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女人

篇一：浅析《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女性形象

浅析《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的女性形象

《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刻画了两位年轻的乡间女子，让她们亮丽的身影，给田园山庄抹上了时代变革的色彩。

故事主要说的是两个新婚不久即独守空房、承担繁重劳动任务的农村新媳妇潘桃和李平，因丈夫外出打工后共同的心灵空虚和寂寞心理，她们俩由敌对到认同，小心翼翼地互相走近，逐渐地互相理解、信任，最后成为无所不谈的近乎于同性恋的好朋友，并且共同建立起一个隐秘的生活空间，安放未曾实现和已经破灭的理想。在男人缺席或不在场的情况下，这种带有同性恋色彩的友谊，成了她们的精神支柱，支撑着她们蔑视和反抗世俗的眼光与打击，滋润着她们漫长而劳苦的日子。当年终丈夫回家后，李平从两个女人的世界蜕变回现实的“成子媳妇”，开始了忙碌而充实的生活。而潘桃因丈夫迟迟未归，对丈夫的怨逐渐演变成了对李平的妒嫉，最终心理失衡，向婆婆透露了李平曾做过三陪的秘密，使李平遭致丈夫的毒打，李平一生的幸福被毁，潘桃的心灵也钉上了沉重的十字架，两人姊妹情谊的神话宣告破灭。

在这个故事中，从年龄段而分，主要出现了2组女性形象，一组是潘桃和李平，另外一组则是她们的长辈，潘桃的婆婆和李平的姑婆；这两组形象之间的关系以潘桃和李平为主，在女人鸡毛蒜皮的锁屑事务中复杂交错，纠葛不断，衍生了现代文学中城乡进程中的经典女性形象，但是又具有了时代的复杂性，和自我反省的现代性意识。

《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的故事从两个女人告别单身走入家庭的婚礼仪式开始。潘桃认为结婚不应大操大办，“什么事情搞到最火爆，就意味着已经到了顶峰，而结婚，只不过是女孩子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她绝不想在一时的火爆过去之后，用她的一生，来走她心情的下坡路。”所以她选择和丈夫到城旅游独享幸福。但是，“潘桃的朴素里，其实一点都不朴素，是另外一种张扬。它真正张扬了潘桃心中的自己。”与潘桃截然不同的是李平的婚礼，齐全的轿子客车乃至轿车、紧跟不舍的录像师、冬天里单薄的大红婚纱，还有洋气十足的新娘子，这种来势汹涌的张扬，透着都市文明的气息，使决定简单操持婚礼的潘桃平静的内心受到了强烈冲击。这使得她难以忽视成子媳妇的存在，她们的友谊以比拼开始，到沟通后惺惺相惜，再到以猜忌伤害而告终。

潘桃是土生土长的乡村女孩，受着村里人的宠爱长大，单单纯纯地谈了恋爱嫁了个老实的村里汉子。在某种程度上，她延续了现代文学中的那种未受过城市污染，跟城市仿佛是双轨平行线，只是处于两两相望，相互憧憬阶段。有点像沈从文笔下的萧萧，有些懵懂有些期待；也有点像尚留在王家庄的玉秀，漂亮而不可一世。从来没有在城市生活过的潘桃对于城市总是充满想象和期待。那是一种摒弃了一切现实困苦的单纯浪漫，是藉由孙国庆的流行歌曲、电影里的空姐所组成的一个难以到达的美丽世界的镜像。因而当潘桃第一次看到新娘李平时内心发生了无比的震撼，不仅因为李平漂亮，而且因为她“一点也没有乡村模样”，“太洋气了，太城市了”。对“城市”这个名词充满无限向往的潘桃，仅在婚礼上就不由地把自己给比下去了。作家以卓越丰富的想象力，将潘桃心里的复杂情绪对于人心的缠绕描绘得异常生动：“它在一些时候有着金属一样的分量，砸着你会叫你心口钝疼；而另一些时候，却有着烟雾一样的质地，它缭绕着你，会叫你心口郁闷；还有一些时候，它飞走了，它不知怎的就飞得无影无踪了。从腊月初八

