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简牍博物馆

篇一：甘肃简牍博物馆获批准成立

来源：《 光明日报 》（ 2013年01月13日 03 版）

光明日报兰州1月12日电（记者宋喜群）甘肃省日前正式批准成立“甘肃简牍博物馆”，承担省内出土简牍的收藏保管、保护修复、整理研究和展示利用的职能。

甘肃是汉简大省，河西走廊乃汉简之都。上个世纪初，西北汉简、敦煌遗书同安阳甲骨、大内档案并称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同时兴起的简牍学、敦煌学、甲骨学成为三大世界性显学。截至目前，甘肃共发现历代简牍7万多枚，仅汉简就占全国出土汉简的82％以上。

此次批准成立的“甘肃简牍博物馆”将“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的职能合并到一起，整合资源和人才优势，成为继“长沙简牍博物馆”之后的又一座收藏展示中国简牍的专题性博物馆。

篇二：简牍博物馆

简牍博物馆概况

长沙是中国出土简牍数量最多的城市。长沙简牍博物馆是目前世界唯一一座集简牍收藏、保护、整理、研究和陈列展示于一体的新型现代化专题博物馆。本馆占地30亩，主体建筑面积14100平方米，其中展厅面积6000平方米，库房面积3000平方米。

本馆建筑风格采用魏晋时期高台建筑和中国现代园林建筑风格相结合的形式，馆舍建筑形式新型，采光效果好。位于长沙市天心阁和白沙古井之间的长沙简牍博物馆，设计为汉代风格，借鉴了三国时期盛行的高台建筑形式。博物馆占地面积1.2万多平方米，一楼为3000余平方米的保护库房，主要用于对简牍的脱水、保护和保存；二楼为展示厅，展示已经整理出来的简牍和近年来在长沙附近出土的其他文物；三楼为研究中心。

本馆简牍藏品主要为1996年出土的14万枚三国孙吴时期纪年简牍和2003年发现的2万余枚西汉初年纪年简牍，另外，青铜、漆木、书画、金银等其它藏品约3500件。

1996年10月，长沙市走马楼一处工地中出土了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孙吴纪年简牍，共计14万余枚，超过此前中国历年出土简牍数量的总和。由于三国时期史料匮乏，这批吴简被认为是中国继殷墟甲骨卜辞、敦煌文书之后的又一“世纪考古大发现”。2003年12月，长沙走马楼又出土了1万余枚西汉时期简牍，以文字的形式生动地再现了汉武帝时期的西汉盛世风云。

简牍

中国古代在纸张未发明之前，典籍、文书主要写在以竹、木为质地的简条上，再用丝线捆扎联结，便于阅读和保存。简和牍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宽度上，简细长，牍则更宽，能书写更多的内容，制作材料竹木皆可，但一般简多为竹，牍多为木。秦汉以前，简牍是使用最广泛的文书形式。

简牍，古代汉族书写用的竹简和木片，为未编成册之称。实际是几种东西的总称，指的是竹简、木简、竹牍和木牍。在纸发明以前，简牍是中国书籍的最主要形式，对后世书籍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今日，有关图书的名词术语、书写格式及写作方法，依然承袭了简牍时期形成的传统。

简牍是对我国古代遗存下来的写有文字的竹简与木牍的概称。用竹片写的书称“简策”，用木版（也作“板”）写的叫“版牍”。超过100字的长文，就写在简策上，不到100字的短文，便写在木版上。写在木版上的文字大多数是有关官方文书、户籍、告示、信札、遣册及图画。由于文字内容有异，其称谓有别，如军事的文书叫“檄”；用于告示者称之“榜”；将信写于木版，然后再加一版叫作“检”。在检上写寄信人和收信人的姓名、地址叫作“署”---这是信封的起源。然后将两版合好捆扎，在打结的地方涂上粘土，盖上阴文印章，在粘土上出现凸起的字，这就是“封”，使用的粘土叫“封泥”。由于写信的木版，通常只有一尺长，故信函又叫“尺牍”。笺是古代一种短小的简牍，是供读书者随时

