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的用兵之道

篇一：粟裕的领兵之道

1. 粟裕的领兵之道

1.1. 一切调度都要着眼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

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毛泽东

1.1.1.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1946年7月至8月，我华中野战军在粟裕、谭震林的率领下进行了著名的苏中战役，七战七捷，先后歼敌6个旅、5个交警大队共5万余人。苏中战役是解放战争初期第一个歼敌最多的战役，也是1946年内歼敌最多的一个战役。毛泽东闻讯后极为兴奋，在战役结束的前三天即8月28日，就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份给各战略区首长的电报。在这份很有名的电报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粟谭军从七月十三日至八月二十七日一个半月内，作战六次，歼敌六个半旅及交通总队五千，造成辉煌战果。而我军主力只有十五个团，但这十五个团是很充实与很有战斗力的，没有采取平均主义的补充办法。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八月二十六日集中十个团打敌两个团，八月二十七日集中十五个团打敌三个团)，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

毛泽东把苏中战役作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范例向全军介绍，并要各战略区仿照办理，这无疑是对粟裕作战指挥才能的充分肯定，是对粟裕成功地贯彻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方针的最高奖赏。

打歼灭战，这是毛泽东战争指导上的一贯思想，是我军在战役战斗上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详尽阐述了歼灭战的思想。他强调，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的红军，基本的方针只能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他幽默地说，“拼消耗”对中国红军是不适宜的，因为“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这未免滑稽。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决定胜负的东西，而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重大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人，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毛泽东还认为，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其中，集中兵力是首先的主要的，它是打歼灭战的基本战法。集中兵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改变敌我的形势。他说过：“几个大汉打一个大汉之容易打胜，这是常识中包含的真理。”因此，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这是红军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常胜将军粟裕，对毛泽东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不仅理解透彻深刻，而且运用纯熟灵活。他在回忆录中说：“由于红军是在敌人包围之中作战，武器装备一切取之于敌，因此歼灭战一直是我军作战的基本方针。战略战术的运用常以能否达到歼灭敌人为标准。在井冈山时期，红军为了达到歼灭敌人的目的，依据不同的敌人，采取了不同的战法。对于一打就垮的部队，采取穷追；对于战斗较强的部队，则运用迂回包围。如井冈山第二次反“进剿”时，红军打赣南刘士毅的部队。该敌是地方部队，战斗力不强，与红军刚一接触就逃跑了。粟裕所在的部队一口追了35公里，俘虏敌营长以下官兵300人，缴枪250支。这种追击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追击，而是为了达到歼灭敌人的战术。

粟裕在研究战史时曾经谈到，1930年12月至1931年1月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是一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范例。当时，蒋介石调集11个师又2个旅共10万余人的兵力，统由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指挥，向中央苏区发动进攻。我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向根据地中部实施退却。敌人以平均日行35公里的速度，分多路向我进攻，每路又分成梯队。我军在多路敌人中选择了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的第五十师。这两个师各约1.4万人，我军集中4万人的绝对优势分别歼灭之。当得悉张辉瓒师孤军深入，已进抵龙岗时，我军迅速定下决心，乘敌立足未稳，集中优势兵力，运用迂回包围战术，于12月30日一举全歼该敌，活捉张辉瓒；接着，又在1931年1月3日歼灭谭道源一个旅，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粟裕根据当面战场的实际情况，灵活地运用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针，“愈出愈奇，愈打愈妙”、“屡战屡胜”。

前面提到的解放战争初期的苏中战役，敌处绝对优势，共15个旅约12万人；我处劣势，共19个团3万余人。正是由于粟裕乘敌之隙，巧妙用兵，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实现了七战七捷。

一战宣家堡和泰兴。粟裕乘敌骄狂，进攻前戒备疏松之隙，指挥华中野战军主力第一师、第六师各以6倍于敌的兵力，分别出其不意地向宣家堡、泰兴守敌整编第八十三师第十九旅发起攻击，歼灭敌2个美械团另2个营，共3000余人，扩展了我军的回旋余地，为转用兵力、连续作战打开了局面。

二战如南。我采取避其锋芒、击其侧翼的战法，以少数兵力迷惑敌人，主力则长途奔袭百里，以4倍于敌的兵力，出敌不意地攻击向如南增援之敌第四十九师，在运动中歼敌1个半旅，连同在阻击中消灭的敌人，共1

万余人。

三战海安。海安是苏中的战略要点和交通枢纽。敌集中6个旅的兵力分路由如皋、姜堰合击海安，我以运动防御阻击敌人，杀伤敌3000余人，创造了敌我伤亡15比1的记录。

四战奇袭李堡。我主动撤离海安后，敌误认为“苏中共军大势已去”。我乘敌骄兵轻进和2个旅的部队正在换防之机，集中兵力突然向李堡发起攻击，歼敌1个半旅9000余人。

五战丁堰和林梓。我华中野战军经短期休整后，集中主力16个团3万余人，以夜行军插入敌侧后，从敌兵力薄弱的丁堰、林梓打开缺口，钻到敌人肚子里，全歼5个交警大队，另1个营，共3000余人。

