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与马共天下的意思

篇一：浅析“王与马共天下”

浅析“王与马共天下”门阀政治——读《东晋建国》有感 2010202140 郭子恩 外国语学院

浅析“王与马共天下”门阀政治

——读《东晋建国》有感

学院：外国语学院

班级：英语2班

姓名：郭子恩

学号：2010202140

1 3/29/2013

浅析“王与马共天下”门阀政治——读《东晋建国》有感 2010202140 郭子恩 外国语学院

浅析“王与马共天下”门阀政治

——读《东晋建国》有感

前言:

在中国古代社会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以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度为核心的社会制度潜移默化地在变化，而其中在东晋时期出现的“王与马共天下”的门阀政治格局尤为特殊。一方面，皇统司马氏丧失权威，有名无实，但仍保留了号召力；另一方面，以琅琊王氏为首的士族虽不能取代司马氏皇权，但却对皇权的行使起到既牵制又维护的作用。所以说，门阀政治是皇权与士族势力达致平衡的结果。东晋士族与皇权共治的门阀政治对后人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所以我就以此为话题探讨一下“王与马共天下”背后的意义。

关键词: 王导 司马睿 士族 皇权 门阀政治

门阀政治产生的历史背景

在以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度为核心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统治下，门阀政治格局的产生是有一定的时代背景的。在“王与马共天下”一说之中，“王”所代表的是以有翼戴之功的琅琊王氏为首的士族，而“马”所指的当然就是皇统司马氏。而两者的矛盾与斗争又是怎样产生的，以至于两者最终决定选择互相妥协达致平衡呢？这正是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而门阀政治的历史背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 东晋政权的建立

西晋末期，政局动荡不安，民族矛盾尖锐，司马氏政权风雨飘摇。而此时的江南地区士族势力强盛，中央实际上无力控制这股士族力量的蓬勃发展，因此出现了政治空白，从而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士族石冰和陈敏之乱。当是时，陈敏已据江东，然“陈敏刑政无章，不为英俊所附；子弟凶暴，所在为患；顾荣、周玘等忧之”1。由此可见，在那个时候，士族石冰、陈敏等作乱之徒都有他们的政治势力所在，所以他们的企图曾一度到手，但是由于顾荣、周玘等人都认为陈敏此人地位卑微才略不足，难成大器，遂连通甘卓等讨讨伐陈敏，为后来司马睿渡江南下平定叛乱，进入建康扫清了障碍，这是东晋建国的先决条件。所以，可以说，东晋建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士族推动的，士族在一定程度上是司马氏建立东晋政权方的开路先锋。

但是南方士族为什么拥护司马政权呢？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在西晋灭亡之际，武、惠、怀、愍诸帝已无合法继承人，司马睿虽是疏属，毕竟仍是宗室，这是他比其他任何士族优越有资格建立政权的地方。另外，当时在北方胡族的入侵压力下，门阀士族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岌岌可危，威胁重重。只有尊奉司马睿为帝，才有可能在江左建立新王朝，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为了有力地牵制皇权，单单一个士族群体是不足够的，唯有与北方士族建立成一1 出自《资治通鉴》之《东晋建国》（北宋 司马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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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庞大的利益群体，共同进退才能得以有效地牵制与维护皇权，同时明哲保身。

2. 东晋王朝的统治

江南士族两定江南使人们看到了其背后潜在的政治和军事实力。要知道司马睿之所以能够建立政权所依靠的是以王导为核心的南渡的北方士族，因此琅琊王司马睿初至建业，面对着这样一股力量，对于当时想要建立司马氏皇权的司马睿来说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合作，笼络这派力量来增强自己的实力。但其“名论素轻，吴人不附”2， 在一定程度上，就使拥护他的北方士族与不归附他的南方士族之间出现了力量抗衡。而这一次同为士族出身的王导可以说起到了关键作用，其功劳更可被概括为“匡时辅政，契叶三主”3。他所提出的“清静为政，抚绥新旧”可以说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当时南北士族的纷争，而以王导为首的士族更自此成为了司马睿政权的主要支持者。而更后来，司马睿政权在政治上依靠王导，军事上依靠王敦的状况更是使其东晋政权变得有名无实的，自此建立起“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

需要注意的是在促进这一政治模式的形成，有一方势力尤其地突出，那就是王氏士族。“帝之始镇江东也，敦与从弟导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总征讨，导专机政，群从子弟布列显要，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由此可见王氏士族在东晋政权的统治中起到的作用是相当大的，政治与军事上的实力更是可以威胁到司马政权的稳定，而后来王敦的叛变也可以从侧面佐证士族阶层强大的政治势力能够与皇权达到想抗衡的地步，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司马皇权在统治上对士族阶层的过分依赖使得皇权丧失权威，处处受士族势力的牵制，仅余号召力，无法推行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度，最后不得不作出妥协，促成门阀政治格局的形成。

门阀政治的内容及分析

由以上的分析所得，门阀政治的形成于当时的东晋政权来说已经是大势所趋，那么究竟“王与马共天下”的具体内容是怎样的呢？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

1、 皇权受士族势力所牵制无法专政

4因为司马睿“在晋室诸王中既无威望，又无实力，更无功劳” （《东晋门阀政治》第

341页），所以他的政权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士族势力的限制，无法实行专政。一方面是因为他所建立的政权是依靠士族势力而非自身的政治力量建立的，他全靠门阀士族扶持方得登上皇帝宝座，所以一开始政权建立，司马睿就比过往的君主要低一等，无法用自身的力量来统治整个王朝，他只能放下身段，在一定程度上向士族妥协退让，将一部分的权力分给士族势力，而自己保留皇权，稳坐皇位，稳定政权。他对士族力量的依赖造成了他今天这个局面。

但另一方面，士族势力相当大，尤其是南北士族联结起来形成同一战线的时候，司马睿政权面临的威胁就更加地大了。倘若司马睿死守手中的权力，那么必然会导致另一场的政权大战，而这样不仅政权不保，整个江东地区都会受到外来的入侵破坏，要知道当时北方胡人可是在一旁虎视眈眈。所谓“蚌鹤相争，渔翁得利”，总不能因权力两败俱伤最终让胡人的阴谋得逞，皇权也不得不向士族势力作出妥协，共同守卫政权。

当然这也与统治者本身有一定的关系。虽说司马睿出身于西晋皇族，可平生却无突出功2

3 出自《资治通鉴》之《东晋建国》（北宋 司马光 著） 出自《晋书·王导传》

4 出自《东晋门阀政治》（田余庆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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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这使他当任统治者期间底气不足。另外他的性格温厚，史书中曾这样评价司马睿：“帝性简俭冲素，容纳直言，虚己待物。”5也因此，他没有对手中的权力过于的执着，相反，他选择了顺从，顺应时局，自己安心为君，皇权垂拱，士族当权。

2、士族势力无法夺权需向皇权妥协

与过往的士族势力不一样，东晋的这一支士族势力尤为强大，甚至可以与皇权相抗衡，为什么东晋士族势力会如此地强大却最终不得不向皇权妥协呢？这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士族势力是东晋政权建立的主力军。在上文已经分析过，虽然东晋政权是在司马睿的名义下建立的，但是从当时的环境来讲，是先由南方士族平定两乱为司马睿、王导为首的南渡的北方势力清理了进入建康的障碍，南方士族势力可以说是东晋建国的幕后功臣。但在北方胡族的强大压力下，门阀士族又只能尊奉司马睿为帝，才有可能在江左建立新王朝，保护自己岌岌可危的政治、经济利益。从这方面来讲，南方士族不得不依赖于司马睿，而后来在政权建立之后，也不得不避讳这一点，只能与之抗衡却无法夺权自立。

第二，要保护士族的利益，单单依靠某个士族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南北士族势力选择了联结起来，与皇权相抗衡以求两者间的平衡，维护自己的利益。另外，建权后的士族势力兵权在手，有自己的政治实力和军事力量，牢牢掌握以荆州、江州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军权以及以京口、广陵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军权。但是由于这些优势是由两方士族势力一同努力所得，所以倘若士族势力奋起夺权的可行性大大降低，一来是士族势力内部对这一问题存在分歧，二来，单方面的士族势力不足以夺权而为之。我们都知道，以王导为首的是南渡的北方士族势力，所以在东晋政权中，北方士族的政治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是要高于江南势力的，这也是士族势力内部之间出现矛盾，而这两方力量的抗衡，就削弱了两方联结起来与皇权抗衡的力量。这也导致了，既不可共夺而取之，亦无法势单而为之。

