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帮土耳其抗议中国原因
来源：学生作业帮助网 编辑：作业帮 时间：2024/09/23 13:19:21 高中作文
篇一：土耳其,想与中国保持微妙平衡
土耳其，想与中国保持微妙平衡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对中国愤怒，然后攻击所有亚洲人!”在土耳其反华示威、中国外交机构发出旅游警告后，德国媒体6日这样描述极少数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猖狂举动。土耳其是中东最早实现世俗化的伊斯兰国家，但历史遗留下来的“泛突厥主义”依旧在一些人心中存在，而这些人成了“东突”分裂分子的庇护者。当中东地区动荡之时，土耳其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相对稳定，一度形成阿拉伯国家想要效仿的“土耳其模式”。这更让土耳其日趋保守的某些政治势力有了“干预”外部事务的膨胀感。土耳其海峡大学的一位学者近日为土中关系建言说，安卡拉不要试图在维吾尔族人和北京政府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
“土耳其因维吾尔族人而陷入窘境”
德国《世界报》6日在报道土耳其反华示威时，先回顾了历史上“土耳其极端民族主义者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事件”。文章说，“袭击游客的是极右组织'灰狼'的成员，该组织与民族行动党有紧密关系”。在韩国旅游团被攻击后，土耳其警察不得不用催泪瓦斯驱散这些暴徒，但有一个暴徒竟然在网上说：“终于打了一个真正的中国公民。”该报还十分关心地发问：“土耳其和中国之间面临外交冲突吗？”
近来，土耳其极端组织和“东突”势力常无中生有，造谣诬蔑，并借机闹事。7月5日，伊斯坦布尔的“happy China”、京雅堂等中餐馆遭到土极右翼组织打砸，有部分游客(包括韩国游客)受到攻击。“我们要求土方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在有关问题上谨言慎行，与中方共同努力，维护中土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近日针对土耳其反华示威做了如上表态。
俄罗斯《观点报》援引俄专家的话说，“由于中国与土耳其有许多联合项目，因此因宗教问题造成双边关系恶化对双方都不利”。俄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奥斯特洛夫斯基表示，“东突”分裂势力得到美国等境外势力支持，而土耳其跟着添油加醋不会给该地区带来任何益处。专家称，目前中国正在实施新丝绸之路项目，土耳其将在这一项目中获得巨大利益。同时中土两国经济联系也在快速发展，土耳其此举会严重损害本国的利益。据俄Lragir网站6日透露，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计划本月28日出访“土第二大进口国”中国。
土耳其海峡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安泰·阿特勒6日在香港《亚洲时报》撰文称，“土耳其因维吾尔族人而陷入窘境”。他认为，安卡拉一直试图在维吾尔族人和北京政府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过去几周的事态发展表明这种平衡非常脆
弱，令安卡拉越来越难以保持”，土中两国已就此展开外交“拉锯战”。阿特勒认为，土中两国政府应举行具有建设性的对话，双方关系紧张将使两国一无所获。
个别极端分子不可能破坏中土关系
“东突”势力把土当成“庇护所”
小亚细亚半岛、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博斯普鲁斯海峡、 “蓝色清真寺”、圣索菲亚大教堂、棉花堡……与土耳其有关的这些地理、历史名词和景点，对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说一点都不陌生。在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皇宫中，收藏着大量中国古代瓷器，其中不乏举世孤品。在安卡拉的凯末尔纪念馆内，细心地游客可以看到一张蒋介石亲笔签名并赠送给“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戎装照。这些文物都见证着中国和土耳其的历史交往。
土耳其人史称突厥，13世纪末开始建立强大的奥斯曼帝国，鼎盛期曾地跨欧亚非三大洲。尽管19世纪这个老牌帝国衰落，但很多社会精英仍推崇“泛突厥主义”，想着重振往日辉煌。但事实上，“泛突厥主义”在中亚地区屡屡碰壁。俄罗斯《观点报》近日援引俄“中东－高加索”研究中心主任塔拉索夫的话说，土耳其一直支持这一地区的所有突厥民族，牵扯到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土耳其的做法已引起这些国家的不满。塔拉索夫认为，目前土耳其面对
库尔德武装、“伊斯兰国”(IS)和国内政治不稳等大量复杂的问题，没有任何挑衅中国的资本。
土耳其政府在对待“东突”问题的态度上时有反复。土政府1995年曾颁布密令，要求公务员不得参加“东突”组织活动，后多次承诺不允许“东突”分子利用土领土从事反华及暴力恐怖活动。但近几年的迹象表明，土方私下却在纵容“东突”势力，最明显的就是很多“东突”分子通过土耳其这个跳板进入欧洲。