到腊月二十三，整整半个月，潘桃都在这三种情绪里往返徘徊。”但是，日子久了，潘桃却渐渐发现“成子媳妇，外表很现代，性格却很传统，外表很城市，性格却很乡村”，这样的性格在乡村中无疑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在歇马山庄向来独秀一枝的她，虽然具备了乡村女孩的直爽和单纯劲儿，但是也承载了千百年来乡土文化的劣根性因素。在潘桃婆婆的反复絮叨对比之下，受宠惯了的潘桃感到了心理的不平衡，有意无意间就在日常生活中较起劲儿来，乐意听到别人把她们俩比起来说，享受着别人对她的再度肯定。但也在同时，就不自觉地就把成子媳妇当成了个事儿，塞在自己心里，从而为她们之后相见恨晚的友谊打下伏笔。但是，潘桃的要强和嫉妒，以及对城市那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深度期待，也同时为她们的关系的恶化，留下了阴影。

李平则是另外一种乡村妇女的典型。她去过城市，但是又被城市排挤出来。从嫁到歇马山庄的那一刻起，她就打算抛弃了她原来的城市生活而彻底回归到乡村中去。但是实际上，她不但是城市的异乡者，在浸染了城市的颜色后，她也成为了传统乡村的异乡者，甚至还成为了男权中心社会的异乡者。厌倦了城市虚妄的李平，也同样为乡村所不容，她所企盼的精神家园并没有给她所希望的生活。她曾经也和潘桃一样的浪漫，所以在19岁的时候，独自去城里闯荡，以为自己穿上新式的衣服“打扮得酷”就能成为城市人。在城市，农民是经济关系和性关系中的弱者、被压迫者。乡村女性进城后被诱奸，在乡土小说中已经成为一种颇具暗喻色彩的情节模式。这类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在现代文学中的结果大部分不是毁灭，就是堕落，成为城市的痼瘤，继续腐蚀着城市的肌理。但是，却很少有文章主力描写被从乡村来到城市再回到乡村的女子。孙惠芬敏感地捕捉到了李平这一形象。她本来就像是潘桃一样对城市充满好奇与向往，被城里的酒店经理的“身份”所吸引，却发现只是一场卑劣的骗局，她由此认清城里“虎狼成群”，她的真心付出不会得到应有的回报。李平失去了原本的浪漫心性，变得实际而现实，打算回到乡下踏踏实实地结婚，老老实实地过一辈子。因此，她将希望寄托在农村以重新获得真正的情感并且希望回到乡下过上一种平静的生活，她要通过自己挣得的血汗钱来为自己获得一个告别的洗礼。但是，由城市带来的习性给她带来关注的眼光、嫉妒的心情、和永恒的伤疤，成为她一生所要背负的十字架。走出乡村——寄居城市——回归乡村，有多少个“李平”式的农村女孩曾经或正在经历着这样的漂泊。不但遇不到停泊的港湾，即使回到原点，他们的心灵深处再也找不到那份曾经属于自己的安宁，曾经的漂泊给她们心理带来了无法抹平的硬伤。

在潘桃和李平的第一次谈话中，潘桃很坦白地说李平是：“看上去很洋气，像似很浪漫，实际上很现实。”李平则是这么对潘桃说的：“你是因为没有真正浪漫过，所以还要如珠如宝地戴着它，我不行，我浪漫得大发了，被浪漫伤着了，结了婚，怎么都行，就是不想再浪漫了，现实对我很重要。”浪漫与现实，也许这正是潘桃和李平最关键的差别。她们最重要的共通之处在于，在送走丈夫出外打工后，两人都面临着新婚离别的难耐的孤寂与不适应，这点将本来就相互较劲的两人在寂寞中连接在一起。婚姻赋予妇女貌似甜蜜的角色定位和合法的社会地位，却将女人拘囿于家庭这片狭小的天地中。青春期的女孩有很多梦想，而嫁入农村后，就要告别浪漫，跟乡村生活打成一片，要听公婆的话，习惯安身立命的日子。养鸡、喂猪、下地、收拾屋子、等待男人回家，这一切就是潘桃和李平所共同面临的生活实际。两人从相互嫉妒到惺惺相惜，当李平将自己不为人知晓的难以启齿的经历向潘桃和盘托出之后，同情与亲密使她们姐妹情谊的盟约更为巩