六战邵伯。我第十纵队3个团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顽强坚守邵伯、乔墅阵地，抗击敌整编第二十五师2个旅的疯狂进攻，毙伤敌2000余人。

七战如(皋)黄(桥)路。我军攻黄(桥)救邵(伯)，用攻其必救的办法调动敌人，在如皋、黄桥之间与敌遭遇。我先是集中5倍于敌的兵力，歼灭分界之敌第九十九旅；随后向加力转用兵力，集中15个团歼灭敌第一八七旅和第七十九旅1个团，共歼敌2个半旅约1.7万余人。

粟裕在总结苏中战役的经验时指出：苏中作战之所以能获得重大胜利，就军事上来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执行了战略上以少胜多的原则，但在战术上，则恰好相反，采取了以多胜少的打法”。他在后来还回忆说：“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长期熏陶下，我们总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就整个苏中战场来说，敌我兵力对比是三点五比一，由于我们灵活用兵，在第一、二、四、五各决战斗中，我们都集中了三倍以上的兵力对付待歼之敌，有时为了保证全歼和速决，还集中了绝对优势的四倍、五倍、六倍于敌之兵力。”正因为如此，苏中战役才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毛泽东高

度评价说，苏中战役“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朱德也赞扬道：“粟裕是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楷模。他在苏中战役中消灭的敌人比他自己的兵力还多。”

在集中优势兵力的具体运用上，粟裕从不拘泥于已往的经验，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调度和使用兵力。他认为，部队数量较少时，可以只对一个作战目标形成优势；部队数量较多时，可同时对几个作战目标形成优势。在大多数情况下，将战区主力集中在一个主要战场和方向上行动，以迅速转换战局。这是粟裕在全局的劣势和被动中争取局部优势和主动，逐渐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并最终战胜敌人的基本方法。

解放战争中的华东战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全国的主战场。蒋介石在实施重点进攻时，用于华东战区的兵力占其进攻解放区总兵力的27％，占其重点进攻兵力的66％。因此，华东战区是当时我军各大战区中承受压力最大的战区，中央军委也赋予华东战区以较重的作战任务。在这种情况下，陈毅、粟裕始终把集中使用战区主力，作为转换战场形势的最重要的手段。在战略防御阶段，首先将华中主力大部集中于苏中地区，在苏中解放区前部地区进行了苏中战役，胜利完成了战争初期的试战任务；尔后，华中、山东两军合并，又集中9个纵队，进行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重创进犯山东解放区的敌人。在战略进攻阶段，集中华野外线兵团主力首先实施了沙土集战役，后又统一指挥外线兵团和中野2个纵队进行了豫东战役，协同刘邓、陈谢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原战局。接着，又挥师北上南下，集中华野全军，胜利进行了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与中原野战军密切协同，歼灭国民党军主力于长江以北。

毛泽东曾经说过，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都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粟裕根据自

篇二：试给中共军事家排名粟裕拔得头筹徐向前榜眼

试给中共军事家排名

粟裕拔得头筹徐向前榜眼

在中共众多军事家中，网友们讨论最多的是以下几位：四元帅（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徐向前）两大将（粟裕、陈赓），另外偶尔也有人提及贺龙、徐海东和李先念。对于这些军事家的排名问题，网友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下面是在下的几点看法试论评军事家的标准：

历史假设 国共两军五虎大将的比较和对决

一、能力第一，战功第二，理论第三。

二、a、能力相同看战功 b、战功相同看能力 c、战功不同看能力 d、能力相近，但战功相差实在太远的，排名应相对靠后。

（所谓的“相同”并不是绝对、完全的相同，而是最为相似，最为接近的意思

三、比较各自独立指挥的拿手战例。

细解：

一、能力第一，战功第二，理论第三。

（能力主要靠战功来体现，但战功并不能完全衡量一个军事家的能力，还要看指挥战役的质量，以及理论、胆略、眼光等等。）

a、能力

包括用兵的灵活性，创造性，胆略和气魄，战斗作风（硬）和全面性（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战略、战术和创建根据地能力、治军带兵能力）。

粟裕、徐向前的胆略和战斗作风为中共将帅第一。

徐向前创建根据地应该排名第一，鄂豫皖、川陕、冀南、山东四块根据地都出自他手。其治军带兵能力也无人能出其右，鄂豫皖时三百人发展到三万余；川陕时二万人发展到八万余；冀南、山东八路军迅猛发展；解放战争后期以6万地方部队横扫山西。

贺龙也是搞根据地的能手。贺龙在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应当是长征时期的乌蒙山回旋战，足以和毛泽东的四渡赤水战役相媲美。

最能表现刘伯承用兵灵活性和创造性的是七亘村战斗和神头岭战斗。

阵地攻坚能力当以徐向前为首，彭德怀在抗美援朝时期打得非常漂亮。

b、战功方面

除了指挥战役的数量外，还要考虑质量和影响。

再加上一条，就是所创造的战例如能表现出指挥者的创造性和过人的胆略，出人意料，以少胜多，尤其是以少歼多，则更是精妙绝伦。

彭德怀在西北、朝鲜，

林彪在东北，三大战役有其二，

陈赓在抗战、解放战争、抗越援法、抗美援朝时期，都有赫赫的战功。

而粟裕的黄桥、苏中、孟良崮、豫东、淮海诸役，都是胆略超人，出奇制胜的著名战例。

徐向前的苏家埠、反六路围攻、响堂铺、临汾、晋中诸役也是以胆略和出奇取胜的战例。

其中，黄桥、苏中、苏家埠、反六路围攻和晋中战役都是以少歼多的著名战役，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c、理论