对门阀政治的评价

所说门阀政治并非起源于东晋，早在东汉时期已见其萌芽，但是为什么会在东晋时期走向繁盛的呢？这实际上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如果没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如果以上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都不会有江左百年门阀政治局面。反之，这三个条件中任何一个条件的变化，都会导致江左门阀政治的相应变化。”6（《东晋门阀政治》294页）而究竟这种门阀政治又对当时的政权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是好是坏，难以定夺，但其中一定有其意义所在。

1、积极意义

从积极意义上来看，门阀政治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讲是有稳定政权，防止权力泛滥的作用的。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当时的西晋内忧外困，为司马睿要想崛起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他是不得不取得各方政治势力的支持才能够顺利南渡，在江南地区站稳脚跟，其中大批北方流民和士族南下，因此也影响了当地的士族势力。可是当时江南士族势力也面临着北方胡人入侵的冲击，所以他们不得不作出妥协来，与北方士族势力结成同一战线，为新政权的建立提供坚实的政治力量，同时也捍卫其自身的利益。在加上流民们为新政权的建立输送了源源不断的军事力量，东晋政权终于得以在这样一个内外交困的环境下建立起来。而要在这样一个艰难5

6 出自《晋书》之《帝纪第六》 出自《东晋门阀政治》 （田余庆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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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下，维持政权的安定，当政者在权力方面所作出的妥协是值得的：一来，有利于将士族势力的好处发挥到最大程度，避免因为皇权的过多限制而作出错误的判决；另一方面，作为对士族势力的肯定，权力之间的相互限制有利于维持政权的稳定，减少内讧的发生。于是乎这种“王与马共天下”的门阀政治格局的出现有它的必要性以及可取性。

2、消极意义

但从消极意义上来讲，这种权力不能高度集中的统治在当时的封建社会来说不能够长久。虽然说，降低皇权专政有利于当时政权的稳定，但长期来讲，是无利的。一来，倘若给予士族势力过多的权力，会导致天子权威的丧失，对于一个政权来说是不利的。当统治者无法把握手中的权力时，那么他对政权的掌控度就会减低，当权力丧失过多，他方力量超越皇权时，当政者就不能在掌控住整个局面，那么国家面临分裂或入侵的威胁就会加重。其实，在东晋后期，也就曾出现这样的危机，权臣王敦举兵反叛就为当政者提了一个醒。虽说王敦兵变还有其他原因，但他敢于起兵反叛从侧面论证了当时候士族势力拥有了相当大的军事实力与政治力量。另外由于皇权并未收紧，皇权无法得以振兴，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皇室显得有心无力，如失败的北伐等。

总的来说，我们很难对一件事情下绝对的定论，每件事都有其两面性，尤其是这种历史上尤为特殊的状况。而我们需要做的是要以批判的思维来看待问题，从中总结出对今日有利用价值的教训与经验，以史为鉴，开拓前路。

小结：

在《东晋建国》这一课中，我学会了如何去思考去评价一件历史事件。可以说，在两千多年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统治来讲，这种“王与马共天下”的门阀政治格局是十分特殊的。通过对这种特殊政治格局的分析，我了解到了它是有它的存在必要性以及必然性的。在研究探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每件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就如此文所探讨的“王与马共天下”的门阀政治格局，对它定义好坏是不可能的，只有深入了解其产生的背景，其内容以及意义，你才能对它作出一个合理的评价。其实，世事亦如此，好坏对错难断，唯有以史为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地学习前人的经验，这样才能不断前进，创造辉煌！

参考文献：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

豆瓣读书，《与谁共天下》

刘后滨、李晓菊，《〈资治通鉴〉二十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吴鉒鉒、林校生，《王导的“愦愦”之政与东晋初期的北伐问题》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陈向怀，《也论东晋建国》http://blog.sina.com.cn/s/blog_78c432eb0100stqn.html

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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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117 王马共天下

上下五千年

１１７ 王马共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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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聪攻下长安后，南方还在晋朝官员手里。晋愍帝在被俘前留下诏书，要镇守在建康

（原名建业，今江苏南京市）的琅琊（音ｌáｎｇ ｙá）王司马睿（音ｒｕì）继承皇位。

司马睿在西晋皇族中，地位和名望并不高。晋怀帝的时候，他被派到江南去镇守。他带

去了一批北方的士族官员，其中最有名望的是王导。司马睿对王导言听计从，把他看作知心

朋友。

司马睿刚到建康的时候，江南的一些大士族地主嫌他地位低，不怎么看得起他，也不来

拜见他。为了这个，司马睿心里不踏实，要王导想个办法。

王导有个堂哥王敦，当时在扬州做刺史，很有点势力。王导把王敦请到建康，两个一商

量，想出一个主意来。这年三月初三，按照当地的风俗是禊（音ｘì）节，百姓和官员都要

到江边去“求福消灾”。这一天，王导让司马睿坐上华丽的轿子到江边去，前面有仪仗队鸣

锣开道，王导、王敦和从北方来的大官、名士，一个个骑着高头大马跟在后面，排成一支十

分威武的队伍。

这一天，在建康江边看热闹的人本来很多。大家看到这种从来没见到过的大排场，都轰

动了。

江南有名的士族地主顾荣等听到这个消息，从门缝里偷偷张望。他们一看王导、王敦这

些有声望的人对司马睿这样尊敬，大吃一惊，怕自己怠慢了司马睿，一个接一个地出来排在

路旁，拜见司马睿。

这一来，提高了司马睿在江南士族地主中的威望。王导接着就劝司马睿说：“顾荣、贺

循是这一带的名士。只要把这两人拉过来，就不怕别人不跟着我们走。”

司马睿派王导上门请顾荣、贺循出来做官，两个人都高兴地来拜见司马睿。司马睿殷勤

地接见了他们，封他们做官。

打那以后，江南大族纷纷拥护司马睿，司马睿在建康就站稳了脚跟。

北方发生大乱以后，北方的士族地主纷纷逃到江南来避难。王导又劝说司马睿把他们中

间有名望的人都吸收到王府来。司马睿听从王导的意见，前前后后吸收了一百零六个人，在

王府里做官。

司马睿听从王导的安排，拉拢了江南的士族，又吸收了北方的人才，巩固了地位，心里

十分感激王导。他对王导说：

“你真是我的萧何啊！”

公元３１７年，司马睿在建康即位，重建晋朝。这就是晋元帝。在这以后，晋朝的国都

在建康。为了和司马炎建立的晋朝（西晋）相区别，历史上把这个朝代称为东晋。

晋元帝登基的那天，王导和文武官员都进宫来朝见。

晋元帝见到王导，从御座站了起来，把王导拉住，要他一起坐在御座上接受百官朝拜。

这个意外的举动，使王导大为吃惊。因为在封建时代，是绝对不允许有这样的事的。王

导忙不迭推辞，他说：“这怎么行。如果太阳跟普通的生物在一起，生物还怎么能得到阳光

的照耀呢？”

王导这一番吹捧，使晋元帝十分高兴。晋元帝也不再勉强。但是他总认为他能够得到这

个皇位，全靠王导、王敦兄弟的力量，所以，对他们特别尊重。他封王导担任尚书，掌管朝

内的大权；又让王敦总管军事。王家的子弟中，很多人都封了重要官职。

当时，民间流传着一句话，叫做“王与马，共天下”。意思就是王氏同皇族司马氏共同

掌握了东晋的大权。

王敦掌握军权，自以为了不起，把晋元帝不放在眼里。晋元帝也看出了王敦的骄横，另

外重用了大巨刘隗和刁协，对王氏兄弟渐渐疏远起来。这样，刚刚建立的东晋王朝内部就出

现了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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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中国古代史名词解释

