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

篇一：2013江涌：中等收入的“陷阱”为谁而设

江涌：中等收入的“陷阱”为谁而设 多年来，世界银行一直在制造与传播新概念、新命题以及新理论、新政策，诸如“华盛顿共识”、“包容性增长”等等。2006年世界银行又违背欧美等发展历史史实，无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周期规律，以拉美为标本，生搬硬造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一出世，迅即在中国得到异乎寻常的追捧，经济学人们蜂拥而上，为中国经济把脉，为中国避免“陷阱”而殚精竭虑，由此生产出的文字文章汗牛充栋，似乎足可以把该“陷阱”填平。其实，“中等收入陷阱”本身就是一个陷阱，一个自由主义的陷阱，是发达的强权国家通过世界银行这个工具给发展中国家设置的依照“新殖民主义”政策路线前进的“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世界发展史上并不存在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原因，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增长停滞、国民收入徘徊的一种状态。表面看，“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基于对世界各国现代化历程的分析考察而得出的一个经验性描述，实质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结论，是个地地道道的伪命题。

“中等收入”框架里面装不了任何实质内容。“中等收入”是个相对概念，在横向上可以相对于其他国家——在高低收入国家之间处于中不溜的水平，在纵向上可以相对于自己的过去——在历史发展阶段上告别初级阶段。“中等收入国家”是一个空洞而飘忽的框架，里面装不了任何实质内容。例如，1774年殖民地美国(自由人加奴隶约合250万人)的人均年收入在15-25英镑，相当于2000年的3875-7250美元。若依照公民身份——自由人(当时存在白人契约奴隶、土著印第安奴隶以及非裔黑人奴隶)统计，当时美国人均拥有的实际财富是76英镑，这一数据相当于2000年的11100美元(这一不合理统计的合理存在有其现实依据，我们今天广东、上海等省市计算GDP时也没有包含外来务工人员，尽管这一队伍相当庞大)。依照今天世界银行与相关经济学家设计的标准，显然是跨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在富裕程度上，当时的美国人至少跟其宗主国英格兰人是一样的，而当时的英格兰是最发达国家，在那个时代工业制造无所不能，而美国——依照宗主国英国的要求——连一个马蹄钉都不能制造，是个道地的农业国，百业待兴，经济上严重依附英国。类似早期美国“富裕而不发达”的情形在今天依然存在，一些加勒比国家、石油输出国家他们的人均收入早就超过1万或1.2万美元，但是不仅发达国家没有接纳他们进入OECD(即“经合组织”，被视为发达国家的俱乐部)，世人没有将其视为发达抑或先进国家。

此外，不同国家以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国民的消费资料构成大不相同，货币购买力大不相同，因此在所谓“中等收入”的数量(1000-12000美元)的背后，相关人的生活质量有明显差异。还是用美国为例，殖民地美国不仅富裕，而且那里的人民享受着高品质的生活——食物充足、用于建筑与供暖的木材价廉、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身高是一项非常好的衡量社会营养状况的指标，那时殖民地新兵的平均升高为5英尺8英寸，接近现在的平均身高，超过当时同种的英国皇家海军新兵的平均身高整整2英寸。依照2000年的价值折算当时美国的人均收入在3875美元至7250美元之间，很显然，今天的美国人倘若拥有这样的收入，那是要接受政府救济的，根本无法过上高品质的生活。

依照世界银行以及相关学者的分析资料，1978年美国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不知什么逻辑，此前半个多世纪的世界，如果美国不是高收入国家，谁是高收入国家?)。今天，那些跨过1万或1.2万美元门槛的国家，其国民生活品质与幸福感如何和半个世纪前的美国人相比——二战后的美国成为世界最牛的国家，“美国梦”、美国“很行”的神话风靡世界。

“中等收入”及其“陷阱”的界定是随意的、逻辑是混乱的。其一，世界银行将中等收入水平定义为人均年收入在1006美元到12275美元之间，这里的上线与下限的数字界定的科学性、合理性充满了疑问。由于中等收入的“门槛”很低，很多发展中国家刚刚启动发展进程，就给世界银行“被中等”了，被拿来当靶子、当标的而说三道四。