与此同时，“东突”势力把土耳其当成一个“庇护所”，约有20个“东突”组织在那里活动。在伊斯坦布尔，还设有“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的总部，负责发展“东伊运”组织正式成员，搞恐怖活动。在一些重要的日子，会有手举蓝底星月旗，高喊分裂口号的“东突”分子出现在伊斯坦布尔街头。“东突”分子举的旗帜和土耳其国旗图案几乎完全相同，只是颜色一蓝一红。
按照阿特勒的描述，土民族行动党领袖批评埃尔多安和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仅关注叙土边境库尔德重镇科巴尼的事态，却忽视了维吾尔族人的困境”。一些“东突”组织也施加压力，声称土政府对他们的支持“甚至不及对叙利亚人和巴勒斯坦人所做的1/10”。阿特勒担心：“土耳其政局的均势正迅速变化，如果民族行动党加入联合政府，新政府将如何制定土耳其对维吾尔族人的政策，并如何处理与之相关的对华关系？”
土总人口7000多万。目前约有10万维吾尔族人生活在土耳其，其中多数是第
二、第三代移民，有的并不知道新疆的发展和变化。每逢穆斯林传统节日，中国驻土外交机构还会看望当地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侨胞，送去问候和祝福。在土耳其，也有新疆籍老华侨对祖国有着深厚的感情，如土耳其工商业者协会会长萨比尔·博格达的父亲沙迪克·博格达，他年轻时参加过哈密地区的剿匪战斗、对印自卫反击战。
个别极端分子不可能破坏中土关系
土普通民众对中国没有敌意
《环球时报》前驻埃及记者曾数次赴土耳其采访，感觉当地人整体上对中国人很友善。在从安卡拉机场到市中心的大巴上，邻座的一名土耳其中年男子热情地给记者指路，并讲起他到北京、深圳、西安等地招商引资的经历。记者去土叙边境采访叙利亚战事时，司机和向导也十分尽职。
从去年年底开始，土耳其官员和学者在一系列有关土中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研讨会上表态积极，认为该战略倡导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体现出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正面形象。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曾高度评价中方“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表示土方愿承担振兴丝绸之路的历史使命，促进经济和人文交流，加强地区国家之间友好往来。
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7月3日，南开大学和土耳其叶迪特佩大学签署共建孔子学院协议，这将是土耳其第四所孔子学院。在土耳其，记者有时可以看到半官方的阿纳多卢通讯社、安卡拉通讯社记者从北京、上海等地发回的稿子，关注的是两会、中国外交、经济等话题。但总的来说，土媒平时更关心欧洲和周边国家的消息，偶尔有关中国的报道也是转载西方的报道。
据一位与土耳其某旅行社合作15年的中国业内人士介绍，近年来，中国赴土耳其旅行的人逐年增多，今年很有可能突破50万人次，相当于去年的三倍，很多人是“深度游”。土耳其今年3月对中国公民实行电子签证，几乎是“免签并不免费”，加上《花儿与少年》土耳其之行等明星真人秀节目的热播，土耳其游很受欢迎。今年7月至9月的赴土机票基本售罄。
这名经常去土耳其的旅游业负责人表示，在土耳其，除了有“泛突厥主义”思想的人，普通民众对中国没有敌意，一些媒体对新疆进行歪曲报道，就是蛊惑人心。与他合作的土耳其旅行社和土“中文导游协会”的人告诉他，游行闹事的只有两三百人，这样的行为不得人心，因为游行在土耳其很常见，因此警方管控有时不太严。
北京大学土耳其问题专家昝涛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土耳其最近的反华示威规模虽然不大，但声势和敏感性确实又不小，而且这种现象时不时就会冒头。昝涛认为，这与土耳其社会固有的“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西化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都有关系。但他强调，反华不是土政府或土主流社会的基本态度，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土历届政府基本上都重视对华关系，对双边关系持积极和建设性态度，这一点是两国关系的主流;一般的土耳其民众对中国人非常热情和友好，这也是土耳其人的一个显著特点。
昝涛认为，土耳其社会很多元，确实存在出于历史、种族、宗教、人权、意识形态、经贸不平衡等多种原因和偏见而对中国不友好的个人、组织或团体，这也是我们必须承认的，偏见大部分情况下很难纠正。他建议说：“只靠政府做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加强民间交流和公共外交非常重要。”
篇二：土耳其东南部省份爆发示威活动抗议宵禁
土耳其东南部省份爆发示威活动抗议宵禁
网络红快评：库尔德是中东第四大民族，约3000万人口其中1200万居住于土耳其东南部，属于逊尼派。土鸡建国以来采取简单的以暴制暴处理库尔德独立问题，直到埃尔多安所在的正发党上台执政；正发党认为库尔德问题是土鸡能否崛起的关键。美国利用库尔德人对萨达姆的仇恨掀倒萨达姆，所以美国人对库尔德的支持也成了土鸡处理库尔德问题的挑战。 土耳其国土包含黑海海峡，是黑海通往外界的唯一通道。黑海舰队是俄罗斯四大舰队之一，即每次出海都得土鸡同意；即使向中国出售废旧航母也得土鸡批准。
