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帮美国政府隐瞒秘密
来源：学生作业帮助网 编辑：作业帮 时间：2024/09/25 01:22:39 作文素材
篇一：美国千方百计隐瞒的秘密：中国击落“三料王牌”
美国千方百计隐瞒的秘密：中国击落“三料王牌”(1) 48年后揭开美国隐藏的战场秘密
——志愿军飞行员蒋道平击落美军“三料王牌”飞行员揭秘
这是美国空军在朝鲜战场最不愿意暴露的伤疤，这是美国政府千方百计隐瞒的战场秘密，这是一个对志愿军空军飞行员迟到48年的“荣誉”认定。美国隐藏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第十五师四十五团一大队二中队飞行员蒋道平击落美国空军“三料王牌”飞行员约瑟夫·C.麦克康奈尔的历史事实。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48年后认定的是蒋道平击落约瑟夫·C.麦克康奈尔的历史荣誉。
一个美国千方百计隐瞒的秘密
1953年4月12日7时55分，美国空军第五航空队第五十一联队第十六中队上尉小队长麦克康奈尔驾驶F-86战斗机为前往朝鲜水丰发电站进行轰炸的F-84战斗轰炸机护航。 8时左右，志愿军空军第十五师四十五团一大队二中队4号僚机飞行员蒋道平在团长樊玉祥率领下，和战友的12架战斗机编队，按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的命令飞向龟城、清川江地区上空，其作战任务是掩护前面参与空战的部队，保证水丰发电站和鸭绿江大桥的安全。 樊玉祥率领机群在宽甸北上空爬高至1万米左右时，接到通报：“有一群敌机向鸭绿江、昌城方向飞来。”当机群飞到北镇、云山、龟城附近上空时，又有飞行员报告发现八架敌机，情况异常紧急。樊玉祥即令：“空投副油箱，准备战斗！”
战斗中，僚机飞行员宋义春、蒋道平在7000米高度左右发现右前方有一架敌机，左前方有两架敌机。蒋道平大声呼喊宋义春：“你掩护，我攻击！”蒋道平在对右前方一架敌机攻击时，
又发现右后方有两架敌机袭来。他一面报告“后面有敌机，快摆脱”，一面向右急转，对敌机进行反击，开了威胁性的一炮，驱逐了敌机。
空战瞬息万变。当蒋道平再次开炮后，转眼间看不到敌机，也看不见战友，自己成了单机。蒋道平便一面寻找长机，一面寻求新的战机。
蒋道平飞至龟城上空时，有四架敌机在低空盘旋后正往碧潼方向飞去。他当即驾单机向四架敌机追去。至龟城北，樊玉祥带领一中队前来增援。敌机遭到前后夹击，顿时乱了队形，两架左转向黄海方向飞去。蒋道平哪里肯放过，迅即左转切半径，加大油门，勇猛地追上去，在距离600米处，向敌僚机开炮，但未击中，遂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长机开炮，三炮齐发，23毫米炮弹呼啸而去，敌机应声中弹。但敌长机飞行员重新拉起机头，左拐右转企图逃跑。
蒋道平利用速度优势，一拉杆追了上去，对准敌机又是一阵猛打。只见敌长机挣扎了几下，就拖着滚滚浓烟落向黄海。
当时，蒋道平并不知道自己击落的就是美国空军“三料王牌”飞行员麦克康奈尔。
麦克康奈尔在飞机坠海前跳伞逃生，被美国海上航空救护队第三救援大队的H-19救援直升机救起。
麦克康奈尔死里逃生，美军死活不能暴露这一战场“丑闻”。在这之前，美军“双料王牌”飞行员戴维斯和费席尔分别被志愿军空军击落丧命和俘获。戴维斯和费席尔被击落后，打破了美军的空中神话，美国空军在世界上颜面一落千丈。戴维斯死了，想瞒也瞒不住，费席尔被俘，更无法隐瞒，而麦克康奈尔活着，瞒天过海就比较容易了。
为此，美国不惜采取一切手段隐瞒了麦克康奈尔被击落的历史真相。
一个美军“三料王牌”飞行员的传奇
麦克康奈尔在二战期间参加美国陆军航空兵，飞行了上千小时。朝鲜战争时期任美国空军第五航空队第五十一联队第十六中队上尉小队长，曾在朝鲜战争中驾驶美军头号“王牌”战机F-86佩刀式战斗机创下击落中国16架米格-15战斗机的纪录，这一纪录在朝鲜战争中再也没有被打破。
美军把击落5架飞机的飞行员称为“王牌”飞行员，击落10架以上的称为“双料王牌”飞行员，击落15架以上的称为“三料王牌”飞行员。在朝鲜战争中，美国空军仅有两名“三料王牌”飞行员。
美军“三料王牌”飞行员和“王牌”战机同时被击落，对美军的打击可想而知。特别是从4月7日到4月12日，志愿军连续击落美国“双料王牌”费席尔、“三料王牌”麦克康奈尔，震动了美国国会。为此，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惊慌失措，匆匆飞往朝鲜，又返回五角大楼。他在记者招待会上惊呼:“朝鲜空战发生了一种重要的、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险恶的变化。”“几乎一夜之间，中国便成了世界上空军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我们过去一直信赖的空中优势，现在已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1953年4月24日，麦克康奈尔驾驶战机重返战场。6月1日，美国空军为保持士气，授权远东空军司令把麦克康奈尔送回国内，进行宣传。通过包装，一个被志愿军击落的“落难王牌”被宣传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总统接见，新闻媒体对他的宣传铺天盖地，为其建立荣誉馆、出版传记，好莱坞还为他拍摄了彩色故事片《麦克康奈尔传记》。
麦克康奈尔后来成为试飞员。1954年8月24日，麦克康奈尔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试飞F-86H喷气式战斗机时，因飞机发生液压故障，跳伞时离地面太近而坠地身亡。
一个《人民日报》宣传的空战英雄
1953年11月1日，《人民日报》以《一个空军英雄的成长——记志愿军飞行员蒋道平》为题，对蒋道平作了专题报道：“今年国庆节志愿军归国观礼代表团英雄的行列里，有个23岁的志愿军空军特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获得者蒋道平。他曾先后击落、击伤了美国侵朝空军的七架佩刀式飞机。”遗憾的是，由于美军的隐瞒，当时全国人民无从知晓蒋道平击落美军“三料王牌”飞行员麦克康奈尔的事迹。 蒋道平，安徽省嘉山县(今明光市)人，1930年5月14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46年6月参加人民解放军，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了鲁南、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解放杭州等战役及浙江剿匪，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四次。职务也由班长、副排长、排长升到参谋。1950年8月，正在浙江参加剿匪的蒋道平被挑选到航校学习飞行。
1952年6月，蒋道平被调配补充到空十五师四十五团一大队二中队，驻扎在东北的公主岭。12月，蒋道平所在部队奉命赴朝，驻扎在凤凰城机场。
1953年1月参加空战后，蒋道平先后打下了四架美军飞机。后来，他被送到沈阳北陵机场志愿军空三师补课，主要是学习飞机放单飞必须掌握的飞复杂技术。空三师领航主任张滋说：“你已有打下几架飞机的经历，实际上已具备了飞复杂技术了。”然后，张滋带他飞了一下说：“你完全可以放单飞了，回去吧。”蒋道平当天就驾机回到中队。
