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日记日军

篇一：《威尔逊日记》记录日军南京暴行

《威尔逊日记》记录日军南京暴行：这里是现代人间地狱

本文摘自：《威尔逊日记》 日记原件现存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

1937年12月18日 星期六

今天是现代人间地狱的第六天，血和掠夺的记录充满了张张日记，整批整批的人被 杀戮，成千上万的妇女被强奸。这里几乎没有任何力量去阻止这些野兽们的残忍、淫欲和野蛮行为…… 让我描述几件发生在前两天的事件。昨夜，大学的一位中国员工的住所被捣毁，他的亲属、两个妇女被强奸。

在一所难民营里，两个大约16岁的女孩被轮 奸致死。在大学的附中里有8000人，但昨晚日本兵十次翻墙而进，抢劫食物、衣服，并强奸妇女直到他们满意为止。他们刺死了一个男孩。今天上午我花了一个 半小时为另一个八岁男孩做了缝补手术，有五处刺刀伤，有一处刺穿了他的胃，一部分大网膜流出肚子外，我想他将得救。有一个日本兵在护士宿舍的四楼，那里有 15位护士，在她们一生中的这一刻被留下了创伤。

今天我治疗处理了一个有三处子弹孔的男人，他是一群人（80人，其中包括一个11岁的男孩）中的 唯一幸存者，他们被从所谓“安全区”的两幢房屋内带出来，带到西藏路西边的山坡上，在那里被残杀，他在他们离开后出来发现，他周围79人全死了。他的三处 枪伤不太严重。说句公道话，日本人残杀的这80个中国人中，只有少数几个是退役军人，其他都是平民百姓。

有一个女孩儿，是由产伤而致的弱智人。她除了抓伤了抢她的仅有的被子的日本兵以外，没有任何理智，而她竟被军刀砍掉了半边颈子一半的肌肉。

1937年12月19日

今天上午我回家时，又听到了十几个抢劫及强奸的事。在写完了昨晚在医院所见到的情况报 告以后，我与Bates, Smythe 和Fitch一起到日本大使馆去，与大使馆中一个叫田中的先生谈话，他详细阅读了我们的报道和听取了许多其他的事件。他本人表示同情，但他对控制军队却无 能为力，能做到的仅仅是向上反映而已…… 今天似乎是一个惨绝人寰的大火燃烧的日子。

昨天有很多处大火，今天在太平路附近的几个大的街区大约在晚 饭时都燃起了大火，离我们这里约有60米的一所房子也被烧了。……直到我回家时，火势仍未得到控制。穷人们的所有食物都被掠走了。他们终日生活在恐怖灾害 之中，精神正处于歇斯底里的惊恐之中，这种状况何时才能停止啊

12月21日

昨天早晨一个17岁的女孩带着她的婴儿来到医院。她在夜里7点半前被两个日本兵强奸，在9点钟时出现剧烈腹痛，而她的婴儿在12点出生，很显然，在夜间她不敢外出来医院，以致在早晨她才来。 前天在岗上，一个怀孕6个半月的19岁的姑娘反抗两个日本兵的强

奸，她的面部被砍了18刀，有几处在腿上，腹部有一深深的刀口，今晨在医院里我未能听到胎音，她可能会流产（次日晨得知，她于昨夜做了人工流产）

圣诞前夕

城里的大火似已熄灭，但今天日本人又在沿主干道的两侧点起6堆大火，试图烧掉店铺里的东西。

今天到我们医院来治病的一个男人说：他是一名担架员，曾和4000名中国人一起被日本兵押到长江边。在那儿日本人用机枪向他们扫射，他的肩头中了一枪，侥幸未被打死。他趴在地上，虽然很疼，但他不敢呻吟一声，怕被日本兵听见。

辛 伯格今天回到城里，给我讲了更多可怕的事情，他说城外中国人为了阻挡日本坦克前进而挖掘的战壕里堆满了尸体，甚至还有一些未死的伤兵。日本兵为了能使坦克 通过战壕，竟然残杀了附近的无辜平民，用他们的尸体将战壕填平。辛伯格借了一架照相机，拍摄了一些现场照片，以证明其所言非虚。