其二，世界银行的报告称，在1960年101个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中，到2008年，只有13个变为高收入国家。世界银行给出不到40年的时间，便要求“被中等”的国家跨入“高收入”行列，这种随心所欲的主观臆断，不仅违背历史——西方国家走出“黑暗中世纪”而成长为发达国家无一不是以百年计，而且有欠公允——很多“被中等”的国家还没有摸到适应本国国情的发展策略，如此就给他们烙上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印记。

其三，国民收入用信用货币——美元来计量，而今日美元的购买力，远远不是1971年与黄金脱钩前美元的购买力，更无法与19世纪末期(美国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购买力相提并论。收入的高低是相对的，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后，主要国际货币纷纷摆脱黄金约束，成为纯信用货币，不仅丧失了货币的“储藏手段”功能，而且其购买力在不断波动中持续降低，由此基本失去了在长时间序列上的“价值尺度”功能。今天，以美元计值的“中等收入”只有在横向上(与他国比较)考察才有实际意义，而“中等收入陷阱”的逻辑要求却是纵向上(与本国历史比较)的，这是明显的思维混乱。因此，以今日1000-12000美元作为衡量“中等收入”国家的尺度，并装模作样说这里存在一个“陷阱”，是非常不严谨的，可以说的荒谬的。

“中等收入陷阱”掩盖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周期。在资本主义制度与体系下，一国经济增长停滞与国民收入徘徊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或经济周期紧密相关。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这些资本主义的先行者，在成长与发达过程中，并未遭遇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当今，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相关经济学者所罗列的经济停滞甚或倒退，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的必然。熟悉世界经济发展史的都知道，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总是被周期性经济危机所打断。当今世界资本主义近乎一统天下，全球化下经济危机愈发频繁，经济周期也更加明显，所以相关后进国家的经济增长道路也更加坎坷。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痼疾，与生俱来，自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具有标准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危机便在资本主义国家乃至资本主义世界周期性出现。除了大约十年一次的“周期性危机”外，还有结构性危机(如1929-1933年大萧条)以及系统性危机(如2007年由次贷危机引爆的国际金融大危机)。一国在经济危机爆发后，经济增长与国民收入一般都会陷入停滞甚或倒退，这种情形在欧美日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或大或小、或长或短都有呈现。例如，美国1929-1940年间持续停滞12年，此后在1944-1963年间持续停滞20年;英国1943-1954年间持续停滞12年;德国1913-1926年间持续停滞14年;日本1940-1956年间持续停滞7年;法国1929-1949年间持续停滞

21年(数据来源Maddison，2010)。这些发达国家，纵向看无疑是那个时代的高收入国家，横向看即比照当前名义美元价值则是中等收入国家。但是，经济危机并没有改变这些鞭先着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发达国家，成为高收入国家。

世界银行以及主流经济学家，并没有把欧美日经济史上因经济危机而出现的经济与收入停滞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欧美等西方国家不曾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一些新兴市场(如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经济成长过程中，也没有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尽管它们也曾因经济危机而出现经济增长停滞与收入徘徊不前。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下，经济增长阶段性停滞与国民收入阶段性徘徊非常正常，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亦然。用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来掩盖或替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似乎新颖，但是除了故弄玄虚与哗众取宠外，不利于对矛盾的深刻揭示与问题的有效解决。

