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帮独生女父母的晚年生活
来源：学生作业帮助网 编辑：作业帮 时间：2024/11/14 05:56:35 英语作文
篇一：论城市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困境
论城市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困境
XXX
（西南政法大学 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重庆 401120）
[摘要]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并将其定为国策。如今这批七八十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大多已步入工作行列，并且已到而立之年，而他们的父母也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养老。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希望找出独生子女家庭所面临的养老困境，并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尽可能缓解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困境，使独生子女父母可以安享晚年。
[关键词] 独生子女；养老；困境
一、文献回顾
我国自古便有“养儿防老”、“多子多孙多福气”的观念，同时社会道德又规范了子女对父母尽孝的义务。然而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这对我国传统的养老观念形成巨大冲击。至今，“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施三十余年，这些七八十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已经进入而立之年，纷纷结婚生子、成家立业，而作为他们的父母，也面临严峻的养老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学者呈现出两种态度，一种持乐观态度，认为独生子女可以很好的赡养父母；另一种观点认为，独生子女赡养父母负担沉重，前景并不乐观。
持乐观态度的学者从独生子女父母的角度以及居住情况与两代人关系两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首先，从独生子女父母的角度看，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普遍能够理解孩子的难处，并且80%的父母都认为，为了孩子的前途着想，孩子应该去更好的地方，而不应该把孩子束缚在自己身边。在对待到养老机构养老的问题上，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与非独生子女也有很大差别，60%的独生子女父母表示已有到养老机构养老的心理准备，不拖累儿女。这个比例相对于非独生子女高出20%，在独生子女父母这一方面表现出积极乐观的态度。这意味着独生子女父母们的养老保障具有较好的主观基础和条件。客观上，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老年人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也成为保证独生子女父母老年生活幸福的支柱。（风笑天，2010）???丁杰和郑晓瑛也认为，在经济方面，部分城市独生子女和老年人保持着经济关系的互相独立，而且城市老年人自养能力提高，生活来源中子女支持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因此城市独生子女家庭在经济支持方面不会遇到太大问题。在生活照料方面，老年人必要的生活照料大部分的重担是由自己及其配偶承担的。因此，对于独生子女来说，他们能够毫无问题地承担起父母的赡养责任。（丁杰、
郑晓瑛，2010）?2?另一方面，从子女与父母居住关系角度出发，成年子女分开与父母居住，不但不会减弱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反而会使关系更加紧密。原新认为，对独生子女家庭的代际年龄、人口和支持关系的分析推论出一个结论：在大多数情况下独生子女是可以胜任照顾老年人的责任的，以往的关于独生子女家庭研究的大多数文献过度地渲染和夸大了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供养的严重性。（原新，2004）?3?
然而，另外一些学者的态度则明显没有那么乐观。调查显示独生子女父母对生病照料以及精神慰藉的担心比例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父母。乐章、陈璇和风笑天从经济保障、日常生活照料、精神保障三个方面分析了城市独生子女家庭将面临的养老问题。在经济保障方面，子女在“反哺”老人、满足自己需要、哺育下一代几方面不得不做出权衡和选择。在日常生活方面，独生子女对共同生活的老年人的照顾，将加大其体力与精神上的负担，同时由于城市化和人口流动，老人将成为独生子女在机遇面前沉重的包袱，加大他们的机会成本。在精神方面，社会交往频率的降低将使老人更加孤独，“子代中心”造成的老人地位边缘化将加强他们的失落感。（乐章、陈璇、风笑天，2000）???王文娟和陈岱云主要关注于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生平经历。他们大多数经历了文革和上山下乡运动，受教育水平有限，导致他们个人发展后劲不足，于是将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为儿女投入大量财力物力，而影响他们晚年生活的质量。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使得子女离开家庭之后形成“空巢”现象，给他们的精神方面造成重大影响。（王文娟、陈岱云，2008）???王燕楠则主要从独生子女本身角度研究问题，认为独生子女在赡养老人的过程中面临的压力主要将来自独生子女的经济压力、心理压力和
???赡养对其生活和工作的影响。（王燕楠，2009）石燕根据2007年镇江调查中256
名1976年后出生的被调查者资料进行交互分析和次序分析，结果发现：独生子女因素并不是影响独生子女所承担的养老经济负担的显著性因素，但是独生子女的养老经济负担并不容乐观。（石燕，2008）???对于在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出现的危机，学者提出一些应对措施，如法律落实，道德重建；社保完善，社区养老；特殊假期，人文关怀；子女近居，父母自养等。
二、养老困境的操作化
养老困境，即养老的困难处境。养老包含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层次。在现今的养老问题中，这三个方面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困难之处。
在将养老困境操作化的过程中，本文把养老困境分为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维度的困境，使用这三个维度分别的困境来衡量养老问题的困境。
本文使用“城市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困境（子女卷）”（以下简称子女卷）和“城
市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困境（父母卷）”（以下简称父母卷）两份问卷，分别对独生子女以及独生子女的父母进行调查，了解这两个群体各自对待养老问题的看法，寻找在两代人中对于养老问题看法的“缺口”，以探寻养老问题的困境。
三、数据与方法