土鸡啊土鸡，这回不死也得脱层皮。俄罗斯对土鸡，最高战略目标应该是一分为二，就沿着黑海海峡；那么黑海海峡变成公海，俄罗斯可以自由航行。中国，参照欧洲旧事按民族、宗教的差异各自成立国家倒是不错的选择。美国，搅屎棍一根；欧洲呢，比如法国为了实现地中海战略估计也不希望土鸡雄起。
所以，土耳其的示威活动愈演愈烈是必然的；突厥斯坦和库尔德斯坦，这两个国名也很上口。（龚擎钢）
篇三：“土耳其模式”之困
“土耳其模式”之困
土耳其正发党的一党独大以及埃尔多安总理的独裁倾向已经降低了社会共识和政治妥协的能力，社会和政治的两极分化很可能葬送“土耳其模式”。
不久前，在民主革命后上台仅执政一年的埃及穆尔西政权被军方赶下了台。针对当下穆尔西以及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政坛的命运，各国的表态暧昧，大多数国家避免了使用“政变”一词。但突尼斯和土耳其是典型的例外，尤其是土耳其表态说“政变不可接受”。据说这是因为土耳其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AKP，简称“正发党”）一直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和穆尔西，为穆尔西提供了大力的政治支持和约合20亿美元的经济支持。实际上，这只是表面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穆尔西的命运以及之后西方国家的暧昧态度，让AKP及其支持者深感不安。在土耳其的媒体上开始出现一种充满忧虑的声音：“土耳其还会不会发生军事政变？”
土耳其人的不安，更多的是一种源于精神深处的紧张。如果把正发党和转型后的穆兄会作为同一类政治势力（即温和伊斯兰主义政党）来看的话，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政治模式开始在中东逐渐普遍化的趋势；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当下的危机尤其是他们的忧虑就能够感到这种模式内在的张力和脆弱之处。然而，从中东各国的现实尤其是民主化之后的历史进程来看，这看起来又是一个无法规避的、具有普遍性的现象与问题。 正发党在土耳其的成功
正发党在土耳其已经连续执政超过十年。2002年以来，它已经连续三次赢得议会大选，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中占有压倒性优势地位。最近一次赢得大选是在2011年6月，当时得票率几乎达到50%。考虑到土耳其政党林立以及对各政党进入议会必须满足得票率超过10%的硬性门槛规定，正发党这个优势就不言而喻了。土耳其自1946年起实行多党民主制，在过去的六十多年中，唯一能够与正发党的成功相提并论的就是1950年至1960年连续三次执政的民主党了。但民主党在三次选举中的得票率是递减的，而正发党却是递增的，这个势头目前看起来还没有减弱的迹象。从选举的成绩看，正发党是相当成功的。但我们该如何理解和解读这样的成功？
正发党执政后，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成就令世人瞩目。在每次大选胜利后，正发党的经济成就总被普遍关注。回顾土耳其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我们确实可以看到这个中等规模国家的强劲崛起。有人说它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新的明星。目前土耳其经济总量居世界第16位，已近1万亿美元，而这个数据在2009年时还是7800多亿美元；现在，土耳其的人均GDP已经超过1.3万美元。就总量来看，土耳其已成为经济实力最强的伊斯兰国家。
自2002年开始，土耳其经济进入了长达6年的高速扩张期。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土耳其的经济增长放缓，但土耳其政府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实行降息、减税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促使国内消费需求回暖，消费者信心指数随之上升。这些年，在正发党的领导下，土耳其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速，一度紧逼中国，只在2012年时有所下滑，但相对于欧洲各国来说，仍然是生机勃勃。且不管正发党的经济政策与土耳其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有多密切，毕竟经济增长有很多周期性、历史性的非政策因素在内。但毫无疑问，正发党抓住了历史机遇，克服了前期的困难，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成功，并使之转化为政治上的不断成功。