应该有以下几个特点：概括性，实用性，通俗性，创造性。

理论方面，刘伯承的五行术非常出名，众多将帅中，刘帅著述最丰，但不免烦琐。

徐向前的理论朴素，通俗易懂。像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跑圈子，飘忽战略，围点打援，收紧阵地，人山战略，硬着头皮打，坚持最后五分钟等等。

粟裕在军事理论方面研究得最深、最透，最贴近现代战争，他的战略、战役转折理论最为著名。

林彪的三猛战术和一点两面战术最为有名。

二、

a、能力相同看战功：粟裕＞徐向前，刘伯承＞徐海东

b、战功相同看能力：粟裕＞林彪＞彭德怀

说明：林彪比彭德怀更细心谨慎，故败笔不多，但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没有像苏中、孟良崮那样令人拍案叫绝的战例。加上总体上缺乏战略眼光，以及阵地战底气不足，故排名不会太前。可能许多人会不服，这里建议大家多了解林彪，尤其是林彪的缺点，多了解其它将帅，尤其是粟裕大将，尽量不要抱有偏见。

c、战功不同看能力：刘伯承＞林彪，陈庚＞林彪， 徐海东＞陈赓＞贺龙，贺龙＞李先念

.说明：

徐老虎在红军时期，歼敌葛滕山，战长岭，袭太湖，攻劳山，战榆林，奇计迭出，用兵如神，令国民党军闻风丧胆，可惜长年卧病，没能创造更多的辉煌。

陈赓从抗战开始表现愈来愈佳，到解放战争后期，指挥能力已经超过林彪，从中南战役和两广战役中可以看得出来。另外陈赓交战过的对手类型是中共将帅中最多的，先后有国民党、日本鬼子、法国佬和美国佬。

贺龙的二方面军是红军三大主力中最弱的一支，虽然有诸多原因，但指挥能力当是重要因素，这一点段德昌应该比贺龙强。贺龙在抗战中期以后，军事上没有值得一提的大的战例。

李先念后起之秀，在抗战时期有上佳表现，在长年处于孤

悬敌后的恶劣环境下创建了战略上包围武汉的大根据地，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其指挥的三打侏儒山等战役也非常精彩。在中共众多军事家中，李先念最年轻，发展潜力最大，可惜解放战争结束得早，没能进一步锻炼指挥大兵团作战能力。 d、能力相近，但战功相差太远的，排名应相对靠后：林彪、彭德怀应该排在徐海东和陈赓前面

三、比较各自独立指挥的拿得出手的战例。 粟裕：

官陡门、车桥、黄桥、天目山反顽、苏中、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沙土集、平汉路、豫东、济南、淮海（部分）、渡江（部分）战役。

徐向前：三次反会剿、平汉路三战三捷、双桥镇、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反三路围攻、仪南、营渠、宣达、反六路围攻、嘉陵江、包座、响堂铺、孙祖、临汾、晋中、太原战役。

刘伯承：

七亘村、神头岭、长乐村、上党、平汉、陇海、定陶、鄄城、滑县、巨金鱼、豫北、高山铺、宛西、宛东、淮海（部分）、渡江（部分）战役。

林彪：

平型关、广阳、秀水河子、三下江南、夏秋冬攻势、辽沈、平津、宜沙、湘赣、衡宝、广西战

篇三：粟裕与王耀武：两大名将的三次军事对决

粟裕与王耀武：两大名将的三次军事对决

粟裕与王耀武是中国现代史上两大名将，也曾多次在战场上相逢。王耀武对粟裕十分地钦佩，曾专门研究粟裕，积累了一大摞的研究资料。粟裕对王耀武的军事指挥才能也是十分欣赏，曾说“(王耀武)是蒋军中指挥较有才干者”，据说，得到粟裕如此评价者，国军中仅薛岳、王耀武而已。由于信仰和政治立场的不同，两大名将之间曾经演绎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精彩对决。

谭家桥之役：粟裕一生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1934年7月初，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宣布，以红七军团为主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红七军团的主要领导人有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参谋长粟裕等，这次行动的目的地是皖南。北上抗日先遣队经过激烈的战斗，于1934年10月下旬进入闽浙赣苏区的重溪地区，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胜利会师。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抗日先遣队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及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红军第十军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红十军和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分别为第二十师和二十一师。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委，寻淮洲任十九师师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粟裕被调到闽浙赣军区任参谋长。

红十军团成立后，各部进行了分工。十九师的任务是出动到浙皖赣边，打击追剿之敌，发展新苏区。二十师、二十一师的任务是留守闽浙赣苏区，打击围剿之敌，保卫老苏区。此后不久，根据中央军区指示，二十师和二十一师与十九师会合，创造皖浙赣边新苏区。为了统一十军团的领导，中央军区又决定由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和刘英五人组成军政委员会，方志敏任主席。粟裕改任十军团参谋长。