固。很快表征为二人联袂抵御以婆婆姑婆为代表的农村陈腐惯性势力对她们的规约与压抑。

潘桃的婆婆和李平的姑婆都是典型的乡村女性，早已没有了浪漫的心性，只是成为乡村惯性转动中的一轮，而她们所关注的所谓现实也只是面前鸡毛琐碎的拼凑。她们代表了中国乡土落后而沉滞的力量，只是希望着自己的媳妇们也跟自己一样地过下去。虽然以前的乡村暴力已经在现代化的背景下，逐渐减少，但是这种以乡村老妇作代表的“舆论”力量，其实也就是落后而顽固的乡村意识和思维，仍然是乡村女人生活的准绳和强有(转载于:www.smhaida.com 海 达 范 文网:两个女人)力的评价标准。孙惠芬对这代女人的描写是宛若流涧一般是镶嵌在李平和潘桃的关系变迁中的，时隐时没，但总是潜伏着，成为推动她们关系发展变化的一股暗流。婆婆和姑婆的话其实就是代表了村里言论，乡村人群最淳朴的见识和思维。潘桃和李平要好起来，除了是因为潘桃对于城市的倾羡，而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潘桃婆婆和李平姑婆那种无可辩驳的典型乡村思维和逻辑，带给这两个年轻媳妇的压抑。而当两个媳妇联合起来的时候，甚至发话的权威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动摇，所以婆婆和姑婆统一了战线，有意无意地离间两个媳妇之间的感情。当两人渐渐疏离开的时候，潘桃的婆婆显然是有了可趁之机，并且对于两人感情的决裂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成子比玉柱早回来2个月，李平再度回到了丈夫的怀抱，潘桃就此被李平抛弃，两人联盟在男人归来后，轻易得就被瓦解。还使最初破坏了潘桃心情的嫉妒的游丝，在几乎被一番明争暗比后占了上风的潘桃遗忘时又在她心里飘荡起来，并不可遏制地纠结成一张心网。而趁虚而入的婆婆则加热了潜藏在潘桃心底的暗流，使其逐渐沸腾起来。女性的嫉妒、中伤他人的本能苏醒过来，长久以来掩埋在潘桃内心深处的乡土劣根性在这个时刻与婆婆达到了共鸣：潘桃突然对婆婆说出了李平曾经做过三陪的秘密，然后“潘桃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潘桃看似不经意的吐露，却暴露了她内心某种不平的心绪：其实在她的概念里，并不能完全接纳卖淫女，而卖淫女生活美满幸福，更是她心中所不平衡的一根刺。或许从她知晓内情的那一刻起，她和李平就不能成为亲密无间的姐妹了。因为同情，因为共同抵抗第三者的“入侵”，掩盖了裂缝，发酵了情感。但实际上，由相似的经历、共同的境遇而引发的姐妹情谊已如明日黄花。潘桃在心底是鄙弃李平这段经历的，不再将其引为知己，而是视为“他者”，其实李平自己又何尝不是在鄙夷着自己的那段经历？由于没受过良好的教育，缺乏知识，从城市经历汲取的现代文明经验又很有限，于是，当满怀敌意的婆婆露出体谅、称赞、和解的一面时，潘桃也就自动缴械了，放弃了处于蒙昧状态的女性意识，自动关闭了自己开拓的一方自由的乐土，回归到农村妇女世世代代宿命的生活轨道上，安守家庭，生儿育女，当然也包括闲言碎语，成为沉滞乡村力量的一员。而对李平来说，闺中密友背叛了她，疼爱她的丈夫对她大打出手；曾经接纳她宠爱她的村人目光如剑，言语如刀，实在无可留恋，然而她仍选择了留下。当男人们又一次离家的时候，潘桃和李平的生活已经各自归于年长妇女的管辖之下。最终的结果，潘桃还是回到了婆婆的怀抱，重复着乡村中祖祖辈辈同样的生活，还怀上了孩子，暗示着这种生活将继续延续循环下去。而李平虽然回到了歇马山庄，但是已经是一个抬不起头的残败女子，永远无法再与潘桃相提并论，曾经的都市光圈成为她身上无法摆脱的烙印。

女性在求取解放的过程中，一直面临着传统与现代割裂的文化情状：要按历史传统的规约来束缚自己，不断迎合他者的立场与欲望，在对传统的不断质疑中，内在地将自己锁定在“被看”“被窥”的位置上。这是她们先在的摆脱不了的文化宿命。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不但有此女性自我解放的矛盾，而且她们本身还