“中等收入陷阱”无视一国经济发展的艰难性。从欧美等发达国家成长历史来看，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国家成长到高收入国家，都有一个是漫长的历史过程，尤其是低收入大国。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沃尔特?罗斯托提出“经济增长阶段论”。该理论认为，一国从“传统社会”经由“准备起飞”、“起飞”到“成熟”，再到“大规模消费”(即高收入)，全阶段跨越的时间是漫长的，全程大约要60年左右，相当于中国的“一甲子”。而且，在具体发展与经济增长过程中，大国与小国也存在明显差异。通常大国尤其是传统包袱沉重的大国，其人均收入要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非常困难，是一个更加漫长的过程。而人口小国，相对来说要简单得多，从3000美元到10000美元，如文莱历时4年(1974-1978年)，赤道几内亚也用了4年(2001-2005年)，卡塔尔只需3年(1971-1974)，都迅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国际上很少有人羡慕这类国家成功，或借鉴他们的“发达”经验。因此，以暂时的增长停滞或缓慢增长，来断言该国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并不科学，而且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会使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发展焦虑症，将人均收入高低与中等收入陷阱挂钩，导致片面追求GDP增长，甚至陷入GDP崇拜。

如果存在“中等收入陷阱”，那么也存在“低收入陷阱”与“高收入陷阱”。前者如诸多中亚、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长年处于不发展或发展十分缓慢的状况。后者如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20多年来，国民收入一直没有增加，只是随着日元的升降而变动。既然中、高、低都存在所谓“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特定意义又在何处?在资本主义于世界出现以前，全球生产力普遍低下，世界各国哪怕是最强大国家(如四大文明古国)的人均收入千万年间折合年增长率可谓忽略不计，可谓持久徘徊不前，难道这也是所谓“收入陷阱”。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长期甚或漫长的过程，一些经济学家或经济机构，以短短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来衡量一个国家民族的得失成败，是极其肤浅的。1871年之前，在德意志民族活动的土地上，没有中央集权或政府，诸侯割据，关卡林立，政治腐朽，经济停滞，年轻人给英国、法国甚至美国当雇佣军，社会没有一点生气，被众多有声望的人士看成毫无希望的国家。如今，环顾世界，有几个国家在综合国力上能够与德国一较高下?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实际是后进国家现代化陷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陷阱

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自成立以来，一直是美国霸权、西方强权的工具，多年来孜孜不倦、兢兢业业推行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华盛顿共识”政策，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实施新殖民主义服务，因此而在多年前即己声誉败坏而惨淡经营。当今世界附和、听从世界

银行与IMF的理论宣传与政策建议的国家越来越少，头脑清醒的学者早就不拿它们的报告与说教当回事。

但是，世界银行与IMF的理论宣传与政策建议符合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符合发展中国家的买办阶层与权贵资本的利益。经济全球化便利跨国投资，世界各国的工人因争抢工作岗位而彼此对立甚或敌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成为泡影。但是，经济全球使国际垄断资本与东道国买办阶层、权贵资本日益勾结起来。因此，以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理论与政策在一些国家仍然有市场，甚至很叫座。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世界银行遵照强权国家或垄断资本的意旨，为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精心埋设，然后以智者、甚或长者的口吻告诫相关国家，你们必须依照我的建议行事，否则你们就会落入“陷阱”。世界银行以及相关经济学者，津津乐道的“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标本”就是拉美。

自20世纪80年代初，拉美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甚或趋于停滞的困境，像阿根廷在60年代，巴西、墨西哥、智利等国在70年代都已进入“中等收入”，但是直到21世纪头10年，这些国家人均GDP仍然徘徊不前，基本停留在3000-5000美元，至今仍未能跻身高收入经济体。其中，阿根廷停滞23年(1974-1996年)，墨西哥停滞18年(1981-1998年)，智利停滞18年(1971-1988年)，巴西停滞16年(1980-1995年)(以上数据来源为(Maddison,2010)。

其实，世界银行以及相关经济学者，选取拉美作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标本”，非但不能自圆其说，反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倘若拉美真的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那么那个推手或牵引者，恰恰是世界银行与IMF、美国自由主义学者。

1973年，智利皮诺切特将军在美国的鼎力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并杀死了阿连德总统，由此开启了新自由主义的“伟大实验”。新自由主义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亲自设计改革蓝图(即“弗里德曼金马甲”)，指派众多嫡传弟子——“芝加哥男孩”回智利实施，并多次亲临智利，现场指挥与督导。为达目的，他们不择手段——拋弃民主与法制，不惜用“铁扫帚”(军事恐怖主义)等方式强力推行新自由主义——“原教旨资本主义总是由最残暴的压制所接生”，国家政策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