12月中旬，红十军团与国民党三个团的兵力在黄山东麓谭家桥地区接火。红十军团领导决定利用乌泥关至谭家桥段公路两侧有利地形，打一场伏击战，争取歼灭孤立突出的敌补充第一旅大部。作为参谋长的粟裕立即作了安排。

12月23日夜，红军在谭家桥公路两侧设伏，他们伏击的对象就是王耀武。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前卫团十分谨慎，上午10点左右搜索到寻淮洲阵地前，寻淮洲当即发起攻击。在当时的大部分情况下，红军一旦冲锋，国民党军的常规动作就是溃退。但是王耀武部不是如此，他的人马迅速缩回，而没有溃散。同时开始了迂回，占据了630高地，红军两个师协同不力，而国民党军在王耀武指挥下从两师结合部突破，将红军各部击溃。最后两军恶战630高地，红军仰攻630阵地，非常不利，战斗最后以红军主动撤退而结束。此战寻淮洲身先士卒冲锋，负重伤，转移中牺牲。此外，红军损失了300人，8名师以上干部负伤，八十七团团长黄英特阵亡。谭家桥之战的失利，使方志敏部的境遇更加恶化。1935年1月，方志敏部开始退回赣东北，在怀玉山地区被围，几乎全军覆没。1月29日，由于叛徒出卖，方志敏被捕，8月6日于南昌就义。整个方志敏部，只有粟裕带领少数部队突出重围，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这是王耀武和粟裕的第一次交手，结果王耀武大获全胜。不过，当时的粟裕只是参谋长，没有真正的军事决策权，左右不了战局，但其在此战中表现出来的军事谋略引起了王耀武的注意，此后，王耀武开始研究粟裕，竟形成了一大摞研究资料。谭家桥之战对粟裕影响很大，成为其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粟裕逝世后，后人遵其遗嘱，将其骨灰一部分洒在了孟良崮，另一部分洒在了谭家桥，可见此役对粟裕的影响。

莱芜之战：粟裕终报谭家桥一箭之仇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捐弃前嫌，再度合作。粟裕和王耀武也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成为抗日友军，所以也就没了正面交锋的机会。解放战争时，王耀武主政山东，其主要对手是陈毅和粟裕将军。粟裕和王耀武再次在战场相逢。1934年，王耀武攻击寻淮洲的部队时，粟裕是寻淮洲、方志敏的部下，对那次的惨败记忆犹新。现在，粟裕终于等到了报仇雪恨的一天。

1947年初，华野主力经过一系列战役后，由苏中至苏北再入鲁南，最后集结于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市四周，准备伺机歼敌。而此时的国民党军队，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制定了一个“鲁南会战”计划。这是一项南北对攻的计划，南线由八个整编师，以沂河、沭河为界，在数十公里的宽大正面上三路齐头北进。而北线的王耀武，则派出三个军，由章丘、淄博一线向南推进，企图由北向南攻占莱芜、新泰、蒙阴后，与南线国军一起逼迫解放军在沂、蒙之间决战。

华野面临这一严重局势，曾多次改变作战部署。由于南线国军吸收了以往教训，攻势一直比较谨慎和缓慢，且队形紧凑，在敌我力量相当的情况下，已很难达成分割合围的战役目的。陈毅、粟裕研究决定，立即抛开眼皮底下的南线敌人，集中主力纵队兼行北上，打上百公里外的北线王耀武。从理论上讲，该计划非常巧妙。一则非常出其不意，二则符合“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的用兵之道。但是，不得不承认，它有很大的赌博性质。虽然解放区的保密工作一直较出色，但几万人行程数百公里，很难做到天衣无缝；其次，一旦对手识破虚实，则南线必加大攻势，全力北进，北线也必全力转入防御。这样解放军很可能陷入进退两难而不得不进行决战的窘境。

事实上，在解放军主力纵队北上不久，王耀武即发觉了有大股共军北移的迹象，并不待南京指示，火速往回收缩。遇到这种情形，二流的将领必然会慌了阵脚，或蛮干，或盘桓。但粟裕绝非等闲之辈，他不露声色，命令各纵队继续按原计划秘密集结部署。曾经的抗日名将王耀武，如果南京的蒋委员长不予施压，他大概会大踏步撤回至胶济线，但此时的王耀武在自己的判断和南京的命令二者间徘徊，时而缩，时而伸。这种摇摆不定，加上莱芜四周的低山丘陵地貌，给了解放军很大的时空间隙，王耀武的伸缩更有利于解放军充分利用这些空隙，而当王最终确信自己可能陷入包围，并下令全线后撤时，一切为时已晚。1947年2月20日，莱芜战役开始打响，至23日下午，北线李仙洲集团被全歼，李仙洲也被生俘。 莱芜战役，王耀武遭遇惨败，但其在此战中的表现仍可圈可点。陈毅提出一个大胆的计划，放弃临沂，诱使李仙洲冒进。王耀武发现李仙洲轻松拿下临沂，对解放军意图产生了怀疑，他立即感到李仙洲军团有危险，马上下令军队开始撤退。这就是王耀武比蒋介石、陈诚