注释的，它系在相应的简以备参考之用。现今人们所说的笺注就是起源于此。从策、简、籍、簿、笺、札、检、椠等从竹、木字形上，都反映出简牍的制成材料。

简是古代书籍的基本单位，相当于现今的一页。

一枚简牍称为简，常写一行直书文字。字数较多的，写在数简上，编连在一起，称之“册”。长篇文字内容成为一个单位的，叫作“篇”。一“篇”可能含有数“册”。至于简牍“卷”的称谓，还存在分歧。劳干认为，居延广地南部“候兵物册”共77简，以麻绳编之，如竹帘状，可以舒卷，故“简编则为册，卷则为卷”。陈盘指出：孔安国《古文尚书》序中有云：“并序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陈以为此处既曰篇，又曰卷，据此可证明一篇或数篇可为一卷。 简 由竹或木加工而成，通常是削成长条形，将写字的一面磨光；竹质的还要在火上炙干，这道工序叫做" 汗青"或叫" 杀青"，目的是使其易于着墨和防蠹。简的宽度一般为0.5～1厘米,厚数毫米,长度根据需要而定，在汉代有3尺、2.4尺、1.2尺、0.8尺(以上均汉尺)等。汉代似有定制：儒家经典和政府颁发的律令用长简，诸子百家著作用短简。各时代所用简的尺寸不尽相同。每枚简上书写一行字。也有少数简加宽约一倍，书写两行，径称为"两行"。很多枚简用麻绳或丝绳编连起来，叫做"册"。一般编2～5道，也有个别编1 道的，通常视简的长度而定,大多数是先编后写。简册这种形制(或称简册制度)到汉代已臻于完善。例如编连以后,书写时除少数的以外，大多上下都留有少许空白，犹如纸质文献的天头地脚。简册的最前面的两枚一般是空白简，叫首简或赘简，这是后世书籍扉页的起源。有的简册在每段文字之前有小题，末简有尾题和总计本篇字数，有的在每枚简末或简背上都标有"页码"。还有的简册以扁方框、圆点、圆圈、三角形等符号标明篇、章、句的所在位置。简册的存放方式，是以最末一简为轴心，将有字的一面向里卷起来。为了不打开即知该卷内容，在首简背面从右到左题有篇名和篇次。现已发现的秦代简册,有的却以第一枚简为轴心，故篇名题在末简的简背上。

牍

多为木质，与简不同之处是加宽好几倍，有的宽到6厘米左右,个别的达15厘米以上,呈长方形,故又叫做"方"或"版"。牍多用来书写契约、 医方、 历谱、过所(通行证)、书信等。书信多用1尺(汉尺)的牍,所以人们常将书信称为"尺牍"。皇帝诏书用尺一牍 (汉尺1.1尺)。牍也用来画地图，这是后世称一国疆域为"版图"的由来。牍同时也用来书写一部书内所包含的篇名，这或许就是后世一书中目次的起源。更多的牍是用作书写随葬品的名目(清单),称为"赗方"(如写在简册上则叫"遣策")。

基本陈列

长沙简牍博物馆基本陈列四个部分组成： 一、《三国吴简》系统介绍三国吴简的形制、内容及十二年来对该批简牍的研究成果，重点展示吴简中关于赋税、籍薄、司法、户籍、职官、纪年等主要内容，通过复原、动漫等形式再现了古代简牍制作、生活及简牍发现、发掘场景。 二、《中国简牍》部分主要通过图文和实物相结合的形式按时代序列介绍了战国至魏晋时期各地区简牍发现与研究的主要成果，使观众能能清晰了解中国简帛学发展历程。

三、《世界文字载体》部分主要介绍世界各地自古以来文字书写载体的基本情况，使观众充分认识作为文明基本要素的文字在世界各地的承载与传播。

四、《中国简牍书法》部分主要以图版形式介绍中国简牍书法的演变、发展和成熟过程。

另外，该馆的主要辅助陈列为《长沙出土文物精华展》，该展览由《青铜神韵》、《湘楚瑰宝》、《两汉遗珍》、《瓷釉华彩》四个部分组成。

《青铜神韵》介绍长沙宁乡地区出土的商周时期青铜器，向观众展现了商周时期中国三大青铜器主要出土地点之一的宁乡青铜器的重要发现和历史地位。

《湘楚瑰宝》重点介绍春秋晚期以来，长沙作为楚文化的又一个政治、军事中心，历年来出土大量该时期的精美文物，着重介绍成套铜陶礼器、手工业制品和祭祀用器。

《两汉遗珍》主要介绍长沙地区出土的两汉时期长沙国的精美文物，该部分展品以吴姓和刘姓长沙国王室墓地出土的玉器、漆木器、签牌、印章等为主。

《瓷釉华彩》部分主要介绍享誉国内外的长沙铜官窑的情况。该部分展品丰富，突出展现了长沙窑作为中国釉下多彩的发源地和唐代重要外销瓷的主要特色。

典藏介绍 1996年10月，长沙出土了14万余枚三国孙吴时期（公元222年—公元280年）的简牍，数量超过了中国历年来出土简牍的总和。它的内容涉及三国时期吴国的司法、财政、赋税、户籍等多个方面，对深入研究三国孙吴时期的经济关系、阶级关系、赋税制度、书法艺术以及社会生活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序厅]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陈列馆的序厅，大家看到的背景板是四块木牍，它们是以长沙吴简中的木牍放大而成，目的是使大家对长沙吴简的形制、文字、内容、书法等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展台上摆放的是木简和简册，是按1：1的大小复制而成的。