12月30日 星期四

今年快结束了，但愿今年早点结束，明年会有个光明的前景，但我们似乎又有点沮丧，因为我们看不到黎明的曙光。我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局势不要再恶化下去了，日本人不可能再杀更多的人，因为最后将没有人再供他们杀戮。

1938年1月3日 ……

今天发生了三件相当可怕的事情。一个17岁的男孩讲了这样一件事。在14日大约有1万名年龄在15至30岁的中国人，被带到靠近渡轮码头的长江边，在那里日本人用野战炮、手榴弹和机关枪向他们开火，大部分尸体被抛进了江里，有一些被堆起来焚烧，而有三个人侥幸地逃脱了。

一 个40岁左右的妇女住进了医院，她叙述了这样一件事：12月31日她被日本人从难民营中带走，名义上是给日本军官洗衣服，有6个妇女被带走。在那些日子 里，她们白天为日军洗衣服，晚上则被日本人强奸，她们中有5个人一晚上要受到10至20次强暴，而另一个由于年轻漂亮，每晚要受到大约40次奸污。

附：威尔逊医生东京审判书面证词

摘自：《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东京审判》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威尔逊医生的书面证词

本人罗伯特·威尔逊，首先进行宣誓，然后作证如下：

我 是美国公民，1906年10月5日出生于中国南京。在南京一直生活到1922年，随后前往美国接受教育。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接受大学教育，后毕业于哈佛大学 医学院。1936年1月回到南京，从事医疗工作，专攻外科，一直到1940年8月为止。1937年南京陷落及1937与1938年之交的那个冬天，我是金 陵大学医院（University Hospital in Nanking）的一名医生。

1937年11月上海失陷后，日军逼近南京。大学医院中国籍的医生和护士疑虑重重，尽管我们向他们保证没事，不用害怕日军，但他们还是离开医院，与其他人一道溯江而上逃往中国西部。

南京失守前一天，大学医院的病人减少至50人。12月13日日军入城后不久，送往鼓楼医院救治的平民人数急剧上升。在随后的几天里，鼓楼医院人满为患，不堪重负。典型病例如下：

一名女孩因左肘粉碎性骨折被人送到医院。其骨折原因是遭锐器严重击打，关节裸露在外。经过询问得知，她的父母被杀害后，一名日本士兵又用军刀砍伤她的臂膀。

一位有四个月身孕的19岁女子被人从美国中学的操场上送来。她身上被刺刀刺伤，腹部有一道很深的伤口。我查明她是在反抗一名日本兵强奸时受的伤。伤势使她流产了。

另一名妇女脖子上有一条伤口，割断了其臂部神经。她说，她是在反抗强奸时被一名日本士兵致伤的。左臂因伤将出现永久性麻痹。 一名男孩因刺刀刺中胃部被送进医院，两天后死亡。

一个来自难民营的学生腹部遭枪击，肠有11处穿孔，幸免于死。 一名妇女后颈有一道又深又长的伤口，肉滑落到脊椎骨上，脑袋似乎随时都会从身上滚落。我调查得知，她身上的伤是遭一名日本军官反复攻击后留下的。

一名店主遭锐器攻击，右颅骨被劈开，露出脑髓。店主因没能满足一名日本兵的要求，拒绝向他提供女人而惨遭毒手。

马吉牧师送来一名15岁的女孩。她说自己刚被强奸，她身上的情况

篇二：日本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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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日本的“南京大屠杀论争”

日本著名的“南京大屠杀论争”，是以南京大屠杀这一事件是否存在、其规模之大小为焦点的论争。随着中日关系的变化，论争不断受到政治的不同影响。

首先来看一下日本网民的看法。和中国一样，在日本的网络贴吧里，也有很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讨论。2013年2月，在日本某名为“大舰巨炮主义”的贴吧里，“【中国ＢＢＳ】結局、日本人は南京大虐殺をどう考えているのか？2013年02月10日 20:32”这一帖子以“中国人对日本人不反思历史进行批判”这一事实为引子，引出众多网友对南京大屠杀的跟帖议论。

