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晚年最后悔的事

篇一：《宋庆龄的后半生》

她 永 远 美 丽——《宋庆龄的后半生》读后

2010-04-02 文汇读书周报 作者：陈铁健

近年，看到不少写宋庆龄生平业绩的传记、年谱类著作，最想看到写她晚年工作、生活、思想、心理的实况，而不是空泛说教、单调颂扬或僵硬结论。遗憾的是，这一简单要求，没有得到满足。

日前，尚明轩送来他的新作《宋庆龄的后半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和他主编的《宋庆龄年谱长编》(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两书对照，终于比较详细地看到宋氏晚年遭际困惑无奈并勇于抗争的真实情景。仅仅这一点，就可以说这是两本与俗文庸书迥异的好书。

晚年宋庆龄所面临的困境，似乎并不亚于1918年护法斗争失败后她与孙中山避居上海，1922年陈炯明部叛乱逃离观音山总统府，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1927年蒋介石清党及反共等多次巨大灾祸发生时所处的严峻形势。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经历了1955年工商业改造，1957年反右派斗争，1958——1961年大跃进、公社化、共产风、反右倾所引发的大饥馑，1966——1976年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浩劫，二十多年间国家祸患相连，她自己也身心俱伤，备受磨难。

论者说她晚年“思想混乱”。我不这么看。晚年宋庆龄头脑清醒，思想沉稳。在历史剧变的关键时刻，她蔑视邪恶，不畏权势，敢于进行理性抗争，达到了她完美人生中最值得人们倾慕和崇敬的人格魅力的高峰。

1953年，毛泽东宣布过渡时期总路线，试图绕过中共早已决定实施的新民主主义，急剧转入社会主义，变人民民主专政为无产阶级

专政。收回允许私人工商业有一个较大发展的承诺，通过公私合营变私有为准国有。这是建国之初开放气度的后退，把国富民强之策开始引向民贫国弱的穷社会主义斜路。宋庆龄写信给中共中央，直指决策的谬误:

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业许下长期共存、保障工商业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

毛泽东的批示是:宋副委员长有意见，要代表资本家讲话。 这里，不妨说一说在经济落后的中国，资本家究竟是好是坏，孰去孰存？事物皆有两面性，不可偏执一端。资本家是剥削者，又是管理者。工人重体力，有技能，资本家重脑力，有规划，两者对于推动生产发展缺一不可。只把资本家当作罪人，绝无道理。宋庆龄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生存发展争一席之地，有什么错呢？在工商业化程度低下的中国，充分利用仅有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为国家人民谋利益，有什么不对呢？说宋庆龄“要代表资本家讲话”，显然站不住脚。

按照阶级斗争的思维。反资必反智。旧中国培育的知识分子，一概被视为附在“皮”上的“毛”，应当剥皮拔毛一锅煮。私人工商业改造刚完成，就来解决“资产阶级右派”了。1957年，毛泽东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大鸣大放批评共产党员，以求造成一个生动活泼和谐团结的社会。毛泽东后来把这称之为“阳谋”。知识分子直率坦言，少数人则话里有刺，不大中听。个别人放言反对专断专制，要求扩大民主，被视为别有企图，推翻现政权。几个月后，毛泽东下

令由整风转而反右，55万人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天性是质疑的、批判的、重估一切价值的，他们反专断求民主，自在情理之中。权力迷恋者常怀失权失势的恐惧，动辄以恶意判定谏言者、异议者、批评者为反对派，甚至是颠覆者，予以严厉处臵。

宋庆龄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她怎么看这场突然降临的有悖人心的反右风暴呢？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两个月后，她写信给中共中央:

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

这一系列质疑，堂堂正正，无可辩驳。

宋庆龄是一位心地纯正、思想透明的人，有着美好的良知天性，而不被巧言令色所惑，或为暴烈野蛮所屈。她多么希望有一个有理可讲、有法可依、有言论自由的新中国，而不是那个不讲理、不依法、没有言论自由只有一党专政的旧中国。多么希望这是一个把文化当作财富，把文化人当作宝贝的文明国家，而不是仇智、仇学、仇人才的愚昧国度。她的善意批评和规劝，没有发生任何作用，反倒被记下一

笔“反对我们的方针路线”的黑账。

反右派斗争取得“伟大胜利”，最高决策者以为中国一跃可以超越世界最发达的英国、美国，臆想通过大跃进、共产风进入共产主义。这种荒唐事，由此一发不可收拾。大跃进实际是大倒退。几千万中国人，在三年人为的大饥馑中变成饿殍；某些地方狗吃人，人吃狗，人相食。这在历朝历代都是不能轻易了结的，何况在“人民共和国”。

先有彭德怀庐山上书的逆耳忠言，再有七千党内各级精英的“出气”会(即七千人大会)，最后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直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锋指最高决策者。彭、刘两公堪称为苍生请命的政治家，让人衷心景仰。他们被视为修正主义、走资派，必欲除之而后快。一场旨在清除异己、毁灭文化、窒息思维、摧折人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横扫华夏。刘、彭等首当其冲，沦为人人可以谩骂、嘲弄、咒诅、作践的粪土不如的“罪人”。除开那些造反者，中国没有一块私人生活空间可以得到尊重和保护。在几人帮教唆下的造反者，可以随意踏进别人的私人生活空间，使别人的一切行为都处在他们的监视威慑之下，活在他们敌意的目光之中。不少人在抄家、游斗的污辱折磨中，死于非命。