新自由主义实践，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结果引致国家经济灾难，智利的人均收入增长不断下降，直到80年代末才达到政变前的水平(1971年5663美元，1987年是5590美元)。在同时期拉美的国家治理上，只有另一个实施经济自由主义国家——阿根廷比智利更加糟糕。在美国、世界银行与IMF的全力策动下，80年代新自由主义近乎在拉美全面推广，然而给出的答卷成绩，依旧是一塌糊涂!20世纪60、70年代的保护主义(新自由主义者描述这段时期为“糟糕的过往岁月”)，实现的增长更达到3.1%，然而自80年代实现新自由主义以来，增长率只有1.7%。1950-1980年间，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的GDP年均增速分别为6.8%、3.4%和6.5%，而在1981-2000年这20年间，则分别降至2.2%、1.7%和2.7%。

实际上，拉美所遭遇的经济困境，是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体系下，发展中国家致力于现代化所遭遇的困境，是实施自由主义政策的困境。多年来，发展中国家普遍依照发达国家指引，或世界银行、IMF标识的路径——集中体现为“华盛顿共识”(“弗里德曼金马甲”20世纪

90年代升级版)——去实现现代化。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显示，现代化的关键与核心是工业化，由工业化带来的收入潮水可以浮起所有的船(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语)。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独门秘笈”在于，在保护主义下建立起相对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但是，发达国家或世界银行、IMF在给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现代化路线图中，抽掉了工业化，或用自由主义下的工业化取代保护主义下的工业化。然而，在这个自由主义的“通衢”上，由发达国家设置路障，比17世纪莱茵河上的关卡还要多(这曾经是德国落后的重要原因)。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技术专利、标准化坐收渔利，通过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产业链、不平等贸易交换条件，占有发展中国家创造的财富。“芭比娃娃”利润分配就是一个典型实例：在美国市场销售的芭比娃娃若以10美元计，其中8美元是美国境内的运输销售成本与利润，1美元为管理运输费用，65美分为日本等国的原材料成本，发展中国家制造只能拿到35美分的加工费。如此，发展中国家越是努力，生产产品越多，自己所得越少，如此便有了“勤劳而不富裕”的困境。

历史反复证明，成功的工业化是一国发达(包括由中低收入迈向高收入)的关键，而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一个共同的典型特征代表，就是在这些国家出现了明显的工业化进程的停滞抑或倒退，即“工业化不足”(未能建立起相对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抑或“工业国际化”(即由外资主导的工业化，跨国垄断资本垄断高端、高附加值制造，而本土企业钉死在低端、低附加值制造，或本身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代工制造)。更有甚者，连代工制造都难得一见，纷纷发展服务业、地产业、旅游业，没有基本的生产能力——财富的创造能力，只有所谓的价值创造能力，而价值的最终决定权依然为跨国资本所控制。

在“华盛顿共识”的系列政策组合中，自由化尤其是金融自由化，是必不可少的安排，其理论基础是“金融深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金融深化的显著结果是经济金融化——资产乃至债务证券化，如此使资产、财富可以流动起来。金融自由化最为关键的是国际化，本土金融市场与国际市场金融接轨，国际金融资本可以自由出入一国市场。由此，国际资本其实主要是美国的金融资本，在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可以兴风作浪，引发金融危机，借以巧取(买空卖空)豪夺(发动袭击、制造危机)发展中国家辛苦积攒的财富。东南亚的“经济增长——金融危机”为此做了最清晰也是最典型的阐释。在危机发生后，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经痛斥这些国际投机资本为“国际强盗”，但是他似乎没有指责引盗入室者。 马来西亚经济在1991年至2000年间以7%的速度增长，在2001年至2010年间增长率却只有4.6%，远低于7.5%的10年增长目标。上世纪60年代，马来西亚要比韩国富裕得多，但如今乾坤颠倒，要比韩国穷得多。在东南亚，马来西亚并非特例，与其同处东盟的泰国和菲律宾，都因为遭遇了“国际强盗”而大伤元气，因此被相关机构与学者当作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新标本。而这些新标本恰恰是遵循世界银行、IMF实施“华盛顿共识”、推行金融自由化而结下的苦果。