跟帖的人中，有一部分完全否认大屠杀，更大多数人承认在南京发生过大规模杀人事件的。但大部分人虽然承认，却否认30万死者的说法。

来自琦玉县的チーター：大屠杀的数字肯定是捏造啊，30万人从物理角度看都是不可能的。

来自大阪的シンガプーラ：我问过实际去过南京的人的孩子（超过70岁了），据他爸爸说，当时日本军队并不拥有能够杀死几十万中国人的军队人数与武器，30万的数字必然是捏造的。

来自福冈的パンパスネコ：我们要盯着过去到什么时候？我出生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了，所以老实说我对大屠杀完全不知道。如果总是拿上一代的责任说事，历史这个东西就会变得一团糟了。

网友シャム：南京大屠杀确实存在，美国也在战后审判中以包括这个事件的一系列事件审判了日本，处决了战犯。所以说南京大屠杀可以被称作史实。但是问题不在于这个事件是否存在，问题在于，中国直到今天仍然在以此事为政治筹码，甚至对遇难人数进行捏造。

来自群马县的キジトラ：日本被美国投了原子弹也曾深感愤恨，但事到如今也不再声讨美国了。

日本作家山本弘曾指出，日本人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看法，并不仅只有“诚心谢罪”或“完全否认”这两种，大家对于遇难者人数的看法也有分歧。山本于2008年将持不同看法

山本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资料进行过阅读研究，他认为此事件确实存在，并且死者数目一定不会少于数万。但他同时否认30万人的说法，并指出，大屠杀中被杀害的主要是中国的战俘，其中混杂了一些被错认作便衣游击队的平民。

2.笔者对日本普通青年人进行的抽样采访

南京大屠杀公祭日前两

1.林女士（京都大学硕士生）：

我听说过南京大屠杀，但是并没有详细的了解。而且，我并不是从新闻或者教材当中得知的，而是在网上看到了很多“南京大屠杀根本不存在！”这种对日本有利的宣言（我感觉，在日本，公众场合似乎会避讳这一类的议论）。

对于中国所说的30万被害者这个数字，我无法判别其真伪；但是考虑到那毕竟是战争中的事情，所以30万这个数字也并非不可能。

2.伊藤先生（京都大学硕士生）：

我想，对于南京大屠杀，日本人应该全都知道吧。我记得小学时好像在历史课上学到过。不知道这一事件的人可能也有，但肯定是极小一部分。至少在我这一代，只要上过大学的人，肯定都是知道的。

虽然有一部分人不承认这一事件的存在，但是一般来讲，日本人应该都认可这一事件确实存在过这个事实。

对于30万这个数字，我并没有亲自调查过所以不清楚，但是总觉得有点过于夸大。因为广岛和长崎被投下原子弹也不过死了大约20万人。

3.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性（在华留学生）：

对于南京大屠杀，当然知道。我记得在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上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述，内容大概是讲日本人在南京杀害了很多人。

我曾在网上读到过中国人批判“日本人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但是我想说，回答自己不知道这一事件的人，肯定是尽管受到了教育却将之忘记了。也就是说，不知道这一事件，是因为那个人缺乏个人素养。他们并非不知道，只是不记得。拥有基本知识和教养的日本人，肯定会在什么地方听说过南京大屠杀这一词语。