4月12日8时，蒋道平又升空作战。这一天，他击落的就是美军“三料王牌”飞行员麦克康奈尔驾驶的座机。
从首次参加空战到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七个月时间，蒋道平驾驶米格-15飞机升空参战七次，八次开炮，先后击落F-86飞机五架、击伤两架。F-86飞机是美国最先进的战斗机，而蒋道平是击落、击伤这种战斗机最多的飞行员，被称为“空中神炮手”。1953年10月1日，蒋道平参加了国庆四周年志愿军北京观礼团，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蒋道平所在中队，也创造了空战11次，击落击伤敌机14架，自己无一伤亡的出色战绩，荣立集体一等功。
美军无意中暴露了麦克康奈尔曾被击落的事实
1957年，美国空军上校詹姆斯·T.史蒂华撰写了《空中威力——朝鲜战争中的决定力量》一书，吹嘘美国空军的救援行动如何迅速高效，提到“当年联合国军的战斗飞机在?米格走廊?(在朝鲜西部的清川江和鸭绿江之间面积约6500平方英里的地区，被美国第五航空队飞行员称为米格走廊)，遇到困难时通常是飞向黄海，以取得救护机的救援。救护机从美军控制下的岛屿出发，很快就到达出事地点。约瑟夫·麦克康奈尔上尉(朝鲜战争中击落米格机最多的喷气式飞机王牌飞行员)从被击中的F-86飞机跳伞后六分钟，就被直升机拉上去了”。
此后，美国出版的《米格走廊——朝鲜上空的格斗》《朝鲜空战》等许多有关朝鲜空战的书和故事片《麦克康奈尔传记》，都把营救麦克康奈尔当作范例来炫耀，大肆宣扬美国的救援能力。
美军吹嘘他们战时的高效救援能力，无意中暴露了麦克康奈尔曾被击落的事实。
1999年初，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宇在图书资料馆中偶然发现了这个空战史上的秘密。 美国空军大学研究所编著的《朝鲜战场的美国空军(1950—1953)》一书中也提到：“1953年4月12日，第五十一联队险些又损失一名王牌飞行员：麦克康奈尔上尉曾从他的被击伤的飞机中跳伞落入黄海，幸亏第三航空救援大队和一架直升机立即抢救了他。”
一个历经周折的重大战果认定
篇二：中共和朝鲜隐瞒了40年的秘密 你永远都想不到
中共和朝鲜隐瞒了40年的秘密 你永远都想不到
朝鲜平壤地铁站。（网络图片）
在朝鲜旅游，你要想自由逛街或者搭乘任何公共电、汽车是绝无可能的，为的是避免你和普通民众有近距离的接触和交流。但是平壤的地铁却是例外。因为在朝鲜看来，富丽堂皇的平壤地铁是值得向各国游客炫耀和宣扬的建设成就之一。
但是，平壤地铁却是中国建造的！
1966年金日成访问中国时，中方让他 参观了正在秘密建设中的北京地铁，金日成遂向中国政府提出援建地铁的要求。经毛泽东批准，先人后己，停建了北京地铁项目，优先无偿援建平壤地铁工程。于 1968年开工，1973年一期工程通车，第二期工程1987年全面完工。
从68年到73年，中国铁道兵两个师、 数万人（铁道兵一个满编师可达4、5万人），及大批技术人员被调往朝鲜，全力投入施工。所有车辆设备、建筑材料，
都经东北运往朝鲜。在苏联人整体设计规划 的基础上，由中国人设计具体的施工图纸，然后由中国无偿援助全部结构工程、车辆、控制系统和机电设备。其中适合平壤地铁的机车，是在上海专门研发的，车厢 是中国长春客车厂制造的。
平壤地铁号称世界上最深的地铁系统，最深处达地下150m，平均深度90m。从地面乘电动扶梯到站台需3分钟。这一切都是出于战备防空的考虑。这对于当时机械化水平并不高的中国铁道兵部队而言，施工难度非常大。
而为了显示北朝鲜社会主义制度比韩国社会制度优越，朝鲜额外要求我方于务必于汉城地铁通车前，实现平壤地铁通车。我铁道兵部队，在已经十分紧张的施工安排中，继续加码，实现了1973年9月6日第一条地铁线路(千里马线)通车，比韩国汉城地铁提前了一个月。
恐怕世界上很难找出第二个如此慷慨的国家了。
让人气愤的是：地铁通车那天，金日成在庆典上向世界宣布：平壤地铁是朝鲜人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设备、自己施工建设的伟大工程。振振有词、煞有介事、瞒天过海，好像他真的完成了一项宏伟工程。
为了不泄露地铁是中国建造这一事实，朝 方要求我方施工人员不要公开露面。我铁道兵施工部队未能参加通车典礼，其中团以上干部被安排在一个地铁站等侯接见。金日成讲话后乘坐地铁，在此小站秘密下 车。他和站在前排的几个铁道兵干部握了握手，然后返回车厢，扬长而去，一句感谢的话都没说。
为了照顾朝方的〝自尊心〞，中方从未公 开过这一援建项目。中国人完全彻底地当了〝无名英雄〞。平壤地铁让朝鲜在世人面前大肆吹嘘几十年，成为他们自主建设的伟大成就，中国一直保持沉默。现如 今，无论是朝鲜百姓还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怀疑朝鲜是平壤地铁的建造者。
厚颜无耻的金氏家族、悲哀的中国人、可怜的铁道兵干部战士。
时隔43年之后， 在2011年4月26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副部长傅自应终于说出了实情。他说：长期以来，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主要集中在工业、农业
等一些生产领域，还包括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平壤的地铁就是中国政府援建的。
当历史的真面目被逐步揭开，真让我们吃惊。除了被洗脑，也许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人们想问：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总是对人民隐瞒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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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壤地铁 中国建造 40
年的秘密
篇三：美国强大的秘密
美国强大的秘密(引子)
作者：不争论
美国强大需要有一个秘密吗？不需要吗？需要吗？不需要吗？中国的武侠小说崇拜的是秘籍或绝招。邪派武功可以凭一两秘技而速成高手，即使重视根基的正道如少林武当，修炼方法也总是灵验，所以秘而不宣。所以，你只要潜入少林偷一本真经，剩下的就可照本宣科，花上十年时间，百分百地保证你成器。可惜，在现实世界很少有这样的武功。现实世界中，秘密有时并非“秘密”，它就摆在那里，只是你看不透它而已。有趣地是，你越急于识破它，也许越误入歧途。在现实中，成功也许只是偶然，走火入魔才是多数人的归宿。
许多中国的学术家、学派或政治派别，都喜欢承诺我们类似武侠书中的秘术。对于美国为什么强大这个问题，都是胸脯一拍，只三言两式，予以拆解。电视广告不断承诺我们一些最新的营养秘术，从80年代的“甩手疗法”直到不久前的“基因食品”。同样，过去2、30年中，关于强国之道的谕示同样纷纷沓沓，鱼贯而过，不完全统计下来有“民主说”、“海洋文明说”、“军事霸权说”、“强势美元说”、“自由主义说”、“尚武精神说”、“自由市场说”以及最近冒头的“宪政说”，等等。