“文革”的腥风血雨，让宋庆龄感到骇异震惊。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大批老干部被打倒；挚友金仲华和亲属被迫害致死；孙中山被诬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祖宗”，他的部属被诬为“封建余孽”，他在南京的铜像被移走并准备砸毁；外国友人爱泼斯坦身陷囹圄；宋庆龄父母坟墓被挖掘夷平；造反者企图冲击宋庆龄寓所，服务人员有人造

反，室内挂毛泽东语录和标语，撤出地毯，院内摘下“畅襟斋”等匾额，并扬言剪掉宋庆龄的发髻。

“文革”是造反者及其领袖的盛宴，而多数人闻到的是血腥，看到的是兽行。智者则深受心灵煎熬，忧伤、痛苦、厌恶、憎恨，终于奋起抗争。宋庆龄看清“文革”反人类反人性的丑恶本质，从容应对，为防不测，她亲手焚烧大量资料和书信，转移她心爱的孙中山画像和艺术品，把她的爱鸽送人或准备杀掉。她对造反者断然表示:“我不要剪头发。”毛泽东派江青专程向她解释“文革”形势，她说:“对红卫兵的行动应该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她撰写长文纪念孙中山百年诞辰，回击造反者的诬蔑。此后五年时间，她很少公开露面。她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不愿意被人当摆设”。对于来自阴暗角落对她与孙中山的婚姻和私生活的中伤诽谤，她愤然反击，致函爱泼斯坦，引用拉丁谚语:“世间自有公正的头脑，所以让这些狗去叫吧！”

宋庆龄尽管自身处境艰难，却不顾安危，尽一切可能保护关心着同样身处逆境的人。金仲华、沈粹缜、叶恭绰、倪吉贞、李云、马海德、路易〃艾黎，还有刘少奇一家。她对老朋友说:“对刘少奇这样的老革命家，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呢？”她郑重地写信给中共中央，严正声明:

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天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刘少奇，我不会做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

篇二：揭秘：宋庆龄和宋美龄之间真的毫无亲情吗？

揭秘：宋庆龄和宋美龄之间真的毫无亲情吗？ 2013-01-23 07:44文汇读书周报

宋氏三姐妹（资料图）

2013年1月27日是已故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诞辰120周年。《世纪》杂志2013年1期刊发了宋庆龄研究专家何大章的文章《晚年隔海相望的宋氏三姐妹》，对晚年的宋氏三姐妹之间的亲情,特别是国共内战结束、蒋介石退踞台湾以后的情况，作了详尽叙说。本版内容摘自该文。

三姐妹天各一方，思念绵长

最早离开中国大陆的是大姐蔼龄。1944年7月9日，她和美龄同机前往巴西治疗荨麻疹。庆龄到机场送行。但她万万没有想到，这次送行是她和大姐的永别。9月蔼龄从巴西抵美，1946年便正式定居美国。

1947年6月15日，蔼龄写信给庆龄，说她觉得自己的病情很严重，可能会死。她对庆龄说：“作为妹妹，你一直是那么的和蔼和可爱，我想要你知道现在我比以前更加喜欢你了。”“如果我有什么不测的话，请记住我非常爱你。”

1948年11月28日,美龄由上海乘机赴美，为正在国共内战中苦苦挣扎的蒋介石争取美援,就此也永远地离开了中国大陆。

1949年5月19日，宋美龄和宋子良从美国写信给庆龄：“最近，我们都经常想起你，考虑到目前的局势，我们知道你在中国的生活一定很艰苦，希望你能平安、顺利。??如果我们在这儿能为你做些什么的话———只要我们能办到，请告诉我们。我们俩都希望能尽我们

所能帮助你，但常感到相距太远了，帮不上忙。请写信告诉我们你的近况。”这也是她与庆龄之间的最后一封通信。1950年1月13日，美龄抵达台北。至此三姐妹天各一方。

在这以后，庆龄和蔼龄还有过信件往来，但似乎只有过一次。1957年，蔼龄接到了庆龄的信，请她尽快回国相聚。这封信很有可能是通过朋友带去的。因为同时，蔼龄收到了庆龄的礼物。

1969年2月底，宋家六兄妹中年纪最小的宋子安因脑溢血在香港去世。遗体运回旧金山，于恩典大教堂举行追思会。除了庆龄之外，宋家兄弟姐妹全数到场。子安与庆龄一向感情最好，但是正赶上极左的“文化大革命”，宋庆龄根本不可能到没有外交关系的头号帝国主义国家去参加弟弟的葬礼。