长沙吴简

走马楼出土的长沙吴简，总数量约14万余枚，内容大致可分为符券类、簿籍类、书檄类和信札及其它杂类等。是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地下文献的重大发现，被评为1996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列入二十世纪中国一百项重大考古发现。

第一组 组图及文物陈列

长沙，素有“楚汉名城，屈贾之乡”的美誉，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二十四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1987年为配合位于五一广场的地下商场的建设，长沙市文物部门清理出战国至明代古井19口，灰坑3处，出土一大批战国至明清时期的文物首次以科学的地层关系及大量的考古材料证明了长沙古城的2000余年的城建历史，为进一步探讨长沙城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地理位置及发展变化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

1996年7—12月，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配合湖南平和堂商业大厦的建设，清理出战国至明清时期的古井窖57座，出土铜、铁、陶瓷、竹木等文物3000余套，在编号为22号古井窖中发现了14万余枚三国吴纪年简牍。

展柜里陈列的是从古井窖中出土的文物，均为原件。包括：陶瓦当、钱币、简牍、陶罐。

第二组 长沙吴简内容

长沙吴简的内容大致可分为符券类、簿籍类、书檄类和信札及其它杂类等，涉及纪年、职官司人物、军事地理、赋税、人口和司法等方面。这批简牍是吴国孙权时期长沙郡及所属县（临湘候国）的文书档案，是目前研究三国史尤其是孙吴历史最重要的出土文献。其中赋税简出土最多。

赋税简 是长沙吴简最为重要的内容。当时赋税主要征收钱、布、米、豆、皮，其中，米类有很多名目，有税种之分、有品质之分、有产地之分等。一般说来，米、豆入仓，钱、布、皮则入库。这批赋税简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孙吴吏民缴纳赋税的详细资料。

赋税简中有大量关于当时度量衡内容的记录，容量制有斛、斗、升、合、勺，长度制有匹、丈、尺、寸，田亩面积制有町、顷、亩、步等。

精品陈列柜。为什么这批简牍能完整的保存1700余年呢？主要是这批简牍以竹笥si装置，上面以粘性黄泥密封，加之深藏，地下水位高，使简牍与空气隔绝，细菌不能繁衍，所以能保存下来。长沙吴简中竹简由竹类中的刚竹制作而成。由于长期浸泡在黑色潮湿的泥土中，其饱含水分，竹质严重腐朽，纤维分离，竹简颜色为深褐色，字迹散淡，因此，长沙吴简的保护整理工作十分复杂，一般需要以下程序：剥离、揭取、清洗、检对、登记、存库、换水、施药、防霉、防腐、脱色、脱水、照相、释文、建档、保管、出版等。

第三组 吴简形制

长沙吴简形制有简、牍、签牌、封检、封泥匣等，其中竹简数量最多。 竹简 长沙吴简主要为竹简，其形制有两种，一种长25—29、宽1.2—1.5、厚0.15—0.18厘米，另一种长22.2—23.5、宽0.5—1.2、厚0.05—0.1厘米，用上下两道编绳编连好后再行书写。

牍 《说文》：“牍，书板也。”即用于书写的木板。其宽度比简宽，可以书写数行。长沙吴简所见之牍多系木板，杉木质地，但也极少数用竹板做成，长与简略同，宽窄不一，厚度均超过竹简。

检 《说文》：“检，书署也。”《释名·释书契》：“检，禁也，禁闭诸物使不得露也。”封检用于封缄和标识各种物品和文书，大多署有文字以说明封缄的目的，如传送、封存等。有些封检虽无墨书文字，但其封泥上必有印章文，使之具有信用功能。长沙吴简所见封简均为长方形，木质，下端有缚强的绳槽和填泥的方孔，方端则是书写标题的题板。类似于现在的封条或印戳。

楬 《说文》：“楬，楬桀也”。即标签、签牌，属于标识文书，是特殊的简牍形式，实物所见皆为器物楬和文书楬两种。长沙吴简所见之楬均为文书楬，木质，楬上书有标题。

名刺 刺是用以谒见禀报的实录文文书。长沙吴简中不少是名刺简，涉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问安、谒见、荐举、赠物等内容。如展板所示：“弟子黄朝再拜问起居 长沙益阳字元宝”。意为：一个叫黄朝的弟子再次来拜见他的老师，目的是向老师问安，他是长沙益阳人，元宝是其字号。

第四组 简牍的制作书写

简牍的制作一般包括备料、片解、刮削、杀青（或上胶液）、编联诸程序。这里展示的是简牍制作过程的工艺流程。

中国简牍 简牍，作为中国古代文字的载体，始于春秋战国或更早，盛于秦汉、衰于魏晋，先后使用了三千余年，因而留下了辉煌的文献资料，成为中国文物宝库中极为珍贵的宝藏。在纸张发明和推广之前，简牍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播和承载的重要工具。在中国封建文化的奠基时期起着重大作用，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和壮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一组 战国时期简牍（公元前476—公元前221年）

