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帮杀人回忆凶手是谁
来源：学生作业帮助网 编辑：作业帮 时间：2024/09/24 09:28:08 作文素材
篇一：《杀人回忆》影片分析
《杀人回忆》影片分析
2003年韩国票房第一的电影，并获评为年度最佳影片首位，狂扫韩国国内各大电影奖项，这就是韩国影片《杀人回忆》的轰动效应。从大的方面来讲，《杀人回忆》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对于电影这种艺术门类的欣赏水平的评定，也是对与观众欣赏素质的评定，而无疑的是韩国民众在这场评定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从年度最佳影片首位这一个荣誉中便可看的出来。
本片的主题是并不明确的，如果仅仅说是寻找嫌疑犯未免过于单薄。说是两种警察办案方式的矛盾冲突，又太不全面。电影中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直到影片结束后都无法解决。与其说本片是就追寻杀人犯是谁而展开的，不如说是以追寻杀人犯为借口，而实际的目的是向观众呈现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导演的意旨，又不会有纯粹说教这种容易引人反感的方式。其实影片发展到最后，到底是谁时杀人凶手已经不再重要了，虽然影片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在找凶手找线索，但是影片的根本却不在与揭露谁是凶手，就如最后那个小女孩所说：凶手就是长的普普通通的。他可以使我们身边得任何一个人，而蕴涵于其中却是当时的韩国社会现象，即韩国80年代的军政一体，国家机器的军事化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所以本片的主题就是在永远没有解决的问题，从这些没有解决的问题中映射出当时的社会现象，
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特征和现象。
在情节方面，影片开头就建立起了朴警官和苏警官之间的矛盾，即是旧的警察办案体系与科学而现代化的新式办案体系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影片前段，是朴警官占据上风，一系列的闹剧发生后却是没有真的找出凶手，后来调来了新的破案领导，于是苏警官慢慢占据上风，可是经过调查后还是没有找到凶手的影子。凶手到底是谁？这是影片最大的谜底和抱负，可是却迟迟未能揭晓，而两人的矛盾一直在激发，终于在一个雨夜两人在办公室打了起来，而这时收音机里又响起了那首每逢杀人雨夜里就会被播放的歌，杀人在继续，而两名办案的警察却扭打在一起，当局长打电话要派人手来帮助办案阻止凶手杀人时却被告知警察都被派去镇压反对的民众了。这样悲剧的场面让人无可奈何，又不得不接受，接受这个结果，接受这样的社会，这个时代。这同时也是对于当时韩国警察机关的一种讽刺，从侧面映射出当时的韩国国内的社会背景。凶手在不停地杀人，雨夜似乎已经成为死神到来的标志，于是两人终于决定联合办案，互补优劣。然而谁又能想到真正的悲剧才是刚刚开始，终于在影片结尾，两个警官以为终于抓到了凶手，可是“凶手”却死不承认，而要确认凶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等待美国的DNA鉴定结果寄来。可是在一个雨夜，苏警官没看住“疑犯”，凶手再次作案，而且杀死的是曾帮助过苏警官的女孩。这时的苏警官终于到了崩溃的边缘，他把疑犯拉到铁轨旁，想一枪了解了疑犯，这时 DNA结果终于到了，可是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凶手却不是他。影片中一直存在的矛盾冲突又得不到解决了，一切回到原点。在影片结束矛盾也没有解决，而影片的发展，对抗，结束都是因为这一矛盾，这也是观众心理面最大的看点，可是却从始至终都得不到解决，但正是这一问题成为情节的推动力，推动着故事的发展与延伸。在这个矛盾问题下，展示出当时韩国的社会现象和生活状态。或许凶手是谁这个问题永远没人知道，可是在当时存在过的现象和背景确是无法逃避的，是曾经明明白白的展现在人们眼中的。本片的情节以凶手杀人为点，警官的关系变化为线，连接而成了一幅众生相。情节的紧凑推动着故事的发展，也吸引着观众的观看欲望，很好的调动了观众的情绪，让观众欲罢不能。