本文所使用数据来自于在北京、上海、江苏等省（直辖市）进行的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1990年及以前出生的独生子女及对应的独生子女父母。调查的抽样方法为偶遇抽样和滚雪球抽样。调查采取发放调查问卷的方法。子女卷和父母卷调查问卷一共发放200份，回收193份，剔除不合格问卷20份，有效回收共计173份，回收率96.5%，有效回收率86.5%。下表1是父母卷样本的基本情况，表2是子女卷样本的基本情况。
表1 父母卷样本的基本情况（N=67）
性别 选项 男 女
50岁及以下
年龄 51-55岁
56-60岁
61岁以及上
小学及以下
初中
教育程度 高中/中专
大专
大学及以上
在职上班
工作状况 离退休
下岗失业
其他
已婚
婚姻状况 离异
丧偶
身体状况
良好 一般 百分比(%) 41.8 58.2 51.6 31.9 13.4 3.1 1.0 9.0 20.0 13.0 24.0 73.1 14.9 3.0 7.5 95.5 3.0 1.5 65.7 34.3
表2子女卷样本的基本情况（N=106）
性别 选项 男 女
22岁及以下
年龄 23-30岁
31岁以及上
高中/中专
教育程度 大专
大学以及上
婚姻状况
未婚 已婚 百分比(%) 49.1 50.9 38.5 53.0 8.5 1.9 3.8 94.3 74.5 25.5
四、结果与分析
（一）经济来源
调查显示，80.6%的独生子女父母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另外他们还有近20%的其他方面的收入来源；同时有58.2%的父母对于子女所给予的经济支持持无所谓的态度，反之还会有80.3%的父母给予子女经济支持。以上两方面是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比较乐观的方面，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父母的固定工资收入中，有近一半的父母每月工资收入低于3000元。很明显，在当今这个通货膨胀迅速的时代这并不是一个很乐观的数字。
从子女卷我们也不难发现，现今的独生子女父母在经济方面更多的还是依靠自己。因为64.8%的子女不会给予父母经济支持，只有7.7%的子女将自己月工资的一半及以上交给父母或用在父母身上。
当下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的经济来源主要还是父母自身的工资收入，他们对于子女是否提供经济支持并不是十分在意。大多数独生子女也并不会在经济上为父母提供支持。相反他们中的很多人还能得到来自父母的经济帮助。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独生子女父母的成长背景有关，这批独生子女父母大多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们在青少年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运动，这些事件使他们深切的感受到生活的艰难与不易，因此在物质生活方面，他们大多没有过高的要求，而且他们大多年近退休或已经退休，生活都比较简单、简朴，除日常伙食花销外基本没有太多大数额花销，所以，虽然他们的工资收入或离退休金都比较微薄，但是依然能够基本满足他们的需求。同时，现今物价上涨迅速、通胀压力巨大，父母们都非常体谅子女的难处，因此绝大多数父母不会伸手向孩
子要钱，也并不在意子女是否给予经济支持；从子女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批独生子女大部分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人们常说的“80后”。他们走在人生的第三十个年头，身负工作、生活等多重压力，车子、房子、名牌??成为他们生活中的关键词。如今房价居高不下，使得很多人成为了“房奴”，这其中也不乏这批80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他们有的人买房还需要父母支付首付款，自己还月供。而他们对名牌的追求也呈上升趋势，路易威登①、TOD’S②、杰尼亚③、思琳④等大牌，80后在其销售体系中，也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这使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成为了“月光族”。由此可知，独生子女很难在经济上为父母提供多少支持。因此，独生子女与其父母在经济来源问题上大体呈现出经济来源相互独立，并且父母还会给予子女一定经济支持的现状。
（二）生活照料
通过调查发现，独生子女父母有近七成与未婚子女一起居住，有四分之一仅夫妻二人共同生活，但是没有父母与已婚子女共同居住，这表明当子女成家后，其父母将毫无疑问会面临“空巢”的境地。对于养老方式的选择，59.1%的父母倾向于夫妻二人相互照顾的方式，紧跟其后的是依靠子女照顾和社会养老⑤，分别占12.1%。而对于是否会考虑到养老院等场所养老的问题上，有近一半的父母表示可能会，同时必须引起我们关注的是，有四分之一的父母表示肯定不会到养老院养老。但是对于将父母送到养老院的看法，77.3%的父母表示理解，认为这可能是目前最现实的解决养老问题的办法。然而对于看望父母这个问题上，两个选项呈现出均势的态势，选择“无论多忙都应回家看望父母”和“孩子工作学习忙，不能常回家看望，可以理解”的父母近乎各占一半，显然对于这个问题独生子女父母之间还是存在一定差异，值得子女关注。古人常说：父母在，不远游。现今的独生子女父母显然对这个问题给予了更多的理解。72.7%的父母认为，为了子女的前途应该让他们去更好的地方，不要限制子女留在自己身边。
那么从子女卷显示的关于父母养老中生活照料这个层面的结果又是怎样？下表3和表4是本次调查结果。
①以法国杰出皮件设计大师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本人名字命名的皮箱店。现涉足时装、饰物、皮鞋、箱包、珠宝、手表、 传媒、名酒等领域。
② TOD’S（托德斯），意大利品牌，世界十大奢侈品牌之一,以生产皮鞋和皮包为主，被称之为世界上最实用最完美的皮具。
③杰尼亚 (Zegna)，世界闻名的意大利男装品牌。
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Céline Vipiana女士创建的奢侈时髦品牌。
⑤社会养老指社会化、专业化和规模化的养老模式，主要有3种具体方式：老年公寓、养老院、护理院。
篇二：协商式亲密关系：独生子女父母对家庭关系和孝道的期待
协商式亲密关系：独生子女父母对家庭关系和孝道的期待
2014年07月16日 09:51
来源：《开放时代》 作者：钟晓慧 何式凝
【内容提要】近年来在中国城市中，许多父母为独生子女出资购房。舆论及学者将此称为“啃老”，担心家庭关系功利化、孝道衰落。本文对此持不同看法。通过2010～2011年对广州22个家庭作深度访谈后发现，父母们不认为自己是“被啃”的受害者；相反，他们是购房的主动发起者或积极参与者。文章以“亲密关系”和“个体化”为理论视角，揭示父母积极购房的动机，并分析当代中国代际关系。首先，父母们是为了与成年子女建立协商式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涉及金钱、感情和集体决策三种要素，与西方强调倾诉和表达的“纯粹关系”不同。中国案例不仅扩展西方主义对“亲密关系”的定义，也重新理解以往研究中，中国家庭经济活动与感情交流二元对立的关系。其次，这反映了在中国个体化进程中，这一代父母既获得自由，又感知到风险。他们积极构建新的家庭关系，是一种重新嵌入社会的努力。
【关键词】家庭 亲密关系 金钱与感情 孝道 独生子女 父母
一、导言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父母为他们的成年独生子女在城市中购买住房（Li & Zheng， 2007； Yan， 2011a； Li， 2008；马春华等，2011），家庭内部的资源如金钱等，从原来的向上流动逐渐转变为向下流动（沈奕斐， 2010； 康岚， 2009），流行的说法是年轻人在“啃老”或者父母们在“被啃”。怎样理解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以及评价对家庭代际关系的意义？相关的研究文献在两个方面出现了分歧与争论。