商周时代的简牍在现代考古中尚未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简牍的使用已十分广泛。战国时期的简牍是中国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简牍实物。这一时期的简牍集中发现于长江流域的湖北、湖南以及河南省。

第二组 秦代简牍（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

秦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统一王朝。由于秦始皇采取焚书坑儒的政策，使秦代保存下来的简牍显得尤为珍贵。这一时期的简牍集中发现在湖北、湖南以及秦腹地甘肃。

第三组 汉代简牍（公元前206—公元220年）

汉代是简牍使用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简牍发现的地域更广泛，数量更庞大，内容更丰富，影响更深远。

以1900年新疆于阗、楼兰遗址发现的汉晋简牍为先声，至1949年，中国简牍发现的地点集中在西北地区，其数量较多，保存也较完善，客观上为国际汉学

篇三：甘肃省博物馆张绍轩《丝路讲解词》简明版

《甘肃丝绸之路文明展》简明讲解词

张绍轩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甘肃省博物馆丝绸之路展厅。我是本馆志愿者，义务为您讲解本展厅文物。

一。丝绸之路路线图版（史学家把沟通中西方的商路统称丝绸之路。）

1. 草原丝绸之路

2. 绿洲丝绸之路

3.海上丝绸之路

二、丝绸之路的前奏

1.权杖头：这一特殊器具在我国发现数量不多，仅在我省，陕西、新疆等地有出土，我馆展出的几件权仗头质地不同，有彩陶权杖头、石质权杖头、青铜权杖头。远古时期，在西亚、中亚、皆有权威人士执权杖的习俗，这类文物的出土，说明是与中亚文化接触和交流的结果。

2. 金鼻环：看上去似手镯，圆形开口处呈扁圆夹口，黄金质地，应属于游牧民族上层或有身份地们的人佩戴的。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

3. 玉：是一种温润光泽的美丽矿石，古代先民雕琢成器，赋予千般万种的灵性，融进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古人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

4. 蚕纹双连陶罐：出土于临洮马家坪，属齐家文化泥制红陶器，大约距今4000年左右，在两个罐体的腹部，分别采用阴线条刻有蚕体6条，每罐三条，能明显看出吞头、嘴 眼。这些蚕纹很可能是人工家养蚕，表明中国养蚕的悠久历史说明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先民就已懂得了养蚕缫丝。

5. 三足红陶鸟形器：广河齐家坪出土，高12厘米，属齐家文化类型，器物质地以红陶泥制。器型鸟头较小，但特征明显。（嘴部、眼睛等）尾部呈器口，鸟型腹部容腔饱满，以三足相托，给人以敦厚稳健之感。此器物与波斯古文化

的鸟形陶器有诸多相似，这不难看出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影响。

6. 甘肃被专家称为彩陶之乡，这一展柜只成列了部分我省出土，与新疆等地有类似器型纹饰的彩陶，表明远古时代，东西方应该就有交流。

7.这件三狼纽盖彩陶鼎独具特色，深深打上游牧文化的烙印。说起鼎，在我们眼中似乎更熟悉的是青铜鼎，接下来就请大家参观我馆的西周青铜器。

8.在我国陇东地区的灵台县白草坡，发掘、清理了一批西周墓葬，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

鼎，原来是作为炊器，后来成为礼器中最重要的器种之一，而且是国家王权的象征。

（ luan）伯提梁铜卤，器物美观大气。呈圆筒形，带动带盖，在方棱扁条式提梁面上饰凤纹，在提梁与卤身结合的两端铸有牛首，形象生动逼真。

爵：古代的饮酒器，即现在的酒杯，器型别致，长圆腹，前有倒酒用的流，后有尾，腹旁有把手，口沿处有两柱，器物下部有锥形三足。

9.人头形铜钩戟：是我国古代独有的一种多功能长柄武器，可勾可刺可横砍，是杀伤力很强的兵器。刃部铸成形象奇特的人头形，深目浓眉，披发卷须，大耳巨鼻，嘴唇突出，腮部有线条粗而深的唇形纹饰，这一形象显然非华夏人相貌，据考证分析，可能是当时对西周王朝威胁最大的猃狁（xian yun）人。

10. 战国鼎形铜灯：铜灯的灯盏为反扣的器盖，从器腹两侧伸起的两个活动支架将铜盖托起，盖内可燃油点灯。这件铜灯，作战时携带方便，放下支架，合闭于器腹上，器盖上的一对宽嘴鸭首，扣住活动支架，在鼎内装满燃油时，由于器物制做得严丝合缝，油不易漏出，是一件实用和美观相结合的匠心独具的精品。