在结构方面，影片可以被分为三段，即是闹剧，正剧，以及悲剧。闹剧方面即是朴警官办案时，一系列的闹剧上演，但是真正的凶手却还在逍遥法外，继续杀人。于是便到了正剧方面，在这段主要是苏警官在办案，取得了一些线索，可是却还是无法查出凶手，这也是影片的对抗阶段。而到最后，也就是两人联合查案时，却是真正的悲剧阶段了，千辛万苦的努力却最终被一张来自美国的DNA检测结果碾的粉碎，一切问题都得不到解决。影片的结构划分还是相当工整的，每段的时间把握得当，而且甚为精准。
所谓《杀人回忆》，套用现在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杀人回忆杀的不只是人，而是杀出了那个年代的韩国，那个时代的韩国
社会…就如在影片中，局长打电话要派人手来帮助办案阻止凶手杀人时却被告知警察都被派去镇压反对的民众时，雨一直在窗外下着，国家体系的混乱导致了国家机器已经无法管制社会的罪恶，在那个雨夜已经不单单是凶手在作案，更大层面上的是军事独裁统治下的韩国政府在无视谋杀，甚至可以说就是谋杀的帮凶。
篇二：《杀人回忆》
零缺憾电影《杀人回忆》观后感
《杀人回忆》根据1986－1991年韩国几起至今仍未破获的杀人案件为蓝本，讲述小镇警察和汉城来的探员一同侦察连环杀人案，结果却因自身的原因而让凶手逍遥法外的故事。
改编一个没有被破获的案件，这本身就是创作者智慧的体现，影片的无结局结尾，更是让许多人对导演没有揭示凶手是谁而忿忿不平。这其实是导演力图摆脱类型片束缚的一个手段，也彰显了影片更重要的并非阐述“谁是凶手”，而是向观众逐步揭示：一件本来完全可以被侦破的案件是如何被探员自身给毁了的。这个毁灭的过程是导演最希望呈现给观众的，是影片最大的特色。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原本就是从一个为破获的案件改编而来，结局就是没有结局，这也尊重了改编的蓝本。
全片拍的有张有弛，笑料、惊险、恐怖等元素都有出现，而最值得称道的，是导演刻意营造出的郁闷、绝望的气氛，令观众和两个探员的心理在最后时刻都面临崩溃边缘。主演宋康昊为出演此片而刻意增肥，把小镇探员的心理刻画得丝丝入扣，其演技之好，放在世界影坛内，也足以跻身前列。
一部零缺憾电影是可怕的，而《杀人回忆》正是这样一部找不到缺点的作品。导演奉俊浩把发生在1986年一连串的奸杀案拍成了回忆。但看故事你也能获得纯粹智力与情感上的震撼，奉俊浩导演手法
扎实克制，极具大师气象。但本片的杰出之处在于它拍出了故事背后的故事，却又举重若轻。韩国军政府时期的动荡，人群所弥漫出的无望，以及潜藏在人心底的疯狂，在导演的镜头下变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结合体。这种感觉在片子的后半程达到了顶点，特别是那天晚上明知罪犯会去作案，警察却无能为力，因为全部人马已经派出去镇压示威了。
电影中还有很多诸如此类值得玩味的细节，比如说立在稻田边的一穿红衣的稻草人，本来是用来吓唬偷食谷稻的小鸟的，人们让它穿上罪犯喜欢的红色衬衣，正是想借此转移罪犯的注意力。但是，谁都知道这是掩耳盗铃的做法，毫无用处，只能给自己几分心理安慰。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人们无力改变这一切，只好把希望托付给一个毫无用处的稻草人。
总的来说，在看完这部影片之后我满脑子都在想它的每一处细节，迫不及待的上网看《杀人回忆》的结局，于是又对它的整体情节有了全新把握。我认为这是一本很完美的电影教材，它对细节的处理、对人物的刻画、对整体故事的把握都非常值得学习。
TYP
2010.11.18
篇三：杀人回忆 影评
一、蒙眼的正义女神
在希腊神话的“青铜时代”中，世界不再祥和美好，而是充满谎言、暴力、血腥，人们一步步走向罗网和罪孽。正义女神狄刻手中那衡量正义与邪恶的天平不堪重负，她的同伴“羞耻”和“敬畏”两位女神甚至无法忍受这样的景象，终于抛弃了人类，回到奥利匹斯山上加入永生神灵的行列，只留下她身披云雾愤怒地在城市上空飞行。从此，人类将自食恶果，陷入“黑铁时代”，用谎言欺骗狄刻女神的人将不仅给自己也给自己的城市带来灾祸。时至今日，每当遇见不平，人们仍旧会想起那个主持正义的女神：在狄刻那里，贿赂和求饶不起任何作用，她蒙起双眼，以示对世间万物一视同仁，不受感情的蒙蔽；她左手持天平，掩饰再好的罪恶放在上面都昭然若揭；她右手持利剑，任何逍遥作恶的人或事都会成为剑下的祭品。