高明的地方。他判断对了，实际上，当他的军队开始撤退的时候，中共方面的将领也急了，纷纷要求出战。但是陈毅、粟裕不是寻淮洲，他们不会急于冲锋。陈毅下令不许动，而且很有预见性地说了：就算王耀武不打，蒋介石和陈诚肯定要打，他们会把大餐送回来的。他们的判断果然没错。陈诚发现李仙洲军团在后退，又发现华野架设的浮桥，立即认定陈毅部要北渡黄河。他一面斥令王耀武不准后缩，一面又直接命令北路前敌总指挥李仙洲，要他确保新泰、莱芜阵地，堵住胶济路一线。这样，仅仅过了一天，李仙洲又被陈诚送回了陈毅、粟裕的嘴边。此后，陈毅、粟裕巧妙设围，将李仙洲困在莱芜，李仙洲部下整四十六师师长韩练成是中共布置的内线，临阵突然失踪，加剧了其军队的指挥混乱，终于被粟裕的华野包了饺子，全军覆没。这一番折腾，王耀武手下几乎没兵了，只剩下济南城。接下来就看解放军到处冲杀，各处的保安团纷纷被歼，王耀武也无可奈何，一年来辛辛苦苦打开的局面全部泡汤。

济南战役：王耀武战败，成为阶下囚

孟良崮战役之后，粟裕指挥的华野又先后取得了沙土集和豫东等战役的胜利，华东的战局大为改观，特别是1948年7月13日，华野的许(世友)谭(震林)兵团一举攻克济南、徐州之间的兖州，王耀武据守的济南真正成了一座孤城。作为战区司令的王耀武，他非常清楚当前的形势，济南已经成了孤城。名义上，他手里还有11万人，但是很多是保安团，只有三个整编师而且战斗力不强。他的对面，华东野战军至少能拿出20万主力野战军对付他。其实，在兖州失守之前的5月份，王耀武曾飞往南京，向蒋介石建议放弃济南，集兵力于兖州，巩固徐兖，但是这一建议未被采纳，蒋介石认为济南政治地位重要，必需守。蒋介石给王耀武的充饥画饼是一旦济南战起，他会让杜聿明带17万人救援。甚至，必要时自己亲自出马。王耀武没敢太指望这个画饼，他要求把自己的旧部整编八十三师周志道部空运到济南，还要求空运重新编整的新七十四师。王耀武的盘算是，用这个自己亲手训练出来的旧部守机场，只要守住20天，共军不撤退就要被包饺子了。而且只要机场在，空运物资不断，援军不断，济南就能守住。

王耀武判断共军的主攻是在平坦的城西，实际上解放军的确是计划在城西主攻，但许世友的部下聂凤智在城东突然出击，当即拿下可以俯瞰济南全城的制高点茂陵、砚池两山。王耀武判断解放军要开始行动，果断动用预备队。双方在城东展开拉锯大战，这时城西的解放军主力宋时轮部开始进攻，王耀武现在只能指望自己能依托外城和西防区的防线守住15日，杜聿明如约带着援军用15天杀到济南。但是，19日晚，他的济南西区防区司令吴化文倒戈。吴化文的倒戈，使战局更加恶化。从19日打到22日，司令部所在省政府已经遭到解放军炮击。王耀武遂在北极庙西侧成仁祠设司令官指挥部，与依然在省府的参谋长指挥部成犄角之势。23日到24日，外城逐步失守，到24日上午，王耀武只能控制大明湖北岸不足一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整个区域全部在解放军步枪射程内。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王耀武的指挥依然没有乱，其军事能力可见一斑。王耀武下令提前开饭，然后指着“成仁祠”的匾额，对部下说的却是“此不同于抗日，不必萌发轻生的念头”，要大家各自珍重。然后自己还打算带一个营出去，回去向校长交差。

王耀武带了十五旅高子曰团的一个营，乘解放军意料不及，猛然向城北沼泽地带突围。进至一华里处一个小村庄，伏在一家民房中。等到解放军发觉，他已让该营南撤，而他自己则换上便衣，反向解放军问路，往东而去。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军是从东杀过来的，他的逃跑路线，不是直接往西，而是先往解放区深入，准备寻机再西返。实际上他也一度西返，因为听到谣传说援军到了，因此就往西走了一段路，结果发现援军没有到，又再往东走。 他被人发现，说起来还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他上茅房解手，拉完了按照日常习惯拿出白色的草纸擦屁股。若在今日，这一定不会有什么人在意，但是当年的中国，用草纸，还是白生生的软软的草纸擦屁股，那可太罕见了。当即就有老农提着裤子追赶，报告了解放军。一查问之下，王耀武倒也干脆，就直接认了“我就是王耀武”。至此，粟裕和王耀武之间的精彩对决也画上了句号。