指名道姓不是我的习惯，虽然上述每个“说”们的背后，都有一两位成名之士的嘴巴。对这些成名之士的学术水准和思维能力，我也决无质疑的冲动。我完全相信他们绝非浪得虚名。绝大多数在天赋和研修两方面，都远超乎我。但就事论事，所有这些大师们推介的秘技，都存在极为明显的、业余之士如我也可看出的漏洞，而且大到几乎无法弥补。例如，军事霸权说无法解释：通常军事强权在遭到一次严重挫败之后就会进入瓦解程序，但美国在越南痛遭败绩后不但没有衰落，反而迅速瓦解了战胜方的盟友－－同样拥有强大军事霸权的苏联，更确立其世界超强地位。而越南从军事胜利中取得的好处只有经济贫困。同样，民主说无法面对这样一些基本事实：为什么美国实际上是少数几个实行两党政治（比多党制更不“民主”）的西方国家？为什么美国总统并非直选？类似地，自由市场说也无法解释美国政府对企业烦琐到非专业律师无法领会的各种市场管制。事实上，早期美国的发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世纪初的高筑关税壁垒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一一批驳上述观点不是这里的想法。何况我也根本没有那样的智力、精力和知识去挑战所有这些大师。假若一定要让我对这些大师做一点批评，我更倾向于针对他们的态度，而不是学问本身。这个态度上的缺点就是心浮气躁。早就有人说过，中国现在弥漫着一种“浮躁”之风，我对此大为同意。急于发财是个人的浮躁，急于开一两帖救国救民的济世良方是学术的浮躁，急于保持固有地位是党派的浮躁－－其实，天下哪有不散的宴席，哪有永远的地位？急于强大则是国家和民族的浮躁。
我对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是持极为乐观的态度的，这一点等我慢慢写完这个系列大家就可以看明白。但我以为，一个文明的光辉，是从正大的根基自然放射出来的，不是强心针打出来的。我是欣赏华夏文明中许多精髓之质的。比如说，我欣赏华夏文明对仁人志士的要求，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再平天下这个次序。自身不正，道德未纯，其他的一切就都只是扯淡。自己的人生观还没有搞明白，以
己昏昏，谈何改造社会？一个人是如此，一个国家和文明我相信也是如此。一个文明在追求强大之前，很有必要先问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强大？”如果连这一点都还没有想清楚，那么还是先别强大也罢－－而且这样的民族也不大可能真正强大。
不同势力在社会中地位的交迭，自有规律可循。老一代人退下去了，新一代人自然会成长起来，世界的明天当然是属于新兴力量的。旧的势力如果仍然能适应时代，他们就不会立即退出舞台。新的势力如果不能比旧势力更快地完善自己，也许自己先被淘汰。最近一年多以来，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似乎遭受着霉运，这激励了我们的许多同胞又懵懵地憧憬着“中国时代的到来”了。可是，别人也许的确在一天天烂下去，但我们却未必是在一天天好起来。的确，中国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GDP高速增长，以致于很多人开始计算中国的GDP若干年后就会超过美国云云。这些人可能不知道，从1900到1980年整整80年间，巴西也经历了平均年增长率超过6％的持续GDP增长。今天的巴西又怎么样了呢？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绝大多数人的一个共识是：发展是硬道理。在互联网经济泡沫破灭之前，企业界的一个共识也是：收入的扩张是硬道理。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相似的地方吗？当我们把一切都用经济指标来衡量，连学者提倡宪政、自由、民主等，都要千方百计证明“宪政民主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这是不是有点象试图证明“尊重政府官员可以促进财政收入增长”、“自由恋爱有利于家庭总收入提高”之类命题一样滑稽可笑了呢？但是，如果绝大多数学者们都开始这样思考问题，那就不是可笑而是可怕了！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暂时忘记GDP和下一个五年计划，暂时忘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税收的不断增长，暂时忘记不断用一个又一个纸面的计划在金融体系中拆东墙补西墙，暂时忘记谁谁谁将后退谁谁谁将被提拔。什么时候我们能想起来，其实我们还有远远比这一切更深远得多的议题，迟迟没有被真正讨论过呢？中国的古贤说，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在多数时候被理解成“退让”之“退”。我觉得它可以做另一种理解，就是你暂时从固执的一个目标前后退一步，离它远一点，不要太功利，那么你也许会对一切有一个新的、海阔天空的视界。
我要写手头这个系列，已经酝酿很久。期间的观点和计划诸多变替。但有一点我从来是没有变过的，就是我决不希望这个系列，变成又一个强国秘方、治国学说之类的东西。我一点也不想介入任何学术、学派或政治派别的争论。事实上，作为一个业余写作者，我首要的目标是追求自己心灵上的自由和智力上的畅快。我的态度是极其严肃的，因为严肃使我开心，不负责任的文字使我自己烦躁。这种严肃和任何板着面孔皱着眉头的忧国忧民无关。要忧国忧民，一时半会还轮不到我。我不想改变别人的观点，也不追求学术上的完美无缺。我就是信马由缰，讲自己的观点，自认为大有道理，但信不信完全在你。假若有三两同道读后欣然一笑，我将十分愉悦。如果有人发现我说了什么错误、愚蠢的话，及时指正出来，必定令我欢欣无比。因为那将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世界和文明的规律。而准确的理解，应当先于一切为辩而辩的论战和一时冲动的行动方案，是我们需要达到的第一个目标。
美国强大的秘密(连载一)
作者：不争论
一、统一与分裂：联邦制
1、美洲大陆：文明竞争天平上最重的一块砝码
美洲大陆的发现，在文明的竞争史中，是一件意义难以低估的大事。这一地理发现最终确立了以基督教为象征的欧美文明在全球文明竞争中的霸主地位。
许多中国人对几年前亨廷顿的著述《即将到来的文明冲突》不以为然，认为他对文明间的冲突趋势强调过度，融合、共存的趋势强调不足。说实话，我也认为亨廷顿的观点难以接受。但是，站在一个欧美文明拥护者的立场，亨廷顿的思路却是很自然的。因为欧美文明的成长历史，和我们华夏文明有很大的不同。
近现代以前，华夏文明并没有经历过和其他文明的直接冲突，它主要是同一文明体系内部不同亚种之间争斗和融合的成果。汉唐对匈奴、突厥的征战，至多是与阿拉伯文明边缘分支的缠斗。欧美
在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之前，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对于欧洲基督教文明，已经占据了难以动摇的优势。过去300年中欧洲文明的几次十字军东征（以占领圣城耶路撒冷为目的），均遭到流血的惨败。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占战略要津Constantinople（中译不详，君士坦丁堡？），是阿拉伯压倒性霸权的最高标志。当时，欧洲的有识之士们已惊恐地预测着基督教世界的末日。