在西方电影中，一直遵从着“善恶终有报”（Be Sure your sin will find you out）的原则，不论多么强大的势力和狡猾的手段，终究逃不出法律公正的制裁。在弗朗西斯?科波拉导演的“造雨人”（The Rainmaker）中，马特?达蒙扮演了初出茅庐的律师鲁迪?贝勒，他年轻气盛，正义感十足，凭着良知和主持公道的精神，揭露了实力雄厚的保险公司的阴谋，为一直无法索赔的受害者讨还了一份公道。在电影中，青涩且学识尚浅的鲁迪?贝勒面对制定当今法律的那些律师界泰斗人物的威逼利诱，仍旧不敢初衷，难怪在很多人眼里他简直就是“鸡蛋碰石头”，自讨没趣。但是正义总是站在手持真理的少数人这边的，你说这是美好的愿望也好，奇迹也罢，鲁迪打赢了官司。不过，他打赢的也只是一场官司，那些左右判决和玩弄权势的人仍旧存在且不可撼动。好在电影留给人希望：只要去争取，坚持信念，少数弱者也会赢得胜利。这种坚信隐藏再好的罪恶总会如影随形的精神，在“灵数23”（The Nember23）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虽然人们都说时间可以抹去一切，记忆可以选择性的把不好的回忆埋葬，沃尔特?斯派格在13年前犯下的罪行仍旧再次找上了他，有些血债总是要偿还的。
除却这些正统沿袭以上精神的电影，还有一些是反其道行之的。“杀人回忆”就是典型一例让人陷入无底哀伤和前所未有般无助的作品。电影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韩国民主化前夕的骚动和暴乱为背景，讲述了发生在乡下的一起连环奸杀案件。
故事从麦浪翻滚、一望无际的田地开始，顽皮的孩子蹑手蹑脚地捕捉着麦尖的蚂蚱，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存活在回忆中最鲜明美好的年代。镜头眯着眼睛，画面呈现一种遥远似梦境的美感。孩子们嬉笑、跳跃的追逐着吭吱作响的拖拉机，坐在车上的朴多曼警官若有所思，不耐烦地回应着孩子们的嘲笑。在麦田一旁的沟渠中，朴警官必须使劲弯下身才能看到全身赤裸、双手反绑的女尸，女尸身上密密麻麻地爬满了黑色的虫子，感觉到有光照过来，它们就哗啦一声四散而去。朴警官站起身，心情很差，咒骂着远处吵闹的孩子。他还不知道这个日子将会具有什么样的意义，1986年10月23日，他的生命从此改变。
追溯到几百年前，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多数倚赖于对嫌疑犯的严刑逼供，炮烙、宫刑、刖刑、黥刑、车裂等许多血腥暴力的刑罚也应运而生，一些无辜的人轻则终身残废重则被推上了绞刑架。1764年，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无法再忍受这样泯灭人性的血影寒光，提出了“无罪推定”的构想，即“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这一人性化的原则被运用到了现代国际上的审讯中，以此避免了诸多冤假错案的发生。
在“杀人回忆”中，朴多曼警官显然对维护个人权利这一说法并不在乎，每次揪来嫌
疑人都是一顿劈头盖脸的审讯，不给对方任何辩解的机会，直接就破口大骂，指责对方无耻的杀人罪行，并引诱嫌疑人展露对受害者越轨的情欲需求。朴多曼把嫌疑人的照片贴了满满几页纸，自信满满地跟别人说自己有一双能读懂人的眼睛，可以看出谁是罪犯。于是，在搜集了一些所谓线索后，他断定喜欢跟踪受害者的白光昊就是头等嫌疑人，或者说白光昊就是罪犯更准确。朴多曼剩下的工作就是逼光昊承认自己的罪行。在普通人眼里，光昊只是个可怜的弱智儿，身材矮小，其貌不扬，脸上还有一块被火烫伤的伤疤。人们都知道，他双手萎缩得连绑绳子的力气都没有，怎么可能是精心策划不留一丝痕迹的杀人犯呢？可我们的警察先生可看不到这些，脾气暴躁的乔勇谷警官上来就是一个利落的飞踹，把光昊放倒在地，一边狠狠地踹着光昊还一边嘟囔着“你的脸恶心死了”。
每当雾气蒙蒙，雨天来临，村子里就人心惶惶，没人敢穿红色衬衣出门，空气中弥漫着阴气森森的死亡。来自汉城的高级警官徐太允，被惊弓之鸟的女人指为强奸犯，白白挨了朴多曼的一顿胖揍。对此，徐太允只能认倒霉的撇撇嘴，嘲弄朴多曼，哪里见过像他这么辨不清黑白的警察？徐太允是高材生，脑子十分灵光。他有着侦探小说中传奇警探的头脑，一切按照证据，顺藤摸瓜，从失踪人名单中就能发现谁是下一个受害者，并阻止了朴多曼对两个嫌疑人的屈打成招。有这样的警察无懈可击地理智办案，案件的侦破仿佛指日可待。
随着雨季的来临，降雨的频繁，受害者也逐渐增多，犯人的手法也愈加地嚣张残忍，一点也不将警察的追捕放在眼里。朴多曼和徐太允因为办案理念不同，两人之间频频摩擦，以致大打出手。犯罪的猖狂让每个人都坐如针毡，失去耐性，变得躁狂、绝望。当一切线索都指向一个工厂技工朴兴圭，每个警察都兴奋起来，迫不及待的要定他的罪。的确，朴兴圭具有一切他们所掌握的犯人的特点，但是他们仍旧缺乏证据。就在他们无奈放走朴兴圭的当晚，又一起犯罪事件发生了，发生得如此迅速，仿若只用了战栗的瞬间。而这次的受害者，还只是个孩子。就在前一日徐太允还和这个孩子谈笑风生。他失去了理智，找出了朴兴圭，怒吼着对他拳打脚踢，逼迫对方露出真面目。就在这时，朴多曼拿来了嫌疑人的DNA检验报告，结果显示朴兴圭并非罪犯。徐太允的世界崩塌了，一切按部就班的推理竟然换来了如此的结局，他不肯相信这个结果，举枪射向了朴兴圭。