篇四：张雄文：彭德怀曾让刘伯承粟裕委屈流泪

硬汉彭德怀：曾让刘伯承粟裕委屈流泪

彭德怀

摘自 《一个真实的粟裕》 作者：张雄文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虽然喜欢军事历史，好谈用兵之道与统兵将帅，却对头脑简单、性情粗鲁的军中粗人敬仰不起来，即便过去狂热时也如此。譬如一般人喜爱的历史人物程咬金、薛刚、牛皋、李逵之流。

书本里一出场便能让自己神往的人物，多是以谋略见长的智将，汉之韩信、宋之岳飞，近世粟裕、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人即如此。

从性情上说，彭德怀大抵算是张飞、程咬金一类的人物。他横戈马上，征战一生，不可谓不英雄，尤以庐山会议上无心插柳，一封他本人意料之外被毛泽东公开的万言书，使他成为近30年来名声最响的悲情人物。

但我对他的敬仰一直比较保守，除前述不大喜欢粗鲁之将外，大概还有两个缘由：一则自己最仰慕的人物是毛泽东，彭德怀却是常被一些人当作武器的“反毛英雄”；二则彭德怀曾经挨过整，但也曾以同样的方式整过刘伯承、粟裕。

1940年10月间的关家垴作战，彭德怀命令刘伯承的129师与据高临下、易守难攻的日军死打硬拼。冲锋的八路军士兵们象割韭菜一样一茬茬倒下。攻坚战持续两昼夜后，参战的各个连队都伤亡过半。

129师师长刘伯承心急如焚，找到彭德怀，商量着说：“关家垴居高临下，飞机十几架轮番对我阵地轰炸，主攻连队伤亡太大了，我们将下山道路封锁，是否待日军粮绝下山再打？”

彭德怀却火气很大，拍着桌子说：“牺牲再大，也得将冈崎大队给我消灭掉！” 战事于是继续呈胶着状态。10月31日晨，关家垴仍未攻下，而武乡、辽县的日军2500余人已经出动，试图围歼129师主力。

在此情形下，刘伯承再次给彭德怀打电话，建议暂时撤围，另寻战机。

彭德怀一听，又是火冒三丈：“拿不下关家垴，就撤掉129师的番号，杀头不论大小”。他的意思，自然是连刘伯承这样当年的上级与“川中名将”也要“军法处置”了。

一向平和的刘伯承也气得脸色发青，说：“你这是赌气，蛮干！”

彭德怀听了便咆哮起来：“拿不下关家恼，我撤你一二九师的番号！”说罢扔下了

刘伯承这时也非常气愤，泪水都溢出来了：“这个彭德怀，真拿他没有办法。”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虽然慈不掌兵，但作为忠厚长者的刘伯承，也为彭德怀的粗暴与麾下将士们的白白牺牲留下了眼泪。

“官大一级压死人”。刘伯承只得调整部署，重新组织进攻。最后虽然歼灭日军冈崎大队400余人，129师也伤亡惨重，许多连队只剩不足三分之一，红军时期的连、排战斗骨干也损失过半。而且造成1941年后抗日根据地十分艰难的后果。 1958年5开始的军委扩大会议，主持军委扩大会议的彭德怀给刘伯承扣上“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的“教条主义”帽子。

6月23日的批判大会上，彭德怀板着面孔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垂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连北京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教条主义可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彭德怀说的是与刘伯承有关的一件往事。

长征途中，刘伯承兼任红军学校的总教官。被红四方面军派来受训的30军军长余天云虽然年轻有为，却性情刚烈。在一个很小的战术问题上与教亩争吵，并争执到刘伯承处。

在刘伯承面前，余天云依然狂妄，不但不接受批评，还公然拔枪威胁刘伯承。刘伯承因此将他关了禁闭。

不料余天云认为大失面子，竟然跳崖自杀。

余天云的死，红四方面军最高领导人张国焘也认为是其本人心理素质所致，没有责怪刘伯承。但20多年后，彭德怀却以此作为刘伯承的一条“罪状”。

这年7月10日，66岁的刘伯承被迫当众作检讨，承认了所有“罪名”。期间，他语调低沉，多次哽咽，几乎说不下去。

这是刘伯承再次被彭德怀逼出了眼泪。

彭德怀不待见有“军神”美誉的刘伯承，虽然源于江西苏区时期的“土洋”之争，但主要根源或许还在他的自卑。

彭德怀出身旧军人，军事素养并不高，作战基本上依靠其多年从军生涯积累的战争经验，而非以指挥艺术见长。因此，他对擅长谋略的刘伯承有一种天然的隔阂情愫。抗美援朝的五次战役后，彭德怀对原属刘伯承二野的志愿军三兵团司令员王近山说：“人家是专家，我是丘八，你们不都是刘伯承带出来的么？刘伯承不是挺讲战术么？你们怎么不讲战术啦？”

虽然刘伯承远在国内，彭德怀不忘借刘伯承过去部下的失误挖苦他一下，可见其内心深处对刘伯承“专家”的素养还是挺期望的。但自己到底是“丘八”，已无法企及刘伯承的高度，便只好借题发挥，自我安慰了。

彭德怀对刘伯承如此，对被刘伯承称为“最优秀将领”的粟裕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根源之一也是军事素养的差异，特别是两人对末来战争的认识和战争准备上有不小的距离。