经济增长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有分配的问题。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实际上更多地体现在分配领域，也就是说，在如何分配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方面，政治将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做得好自然可以换来更大的政治利益。如果经济发展的成果没有变成普遍性的全民福利，尤其是被少数人分去了绝大部分的蛋糕，这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在发生了“阿拉伯之春”的国家，比如埃及，之前的经济增长率并不低，势头也不弱，但因为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使得普通埃及人的相对剥夺感严重。再加上政治上专制，腐败极其严重，对权贵阶层没有有效的监督，这是埃及发生民主革命的重要原因。这跟土耳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用不着通过数据来说明，只要看看最近发生的针对政府的抗议行动就会发现，土耳其基本上不涉及民生问题。而埃及在发生民主革命后，社会经济状况持续恶化，失业率持续攀升，执政党受到各反对势力在体制内和街头的多重掣肘，根本无暇搞经济复兴。
正发党利用经济的攀升，内着力搞好民生。比如，在教育方面，把针对贫穷学生的奖学金普及面翻翻，使医疗的普及面大大拓宽，建立惠及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让穷人真正能上得起学、看得起病。这就确保了土耳其底层民众对正发党的支持。正发党属于草根阶层的政党。它尤其关注贫穷民众，这是它的重要票源。正发党利用了之前多年经营的基层工作基础，
并在上台后以国家政策的形式巩固和扩大了这个基础。正发党的前身是繁荣党，是伊斯兰主义政党，具有多年的草根工作经验。繁荣党过于保守，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色彩过浓，它的选民来源就没有那么广，所以在1996年时的得票率远不如后来的正发党，正发党除了吸引繁荣党之前的主体选民之外，还把更多的保守中产阶层吸引了过来。这对于正发党而言才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我们看它的得票率一直是在上升的，其他政党很难撼动正发党的地位。
在正发党之前，土耳其长年受困于难以建立稳定政府，没有一个政党有能力赢得多数选票，这种政治不稳定是土耳其社会和经济危机的因素之一。民主制如果陷入到政党的私利和无休止的争吵，也就是失败国家。根据亨廷顿的保守主义理论，对一个国家而言，有效的政治统治可能比体制更重要。民主国家要想实现有效统治，就必须建立稳定的政府和政党协调机制。自2002年开始，正发党建立了多年来第一个稳定的多数派政府，土耳其人对于稳定政治的期盼得到了落实。
十年来，在正发党领导下，土耳其在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与外交成绩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被认为形成了一种“土耳其模式”，其内涵大致是：在一个穆斯林国家，由温和的保守主义政党长期执政，经济上走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积极融入全球化，重视民生，政治上坚持民主化，社会-文化方面则在世俗主义原则的基础上打擦边球，尽量满足保守选民的宗教需求，外交上坚持相对独立自主的立场。
AKP的一党独大及其问题
2013年5月底，从伊斯坦布尔塔克西姆广场开始的一场环保运动，随后演变成席卷土耳其一些主要城市的反政府抗议活动，警民冲突不断，多人受伤和被捕。抗议者指斥来自正发党的总理埃尔多安是个“独裁者”，要他下台。埃尔多安，现年59岁，出身平民阶层。身材高大健壮的他还做过几年职业足球运动员。埃尔多安毕业于宗教职业学校，后入大学学习经济管理。他是一个保守但又讲求实用主义的政客，曾因在政治活动中引用伊斯兰经文而短暂入狱。他早年加入伊斯兰主义政党，于1994年当选为伊斯坦布尔市长，在任期间，他政绩斐然，成为全国瞩目的政治明星。后因军人政变，政党被解散，埃尔多安遂与原政党脱离干系，并于2001年参与创建了现在的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至今他已经连续当了三届总理。过去的十年，“土耳其模式”虽然非常成功，但土耳其自身所固有的政治与社会矛盾并未解决。
土耳其社会长期面临三大挑战：文武关系、政教关系与民族问题。这些问题植根于土耳其的现代历史之中。
首先是文武关系。1960年以来，土耳其军方通过不同形式多次干预文官政治。尽管土军方每次都会还政于民，但通过制定新宪法，审判、关押和限制一些政治人物，它规约了土耳其的现代政治进程。直到最近，我们看到大批土耳其军方高层人士被逮捕和审判，正发党看起来已经制住了军队。正发党依靠强大的民意和司法手段已经“驯化”了军队。目前各方都愿意靠文官的、民主的程序解决问题，希望军队老老实实地保持中立。但埃及的穆尔西被军方推翻，西方各国态度暧昧，这重新引起了土耳其是否会再次发生军事政变的担忧。
其次，政教关系与民族问题其实是认同政治。现代土耳其建立在凯末尔党人确立的激进世俗主义基础上，宗教被置于世俗国家的严格掌控之下。但在民主化之后，这一原则不断受到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挑战。在正发党之前，曾有伊斯兰主义政党挑战世俗主义，但被以捍卫世俗主义原则自居的军方压制下去了。出身于伊斯兰主义的正发党，坚持走实用主义路线，更强调经济发展和民生，这是它被世俗主义驯化的结果。正发党已经不是一个典型的伊斯兰主义政党，但考虑它的出身，还有它在一些敏感问题上的小动作——比如修改涉及伊斯兰头巾的法条，通过限酒令，强化宗教教育，等等——都深深刺激了世俗主义阵营。