正处在一个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大变革时代，还面临着时代所带来的矛盾。乡村女性在这样的现实环境和精神需求中摸索前行，但是在孙惠芬的认识中，在传统意识熏养了千百年的女性，思维和意志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她们的团结和对抗传统意志并不是出于改变自身处境的迫切需要，而是连接以往生活、填充过渡时期的小插曲。她们以任性、不安分的方式对现实的抗争与改变的结果只是“死水微澜”，最终在上一辈女人的直接劝说与村里舆论的间接暗示下，最重要的是男人对他们来说毕竟还意味着全部世界，还是像迷途的调皮的孩子般被管教着乖乖地回了家。在小说中结尾处，我们最终看到的是“在没有灯光的历史长廊中，那些幽暗朦胧、忽隐忽现的世世代代妇女的形象”。

篇二：两个女人

两个女人

一个三十刚出头，一个五十左右。二十岁？告诉你，二十岁不是距离，这是我今天从这两个女人身上深刻体会到的。

三十出头的是我的大嫂，别理所当然地将另一个女人想到我的母亲，她是我家邻居，我尊称她婶婶，并无亲缘关系。其实我并不喜欢大嫂的，她让我看到了她的怎么底限是让我无法容忍的。老实说，她并不孝顺，在她与我母亲之间的战争已爆发了无数次，最后无奈之下，分开来住，但战争并未停歇过，只是缓和了一些。如果我是我哥，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婚，只是人各有想法罢了。

大嫂与婶婶的亲密接触，导火线很简单，便是一把笤帚。是呀，其实我们知道的，许多时候所做的事，不是因为物，而是在于人。

看着两人彼此破口大骂，我不知该如何去做，我以为只是骂骂便会收敛，谁知，以为的都是一厢情愿。渐渐地，口头上的发泄早已不能让这两个女人感到满足，手里抓起笤帚打了起来，并不时用空余的另一只手去抓对方。我是不想参与的，不想的，可是我能当看客吗？两个女人的男人都不在家呀！而看客，围观的人已经不少了。却是没人上前劝桇，只有一个女人，是婶婶的亲戚，在一旁叫嚷，劝双方住手，不敢上前的原因，大概是两个女人斗得正酣，难舍难分得让人心生畏惧吧！

这时，我才明白，这样的女人，除了口舌厉害，便是手厉害了，当我立于两人之间，双臂尽是抓痕。我能如何做呀？拉开了这个，还有另一个，双方都没有停止的意思，原来我的力量如此薄弱。看客，依旧是看客。我，不甘寂寞？我是满脸羞色地在两个女人之间不知如何周旋。做戏远比看戏难呀！多情人咒无情人无情，无情人笑多情人多情。在多情人与无情人之间，我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分界线。

最后大嫂让我锁进她家里，战场的硝烟才得以稍稍平息，隔着铁栅栏，双方似乎过于留恋刚才的高温，仍旧破口大骂开来。心想，骂就骂吧，让你骂个几百年，身上没一处会疼痛呀！可是，我毕竟只能是我呀！两个女人隔着铁栅栏竟仍想拿武器开打。我的天呀！我使劲地劝说婶婶，叫她清理一下伤口，别理我大嫂。这时，她让我明白了，三十多岁，那才叫距离，她根本无视我的存在，激动地对骂着，是的，她想让所有的人知道，她被打了。我是哭笑不得，她被人打了，也打了人呀！可是我呢？我被人打了，而且是被这两个女人，可我却打不回来呀，这两个女人都赚了，赚了。

我是羞于当配角的，感觉自己像个十足的小丑，而那些看客是在笑这两个女人，还是笑我？我不敢问他们。

我是累了，我不想浪费无谓的体力，而这两个女人都是我的长者，我能如何做？

你便别奢求我讲下去了，接下来我已不在那了。因为有比我有威慑力的人到了，事情是该由他们解决的，那是大人的世界。

确切的原因，你还不清楚吧！三十出头的认为五十的扔过自家的笤帚，于是将门前的垃圾扫向邻家的门前；五十左右的不爽，与之对骂，接着便开打。 这两个女人。三十出头的无理，五十左右的顽固。