粟裕1954年就任总参谋长后，提出抽几个军作为统帅部略预备队，配置在便于机动的地区，平时由各军区领导，但不编入各军区战斗序列，战时由统帅部统一机动的建议。

彭德怀却说全国都属解放军，一旦战争爆发，统帅部完全可以从各军区临时抽调部队组织战略预备队，因此毫无必要。

粟裕则坚持说，等战争爆发再抽调组织这支部队，一是会打乱各军区的作战计划；二是战争一爆发，交通被破，部队行动受阻，将会失去战机。

争论的结果自然是官大的彭德怀获胜(多年后林彪主持军委采纳了这一建议)，粟裕则获得了一顶“争夺这几个军”的大帽子。

因为这些差异，彭德怀常常对粟裕出言不逊。甚至当粟裕在上报的文件上写了“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主席”字样时，他都会火冒三丈，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当粟裕被迫在1955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检讨，作解释说自己曾谦让陈毅当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又脱口而出：“这正说明你阴！”

沙场上“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的粟裕，在彭德怀的无端指责之下，常常束手无策，心情十分抑郁。据他的老部下张震回忆，有一次甚至看到粟裕趴在桌上流泪。

这自然与刘伯承一样，都是委屈的英雄泪。

有人说，刘伯承和粟裕都不该流泪，太损形象了。他们当如彭德怀，傲岸倔强，“不滴水西桥畔泪”。

世人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大概如此。

彭德怀让刘伯承、粟裕流泪，凭的是官衔。那么，当比彭德怀官衔更大的人整到他头上时，他的“英雄泪”自然流得更多。

1959年彭德怀被毛泽东整肃下台后，“落魄凤凰不如鸡”，再没有了过去的半点“脾气”。之后的十余年间，批斗、挨整是家常便饭。他终于尝到了比刘伯承、粟裕更委屈的滋味。

篇五：粟裕兵法

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 ——毛泽东

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1946年7月至8月，我华中野战军在粟裕、谭震林的率领下进行了著名的苏中战役，七战七捷，先后歼敌6个旅、5个交警大队共5万余人。苏中战役是解放战争初期第一个歼敌最多的战役，也是1946年内歼敌最多的一个战役。毛泽东闻讯后极为兴奋，在战役结束的前三天即8月28日，就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份给各战略区首长的电报。在这份很有名的电报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粟谭军从七月十三日至八月二十七日一个半月内，作战六次，歼敌六个半旅及交通总队五千，造成辉煌战果。而我军主力只有十五个团，但这十五个团是很充实与很有战斗力的，没有采取平均主义的补充办法。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八月二十六日集中十个团打敌两个团，八月二十七日集中十五个团打敌三个团)，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

毛泽东把苏中战役作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范例向全军介绍，并要各战略区仿照办理，这无疑是对粟裕作战指挥才能的充分肯定，是对粟裕成功地贯彻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方针的最高奖赏。

打歼灭战，这是毛泽东战争指导上的一贯思想，是我军在战役战斗上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详尽阐述了歼灭战

的思想。他强调，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的红军，基本的方针只能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他幽默地说，“拼消耗”对中国红军是不适宜的，因为“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这未免滑稽。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决定胜负的东西，而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重大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人，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毛泽东还认为，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其中，集中兵力是首先的主要的，它是打歼灭战的基本战法。集中兵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改变敌我的形势。他说过：“几个大汉打一个大汉之容易打胜，这是常识中包含的真理。”因此，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这是红军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常胜将军粟裕，对毛泽东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不仅理解透彻深刻，而且运用纯熟灵活。他在回忆录中说：“由于红军是在敌人包围之中作战，武器装备一切取之于敌，因此歼灭战一直是我军作战的基本方针。战略战术的运用常以能否达到歼灭敌人为标准。在井冈山时期，红军为了达到歼灭敌人的目的，依据不同的敌人，采取了不同的战法。对于一打就垮的部队，采取穷追；对于战斗较强的部队，则运用迂回包围。如井冈山第二次反“进剿” 时，红军打赣南刘士毅的部队。该敌是地方部队，战斗力不强，与红军刚一接触就逃跑了。粟裕所在的部队一口追了35公里，俘虏敌营长以下官兵300人，缴枪250支。这种追击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追击，而是为了达到歼灭敌人的战术。

粟裕在研究战史时曾经谈到，1930年12月至1931年1月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是一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范例。当时，蒋介石调集11 个师又2个旅共10万余人的兵力，统由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指挥，向中央苏区发动进攻。我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向根据地中部实施退却。敌人以平均日行35公里的速度，分多路

向我进攻，每路又分成梯队。我军在多路敌人中选择了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的第五十师。这两个师各约1．4万人，我军集中 4万人的绝对优势分别歼灭之。当得悉张辉瓒师孤军深入，已进抵龙岗时，我军迅速定下决心，乘敌立足未稳，集中优势兵力，运用迂回包围战术，于12月30日一举全歼该敌，活捉张辉瓒；接着，又在1931年1月3日歼灭谭道源一个旅，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粟裕根据当面战场的实际情况，灵活地运用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针，“愈出愈奇，愈打愈妙”、“屡战屡胜”。