中国古代史名词解释

官渡之战是曹操和袁绍为争夺对黄河中下游的统治权而进行的一场有决定意义的战争。袁绍于公元199年灭了公孙瓒，地跨青、冀、并、幽四州，势力很强。他想以消灭公孙瓒之余威，率兵南下，一举消灭曹操，进而黄河中下游地区全部纳在他的统治之下。袁绍以精兵十万，劲骑万余匹，南渡黄河。袁绍虽兵多粮足，但内部矛盾重重，军纪松弛，人心涣散。曹操能用于迎击袁绍的士卒虽不过两、三万人，兵、粮都远不及袁绍；可是曹操的统治集团内部比较稳定，将士用命。公元200年（建安五年）十月，他以五千奇兵，夜袭袁绍军于官渡（今河南中牟）附近的乌巢，全烧袁军粮食、辎重一万余车，袁军大乱。他又乘势以万人，大破袁军主力于官渡，全歼袁军七万余人，袁绍仅率八百骑兵逃回河北。这就是历史上以弱性胜强的著名战例之一“曹袁官渡之战”。官渡之战以后，袁绍病死。曹操在巩固了他在兖、豫地区的统治之后，又进兵河北，消灭了袁绍的儿子袁谭、袁尚、袁熙等势力。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又北出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打败与袁氏勾结的乌桓头人，基本上统一了中国的北方。

赤壁之战别称乌林之役。东汉末，曹操先后平定袁术、吕布、袁绍父子后，据有河北及中原大部。建安十三年（208）七月南征荆州，欲进而统一南方。时荆州牧刘表卒，表幼子琮举州降。寄寓于刘表的刘备，自樊率众过襄阳，退至当阳，遣关羽率水军往江陵接应。操率轻骑五千穷追，于当阳长坂大破备军，备率余众与羽及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会于夏口。操军夺取江陵，将顺流东下，并写信给孙权招降。备遣

诸葛亮请教于孙权，权犹豫未决，亮指出操军远来疲弊、不习水性、荆州民未服，孙刘合力必能破操，则鼎足之势成。张昭等则以势力悬殊，不如迎之。鲁肃劝权不可放弃已据江南之局面，周瑜力言操军可破之理由，权乃决心应战。以瑜、程普为左、右督，以肃为赞军校尉，率兵三万与备两万会于樊口，时操军约二十余万。是年东战于赤壁。时操军已有疫疾，初战不利，退至乌林，操军战船首尾相连，瑜将黄盖献计伪降，以斗舰十艘满载引火物，及接近操船舰同时发火，烧尽北船。时东南风急，遂沿及岸上营地。操军大溃，人马烧、溺死者甚众。瑜率军继进，操遂烧余船资，从华容败逃。瑜、备水陆并进，追操至南郡。是役操军兼以饥疫，死者大半，操留曹仁、徐晃守江陵，乐进守襄阳，引军北还。备旋地荆州四郡（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后又得益州，遂与孙、曹渐成三足鼎分之势。

屯田亦称屯垦，即对土地所行之有组织垦种。西汉以来，历代为解决军粮供给、军费开支及补充国库储备，多组织兵士、利用人犯或招募农户垦种。主要采取军屯和民屯两类形式。军屯即以军事组织形式由军兵及其家属进行屯种，民屯即以民户为主体之有组织屯种，其中包括一般民户屯种及罪犯屯种。为了解决军队的粮食问题，曹操接受了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实行屯田。民屯的农民称屯田客或典农部民，与国家按四六或对半分成。军屯的生产者称屯田兵或田卒。屯田制度促进了北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唐宋时，称军屯为屯田，民屯为营田。金元屯田甚盛，元代除军屯、民屯外，并有军民混合屯。明代掌于工部屯田司。清沿明制，而屯田规模更大。历代所行屯田，组织

性强，耕种面积大，便于水利建设，变大片荒地为良田，对当时减轻农民负担、恢复发展生产、开发边疆起到积极作用。

曹魏屯田曹操实行的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屯田分民屯和军屯。民屯就是招募流亡农民，把他们按军事编制组织起来，几十人为一屯，在屯田官吏管理下，垦荒种地。屯田农民要把收获物的一半或一半以上交给政府，不服徭役，但不许离开土地。让士兵一面戍守，一面屯田，叫军屯。屯田的实行，发展了农业生产，保证了军粮供应，为曹操统一北方提供了物质基础。魏建国以后，继续推广屯田制，并使它更加完善。

屯田客即参加屯田之农民。东汉建安元年（196）曹操开始屯田，其劳动力为招募而来的农民，称屯田客。其产品按收成多寡与政府分成。屯田客初专以农桑为业，不负担力役、兵役。三国魏文帝以后，屯田制度逐渐破坏，屯田客遂成为官僚大族依附农民。吴亦推行屯田，主要以被征服之山越人为屯田客。

八王之乱西晋宗室间争夺皇权的变乱，与乱者主要有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冏、长沙王乂、成都王颖、河间王顒、东海王越。晋初大封同姓王，握军政实权，武帝死后，惠帝妻贾后与辅政外戚杨骏争权。元康元年（291），贾后与玮合谋发动禁军政变，杀骏。而大权却为亮及太保卫瓘所掌握，贾后野心未能实现。复使玮杀亮、瓘，事后反诬玮矫诏擅杀大臣，将玮处死。九年，贾后废太子遹。次年杀之，伦、冏以此为名，联兵入宫杀贾后。永宁元年（301），伦废惠帝自立，冏于许昌起兵讨伐，颖、顒举兵响应。禁军将领王舆起兵杀

伦，迎惠帝复位，冏以大司马执政。太安元年（302）底，顒起病讨冏，乂于洛阳为内应，入宫擒杀冏而执政。二年，顒、颖合兵讨乂，联军屡败，洛阳旧困不饥，永安元年（304），越与部分禁军合谋擒乂，送于顒部将张方，为方所杀。颖入洛阳为丞相，复返邺城，以皇太弟遥控朝政。越挟惠帝率禁军攻邺，大败于荡阴，张方趁机再占洛阳。后并州刺使司马滕与幽州刺使王浚联兵破邺，颖挟惠帝奔洛阳。旋为张方送长安。永业三年（306），越再起兵杀颖、顒。同年毒杀惠帝，另立怀帝，权入越手，八王之乱终结。

占田制 西晋颁布的土地、赋税制度。是战国、秦汉以来「名田」制度和限田政策的产物。晋初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土地兼并渐趋严重，为加强对自耕农民的控制，及限制土地兼并，以保证国家赋税徭役的徵发，太康元年(280年)灭吴统一全国后，西晋政府遂颁布占田、课田令。占田、课田令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减半，次丁女不课(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为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官吏以官品高卑贵贱占田，从第一品占五十顷，至第九品占十顷，每品之间递减五顷。此外又规定可依官品高低荫庇亲属，最多可至九族。 户调制 西晋时，废除九品混通制，实行定额租税制，即一夫一妇的家庭，纳户调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岁以上未娶妻的，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能从事耕织的壮年奴婢，八口出一夫一妇之调。耕牛二十头，出一夫一妇之调。产麻之乡，以布代帛，数同。户调制度的实行，改变了过去赋税征收的混乱现象，对于自耕农来说，户调有所减

轻；对于大地主来说，由于户调征收到奴婢和耕牛，比率较低，负担还是增加了。而西晋灭亡后，东晋南北朝仍有实行，至太和九年(485年)均田制实施后，户调制才废止。

荫客制 两晋时期有关户籍的一项法令规定。西晋占田令规定官吏可以按照品级的高低荫庇亲属，多者可以至九族，少者可以荫三世。宗室、国宾、先贤后人及士人的子孙待遇相同；除荫亲属外，还可以荫衣食客及佃客：六品以上可以荫衣食客二人，七、八品二人，九品及御前护卫可荫一人；佃客则一、二品可荫五十户，三品十户，四品七户，五品五户，六品三户，七品二户，八、九品一户。荫客制使官僚荫客受到法律保护，西晋在荫客制普遍推行的同时又规定了荫客的数量，即国家在承认荫客的同时又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加以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并没有完全起到作用。西晋时期，大官僚奴客众多，大大超过了法令允许的数量。至东晋，南北大族荫客现象也十分严重，达到毫无限制的程度，以致政府和大族在争夺劳动力方面形成激烈矛盾，出现了南北两方检括户籍的行动。