三姐妹赴纽约参加宋子文葬礼突生变故，无缘重逢

1971年，正在中美关系急剧升温的当口，4月25日宋子文在美国旧金山突然去世。28日，宋子文的遗体运回纽约，决定于5月1日在纽约市中心教堂举行丧礼。

北京当天回电通知美国：“宋庆龄副主席赴美参加宋子文的葬礼，由于中美尚未建交，没有直达航班，现在通过美国航空公司联系专机，经伦敦飞美国。”同时，尼克松总统也得到消息，宋蔼龄将来参加胞弟的葬礼； 宋美龄已经乘专机由台湾起程来美，当晚在夏威夷休息，拟在翌日直飞纽约。看来三姐妹的团聚马上就会成为现实了。

但事情突然出现变故，美龄在抵达夏威夷后，接到蒋介石的急电，请她暂不飞纽约。疑惑中，美龄买来当天的美国报纸，得知庆龄也准备来美参加葬礼，于是立即打电报通知了蔼龄。美龄停留在夏威夷，不肯向前再走一步。这时，宋子文夫人张乐怡又接到电话：蔼龄临时决定不参加胞弟葬礼。

就在宋子文葬礼的前一天，中国政府通知美方，由于包租不到专机，宋庆龄副主席不能应邀赴美参加葬礼了。美方立即把宋庆龄不来奔丧的消息通知蒋、孔两家，希望大姐蔼龄、小妹美龄能赶来参加葬礼，并指出这无论对死者还是生者都是一种安慰。但由于担心是“统战陷阱”，美龄索性掉头飞回台北。就连定居在美国的蔼龄也仍然犹豫不决。为了等待蔼龄的到来，宋子文的葬礼由上午改在下午进行，但最后仍然落空。宋氏三姐妹失去了最后一个团聚的机会。

晚年宋庆龄渴望与美龄相见

宋庆龄的身体也一年不如一年，多种病症的折磨，常常使她痛苦不堪。而越到晚年，她对美龄的思念就越发强烈。由于政治的原因，当时她还不能够公开表达这种感情。她精心地收藏着蔼龄、美龄给她的每一封信。她还经常拉开办公桌的抽屉，在里面看宋家1917年拍摄的那张唯一的全家福。她还想办法通过各种渠道去跟美龄联系，希望美龄能回来。

林国才一直被宋庆龄当做家里人。他称宋庆龄“婆婆”（即外祖母）。因为工作需要，林国才经常往来于大陆、台湾和日本之间。一次，他从美龄的好朋友那里拿到一张宋美龄的近照，回到北京时交给“婆婆”看。庆龄仔细端详，眼睛里含着泪花，嘴里不停地说：“我和三妹（她对宋美龄在家的称呼）很久没有见过面了。”接着她拉住林国才的手说：“真的谢谢你。”随即将照片放进衣袋。

宋庆龄的荨麻疹经常发作，看过许多名医也没有显著的效果。林国才建议她到日本一些有硫磺温泉的地方去治疗。而日本大正制药厂的会长、日本参议员上原正吉夫人上原小技也有意邀请宋庆龄以非官方的身份到日本去疗养一段时间，同时也希望能安排台湾的宋美龄一起到日本，好让她们姐妹重逢。林国才在几个方面协调运作，据说已经很有了些眉目。然而1980年5月29日，林国才从日本过境台北回香港时，因为随身带着与宋庆龄的合影，而被台湾当局扣留，并以“协助中共四个现代化的罪名”判其入狱，拘禁在台湾绿岛政治犯监狱长达6年之久。在他被台湾当局扣留的一年后，宋庆龄就病逝了。20年以后，林国才先生在谈起这件事时扼腕叹息的神情，至今还浮现在我眼前。

1980年12月，陈香梅为宋庆龄带一封信给宋美龄。陈香梅说：“信中写到思念之情，并望能安排在某一地点姐妹相见一面。同时也希望国民党把孙中山先生的一些文件归还孙夫人。我离开北京去台湾时，舅父廖承志对我说：‘孙夫人希望蒋夫人有回信。’信是我亲自交给蒋夫人的，但没回信，再去询问时，夫人说：‘告诉她，知道了。’”

1979年4月21日，宋庆龄写给在美国的友人杨孟东的信中问：“你有没有见过戴维或者同他谈过话？我所有亲属的地址我都没有。”这里的戴维指的是蔼龄的长子孔令侃。很明显，她迫切地希望通过与美龄联系紧密的孔令侃得到美龄的讯息。没过多久，庆龄的这个愿望就有了结果。

但是有了电话和地址也太晚了。宋庆龄已经病得很重。病重期间，邹韬奋夫人沈粹缜经常在她身边。有一次宋庆龄对沈粹缜说：“我牵记美龄，现在能来就好了。”又说：“美龄假使能来，住我这儿不方便，可以住在钓鱼台，你们认识，你帮我接待，早上接她来，晚上送她回去。”沈粹缜频频答应。同时，她迅速地向邓颖超反映了宋庆龄的心愿。很快回音来了，宋美龄身居美国，那时也身体有病，不能成行。听到这消息，宋庆龄叹了气，惋惜地说：“太迟了！”她似乎对自己的生命有预感。

政治沟坎阻碍了姐妹最后一面

宋庆龄的病情严重以后，她的亲属聚集在北京，围拢在她身边。大家都知道，宋庆龄牵挂的是宋美龄。于是决定发电报到纽约，把病情的严重情况告诉宋美龄,希望她能够回到中国，在姐姐去世之前再见一面。几天以后,终于收到了一封回复电报：“把姐姐送到纽约治病。家。”亲属们对这个反应大为吃惊,宋美龄甚至没有在电报上签上自己的姓名!