（一）现代化进程的中国父母：单一而极端化的受害者形象
第一个方面涉及家庭关系与孝道的担忧，主要分歧在于，成年子女是否变得更加功利，中国父母成为现代化进程的受害者。“孝道”被认为是维系中国家庭关系的核心价值和指导家庭生活的行为原则（Ikels， 2004； Whyte， 1997）；而孝道危机则一直是许多学者观察重点。郭于华（2001）在河北农村发现，老人因缺乏子女照顾而自杀。阎云翔（Yan， 2003， 2009）的黑龙江乡村调研发现，家庭中子女的地位在提高，父母的权威在下降。年青一代追求个人权利与幸福，常常忽视赡养老人责任。极端例子包括老人遭子女谩骂、被赶出家门甚至遭到虐待。他还观察到，上海有些年青人“榨取父母的存款”①，为自己置办嫁妆和购置新房。他认为这是不道德的行为，父母也由于为解决子女住房问题动用大笔存款，给晚年生活埋下隐患。对孝道危机的这些研究，突出了父母一代的受害者形象。这些研究者相信，中国社会已呈现个体化特征，家庭关系日趋工具化，年轻人变得利己而忽视孝道，父母则是家庭关系转变中的受害者，被动承受个体化进程带来的后果。 但是，最近一些学者观察到，所谓的受害者形象与实际情况不相符（Thogersen & Ni， 2010； Boermel， 2006； Zhang， 2005）。在他们看来，中国父母的形象要积极得多，既能够与子女保持情感和沟通（Evans， 2010），也有追求独立自由的一面（Zhang， 2004；Logan & Bian， 1999）。例如，曹诗弟和泥安儒（Thogersen & Ni， 2010）在2001年对山东老人做的问卷调查，以及在2004～2006年做的深度访谈发现，老年父母同样追求解放、自由和方便。老年父母们既希望与子女保持紧密的情感联系，也希望有相对独立的个人生活，不受多代合住的约束。他们认为，子女不惹父母生气，尊重老年人的想法、兴趣和习惯，不干涉父母的生活同样是子女孝顺的表现。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父母尤其如此。这一研究挑战了将父母视为弱势群体的单一理解。 后面一种研究提示我们，将中国父母不分差别地理解为弱势受害者，会导致相关研究集中关注农村的贫穷老人，忽略了中老年父母的多样性形态。在讨论独生子女家庭关系以及父母们面临的养老危机文献中，同样由于缺乏对父母形象多样化的理解，很少研究关注独生子女父母对家庭关系和孝道的期待是否发生变化，是否采用积极策略去应对家庭关系的转变。
（二）中国家庭关系的变化：金钱与感情二元对立和分割
第二个方面涉及家庭关系中，金钱与感情的相互关系，具体又包含三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是传统的“经济合作社模式”②（the corporate model）。即理性的家庭成员互相合作，以便争取经济利益最大化。同时，感情沟通对保持良好家庭关系既不相关也非常缺乏，努力工作、相互帮助才是关键（Potter， 1990）。
第二种理解则认为，过去十年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家庭关系出现与西方工业社会类似的情感转向（intimate turn），或者
但是，对中国家庭关系情感转向的重视，却产生了对孝道期待的两种极端化理解。第一，只要情，不要钱。有学者认为（王跃生，2011， 2012），随着城市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父母可以领取退休金作为主要生活来源。因此，原来刚性的经济需求逐渐变成弹性支持。但是，父母在减少对子女物质要求的同时，非常渴望与其进行感情交流。第二，谈钱伤感情，是不道德的。有学者将家庭代际关系中的金钱交换行为（例如购房、置办婚礼、准备嫁妆）看做不负责任、伤害感情的表现（Yan， 2005，2011a，2011b）。对孝道的这些理解，本质上假设在现代化进程中父母对子女的孝道要求是线性发展的，即从基本生活资料需求、经济需求、感情交流到权力依次逐层递进，并且互相分割。
第三种理解则以西方女性经济学者（Folbre & Nelson， 2000； Zelizer， 2000； Jamieson， 1999）的看法为代表，她们反对吉登斯（Giddens， 1992）将金钱交换和感情互相割裂的二元对立式理解。吉登斯认为，现代西方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女性政治经济地位的显著提高，亲密关系的核心是双方平等的相互倾诉，而不再是以往利益为主导的依附/ 主导关系。因此，维系双方感情依赖于词汇表达爱护，给予时间陪伴，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这种新的亲密关系，被称为“纯粹的关系”④（pure relationship），传统上因为阶级和性别不平等所导致的物质差异日渐消解，婚姻和恋爱关系的双方日趋平等。
然而，女性经济学者基于西方社会和女性生活经验出发，认为在家庭等亲密关系中，金钱和情感互为表里。各种物质交换和金钱关系，常常是相互关爱和共同责任的表达方式；成员们通过物质交换，也帮助自己和他人解决实际问题、实现人生目标。因此，口头表达（verbal expression）和相互自我坦诚（mutual self-disclosure）仅仅是维持亲密关系的其中一种，甚至不是主要的方式。相反，及时提供或者获得实际照顾和物质支持才是建立和维系亲密关系的重要方式。泽利泽（Zelizer， 2005）进一步指出人们用不同的给钱方式、金钱数额和恰当性，在特定的关系中追求期望，承担责任和赋予意义。泽利泽将人们的这些经济活动称之为“关系工作”⑤（relational work）。
但是这派学者的主要问题是，大部分对家庭亲密关系的研究限制在核心家庭，却忽略了其他类型的重要亲密关系，例如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的关系（Jamieson， 2011）。因此，中国案例的意义在于扩展对亲密关系的理解，并且挑战这种全球化和个体化过程中的欧美民族中心主义的研究框架。
在以上这些讨论中，如果我们采用“受害者”理解，即父母一辈在变动的家庭关系中经济受累，情感受损，那么我们得同时认为，家庭的“经济合作社模式”已经解体，也没有情感转向这回事。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从曹诗弟和泥安儒等人所观察到的“积极父母”出发，却可以提出另一种假设。父母们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确实面对家庭关系调整与养老的难题。但是，积极的父母会采取主动策略，为的是重建家庭关系和孝道。这种关系和对孝道的期待同时包含物质层面与情感层面的相互支持。事实上，任柯安（Kipnis， 1997）曾经指出，相对于直接语言表达，中国人通常通过努力工作、互相帮助等间接方式，来表达感情和维系社会网络关系。尽管他谈论的是社会关系，但是这本身帮助启发我们理解，中国父母如何看待金钱和感情的关系。这种假设是以父母为主体的，它要求从父母的眼光出发来理解购房事件与家庭关系。从目前的文献来看，这样的研究还比较缺乏，是一个研究缺口。
为了填补研究缺口，本文选择了一组为成年独生子女购房的中年父母，对他们做了深度访问调查。希望回答的基本问题是，为子女购房是父母的主动行为吗？如果是主动的，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期望得到什么？本文相信，调查发现与分析结论可以支持上述假设，即父母是为了建设理想家庭关系而主动行动和善用策略的积极个体。以调查材料为基础，本文将描述不同于“受害者”形象的“积极父母”形象；将从父母角度分析中国家庭中金钱与情感的关系，并说明父母对子女承担孝道的新期待。
二、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作者于2010～2011年在广州市所做的47次深度访问。被访家庭共计22个，其中19个是独生子女家庭，2个是非独生子女家庭，另有1个家庭有独生子和1位领养女儿。家庭样本选择时，考虑了阶层、地区（本地/ 外地）和子女/ 父母的性别差异。 在调查中，总共33位人士接受了访谈，包括14位中年父母和19位成年子女。本文选取了其中12位独生子女父母和2位非独生子女父母作为本文重点分析对象，其余访谈者作参考。其中9位已为其成年子女在广州购买住房，其子女因接受父母的经济帮助，已经拥有至少一套房产；有1位正在买房；余下4位则是无能力购房的父母。