朴多曼在亲眼目睹光昊因为对警察惧怕而被火车撞死的惨状后，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他辞去了警官的职务，去汉城当了推销员，过上了平静富足的生活。
2003年，他因为工作路过当年的村庄。一切似乎都未改变过，一样金黄翻涌的麦田，一样宁静的午后，不同的是当他使劲弯下腰看向沟渠深处时，再未看到女尸。朴多曼摘下了眼镜，仿佛在穿越时间望向回忆的深处。一个学生路过这里，好奇地询问朴多曼在看什么，她说前几天也有一个男人也蹲在这里看，说是想起以前在这里做过的事情。
微风吹过麦田，这个声音一直在朴多曼的记忆中沙沙作响，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他忍住了眼泪，小心翼翼地询问那个男人的长相，眼神中再次掺杂了某种希望。而女孩只能告诉他，那个人就是普通的样子。
仿佛有颗石子沉重的落入朴多曼的心中，他无助地四下张望。那垂死的希望，呻吟
了两声再次被践踏蹂躏直至无声哽咽。朴多曼眼含热泪望着镜头，眼中是无底的深渊。
在金基德的影片中，主角多半是哑巴或者不愿说话的人。无论是“坏小子”（BadGuy）中暗恋女大学生的哑巴，还是“空房间”中那个一语不发喜欢潜入陌生人房间的青年，抑或是“弓”（TheBow）中几乎一片空白的台词。这样的设置都让金基德的影片有种压抑中蓄势待发的无言力量，导演在平静中寻求呐喊，就像吴宇森在静止的画面中表现速度一般精妙。正如只有白昼才能衬托黑暗的力量，只有磨难才能衬托美德的光辉，他们都用极致的对比手法展现更加强大的镜头语言。
“杀人回忆”的导演奉俊昊让镜头中的每个人都变成“盲人”，让他们在无边的黑暗中永远看不见凶手。警官找到的每条线索都看似有理，却总会在关键时刻将他们引入歧途，白忙一场。那些见过凶手的人，要不就是弱智，要不就是孩子，没人能告诉他们罪犯的相貌。那张脸就像芸芸众生中的任何一张脸，就像大海中的一滴水，无从找寻。导演运用这样无所适从的设置手法，让观众和故事中的每一个人一样陷入无法自拔的深渊，带着永不可及的绝望哀号、哭泣。这样的感觉正贴合了经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韩国人的心理，这就不难解释为何电影一经上映便蝉联数周票房冠军，并获得多项大奖。那时候，韩国民众还在民主制的初期挣扎，在压抑中充满绝望地反抗着，看不到未来的曙光。电影中随处可见群众对政府的不满，民众在军队统治压迫下的恐惧。
导演让蒙眼的正义女神变成了瞎眼的正义女神。好人一次次倒在死亡的镰刀下，坏人却可以逍遥作案，甚至在多年后重游故地，悠然欣赏自己当年的“杰作”。
那么，是不是这个世界真的就没有正义可言了？我只能说，正义不是像好莱坞电影中好人最终取得胜利，坏人得到应有的惩罚。毕竟，正义女神没有火眼金睛，她只负责衡量和判决，捉拿罪犯不在她的职责范围内。在影片中，并没有任何一个无辜的嫌疑人冤死。就在电影末尾，徐太允警官崩溃的举枪要射杀朴兴圭的那一刻，想必很多观众不管朴兴圭是否有罪，也希望徐太允将他先杀而后快了，毕竟许久的压抑，谁都希望有个人来承担这份罪行。但是，正义女神没有让他的子弹偏差失准，每一枪都命中墙壁，也没有让飞驰的火车轧过朴兴圭的身体，他最终只是踉踉跄跄的隐入隧道的深处。
正义女神不负责追捕，只负责审判。她不能撒下天网，却清楚地知道面对嫌疑人，正义的剑该何时砍下，何时归入剑鞘。
[朴多曼眼含热泪望着镜头，眼中是无底的深渊]
二、奉俊昊的政治隐喻
奉俊昊之所以只拍了三部电影就可以跻身一线导演的行列，名利双收，不仅在于他纯熟的镜头语言，也因为他影片中的政治隐喻，道出了广大韩国民众的呼声。
虽然韩国已经实现了民主制，但是在他们的民族性格中，很多东西早已根深蒂固，不可扭转。例如等级分明，崇尚权威。在“不可不信缘”中，高一个年级的师兄就可以命令、呵斥甚至抡起木棍毒打学弟，无论谁称呼比自己年龄大的人都要用敬语。在“杀人回忆”中，警官问话审讯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质疑反抗，都是老老实实地挨骂受训。这是韩国人民族性格中不可磨灭的东西，也是造成他们压抑痛苦的根源。这种矛盾的痛苦在奉俊昊的电影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电影中有一个细节：白光昊被拷打的间歇，和朴多曼、乔勇谷警官一起吃饭，观看颂扬警察神勇破案的电视剧。白光昊兴奋的大叫，说这个电视节目是自己最喜欢看的，要给爸爸打电话告诉他。乔勇谷好脾气的劝他不要那么多话，好好吃饭。三个人之间的气氛简直可以用诡异的其乐融融来形容，谁能想象刚才其中一个人还在遭受毒打？警察这个角色在“杀人回忆”中代表的正是一种强权，这种强权的压力往往来自韩国政府。民众一方面觉得政府像警察对罪犯私刑拷打一样剥夺民众的人权，另一方面又景仰这种强权，感觉受到保护，就像白光昊喜欢看那个有关警察的电视剧一样。不光是韩国人，很多人都有这种对强权的依赖，也许这是人们的惰性和奴性使然，中国人不是有句古话么，“背靠大树好乘凉”，正是应证了这一说法。人的力量太渺小了，总希望依靠强大的力量寻求保护。