5月30日宋庆龄治丧委员会发表公告：“孙中山先生夫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

庆龄同志不幸于五月二十九日二十时十八分在北京逝世。”治丧委员会同时向在台湾和海外的包括宋美龄在内的亲属发出邀请，欢迎他们来大陆参加丧礼。这一邀请使台北十分紧张。蒋经国生怕远在纽约的宋美龄会感情冲动做出什么举动。

当天，宋美龄就对此事作出了明确表态。5月30日，她自纽约致函在台北的蒋经国：“月前廖承志倩托陈香梅函报孙夫人病危，廖得彼方最高层同意请余赴北平，陈并告令侃希得以一复音，余听后置之不理。”“骨肉虽亲，大道为重，我等做人做事须对得起上帝、国家、民族及总理主义、父亲在天灵，其他均无论矣。”收到这封信，蒋经国肯定长出了一口气。 但是，从小在异国他乡相依为命的姐姐去世，不能不在宋美龄心中掀起波澜。6月7日，她又致函蒋经国：“深信若大陆撤退时，余在中国而不在美国图挽回马歇尔肆意报复并一意孤行之短见，或大姨母不在美国而在上海，必可拖其（指宋庆龄）离开。”这只能说是宋美龄的美丽幻想。当时的宋庆龄岂是哪一个凡人可以拖动的！

宋美龄的话说得很强硬。在此之前，她也表现出对宋庆龄的整体忽视。她从不在任何场合提起宋庆龄的名字，似乎这个人从未存在过。1976年她发表《与鲍罗廷谈话的回忆》。在不得不提到宋庆龄的时候，她是这样处理的：“一九二六年冬，家母、长姊孔祥熙夫人和我，从上海前往汉口，去探视家兄子文和另一位家姊。”但她真的是毫无亲情吗？据香港《百姓》半月刊报道：接近宋美龄的人士透露，1981年5月下旬，她在得知宋庆龄病危及逝世的消息时，曾几次流泪，并为二姐向上帝祷告。

2010年5月底，我第三次到台湾访问。其中妇联会安排了一次宴请。我的邻座是一位秦女士，她问我说：“你们基金会出过一本宋庆龄的画册？”我说：“对。”她说：“当时朋友借给我一本。我拿到特别高兴，就赶快送去给蒋夫人看。”她说，把这本画册递到蒋夫人手里之后，蒋夫人坐在那儿，一幅一幅认认真真地看了两个多小时，一动不动，而且旁若无人。看完之后蒋夫人什么话都没说，就把那个画册收起来了。她还告诉我：在庆龄去世的那几天里，美龄完全沉默，一言不发。这些都表现美龄跟庆龄其实感情是很深的。但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她要有很多避讳，无法做任何表示。

篇三：宋庆龄的遗嘱

宋庆龄的遗嘱

宋庆龄用英文写给邓广殷的遗嘱

宋庆龄与亲友们的合影

“万一我遭遇不测，我决定将我北京和上海淮海路1843号家中的所有藏书移交给恩斯特·邓作纪念，以回报他对我的所有善意。”这是右图中宋庆龄给邓广殷的遗嘱内容，写于1975年，也就是宋庆龄遭遇“地震”之前。后来，邓广殷将这批书捐赠给了国家，如今，在上海的宋庆龄故居中，留存着遗嘱中所说的珍本藏书4900多册，其中很多书出版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她从不忘记别人给过她的帮助，真诚地向每一位帮助过她、为她做过任何事情哪怕是很小的事的人表示由衷的感谢。”当被问及当年收到遗嘱的心情时邓广殷说。

在上海宋庆龄故居陈列馆，宋庆龄给邓广殷的遗嘱，被刻成了牌匾，静静地陈列着。大多数参观者往往不会注意，当然更不知晓这份曾密存于瑞士银行保险箱中的遗嘱的来龙去脉。

在遗嘱中，宋庆龄将自己北京和上海两处住宅中的全部藏书作为回报，赠送给邓广殷。而在宋庆龄的全部私人财产中，这是最珍贵、最有价值的部分。宋庆龄一生喜欢读书，因此，很多朋友赠书给她，她也喜欢收藏书。宋庆龄故居的这些书跟随宋庆龄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其中有很多中外书籍今天已经绝版了。仅在宋庆龄上海故居，共有藏书4900多册，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哲学、理论、文学、教育、宗教、科技等12大类。除中文外，还有英、法、日、德、俄、希腊、朝鲜、拉丁等17种文字。其中很多书出版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年代最早的是1811年出版的文学书籍——英文版的《弗罗丽达的故事》。