三、研究发现
（一）积极的中国父母： 理想家庭关系的建设者
第一个重要发现是，与公共舆论关于“啃老”的描述相反，接受访问的中年父母一致表示十分乐意为子女投资购房。首先，在14位受访父母中，有10位给孩子买了或正在购买住房，其中7位主动发起购房行动，其余3位也是积极配合。另外4位经济条件较差的父母，因为无力为子女购房提供帮助而感到内疚。他们甚至采用违法扩建的方式，自己掏钱出力也要给子女搭建一个独立的房间。其次，父母投资的数额很高。在投资购房的10位父母中，有8位采用支付首期的方式，其余2位甚至采用全额支付的方式。第三，受访父母一致反对子女婚后在外租房子住，也不愿意资助孩子租金。有4位父
母说，他们的子女不希望用父母的钱，曾经考虑婚后租房，但他们全都反对。
第二个重要事实是，受访的父母不仅提供经济资助，而且积极参与整个购房过程。这包括与孩子一起看楼盘、召开家庭会议商讨、找各种社会关系帮忙、到场签约、参与后期还贷款、张罗装修和置办家具等。只有1位母亲因为身处外地，无法亲身参与购房行动。
第三个重要发现是，这些父母积极为子女购房，一个共同的理由是，这样可以拉近两代人的关系。当他们评价其他父母为子女购房的做法时，大部分人持保留态度。但是当问及他们自身为孩子花钱买房后，对两代关系有什么期待时，受访者们普遍给出肯定和积极的回答。受访父母们用“更懂事”、“更乖”、“更成熟”等词语描述对子女的希望，用“开心”、“融洽”、“和睦”、“凝聚力”、“团结”或者“和谐”这些词汇描述对两代关系的期望。
一位母亲为独生女儿婚房支付了50％房款，她说： 我们的关系更加融洽一些，无论是父母姐妹、亲戚朋友同事，你给了对方帮助，他就会心存感激。金钱这个东西非常敏感，无论是哪种关系。父母帮了孩子一把，孩子心存感激，会对父母更好，两代人关系会更融洽。（案例4⑥，59岁的Y妈妈，退休前是护士）
一位给小外孙购买学位房而支付了首付的独生女父亲说： 父母给孩子出了钱，子女总会有所回馈吧，对不对？我对她的期望不是很高，对父母好不一定是物质进贡，也可以是精神上的安抚，这是不一样的。我其实更希望她（婚后）跟我住，这样可以天天看到她，我喜欢孩子！（案例9⑦，62岁的H爸爸，退休前是部队军官）
一位提前给儿子买好婚房，并且打算日后同住的父亲说：
小孩子跟父母亲更有凝聚力，家庭团结和谐。原来没买房的时候，孩子会想以后住在哪里。现在有了房子，大家都愿意回来吃饭，一起住，节假日走在一起，有一个和谐的家庭气氛。没有的话，他可能会想我找个朋友、同事家去住，就不回家了。（案例8⑧，45岁的Z爸爸，拍卖行珠宝商）
（二）积极投资背后的期待：协商式的亲密关系
根据这些父母为子女购房的原因和做法，以及对未来理想的两代关系的具体描述，笔者将独生子女父母这种对家庭亲密关系的期待，定义为“协商式亲密关系”，它有以下三个主要特点。
1. 家庭两代人共同决策解决实际问题
这种亲密关系首先强调，以家庭两代人为单位，共同决策和互相协商，解决具体问题。在访问过程中作者发现，父母们非常强调“与爸爸妈妈有商有量（商量）”、“大家互相给意见和参考”，“统一意见”，“共同寻找最佳方案”。如果成年子女独自做决定和行动，父母们普遍表示不高兴，甚至难以接受。
一位爸爸在其女儿的要求和陪伴下接受访问，他婉转地向在场的女儿表达不满，抱怨两次买房都下了订金之后才告诉他。
我事先不知道他们在买房，还下了订，我其实希望跟他们一起去看房子??或者她先看，看完之后不要下订，带我们去看一下??最好提前打声招呼，不讲也行，因为经过这么多次以后，我也想通了。（案例9，H爸爸）
一位独生子妈妈则明确表示：
他刚读完书出来，手上没有什么钱。他不跟我们商量，他又解决不了问题。他肯定要和父母解决问题的嘛。大家要统一才行的嘛。买个房子不统一，不同于买根菜喔，买个房子肯定要大家同意才行的嘛??以后就算自己有钱可以独立买房，也是要跟父母商量的。（案例5⑨，53岁的B妈妈，退休后做兼职文书工作）
除了购婚房、购车这些大宗消费活动，父母们还希望子女跟他们商量其他小家庭的事务。例如，案例2⑩因为女儿没有事先告诉她婚姻破裂的情况，W妈妈一直不愉快；案例311因为女儿女婿不听父母意见，坚持婚后出外租房，G妈妈在访问中流泪；还有普遍涉及第三代的抚养和读书议题。还有一小部分经济和社会条件更好的父母，会谈及与子女商量就业和继续进修的事宜。整体而言，这些受访父母希望子女们遇到重大家庭事务时，两代人一起商量，共同做决策，而不希望子女独立做决定，擅自行动。因此，遇事告知父母、与父母商量、让父母参与决策，是父母们对子女尽孝道的重要期待。
当问到为什么希望子女们事先和父母商量时，笔者发现主要基于三点理由。第一，这些父母们担心如果子女独立决策和行动，子女在面对激烈竞争时做出错误决定而吃亏。当问到为什么希望女儿事先跟他沟通，和他们一起去看房子时，H爸爸解释道：
大家多交流，多一些人给意见嘛。结婚买房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是大事，一生中那么大的付出也就这件事了，多一个人给意见总是好的嘛，一个诸葛亮比不过三个臭皮匠，是吧？上次我买部车，她也跟我一起去看、帮我参考、提供意见。这是一个道理，互相参考啊，这是一家人的行动和决定，是不是？
另一位父亲详细解释坚持与女儿以及女婿一起看房的理由：
我要通过这个过程去了解他们的想法，平时爬山打牌是做不到的。为什么选这个楼盘、这套房子，是可以看出一个人在想什么的。比方他们一开始看房选去番禺（广州的郊区），120平方米，觉得又便宜又漂亮。我就问他们买在郊区怎
么安排小孩，病了怎么办？怎么上班？慢慢他们也觉得自己的想法不是很实际，他们没有生活阅历，没有柴米油盐酱醋，只是用房子漂亮来判断。我就灌输要住市区，地点要适中，交通方便，生活方便最重要，也不用买大，你不会一辈子住到底，我一辈子都换了三次房，而且买大房搞卫生要花很多时间，开空调都要花很多电费，生活质量是降低了还是提高呢？这样买房就规划十年的生活，到了后来大家想法都一致，相似了。（家庭2012，56岁的T爸爸，高级社工）
这两位父亲很明显都把成年子女小家庭的事务看做是两代人共同的家庭事务，希望基于自己以往的生活经验或者教训，教育子女如何更好地规划家庭生活、共同协商、参与决策、解决具体问题。因此，重新界定家庭事务的范围以便介入成年子女的小家庭事务，提供持续的家长指导在购房实践中非常明显。
以家庭两代人为家庭，就子女重大的私人生活事宜做集体决策，成为家庭生活转变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一方面，这表明随着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制的瓦解，获得“松绑”的个体在私人生活领域和经济活动领域拥有了更多的决策权
（Yan， 2009）。另一方面，这也表明面对急速的政策变化和制度变革，个人难以独立做判断，需要借助家庭共同决策。当这些父母回忆改革时期，自己经历的工作、住房等一系列变化时，他们普遍使用“脑子很笨”，“很幼稚”，“什么都不懂/ 不知道”，“思想跟不上”，“没想过”等反思式的词汇，去描述脱离了集体制保护的个人当时的不安全感和错误的选择。一位因工厂倒闭而下岗的父亲说：
辛苦一辈子只捞到这样一套房，当初很幼稚，分这套房的时候以为一两年就会有改善，眼看着厂里还在给职工建新房，谁知道工厂说倒闭就倒闭了，自己还是思想更新不够快。那时候改革开放没多久，大家谁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像执筹一样，没人知道自己执到的是好筹、还是坏筹。有工友冲出去下海赚钱，但自己相信党相信政府，还是愿意待在工厂。哪知道50岁就下岗，而当年那些下海的人，有些买了三房一厅，买完一套又一套。大家怎么这么大差距！只有羡慕的份，很遗憾！之前儿子一直结不了婚也是因为房子问题，觉得自己多少有点责任！（案例2213，60岁的L爸爸，原国有电视机厂下岗工人）
不光是经济条件差的父母，经济条件好的父母也有此感觉。一位正在四处奔波给女儿买房的母亲说：
思维还是太简单了，跟不上人家，那时候已经可以做按揭了，等于公家借钱给你买房。但是自己脑子怎么这么笨，不懂什么是提前消费，就算知道了也不敢这么做。如果那时候肯拿点钱出来，而不是放在银行，早就可以在小区里给她买到房，随时煲汤拿去女儿家，多好啊！现在我们要买，大家都知道贷款了，而且房价越来越贵，钱也越来越缩水。自己思维跟不上发展，我一直检讨自己这点。（案例714，55岁的D妈妈，退休大学职工）