而我们呢？难道不曾因一些无谓的东西而如此毫不讲理？常有呀！只是当时我们在演戏，别人在看戏呀！

篇三：两个女人

论《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

—“歇马山庄”中人性的嫉妒心理

08级中师2班 许芝丹 20084021081

在《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描写了潘桃和李平两个女人的相互攀比与嫉妒。她们一个表面浪漫内心现实，一个表面现实内心浪漫。表面上她们似乎相互互补，成为了很好的姐妹，但在内心深处还是不希望“她”比自己好。虽然姐妹情谊，最终却还是因为嫉妒之心彻底了结了她们之间的情谊。

潘桃、李平这两个农村女性的生身相同，但她们由一个女孩走到一个新媳妇的经历却截然不同。潘桃是家中的掌上明珠，从小就生活在一个被全村人娇宠的环境中，像公主一样被保护着，她并不知生活的真正艰辛，当穿一件单薄大红婚纱、露着白白颈窝、目光专注、腰身挺拔的李平经过她家门口时，感觉到“她太洋气了，太城市了，她简直就是电影里的空姐”，同时，“身体里某个部位开始隐隐作痛”。羡慕与嫉妒编织在一起的情感，使一开始两人的友谊就有着某种复杂性。接下来，潘桃听到的有关李平的议论更是为这复杂加重一层，自家婆婆与邻居大婶异口同声地赞赏刚嫁来的成子媳妇，“叫她吃葱就吃葱，叫她坐斧就坐斧，叫她点烟就点烟”，分明是隐喻着自己的不柔顺太格色。这一切，李平毫不知情，她是外村嫁过来的，相对于潘桃的养尊处优，她的路艰辛得多，她自小离开自己的村子，到城里打工，爱上了打工饭店的老板，或者说是她的爱情被老板所利用，在身心全然付出之后，被老板娘老板开除，而成了三陪，两年之后遇到打工的成子，她隐了身份，嫁给成子，打算实实在在地过一个女孩子向往的安稳日子，她所要求的婚礼正是她心理的一种反映，她要的就是热闹，她要的就是尊重，她要的就是通过某种仪式将过去的她一笔勾销，换一个“新我”出来，“一个热闹的婚宴既是结束也是开始，结束的是一个叫着李平的女子的过去，开始的是一个叫着成子媳妇的未来”。热闹过后，她要开始熟悉“萝卜窖的出口，干草垛的岔口，磨米房的地点，温泉的方位”，她要麻利地完成“包饺子，蒸豆包，蒸年糕，炸豆腐泡”。一个乡下女子的道路，在经过了新娘子的风光之后，是会“结实地夯进现实的泥坑里”的。而这一切，潘桃同样不得而知。连接她们的只是一场寻常而热闹的乡村婚礼。此时，小说中有一句话是意味深长的，——“女人的心里装着多少东西，男人永远无法知道。潘桃结了婚，可算得上一个女人了，可潘桃成为真正的女人，其实是从成子媳妇从门口走过那一刻开始的”。这为两人的关系发展埋下了伏笔。

小说中两个女人的初次见面是在李平的婚礼上。作为一个追求个性、高雅的女性, 潘桃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结婚上坡路、婚后下坡路”的悲剧模式，自主选择了一种她认为既能彰显自我又很实惠的婚礼模式：穿着洁白的羽绒服，跟丈夫玉柱到他当民工盖楼房的城里旅游结婚。所以在看成子媳妇的婚礼时，她流露出一种既可以理解为因优胜而宽容又可以算作因优胜而自得的“浅笑姿态”。她的眼神，同她的“浅笑”一样，是居高临下者特有的、刻意宽容与审视的姿态。 由于预料到了那令人不屑的“轿车+ 婚纱”模式的再次上演, 她早就带着淡淡的笑, 等着看一出没有任何新意的婚礼。意想不到的是, 盛装的新娘子居然提前下车, 而且带着那只能在电影里看见的、空姐一般高雅的表情和未婚夫挽手走