民族问题指的是长期困扰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库尔德族人占土人口的五分之一，他们也有自己的政党，当然库尔德工人党是非法的，它已经被认定为恐怖组织，由于很难突破10%的议会门槛，库尔德人政党采取的办法是党员先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进入到议会后还是原先政党的成员。有趣的是，库尔德族人也经常把选票投给正发党。正发党能够吸引库尔德人支持的原因在于：（1）它强调伊斯兰认同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2）从繁荣党开始就坚持主张联邦制的方向，这有利于在地区或省的基础上来贯彻伊斯兰主义政策，消除中央集权国家对全国的掌控，而联邦制诉求对于库尔德人来说似乎也符合他们要求自治的期待。（3）正发党在库尔德聚居的东南部修路、通电，搞经济发展，惠及了库尔德人。这表明，在土耳其，种族认同基础上的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号召力相对下降了。这个基础上，埃尔多安党人想通过民主的手段解决库尔德问题，甚至愿意与被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谈判，换取他们停火。
最后，经过正发党的十年，土耳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挑战，即在一党独大局面下，如何理顺民主与自由的关系、“多数人暴政”与保障少数人权利的关系问题。正发党已经在土耳其建立了一党独大的局面，反对党目前无法对其形成有效制约。埃尔多安还想成为普京那样的人物。土耳其将改成总统制。这样，埃尔多安从总理的位置退下来后就当总统。埃尔多安表现出日益明显的自大、傲慢与专制倾向，在修宪、通过保守色彩的法令、媒体自由等方面，埃尔多安集团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正发党曾团结了大批土耳其自由派，但随着它日益表现出的专制倾向，自由派感到颇为失望。长期执政的一个结果就是形成新的利益集团，尤其是执政者与资本集团的结合。最近，已经通过收购等手段控制了土耳其大部分传统媒体的埃尔多安，还批评了Twitter，说“社交媒体是社会最大的威胁”。埃尔多安党人在土耳其的统治对占少数地位的边缘群体构成了威胁，甚至让他们感到绝望。这是土耳其当前发生全国规模抗议的最重要原因。
席卷土耳其主要城市的抗议，始于一场发自草根阶层的环保运动。它的导火索还包括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了限酒法令。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它更多指向了现政府与埃尔多安。据悉抗议者还冲击了正义与发展党的党部。这次土耳其抗议行动的主体，除了过去十年里在民主选举中失利的反埃尔多安和反正发党势力，也有小部分原先正发党的自由派支持者。当前席卷土耳其的反政府抗议行动，容易让人想起过去几年的大规模游行。2007年，蔓延土耳其全国的示威是世俗主义者在土耳其发起的最大规模的反攻，但终无实际效果。过去的抗议主要与选举政治有关，而这次抗议反映的主要是边缘群体与反对派针对正发党一党独大的愤怒。
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有政治的反对派，有对现政府的质疑、批评与反对，都是再正常不过的。曾经也是出身于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的总统居尔，在呼吁各方保持淡定的同时，肯定了民众的抗议权，他强调，在民主政体中抗议与游行是正常的，民主并不只是关乎选举。
如果说“阿拉伯之春”要解决的问题是从专制向民主的过渡，那么，土耳其当前的危机就是民主化进程的深层次问题。它主要不是民生问题，而是如何避免多数人暴政的问题，是如何保障边缘群体与少数群体的权利和自由的问题，是认同问题，也是价值问题。换句话说，在根本的意义上，它不是个单纯的技术问题，不只是简单的多数派与少数派的关系问题（若
篇四：中国企业震惊海外西班牙人目瞪口呆!真是太神奇了
“如果不是中国公司干，不知道哪年才能通车”
1月7日，阿卜杜拉·梅利克在土耳其安卡拉火车站候车，准备搭乘高铁回家。这位柯尼亚市政府副秘书长就要坐高铁到首都开会。
柯尼亚与安卡拉之间的高铁票价比大巴车便宜20%，时间只是汽车出行的一半，现在常常“一票难求”。“如果安伊高铁开通了，柯尼亚到伊斯坦布尔的旅行时间就会从10小时缩短到3个半小时，老百姓怎么会不期待呢？”
梅利克所期待通车的安伊高铁，是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至第二大城市伊斯坦布尔高速铁路的二期工程。该段铁路全长158公里，西起伊诺努，东至科斯克亚，经既有线将伊斯坦布尔与安卡拉连接。该段铁路设计时速250公里，由中国铁建牵头，联合土耳其当地企业等四家公司，组成合包集团竞标承揽。
安伊高铁是中国企业在海外修建的第一条高速铁路，更是中国企业在欧洲拿下的第一单高铁生意。其工程桥隧比达42%，其中最长的隧道长6.1公里，最长的桥梁长1.96在盛产花岗岩的土耳其，技术难度可见一斑。“如果不是中国企业在这里修这条高铁，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干完。土耳其的很多工程总是拖拖拉拉。”土耳其姑娘纳依莱因为安伊高铁而结识中国人，并成为中国铁建安伊高铁项目部的一名行政人员。
安伊高铁二期工程主体完工，伊斯坦布尔卫星城市帕穆科瓦市市长杰瓦特最高兴。“安伊高铁开通后，帕穆科瓦距离伊斯坦布尔的距离将由1个半小时缩短到20分钟，会有更多国际人才来居住，我们能更好地融入国际化大都市。”杰瓦特的办公室至今仍挂着2012年的挂历，因为上面装裱着这条高铁在当地开始铺轨的照片。“中国朋友带来的不仅是高铁技术，还有帕穆科瓦的未来。中国企业太有效率了。”