在故事中，警官对案件的查询仿佛总会受到来自群众的阻挠。比如，徐太允打电话询问电台点歌者的地址，他们却认为这是一个恶作剧挂断了电话；朴多曼依照自己的断定，去澡堂查询男子的下体，遭到了澡堂老板的嘲笑；警官在勘查犯罪现场的时候，经常会被破坏现场的群众打乱阵脚。警察抓罪犯是为了民众的出行安全，却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反而可以看到每次抓到一个嫌疑人，都会有大批的群众在警察局门口示威游行，抗议警察铐打嫌疑人或者咒骂他们低能的抓错了人。这充分体现了民众对政府的怀疑，有些怀疑是有根有据的，有些怀疑却是毫无来由的。正是这种互相的不信任，导致了罪犯最终逍遥法外，使得受害人死不瞑目。
高级警察徐太允的出现仿佛和当地保守落后的气氛不符合，他就像一剂强心针，给警队注入了全新的思考模式和活力。他和朴多曼，分别代表着韩国想要革新的一派和仍旧落后守旧的一派。他们一个相信理智断案，一个相信感觉。但随着事情的发展，两人的心理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朴多曼亲眼见到白光昊因为惧怕警察而惨死，开始反思自己的断案方式，反思自己一直以来心安理得奉行的原则是否正确？而徐太允从一开始的志得意满，到后来发现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熟识的女孩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地上冰冷的女尸。他的世界观全盘崩溃，他发现与其一步步照章办事，有理有据，不如一枪崩了那个坏蛋来得简单解恨，如果早就这么办，女孩也许就不会死了。就算当证据又一次告诉他，他的推测是错误的，他宁愿相信DNA的检验结果是错的，也不愿意再相信这个疯狂的世界有什么理智可言了。徐太允和朴多曼两人的遭遇和感情变迁，也从某方面影射了韩国当时两派势力的斗争。他们都坚信自己可以让国家更加和谐繁荣，而在斗争辩论的过程中，他们又都变得迷茫，不再坚持初衷，对现实妥协。
除了朴多曼和徐太允警官，电影中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警察乔勇谷。他擅长各种飞踹和拷打罪犯方式，每当朴多曼不想问下去了，就挥一挥手示意，乔勇谷就会义无反顾地扑
上去把对方踢倒，一顿暴打。这个人物虽然暴力，但也有他正直的一面，比如他对工作兢兢业业，追逐疑犯的时候锲而不舍，受伤的时候也不大呼小叫，只是冷静的把钉子从腿上拔出来。这些其实都是值得赞许的军人精神，也是当时军政府统治值得称赞的一面。但是，事态的演变就好比那段因扎上生锈钉子而需要截肢的右腿，当他的做法不再符合现实世界的发展，就要忍痛割去，才能继续存活。这就是韩国需要废除军人统治才能继续更好发展的最终结果。
电影中还有很多诸如此类值得玩味的细节。比如伫立在稻田边那个穿红衣的稻草人。稻草人本来是用来吓唬偷食谷稻的小鸟的，人们让它穿上罪犯喜欢的红色衬衣，正是想借此转移罪犯的注意力。但是，谁都知道这是掩耳盗铃的做法，毫无用处，只能给自己几分心理安慰。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人们无力改变这一切，只好把希望托付给一个毫无用处的稻草人。
[奉俊昊的电影充满隐喻]
三、祈祷还是反抗？
“杀人回忆”中那个残暴聪明的杀人犯就像一种不可预知的强大力量，每个人面对他最终都会手足失措，毫无还击的余地。人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躲在墓地的后面，偷偷窃笑。这是人们对某种未知力量的恐惧，对那种浓郁浑浊的黑暗充满恐惧。
而在另一部韩国影片“奥罗拉公主”中，导演则持有不同的态度。严贞花扮演的郑顺贞看似是一名敬业努力的汽车销售员，实际上是为死去的女儿复仇的战士，她心中的痛苦像条毒蛇每天啃噬她的心，让她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郑顺贞的女儿一年前被一个恋童癖男人奸杀之后，当作垃圾一样丢到了垃圾场。而那个该千刀万剐的男人竟然在律师的庇护下，辩解自己神经失常，逃离了法律的制裁。郑顺贞的丈夫吴警官虽然身为警察，却只能坐视罪犯玩弄法律于股掌。面对无法挽回的事实，他选择平静祈祷，立志去做一个牧师。