过她家门前。突如其来的反差和冲击震毁了潘桃理所当然的常规思维。这种近距离毫不设防的直面, 突如其来的她无法拥有的现代性, 风一样突兀地刮走了她的浅笑, 只留给她一阵促不及防的痛感和危机感, 这一冲击颠覆了她的优胜心理, 她被深深地刺痛了。这对于潘桃来说是个陌生的情感体验, 她从小在赞美声中成长起来, 没有机会体验这种叫“嫉妒”的情感体验。一个毫不相干的人的婚礼，一次性地成功毁掉了她婚后的好心情，因为，这一场隆重的婚礼夺取了一直以来为她所拥有的、在马山庄的鳌头地位。

农历三月初六民工的离家外出让她们由之前的相互嫉妒变成了无话不谈的姐妹，但危机也正一步步的向她们靠近，“嫉妒”之心随被她们的“同命相怜”的情谊暂时压了下去，但在她们的内心深处，这种妒忌正慢慢的升华。

面对空荡荡的家和琐碎的农村生活，潘桃需要找到“泄洪”的对象。娘家这一途径显然失败了，唠叨的母亲并不能真正地理解和安慰不愿屈尊于农村的女儿，只有那个洋气的新媳妇李平可以理解潘桃。这里面既有打击又有吸引。她们是让彼此感到疼痛的对手,是具有不同的性格、气质、生活经历并且时刻较着劲的两个女人。按理说她们理应遥遥相望，决不会发展起友谊来。但在男性世界空缺出来的背景下，同病相怜和空虚寂寞使她们暂时放松警惕接纳了对方。

李平为答谢潘桃的主动上门，一周以后带着礼物一条黑底白点的纱巾来到村子西头潘桃的家，出于对长辈的礼节与潘桃的婆婆闲聊了二十分钟。为了这个，为了李平在为人处世上体现的圆滑，潘桃感到了自己在为人处世上“稍逊风骚”， 这种疼痛痛得潘桃连话都不想说了。同样，潘桃的心高气傲与浪漫使李平感到强烈的不对等。殊途同归的痛，使她们甚至产生了再也不见彼此的想法。

有了这个挫折以后, 她们的相处就更小心翼翼了。李平再看到潘桃的婆婆就只礼节性的笑笑，生怕因此而失去脆弱的“姐妹情谊”。由于双方的小心维护，公路上肩与肩的交谈、炕上头对头的倾谈都显得如此的美好。潘桃从化妆、衣着、色彩的选择上渐渐向李平靠近了，潘桃的反抗精神和浪漫精神又使李平长久以来极力压制的浪漫气质和反抗精神战胜了理智。村里人说，这两个女人好上了。只是，她们的好，是你给我一尺我给你一丈的好，带着奖赏与赎罪的性质。潘桃冒着在婆婆在但夜不归宿的风险留宿李平家时, 李平为了掏心把那段埋藏在心底的“城市浪漫之伤”说了出来，潘桃及时地伸出手抹掉了李平的眼泪。这一经历加剧了她们同病相怜的分量。她们甚至开始肩并肩地反抗两个婆婆的呵斥，置村里人的议论纷纷于不顾。与姑婆的对抗的胜利使她们更加认识到, 她们的友谊深化到了共同坚守、共同斗争、共同抗击现实外界的阶段。

然而这种情谊只是暂时的，是在男性世界缺失的情况下才产生的，一但男性世界回归，她们之间的情谊就荡然无存嫉妒之心终于爆发了出来。到了文章的最后，成子回来了，而玉柱要两个月之后才回来。这样，在潘桃和李平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李平的世界丰满了，留潘桃一个人孤单徘徊在幸福世界外，她又退回到对李平遥遥“看“的舞台。“在弥漫着鸡肉香、烧酒香的村子里，对欢乐被搁浅在门外的人家来说，腊梅是一枝长刺不开花的枝条。”盛典之中的不平衡和强烈不平等使弱势的一方潘桃，不顾一切地想要压倒对方。李平的克制和潘桃婆婆为了安慰潘桃而贬低李平风流的努力并没有收到效果。这非但没有平复潘桃的落差感和失落感, 反而唤醒了人性中沉睡多时的恶魔掩藏在她心底的“嫉妒”。

潘桃明白自己的清白在面对李平的不清白时有着无与伦比的优越性和决胜性，封建传统思想是她最后一把必胜的有力武器：“她做过三陪，跟过很多男人。”这与传统文化截然抵制的一句话判决李平再无回天之日。“多日来, 那股气一直