欧洲市场波折多
听来皆大欢喜的高铁工程，却是“好事多磨”。从2005年10月中标到今年1月17日主体工程完工，一条158公里的高铁竟修了8年，在中国铁建土耳其分公司总经理郑建兵看来，这就是进入欧洲市场之难的缩影。
2005年8月，中国铁建与当地合作伙伴强强联合，以12.7西班牙等竞争对手成功中标，在当时刷新了我国对外工程承包单项合同总额纪录。然而，中标的幸运感转瞬即逝，项目设计开始了无休止的变更。
“从我2009年介入这个项目开始，没有一个设计方案是一次性通过的，土耳其人总是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中国铁建第五勘察设计院设计总体李会杰回忆，他曾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对一个变电所设计反复修改了10次，最后业主都不好意思了，连说，“这次真不改了，再改就太对不起你们了”。
158公里的高铁线路，竟有90多公里经过了反复的修改设计，但在郑建兵看来，这种“反复”并非业主故意刁难。一方面，高铁对于土耳其是新事物，当地铁路局做的前期地质勘测不够扎实精确，导致项目不得不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另一方面，欧洲市场更重视过程管控，因此也特别讲究“慢工出细活”。
“语言和文化沟通不畅也是造成设计反复的原因。”中国铁建土耳其分公司合同成本部副经理许亮表示，土耳其人不大喜欢说英语，很多铁路专业词汇的土耳其语翻译都是大家边施工边学习。
除了设计变更，采购这种“在国内不是事儿的事儿”也成了闯荡欧洲的一大门槛。中国铁建本打算借安伊高铁这个平台，将“熟门熟路”的中国装备引入欧洲市场。但是由于项目采用欧洲标准，所有高铁部件、监测设备等必须有欧洲实验室认证，多数中国企业并不具备这种资质，项目部不得不从在欧洲采购。
“欧洲认证要从原材料开始，一直覆盖到产品生产装备，比如钢轨用什么铁矿石都有认证，很多国内企业觉得费时费力不划算。”中国铁建土耳其分公司副总经理兼轨道现场项目部经理吴久义，曾联系国内一家知名的道岔生产厂，希望把产品引入安伊高铁项目。但是该企业老总认为搞欧洲认证太麻烦，还要至少花600万元，不如做好国内市场。
尽管最后订购的意大利钢轨物美价廉，可吴久义对“肥水流进外人田”还是纠结了很久。“中国的高铁装备不比国外差，欧洲铁路市场这么大，企业为什么不能把眼光放远一些呢？”
最令项目部头疼的还是合同变更风险。2012年3月，由于设计不断变更，工程量一再增加，项目部迎来最大挑战。根据合同，土耳其交通部有40%的合同变更权，即可以追加投资40%，施工方应将全部工程干完；或者项目仍按原合同额进行，建设方干满合同额即而且选择后者没准还能多挣钱。但对远赴异乡的中国企业而言，如果土方选择后者，则意味着前期垫资的上亿元人民币就将损失。
在土耳其铁路局倾向于重新招标时，中国企业没再犹豫。中国铁建中土集团总经理袁立在谈判桌上从土耳其市场信誉、民生期待、中土贸易合作以及未来高铁项目融资等多个角度阐明利害，激烈的交锋甚至惊动了土耳其交通部长及总理。最终，中国企业在施工中展现出的品质与信誉，让合作伙伴心悦诚服地决定追加投资。
“8年过去了，扛到现在，我这湖北佬都成了祥林嫂。现在对每个合同的每个细节、每个词汇，我都要与员工反复琢磨，与土方讨价还价。算是磨出来了。”郑建兵说，中国人的勤劳令西方人有点匪夷所思。
“走出去”切忌“想当然”
“越是国内成功企业，越要小心对既有经验的依赖”
2013年12月27日，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亲自驾车，参与安伊高铁二期工程萨帕加至科兹卡伊线路的通车测试。一路上列车运行平稳，各项测试指标完全符合设计要求，埃尔多安对中国公司施工质量连连称赞。
“土方对测试结果非常满意。安伊高铁二期是土中迄今为止最大的合作项目，中国伙伴表现十分出色，这次合作也为今后土中合作起到了示范作用。”土耳其铁路总局局长苏莱曼介绍，到2023年，土耳其将修建3500多公里铁路线，市场份额高达四五百亿美元。“希望在2000多公里的土耳其东西高铁中，还能与中国伙伴继续合作，也希望郑建兵在土耳其的胡子长得更长，干脆就在这安家！”
面对溢美之词，郑建兵和袁立都很冷静。就在4个月前，由当地企业施工的安伊高铁二期工程两个隧道刚刚滑坡，中方铺轨、电气化等工作无法继续，土耳其交通部部长在现场办公会上摊牌，“如果这样下去，我不保证你在土耳其能活下去。”
为了保住信誉，他们在“拒绝加班”的土耳其上演了中国式的“三班倒”。郑建兵先是向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求助，迅速办好了101名工人一个月的因公签证。与此同时，电气化项目经理周洪波优化施工方案，将中国派遣工与当地劳工进行“混搭”。项目部每天准时向坐镇国内的袁立短信汇报施工进度，随时争取支援。于是，土耳其当地企业2天才安装7根电线杆，而中国铁建一夜就架设了100根。当晚西班牙监理目瞪口呆，“中国企业真是太神奇了。”一星期后，更令监理吃惊的是，质量检测显示中国企业铺设的电线误差均控制在微米级，“堪称完美”！
然而，这样的“神奇”，郑建兵和袁立并不打算延续。他们反倒给中资企业提了醒——“走出去”切忌“想当然”，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海外市场理念。
袁立说，迄今在海外的项目技术难度都不高于国内，但商务难度却比国内任何工程都要高。“中资企业在国内外的资源调配能力完全不同。越是国内的成功企业，越是要小心依赖既有经验、忽视商务陷阱。国内3个月能干完的活儿，国外一年半还干不完。可是从全国各地调配工人，和你从国内向国外调配工人，完全是两个概念，护照、签证、路费全是负担，施工装备和材料调配也大不同。”