郑顺贞精心策划，让每一个造成女儿悲惨下场的人都不得好死。而那几个人都代表了平日社会里一种不公平的现象，郑顺贞就以复仇女神的名义将他们一个个铲平。眼见妻子豁出性命为女儿奋不顾身，血流成河，撕心裂肺的哀号，吴警官就像一个醉酒的人挨了一闷棍猛醒过来，辞去了警察的工作，继续妻子未完成的复仇。
前共和党发言人纽特?格林威治在评价“星球大战”的时候，曾说过，“站在正确一方
篇四：杀人记忆的影评
关于《杀人记忆》的记忆
————《杀人回忆》
《杀人回忆》讲述的是在韩国的一个小镇上，出现了一系列的连环杀人案，被害人都是年轻女子。小镇警察和从汉城调来的苏警察共同办案。小镇警察作风粗暴，刑讯逼供，几次将犯罪嫌疑人屈打成招。汉城来的警察冷静观察和分析，几次排除了嫌疑。但是，被害人还是在一个个雨夜神秘而残忍的被杀害。小镇警察和汉城警察的神经都到了崩溃的边缘。当他们抓到一个所有特征都极其符合的嫌疑人时，从美国传真来的鉴定报告却否定了他们的判断。该片取材20世纪于80年代中后期令韩国社会陷入一片恐慌的韩国华城连环杀人案。
杀人经过并没有从正面表现出来，但正是由于是侧面的描写，才让人觉得更压抑，正如同在近代史上经历着动荡起伏、混乱不堪的大韩民族一样，透露着即将血脉贲张的情绪。《杀人回忆》就是这样一部电影，虽然整部影片有九位受害女性，但没有一个正面交代了其被奸杀的过程。因为，影片的重点直指“国家机器”中的“暴力机关”——警察局，通过警局中角色分明鲜活的性格以及警局与外界的联动，以小见大地勾勒在1987年至1991年卢泰愚军政府执政时期韩国国内民众情绪的焦躁不安和在他们心中积压许久的对现实的愤怒，直接表现了社会治安的紊乱以及含蓄地交代着韩国国内民众要求政治民主的高涨呼声。
单从片名看来，总会令人以为其将如《罗生门》一样利用着角色对故事进行破碎的回忆而展开叙事。事实上，片名在这种意义之上是不贴切的。在叙事策略上，该片利用主角朴警官（宋康昊饰）的个人历程带领观众经历了影片的所有故事时间，是十分简单但却有力的。影片的场景一直局限在杀人命案发生的小镇之内，道具及布景的景观在片中构成了极为强烈的隐喻。譬如“洞穴”，不论是片头片末出现的水泥板盖下的下水道，抑或是徐润泰（金相庆饰）警官由沉稳理智而完全变得疯狂的那个黑乎乎的隧道，都不露痕迹但却昭然若揭地阐述着那个被“框”住的人格与人性，又从另一个侧面表达着“井底之蛙”的概念，对案情的束手无策的无助感在最后一个嫌疑人缓缓与隧道的黑暗融为一体之时展现的淋漓尽致。透过“框”看到的世界是经过选择而狭隘局限的，故而从这一点来看，这个隧道与下水道的置景也突出衬托了乡下警察偏狭片面的世界观，也正是由于他们的一再误判，导致案情愈发扑朔迷离。
另外，火车和铁轨在影片中不断地被强调表现，影片开始时调查的嫌烦智障“白光浩”便是命丧火车轮下。而后来，从美国寄来的DNA鉴定报告也被疾驰的火车辗为齑粉，也同时把徐警官、朴警官和朴海日饰演的嫌烦分开。火车是通往外界或者逃离的交通工具，在书写近代历史题材的过程中导演通过这一点刻意表现着那一特殊历史时期韩国人不安和逃避
的心里，更有许多人在这种心理驱动之下如白光浩一般付出了沉痛惨烈的代价。
韩国社会对于美国的态度，或者说是导演对美国的态度在片中至少两次被强调出来，第一次是在酒吧徐、朴二警官辩论着韩国警察与美国警察的不同，而第二次则是在科技无力的情况下必须把嫌疑人的DNA送去美国比对。在这叙述当中，美国是一个远远高于自身并且无法超越的概念，第一次叙述中更加表明了韩国人对自己进行嘲弄的勇气与战后几十年便存在的傀儡政治的无奈。来自美国的鉴定报告决定着整个案件的成败，“判决书”一如那颇具声势的军事武器所具有的威慑力和裁判权。
曹探员（金罗河饰）是片中颇具点缀色彩的角色，他常常在犯人不合作时飞起一脚，在这刑讯逼供的变态形式之下，他却颇讲形式地穿起了鞋套，这便是导演抒发着在军人与民主政府交替统治韩国的几十年间暴露出来的一切表面健康向上而实际肮脏猥琐的政治形态。最后，新闻报导“刑讯逼供”时他与酒馆里的人发生了冲突，最终由白光浩亲手断送了他的右腿。他的那双黑军靴与他赠送给白光浩白色山寨耐克球鞋也在片中构成了强烈对比与隐喻，黑色在一个一般代表着正义的警察身上反映出的是不分青红皂白的鲁莽与丑恶，而白色球鞋象征着白光浩的纯洁善良和坦率，而白色球鞋上最终在铁轨边上溅上了代表生命的红色鲜血，与被杀女子全部身着红衣形成了呼应，象征着生命的红色却意味着生命的落幕，意味着大韩民族在困境之中的自我矛盾寻求着出路，不论是李承晚、朴正熙、张勉还是案发时候的卢泰愚，都最终不可能是带领民族走向统一与政治自主的救世主。