堵着她，现在，这股气变成了一缕轻烟，消失在堂屋里，潘桃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这股气，是潘桃在长期的攀比过程中自觉不如的嫉妒仇恨之气；那种轻松，是铲除劲敌的轻松。

潘桃的这一背叛, 看似是不经意间犯下的错误，实际是必然的。她们之间本来就是一种暗含“嫉妒”性质的“相怜”关系，这种包含“嫉妒”性质的“相怜”关系是最危险也是最脆弱不堪的，一旦同病相怜的契机过去，“姐妹情谊”退到了幕后，两个女人间的“嫉妒”心理又开始占了上风。人作为独立的个体，既需要他者的同情、相怜与相惜，又无法忍受同伴的超越，强烈要求体现自我价值。不管两个势均力敌的个体间保持一种自我保护或者刺猬般随时迎敌的状态，一旦这种平衡状态被外界因素打破，处于不平等地位的弱势方就会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进行报复，以获平衡。不能说这只是女性群体特有的悲哀，这是全人类共同的弱点。

成子媳妇回来了，“李平”永远消失了。“李平”的缺席，意味着具有反叛精神的“姐妹二人组”永远解散了。歇马山庄的男人们再一次出走时，她们已经各自进入歇马山庄的常规次序中回到自己的婆婆那里了。前后的对比，令人不得不反思：什么时候人类才可以正视自己的内心, 战胜攀比善嫉的致命弱点，友善对待同类，和谐相处。

篇四：两个女人

两个女人

我在心外 爱着一个女人

我在心里

放着一个女人

两个女人

一个是理智的女人 一个是多情的女人 两个女人

一个是聪明的女人 一个是天真的女人

就是这样两个女人 三更半夜

同时来敲我家的门

就是这样两个女人 三更半夜

同时来敲我家的门

嘿，两个女人 一个让我心碎 一个让我颓废

嘿，两个女人 一个让我伤悲 一个让我疲惫

就是这样两个女人 三更半夜

敲开了我家的门

就是这样两个女人 三更半夜

敲开了我家的门

从此

我的心里

死了一个女人 然后我的心外 走了一个女人

我就见到了天主 我说我很幸福

然后

天主冷笑了一句 “阿门”

冷笑了一句 “阿门”

“阿门”

注：“阿门”:但愿如此

篇五：两个女人

两个女人，两段哀愁——琦君 散文《髻》感

琦君，原名潘希珍.台湾散文家.生于1917年.浙江永嘉人.1949年去台湾. 1969年在美国定居。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是散文。琦君散文风格平淡冲和、简约疏淡，质朴，含蓄、极富古典美的文字便是这一风格的体现。同时，她的散文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但写的最为动人的是怀乡思亲之作。并且，琦君的散文以回忆为主，自然亲切，至情至性，体悟世情，力透纸背。

《髻》这篇散文，如同发黄的老照片，在照片背后讲述着一个古老的故事，故事苍凉，散发着幽幽的怆痛，弥漫着悲凉的人生况味。

一.母亲

母亲，她是一个乡下女人，年轻时很漂亮，“一把青丝梳一条又粗又长的辫子，白天盘成一个螺丝似的高髻儿，高高地翘起在脑后”，母亲洗完头后，“乌油油的柔发却像一匹缎子似的垂在肩头，更加俏丽，微风吹来，一绺绺的短发不时拂着她白嫩的面颊”。年轻时，母亲也是漂亮，美丽的，可是，一切都在父亲带回一位姨娘就结束了。

从此以后，母亲的头发无论梳什么髻都无法讨得父亲的欢心，当“我”天真地劝母亲也梳一个姨娘那样的发髻，但母亲的话里却充满了无奈和悲凉，“你妈是乡下人，那儿配梳那种摩登的头，带那讲究的耳环呢？”但在母亲的心底终究有不甘，她也为自己请来了一位包梳头的陈嫂来，于时就有了两个女人每天在廊前背对背梳头，相互仇视不交一语的场景。但她梳头时只是在这边呆呆地坐着，闭目养神，用沉默来表达自己的无限哀痛，使梳头的陈嫂越梳越没劲，最终因嫌母亲性情古板而生气地离去。