11. 秦编钟：一种打击乐器，大小不同的几枚按序配列为一组，所以叫“编钟”。这一组编钟来自礼县永兴乡，是公安人员从盗墓者手里追缴回来的。

12. 鹰首形青铜权杖头：永登榆树沟沙井文化墓出土。鹰是古代北方草原民族崇奉的猛禽。鹰头制作生动，突显出尖喙圆眼，严阵以待的神态，这个鹰首权杖头，是部落首领身份地位的象征

13.镶绿松石金耳环：出自沙井文化，约为春秋时期。金耳环为圆形，下联耳坠，耳坠为镶嵌的绿松石，制作精美，，技术娴熟，器物华贵，应是有身份人所佩戴。

三、丝绸之路的开拓

汉武帝时期，两次派张骞作为汉朝使者率领随从出使西域，与乌孙、大月氏、康居等三十六国建立关系。从此，东西方交流日益频繁。

14. 弩机：是一种用机械力量发箭的弓。

15.转射：汉代边境坞墙或烽燧上安置的防御观察器。

16. 甘肃被专家称作简牍之乡，目前我国出土的汉简82%保存在甘肃。所谓“简”指的就是竹或木削成的具有一定长、宽、厚度用以写字的薄片。一般是每简写一行，偶有两行者，字数则因简的长度及字形大小而异，少者数字，多则数十字乃至百余字。若干简牍编联起来即成“册”，通常一册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这是我国书籍的最早形态。

17. 铜奔马及铜车马仪仗队是1969年10月出土于我省武威雷台汉墓。铜奔马：高34、5厘米，长44、5厘米，宽13、1厘米，重7300克(7.15公斤)。铜奔马造型矫健精美，作昂首嘶鸣。逸足奔腾状，摄取了奔马三足腾空，一足超掠飞鸟的刹那瞬间。飞鸟回首惊顾，更增强奔马疾速向前的动势。铜奔马全身的着力点集中于超蹑飞鸟的一足上。精确地掌握了力学的平衡原理，具有卓越的工艺技术水平。铜奔马是按照良马式的标准去塑造的，集河西走马、大宛马、蒙古马等马种的优点于一身，特别是表现出河西走马的对侧步的特征，使凉州骏马遨游丝路，势凌万里的不凡气质，通过巧妙的构思经营。精练的艺术

造型和卓越的铸铜工艺完美地体现出来。铜奔马成为东西方文化交往的使者和象征，因此被列为中国旅游标志。铜奔马驰誉世界，它是全人类的文化瑰宝。

铜车马仪仗队：是由38匹铜马，一头铜牛，14辆铜车，17件的手持矛与戟的武士俑和28件奴婢组成，它是迄今发现的数量最多的东汉车马仪仗铜俑，显示出汉代群体铜雕的杰出成就。象这样成批、成组、精致的铜质车马俑在我国还是首次发现。

18. 釉陶陶楼院，这一多层建筑模型，为研究我国东汉地主庄园和古代建筑史，提供了实物资料。

19. 丝绸刺绣花边：在每一个小三角里，都绣有一只神态各异的仙鹤，历经2000年的岁月洗礼，丝绸绚丽的色彩尽失，但我们透过精美的刺绣花边，依稀可以遥想当年的盛况。

20.医方简：1972年出土于武威旱滩坡一座东汉初年墓中，大部分保存完好，发现共有92枚医药简牍。这批简牍，为我们保留了不少古老的中医资料，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医学水平。表明当时的临床治疗不仅已经确立了“辩证施治”原则，而且已形成了较严整的科学体系。

21. 《仪礼》简：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仪礼》简是目前所见最古老的写本，在版本校勘上有很高的价值。该简册书写工整秀丽，是汉代墨写隶书的上品。

22. 肩水金关纸：发现于居延肩水金关西汉墓，是现存的我国早期古纸标本。

23. 木雕工艺：甘肃汉代木雕至今仍在中国雕塑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令人叹为观止。木独角兽：磨嘴子汉墓出土。长57厘米，为汉代木雕中的代表作品，代表它通常放在墓门前用来镇墓，辟邪，独角兽是传说中的一种神兽，又被称为“獬豸”，国内考古学家认为可能与犀牛有关。

24. 墓室壁画：在河西走廊西部出土了一批内容丰富，色彩鲜艳的壁画墓彩绘砖，它是古人在砖上用线条和色彩创造的一种艺术形式。对了解当时的河西地区的社会生活有重要的价值。

25. 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铅釉陶器，在色釉中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经过焙烧，色彩多以黄、赭、绿三色为主。唐三彩用于随葬，作为冥器，

唐三彩的造型丰富多彩，一般可以分为动物、生活用具和人物三大类，而其中尤以动物居多。

26.佛陀之光：天梯山石窟是我国最早见于史册记载并颇有影响的一处早期石窟，按我国石窟寺开凿先后顺序，天梯山石窟居第二位，稍晚于莫高窟，始建于北凉时期，1959年甘肃修建黄羊水库，即将淹没这些宝贵的文物，出于对他们的尊重和保护，专家把他们都请进了甘肃省博物馆。