所以，片中出现的最高领导警察局长便是这样的一个形象。他愚昧迂腐，对断案毫无主见，一副和事佬亲民的模样。这也似乎在若隐若现地折射当时高高在上政变夺权的军人政府。他带领着两个经验不甚丰富的乡下警察进行着没有章法与逻辑、全凭主观臆断的断案，也是对当时病态的社会现状的一个无情嘲弄。徐警官作为片中人物性格变化最大的一个角色，经历着由理智变为疯狂的过程。片中“枪”道具也是由徐警官第一个使用的，作为一个表示男性阳具的道具，在徐警官开枪的时候，一种经由长期压抑而导致的宣泄情绪瞬间奔涌出来，那是积压了许久并着绝望奔放的悲壮。自从1910年日本与韩国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之后，这个民族就在强邻环绕的夹缝之中寻求自己的生存之道，在二战尤其是50年代初的韩战之后，整个朝鲜半岛便沦为了李承晚早年寤寐求之的在美国“委任统治”下的殖民地。徐警官的整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便是挣扎与纠结的，或许就恰好映照了韩国普通大众的一种被束缚而寻求挣脱的困境。他的本性是叛逆而奔放的，只是暂时潜藏在沉稳理智的外表之下。他是一个勤劳诚恳的警官，他起初会通宵达旦地分析案情，还会不顾一切地阻止其他警官草草断案，但是一旦这种紧张恐怖而悬而未决的情绪一直持续，即便是最坚强的男人也会崩溃。
大韩民族则恰好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徘徊盘旋了半个多世纪。
朴警官是剧中的灵魂与核心人物，所有的故事和情节都是围绕着他的发展而展开的。他拥有自己一个小并且不富裕但是温馨的二口之家，本可以安乐于乡野，庸庸碌碌过此一生，可是他选择了警察这一危险的职业，而且他的妻子在最后的桥段里也险些遭到毒手。他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有着自己的是非观念，而且甚至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还表现出了他封建迷信的传统观念。一个现代的警察求神问卦、破血占卜来破案，这多少有些荒诞不经且滑稽可笑，但却这恰恰证明了在那个年代的韩国，人民经历无数创伤与磨难之后表露出的无助迷茫。故而，整部影片与韩国历史及其社会现状紧密相连，是一部有着深刻社会现实意义的优秀影片。在影片的最后，时隔10年之后早已转行并步入小康的朴警官回到了那个曾经发生命案的小镇，他此时虽然已经是西装革履，但对当初发生的事情依然没有办法完全释怀，当他俯下身子看着曾经陈尸的下水道，空洞洞的四四方方的下水道框住了他的世界，已经在生意事业上成功的他依然对十几年前的悬案耿耿于怀，而他遇见的女学生说她不久前看到了凶手。虽然那时候时间已经到了2003年，韩国已经完全步入了民主社会，而且这次命案的诉讼期已过，可朴警官俯身看着下水道的深邃眼神令人遐想，这些无不在表现着现代韩国人对自己过去的惨痛经历历历在目的思想感情。朴警官在雨中与最后的嫌犯四目对视的场景使用了长镜头的近景极具渲染力，他同徐警官一样，在接连的破案失败之后陷入了无尽的绝望。也正好阐释了朴警官时隔多年仍然对此事耿耿于怀的原因。
这样一部极具深刻社会内涵的影片以小见大式地反映了韩国的政治历史，迂回曲折地展现整个杀人事件。影片场景中几乎一直在下雨，这也旁敲侧击地说明了主人公以及那个年代的韩国的悲哀无助情绪。十分可贵的是，这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由于书写的是现代题材，里面许多的事情不免要触及一些人的敏感神经，凶手未伏法，许多受害者家属依然健在，所以对这样的事件表达是极富困难的。就像陈寿著《三国志》时遇到的困难是一样的。因此导演在这里使用了婉转含蓄的手法，隐喻随处可见，遇到敏感事件使用叙事不评价的手法。要表现近代社会问题，又能避开政治与社会的敏感地带，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当然，也有很多人猜测过，凶手到底是谁？我倒是觉得这个问题已经不再重要了。当面对死于非命的同胞时，人们脸上的表情更多的不是悲伤而是冷漠，他们似乎只是一场晚会的看客。警方更是无能，连犯罪现场的一个脚印都保护不好。当然，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大环境之下，人们尚且不能自保，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开脱的接口和理由，其实凶手是谁并不重要，那是一个人情味很淡的年代，各人疲于奔命只能勉强顾及自己。谁是凶手？我觉得，其实晚上戒严所有人都闭门不出是真正的凶手，军队被调去镇压游行而无法执行维护社会治安也是
真正的凶手，官员的腐败导致民众的游戏也是真正的凶手。
所以在片尾.那个小女孩说凶手是一张很普通的脸.也就是说是大部分人的冷漠杀死了受害者，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篇五：杀人回忆中视听元素和导演的观念
《杀人回忆》中视听元素和导演的观念