关于死难者数量，我是无法相信30万这一数字。老实说，这种说法缺乏科学根据。我感觉中国给出的死者数目好像在逐年递增。

但是，我不否认日本军队在南京剥夺了中国人民的生命这一事实。但那到底是4万还是30万还是几千，我并不清楚。

那是一场战争。战争是悲伤的事情。不管对于胜者还是败者，都不可能有喜悦。有的只是宝贵的生命就那样消失了的悲伤。

我个人认为，在南京被日本人杀害的，大部分都是军人或者战士。但是要说没有一个妇女儿童被杀也是不可能的。

对于在南京死去的人们，我能感受他们直面死亡时刻的恐惧和痛苦，我也从心底对这一切表示懊悔。

4.藤井先生（京都大学博士生）：

我听说过南京大屠杀，但是不记得是从哪里听说的了。有可能是中学课本、高中课本，或者也有可能是电视或报纸。

5.增田女士（企业白领）：

我知道南京大屠杀，并且看过很多关于它的口水战。虽然中日双方在数字上有分歧，但我们都清楚过去曾有过这样的混乱期。在那样的时期，对遇害人数的统计不可能准确。就像最近发生的海啸地震等灾害中遇难的人数，也是无法统计清楚的。而且，当时在南京市内的难民区，日本军队还设立了卫生所，很多市民前来接受治疗。这是有当时的照片为证的。不管怎么说，并非当时所有的日本人都很坏。我们有必要跨过这段历史向前看。日本也在战争中受到了美国同样的虐杀，但日本人都差不多跨过了这段历史。

6.笼川女士（在中国工作的日本白领）：

对于这段历史，我当然知道。关于被害人数我不是很了解，但是如果有确凿记录的话，我认为就应该承认。

7.楠上先生（企业白领）：

我听说过这个事件，并且认为屠杀肯定是发生过的。但是中国方面报道的数字应该比实际要多。

8.田中先生（日本三星园茶屋的继承人，曾在中国留学）：

关于南京大屠杀，我当然是知道的。我曾到南京的大屠杀纪念馆参观，在那些资料面前受到极大的冲击。虽然日本一直在屠杀人数的多少上跟中国争论，但是我认为这不是牺牲者人数多还是少的问题，因为日本所做的事情是绝对难以原谅的。虽然现今的日本非常和平，但是我希望从此以后都不要再发生同样的悲剧了。

总结起来以上几位随机采访的日本人，笔者看到，日本年轻一代对于南京大屠杀，基本都是有所耳闻，并有着基本了解的。他们认识这一事件是通过教材、电视、网络等多种途径。大家基本都承认日军曾在南京屠杀中国人，但对于30万死者这一数字基本都抱怀疑甚至否定态度。不过，尽管在数字上有所异议，日本年轻一代仍旧认为这一事件是历史的悲剧，不应再重蹈覆辙。

3.

日本人所写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著作

A. 右翼历史研究

在日本，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研究著作非常多。其中有一部分是右翼作家和所谓历史学家的作品，主要是对南京大屠杀的种种证据进行质疑反驳。主要作品有：

1. 《南京事件证据照片的鉴定》（东中野修道，2005）

2.《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松村俊夫，1998）

3.《“南京大屠杀”的虚构》（铃木明 2006）

日本右翼团体是日本社会的一个特殊集群，他们顺应一些日本人不愿意相信日军曾经作出如此暴行的精神期望，写作了大量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文献。这些文献在众多历史记载中根本不堪一击，政治的目的是第一位的。

篇三：日军中将无奈提“重庆轰炸无用论”

日军中将无奈提“重庆轰炸无用论”

1893年1月2日，远藤三郎出生于日本山形县东置赐郡，6岁进入小松町立普通高等小学读书，14岁时进入仙台陆军幼年学校学习，由此开启了长达近40年的军事生涯。1922年，他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于翌年12月进入参谋本部作战课任职，同时兼任海军军令部参谋。1926年到1929年的3年里，他被委派到法国留学，先后在梅斯防空学校和法国陆军大学学习。1929年底，他从法国回到日本，继续在参谋本部作战课任职。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1932年1月28日晚，日本海军陆战队又对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发起攻击，“一二八”事变爆发。战事期间远藤三郎接到指令负责拟定了“上海七了口（这个地名在中国普遍称“七丫口”，可能是远藤三郎本人笔误——作者注）登陆作战计划”。1932年8月，他离开参谋本部作战课转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1933年3月初，日军进攻热河与长城沿线，中国军队所组织的长城抗战以失败告终，被迫与日本签订《塘沽停战协定》，远藤三郎亲历了该协定的签字过程。1934年7月，他被调离驻扎东北地区的关东军，回国担任日本陆军大学军事教官，在日本向中国发起全面进攻的前一年即1936年7月，他又转任野战重炮兵第5联队长。