九品中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吏选拔制度。东汉延康元年（220），曹丕用吏部尚书陈群建议，立九品官人之法。说见《三国志?魏志。陈群传》，事在曹丕代汉之前夕。然《宋书?恩幸传》言：“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据此则曹操时已有此法，或陈群据以立为定制。其法用有名望，善识别人才者为“中正”，州郡皆置。使区别当地人士，分为九等（九品）。政府据其所定，选择任用。曹芳时，驷马懿当国，于各州加置大中正，遂有大、小中正之别。九品

篇四：中国古代史名词解释

中国古代史名词解释

官渡之战

是曹操和袁绍为争夺对黄河中下游的统治权而进行的一场有决定意义的战争。袁绍于公元199年灭了公孙瓒，地跨青、冀、并、幽四州，势力很强。他想以消灭公孙瓒之余威，率兵南下，一举消灭曹操，进而黄河中下游地区全部纳在他的统治之下。袁绍以精兵十万，劲骑万余匹，南渡黄河。袁绍虽兵多粮足，但内部矛盾重重，军纪松弛，人心涣散。曹操能用于迎击袁绍的士卒虽不过两、三万人，兵、粮都远不及袁绍；可是曹操的统治集团内部比较稳定，将士用命。公元200年（建安五年）十月，他以五千奇兵，夜袭袁绍军于官渡（今河南中牟）附近的乌巢，全烧袁军粮食、辎重一万余车，袁军大乱。他又乘势以万人，大破袁军主力于官渡，全歼袁军七万余人，袁绍仅率八百骑兵逃回河北。这就是历史上以弱性胜强的著名战例之一“曹袁官渡之战”。官渡之战以后，袁绍病死。曹操在巩固了他在兖、豫地区的统治之后，又进兵河北，消灭了袁绍的儿子袁谭、袁尚、袁熙等势力。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又北出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打败与袁氏勾结的乌桓头人，基本上统一了中国的北方。

赤壁之战

别称乌林之役。东汉末，曹操先后平定袁术、吕布、袁绍父子后，据有河北及中原大部。建安十三年（208）七月南征荆州，欲进而统一南方。时荆州牧刘表卒，表幼子琮举州降。寄寓于刘表的刘备，自樊率众过襄阳，退至当阳，遣关羽率水军往江陵接应。操率轻骑五千穷

追，于当阳长坂大破备军，备率余众与羽及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会于夏口。操军夺取江陵，将顺流东下，并写信给孙权招降。备遣诸葛亮请教于孙权，权犹豫未决，亮指出操军远来疲弊、不习水性、荆州民未服，孙刘合力必能破操，则鼎足之势成。张昭等则以势力悬殊，不如迎之。鲁肃劝权不可放弃已据江南之局面，周瑜力言操军可破之理由，权乃决心应战。以瑜、程普为左、右督，以肃为赞军校尉，率兵三万与备两万会于樊口，时操军约二十余万。是年东战于赤壁。时操军已有疫疾，初战不利，退至乌林，操军战船首尾相连，瑜将黄盖献计伪降，以斗舰十艘满载引火物，及接近操船舰同时发火，烧尽北船。时东南风急，遂沿及岸上营地。操军大溃，人马烧、溺死者甚众。瑜率军继进，操遂烧余船资，从华容败逃。瑜、备水陆并进，追操至南郡。是役操军兼以饥疫，死者大半，操留曹仁、徐晃守江陵，乐进守襄阳，引军北还。备旋地荆州四郡（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后又得益州，遂与孙、曹渐成三足鼎分之势。

屯田亦称屯垦，即对土地所行之有组织垦种。西汉以来，历代为解决军粮供给、军费开支及补充国库储备，多组织兵士、利用人犯或招募农户垦种。主要采取军屯和民屯两类形式。军屯即以军事组织形式由军兵及其家属进行屯种，民屯即以民户为主体之有组织屯种，其中包括一般民户屯种及罪犯屯种。为了解决军队的粮食问题，曹操接受了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实行屯田。民屯的农民称屯田客或典农部民，与国家按四六或对半分成。军屯的生产者称屯田兵或田卒。屯田制度促进了北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唐宋时，称军屯为屯田，民屯为

营田。金元屯田甚盛，元代除军屯、民屯外，并有军民混合屯。明代掌于工部屯田司。清沿明制，而屯田规模更大。历代所行屯田，组织性强，耕种面积大，便于水利建设，变大片荒地为良田，对当时减轻农民负担、恢复发展生产、开发边疆起到积极作用。

曹魏屯田

曹操实行的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屯田分民屯和军屯。民屯就是招募流亡农民，把他们按军事编制组织起来，几十人为一屯，在屯田官吏管理下，垦荒种地。屯田农民要把收获物的一半或一半以上交给政府，不服徭役，但不许离开土地。让士兵一面戍守，一面屯田，叫军屯。屯田的实行，发展了农业生产，保证了军粮供应，为曹操统一北方提供了物质基础。魏建国以后，继续推广屯田制，并使它更加完善。 屯田客

即参加屯田之农民。东汉建安元年（196）曹操开始屯田，其劳动力为招募而来的农民，称屯田客。其产品按收成多寡与政府分成。屯田客初专以农桑为业，不负担力役、兵役。三国魏文帝以后，屯田制度逐渐破坏，屯田客遂成为官僚大族依附农民。吴亦推行屯田，主要以被征服之山越人为屯田客。

八王之乱

西晋宗室间争夺皇权的变乱，与乱者主要有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冏、长沙王乂、成都王颖、河间王顒、东海王越。晋初大封同姓王，握军政实权，武帝死后，惠帝妻贾后与辅政外戚杨骏争权。元康元年（291），贾后与玮合谋发动禁军政变，杀骏。而大权却为

亮及太保卫瓘所掌握，贾后野心未能实现。复使玮杀亮、瓘，事后反诬玮矫诏擅杀大臣，将玮处死。九年，贾后废太子遹。次年杀之，伦、冏以此为名，联兵入宫杀贾后。永宁元年（301），伦废惠帝自立，冏于许昌起兵讨伐，颖、顒举兵响应。禁军将领王舆起兵杀伦，迎惠帝复位，冏以大司马执政。太安元年（302）底，顒起病讨冏，乂于洛阳为内应，入宫擒杀冏而执政。二年，顒、颖合兵讨乂，联军屡败，洛阳旧困不饥，永安元年（304），越与部分禁军合谋擒乂，送于顒部将张方，为方所杀。颖入洛阳为丞相，复返邺城，以皇太弟遥控朝政。越挟惠帝率禁军攻邺，大败于荡阴，张方趁机再占洛阳。后并州刺使司马滕与幽州刺使王浚联兵破邺，颖挟惠帝奔洛阳。旋为张方送长安。永业三年（306），越再起兵杀颖、顒。同年毒杀惠帝，另立怀帝，权入越手，八王之乱终结。

占田制

西晋颁布的土地、赋税制度。是战国、秦汉以来「名田」制度和限田政策的产物。晋初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土地兼并渐趋严重，为加强对自耕农民的控制，及限制土地兼并，以保证国家赋税徭役的徵发，太康元年(280年)灭吴统一全国后，西晋政府遂颁布占田、课田令。占田、课田令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减半，次丁女不课(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为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官吏以官品高卑贵贱占田，从第一品占五十顷，至第九品占十顷，每品之间递减五顷。此外又规定可依官品高低荫庇亲属，最多可至九族。

户调制

西晋时，废除九品混通制，实行定额租税制，即一夫一妇的家庭，纳户调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岁以上未娶妻的，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能从事耕织的壮年奴婢，八口出一夫一妇之调。耕牛二十头，出一夫一妇之调。产麻之乡，以布代帛，数同。户调制度的实行，改变了过去赋税征收的混乱现象，对于自耕农来说，户调有所减轻；对于大地主来说，由于户调征收到奴婢和耕牛，比率较低，负担还是增加了。而西晋灭亡后，东晋南北朝仍有实行，至太和九年(485年)均田制实施后，户调制才废止。