阿拉伯文明的优势，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们的地理地位。想象一下一个没有美洲大陆的世界地图。在这样一幅地图上，中东阿拉伯世界恰恰正是世界的中心，联接诸大陆的铰链。阿拉伯世界当时拥有比欧洲更为发达的商贸体系和更为强大的军事势力，牢牢扼守着欧亚之间贸易联络的要津。如果世界上没有美洲大陆，今天中国学校的第一外语，很可能会是阿拉伯语。实际上，在15世纪的时候，阿拉伯语的确是当时法律、商贸、科学乃至政治中的通用语言。
文明存亡的压力促使欧洲人开始派出一批批船队，试图探索新的贸易航道。在Constantinople陷落仅仅40年之后，哥伦布以瞎猫碰死耗子的方式，发现了美洲大陆，误打误撞地彻底改变了世界地图的格局。1560年代的作者Tomas de Mercado写道：“以前，（西班牙的）Andalusia和Lusitania是天涯海角之地，印地大陆（当时西班牙以此称呼美洲）的发现把它们变成了世界的中心。”在短期内，来自北美的贸易，特别是新物种（玉米、土豆、木薯等）的引进，迅速提升了欧洲的农业水平（如玉米、土豆的单位热量产出是欧洲传统作物大麦、燕麦
等的3倍左右），促进了欧洲人口的急剧膨胀，改善了营养状况，扭转了欧洲在同阿拉伯世界竞争中的全面被动局面。
从长远看，在太平洋航道打通后，拥有两条海岸线的北美大陆恰恰是世界的中心。这预兆了一个新的基督教文明帝国在那里的崛起，预兆了从那之后直到今天，基督教文明对伊斯兰文明的压倒性优势。
10多年前，中国人在反思“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时，喜欢把这归结为“中国文化中保守、不思进取的劣根性”。以电视政论片《河殇》为代表，当时人们热衷的一个事例是：欧洲人派出的远洋船队目标定为开拓贸易机会，最后发现了新大陆；而中国明朝郑和的庞大船队（远远大于哥伦布的船队规模）去东南亚海上转了一圈，却是一趟纯粹的政治性游行，毫无开拓商贸的动机。我认为，这种论调对华夏文明是极不公平的。如上所述，欧洲人之所以会百折不挠，前仆后继地继续进行地理开拓，决不是单纯的冒险精神或逐利欲望能够解释。他们的的确确是面临文明存续的生死关头，被逼出来的对外开拓！
从郑和船队等等的例子引申开去，指责中华文化存在所谓“保守劣根性”，在我看来，是难以成立、显失公允的。把华夏文明近代落后的原因归结为这种“文化劣根性”，进而把重整华夏文明的“秘方”总结为“改造民族性”，这种简单化的思路更是俗手。实际上，直到15世纪欧洲文明的“救亡图存”时代到来之前，欧洲人在固步自封、骄傲自大方面，一点也不比我们的明王朝或清王朝逊色。欧美历史学家们已经发现：当时欧洲人对科学和技术的兴趣，低于亚洲的远邻。其时欧洲人以为，世界上的一切真理，早已被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古圣先贤们（相当于明清中国人眼中的孔孟）发现或已经被上帝通过《圣经》昭示，留给后人的至多剩下一些整理完善的工作而已。所谓文艺复兴，以及更晚得多的启蒙运动，并非欧美文明内部自发生长起来的瑰宝，而是他们在阿拉伯文明挑战面前的应激反应。最应当记住的是：文艺复兴依据的绝大多数典籍，是从当时的阿拉伯语典籍中转译过来的。对于欧洲文明来说，这些典籍当时其实是“洋学”。
华夏文明在面临生死时刻，激发出来的求变图存的欲望，并不弱于欧洲文明。胡服骑射的上古例子也许没有什么说服力，但是在近代，我们这个民族为了救亡，已经几乎彻底否定了自己的历史、文化、宗教和典章，已经把一种全新的、和华夏文明完全异质的思想体系－－共产主义－－全盘搬入中国，又可以在短短几年内，骤然完成从封闭式计划经济向开放式市场经济的转轨。对这样一个民族和文明，若还指手划脚说它“保守”、“不思进取”，未免太过于苛刻了。
我赞成一种文明要不断反思和完善自己。我反对那种动不动把该文明的某个缺点（或优点）拿出来，就诊断为其“劣根”（或“特质”），裁定为其不能强大（或之所以强大）的“根源”，依此开一个号称能立马强国的药方，等等。这种错误做法我称之为“文明的血统论”。在当代中国，这种“文明血统论”不仅表现为“全盘西化论”，也悖论地表现为另一种极端的方式，即所谓“民族主义”。例如：这种“民族主义”的一个基调，就是欧美文明天生具有“尚武精神”，而华夏文明天生缺乏“尚武精神”等等。（民族主义的另一个基调，即华夏文明天生就不可能融入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现代社会，只能走“光荣孤立”的道路，也是这样一种“文明血统论”）
回顾华夏文明或欧美文明走过的道路，我的判断是：不同文明的之间的差异远小于他们自身在历史跨度上的差异。例如：14世纪的欧美文明在妄自尊大和自我封闭上，和18世纪的华夏文明也许更为相似，而和20世纪的欧美文明相去甚远。因此，我倾向于认为：一种文明和一个成长的个人一样，具有非常强大的开放性与可塑性，文明和文明之间在天然禀赋上的差别是有限的。
实际上，我认为“文明血统论”是一种推卸责任的做法。作为华夏文明在当代的继承者，我们这一代人应当认识到，我们继承的是一个开放的、具有强大可塑性的文明遗产，而不是某种无法改变的积习。我不喜欢这样一种人，他们面对5000年文明总是一副负担承重状，悲叹一声“中国的事，难啦！”有那么沉重吗？我怎么没看见谁在你肩膀上压着？装什么蒜啊？我们这一代人应当自己负起责任来。假若我们不能振兴这个文明，首先应当怪我们自己无能。
文明之间的竞争，不是历史上传承下来的“禀赋”之间的竞争，而是文明继承者之间因时随地的竞争。在某一个历史时刻，某个文明的继承者们，如果凑巧能够做出适应时代的抉择，就可能博得竞争优势。15世纪的欧洲人就是这样，在文明存亡关头作出了正确抉择。他们选择了开辟远洋航道，发现了地球上最后一块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大陆。这个小小的、具有很大偶然性的一步飞跃，使得直到今天的此后几百年中，欧美文明在文明竞争中都拥有了难以逾越的地理优势。
美国强大的秘密(连载二)
作者：不争论
一、统一与分裂：联邦制
1、美洲大陆：文明竞争天平上最重的一块砝码（见前贴）
2、地理优势：1比7的成本比例
我贴出本系列的“引子”和“连载一”之后，不少网友提出了认真的意见。如“旁观者清了又清”网友写道：“我们暂且承认西方文化是被伊斯兰文明逼得走上了一条探索之路。应该看到，人家被逼走出来，不到200年的时间，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用不争论兄的话说?扭转了欧洲在同阿拉伯世界竞争中的全面被动局面?。可中华文明被逼也200年了吧？取得了多少成绩呢？”（类似地，有人用日本明治维新很快取得成功的例子来反诘中国）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而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是有点出乎大家意料的：这里有很多历史的偶然性。一个最大的偶然因素就是：等华夏文明苏醒时，世界上已经没有第二个美洲大陆等着我们去发现了。
假设世界上连这第一个美洲大陆也没有，15世纪欧洲人的远洋探索会是什么结果呢？很明显，哥伦布船队会全军覆没在途中（当时远洋能力不可能支持船队航行大半个地球，到达东亚）。欧洲人至多能开拓出绕过非洲好望角到达亚洲的航
篇四：上甘岭隐瞒半个世纪的秘密 美至今不懂
上甘岭隐瞒半个世纪的秘密 美至今不懂
【今天，为悲壮惨烈的上甘岭战役转发！】上甘岭，中国人熟悉的名字：“一条大河波浪宽”的甜美歌声和战士们分吃苹果的感人故事。1952年的今天，这场惨 烈的战役打响：方圆3.7平方公里之地，双方先后投入十万兵力，43个昼夜拉锯战，山头被炮火削低两米??19.7万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