前面提到的解放战争初期的苏中战役，敌处绝对优势，共15个旅约12万人；我处劣势，共19个团3万余人。正是由于粟裕乘敌之隙，巧妙用兵，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实现了七战七捷。

一战宣家堡和泰兴。粟裕乘敌骄狂，进攻前戒备疏松之隙，指挥华中野战军主力第一师、第六师各以6倍于敌的兵力，分别出其不意地向宣家堡、泰兴守敌整编第八十三师第十九旅发起攻击，歼灭敌2个美械团另2个营，共 3000余人，扩展了我军的回旋余地，为转用兵力、连续作战打开了局面。

二战如南。我采取避其锋芒、击其侧翼的战法，以少数兵力迷惑敌人，主力则长途奔袭百里，以4倍于敌的兵力，出敌不意地攻击向如南增援之敌第四十九师，在运动中歼敌1个半旅，连同在阻击中消灭的敌人，共1万余人。

三战海安。海安是苏中的战略要点和交通枢纽。敌集中6个旅的兵力分路由如皋、姜堰合击海安，我以运动防御阻击敌人，杀伤敌3000余人，创造了敌我伤亡15比1的记录。

四战奇袭李堡。我主动撤离海安后，敌误认为“苏中共军大势已去”。我乘敌骄兵轻进和2个旅的部队正在换防之机，集中兵力突然向李堡发起攻击，歼敌1个半旅9000余人。

五战丁堰和林梓。我华中野战军经短期休整后，集中主力16个团3万余人，以夜行军插入敌侧后，从敌兵力薄弱的丁堰、林梓打开缺口，钻到敌人肚子里，全歼5个交警大队，另1个营，共3000余人。

六战邵伯。我第十纵队3个团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顽强坚守邵伯、乔墅阵地，抗击敌整编第二十五师2个旅的疯狂进攻，毙伤敌2000余人。

七战如(皋)黄(桥)路。我军攻黄(桥)救邵(伯)，用攻其必救的办法调动敌人，在如皋、黄桥之间与敌遭遇。我先是集中5倍于敌的兵力，歼灭分界之敌第九十九旅；随后向加力转用兵力，集中15个团歼灭敌第一八七旅和第七十九旅1个团，共歼敌2个半旅约1．7万余人。

粟裕在总结苏中战役的经验时指出：苏中作战之所以能获得重大胜利，就军事上来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执行了战略上以少胜多的原则，但在战术上，则恰好相反，采取了以多胜少的打法”。他在后来还回忆说：“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长期熏陶下，我们总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就整个苏中战场来说，敌我兵力对比是三点五比一，由于我们灵活用兵，在第一、二、四、五各决战斗中，我们都集中了三倍以上的兵力对付待歼之敌，有时为了保证全歼和速决，还集中了绝对优势的四倍、五倍、六倍于敌之兵力。”正因为如此，苏中战役才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毛泽东高度评价说，苏中战役“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朱德也赞扬道：“粟裕是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楷模。他在苏中战役中消灭的敌人比他自己的兵力还多。”

在集中优势兵力的具体运用上，粟裕从不拘泥于已往的经验，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调度和使用兵力。他认为，部队数量较少时，可以只对一个作战目标形成优势；部队数量较多时，可同时对几个作战目标形成优势。在大多数情况下，将战区主力集中在一个主要战场和方向上行动，以迅速转换战局。这是粟裕在全局的劣势和被动中争取局部优势和主动，逐渐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并最终战胜敌人的基本方法。

解放战争中的华东战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全国的主战场。蒋介石在实施重点进攻时，用于华东战区的兵力占其进攻解放区总兵力的27％，占其重点进攻兵力的66％。因此，华东战区是当时我军各大战区中承受压力最大的战区，中央军委也赋予华东战区以较重的作战任务。在这种情况下，陈毅、粟裕始终把集中使用战区主力，作为转换战场形势的最重要的手段。在战略防御阶段，首先将华中主力大部集中于苏中地区，在苏中解放区前部地区进行了苏中战役，胜利完成了战争初期的试战任务；尔后，华中、山东两军合并，又集中9个纵队，进行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重创进犯山东解放区的敌人。在战略进攻阶段，集中华野外线兵团主力首先实施了沙土集战役，后又统一指挥外线兵团和中野2个纵队进行了豫东战役，协同刘邓、陈谢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原战局。接着，又挥师北上南下，集中华野全军，胜利进行了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与中原野战军密切协同，歼灭国民党军主力于长江以北。

毛泽东曾经说过，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都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粟裕根据自己的战争实践，体会到集中兵力之所以做起来难，“如何判断和选择重点是关键”。他以济南战役为例。济南守城之敌，在王耀武统一指挥下，以泺口、马鞍山为界，分为东、西两个守备区，守备东线的是中央军，守备西线的是杂牌军吴化文部。显然，济南守敌是以东线为其重点。西线守敌六十九军军长吴化文，在战役前曾有弃暗投明的表示，加之敌人的机场在城西。粟裕遂决定将攻城兵力重点首先用在西线。结果，我军仅用4天就全部占领了济南的外围防御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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