其实，不单是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还有苏东国家、一些非洲国家，凡是遵照世界银行与IMF建议——积极落实“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多半都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发展中国家遭遇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实则是“现代化陷阱”——增长而不发展的困境，是世界银行、IM与发达国家埋设的“自由主义陷阱”。发达国家正是凭借这些陷阱而保持先进并过着优裕的生活。环视当今发达国家，除了德国及斯堪的纳维亚几个小国外，普遍产业

篇二：江涌：中国或永远不会超越美国？

江涌：中国或永远不会超越美国？

中美对中国的影响就像用凉水温火煮青蛙一样，会把中国拖入美国的圈套，让中国步日本、苏联的后尘。中国很可能永远不会超越美国。

为遏制与延缓中国崛起，美国将会也正在使出各种手段。在全球多边领域，尽管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与次贷金融危机中相继失去民主与自由的大旗，软实力遭受重创。

但是，多年的“黑老大”生涯，使美国拥有一大批形形色色、尽心竭力的打手，依旧能一呼百应。

次贷危机发生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凸显，于是美国纠集各类同盟、同伙，从贸易顺差、人民币汇率等经济议题，到东海军演、钓鱼岛事件、南海航道、与印度核合作等地缘政治问题，再到诺贝尔和平奖等一系列问题上，形成对中国的联合围剿态势。

近些年来，中国心无旁骛地追随西方，结果是丢掉东方，失去南方，最后迷失方向。中国古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近乎迷向的中国，还有几个朋友在患难之时愿意伸出援手。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就演绎出中国既不能加入发达国家，又不能被发展中国家接受的这种非鸟非兽的“蝙蝠式尴尬”。

在中国周边的区域，美国的幽灵忽隐忽现。美国以各种手段来破坏与冲击中国的“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周边外交，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上海合作组织、东北亚合作上处处从中作梗，挑拨周围国家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制造地缘事端，激化地缘政治动荡。

《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提醒美国鹰派：教唆日本重整军备，挑动其与中国为敌。甚至持续不断地构筑、强化反华组织，鼓励印度加入美国与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结成的所谓“民主国家”战略联盟。2007年美国和印度签署核合作协议，允许美国机构向印度进行核技术和核燃料转让。

美国除了在多边与区域上打压中国外，关键是在双边上与中国短兵相接，集中体现就是“战略与经济对话”。

历史上，美国都是通过类似对话，一步一步地将竞争对手送入了早已编织好的罗网。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英之间展开了一系列的战略对话，被国际政治界渲染为“神”一般的英国著名政治家丘吉尔，也不知不觉落入了美国的圈套。

1944年诞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为美英之间的战略对话画上了句号，那是在英国财政部长凯恩斯（著名经济学家）与美国财政次长怀特之间进行的一场明显不对等的对话，“凯恩斯计划”完全被“怀特计划”所取代，英国拱手让出霸主宝座。

上世纪80年代。为抑制日本崛起，美国借口日元币值低估、贸易顺差持续增加，不断制造贸易摩擦，将日本拉到谈判桌上进行战略对话。1983年美日两国财政部组建一个“日元/美元的联合工作组”（后更名为“美日金融市场联合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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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4年至1988年间，美国通过此机构不断向日本大藏省施加压力，强迫其拟定详细的日本金融市场自由化计划，先后接受了《广场协议》、《卢浮宫协议》与《巴塞尔协议》，奠定了日本金融战败的深厚基础。

在戈尔巴乔夫接任苏联最高职务后，美国策划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其中经由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1984年的牵线，确定戈尔巴乔夫“这是一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最终实现美苏战略对话。