发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最著名的战役莫过于“上甘岭战役”了，现在世界上有名望的权威军事院校没有一家不把它做为战例写进教材的，这场战役惨烈空前。也有很多鲜为人知的事实和保密了半个世纪数字。
这场战役原本双方都以为是一场小规模的攻防战，中方为守方，美方为攻方。谁知结果演变成了一场人肉大战，历时43天，双方伤亡40600人！
策划这次进攻行动的是第三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具体执行的是美第八集团军范佛里特。他们把这次行动命名为“摊牌行动”，计划伤亡人数为250人。
上甘岭美军某部指挥部
为什么双方都把战役规模看得那么小？
因为上甘岭虽然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但是地型特别狭小，只有597.9和537.7两个高地，守方最多只能够放两个连在上面。因此，美方计划的伤亡人数 200多人也就合情合理。这在朝鲜战争中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双方都在战前犯了不小的错误！因为在战役开始前几天双方都有投敌的叛徒，向对方泄露了军事情 报。可惜的是两方的指挥官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要不然乃至整个朝鲜战争的局面也许就因此而改变。
这次战役前，志愿军方面的投敌者有数十人，为首者是38军340团的突击队干部谷中蛟，他向敌方透露“上甘岭”已由新来的全部苏式装备的第15军44师换防的消息范佛里特根本不相信，还是认为是被打残了的38军114师部队。
整个战役中中国军队死伤550人，攻方伤亡1900人
敌方的叛逃者是韩二师的上尉参谋李结球，他报告了美方将大举进攻上甘岭五圣山的机密，可是情报被忽略了！以至于战役一开始美方不了解中国人的防务态 势，而中方不能够判断美国人将从哪里进攻！在世界战争史上闹出了天大的笑话。结果，这场战役完全打成了双方为了争“脸面”为了争“一口气”而演变的“绞肉 机”式血腥战场。
且看赫尔辛基军事学院披露的资料：开战的第一天，即1952年10月14日这天，美方投入了7个步兵营，18个炮兵营，200架次飞机，投航空炸弹600枚，发射炮弹30万发。
中方应战的是15军的两个连另加一个排，打掉子弹40余万发，近万枚手雷，打坏了10挺机关枪，62支冲锋枪，90支步枪，损坏武器占两个连队的80%以上。
537.7高地失守。
上甘岭注定是尸山血海的地方，反复拉锯式的争夺，因为双方都打红了眼！ 有一个错误的理解是，人们一直认为“上甘岭战役”是15军（军长秦基伟）打的，但是，事实上还有12军，12军由副军长李德生亲自带领31师参加了战斗。接替15军打了战役的后半段，这两支部队同属于第三兵团，兵团司令员是王近山。王近山本人最后也亲自上了高地。
1952年11月25日，“上甘岭战役”结束。在这次惊天动地的大血战中，在只能够放两个连的高地上，中国军队先后投入了两个精锐野战军的9个团，另 加2000新兵，11个炮兵营，一个火箭炮营。共4万三千多人，共产党方面一共打炮弹45万发。（赫尔辛基军事学院披露的资料，下同）。
整个战役中联合国军方面投入6万2千人
联合国军方面投入步兵10个团零二个营，空降兵一个团，另有一个编练师，四个新兵联队，共6万2千人，消耗炮弹1千9百万发，航弹五千枚。许多中国人不是被打死的，是被炮弹震死的。
整个战役中国军队死亡人数是7100人，伤残8500人；联合国军死亡11300人，伤13600人。伤亡比为1：1.6。
在一块长仅2700米，宽1000米的狭小地域内，双方10万余人拼命厮杀，43天时间里共有4万零600名士兵倒在这2.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上甘岭战役绞肉机”之战！
克拉克说：“这是朝鲜战场的凡尔登”；林彪说：“上甘岭是肉磨子！”
整个上甘岭战役中，天上没有出现过一架我们的飞机
中国军队的第15军，后来被挑选改编为中国空降第一军。
什么叫做英雄？摧锋于正锐，挽澜于极危，可以叫做英雄。
整个上甘岭战役中，天上没有出现过一架我们的飞机；我们的坦克也没有参战的纪录；我们的火炮最多的时候，也不过是敌方的四分之一，美军总共发射了190多万发炮弹，5000多枚航弹，我们只有40多万发炮弹，而且几乎全是后期才用上的。
数百万发炮弹蹂躏着这两个区区3.7平方公里的小山头，这两个在范弗里特的作战计划里第一天就该拿下来的小山头，用自己的粉身碎骨验证了人类的勇敢精神。
战役之后，美军再没有向我军发动过营以上规模的进攻，朝鲜战局从此稳定在了38度线上。这一战奠定了朝鲜的南疆北界。
原本是二等部队的十五军四十五师，这一战基本上打光，但是她从此昂首跨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等主力的行列，因为她的战绩是——上甘岭。
我们没有足够的大炮，甚至于没有足够的反坦克手雷，当时前沿阵地上的战士们惟一希望的是多给配点手雷，因为这个东西“一炸一片”，炸碉堡也比手榴弹威 力大多了。可是，黄继光手里仍然只有一颗手雷，因为这个东西我们造不出来。美国人可以动用B-29去轰炸一辆自行车，而我们手里的反坦克手雷只能留给敌人 的坦克，用来炸碉堡就算是很奢侈了。当年的美国随军记者贝文?亚历
山大写道：“（中国）部队进攻时，通常主要依靠轻兵器、机枪和手榴弹。只有对付最有利的 目标时，才肯动用迫击炮。”
上甘岭英雄阵地
对一个国家、民族落后的痛苦体味最深的，莫过于她的军队。
这就是我们可爱的战士——他们从不和自己的祖国讲条件，没有任何奢求，决不会因为没有空中支援就放弃进攻，决不会埋怨炮兵火力不够，决不会怪罪没有足 够的给养，只要一息尚存，他们就绝不放弃自己的阵地??他们甚至可以在长津湖零下20华氏度的气温里整夜潜伏，身上仅仅只有单衣；他们可以在烈火中一动不 动；他们中的每个人都随时准备着拎起爆破筒和敌人同归于尽?? 上甘岭，不仅是一两个伟人的胜利，也不仅是几十个将军的胜利。当一个辉煌了两千年的民族破落后重新找回自信的时候，这种力量是可怕的。伟人与将军们所做的，只不过是合理地利用了这股力量。
上甘岭战役旧照
朝鲜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仰天长叹，对儿子蒋经国及毛人凤等军事将领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毛泽东的对手，盟国美国说我蒋介石不行，可是他们又怎样 呢，我看他们西方国家也是一群蠢猪。他们与中共毛泽东比，从哪方面都无法相比！16个国家最精良的军队，最先进的陆海空立体军事集团，30多个后勤支援国 家，加在一起40多个国家的军事力量竟然被毛泽东打的如此狼狈，丢人现眼，耻辱啊！看来，反攻大陆的梦想已经成为泡影，三民主义很难实现了！ 不过，毛泽东也是中国人的骄傲啊，更是一名奇才。中共有多少能者，我都不放在眼里，事实上也不是我的对手，唯有毛泽东把我挤到这几个小岛上了。盟国也 不是毛泽东的对手，毛泽东打仗是艺术！各方面的领导都是艺术！蒋介石突然把声音提高了八度，是高超的艺术！’他接着又说：‘我们要研究毛泽东！要学习毛泽 东！’这就是与毛泽东斗争了几十年的蒋介石对毛泽东的最后评价。 美国老兵眼里的上甘岭
2008有幸做为随团记者,跟随中国工商界代表团应美中贸易协会主席罗伯特.古德曼之邀正式访美,在美其间很荣幸的跟随谭良宪先生认识了一位上甘岭战役的美国老兵,他麦.卡拉汉,王成的故事也就从他身上拉开了序幕??