邓广殷是何许人也？为什么宋庆龄要把珍贵的藏书全部馈赠给他？

20多年间，关于宋庆龄给邓广殷的遗嘱，我曾听过多种版本。《世纪》杂志2008年第2期刊登过《执行宋庆龄的遗嘱秘闻》一文，也提及此事，但没详述原委。

邓广殷获赠宋庆龄全部藏书绝非偶然

笔者在中国福利会工作，熟知邓家父子；又因工作关系，与邓广殷经常来往。交往中，我感觉邓先生为人低调，对宋庆龄感情很深。他曾让我注意宋庆龄独特的笔迹、书写习惯和书法风格。他说，宋庆龄习惯并喜欢使用一种笔，但国内没有，长期以来一直由他提供。但是他闭口不谈遗嘱之事。

第一次听邓广殷本人讲述宋庆龄给他的遗嘱，是2007年12月在海南文昌的维嘉国际大酒店。为了表彰邓广殷热心慈善，捐资助学，我请电视台记者对他做个专访。在介绍他时，我特别指出，宋庆龄与他关系很不一般，把全部藏书作为遗产送给了他。接着我的话题，他笑着告诉我，这里面有个故事，并简单陈述了一遍。可惜，当时我忙于其他事务，没有就细节追问，他也没有详谈。

2009年12月，我在翻阅邓广殷新近捐出的宋庆龄写给他的信时，发现其中一封提到了遗嘱，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我特意请邓先生详细讲述了相关的故事。

邓广殷出身世家，是香港邓崇光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全国政协第六、七、八、九届委员，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理事，第十四届宋庆龄樟树奖获得者，也是中国福利会的前身——保卫中国同盟的领导人邓文钊之子。

邓家与廖家是亲戚。邓广殷的母亲何捷书是何香凝的侄女。其父邓文钊早年读书时曾与在香港避难的廖梦醒、廖承志姐弟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对于年龄相仿、阅历丰富且具传奇色彩的廖梦醒与廖承志姐弟十分钦佩。特别对表兄廖承志，佩服得五体投地，言听计从。据邓广殷讲，父亲一直教育他要以廖承志为做人的榜样。连读书，都要进廖承志的母校。

1938年，廖承志在香港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经常约友人到邓文钊家聚会，酝酿组建一个机构，向抗日根据地延安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资和医疗援助。此时的邓文钊已从剑桥大学毕业，担任华比银行经理。他以一腔爱国热情，积极帮助廖承志在香港开展工作。廖承志就将邓文钊作为可靠的同志推荐给宋庆龄，并在宋庆龄领导下一起创办保卫中国同盟(即今天的中国福利会)。宋庆龄任中央委员会主席，邓文钊任中央委员兼司库，从此成为宋庆龄至

亲的朋友。为了支持宋庆龄的事业，他倾其所有，还提供自家客厅与游泳棚作为宋庆龄接待重要宾客的场所。为保盟解决车辆和交通运输等问题，还腾出自家2个大仓库给保盟使用，专门堆放准备向抗日根据地转运的救援物资。海外大宗捐款和救援物资全部由他亲自接收并转往抗日后方和延安。他利用富商的身份，出面为中国共产党主办了《华商报》。新中国成立后，邓文钊担任了广东省财政厅副厅长、副省长，全国人大第一、二届代表。“文革”中遭受迫害，于1971年1月去世。

邓家与宋庆龄的友谊还表现在生活方面。新中国建立后直至改革开放前的很长时间里，物资供应始终匮乏，特别是生活用品和药品。邓家父子通过香港渠道，源源不断地向宋庆龄提供她所需要的物品。宋庆龄曾多次表示无法报答感激之情，称邓家父子依然担当着“司库”的职责。

宋庆龄生前将邓广殷视为干儿子，从1971年起给邓广殷写信，自1971年至1980年的十年时间，共给邓广殷写了189封信，在信中亲切地称他为“BB”。

邓广殷将宋庆龄遗嘱密存瑞士银行

1975年2月，邓广殷收到宋庆龄于1975年2月18日从北京寄来的一封短信。全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亲爱的广殷：

我匆匆写这几行字是要告诉你，我们接到通知，现在到这个月底有一次6级左右的地震，中心在北京。你可以想像(象)的(得)出，每个人都很紧张。一些上海的朋友催我回上海的家，但是那样会给这里的人民中间引起更大的恐慌，所以我还是留在这里，不管会发生什么。

我已经写好了遗嘱，但是我想单独写一张由你保管。

我从勤勤(邓广殷的女儿邓勤——作者按)那里听说她已经通过了考试，现在很开心，打算期中考试期间去游览苏黎世。

祝你和家人身体健康，希望你的哮喘已经治愈。

问候你及你的家人。

诚挚的伯婆

从信中可知，宋庆龄面临地震来袭，为了不引起人民的更大恐慌，决定留在北京，并做了最坏的打算，妥善安排后事。宋庆龄说已经写好了遗嘱，但是想单独写一张由邓广殷保管。信中附了一份专门为邓广殷而写的遗嘱，用的是英文。但其中两处特别使用了括弧，里面注上中文。这两处是：(遗嘱)和(邓广殷同志)。遗嘱内容如下：

“我的遗嘱 1975－2－18。万一我遭遇不测，我决定将我北京和上海淮海路1843号家中的所有藏书移交给恩斯特·邓作纪念，以回报他对我的所有善意。宋庆龄 北京。”