荫客制

两晋时期有关户籍的一项法令规定。西晋占田令规定官吏可以按照品级的高低荫庇亲属，多者可以至九族，少者可以荫三世。宗室、国宾、先贤后人及士人的子孙待遇相同；除荫亲属外，还可以荫衣食客及佃客：六品以上可以荫衣食客二人，七、八品二人，九品及御前护卫可荫一人；佃客则一、二品可荫五十户，三品十户，四品七户，五品五户，六品三户，七品二户，八、九品一户。荫客制使官僚荫客受到法律保护，西晋在荫客制普遍推行的同时又规定了荫客的数量，即国家在承认荫客的同时又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加以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并没有完全起到作用。西晋时期，大官僚奴客众多，大大超过了法令允许的数量。至东晋，南北大族荫客现象也十分严重，达到毫无限制的程度，以致政府和大族在争夺劳动力方面形成激烈矛盾，出现了南北两方检括户籍的行动。

篇五：中国史名词解释补充

中国史名词解释补充

秦汉时期

1、萧规曹随：指汉初时，曹参继萧何为相，凡事悉遵萧何约束，无所变更。惠帝二年，萧何死，遵刘邦遗嘱，以齐丞相曹参继任相国。曹参在齐国行清静无为政策，人民安乐，号称贤相。继任相国后，“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惠帝对其无所作为表示不满，他则说：“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表示同意。曹参任相国三年，人民得以安居乐业。

2、盐铁会议：西汉政府召集的一次讨论施政方针的会议。昭帝始元六年，政府为解决施政问题，召集郡国所推贤良、文学六十余人到京城举行会议。他们主张罢盐铁、酒榷、均输官，以示节俭，桑弘羊代表政府与之辩论，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方面。会后，桓宽据此整理出《盐铁论》，详记双方论点，为研究当时社会、经济、思想等保存了丰富史料。它的召开对政府继续实行“休养生息”政策起了促进作用，但对盐铁政策的改变作用很小。 3、限民名田：关于限制私人占有田地数量的主张。秦汉以来，土地兼并日趋严重，至西汉中期，已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为此，董仲舒首先提出“限民名田”，但未能实行。哀帝时，师丹、孔光、何武等再次建议。遂规定吏民占田不得过三十顷，且以三年为期，到期过限部分没收为官。影响颇为深远，后世面对土地兼并激烈的情况之时，亦往往提出类似主张，如西晋的占田制与北魏到隋唐的均田制。

4、陆贾：汉初谋士、儒生。以客卿从刘邦定天下，常出使诸侯，为说客。曾说服南越王赵佗称臣，归顺汉朝。因功任太中大夫。又遵刘邦之命，总结秦亡教训，作《新语》12篇，建议实行“宽舒”、“中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之政，减轻赋税、徭役与酷刑，缓和阶级矛盾，终被刘邦采纳。吕后专权，为避祸称病家居，不问朝政。曾进说陈平结好周勃，联络反吕势力，平诸吕之乱。文帝即位，再次出使南越，说赵佗去帝号归附汉朝。

5、王莽：新朝皇帝。公元8—23年在位。字巨君，魏郡元城人，孝元皇后侄。西汉末年，以外戚掌政权。初始元年，代汉称帝，改国号为新。在位期间，托古改制，实行土地国有，禁止奴婢买卖；推行五均六筦；多次改变币制。法令苛细，吏治腐败。加以连年灾荒，饥馑疾疫相继，以致民不聊生，导致了绿林赤眉起义。还强迫各少数民族统治者改换汉朝封授的印绶，贬王为侯，引起各族反抗。更始元年，新朝灭亡，王莽于长安被杀。

6、白虎通：全称《白虎通义》，亦称《白虎通德论》，四卷。东汉建初四年，章帝召集天下名儒于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后班固等据此整理成书。系统吸收阴阳五行与谶纬之学，援谶入经，用日月星辰和五行运行论证君权神授。提出三纲、六纪，认为“臣可以为君，君不可更为臣”。是今文经学派以法定形式制定的经学问题标准答案，目的在于巩固王权绝对化和儒学定于一尊的政治局面。集中反映了董仲舒以来，今文经学派的延伸和扩大，及儒家神秘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

1、王与马共天下：西晋琅玡王司马睿在东海王司马越卵翼下坐镇下邳，赖王导兄弟的支持移驻建业，纠集西晋残余势力，笼络江东世族地主，建立东晋。时王导以宰相综揽朝权；王敦手握重兵，坐镇荆州，居上游以制建康。王氏兄弟，权倾朝野，元帝只得以殊礼待王导，尊导为“仲父”。元会时，引导共登御床，接受公卿朝贺。时语曰：“王与马共天下”。反映出门阀统治下皇权依赖世家大族的支持维护统治的状况。

2、六条诏书：西魏时地方官员为政之六条标准。文帝大统七年，丞相宇文泰欲改易时政，为强国富民之法。苏绰赞成其事，拟定为六条，奏准以诏书施行，用作牧、守、令、长为政治民之准则。凡不通《六条诏书》及计帐者，不得居官。“六条”即：一、先治心，以为治民之本；二、敦教化，以淳风俗；三、尽地利，以足衣食；四、擢贤良，以施王政；五、恤刑狱，以明赏罚；六、均赋役，以轻民困。

3、文明皇后（冯太后）：北魏文成帝皇后，谥文明太皇太后。祖弘、伯祖父跋为北燕国王。父朗降魏，因事被诛。

乃没入宫。太安二年(456)，立为皇后。和平六年(465)，献文帝继位，尊为皇太后，临朝秉政。丞相乙浑谋叛，诛之。次年还政于帝。皇兴五年(471)献文帝禅位于孝文帝，自称太上皇。延兴六年(476)，毒死献文帝。称太皇太后，复临朝称制。重用李冲等汉族士人推行改革：禁止鲜卑同姓相婚，实行官吏俸禄制，废除宗主督护制，实行三长制，颁布均田令，整顿吏治。临朝二十五年，卒后孝文帝始亲政。

4、北魏孝文帝：即元宏，原名拓跋宏。献文帝长子。公元471—499年在位。初冯太后临朝。先后实行均田制、三长制。亲政后，由平城迁都洛阳，并大力推行汉化：禁鲜卑语；禁鲜卑服；改胡姓为汉姓；变南徙鲜卑人籍贯为洛阳人；鼓励与汉人通婚；行门阀之制，以鲜卑八姓和汉五姓为首姓；参照汉、晋、南朝典章旧制，审订新律令、官制及朝仪。又督劝田畴，善事百姓。亲祠孔庙，至太学问博士经义。为推行改制，处死太子恂，平定元隆、穆泰等叛乱。广涉经史，爱好文学。听览政事，从善如流。多力善射，屡兴兵攻齐，欲成一统之业。征齐时病死于行宫。 5、宇文泰：西魏大臣、北周政权奠定者。字黑獭，代郡

武川人。北魏末随父参加鲜于修礼起义军，继又转为葛荣部下，后归降尔朱荣。寻随贺拔岳入关镇压关陇起义军。岳死，继统其众，据有关中。永熙三年(534)，迎孝武帝于长安，就此掌控西魏政权。执政期间，任用汉人苏绰、卢辩等制定各种制度，用人不限门第，唯才是用；整顿吏治，续行均田制，创立府兵制，国势渐盛。后进兵袭据益州，俘杀梁元帝于江陵，扶植后梁政权。死后，三子宇文觉废西魏建北周，尊为文帝。

6、范缜：南朝齐梁时期唯物主义哲学家。字子真，南乡舞阳人。初习儒，博通经术。后应萧子良招，为“西邸”文士。子良笃信佛教，招众僧与之辩论，皆不能屈。任宜都太守，下令不准祭祀境内诸神。萧衍平建康，为晋安太守。后发表《神灭论》，指出“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论证形体与精神的依存关系，批判灵魂不死和生死轮回的观点。梁武帝命群臣批驳，他据理争辩，不为权贵所屈。后坐徙广州。在南方多年后，被起用为中书郎、国子博士。卒于官。