就是这次约见,麦.卡拉汉他不经意讲述了这样一段经历---他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在争夺某高地的拉锯战中,他的左腿被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炮弹炸飞! 这是美国的一个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老兵，重回上甘岭。在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撒下一条悼念亡友的紫丝带。
那是1952年的深秋,身材高大的23岁美国陆军二等兵麦.卡拉汉跟随大部队在三角型山(我军称上甘岭)南面的三八线附近集结待命。
联合国军死亡11300人，伤13600人
当时朝鲜战事正处于相持阶段,为了在谈判桌上赢得控制权和筹码,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向上甘岭某高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守军发动了轮番进攻,中国军队异 常顽强,成功击退了联军多次进攻,并造成联军损失惨重,伤亡数百.联军命令麦.卡拉汉所属美军某整编连投入战斗.他们在飞机,坦克和大炮的掩护支援下终于 拿下这个久攻不克的山头,而冲在最前面的就是麦.卡拉汉!令他大吃一惊的是,整个阵地上只留下三十多具尸体和一名手无寸铁的中国士兵!这个中国士兵看上去 年龄很小,像个还未发育成熟的少年,他背靠在一截没有了树枝熟叶的树干上,满脸满身都是泥土;他浑身发抖,好像以身负重伤,两充满了仇恨与恐 惧........口中发出"哇啦哇啦"的怪叫声。
"别开枪"!他还是个孩子!他没有武器!麦.卡拉汉向身后的战友们大声呼喊,"我们把他包围....活捉他吧!"
那个中国士兵嘴里还不停地"叽里咕噜"吼着什么,似乎是被俘虏前绝望的纳喊....可是美国兵谁也听不懂,因为美国连队里没有也不可能配中文翻译.
朝鲜战争中被俘虏的美国军队
"他背着台步话机!'只听到有人惊恐的喊道。
这声提醒似乎叫美国意识到了什么.....可是为时以晚,无数发炮弹密集的像暴雨冰雹一样倾泻而降,100多个美国官兵被炸的身首异处,那个中国士兵也给炸飞了....
"惨烈啊,惨烈!我为了去救护战友,当场被炮火炸晕......苏醒后随手抓了把土,里面竟有二三十块弹片,那个中国士兵所倚靠的那截一米来长的树干 上,竟有一千多个弹片和弹头!麦.卡拉汉提起往事仍不免心有余悸,"整个阵地上仅剩下三名幸存者:一个双腿被炸断,右臂被炸残;另一个被炸的双目失明,双 耳炸聋:而我-----左腿膝盖以下全没........
最令麦.卡拉汉追悔莫及和自责的是,他对那个中国士兵"手下留情"竟酿成如此大祸:致使他的百余名战友魂断异国,克死他乡!没想到他的善意之举换走了 那么多战友的生命啊!那个中国士兵跟本不领情.而且还不按常理出牌!他气愤无奈地总结道.他仇恨那个中国士兵....在医院接受治疗期间,他常常从恶梦中 惊醒.他原一为假肢装好以后,他的恶梦也随之了解.然而,无论他走到那里,无论他职务升多高,他灵魂深处的"中国"情结始终萦绕着他......总之他的 左腿好像烙下了中国印!
麦.卡拉汉先生,您说那个中国士兵"叽哩咕噜'吼叫着什么您听不懂,现在我可以翻译给您听.他是在说:"........我是851,我是王成!..........敌人把我包围了!亲爱的首长,同志们!请向我开炮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上甘岭战役共消耗炮弹1千9百万发，航弹五千枚
这时在场的所有中方人员全都以是热泪盈眶!
你是怎么知道的?不紧我知道全中国的人民全知道.于是我给他讲了一段"英雄儿女"王成的故事,美方人员眼睛也湿润了,麦.卡拉汉说几十年了我一直在误解。
整个战役中国军队死亡人数是7100人
他向我们竖起了大拇指.连说中国了不起,在场所有人员自觉的爆发出经久不熄的掌声。
写到这我已是泪如雨下,我为我是中国人感到自豪
篇五：谈论前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
“谈论前苏联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彼得·施瓦茨
美国是如何把苏联拖垮的？ ——杨斌
近来美国出版的《胜利？？美国政府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一书，透露了美国政府曾采取攻心为上的软战争策略，动摇前苏联领导人对自身制度的信心，成功地诱导了前苏联的制度解体。鉴于这一新披露的历史教训，我们应对前苏联剧变的原因重新进行反思。许多人将前苏联垮台的原因归于计划经济的僵化，这种观点有道理但却是不够全面的。尽管前苏联、东欧的工业化起步较晚，发展水平的确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是，发展速度却远远高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俄国曾是欧洲非常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日俄战争中无论海战、陆战均被日本打得一败涂地，但是十月革命后前苏联的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二次大战时期，前苏联的坦克、飞机在数量和质量上均领先于日本，以致在外蒙和东北的战争中日本已显得不堪一击。美国著名国际战略专家保罗·肯尼迪，曾撰写《大国的兴衰——没有永恒的霸权》一书，提到以１９１３年的工业生产为基数，到第二次大战前的１９３８年，前苏联的工业增长速度比较美国快数倍，确保了拥有强大工业实力对抗德国侵略。尽管前苏联曾在二战中蒙受了巨大损失，美国因本土未受到战火的波及，工业科技实力进而大大增强，但是，前苏联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并缩小了同美国的差距，８０年代许多工业品生产甚至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成为能够同美国抗衡的惟一超级大国，特别是军事力量无论在常规军备和核导弹方面，强大到足以对抗美、英、法等全部西方盟国。实际上，二战后美国的国际战略家早已深知，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潜力和优越性，单纯依靠美国的力量难以遏制其扩张趋势。正因如此，美国才改变了将德国、日本变成农业国的初衷，通过马歇尔计划大力扶植西欧、日本和台湾、南韩。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爱德华曾指出，美国的对外援助总额的８０％，提供给了社会主义世界的周围国家和地区。同西欧、北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前苏联、东欧的经济仍然相对落后，无论在工业化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是，二战以来前苏联、东欧仍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发展，如５０年代前苏联的国民收入和许多主要工业品产量仅为美国的１／３，到了８０年代，前苏联的国民收入上升到美国的６７％，工业生产上升到美国的８０％，钢铁、石油、化肥、水泥的产量甚至超过了美国。在就业水平和社会分配方面，前苏联、东欧经济显示出相当的优越性，长期以来基本上不存在失业现象，相当多的部门还面临着劳动力的短缺，社会收入的分配也更加平均化。美国的国际战略专家布热金斯基认为，前苏联的计划经济虽然能够生产出大量的洲际导弹和核潜艇，但是，无法生产出充足的“黄油面包”，从而导致了失败的结局。实际上，布热金斯基曾经担任政府的国家安全秘书，深知这正是美国瓦解前苏联制度的秘密战略。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彼得·施瓦茨的《胜利？？美国政府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透露了美政府秘密策划瓦解前苏联制度的内幕，里根政府和中央情报局曾雇佣一大批专家，包括心理学、历史学和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专家，拟定了美国瓦解前苏联的“软战争”战略，重点放在动摇前苏联领导人对自身制度的信心。美国政府一直大力推进核军备竞赛，蓄意利用前苏联曾遭受侵略的敏感心理，逼迫其片面发展军事工业以消耗经济实力。８０年代里根政府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设法压低石油价格以耗尽前苏联的外汇来源，迫使其陷入经济困境进而瓦解对自身制度的信心。尽管美国凭借其经济军事实力和美元的地位，能够从世界各地廉价获得大量的资源，但是，美国仍然为其秘密战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８０年代国债从７０００亿猛增至３万亿美元。令人遗憾的是，前苏联政府没有识破美国的秘密战略，否则，经济陷入破产的可能不是前苏联而是美国。