“走出去”还应储备一批真正的海外人才。“企业走出去不光要有外语人才，还需要精通商贸、法律等多门技能，并深谙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中国驻土耳其大使宫小生提示。
袁立认为，土耳其高铁项目犹如一所学校，8年的磨练其实是中国企业走入发达国家市场不得不付的学费。“土耳其这个准发达市场与非洲、中东大不同。经过这次历练，我们从技术、法律、程序上已具备到欧洲一展身手的基本条件。”袁立说，“而且到目前为止项目没有赔钱，还颇有收获，说明这个学费很值。”
中国铁建总裁张宗言不无感慨地告诉记者：“别看这短短的158公里，我们经过‘8年抗战’，终于拿到了进入欧洲高铁市场的通行证。它不仅充分证明我们能够建设好国内的高铁，还证明我们也完全有能力按照欧洲标准，参与国际高铁市场的竞争；我们有能力用一流的质量、一流的技术和服务，融入当地，造福项目所在国的政府和人民。”
安伊高铁项目部所在的博聚于克，冬日清晨总笼罩着浓雾。直到清真寺传出悠扬的宣礼乐，红瓦屋顶上才亮出蔚蓝的天空。正如袁立、郑建兵和他们的团队坚信，阳光总会将迷雾散去，而他们铺设的高铁轨道终将延伸向欧洲的另一边。现在法国，葡萄牙，包括西班牙都注意到了中国在土耳其的这条高铁。
篇五：中国文化别像土耳其那样
中国文化别像土耳其那样“自宫” 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千万要防止走上土耳其那样自宫式的路，只有认真地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走向现代化，那么我们这个现代化才是有根的。
一个事实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取得了某种程度的相对独立，经济上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于是，就开始在文化上进行反思。同时，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也增强了人们对自己传统文化的重视，开始认真地去思考应该如何对待它们，所以从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现象，就是文化的寻根意识。
在文化趋同的发展过程中，同时也出现了一种文化寻根意识，这并不奇怪。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样一个道理，就是越具有民族性的文化，它就越具有世界意义。我们打造的很多文化产品，应该更多地具有中国的民族性，这样拿到世界上去，人家才会承认你。
如果你打造出来的文化产品，跟流行艺术一样，人家还看它干什么呢，看他自己的就可以了。所以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在酝酿怎么样来保护文化遗产的问题，特别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但是一定要记住保护遗产并不是要你去把它变成跟现代流行的文化一样的形式，而是要求你去保护它本来所具有的那种民族的特色，让它呈现出它的世界意义来。
我们现在虽然高喊要保护、传承、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但如果我们在做这些事之前，没有树立起一种文化的主体意识的话，那么，我们这样去保护它，反而会使它丧失本来的民族特性。
很可能发生的一种情况就是，尽管我们表面上做得轰轰烈烈，结果，用一句现在时髦的话来讲，反而是解构了我们的传统。所以我觉得树立我们的文化主体意识是非常重要的。
树立这种主体意识，就是要强调以我为主、以传统为主，而不是去迎合时代、迎合现代人的欣赏趣味。就是要让他们认识到我们传统中有这样一种样式的文化形态，不管是艺术也好，什么也好，总之，有这样一种样式形态存在。
如果你把这种样式变成现在人人都能够接受的，都能够欣赏的，那也就失去了这种样式
刚才我提到梁启超，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去欧洲考察，回来写了一部《欧游心影录》的小册子，反思对西方的看法。实际上，他当时还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很有意思，叫做《中国与土耳其之异》，他为什么会写这篇文章呢？因为当时土耳其一心一意地想脱离亚洲跻身于欧洲。土耳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有一个总统叫做凯末尔。他当时就用他的权力全面地来推行土耳其的西化，或者说是欧化，要彻底地摆脱原来它作为伊斯兰国家、
亚洲国家的背景。因为土耳其确实也比较孤单，它地处欧、亚、非三洲交界的地方，一直面临着是走欧洲的道路，还是走亚洲的道路的问题，就像蒙古一样。我九十年代初曾经到蒙古去了一次，见了他们国家的宗教局长。他当时就跟我们讲，蒙古很想回到亚洲，因为蒙古毕竟还是在亚洲，继承的是亚洲的文化传统啊。
而土耳其在二十年代的时候，想的就是要走向西方、要西化，所以它彻底地改变了，无论是在政治制度上、思想观念上，还是在生活形式上，都彻底地改变了。比如，我们知道###的妇女出门都要蒙一个头巾，但土耳其就取消了这个要求。到后来，它甚至取消了土耳其一直用的阿拉伯文字，而改用西方的文字。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它推广以后，彻底地改变了一代人。这一改革，实际上是中断了自己的历史传统，因为年轻的一代不能读传统的典籍了，读不了，阿拉伯文不认识了。就像现在在中国，我们要找出能够很顺利、很精确地读古书的人，不容易，在全中国能够找出多少来？不多了。