27. 唐代彩绘一佛二菩萨

主尊坐佛，全跌坐，阴刻波线纹肉髻，丰颐秀目，低垂下视的双眼和紧闭的双唇，流露出庄重深思的神情。右手结禅定印，左手肤膝，也表现出恬静的心境。身着圆领通肩大衣，衣纹为梯形线条流畅，表现出质地柔软厚重，造像比例适当，体态雍容宽松。

右侧菩萨：天梯山石窟菩萨大多体形高大，体态丰满，肌肤莹润，亭亭玉立。是唐代所谓“丰肌秀骨”的典型。

28.五重舍利宝函：1964年出土于甘肃泾川的一座唐代大云寺塔基地室。。共5件，由石函、铜匣、银椁、金棺和琉璃舍利瓶组成，大小相隔套装在一起。最外层为石函，由质地坚硬的灰色大理石制成，方形履斗形，顶上正中方格内写“大周泾川大云寺舍利之函一十四粒”。第二层为铜匣，通体鎏金，间刻忍冬纹，盖顶嵌一银质莲花，十二瓣，莲花中心镶一桃形银珠。正面挂鎏金铜锁钥。第三层银椁，覆瓦盖式,通体忍冬。两侧各安两圆环，底座呈长方形，四面有勾

篇四：甘肃省博物馆

甘肃省博物馆

甘肃省博物馆（Gansu Museum）

甘肃地处黄河中上游，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地理环境，使甘肃遗存了大量珍贵的文物。甘肃省博物馆始建于1956年，前身为1939年成立的甘肃科学教育馆。该馆展览楼主体为仿欧式古典风格建筑，造型挺拔，气势宏伟。新馆建成后，展厅面积达2. 8万平方米。馆内现藏历史文物、近现代文物、古生物化石及标本近十万件，其中一、二级珍贵文物3000余件，汇集了甘肃从远古时期到丝绸之路的大量文化遗存和文物精华。多年来，该馆先后主办和参加国内外各类展览200多次，每年接待观众3万人次，成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展现甘肃古代文明的重要窗口。

甘肃省博物馆，馆藏文物众多。甘肃彩陶、汉代简牍、佛教艺术珍品和青铜器、瓷器、木雕、丝织品、绘画作品等为稀世珍宝。

馆藏彩陶，类型繁多、图案精美、花纹绚丽，为新石器时代彩陶艺术之冠。从距今7800年的大地湾红色宽带纹彩陶到以鱼类水族纹贯穿始终的仰韶文化，经过彩陶艺术顶峰时期的马家窑文化，直至2500多年前春秋时期的沙井文化，延续5000年，使甘肃彩陶成为发源最早，历史最久，类型最多的地区之一，在世界远古彩陶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馆藏青铜器，最早出现于马家窑文化中，大批出土于商和汉代。1969年发掘清理的雷台东汉张姓将军夫妇墓，保存了230多件珍贵文物，其中大部分为青铜器皿。仅铜车马仪仗就由45件铜俑、39匹铜马（包括铜奔马）、一匹铜牛和14辆铜车等100余件文物组成，是汉墓中迄今发现最完整的铜车马仪仗队列。而罕见的艺术珍品“铜奔马”，三足腾空、右后足踏一展翅回首的飞鸟造型，符合力学原理，成为举世闻名的国之瑰宝。1983年，铜奔马被国家旅游局定为中国旅游标志。

馆藏汉代（前206——公元220）简牍总数达2万余枚，其中武威的仪礼简、五枚简、医药简，居延、敦煌木简等，是研究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献。 馆藏汉晋艺术作品中，汉代木雕与十六国墓室壁画引人注目。造型简朴、概括，手法洗炼、纯熟的木雕再现了汉代河 西地区车马交通和庄园生活。汉晋丝麻织品，尤其是汉代的纱、绢、罗、缋、锦等品种繁多，制作精美，反映了当时的染织工艺达到很高水平。

甘肃是佛教传入最早的地区之一。著名的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永靖炳灵寺三大石窟群，堪称珍贵的艺术宝库。自十六国至隋唐时期的佛教壁画、彩塑、石造像碑、塔，汉、藏文写经等艺术珍品都以其精湛的制作技艺而闻名遐迩。

馆藏的陶瓷器也有一定数量，釉陶以唐代三彩器为主，造型硕大，气势豪迈，显示了雄伟、厚朴的艺术风格。而宋元瓷器则是丝绸之路上贸易往来中主要的外销物品，在甘肃发现的青瓷、青白瓷、青花瓷等。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不辞辛劳的商旅们频繁往来，不仅将中国的丝绸、瓷器、造纸术和炼丹术传至西方，而且将西方的音乐、舞蹈、天文等带入中国，在甘肃也出土了许多诸如东罗马银盘、波斯银币、胡腾舞俑等精美的异国文物。