前苏联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失误，就是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为此消耗了过多的宝贵资源和科技力量，６０年代曾一度有所调整，但是，未能根本改变农业、轻工业落后的局面，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如果仅仅以此解释前苏联失败的原因，则过于简单化了，因为，前苏联在钢铁、航天和军工方面的成就，毕竟反映了相当的经济实力，没有理由认为一个国家能够发射数千个卫星，但却无法生产相对简单的轻工消费品。事实上，前苏联的农业、轻工业虽然比较落后，但一般生活消费品还是有充分的供应，小轿车等耐用品以及郊区别墅的拥有率也很高，匈牙利６０年代实行改革并改变发展战略后，出现了消费品市场的繁荣，农业生产率接近西欧国家。值得指出的是，前苏联、东欧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虽然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是，由于有充分就业和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仍然高于大多数的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许多贫富悬殊的拉丁美洲国家。尽管许多拉美国家的众多人民处于极度贫困之中，甚至每年有数十万儿童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社会动乱和武装斗争此起彼伏，但是，美国从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需要出发，强迫这些国家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不顾由此引起广大人民贫困状况恶化，从来没有认为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失去了合理性。
我国的许多学者认为，前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的原因在于没有进行体制改革。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的确，前苏联在发展重工业和备战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但是，随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体制僵化越来越限制了生产率进步，大大限制了社会主义发挥的应有经济潜力。但是，这种说法仍然是不够全面的，事实上，前苏联、东欧国家早在６０年代就开始试尝经济改革，如前苏联实行了更加重视利润指标和物质奖励的作法，匈牙利从１９６８年起取消了指令性计划，采取重视农业、轻工业的发展战略，这些改革曾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缓解了体制僵化的矛盾，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如果我们对历史事实不采取简单的态度，而是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就会发现特别令人费解的是，前苏联、东欧的“剧变”不是发生在体制僵化或谨慎改革时期，而恰恰是发生在戈尔巴乔夫大胆推行政治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年代。由于前苏联长期片面强调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消耗了过多的资源。８０年代以来，其经济发展速度渐趋缓慢，里根政府推行针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进行核恫吓，逼迫前苏联进行军备竞争，压低油价，枯竭外汇来源，造成很大困难。戈尔巴乔夫没有察觉到美国的险恶用心，也没有深入分析导致经济困难的原因，将经济增速趋缓全部归罪于自身的经济制度，恰好误入了西方动摇其制度信心的战略陷阱。其实，当时前苏联面临的美国制造的核恫吓和经济困难，远远不及二战后初期遍地战争创伤的时期，戈尔巴乔夫善良有余而未经风浪，老练不足，误入美国攻心战陷阱导致了前苏联崩溃。彼得·施瓦茨的著作详细记载了这一时期，美国政府为了瓦解前苏联的秘密战略，巧妙发动的政治、经济、心理、外交、军事等方面攻势。
美国策划的“软战争”取得初步成效之后，又开始发动了“攻心战”的第二阶段，通过新闻媒介大肆赞扬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８０年代后期资助了一大批前苏联知识分子，前来考察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和理论。戈尔巴乔夫开始进行改革的关键时期，美国秘密战略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都通过各种形式，积极介入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的改革，如培养盖达尔、丘拜斯等年轻经济学家，指使索罗斯赞助和参与制订“五百天计划”，推荐精心配制的具有巨大破坏性的改革药方，国际货币基金通过提供贷款的附加条件，规定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改革方向，委派哈佛教授萨克斯前往指导俄罗斯改革，等等。最近涉嫌上百亿美元洗钱案的主角之一，俄罗斯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卡加洛夫斯基，前苏联时期曾接受哈耶克基金会精心培训，同西方上层政界人物有直接的联系，后来同盖达尔等人一样被安插担任了要职。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推行
改革时期，美国曾用所谓规范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药方，蓄意误导俄罗斯走上自杀性改革之路，直接造成了俄罗斯遭遇的巨大社会灾难。
其实，戈尔巴乔夫曾经面临着许多的改革选择，他本人的改革初衷并非就是瓦解前苏联但是，却被美国精心诱导走上了毁灭之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初期，也曾尝试类似中国的渐进的改革道路，如加强激励机制、企业扩权和租赁制等等，但是，随着西方精心灌输的规范化改革药方流传，人们心气浮躁地很快被误入了改革歧途。前苏联经济学家缺乏对市场经济的了解，于是轻信了来自西方权威专家的改革建议，否则他们不会发明出成套的规范理论和改革药方，轻率地放弃许多符合本国国情的政策措施。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时期，几乎所有导致灾难性后果的改革政策，虽然都曾经由本土的经济学家所积极倡导，但实际上都来自美国精心配制的害人药方。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雇员彼得·施瓦茨，撰著说“前苏联垮台不是上帝青睐美国，而是里根政府奉行的政策所致”。他在书中透露，关于前苏联“客观上”是否具有生命力，里根根本不感兴趣，他提出的任务就是，将这种生命力降低到零。彼得·施瓦茨，还毫不掩饰地写到，“谈论前苏联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死亡的原因究竟何在病人吃的是真正对症的药方吗死亡事件是否存在着特殊反常和预谋”彼得·施瓦茨的话如此露骨，倘若我们仍然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就难免哪一天也吃错药重蹈前苏联覆辙。
经历了多年的曲折转轨过程，一些东欧经济学家前不久指出，独联体、东欧国家实行“休克疗法”遭受失败带来的重要启示是，应努力避免受到代表西方政治经济利益的某些国际经济组织的误导，特别是应防止陷入了五个经济理论的误区。
第一个经济理论陷阱，是过渡越彻底，社会代价就越小。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曾经许诺，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越彻底，持续的时间越短，所付出的社会代价就越小，东欧国家会在数月或一年内跨入市场经济，数年内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不幸的是，一些独联体、东欧国家已经“休克”了多年，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仍深陷经济萧条，保加利亚五年来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４０％～５０％，失业率保持在１６％～２０％，贫困率仍高达８５％～９０％，经受了保历史上的最大灾难。一位保加利亚前民主积极分子痛心地说，“在共产党垮台以前，我和许多人一样，认为共产党政府有关美国的一切说法和警告，纯属欺骗和宣传。从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３年，我是一个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我们的陷落，是因为我们受到了民主和开放的引诱。那些老人、妇女搜寻垃圾桶的情景，使我见了心痛欲碎１０年以后的今天，我真希望当初这一切都没有发生”。１９９９年罗马尼亚的蒂米什瓦拉市，数千名工人举行了抗议示威游行，打出了这样的口号：“回来吧，齐奥塞斯库同志，我们愿意与您在一起，不想再受苦了”。具有戏剧性的是当年也在这座城市，爆发了诱发社会剧变的动荡，后来有报道说是西方特工机构操纵的。
第二个经济理论陷阱，是付出代价后，很快会得到补偿。经济理论家向人民宣扬这样的观点，只要忍受一下收入下降和社会保障的消失，就会迎来经济繁荣和现代化。但事实上，许多国家忍受的不是短期阵痛，而是长期煎熬。最令人民失望的不是短期的代价，而是经济的长期发展方向。的确，国民经济迟早会从衰退转入复苏，一些东欧国家如波兰、匈牙利和爱沙尼亚，经历了三四年的严重衰退后，逐渐开始了经济复苏，但是，人民的失望情绪变得比衰退时期还要强烈，因为他们从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增长中，几乎得不到多少好处，许多人的实际