经过三十年频繁且急剧的体制变革和政策变动之后，这些父母们获得的共同教训是，需要集体决策，以避免再次错失机会，在激烈竞争中谋取最大利益。
第二，这些大部分已经退休的中年父母，很害怕因为日渐衰老，没有用处，最终被子女抛弃。无法参与家庭决策，甚至不被告知，在他们看来是一个失去效用、被子女抛弃的标志。因此，他们竭力希望参与家庭讨论，证明自己还有用，对子女还有价值。 在访问中，不少父母反复强调自己的意见对子女有用。例如，H爸爸说，“我们作为父母来讲，也自认为还可以给他们提一些意见”；T爸爸也自信地说，“我觉得我的能力到目前为止都比女婿女儿任何一个人都好”；B妈妈说，“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不是走不动，他做什么事也要尊重一下我们。等我们七八十岁，眼睛看都看不到，肯定不用问我们，我们也懒得去看房。”
第三，子女独自决策和行动，在父母眼里也意味着子女疏远父母，家庭关系不融洽。因此，共同商量和决策，是要将子女拉回到父母身边，巩固彼此的亲密。 一位妈妈为了说服女儿和女婿买房，花了整整两年时间。她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忽然改主意了，但是终于买了这个房，我感觉松了口气。以后想冬天来广州住一下的话，就有个地方了。如果住女婿家的房子，我心里会很不舒服。然后我希望她有什么事情都能够和我商量，这说明我们的关系更融洽些。（案例4，Y妈妈）
一位妈妈在访问中强调“最重要是大家和和睦睦，不要吵架，那我就满足啦”。她同样认为，与独生女儿保持亲密的标志之一，是被女儿告知其小家庭事务。
我不知道他（女婿）为什么每晚都要应酬，而且必须要弄得这么晚，是不是真的？所以她结婚没多久，我跟她说：“如果他找另外一个女人，你由得他吧，你要跟他离婚，不要跟着这个人”??我和她说，虽然你是嫁了给他，但是你不要因为妈妈不喜欢他，你回来家里就什么都不说啊，有些事情你回来就要说。你始终都是和妈妈亲的，而不是跟老公亲，但是有一些事你不说妈妈不知道。（案例3，57岁的G妈妈，国企退休司机）
2. 代际间金钱等物质的持续交换
其次，这种亲密关系强调家庭成员在集体商讨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互相提供物质帮助，尤其是金钱资助。第一，在访谈中发现，尽管父母们希望孩子能够独立购买第二套住房，但是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表示，只要有能力，还会继续帮助孩子。Z夫妇是访问中经济条件最差的其中两位受访者，他们花费了大部分储蓄为独生子搭建了一间房，但是Z妈妈说：
如果我有钱，我肯定会像其他父母一样帮他买房，这是肯定的，哪怕少吃少用，没什么犹豫的。我们要是有这个能力，一定会帮他的，反正只有一个孩子。如果他以后有能力，他也会帮我们，让我们过好日子，我儿子一定会孝顺父母。（案例2115，57岁的Z妈妈，退休铁路职工）
第二，受访父母们对子女的帮助呈现出明显的阶层差异。经济条件较好的父母，不仅对子女的经济资助数量更大、次数更频繁，而且能提供社会关系协助子女的就业和大宗消费活动。例如，案例116的M妈妈通过熟人，为儿子订下朝向更好的房子，并且以更低价购入；她还帮儿子找到实习单位。案例617的L妈妈通过熟人，实现提前还房贷，避免更多支出。相反，经济条件较差的父母们，不仅经济资助额度减少，而且主要集中于对子女日常生活的实际帮助。
第三，这些父母都期待，甚至明确要求孩子给予经济支持作为回馈。用Z妈妈（案例21）的话说，“让父母（物质上）过好日子”是孩子“孝顺父母”的表现。这些对父母提供经济回馈的方式包括，交纳租金（案例1）和定期给父母零花钱（案例4），资助父母购买养老房或其他投资活动（案例1、2和8），以远高于父母支持购房的额度还钱给父母（案例9）等直接金钱回馈方式，也有间接的经济回馈方式，例如支付父母的旅游食宿开销（案例5），支付医疗开支和购买昂贵的营养保健品（案例3）。另外，也有个别父母的子女将收入和存款直接交给他们管理（案例3和6），即将经济管理权部分交给父母。因此，为父母提供物质舒适和足够金钱资助，仍然是父母们的明确期待和要求。
令人意外的是，对子女的物质回馈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那些经济条件更好的受访父母要求更明确。一位拥有6套住房的妈妈说：
我跟他说，你现在有能力有工作，却买不起房，你住在那里就应该有一个责任??如果爸爸妈妈生活富裕，你可以少给点，如果很艰难，整份工资都应该给爸爸妈妈??我跟我儿子说，你要交租金给我，他说好。我又跟媳妇说，我根本不是缺那几千块，我是要用这个方法提醒他，一个人要对父母、对家庭有责任，要懂得回馈。（案例1，60岁的M妈妈，退休前是某区政府公务员）
一位先后两次支持女儿买房的父亲强调不是给，而是借钱给女儿： 我一开始想得很简单，她有钱就还，没钱就算。我们买的房子，原本也是想写她的名字，百年以后不需要再办理任何手续，但是她妈妈不同意??所以本来可以给的变成要他们借，而且她妈妈后来也去签名了（即房子由女儿和太太共有）。（案例9，H爸爸）
相反，经济条件较差的父母，表现出更灵活的态度。例如，案例4的Y妈妈、案例5的B妈妈、以及案例21的Z妈妈，都提到如果孩子没有能力照顾和赡养父母，他们愿意去养老院，并且用自己的养老金支付。
尽管存在阶层差异，但是受访父母们整体上对物质尤其是金钱回馈怀有明显期待。这与过往文献的观点不同，即这群父母尤其是经济和社会条件更好的父母们，没有因为城镇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即由于有稳定的退休金作为收入来源，不存在紧迫的经济需要）和个人收入的增加，而减少对子女在物质回馈上的要求。相反，要求其实更高。这些父母们不再需要子女提供基本的生活物资（例如衣服、食物、住所和药物）（Whyte， 2005； Yan， 2003），但是期待子女帮助自己实现对物质舒适的追求，也包含娱乐和健康的元素，例如出外旅游就餐、更好的医疗条件和保健、更好的住房和出行条件。因此，比较20世纪90年代中国父母对成年子女在经济和物质供给上的孝道期待，不是减少而是更高。
通过访问，笔者发现父母们之所以强调家庭两代人之间必须相互给予金钱支持，主要基于三点理由。第一，父母希望既增强自己未来养老的保障，也提高退休生活的质量。一方面，哪怕是这群经济条件较好、享受较好社会保障的城市独生子女父母，他们依然担心以后的养老问题。有些父母坦诚，“现在不需要她还钱，不过万一有什么病痛，就一定会问”（案例2，59岁的W妈妈，退休会计）。受访父母对金钱的看重，一部分是因为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巨额医疗费用对个人产生的经济压力。所以，即使不一定目前需要用钱，但是子女的经济支持能够降低以后养老的经济风险，能够切实购买养老服务。
另外，对金钱的重视，也来自于家庭关系转变后，这些父母担忧子女是否还愿意照顾自己。阎云翔（Yan， 2009）指出中国社会个体化过程中，横向夫妻关系取代纵向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急剧上升。媒体披露的年青一代不孝顺父母的现象，以及对个人利益、婚姻和小家庭的重视，使得一些受访父母担心子女是否愿意承担赡养和照顾父母的责任。一位爸爸向在场的女儿表达自己的担心：
现在社会风气变了，家庭关系没有原来单纯，老人家观念也变了。万一她把我们赶出门，我们什么都没有了。现在电视上和报纸上都看到子女跟父母打官司。我相信我女儿不会背叛我，但是女儿还有跟女婿的关系，对不对？不可预测的因素太多。（案例9，H爸爸）
不仅是独生女的父母有此担忧，案例1的育有独生子的M妈妈也说： 我们买的很多房子都写了他的名字，但是我不会都给他，我以后可以捐给国家。他从小就知道这些是父母的东西，给你就是你的，不给你就不是你的。
尽管在访问中，如此直白地表达自己对子女不孝的担心父母并不多见，但是他们的确忧虑唯一的成年子女日后是否愿意照顾自己。因此，子女的金钱回馈是保障未来养老生活无忧的重要措施。
另一方面，父母们也表示通过子女给他们钱，可以改善养老的生活质量：获得物质舒适，尤其体现住房条件的改善，
篇三：父母插手的婚姻