甘肃省博物馆是中国地方综合性博物馆。位于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1956年建。前身是1939年成立的甘肃科学教育馆，1943年改名为国立甘肃科学教育馆，1950年改称西北人民科学馆。1956年改为甘肃省博物馆。1958年新馆建成开放。建筑面积1.8万多平方米。

该馆藏品计有自然标本、历史文物、革命文物和民族文物7.5万多件，一级藏品110多件，如：甘肃彩陶、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世界闻名的铜奔马和成组车马俑、汉代医方简、北宋淳化二年 (991)《报父母恩重经变画》等。自然标本中珍藏有中国特有动物大熊猫、金丝猴和丹顶鹤等标本。藏品中历史文物占三分之二。最具特色的是新石器时代各类彩陶、汉代木简木雕、十六国至唐代的佛教造像、写经等。革命文物有当年红军长征遗留下的标语等。

该馆陈列面积7500多平方米，有5个大型的固定展览。

《甘肃历史文物》展览，展出了甘肃境内出土历史文物1500余件，系统地反映甘肃历史发展的概况，重点突出甘肃新石器时代的各种文化的彩陶，丝绸之路咽喉要道──河西走廊出土的汉唐文物，十六国至隋唐佛教艺术和写经等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实物。

《甘肃自然富源》展览，展出实物、模型1380件，全面介绍了甘肃行政区划、人口、民族、交通、气候、水文、土壤和动物、植物、矿物资源。

《嘉峪关魏晋壁画墓》展览，展出了墓内保存的60多幅砖画。

《黄河古象》展览，展出1973年春在合水县发现的黄河剑齿象化石，长8米，高4米，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个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剑齿象遗骸。

《红军长征过甘肃》革命文物展览，以长征为轴线，通过照片、文献、实物，介绍长征在甘肃境内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和革命斗争。

该馆单独或合作编辑出版的重要书刊有《武威汉简》、《甘肃彩陶》、《武威汉代医简》、《汉简研究文集》、《炳灵寺石窟》、《红军长征过甘肃革命文物》、《淳化阁帖选》、《汉简书法选》等10多种。

甘肃省博物馆，位于古丝绸之路重镇兰州的黄河之滨，为国内外著名博物馆和旅游地之

一。博物馆历史悠久，前身为1939年建立的甘肃科学教育馆。馆舍占地7公顷，(转 载于:wWw.SmHaIDA.cOM 海达 范文 网:甘肃简牍博物馆)建筑雄伟典雅，环境葱郁幽静。馆藏珍贵的历史、民族和自然文物标本14万件，丰富精美而赋特色，其中“国宝”和国家一级品600余件，在国内名列前茅。闻名遐迩的原始彩陶、青铜器、木雕、文字简牍、丝织品等，珍贵绝伦，异彩纷呈，在中华文物宝藏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东汉铜奔马、魏晋“驿使图”画砖，已被尊奉为国家旅游、邮电事业的标志。本馆曾举办300余次陈列展览，海外展出20余次，陈展艺术风格独树一帜。在学术研究、人才方面，力量雄厚，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外合作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

甘肃省博物馆是，为本馆研究的有效进行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基础。

人力资源开发研究方向的学术定位于：利用研究中心的综合学科优势，通过国内外的比较研究，动态考察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结合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的变革、产业结构的调整、工作性质的转换所创造的社会主导劳动的性质和需求；从劳动力的供给方面，研究经济落后地区人力资源的评估，人力资源高层次的开发，提出“以提高经济落后地区劳动力的竞争力为核心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以实现经济落后地区跨越式发展战略目标，并提出实施这一战略的有效途径。这一战略在库区实施的成功经验，可在中国西部地区以及发展中国家推广。本研究方向具有前瞻性，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并大力加以研究的重要课题。 李文儒 编辑出版 陈连营 编辑出版

孙关根 编辑出版 于坚 博物馆学

谭斌 博物馆学 杨伯达 古代工艺美术

陈丽华 古代工艺美术 张广文 古代工艺美术

郑珉中 古代工艺美术 周南泉 古代工艺美术

李久芳 古代工艺美术 胡德生 古代家具

石志敏 古代建筑 杜廼松 古代青铜器

甘肃省博物馆建馆以来，举办各类陈列展览约300多个（包括出国展、引进展、临时展、巡回展），主要以本馆长年大型文物、标本陈列为中心，有《甘肃历史文物展》、《从猿到人展》、《阶级起源展》、《甘肃文物通史展》、《解放三十年文物精品展》、《红军长征过甘肃展》、《甘肃自然富源展》、《中共甘肃党史展》、《黄河古象展》、《甘肃民族文物展》、《丝绸之路甘肃文物精华展》、《嘉峪关魏晋壁画墓》、《光辉的历程》展、《甘肃文物新发现特别展》、《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年特别展》、《馆藏历代书画展》等，同时有众多精品展览出展世界各国，如：美国《僧侣与商人展》、克罗地亚《丝绸之路文物展》、日本《丝绸之路文物珍宝展》、《中国八