我刚才讲文化是历史的载体，语言文字又是文化的载体，所以八十年代初期，欧洲着急什么呢？着急他们的语言文字里掺杂进去了许多的英语、美式英语，所以西班牙当时就提出要纯洁语言。这个问题在日本是最严重的，日本语汇中外来语很多，而外来语的变化又迅速得很。日本的很多学者就常常跟我讲，他们如果出去待个一两年，不接触国内的文献，回去以后很多书就看不懂了。
中国一直以来是非常重视历史的。近代有一位很著名的学者，叫龚自珍，他就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我常常引用这句话。龚自珍在研究春秋战国历史的时候，从中总结出了一套经验，其中最重要一条就是“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
我觉得这句话的意义是非常深刻的。要灭掉一个国家，首先要灭掉它的历史，让这个国家的人民都不知道自己国家的历史了，那么还有这个国家吗？没有了。
而所谓的“灭其史”，也就是灭掉它的文化。你釜底抽薪地把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都改掉了，它自己的人民连自己国家的文字都不认识，自己国家的文化都不知道，还会认同它吗？而一个不认同本国文化、本国文字和本国历史的人，你让他爱国，他爱得起来吗？
我们现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认为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认同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心里面，一天到晚想的都是美国的生活方式、美国的文化，你说一定要让他爱国，有的时候是很难为他的，他没有认同感啊！所以爱国的基础是建立在对于本国文化的认同上，当然我们也可以讲是对本国历史的认同，对于历史的认同也就是对于文化的认同。
我记得好像是前年吧，不是也有很多人提出来要保卫汉语的纯洁性吗？当然，我觉得我们汉语虽然有问题，但还不至于到土耳其那样的状况，也不至于像韩国。韩国，还有朝鲜，它们自己的民族情绪很高，所以就废除汉字，不让用汉字，害得现在韩国和朝鲜的年轻人读不了古代的文献，这不就是割断历史吗？所以九十年代的时候，韩国发生了一次包括朝野各界的激烈讨论，就是讨论汉字的问题。汉字是不是应该保留？是不是应该在小学、中学里教孩子们认汉字？其实，这实际上是一个文化传承的问题。
土耳其一心要挤入欧洲，成功了吗？没有。实际上，西方国家和西方人从来没有把土耳其看成一个西方国家。土耳其大概是在1952年成为了北约的一个成员，后来它一直想加入欧
盟，但是这么多年了，都没有能够挤进去。而我们看到苏联解体以后，许多欧洲的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原来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很快就被欧盟吸收了。可土耳其努力了几十年，人家还是没有接纳它。
实际上，土耳其成了一个“人格”撕裂的国家。它形式上要走向西方，内心却又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这就形成了一种“人格”的撕裂。
这种情况在中国有没有呢？其实也有。我常常讲，中国近代许多人的人格是双重性的。刚才我提到的吴虞，他被胡适称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四川老英雄，他批判传统的文化、儒家思想，是批判得非常成功的。但是这个人的性格有两重性，如果有机会可以去看看他的日记（已经出版了），从他的日记里就能看到，他实际上一方面要反叛，要打倒孔家店，另一方面内心又觉得很空虚，打倒孔家店以后怎么办？要找到东西来填补啊。完全用西方的文化来填补，他又觉得接受不了。怎么办呢？信佛吧。所以他在书斋里面布置了一个小佛堂。这当然还只是一方面了。另外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他也很矛盾，虽然批判传统文化，但他自己还要讨小老婆；虽然批判国家的专制、家长的专制，但他的女儿要自由恋爱，要结婚，不行！必须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矛盾啊！
再拿鲁迅来讲吧，他是近代的一面旗帜，是对传统批判得最激烈的一面旗帜，但是他的内心也一样啊，中国传统的孝道，他还是非常遵守的。所以他母亲做八十大寿的时候，他出资刻了《百喻经》。
又比如，胡适先生可以说是先进的吧，但他就娶了一个小脚女人做他的老婆！为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能违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近代的人实际上都有两面性。
土耳其实际上也是这样，表面上是彻底西化，内心其实有强烈的伊斯兰文化底蕴，所以不行啊。但当它想回到亚洲时，亚洲这边的人也害怕啊。1955年万隆会议的时候，土耳其要回来，却遭到了非西方国家和不结盟国家的集体谴责。特别是伊斯兰世界把它看成是亵渎了神的国家，坚决拒绝它。所以把它弄得里外不是人，很可怜。这就像《庄子》里“邯郸学步”的寓言说的那样，学了半年回来，那边的没学好，自己原来走路的方法也给忘了。
高中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