邓广殷收到宋庆龄寄给他的遗嘱后，认为事关重大，决定秘不示人，妥善保管。那时，他的女儿邓勤在瑞士洛桑旅游管理学院学习，他正准备前往探望。于是他立即携带遗嘱来到瑞士，将其存入银行的保险箱中。

邓广殷把宋庆龄全部藏书捐赠国家

据当年中共中央在宋庆龄逝世后批准成立的“执行宋庆龄同志遗嘱的”八人临时小组唯一健在的成员李家炽先生回忆，1981年6月由邓颖超起草的《执行宋庆龄同志遗嘱的办法(草案)》第五条写明：邓广殷已有声明，所赠书籍不接收，交公处理。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981年5月，邓广殷突然接到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紧急通知和机票，让他即刻赶往北京。到了北京，他才知道宋庆龄病危。邓广殷是香港唯一受邀赶往北京伺候在侧的人。于是他每天去探视，直到5月29日宋庆龄去世。他参加了守灵、悼念等等活动。当年宋庆龄让他勿将遗嘱之事告诉他人，因此，直到追悼活动结束，他只字不提遗嘱。国外来的亲戚、朋友都走了，他也打算回香港。此时廖承志让他不要走，再多住些日子。他每天到廖承志家喝喝茶，聊聊天。直到邓先生母亲急了，问为什么不让邓广殷回来？写信向北京要人。于是，有一天，廖承志把邓广殷叫到家里，关上门，问他，有无宋庆龄的遗嘱？

显然，廖承志并未看到宋庆龄单独写给邓广殷的遗嘱。只是看到宋庆龄留下的备份文件，即她处置自己遗产的一份意见。邓广殷答，有的。但他未带在身上，也不准备出示遗嘱。

廖承志问邓广殷打算怎么办？

由于邓广殷事先并无思想准备，便顺口回答：“要不捐给国家？”

廖承志马上说：“好，你把这个意思写下来。写个捐赠报告。”

邓广殷表示自己不会写，也不懂格式，要求廖承志帮忙代写。

于是，廖承志十分麻利地拿起笔纸，当场拟就一份草稿，很快，也很短。廖承志要求邓广殷依葫芦画瓢，马上照抄一遍，并签署名字。

随后，廖承志立即收起邓广殷签过名字的捐赠报告，告诉邓广殷可以返回香港了。 我问邓先生，是否将草稿或捐赠报告留下一份？

他说都没有。当时这一切是在很短时间内发生的，自己稀里糊涂，没想很多，只记得草稿、捐赠报告等等都被廖承志收走了，什么也没有留下。本能告诉他，宋庆龄家里这么多藏书，分别放在北京和上海，他根本带不走，也无法搬回香港家里，捐给国家是最妥善的办法。他至今都不认为自己捐出宋庆龄赠给他的藏书，有多么的了不起，也从未向国家和有关部门提出过任何要求，甚至至今没有看到宋庆龄送给他的全部书籍。为此举办的捐赠仪式也是事后由时任中国福利会名誉主席康克清主动提出，并且坚持安排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她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对邓广殷太不公平。

当我问及邓先生当年收到宋庆龄给他的遗嘱时心情如何？他满怀深情地表示，宋庆龄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伟人！1975年，在接到宋庆龄那封关于遗嘱的信时，他十分紧张，也十分感动！他被深深地震撼！不是为得到宋庆龄赠予的藏书，而是为宋庆龄在危难将至的紧急时刻，不慌、不乱，表现出的勇敢，以及始终与人民和老百姓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邓广殷认为，在紧要关口方显现人的品质。当大地震即将来临时，宋庆龄选择了与人民同在。她明知危险，却临危不惧，泰然安排后事，显示了她一切以人民利益、国家利益为重的胸怀，体现出她沉着坚定的意志。这一点令邓广殷十分钦佩，难以忘怀。他说，关键时刻，宋庆龄表现出的是她一生具有的伟大人物的高贵品德。

篇四：宋庆龄的故事

宋庆龄的故事

1893年1月27日,宋庆龄诞生在上海一个牧师兼实业家的家庭。她的父亲作为孙中山的朋友和同志，是她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少年时代，她即负笈异域，在美国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受到民主主义的洗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使她对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满怀憧憬。父亲源源寄来的书信与剪报资料，在她的心中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架起了桥梁。然而，共和国在摇篮中被扼杀，革命的大潮已经消退，宋庆龄学成归国改革和建设祖国的抱负无由施展。她径直到流亡的革命党人集中的东京，不久即担任了孙中山的助手，开始了她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

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决定与流亡中的孙中山结婚，以坚定的步伐毫不犹豫地跟随孙中山踏上捍卫共和制度的艰苦斗争历程。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他把“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嘱托交给了宋庆龄和他的同志。

1927年8月，宋庆龄出访苏联，以后旅居欧洲4年，考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研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与流亡欧洲的许多中国革命者一起研究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土地和农民问题，思想上有了质的飞跃。

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扩大，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宋庆龄迅速作出科学的判断和正确的决策，认为“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她关于全国团结抗战的思想，与克服了“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是相一致的。她并且为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搭桥铺路，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李四光小时候的故事