上阵突袭蒋介石黄山官邸，坚持“重庆轰炸无用论”

1941年8月30日，重庆迎来了炎夏里普通的一天。而这天，因为远藤三郎的一次突击轰炸，二战的历史差点改写。

这天下午，蒋介石正在黄山官邸云岫楼召开军事会议，来自各个战区的将领和高级参谋都汇聚于此。时任第3飞行团长的远藤三郎已在早些时候获得这一重要情报，他还通过从重庆撤回的意大利领事处了解到云岫楼的具体位置，甚至连该栋别墅的屋顶瓦的颜色都打听得一清二楚，“为了将此别墅炸毁，我们是斟酌着蒋介石本人在场的时候发起了进攻”。

远藤三郎决定由飞行第60战队执行突袭任务，他亲自搭乘别府中队长的飞机于上午11点从汉口出发。下午3点，云岫楼里的军事会议正在紧张进行着，27架日军轰炸机突然出现在重庆上空，向云岫楼发起猛烈攻击，密密麻麻的炸弹顷刻间倾泻而下，在黄山官邸四周炸开。其中1枚炸弹恰巧落在了云岫楼西面的防空洞入口附近，守卫在这里的2名卫兵当场被炸死，另有4名卫兵负伤。警报声尖锐地响起，云岫楼中与会的将领和参谋慌忙躲进了防空洞。幸运的是，云岫楼附近没有被炸弹二次击中。

蒋介石亲身体验的这次大轰炸给他带来了极大触动，在随后的一次全国广播中，他动情地说：“……在房子里感到震动才知道敌机来轰炸，到了夜里下起雨来，实在难以入睡。经历此次轰炸更加使我体会到重庆全市同胞所经受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苦痛，这是任何语言都难以形容的，而国民遭受这种苦难并不是一次，而是已持续4年之久了。”这次经历也让远藤三郎终生难忘，他在战后的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描述：“虽然没有遭遇到敌人战斗机的迎击，但是其高射炮的射击不仅激烈而且准确，有些时刻我们的飞机差点儿被炮弹击中，由于那些炮弹在距离我们非常近的地方爆炸，爆炸所

形成的冲击波使得我的臀部屡次从座位上被抬起。连超低空精密轰炸都很难达成目标，在超高空进行平稳的一般性轰炸就更没有理由命中目标了。”

对蒋介石黄山官邸突袭无果后，远藤三郎对自己思考已久的一个想法变得愈加自信了，它就是著名的“重庆轰炸无用论”。

“重庆轰炸无用论”在远藤三郎头脑中酝酿已久，“重庆轰炸无用的看法是我在执行轰炸任务之前就已经理解到的，为了赋予这一观点权威性，我亲自乘上重型轰炸机与飞行员一同连续数次去轰炸重庆。到达重庆上空向下俯视，果然看到被江水隔开的重庆半岛上，大街小巷已经被破坏得乱七八糟了，但是两岸地区尤其是右岸地区，在广阔的范围之内已经有了很好的发展势头，究竟轰炸哪里能够给予致命伤害也完全不得而知”。在对黄山官邸突袭无果后，9月3日，远藤三郎向上级提交了一份意见书——《有关内地进攻作战的意见》。