到了年关，不少人一回家就被父母催着去相亲。然而，近日世界银行出了一份关中国婚姻的政策研究报告，比较了六千多对中国城乡夫妻的状况后发现，比起子女自主选择的婚姻，父母插手的婚姻和谐度低、争执更多。如何来看这个结论呢？答案在两个字——养老。过年父母逼着相亲，造就了很多恐归族，视频中的人回家七天，五天都在相亲，索性不回
成功插手子女婚配的父母，普遍带有强烈的养老诉求
父母想要插手子女的婚姻实在不是什么新鲜事，家长里短的婆媳剧总是中国屏幕上的大赢家呢。人们能够想得出来的理由也有很多，例如怕子女遇人不淑、包管一切的思想太重……不过，要说成功插手，主导子女婚配，就不那么容易了。那么，是什么让这些父母“排除万难”、走向成功呢？世界银行的学者们比较了分布在中国的7个省市的6334对夫妇数据。
根据中国传统家庭的特点，学者们主要是从丈夫一方来进行考量。有33.8%的男性是被父母安排的婚配，农村青年占比略多。根据丈夫们的养老观念、妻子们的学历和家务负担，以及家庭经济状况等诸多因素，世界银行的学者们认为这些被插手婚姻有一个共性——养老诱因。养谁的老呢？自然是这些插手的父母。 不过，这份报告有个缺陷。尽管是2015年新鲜出炉的，却利用的是1990年中国一次大规模社会调查的数据。20多年过去了，会不会又是一番新光景？答案是否定的。在历次人口普查中，都会有关于中国家庭结构的调查。1990、2000、2010年这几次人口普查中，中国的直系家庭（即由两代及两代以上夫妻）共同组成的家庭比例保持稳定，并没有下降。再举个例子。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生梁海艳研究了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通婚圈，结果发现，无论是已婚者还是未婚者的意愿通婚圈，独生子女的地域通婚圈明显小于非独生子女。这当然也是因为独生子女的父母更想把孩子留在身边。父母对婚姻的干涉强劲。 被插手的婚姻中，“媳妇的养老功能”胜过情感，因而幸福度较低
需要钱来养老：城市父母注重的是婚配后能否提高家庭收入
城市的老年人，更多的是靠钱来养老，也就是说花钱买保障、服务。世界银行的学者们通过分析数据发现，那些成功插手子女婚配的城市父母更看重的是，在组成新家庭之后，夫妻双方能够带来更多的家庭收入。
现实经验中，一说到婚配对象的收入和经济状况，往往都是在说女方如何要求男方。不过，世界银行这个报告里着重分析的是男方父母对女方的想法。对于普通的中国家庭来说，对经济状况的要求是双向的。而在这份报告里，为数不多的“包办婚姻”的积极面是，在城市里那些“包办夫妻”的收入要比“自主夫妻”多。 需要人来养老：农村父母注重的是老后能否得到儿媳的服侍
农村的情况要比城市里复杂得多。农村的父母养老要的不是纯粹的金钱，而是人工照料、服侍。所以，他们在替儿子择偶的过程中，看重的是这个女人会不会服侍老人，能不能干活料理好家务。在这种“择媳养老”过程中，选择的是温顺服从的妻子。钱就没那么重要了。所以，和城市一个明显的不同是，农村的“包办夫妻”整体收入要比“自主夫妻”少。而“包办婚姻”里的妻子们也普遍文化程度低——比自主婚姻里的妻子，平均要少上2.4年的学。最有意思的是，该份报告中算出了一个指数来衡量妇女温顺服从的程度，“包办妻子”是1.232，“自主妻子”则只有0.937。
感情让位于养老，夫妻之间满意度低不奇怪
什么样的人愿意服从父母的安排进入婚姻呢？答案是那些不太能干且相对弱势的人。不管男女，在受教育程度、所能够掌握的社会资源等方面都要逊于“自主婚姻”里的那些人。有些人的原因甚至是父母有更多的“相亲资源”，能够降低寻妻成本。
尽管这样的婚配比起自主的寻寻觅觅来说，麻烦少得多，不过满意程度却不高。当夫妻之间的关系被放在了与长辈的关系之下时，自然婚姻质量不高。有意思的是，调查时这些家庭尽管夫妻关系不是那么好，父母与子辈的关系却更好。 这样的婚配模式并未走开，反而可能出现新的“不幸福” 先看一个代表现象：“养老倒逼早婚” 去年年底，媒体报道了云南金平县的早婚现象。那里的孩子十多岁就早早结婚。尽管没有一个全面的统计，这两年屡屡有早婚在农村抬头的信息。学者王德福2012年在《南方人口》发表的学术论文写道，“早婚依然普遍存在并且有加重趋势，有数据表明早婚比例已达20%～50%，个别地区甚至高达80%（韩沛锟，2011），应当引起研究者高度关注。”王德福考察了河南的一个村子，早婚率在2000年—2003年连续4年保持在0之后，开始上升，2010年达到了50%。
为什么早婚？王德福通过田野调查发现，最大的原因是养老。这些90后孩子的父母还年轻，着什么急呢？原来，父母想得很多。“那些七八十岁的老婆婆遭到儿子儿媳的冷落甚至虐待是非常普遍的。这些老人的晚年遭遇在村庄中形成了示范效应，它告诉更年轻的父母们好好思量自己的养老问题。”所以，趁着年轻，给儿子娶媳妇。这样，自己能够提前为子女做更多的事情，比如积极地为子女看孩子、种地，以便老来还有恩情在。此外，娶媳妇是要花钱的，趁着自己年轻有力，赶紧把这笔钱给花了，好挣回来。而对于子女来说，尽管不想那么早就被捆绑，可是，也希望通过婚姻，从父母那里获得大量的财物。
这样的“养老倒逼早婚”其实也是“父母为养老插手子女婚配”的最新变种 总结起来是一个新概念：“恩往下流”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把中国社会“养儿防老”的传统称之为“反馈模式”，而西方则是“接力模式”。于前者，上一代抚养了下一代，等到老了，下一代来赡养反馈上一代；对于后者来说，上一代抚养了下一代，下一代无需反哺，只用接着抚养他的下一代。“反馈模式”中，财产的传承是典型的家庭式，婚姻也超越了两个人的结合，而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付出是有回报预期的。正如早婚现象中，父母给子女花钱盖楼、办婚礼、带孩子，期待年轻时做多点，老了能被照顾一样。事实却不这样。有学者将这样的现象称之为“恩往下流”，即父母拼命地照顾子女，单向付出恩情，缺乏双向的回馈。究其原因，学者们认为，一是现代子女的观念中对物质利益更看重，二是因为农村大规模的人员流动让子女不在父母身边，也就难以说照料与孝道了。学者们主要把这个概念用在农村的情况上。不过考察都市情况，也符合。中国的城市父母往往也花掉很多的积蓄来给子女买房子，但是独生子女多，“421”的家庭结构依然造成许多养老难题。而独生女父母的养老问题还要微妙，更是“恩往下流”。《“倒金字塔”养老困境下——中国已婚独生女儿养老问题探析》调查了西部某地的状况后发现，独生女的父母为女儿、女婿做得更多，却往往也难以求到什么回馈，反而自己需要独立解决好养老问题 怕的是一个共输的结果——父母插手婚姻，不仅让夫妻二人痛苦，未来也让父母难过
世界银行报告中的“父母插手婚姻”夫妻关系不和谐，但是与父母辈关系和谐，很可能也会起了变化。和中国一样，韩国也是个注重家庭养老的国家，本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并不好。在最新的社会民调中，随着与父母同住或负担父母生活费的子女人数日益减少，自行解决养老问题的老人的比例也首次突破了50%，
达50.2%。在韩国，由于贫困、晚景凄凉等问题，老年人的抑郁病得病率和自杀率都很高。这无疑是一个警醒的例子。
所以，20多年前父母插手婚配倘若是苦了夫妻，而巩固了父母养老的话，现在再谈这个问题，很可能是个“共输”的局。
篇四：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研究
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研究
徐俊 风笑天
【摘要】我国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产生了数以亿计的独生子女人口，数量庞大的独生子女父母将渐次跨入老龄行列，现实的养老困境和养老风险正在迫近第一代独生子女及其父母和家庭，中国即将迎来“独子养老”时代。其中，独生子女空巢家庭可能会面临更多、更大的养老问题，尤其是那些独生子女残缺家庭。文章基于现有研究所集中论述的问题做出评述，并就所关心的有关问题做出进一步的探讨。
【关键词】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养老问题;研究述评
一、前言