李四光，(1889-1971)，蒙古族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李四光9岁那年，元宵节晚上有花灯表演，他和大人们兴高彩烈地去观看，很晚才回家。熟睡之中，突然有人大声喊起来：

"不好啦，河南大婆的屋子着火了，大家快去救火呀："

李四光在梦中被一片嘈杂声吵醒，赶紧披上衣服，提着一只水桶也跑了出来。河南大婆家的茅屋火光冲天，李四光跑到池塘边装了多半桶水，踉踉跄跄地拎到茅屋前。火苗正从茅屋顶往外窜，可他怎么用劲，水也泼不到屋顶的火苗上。

李四光又拎着水桶转到房子后边，看见屋檐下正巧放着个梯子。李四光的胆子从小就大，爬梯子是经常事，这回又是救火，他三下两下就爬上了房，把桶里的水一飘一飘地向火苗泼去。火终于被大伙扑灭了，河南大婆也被救了出来。母亲四处找不到李四光，急得大喊起来：

"四光!四光!你在哪儿?"

"妈妈。我在这儿!"

妈妈一听，儿子的声音好像从天上发出来的。她抬头一看，只见儿子在房顶上拎着水瓢、，提着水桶，裤腿上还滴滴嗒嗒掉着水珠。

"快点给我下来，多危险!你是怎么上去的呀?"

"妈妈，房后有梯子，我是蹬着梯子上来的。"

邻居们赶紧跑到房后，从梯子上抱下李四光，并齐声夸赞他勇敢。这时，李四光看到河南大婆没有穿棉衣，便赶紧跑回家，把母亲的旧衣服拿来送给河南大婆。看到这一切，母亲感到很高兴，儿子已经懂事了。

提到衣服，李四光在上小学时，还遇到了这样一件事： 李四光上的是私塾，同学们都在校住宿。有一天夜里，天气特别的寒冷，大家把所有的衣服都压在被子上面。半夜里，一个小偷溜进学生宿舍，把一个同学盖在被子上的衣服给伤走了。那小偷正在溜出去时，碰倒了桌子，响声惊醒了一位同学，他见陌生人进来，便大声喊道："有小偷，大家快起来抓小偷!"

同学们全都惊醒了，冲出院子去捉贼。不一会儿，小偷就被同学们抓了回来。只见那小偷一身褴褛，脸色腊黄。同学们你一拳、我一脚地把小偷打得鼻青脸肿。

"大家不要再打他了："站在一旁一直没有动手的李四光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向同学们喊道。

同学们住了手，一齐望着他们最尊敬的老大哥。

李四光走上前对那位小偷说："你以后再不能偷东西了。做了坏事，别人就要打你。你以后做个好人吧!"

小偷点了一下头，眼泪扑簌簌掉了下来。有的同学围上来埋怨李四光："他偷了别人的衣服，也想偷你的，你为什么要帮助他?"

李四光说道："你们看他穿得那么单薄，又被打了一顿，实在可怜，放了他吧。我想他今后会改的。"

小偷被放走了，临走时，他向李四光深深地鞠了一躬。

宋庆龄小时候的故事

宋耀如经常教育自己的孩子从小要养成诚实善良的品德，这样对人对已都有好处。宋耀如的二女儿宋庆龄牢牢地记住了父亲的话，从小就诚实、善良、守信。 一个星期天，宋耀如准备带着全家去朋友家作客，孩子们大都穿好了礼服就要出发了，只有宋庆龄仍在钢琴前弹奏着那动听的旋律。

母亲喊道：“孩子们快走吧，伯伯正等着我们呢！”

听到妈妈的喊声，宋庆龄立即合上琴盖，跑出房间，拉着妈妈的手就走，刚迈出大门，突然又停住了脚步。

“怎么啦？”一旁的宋耀如看到庆龄停住了脚步，不解地问道。 “今天我不能去伯伯家了！”庆龄有些着急地说。

“为什么不能去，孩子？”妈妈望着女儿说。

“妈妈，爸爸，我昨天答应小珍，今天她来我家，我教她叠花。”庆龄说。 “我原以为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呢？这好办，以后再教她吧！”父亲说完，便拉着庆龄的手就走。

“不行！不行！小珍来了会扑空的，那多不好呀！”庆龄边说边把手从父亲的大手里抽回来。

“那也不要紧呀！回来后你就到小珍家去解释一下，并表示歉意。明天再教她叠花不也可以吗？”妈妈说。

“不！妈妈，您不是常说要信守诺言，我答应了别人的事，怎么可以随意改变呢？”宋庆龄不停地摇着头说。

“我明白了，我们的小庆龄是一个守信用的孩子，不能自食其言，是吗？”妈妈望着庆龄笑了笑，接着说：“好吧，那就让我们的小庆龄留下吧！”

宋耀如夫妇放心不下家中的小庆龄，在客人家吃过中午饭，就提前匆匆地回到家中。一进门，宋耀如高声喊道：“亲爱的小庆龄，你的朋友小珍呢？” 宋庆龄回答说：“小珍没有来，可能是她临时有什么急事吧！”