在意见书中他这样写道：“最近一段时间敌人空军的动向表现为——遭到我军攻击时就选择躲避，并且采取迷彩、遮蔽、掩护以至欺骗等手段。尤其是我军为了进行攻击所需要的行动距离很长远，而在此区间内敌人的谍报监视网络又很严密，因此，想要通过偷袭来取得成果几乎是不可能的，通过一般性的进攻性作战终究是无法达成歼灭敌人航空力量之目的，这是极为明显的。”他不仅开门见山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还言辞激烈地对日方记者夸大战果和不实报道给予批评：“一直以来所报道的轰炸效果显得过于夸大了，有人作出判断说我军已经把重庆炸成了如同废墟一般，这就大错特错了，依据卑职实际所看到的情况，我觉得中国方面已经索性使重庆由半岛区域向其周边发展了。”此外，他还更为深刻地道出了“重庆轰炸无用论”的深层次原因：“支那（“支那”一词本是近代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蔑称，此处为了不破坏史料本身的原始性，故不做人为转换——作者注）民族自古以来历经种种改天换地、兵燹之祸，以及其它之人为灾害，几千年来所受虐待与欺凌甚多，他们对一切灾害都已习惯并且熟识，按照他们的风俗与习惯早已看破了这些灾难并谓之?天命?。因此，由轰炸所造成的那种打击，最初有什么样的影响姑且不谈，就现在来说，由于经过了数年时间的洗礼，重庆人民似乎已经有了免疫力，对轰炸没有太大感觉了。因此，仅仅通过轰炸就能使其屈服的这种想法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

对于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军事设施特点以及航空部队自身轰炸成本，他也进行了充分的说明：“尤其是像四川省内的那些军事设施，大多规模比较小且分散在各地，不管是炸毁了哪一个都不足以置蒋介石政权于死地。因此，如若今后继续实施此类进攻的话，考虑到目前的帝国航空部队的战斗力，特别是燃料方面的问题，真是很让人寒心。以上这些就是切盼长官您重新考虑轰炸重庆的理由。”这份言辞恳切的意见书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上层的决策，9月7日，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接到命令，中止了对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地区的轰炸。

深刻反省侵华战争，对田中角荣表达不满

1945年8月15日拂晓，曾指挥了两次长沙会战的日本陆军大将阿南惟畿切腹自杀，几个小时之后的正午时分，“玉音放送”（天皇广播）开始发布已于前一天提前录好的日本裕仁天皇亲自宣读投降诏书的声音，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停止战争行为。

听完天皇广播的远藤三郎百感交集，各种思绪在他的脑海中翻腾涌动，只是这些思绪当中全无懊恼和愤懑，有的只是忏悔和反省：“当我拜受完停战的诏书，冷静地离开的时候，在我的头脑当中浮现出来的是——?战争是最大的罪恶??军队是危险的存在??真正的武力是无形的而只存乎于心中，如果具备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心志，军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还有?以德胜人者则强、以力胜人者则亡?这一古训，?真正的胜利不是用暴力把对手打垮、而是以仁德将其化敌为友，正者无敌?。这些认知是我在经历长达近40年的军旅生活之后得出的结论。”

在远藤三郎的回忆录《日中十五年战争与我》的序文里，他开门见山地写到：“那场战争客观的来讲，是确凿无疑的侵略战争，其结果也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惨痛败北。因此，我在当时（战时）的一切的所作所为当然也就徒劳无益了。”在书的最后还有写给年轻人的寄语：“我相信日本与中国之间这场持续了15年（日本侵华战争从“九一八”事变算起共计14年，日本学界很多学者算作15年，是周年与非周年的算法差异——作者注）的战争，客观的说，就是一场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无论任何人都不能否定……即使在今天仍然有一部分人肯定这场战争，他们自我陶醉似地认为这场战争进一步解放了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

不仅如此，他还对田中角荣表达了不满：“对于日本在这场侵略战争中对中国犯下的罪行，田中角荣首相的认识是粗浅的。”并对田中角荣访华时在欢迎宴会上的致辞表示质疑，认为田中角荣当时所说的“日本给贵国添了麻烦，我们对此表示深刻反省”这句话没有充分表达出“罪孽的深重和道歉的诚意”，而中日两国最终签署的共同声明里所使用的措辞——“战争给中国国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对此，我们深切的认识到这一责任并表示深刻的反省”，也只能说差强人意。