我国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产生了数以亿计的独生子女人口。目前，我国独生子女数量已经突破1亿，农村独生子女数量也已超过3000万。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已经陆续步入老龄行列，正如当初一些人口学家所提醒社会的那样，现实的养老困境和养老风险正在迫近第一代独生子女及其父母和家庭，中国即将迎来“独子养老”时代。不仅如此，独生子女父母如何养老已成为影响我国人口政策乃至经济、社会政策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另外，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指已经或即将进入老年阶段的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另一种是指独生子女自己未来的养老问题，本文探讨的是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客观地说，多子女家庭养老所遇到的主要问题，独生子女家庭概莫能外，另外，独生子女家庭养老还有其特殊的一面。独生子女家庭是空巢家庭的高发群体[1]，这些独生子女空巢家庭可能会面临更多、更大的养老难题，尤其是那些独生子女死亡和伤残家庭。独生子女家庭作为一种简化至极的家庭结构，这种金字塔型家庭结构，意味着其本质上是一种
风险家庭[2]，这种风险主要表现在家庭成员的生存风险和家庭的可持续发展风险两个方面。在我国进入老龄化并加速发展的背景下以及我国养老保障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养老风险无疑是独生子女家庭最为突出的一种风险[3]。目前，家庭养老仍是我国大多数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的主要养老方式，而传统家庭养老风险防范机制的社会、经济、人口和道德基础正在瓦解，独生子女家庭已不具有传统中国家庭养老模式的客观基础[4]。独生子女的唯一性意味着独生子女一旦离开父母，就会给其父母的晚年生活带来很大影响。相对于多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家庭少子女带来的人力资源和其他相关资源的短缺，会直接影响其父母晚年的生活质量，必将成为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家庭养老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本文将基于现有研究所集中论述的问题做出评述，并就所关心的有关概念、论题做出进一步的探讨，以便为后续研究者参与相关问题的对话、交流和讨论起到抛砖引玉之用。
二、现有研究集中论述的问题及其结论
纵观国内外文献，由于国外没有类似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因此，除针对独生子女本身的教育、心理等方面的研究外，国外缺乏对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的探讨。国内集中探讨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进入新世纪，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的相关研究持续升温并成为舆论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现有的统计和测算数据表明，我国独生子女家庭主要集中在城镇地区，农村地区总量可观但较为分散，且呈现地区差异，所以相关研究多围绕城市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展开。从研究关注的论题分析，有近一半的文献涉及计划生育家庭社会保障问题，其中相当部分属于地方经验总结，其余则具体探讨独生子女父母家庭养老问题及其对策。目前，研究的具体内容涉及独生子女家庭的居住方式、养老方式、养老内容、养老意愿、养老观念、养老压力和困境、空巢和残缺家庭的养老风险、计生家庭养老保障等方面。大多数研究侧重于理论
探讨，实证研究较少而且多以个别城市为例证，大规模、大范围的定量研究仅有少数几例。
(一)有关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方式研究
1.居住方式、养老方式研究
养老首先会涉及“在哪养老”，即住在哪里或和谁居住的问题。独生子女父母和其子女共居还是分住会直接影响到父母晚年的衣食起居及其生活质量，因此，考察独生子女及其父母的居住方式十分必要。风笑天通过若干次全国范围较大规模的抽样调查发现，我国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目前的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他们的家庭结构、居住方式与同龄非独生子女父母相比差异明显，子女的婚姻状况是影响上述差异的主要因素。独生子女婚后单独居住的比例高达2/3，成为第一代独生子女婚住方式的主流。与此对应的，已婚独生子女的父母单独居住的比例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父母，已婚独生子女的身份、性别及其婚配对象的身份(即是否独生子女)对其父母的居住方式都有显著的影响。3/4的独生子女父母和非独生子女父母都将生病照料和日常生活照料看做老年生活中的最大担忧。但独生子女父母对生病照料的担心比例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父母，也更多地表现出对子女赡养自己所面临的客观困难的理解。上述这些差异不仅意味着独生子女父母的空巢期长于同龄非独生子女父母，而且直接影响到独生子女家庭养老方式的选择和家庭养老的支持力，特别是在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客观上要求独生子女父母在养老观念上变“依赖养老”为“独立养老”[5～8]。基于江苏、四川两省四县的入户调查数据，研究者对农村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居住状况及其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独生子女身份、性别与农村第一代独生子女目前的居住方式并不相关，而真正有影响的因素依然是青年的婚姻状况。与城市已婚独生子女2/3左右独立居住不同的是，农村已婚独生子女与父母
同住的比例都在八成左右，特别是已婚独生女与父母同住的比例明显高于同龄非独子女中的长女[9]。
家庭养老方式在中国社会传承数千年，但在社会转型背景下传统家庭养老的功能发生了很大嬗变，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单纯依靠家庭养老方式面临着巨大风险。独生子女父母要有效选择养老方式，将不得不受制于个人收入与健康状况、子女婚后居住方式、子女实际提供的生活照料、国家宏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因素[10]。尹志刚依据北京市西城区、宣武区首批独生子女家庭调查数据，描述分析了具有不同特征的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对不同家庭结构和假设的9种不同养老方式的选择状况，依据老年人不同自理能力，提出对城市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模型的建构思考，探索规避老龄社会养老风险的制度架构[11]。王树新等人研究发现，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年后首选养老方式仍是居家养老，然而独生子女对家庭养老的支持力度却在降低，特别是在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独生子女父母个人所享有的社会保障、家庭经济状况、自身健康状况及家庭养老资源对养老担心程度产生一定影响，并就建立和完善社区服务政府建立辅助制度以及加强独生子女父母自身养老意识等方面给出了建议[12]。