以后的日子，是幼小的“我”踩在凳子上，替母亲梳一个老太太式的古板而又难看的鲍鱼头。镜中的母亲不再微笑，我也终于理解了“一把小小的黄杨木梳，再也理不清母亲心中的愁绪。”只能放任一头乌丝，由青到白，由多变少，母亲也任由自己的心境变的无限悲凉与苍老。

二．姨娘

姨娘，她的命运似乎要比母亲幸运的多，因为姨娘凭着自己的年轻和美貌博得了父亲的欢心，赢得了爱情。“她的皮肤好细好白，一头如云的柔鬓比母亲还要乌，还要亮。两鬓像蝉翼似的遮住一半耳朵，梳向后面，挽一个大大的横爱司髻，”时髦而张扬。姨娘洗头不像母亲那么传统，她一个月都要洗好几次，而且每天都在自己的头上变幻出各种各样的髻，而“坐在檀木椅子上的父亲，望着娇美的姨娘，眼神里流露出的全是笑。”但宠爱和荣华并没有伴随姨娘的一生，父亲的去世使她失去了依傍，当年多姿多彩的发髻早已没有心情再挽起，一条

简单的香蕉卷拖在脑后，脂粉不施，脸上也充满了无限的哀戚。岁月流逝，当年秀发飘香，神态曼妙，风韵十足的姨娘也在孤独中渐渐地老去。最终，她的骨灰早已存在寂寞的寺院中。

三. 髻

在文中，髻这个意象，担当着极重要的角色，也有着极丰富的内容意义。全文透过髻，开启记忆之门，书写出人世间情爱的消长，流露宽容悲悯的情怀。

首先是通过髻塑造了母亲和姨娘两个迥然不同的形象。母亲是比较传统朴素的女性，不太好花巧新潮的打扮，她不会打理自己的容貌，她的头发每年才洗一次。母亲的髻不会多梳款式，只会简单地盘成螺丝形的尖髻儿，而且因为不常洗头，生发油的气味混和油垢的味，有点难闻。

反观姨娘，皮肤好细好白，头发如云，比母亲的还黑还亮，她常常洗头，而且头发香气四溢，姨娘十分着重外表打扮，她的髻会换不同的花样，也有专人帮忙梳髻，她梳的髻式样新潮年轻，比母亲最多只会梳古板老太太式的鲍鱼头美丽、青春、花俏得多。

不同的髻式塑造了母亲与姨娘两个不同的形象。姨娘是比较注重外在美的漂亮新潮的女性，而母亲则是有传统内在美的朴素女性。髻塑造了两个不同的女性形象，从两人梳不同的髻中，产生了对比，起初只有母亲和五叔婆时，母亲还是俏丽的，可是，来了姨娘后，母亲相比之下，就给美丽懂妆扮的姨娘比下去了，就连帮忙梳头的陈嫂也「越梳越没劲儿，不久就辞工不来了」。「髻」就是母亲输给姨娘的地方。

髻也有其象征的意义。在后文中，髻象征了母亲和姨娘在与父亲的关系上的优劣。母亲的髻在款式上败给姨娘，同样，也象征了在父亲的宠爱上，母亲也是败阵了。其实在父亲带姨娘回来的一刻，就表示了姨娘的得宠，母亲的失幸。

原本是家庭中的一个三角关系的情感纠葛，母亲相较于年轻，美丽的姨娘自然处于弱势。可是在当父亲过世之后，母亲因病不再盘发髻，姨也成了脂粉不施的妇人，两人反倒成为相持相依的伴侣，作者也开始对姨娘产生了谅解之情。

通篇文章经由女儿眼中的母亲与姨娘发髻的变化，诉说人事起落与喜悲，她同情自己的母亲，可也没有固执地指责姨娘，她们都是时代的牺牲品，是女性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写照。作者情感绵密纤细，没有大悲大痛，却又无孔不入，只是它并不粘执小气，而是环环递进，步步深入，又层层超越，娓娓道来，如絮家常，显现出女性特有的宽厚和同情。正如周杏芬评论此文，点出「发」与「髻」的微妙象征：「作者以〈髻〉为题，有其象征的意涵。文章中的『发』是『愁丝』，而『髻』是发结，也是『心结』，是个人内心爱恨的纠结，更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愁心结。」然而纵然心有千千结，终在琦君温润的笔下被化解与涤清。

初中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