献身护宪运动，反对军备国防

在日本宣布投降的第8天，即1945年8月23日，远藤三郎亲自撰写了一篇文章并在日本国内各大著名报纸上同时发表。文章鲜明地指出，“日本已经接受了《波茨坦公告》，所以就没有军备了，但这绝不是值得悲痛的事情，相反，倒不如说这是日本的黎明，为了日本的将来，更为了世界的和平，这是应该高兴的事情”。此番言论一出，立即受到一部分军人和右翼分子激烈地逼问指责。但当时战争刚刚结束，军人集团与右翼势力正处于最低谷，盟军占领之下的日本终于还是制定了一部和平宪法即《日本国宪法》，并于1946年11月正式公布。

然而，朝鲜半岛在1950年爆发战乱，日本政府无视并歪曲和平宪法，开始重整军备，再次走上“军备国防”的道路。这促使远藤三郎积极投入到护宪运动中，他坚信“军备式国防是错误的，军备应当完全废除……日本在世界上争做率先完全废除军备的领头者才是日本的黎明”。

远藤三郎在护宪运动中的不遗余力与兢兢业业得到了日本国内众多和平主义人士的赞赏，日本前首相片山哲在给《日中十五年战争与我》一书作序时说：“……远藤三郎君所致力的和平运动是基于持续40年之久的军人生活和实战体验，附有作为军事专家的科学的判断，贯穿了反对军备国防之理论，……远藤三郎君的这本书的论述会将彼等的糊涂言论打破到体无完肤的地步。”这几句话充分显示出远藤三郎在护宪运动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开启中日友好运动，与毛泽东互赠礼物

远藤三郎深知，能否废止“军备国防”并维护和平宪法不仅取决于日本自身，还大大受制于国际政治环境。他开始积极地寻求机会与新中国政要接触和沟通。

1955年8月，作为中国代表之一的刘宁一赴日本广岛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寄住在东京品川区的王子酒店，远藤三郎与护宪联盟的风见章等几个人于会议结束后一同去拜访他。交谈中，远藤三郎十分坦诚地对刘宁一说：“尽管台湾问题是贵国的国内问题，但是如果发展成了武力冲突的话，蒋介石的背后有美国，贵国又与苏联交好，这两个国家都是有核武器的，冲突会逐步升级到何种程度就难以预料了。因此，想恳请你们双方务必停止争斗啊。”这些话出自一个侵华日军原高级将领之口，着实令刘宁一感到意外，遂当即回应远藤三郎说：“像今天这样有实质内容的话，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我回国以后就向我的上级报告，希望先生能来中国直接与我们交谈。”几个月之后，远藤三郎收到了来自中国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的邀请。1955年秋，远藤三郎与日本前首相片山哲先生一同来到中国访问。

这次访问给远藤三郎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来中国之前，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中国对日本有没有复仇或是侵略的企图？”当他实地考察了新中国国民教育以及军队教育的情况后，这个疑问彻底解开了，“一国国民从孩童时代就彻底地接受?国际友好??发动侵略战争的军队必败?等内容的教育，像这样的国家会去侵略别的国家吗？”

远藤三郎还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其他政要的亲切接见，毛主席在会谈中对远藤三郎说了这样一句话：“一直以来，从日本来的客人大多数是左翼人士，我们也想见一见右翼人士。尤其是像远藤三郎君这样的军人，我们也是想见一见的。”远藤三郎回忆，当他离开北京回国的时候，“廖承志先生在飞机场向我转达了周总理的口信——希望我尽快寻求机会组成一个军人代表团来中国访问。中国政府方面存有这样的一个期望”。