一部电影的成功不仅需要一个优秀的剧本，而且更需要导演观念化的视听语言来讲述这个故事。《杀人回忆》作为一部韩国最具有代表性的现实题材电影，被观众认为是没有缺点的成功电影。电影中通过视听元素把80年代的韩国乡下人生活下的犯罪案件展示的淋漓尽致，导演通过每个镜头，每首音乐来刻画出鲜明的人物特点，渲染情节变化，揭示军事专政，从而来展示着电影本身之外的价值与意义。
奉俊昊之所以只拍了三部电影就可以跻身一线导演的行列，名利双收，不仅在于他纯熟的镜头语言，也因为他影片中的政治隐喻，道出了广大韩国民众的呼声。
影片中没有绚丽的拍摄技巧和剪辑方式，只是常规的构图方式来展现电影画面，而正是这种朴素而不失美丽的镜头，导演让我们抛开视觉绚丽，将我们最大限度的带入这个令人伤感的故事。影片开始导演先是用缓慢的、充满诗情画意的镜头把我们带进八十年代的韩国：恬淡的田园风光，大片大片的稻田，细腻的生活细节，开往原野的拖拉机，还有淳朴的小镇人民，这一切都不像是和凶杀案有关的细节，而是一副韩国风情画，正是在这样的美丽之下隐藏着一个即将被开启的罪恶之门。
在“杀人回忆”中，最终没有查出凶手是谁，导演把犯人犯案这条主线放在暗处，把审问犯人和查找线索放在明处，可以说导演把大部分的时间从放在审问嫌疑人，同时通过朴多曼等人的审问方式披露严重的人权问题。人权的反映上导演的观念是通过刻画人物以及审问细节上展现，朴多曼警官显然对维护个人权利这一说法并不在乎，在嫌疑人的审问上，他毫不顾忌他人人权，上来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审讯，放任勇古对嫌疑人的暴力行为，多次暴打光昊，乔秉凉。在审问光昊的时候明知道光昊因火灾双手不能做捆绑受害人，为了早日结案还是污蔑光昊，在审问乔秉凉的时候直接就是暴打，甚至把他倒挂起来，迫使他承认自己是凶手。毫不顾忌他人的尊严，强迫嫌疑人展露对受害者越轨的情欲需求。
在“杀人回忆”中，警官问话审讯的时候，就算知道自己是无辜的，没有一个人敢质疑反抗，都是老老实实地挨骂受训。这是韩国人民族性格中不可磨灭的东西，也是造成他们压抑痛苦的根源。这种矛盾的痛苦在奉俊昊的电影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可以说对于人权，人民本身就缺乏去维护的意识，电影中有一个细节：白光昊被拷打的间歇，和朴多曼、乔勇谷警官一起吃饭，观看颂扬警察神勇破案的电视剧。白光昊兴奋的大叫，说这个电视节目是自己最喜欢看的，要给爸爸打电话告诉他。乔勇谷好脾气的劝他不要那么多话，好好吃饭。三个人之间的气氛简直可以用诡异的其乐融融来形容，谁能想象刚才其中一个人还在遭受毒打？警察这个角色在“杀人回忆”中代表的正是一种强权，这种强权的压力往往来自韩国政府。民众一方面觉得政府像警察对罪犯私刑拷打一样剥夺民众的人权，另一方面又景仰这种强权，感觉受到保护，就像白光昊喜欢看那个有关警察的电视剧一样。 电影中还有很多诸如此类值得玩味的细节。比如伫立在稻田边那个穿红衣的稻草人。稻草人本来是用来吓唬偷食谷稻的小鸟的，人们让它穿上罪犯喜欢的红色衬衣，正是想借此转移罪犯的注意力。但是，谁都知道这是掩耳盗铃的做法，毫无用处，只能给自己几分心理安慰。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人们无力改变这一切，只好把希望托付给一个毫无用处的稻草人。
说道电影中的声音的话，不得不说导演的功底深厚，《杀人回忆》中的声音分为三种，一种是现场的的环境声，一种是悲伤无力的纯音乐，杀人前的难过音乐，一种是抓乔秉凉时的打击乐；影片大部分在没有音乐，但是我们并没有感觉耳朵很空闲，导演还原现场的声音，不知不觉就把观众带进了故事，?a href="http://www.zw2.cn/zhuanti/guanyuluzuowen/"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路鹞颐且埠偷缬爸械?a href="http://www.zw2.cn/zhuanti/guanyurenzuowen/"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人一起生活着。每次在雨夜犯案后到警
察到现场的时候，悲凉的的音乐都会响起，导演在这里表现的不仅是对死者的惋惜与同情，更是对案件破不掉的一种无能而痛苦的表现，如果说雨夜是凶手犯案的时机的话，那么每次都在广播中放同一首歌时犯案就是一种挑衅，到底是难过而去犯案，还是犯案了难过，还是希望所有人难过（包括观众）却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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