千年书法源流展》、香港《长城文化展》、台湾《甘肃远古彩陶展》等，特别是铜奔马这一罕见的艺术珍品，自1969年出土以来就作为历史文化、文明进步的使者，飘洋过海，先后在法国、英国、意大利、美国、日本、奥地利、瑞典等世界各国传播友谊，成为友好交往的美好历史象征。

篇五：简牍博物馆心得

简牍博物馆游记

来长沙读大学已经快三年了，如果不是学习了美学，完成这次美学作业，也许我真的不会来博物馆。那么也就意味着我将错过一次真正认识“楚汉名城，屈贾之乡”长沙的机会了！

在去的路上我还在担心过程可能会十分无聊，毕竟在学习美学之前，觉得“美学”离我的现实生活十分遥远，也许还和我十分不搭，所以我检索了关于简牍博物馆的相关信息，原来简牍藏品有1996年10月长沙走马楼J22号古井出土的14万枚三国孙吴时期纪年简牍、1997年5月长沙五一广场西北侧科文大厦工地出土的数百枚东汉简牍和2003年10月长沙走马楼J8井出土的2千余枚西汉初年纪年简牍，以及1993年发掘的西汉长沙王后“渔阳”墓简牍、青铜、漆木、书画、玉石、金银等文物约3500件。怀揣着满心的好奇与激动，终于见面了，久负盛名的简牍博物馆。

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三国时期的青瓷罐”，虽然不及唐三彩般艳丽四射，也不似明清时期的精致灿烂，但远在三国时期，那样的时代去出现了这样实用性与美观性结合紧密的作品，怎不叫人惊叹？一直知道中国古人在实用工艺方面有令人骄傲的成果，但亲眼见到还是会令人不得不赞叹古人之智慧。紧接着《三国吴简》震撼了我，三国的竹简木牍层出不穷，分门别类陈列其中。通过这些简牍让一千多年后的我们也能了解到三国时期的信息。三国《纪年简》1996年10月长沙走马楼J22古井窖出土。长沙吴简所见年号有建安、黄武、黄龙、嘉禾等，最早为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年），最晚为吴

孙权嘉禾六年（公元237年），标明这批简牍是孙权时期赤乌（公元238—250年）前的档案文书。三国《职官简》记录的既有太常、大将军、长沙太守以及步骘、吕岱等高官人物的事迹，也有仓吏、库吏及平民百姓等下层吏民的活动，从不同层面印证了文献和丰富了史料。《军事地理简》主要记载了吴国平定当时武陵蛮的情况和乡、里、丘等地理基层地名近200处。《赋税简》是长沙吴简最为重要的内容。三国孙吴的赋税主要征收钱、布、米、豆、皮，其中，米类有很多名目，有税种之分、有品质之分、有产地之分等。一般说来，米、豆入仓，钱、布、皮则入库。这批赋税简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孙吴嘉禾时期（公元232年—237年）吏民缴纳赋税的详细资料，填补了文献记载的空缺。赋税简中有大量关于当时度量衡内容的记录，容量制有斛、斗、升、合、勺，长度制有匹、丈、尺、寸，田亩面积制有町、顷、亩、步等。对研究当时的土地制度、赋税制度、阶级关系及生产力发展水平具有重大价值。三国《户籍简》不仅涉及文献史料所记载的民籍、吏籍和兵籍，而且含有大量关于师佐、复民、家庭户籍以及户籍检核制度等史载不详或文献佚缺的资料，使我们对孙吴户籍制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三国《司法文书牍》主要记录了孙吴嘉禾时期的户籍审核、民事诉讼、经济审判等案件。这在《三国志》中少有记载，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吴国的司法制度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这些资料有些是我检索出来的，有些来自于简牍博物馆的介绍。如此完整的简牍类别，令我震惊，一千多年过去了，我?a href="http://www.zw2.cn/zhuanti/guanyuluzuowen/"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路鹂吹搅斯?a href="http://www.zw2.cn/zhuanti/guanyurenzuowen/"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人扶坐案前，工整严谨的记录下当时的事件。是否几百几千年后我们的后人们也会找到我们

存在过的痕迹？但像我这样依赖电子产品，或许不可能吧。

在这次参观了简牍博物馆后，我想我应该有些理解了“美是自然与人的相遇，美也是人类自身的创造”这句话了。相较于灯红酒绿街景和繁华喧闹都市，我开始喜欢上似简牍博物馆这般安静祥和，散发出浓厚文化底蕴的清幽之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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