“没有来，那我的小庆龄一个人在家该多寂寞呀！”妈妈心疼地对女儿说。 “不，小珍没有来，家中虽然只有我一个人，但是我仍然很快活，因为我信守了诺言。”宋庆龄辩解道。

听了小庆龄的话，宋耀如夫妇满意地点了点头。

篇五：读《宋庆龄故事》有感

诚实守信、共筑和谐社会

—读《宋庆龄故事》有感

晋华宫第一小校 五一班 张振华

指导教师 吴贵德

诚实守信、共筑和谐社会

——读《宋庆龄故事》有感

这些天我读了许多有关宋庆龄的故事，其中让我感受至深的是宋庆龄童时诚实守信的故事。

在宋庆龄很小的时候，由于受家庭的熏陶，把诚实守信作为生活的一部分。一个星期天，父亲宋耀如准备带著全家去朋友家作客，孩子们大都穿好了礼服就要出发了，只有宋庆龄仍在钢琴前弹奏着那动听的旋律。 母亲喊道：“孩子们快走吧，伯伯正等著我们呢！” 听到妈妈的喊声，宋庆龄立即合上琴盖，跑出房间，拉着妈妈的手就走，刚迈出大门，突然又停住了脚步。 “怎么了？”一旁的宋耀如看到宋庆龄停住了脚步，不解地问道。 “今天我不能去伯伯家了！”宋庆龄有些着急地说。 “为什么不能去，孩子？”宋庆龄的妈妈望着女儿说。 “妈妈，爸爸，我昨天答应小珍，今天她来我家，我教她叠花。”宋庆龄说。 “我原以为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呢？这好办，以后再教她吧！”父亲说完，便拉着宋庆龄的手就走。 “不行！不行！小珍来了会扑空的，那多不好呀！”宋庆龄边说边把手从父亲的大手中抽回来。 “那也不要紧呀！回来后你就到小珍家去解释一下，并表示歉意。明天再教她

叠花不也可以吗？”妈妈说。 “不！妈妈，您不是常说要信守诺言，我答应了别人的事，怎么可以随意改变呢？”宋庆龄不停地摇着头说。 “我明白了，我们的罗莎蒙黛是一个守信用的孩子，不能自食其言是吗？”妈妈望着宋庆龄笑了笑，接着说：“好吧，那就让我们的罗莎蒙黛留下吧！” 宋耀如夫妇放心不下家中的小庆龄，在客人家吃过中午饭，就提前匆匆地回到家中。一进门，宋耀如高声喊道：“亲爱的罗莎蒙黛，你的朋友小珍呢？” 宋庆龄回答说：“小珍没有来，可能是她临时有什麼急事吧！” “没有来，那我的小罗莎蒙黛一个人在家该多寂寞呀！”宋庆龄的妈妈心疼地对女儿说。 “不，小珍没有来，家中虽然只有我一个人，但是我仍然很快活，因为我信守了诺言。”宋庆龄辩解道。

“小珍没有来，家中虽然只有我一个人，但是我仍然很快活，因为我信守了诺言。”这句话将让我今生难忘，童时的宋庆龄能够因为信守了诺言（一个人孤独地过了一个中午）而感到很快活。使我想到童时的宋庆龄已经把诚实守信作为她生活的一部分、作为一种生活习惯、作为一条为人的准则，为她在艰难困境中百折不挠、奋勇向前、舍己为人提供了保障，诚实守信也为她成为近代的伟大国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想这也就是爸爸经常说的—诚信是做人的根本。

试想如果我们大家都讲诚信这个世界会怎样？还会有

掺有三聚氰胺的奶粉、喂有苏丹红的鸡蛋、质量伪劣的国产达芬奇红木家具，国人还会在公众场合砸奔驰、砸西门子冰箱、砸??，还会有那么多的贪污腐败，还会有算（蒜）你狠、逗（豆）你玩、阎（盐）王爷??发生吗？

前几年，在我家附近有两个饭店，刚开业都十分火红，经常爆满，一年以后两个饭店的情况就不同了，其中一个依然人气十足，又扩大了营业面积，可是另一个饭店却客人渐少，去年终于倒闭了。为什么呢？原因在他们两家吃过饭的客人最明白了，刚开始两家都很好，原料正规，工序也不错，店面又卫生，服务态度也好，可后来就不一样了其中一家想多赚钱就动起歪脑子，原料进便宜的，工序也少了，减少了服务员，卫生、服务都上不去了，而另一家却依然如故，结果呢——两家饭店变成了一家。深究原因也就是诚实守信。

现在我们国家正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我们国家要由制造大国转变成制造强国，我们必须让假冒伪劣走开，让我们的商品深入人心，依然需要“诚实守信”。“诚实守信”不但可以为我国的产品打出一片天下，而且可以为我们走出去的商品保驾护航，使其屹立世界。

“少年强则国强”这是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中的一句，我想“少年诚信则国诚信”，诚实守信既是无形的力量，又是无形的财富，我们要共筑富强和谐国家，

就要从小做起，用邓小平爷爷的一句话——诚实守信“从娃娃抓起”。

在此，我倡议我们以宋庆龄为楷模，养成诚实守信的习惯，共筑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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