隋唐五代

1、冼夫人：南朝梁、隋间高凉郡俚人。先祖世为粤西北区首领。出嫁前即可抚服部众，行军用师。梁大同初，嫁高凉太守冯宝。宝卒，助陈统一岭南。永定二年，遣其子率当地各族首领朝陈武帝。后击败反陈广州刺史欧阳纥，封石龙太夫人。隋开皇九年，迎隋将韦洸入广州，因功命统辖六州。不久，助隋平番禺俚帅王仲宣叛乱，并陪隋招抚专使裴矩巡察各州。封谯国夫人，开府置吏。岭南多建有纪念她的祠宇、牌坊，并传颂其事迹。

2、刘晏：唐朝大臣，字士安。肃宗时任户部侍郎、判度支。代宗广德元年，迁吏部尚书、同平章事，领度支盐铁转运租庸使。不久罢相，又授御史大夫，仍领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使如故。曾自比于贾谊、桑弘羊。致力疏浚汴水，并用分段转运方法，岁运江淮粮食数十万石，以济关中。又整顿盐税，行平准法，改善了安史之乱后财政紊乱的状况。制定法令、选拔人才，理财达二十年。大历时军国之用，多由他规划。德宗即位后，被杨炎构陷而死。

3、杨炎：唐朝理财家。字公南，凤翔天兴人。初以文彩雄丽著名。代宗时，因与元载同郡，由中书舍人擢为吏部侍郎、史馆修撰。元载被杀，被贬为道州司马。德宗即位，由崔祐甫推荐，用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土地兼并严重，政府财政危机。建中元年，定议改革赋税制度，废除“以丁夫为本”的租庸调制，改行以资产多寡为标准的两税法，为我国税收制上的一大改革。次年，为卢

7、裴秀：西晋地图学家。字季彦，河东闻喜人。初曹爽辟为掾。司马昭立嗣，力推司马炎。炎即位，迁尚书令，后拜司空。创制朝仪，广陈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将八十匹缣绘制的《天下大图》缩成《方丈图》。并在《禹贡地域图序》中提出“制图六体”：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即地图绘制上的比例尺、方位、距离，以及地形起伏、地形状态、山川走向等。直到明代，始终是我国地图绘制原则。

8、《颜氏家训》：北齐颜之推著。分上下两卷，共二十篇。该书内容广泛，人情世故、社会风气、生产发展、学术文化等无所不包。作者痛陈时弊，辨证时俗之谬。从整饬家庭关系入手，按照儒家道德标准教育子弟，探讨立身、治家、处世之法。重视家庭的经济职能，提倡“应世经务”，反对“高谈虚论”。对魏晋玄学各派人物，均有评论。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家训学著作，南北朝社会生活史的重要史料，又是我国古代优秀的散文著作。杞陷害，贬谪崖州司马，中途“赐死”。

4、冯道：唐五代沧州景城人，字可道，自号长乐老。先世为儒，初为幽州掾。后唐庄宗时为翰林学士，逐渐显贵。明宗时升宰相。后晋灭后唐，为宰相，奉石敬瑭命，献徽号于契丹。契丹灭后晋，为太傅。后汉立，为太师。后周灭后汉，为太师兼中书令。显德元年，因反对周世宗亲征北汉，罢为奉陵使，旋卒。晚年作《长乐老自序》，列叙官爵。冯道为官，虽无谏诤之能，也无贪暴之迹。后唐长兴三年，曾倡议在国子监校定《九经》文字，雕版印刷，至后周完成，世称“五代监本”。

5、慧能：唐朝僧人，佛教禅宗南派创立者，禅宗六祖。本姓卢，世为范阳大姓，生于南海新兴。投禅宗五祖弘忍门下，初为劳动僧，以作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被弘忍认为真正悟道，秘授以禅法和衣钵。后在韶州宣扬佛性即在心，心外本无一物，悟此即“成佛”，勿需长期积善修行，称“顿悟成佛”。与弘忍的另一主张“渐悟”的弟子神秀分立。其说传承甚广，被视为禅宗的正宗。死后，弟子集其语录成《六祖坛经》。 6、周世宗：柴荣，五代周朝皇帝，邢州龙冈人，郭威养子。显德元年(954)继位，继续并扩大郭威的改革。注意选用人才，改善政治。又整编军队，加强军力。招还逃户、均定田租、兴修水利、打击寺院经济，促进农业的恢复与发展。同时致力于国家统一，即位之初打退北汉与契丹的联合进攻，随后攻取后蜀的秦、凤、成、阶4州。显德五年亲征南唐，得淮南14州6县。次年率军北击契丹，迅速收复宁、莫、瀛3州17县。后因病回军，寻卒。

辽宋夏金元

1、支移折变：宋代所设的加税名目。所谓“支移”，即官府借口“以有余补不足”，不允许百姓在本地交纳赋税，而是自备费用，到远处交纳。不愿支移，则交纳“道里脚

价”。且地方官常借此盘剥百姓，本可就近入仓的税粮，也强迫缴纳脚钱。后逐渐变为固定附加税，随正税交纳。“折变”是指官府据一时需要，让民户把应交物产折算成钱或特品交纳。折价时政府又规定不合理的比价，使农民不断增加负担。这样反复纽折，“展转增加，民无所述”。 2、驱口：金、元两代对奴婢的称呼。金、元时把战争所俘人口抑逼为奴，以供驱使。他们从事农业劳动或其他劳役，除对主人贡纳外，又向国家缴税当差。地位类似于农奴，大大低于良人，身份世代相袭，通常不得与良人通婚。是使长的财产，与钱、物同，可任意转卖，也可作陪嫁。使长杀无罪驱口，受官府处分；杀有罪驱口，于法不究。只有通过赎身，驱口才能获得良人身分。赎身后仍受歧视，一般仍与使长保持一定依附关系。

3、锄社：金元时期北方农村较为普遍的一种互助合作形式的村社组织。一般以十家左右，自愿结为锄社，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都得到锄治。如果有病患之家，或缺少劳力的人家，大家共力助之，故苗无荒秽，岁皆丰熟。劳动时“自相率领，乐事趋功，无有偷懒”。秋成之后，“豚蹄盂酒，递相犒劳”。 4、斡脱钱：蒙、元时一种高利贷。由蒙古贵族出资，委托经营高利贷商业的官商称斡脱，斡脱所放高利贷即斡脱钱。斡脱钱年息高达百分之百，次年息转为本，本再生息，称羊羔息。追征斡脱钱债，曾导致许多人户破产。为管理发放斡脱钱，元政府设“斡脱所”。但由于斡脱高利贷商业是元官府、皇室和诸王妃主收入的重要来源，有元一代始终未被废止，且经营范围与权限不断扩大。终于危及了元的统治秩序，激化了元的社会矛盾。

5、急递铺：亦称通远铺。金、元时传送公文的邮驿。金置提控急递铺官管理，于军马要道口一里置一铺，设四人，铺头一人，以所辖射粮军内差充；凡元帅府、六部文移，以敕递，省递牌子入铺传送。元承金制，中统元年自燕京至京兆，每10里、15里或25里设一铺，铺兵五人。以贫户及漏籍户充役，免差发。后各路依例设置。遇紧急军务，各铺辗转传递，不得稽迟。并立文簿，记传递人姓名，到铺时刻，令传送人取下铺押字、交收时刻还铺。置总急递铺提领所，总掌急递铺事务，给九品铜印。每十铺设一邮长。

6、雍熙北伐：宋太宗时与辽争夺幽州的战役。宋军在高梁河战役溃败后，积极备战，以图再取幽州(今北京)。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宋太宗以辽圣宗年幼初立，肖太后摄政，母寡子弱，发兵分道攻辽。三月，命曹彬、米信、崔彦进率军十万为东路，自雄州(今河北雄县东)出发，指幽州;命田重进率部出飞狐(今河北涞源北)，趋蔚州(今河北蔚县)，为中路;命潘美、杨业所部出雁门(今山西代县北)，指云(今山西大同)、朔(今山西朔县)等地，为西路。史称“雍熙北伐”。三路初战均较顺利，但因三路出击分散了兵力，不能有效配合。粮草转运不继。加以进军中战略战术上出现一些失误。五月，北伐主力东路军先在涿州