已有的研究一再表明，独生子女对家庭养老的支持力度在不断降低。基于这样的客观事实，仅靠独生子女家庭成员已难以保证独生子女父母老年的生活质量，必须寻求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计划生育政策是对人们养老资源的一种制度性剥夺，30多年来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中国赢得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因此，政府和社会有责任为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提供制度性经济、服务保障支持。
2.养老内容、养老意愿研究
养老内容是触及养老最实质、最核心的部分，它是关于“养什么”的问题，并具体影响到老人的养老生活质量。通常情况下，养老包含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医疗保健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基本内容，这也是对“老有所养”的完整把握。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国家财政收入持续增长，以及分配和福利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城乡家庭养老的经济保障压力将逐渐减缓，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的困难将主要是由于人力资源短缺而造成的精神赡养、日常照料和健康维护等方面的非经济养老问题。穆光宗是较早提出“精神赡养”概念并提醒人们关注此事的学者。他认为，精神赡养既满足了年轻人的道德需求同时又满足了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他主张应从人格尊重、成就安心和情感慰藉三个维度来全面把握“精神赡养”的内涵，即必须同时满足老年人的自尊需求、期待需求和亲情需求。穆光宗同时借用“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的理念，将“积极的精神赡养”理解为晚辈精神上的自足和祖辈精神上的自强[13]。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大量独生子女“空巢”家庭所面临的养老危机凸显了精神赡养问题的重要性。相对多子女家庭而言，独生子女父母的精神赡养问题更加突出，而其子女所能投入在精神赡养方面的时间、精力和情感资源却较为匮乏，这种矛盾决定了独生子女父母必将面临精神赡养的巨大挑战。虽然研究者提出了若干解决对策，但在当前的经济社会转型期，其可行性令人怀疑[14]。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尚处于中年晚期，大多数人介于50～60岁之间，属于“准老人”群体。假以时日，随着他们陆续进入老龄行列甚至高龄行列，独生子女家庭因人力资源和相关资源短缺而暴露出的问题将尽显无疑，到时独生子女家庭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生病照料会成为困扰这些家庭和整个社会的大问题，所以政府和社会必须未雨绸缪，尽快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养老意愿涉及赡养者和被赡养者双方，现有的研究更多侧重于被赡养者的养老意愿分析，而较少关注赡养者的养老意愿。在一般性老年养老意愿的研究中，
篇五：中国父母插手的婚姻不幸福？
美国《华尔街日报》2月11日文章，原题：报告称，在中国，父母插手造成不幸福的婚姻 世行最新公布一项研究，题为“爱、钱与养老：父母给子女撮合对象要紧吗？”该研究报告称，“父母给子女找对象与婚姻和谐度较低具有强烈的相关性。”
原因在于，父母会把养老需要放在爱情之前。由于缺乏有力的社会保障，中国父母担心退休以后的日子以及自己会受到何种照料，所以他们会给子女物色能提供金融保障的有钱配偶。另外，父母喜欢给子女找听话的配偶——愿做家务，能提高家庭的生产率。
这项研究对中国3400对农村夫妇和3800对城镇夫妇进行调查。研究人员说数据可能旧了，但在中国文化中，如今父母的影响仍很重要。传统的包办婚姻中子女对自己的婚事没发言权。现在这种情况不再普遍，但父母仍过多地干预子女的亲事。在各地公园，中国老人们常聚集在一起交换孩子的学历、工资和职业信息，就像美国橄榄球联盟选秀。
社会学家说，父母的指导在中国远比在美国常见。由于感到医疗费和经济上的压力，一些子女最终默认了经济利益驱动的婚姻。研究称，在城镇地区父母撮合成的婚姻给夫妇带来更高收入。
尽管研究发现父母插手对子女的婚姻没有多少正面效果，但也并不认为这是中国离婚率攀升的一个原因。2013年中国申请离婚的夫妇数
量增加12.8%，达350万对。但不论婚姻幸福水平如何，许多中国父母达到了他们的经济目的。
成功插手子女婚配的父母，普遍带有强烈的养老诉求
父母想要插手子女的婚姻实在不是什么新鲜事，家长里短的婆媳剧总是中国屏幕上的大赢家呢。人们能够想得出来的理由也有很多，例如怕子女遇人不淑、包管一切的思想太重……不过，要说成功插手，主导子女婚配，就不那么容易了。那么，是什么让这些父母“排除万难”、走向成功呢？世界银行的学者们比较了分布在中国的7个省市的6334对夫妇数据。
根据中国传统家庭的特点，学者们主要是从丈夫一方来进行考量。有33.8%的男性是被父母安排的婚配，农村青年占比略多。根据丈夫们的养老观念、妻子们的学历和家务负担，以及家庭经济状况等诸多因素，世界银行的学者们认为这些被插手婚姻有一个共性——养老诱因。养谁的老呢？自然是这些插手的父母。
插手子女婚配的父母文化程度较低，意味着可能需要更多养老保障（图片来自《老伴》剧照）
不过，这份报告有个缺陷。尽管是2015年新鲜出炉的，却利用的是1990年中国一次大规模社会调查的数据。20多年过去了，会不会又是一番新光景？答案是否定的。在历次人口普查中，都会有关于中国家庭结构的调查。1990、2000、2010年这几次人口普查中，中国的直系家庭（即由两代及两代以上夫妻）共同组成的家庭比例保持稳定，并没有下降。再举个例子。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生梁海艳研究了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通婚圈，结果发现，无论是已婚者还是未婚者的意愿通婚圈，独生子女的地域通婚圈明显小于非独生子
女。这当然也是因为独生子女的父母更想把孩子留在身边。父母对婚
姻的干涉作用依然强劲。
中国家庭中直系家庭的比例很稳固，多年来不降反升
被插手的婚姻中，“媳妇的养老功能”胜过情感，因而幸福度较低 需要钱来养老：城市父母注重的是婚配后能否提高家庭收入
城市的老年人，更多的是靠钱来养老，也就是说花钱买保障、服务。世界银行的学者们通过分析数据发现，那些成功插手子女婚配的城市父母更看重的是，在组成新家庭之后，夫妻双方能够带来更多的家庭收入。
现实经验中，一说到婚配对象的收入和经济状况，
往往都是在说女方如?a href="http://www.zw2.cn/zhuanti/guanyuwozuowen/"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我竽蟹健２还?a href="http://www.zw2.cn/zhuanti/guanyushijiezuowen/"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世界银行这个报告里着重分析的是男方父母对女方的想法。对于普通的中国家庭来说，对经济状况的要求是双向的。而在这份报告里，为数不多的“包办婚姻”的积极面是，在城市里那些“包办夫妻”的收入要比“自主夫妻”多。
需要人来养老：农村父母注重的是老后能否得到儿媳的服侍
农村父母更看重媳妇能否亲自动手照顾好家庭
农村的情况要比城市里复杂得多。农村的父母养老要的不是纯粹的金钱，而是人工照料、服侍。所以，他们在替儿子择偶的过程中，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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