回国后，远藤三郎积极组建“原军人代表团”，并于1956年和1957年两次率“原军人代表团”访问中国。

值得一提的是，在1956年访问中国期间，远藤三郎特意准备了一把家传的日本宝刀赠与毛主席，毛主席则以齐白石先生的一幅名画作为答礼，还附上一封亲笔书写的感谢信，信中写道：“承远藤三郎先生惠赠珍物，无以为答，兹以齐白石画竹一帧为赠。”

1960年初，日本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战群众运动——安保斗争，远藤三郎于此时再度接到来自中国方面的邀请。随后，他以个人名义带领友好人士德地末夫来到中国访问，这是他在战后第四次访问中国。访问的过程中，远藤三郎与德地末夫商量把那些志同道合的旧军人聚集起来，组织成立一个“中日友好原军人会”，两人回国后立即着手实施且订立了创立宣言：

亲身体验过战争之罪恶的我们这些原军人，发自内心的认识到人类的尊严，因而我们否定战争。我们立足于对过去的反省，遵守已经写明“放弃战争”“不保持作战能力”等内容的日本国宪法，为了真正地能为人类的幸福与世界的和平作出贡献，需遵照成立本会的宗旨书以及会则行事，同志之间应相互协助阻止一切战争准备，努力消除战争原因，主动推动与近邻各国尤其是中国的友好关系。

周恩来评价：“远藤先生比我们还要?左?啊！”

1972年6月6日，远藤三郎一行自羽田机场出发，先在香港停留两晚，然后在广州停留一晚，最后于6月9日傍晚时分到达北京。他在日记中详细的记述道：

从深圳到广州的途中，我透过车窗眺望两旁农村的状况，田地整理得井然有序，真的是今非昔比啊。另外，我还在到达广州后的8号下午参观了交易会场，产业方面的进步也让我眼前一亮。时隔12年再次来到中国，真的是令我百感交集。6月9日傍晚到达北京机场，我受到了王国权先生等诸位的热情迎接。已经许久没见的孙平化先生、肖向前先生、金苏城先生、金黎先生等和以往相比一点儿都没变，看上去还是那么年轻有精神。他们都热情地欢迎我的到来，令我完全感觉不到岁月之隔带来的生疏，那种亲切感反而令我感觉就像是回到故乡，受到亲兄弟迎接一般。

远藤三郎于6月14日下午4点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周恩来总理，两人畅谈了三四个小时，其间聊的最多的仍然是日本的军备与国防问题。交谈中周总理说道：“日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持有一定的自卫力量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现如今大搞军国主义化，不能不引起中国的关注啊。”远藤三郎立刻认真起来，他借用日本前首相吉田茂的话回应：“自古以来，总是有人借着自卫的名义发动侵略战争，正因如此，和平宪法中即使考虑到国家的自卫权也禁止保持军队。”周总理听后大笑：“远藤三郎先生现在变得比我们还要?左?啊。”

6月16日上午，远藤三郎来到陈毅、李德全、蔡廷锴以及谢光南的墓前献花，随后与陈毅将军的长子陈昊苏会面并交谈，之后又到西安、延安、南京、上海、长沙、韶山等地参观考察，最后于7月7日上午8时40分在香港乘飞机回国。这次访问前后历时一个月，远藤三郎见到了他的中国“老朋友”，也参观了中国各地城市，留下了一段珍贵和难忘的记忆。

对于中日两国关系，远藤三郎的认识非常客观，他常对他的朋友说：“切莫害怕改正错误，这是古训。做了坏事就坦率的道歉，在此基础上去商讨未来，我认为应该这样做才对。”

对于先后5次访问中国，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的热情与友好常令他感激不已：“（他们）也不问我最初去中国访问的动机是什么，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参加了自1931年以来全部的日本侵华战争、罪孽深重的旧军人，中国政府和人民还是把我当成一个亲切的朋友来款待。”

远藤三郎认为，中日关系终究会向前发展，虽然前进的道路十分曲折，“我觉得中日两国之间的人际的交流、文化的交流、经济贸易的往来都会越发的兴盛起来，但是我认为心灵层面的交流是最重要的”。

1984年10月11日，远藤三郎去世，时年91岁。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