打定下来了，就注定了。另外，老舍先生当了教授之后，给自己的母亲在太平湖相对城里的那个地，买了一所房子，十间大北房。老舍母亲在那儿住了十年。老舍先生的死，和他给母亲买这房所在的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有一个生与死的一种相交？这都是我们可以思考的。

老舍先生的母亲是在那儿去世的。老舍在写《我的母亲》这篇文章的时候，当他听到，把性格和生命传给他的母亲去世噩耗的时候，非常地悲痛，因为母亲是带给他生命的人，也是把自己软中带硬的个性传给老舍先生的人，他自己深爱着自己的母亲。那么，当他自己完全悲观、绝望，或者说，也要去抗争的时候，他可能会想到自己的母亲。

老舍先生在《我的母亲》里边还有这样一个细节叙述，就是“八国联军”侵略北京的时候。那年一岁的老舍先生在家里面，“八国联军”进了小院，四处搜查，刺刀捅了一个箱子，后来那个箱子压着老舍先生，“八国联军”走了之后，妈妈把那箱子搬开之后，发现底下有个小孩，压着老舍先生，就是如果当时箱子不是空的，箱子里有东西，可能会把这小孩压死，而如果不是翻箱子的时候，老舍先生掉出来，他还在箱子里边，可能“八国联军”一刺刀就把老舍先生给杀死了。而老舍先生的祖父呢，是在保卫北京城的战斗当中，作为正红旗的一名护兵，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老舍的母亲从那一刻开始，就担当起了全家的重任，给人缝补衣服，给人做佣工，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那么，老舍先生对于母亲有怎样的情感，可想而知。

还有，老舍先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经在北京师范大学教小说。北京师范大学是

体裁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