岐沟关(今河北涿县西南)全线败溃，中、西路遂亦被迫撤军。在撤退中，西路杨业所部又遭敌伏击围歼，全军覆没，主将杨业被俘牺牲。此次北伐遂以宋军失败而告终。从此宋在北境转入全面消极防御。

7、开禧北伐：南宋宁宗时，韩侂胄掌权，闻金国势已衰，北伐之议遂起。开禧二年，以郭倪为山东京东招抚使，赵淳、皇甫斌为京西北路招抚使、副使，分路进兵。毕再遇等取泗州等地，宋廷乃下诏攻金。未几，吴曦据蜀叛变；淮北田俊迈攻宿州失利被俘，诸军被迫撤退。西路皇甫斌攻唐州亦败。金军渡淮南下，与宋相持。韩侂胄变计求和，未果。三年，形势好转，但宋急于议和，史弥远杀韩，双方罢兵约和。嘉定元年，约“嘉定和议”。

8、耶律楚材：蒙古大臣。字晋卿，契丹族，曾仕金。成吉思汗十年取燕京后被召用，后随汗西征，劝其早日班师，勿妄杀。窝阔台即位后，受信任。定策立仪制，劝亲王察合台行君臣礼，以尊君权。后建议军民分治，州郡长吏专理民事，万户府总军政；反对以汉地为牧场，建立赋税制度。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专掌钱谷。窝阔台三年，任中书令，随窝阔台灭金，废屠城旧制，奏封孔元措（51世）为衍圣公，设经籍所、编修所，编印儒家典籍，召名儒讲经典，渐兴文教。窝阔台八年，定天下赋税。次年，开科取士，释放被俘儒士。陈《时务十策》：有给俸录、均科差、务农桑、定土贡、制漕运等，多被采纳。前后任事近三十年，元代立国规模多由其奠定。有《湛然居士集》。 9、郭守敬：元天文学家、水利学家、数学家。字若思，顺德邢台人。与王恂、许衡等负责修新历，制成比过去准确的《授时历》，施行达三百六十余年，为我国史上施行最久的历法。长于制造仪器，创制和改进了简仪、高表、候极仪等十余件观测天象的仪器，以及玲珑仪、灵台水浑等表演天象的仪器，又在全国各地设二十七个测景所进行实测，重新观测了二十八宿及其它一些恒星的位置，测定了黄赤交角，达到较高的精确度。后领都水监，主持修凿大都附近的通惠河，以通漕运。最终在太史院任职至死。 10、关汉卿：元戏曲家，号己斋叟。一生主要在大都玉京书会从事杂剧创作与著名演员珠帘秀等交往密切。他多才多艺，会围棋，能歌舞、吹弹、吟诗、演剧，常“躬践排场、面敷粉墨”。所作杂剧六十多种，现存《窦娥冤》、《拜月亭》、《望江亭》、《单刀会》等18种。多揭露当时的社会黑暗，富有现实主义。剧本刻画人物性格鲜明，结构完整，情节生动，曲词本色而精炼。对元杂剧及戏曲有较大影响。杂剧收入《关汉卿戏曲集》。

11、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元王实甫作。写书生张珙在蒲东普救寺遇见崔相国的女儿莺莺，两人发生爱情，通过侍女红娘的协助，终于冲破封建礼教约束而结合。故事源出唐元稹传奇小说《莺莺传》，北宋赵令畤改写为《商调蝶恋花》鼓子词，金董解元复改为《西厢记》诸宫调(习称“董西厢”)，王实甫即在此基础上编写成杂剧剧本。全剧共分五本二十一折。文词优美生动，在戏曲

文学发展上影响深远。

12、宋明理学：亦称道学、新儒学。主要探讨义理和天道性命。北宋初“理学三先生”胡瑷、孙复、石介为其发端，后经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等创立，至朱熹总其成，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思想体系。以“理”为宇宙的精神性本体，天地万物的总根源，为学主“格物穷理”。同时，陆九渊创心学，宣称“心即理也”，主张发明本心，无须外求，以“尊德性”为入圣之要。元延祐间复科举，以朱子《四书集注》试士。明中叶王守仁发展陆学，提出“致良知”之说，世称“陆王心学”。程朱之学与陆王之学虽不尽一致，然同尊孔孟，同植封建纲常。明清时期王

明清时期

1、布政使司：明清地方官署。明初将中书省改为承宣布政使司，后将全国分为十三个行政区，分设布政使司。每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为最高行政长官。后因督抚等职官相继增设，职权逐渐削弱，以办理一省赋役、商课等为主。清代明确为督抚属官，专管财赋与相关人事，与专管刑名的按察使并称“两司”（藩司、臬司）。康熙六年，裁设布政使为一员，不分左右。同时增设直隶布政使一员，又因江苏赋役事繁而特设布政使两员，分驻江宁、苏州。辛亥革命后皆改为财政厅。

2、督抚：明、清时期总督和巡抚的合称。明时为临时派遣，至清代成为固定的封疆大吏。总督一般辖一至三省，例兼兵部尚书或都察院右都御史衔；巡抚总管一省，例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并多兼兵部侍郎衔，地位略低于总督，但基本平行。督抚统辖一方，权力极大。清代前期和中期，多用满人和汉军旗人担任。太平天国运动后，汉人督抚有所增加。为使总督和巡抚相互制约，一些地区督抚并置，甚至同驻一城。其事权不一，十分混乱。而中央得以更牢固地控制地方。辅助官员是布政使和按察使。

3、班匠银：明代对工匠征收的代役金。明代匠户世代承役，因不堪政府的压榨和剥削，逃亡很多。成化二十一年(1485)，开始对轮班匠实行输银代役(每人每月南匠九钱，北匠六钱)，不愿出银者仍旧当班。嘉靖四十一年(1562)开始普遍实行匠班银制(每人年纳银四钱五分)，并不许私自赴部当班。清初废除匠籍，各地匠班银并入田赋征收。 4、齐行叫歇：清代手工业工人反对剥削，联合进行的全行业罢工斗争。康、雍、乾时期，苏州踹工、织工、纸工，景德镇陶瓷工，门头沟煤窑工，北京香工，云南矿工，广州织工，陕西木工、铁工等，都曾先后参与。主要反对封建政府压迫，反对作坊主克扣工价、开除工匠并要求增加工银。苏州踹匠的斗争最为激烈，从康熙九年到雍正七年，进行了七次罢工，清政府曾于雍正十二年在苏州刻立“禁叫歇碑”予以制止。表明当时行会内部劳资双方的冲突进一步激化。

5、丁戊奇荒：指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半期发生于我国黄河流域广大地区的一次特大旱荒。它持续了三、四年之久,

廷相、王夫之、颜元、戴震等对其进行批判，渐趋衰落。影响长达六、七百年之久，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儒学的主要表现形式，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

12、永康学派：南宋以陈亮为代表的学派。因亮为永康人，故名。与“金华学派”和“永嘉学派”同称“浙东学派”。主张事功之学，义利双行，王霸并用。重视商业，强调农商“相资以为用”。极论社稷大计，以冀宋室中兴。对于理学家空谈性命义理，痛加诋斥，宣称“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主要人物还有喻侃、喻南强、吴深、陈颐、郎景明、孙贯等。席卷了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等北方五省，并波

及到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其为害之烈,为患之深,史所罕见,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早荒以光绪三年、四年(1877、1878)为主,这两年阴历干支纪年属丁丑、戊寅，故名；而河南、山西受害最重,故又称“晋豫奇荒”或“晋豫大饥”。