收入仍在下降。据《华尔街日报》刊登《中东欧经济评论》１９９７年５月号发表的一篇调查报告，１９９６年匈牙利仅有６％的人口收入增长，７２％的人口收入下降，２１％的人口收入保持不变；波兰仅有２０％的人口收入增长，３７％的人口收入下降，４０％的人口收入大体没有变化。尽管西方报刊将波兰视为“改革楷模”，宣扬靠引进外国投资培育了新中产阶级，但是，占７０％多的大多数人口仍未真正受益，属于类似拉丁美洲的两极分化型经济增长。
第三个经济理论陷阱，是所有社会成员同样承担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痛苦。东欧人民认为那些付出艰苦努力创造财富的人应该致富，但实际上，在大多数人陷入贫困的同时，一小部分人依靠不法手段一夜之间成了百万富翁，改革的成果“仅仅是将社会划分为穷人和富人”，这种情形同许多拉美国家实行自由化改革的恶果如出一辙。原来依靠西方援助的期望也落了空，因为西方国家采取了“对上钩的鱼不必多给食饵”的态度，以前给予大量援助的许诺并未兑现。
第四个经济理论陷阱，是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社会就可以实现均富。许多国家推行大规模私有化的结果，并没有像理论家宣传的那样产生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而是导致大多数居民的实际收入锐减，失业人数猛增，老弱病残陷入赤贫的地狱。理论家认为私有化企业提高了效率，通过增加税收可以实现再分配，达到比原来更高的社会保障水平。但事实上，私有化企业并没有提高效率，而是千方百计逃避税收，如叶利钦政府面对巨额财政赤字，根本无力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甚至无法给现有职工和军队发工资，为了赢得１９９６年总统选举，强迫中央银行动用了数十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拉拢人心，却加速了１９９８年爆发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
第五个经济理论陷阱，是产权一变更，就会提高经营效率。台湾、南朝鲜二战后推行的土地改革，是将土地分配给农民。近年来东欧国家的土地改革，则是剥夺农民的土地，将其归还给地主。例如，保加利亚曾有很高的农业生产率，农产品大量出口，但是，私有化后生产下降了一半，变成了农产品进口国。西方国家一般是将效益不佳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而东欧国家私有化的对象是任何国有企业，包括大批盈利的国有企业，许多国有企业在剧烈的产权变更中，反而陷入了严重的亏损，私有化从一种经济手段变成了经济目的，甚至不惜破坏生产力发展，不惜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其真正受益者仅仅是西方跨国公司和本国的新生贵族阶层。
法国《费加罗杂志》于１９９９年７月份，刊登了一位前苏联的不同政见者的谈话。２０年前这位前苏联作家季诺维也夫，曾因反对当局而被驱逐出境流亡西方。令季诺维也夫感到悲伤的是，尽管他反对共产主义的目标实现了，但是他看到俄罗斯也随之被毁灭了。季诺维也夫回答法国记者说，“我过去离开的是一个受人尊重的、强大的大国，现在重新见到的却是一个被打败了的、破败的国家。苏联共产党政权的崩溃并不是由于国内的原因，这乃是西方历史上取得的最大的胜利”。他还说，“俄罗斯的灾难是西方所希望的，也是西方策划的。我之所以这样说，是由于我知道内情。我看过一些文件和材料，参与过一些准备引导俄罗斯走向死亡的研究活动。我对此感到受不了，以至我再也无法生活在那个要消灭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的阵营里了”。
自从前苏联解体之后，国内外对前苏联的改革及其解体的原因的研究几乎一直没有中断。从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来看，当然是以学术论文为主，特别是国内，学术专著的出版主要集中在1992到1994年之间，而且其意识形态的针对性也是一目了然。从研究成果的时间分期来
看，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92～1995年，第二个阶段为1996年至现在。第一个阶段的研究，从实质上看，更多地含有意识形态之争的意义，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国内的“姓社姓资”之争，国际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破产”与“前苏联模式的失败”之争，我们不难理解，这种学术研究背后的深层含义。第二个阶段的研究，当然也不能完全避开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从理论层面上来看，其客观性、理性的思考无疑是在不断地得到加强，这与国内的学术环境的改善是分不开的。
真正能抛开意识形态的影响，具有纯学理性的研究的展开，应该是在最近几年。特别是随着“因特网”的出现和普及，使得真正的学者们有了一个可以避开“权力话语”的压力，冲破政治之网的约束的表达场所。当然，网上的研究成果也并非尽如人意，学术水平的参差不齐，学术讨论也往往具有盲目性、随意性，甚至还有不道德的人身攻击等等。（但是这毕竟给人们提供了一条通往真理的途径，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因特网的作用还是应该肯定的。）
纵观这些年来对前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将它们划分为两个研究层面：意识形态层面和学理层面。当然，这两个层面本身是互相渗透的，这里的划分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
（一）
前苏联解体之后，国际社会对之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西方社会称之为“资本主义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的破产”；社会主义阵营则称之为“前苏联模式的失败”、“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的破产”。因此，双方的研究的意识形态的针对性不言自明。
在西方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从其诞生那一天起就没有停止过。在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中，共产主义一直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这源自于西方的“人性恶”的文化传统：由于人的本性是恶的，我们不能期望人人都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对人性的约束的唯一手段是法律，因此，建筑在对人人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的理论预设的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大厦是缺乏理论依据的。因此西方的学者在研究前苏联解体的原因时，把主要的目光关注在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既违背了民主的原则、扼杀了人的自由与发展，又阻碍了经济的增长与发展；为适应冷战思维而不自量力地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在国际上实行“霸权主义”，强迫东欧等国接受其政治、经济模式，从根本上违背“人道主义”的精神等等；更有一些比较极端的学者甚至追述到了讨论“十月革命”的历史合理性的程度。而前苏联的解体，更是给他们抓到了“现实的证据”：社会主义制度是违背人性的，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是封建的集权统治，是对人权的践踏，终将被人民所抛弃。曾担任过前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在他的著作《大失控与大混乱》中，通过归纳出的导致前苏联解体的几条主观的、客观的因素之后，认为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年久日深地逐步落到这种境遇：促使既作为一种制度，又作为一种学说的共产主义，发生突如其来的和令人惊异的和平方式的向心聚爆，”从而“最终敲响了共产主义的历史性丧钟。” 应该说，这个结论是具有很大的代表性的。
而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研究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如何吸取前苏联改革失败的教训上。从政治背景上看，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针对性也是可以理解的。其主要观点可以表述为：尽管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尽管前苏联的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这样或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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