6、朝贡贸易：指宋以后外国使节在进贡的同时，可携商货来中进行贸易的制度。宋市舶司对海舶输入的禁榷品，由政府全部收买；非禁榷品，除部分抽分、收购外，其余许民间买卖。元行抽分。明实行贡舶制度，在通商口岸设市舶提举司管理，对贡品种类、数量、贡期、贡道、参加人数、有关手续等有具体规定。并发给朝贡国家“勘合”文册，作为证明文件，以辨贡船真伪。贡期，有1年至10年1次不等。贡道，西由嘉裕关，北由大同口，东由定辽，东南由广东南雄至安南等各口进入。政府对朝贡贸易货物，一般不征或少征市舶课。且明政府以“赏赐”名义，给予朝贡者的货物，价值高于贡品。此贸易，既无财政目的，又无互通货物的用意，唯以通好、怀柔和安定边疆为原则。明代朝贡贸易，自洪武到宣德间兴盛，从正统到嘉靖间走向衰落。清承明制，仅在具体规定方面有所变更，康熙二十三年开放海禁，朝贡贸易随之结束。 7、堂子：清代皇帝立竿祭天祭神的场所。满族入关前，有“神堂”或“祀神祗之室”，皆称“堂子”。后规定，不许官员、庶民等私立堂子。顺治元年所建堂子，原址在北京东安门外，玉河桥东。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堂子被焚，次年改建于今南河沿南口路东。堂子的祭礼可分两类：一、属国家大典，如元旦、皇帝亲征、命将出征或凯旋；二、属皇室或皇帝个人，如竿祭、月祭、浴佛祭等。祭时由萨满祝祷，祝词初用满语，乾隆时改用汉语，但满洲神名相沿不改。

8、棚民：清代流寓种山之民。指中原地区因失地或躲避粮差的农民，往往逃入山区或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或佣工，或力田，或种靛、麻、茶、烟，亦或开矿、造纸，数量极大，又因搭棚居住，故称“棚民”。分散于川、滇、粤、桂、闽、赣及湖广、江浙各省，开辟了很多荒山旷野。顺、康、雍年间，曾多次爆发棚民反清起义。清政府为加强统治，通过户籍的处理，使一部分棚民编入户籍，同时将部

分棚民置于保甲管辖之下。

9、大明宝钞：纸币名，明洪武八年发行。初分一百至五百文及一贯六种面额，后又增十至五十文五种面额的小钞。用桑皮纸印制，四周有龙纹花栏，横题“大明通行宝钞”，篆书“大明宝钞，天下流行”，中书面额，下印“中书省(十三年后改户部)奉准印造，与制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百五十两，仍给犯人财产”。钞一贯折钱一千文、白银一两，四贯折黄金一两。金银可兑换宝钞，但宝钞不可兑换金银。此为有明一代发行的唯一纸币。但发行不久，即因滥发而贬值。

10、多伦会盟：乌兰布通战后，清政府为加强对喀尔喀蒙古的管理，彻底孤立准噶尔部噶尔丹叛军，粉碎沙俄吞并喀尔喀蒙古的阴谋，于康熙三十年在多伦诺尔举行会盟。主要对象是喀尔喀蒙古三部贵族，同时有内蒙古四十九旗王公参加。通过会盟，调正了其三部关系，将其照内蒙古例分编为三十四旗，实行清封爵和法律制度，并于多伦建汇宗寺。此次会盟对改善其部众生活，稳定三部秩序，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及加强北部边防起到一定作用。 11、萨尔浒之战：明与后金间的著名战役。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建后金政权，势力愈强。明采取措施，欲限制后金发展。努尔哈赤不满，于四十六年以“七大恨”向明进攻，并很快占领抚顺。四十七年，明以杨镐为经略，出镇辽东，集兵88000多人，以“分进合击”战术，分四路出师。但努尔哈赤，采取“恁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战术，集中6万八旗兵，出兵迎战。先在萨尔浒伏击杜松主力军，3万将士全军覆没。继而回军击溃马林、刘綎二军，仅李如柏一军撤出。经此战后，努尔哈赤在辽东的地位更加巩固，明在辽东的统治开始动摇，是后金兴起中的一次关键性战役。

12、耶稣会：天主教修会之一，又称“耶稣连队”。天主教内顽固反对16世纪宗教改革的主要集团。1534年由西班牙人罗耀拉创立于巴黎，1540年经教皇批准。仿军队编制，纪律森严，绝对效忠教皇。通过布道、办学、担任封建王侯“神师”等方法渗入社会、宫廷。16世纪将活动扩展到亚洲、非洲和美洲。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来中国活动，人数逐渐增加，1773年，教皇克雷芒十四世解散之，但会士仍有活动。1814年教皇庇护七世又予恢复。现已发展为一个世界性组织。 13、南怀仁：比利时人，字勋卿，一字敦伯，耶稣会传教士。清顺治十六年来华，赴西安传教。次年因汤若望荐，奉召至京供职钦天监。康熙三年，坐汤若望案下狱。七年，参杨光先所订历书有误，圣祖下旨核实，革光先钦天监正。旋授钦天监副，受命改制观象台仪器。十二年器成，擢监正。次年，因对三藩用兵，奉命造火炮。十五年，俄使尼果赖来京时，任中方拉丁文译员。累加至工部侍郎衔。后卒于京。译著有《康熙永年历法》、《赤道南北星图》、《坤舆全图》、《熙朝定案》、《不得已辨》、《灵台仪象志》、《妄推吉凶辨》等。

14、徐光启：明代科学家。字子先，号玄扈，松江府上海县人。万历进士。从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等，尽通其术。译著《几何原本》、《泰西水法》、《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等书，且遍习兵机、屯田、盐荚、水利等。天启年间，为阉党所劾，落职闲居，著《农政全书》，强调“富国必以本业”。崇祯元年擢礼部尚书。五年，命以本官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又与李之藻、李天经、龙华民、汤若望等修《崇祯历书》，为我国历法参用西法之始。

15、张居正：明大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嘉靖进士，授编修；未久领国子司业，旋迁侍裕王邸讲读。穆宗时，任礼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总裁《世宗实录》，进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穆宗死，与宦官冯保合谋，逐高拱，代为首辅。万历初年，神宗年幼，居正总揽国事，前后当国十年。任期内整饬吏治，加强边备，改革漕运，丈量土地，推行一条鞭法，使财政情况有所改善。又加强内阁和六部事权，裁省冗官等，朝政为之一新。死后被宦官张诚诬劾，遭削籍抄没，子弟戍边。熹宗时，复官爵。 16、戴震：清代学者。字东原，安徽休宁人。商贩出身，问学于江永，乾隆举人，屡考进士不中。后纂修《四库全书》，在馆五年病死。博闻强记，对经学、天文、数学、历史、地理、古音均有深刻研究，为乾嘉时代“皖派”考据大师。创古音九类二十五部之说，及阴、阳、入对转的理论。治经主张以原典本身为主。反对程朱理学、陆王心血，肯定宇宙的本原是物质性的气。著有《毛郑诗考证》、《声韵考》、《考工记图》、《戴氏水经注》、《勾股割圜记》、《孟子字义疏证》等，后人编有《戴氏遗书》。 17、张格尔：清朝新疆伊斯兰教首领。大和卓木之孙。自嘉庆二十五年起，在浩罕和英国怂恿下，多次入侵南疆，制造叛乱。道光六年占据喀什噶尔等四城，复辟和卓统治。清廷急调三万余人平叛，于次年收复四城。道光八年初，张格尔窜扰喀什噶尔附近，为参赞大臣杨芳追擒，解至北京处死。

18、朱由榔：南明皇帝。明神宗之孙，思宗堂弟。初封永明王，隆武时袭封桂王。隆武二年，隆武帝死后被瞿式耜、吕大器等拥为监国，即帝位于广东肇庆，建元永历，有两广、云、贵、江西、湖南、四川等地。后因清军追击，不断败退，赖农民军及抗清将领力战，政局一度得以稳定，但因朝臣派系复杂，又歧视农民军，局势再度危急。永历十年李定国迎至云南。十三年，清军三路来攻，出逃缅甸，后被吴三桂绞死于昆明。

19、几何原本：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撰。十五卷。前六卷由明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系根据十六世纪欧洲数学家克劳维斯注的欧几里得《原本》译出。后九卷由清李善兰和伟烈亚力合译。系据英国巴罗的英译本译出。满文本《几何原本》七卷和汉文本《几何原本》十二卷。都从巴蒂的数学著述译出。满文由张诚译，汉文由康熙帝译。 20、三言二拍：明人话本集、拟话本集的总称。“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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