从1986年雷克雅未克对话到1989年马耳他对话，逐渐完成了“整个移交苏联政治国防阵地的过程”（雷日科夫语）。

1993年也就是苏联解体后两年，戈尔巴乔夫在法国公开承认，雷克雅未克对话，“实际上已把苏联交付给美国听任处置”。如此，冷战就是在北大西洋洋流与地中海暖洋洋的海水中埋葬的。

美国自然会将以往使用的伎俩发扬光大并运用到中国身上。正是在美国软硬兼施和威逼利诱下，中国被美国拉上了谈判桌，由此开启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国向美国作出的让步与承诺令人震惊与迷惑。

有专家忧虑，中美对话对中国的影响就像用凉水温火煮青蛙一样，会把中国拖入美国的圈套，让中国步日本、苏联的后尘。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当今，美国的金融力量最为强大，而金融业则是中国安全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金融领域极有可能成为美国击溃中国千里长堤的最好突破口。

由此不难发现，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金融开放始终是美国攻击中国的关键所在。多年来，美国为中国输送了大批金融人才，这些人才逐渐进入中国的相关部门与机构领导岗位，他们以华尔街特有的步调，跟随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的笛声起舞。

此外，美国以中国加入WTO为诱饵以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为契机，使一大批各类美国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

这些金融机构与美国大型跨国公司密切配合，分工协作，向中国每个经济细胞与末梢渗透，积极培养与增强在中国市场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不断削弱中国金融机构（包括监管机构）的话语权。

未来，美国在中国布局到位之日，更确切地说，引爆中国金融危机爆发之日，恐怕即是中国这个“世界老二”魔咒生效之时。

2010年1月28日，美国传统基金会发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十大迷思》的报告，针对

中国可能在不远将来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的表述，报告断言：中国很可能永远不会超越美国。

报告认为，若把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与美国近30年的增长进行比较，固然会得出中国超越美国的结论，但是中国未来30年的经济，肯定与过去的30年有所不同。

中国人口将会老化，到2035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将有2.5亿，中国经济不可能负重急行。

美国传统基金会是美国最大、影响力最强的保守派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之一，也是意识形态、美国政府工具色彩最浓的一个机构，长期以来其一直用“自由经济理论”、“自由经济政策”来引导后进国家走向“富强”道路。

传统基金会敢于断言“中国很可能永远不会超越美国”，这不仅是基于对未来的简单乐观，恐怕更有对过去经验的十足自信，以及中国正在走向魔咒的窃喜。

篇三：江涌：无视阴谋论是弱智者见识

江涌：无视阴谋论是弱智者见识

江涌

江涌：无视阴谋论是弱智者见识

2010年10月19日 环球时报

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利往。“利”不可从天而降，所以想获利，或想获多利，甚至暴利者，不仅要劳其筋骨，更须苦其心志，挖空心思，竭尽谋划，努力争取。个人如此，集团如此，国家更是如此。小利小谋，大利大谋，无利更是要谋。要无中生有，谋生图存。 古今中外，只要心志健全的人，都会有所图谋，都想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因此，谋略成为一门学问，出现一大批专才———谋士，也孕育出一大行业。古代中国有翰林，今日美国有智库。当今，美国拥有数千家智库，这正是美国霸业的智力基础与保证。 “谋”的最主要特征，就是隐蔽性，是谓“阴谋”。所谓“阳谋”本质上是不成立的，古今汉典中，没有“阳谋”一词，所谓“阳谋”只是人们一种不严谨的说法而已。“十恶”中的“谋反、谋大逆、谋叛”无不是“阴谋”，因此有“恶恐人知便是大恶”的逻辑。大谋大

阴，小谋小阴。美国等诸多国家一般有30年自然解密档案的规定，但是一些谋划或因“大恶”而成为永久秘密。国际经验显示，从事情报工作或在国家核心部门工作，往往视秘密为生命，保守秘密是加入组织的基本要求。同时，为了“知彼”，会不择手段获取对方情报与谋划。因此，在我们伟大而美妙的汉字中，“谋”与“谍”在文字上只有一竖之差，实际也就是一壁之隔而已。聚室而谋，然而隔墙有耳。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谋划的功效关键在相关人员的素质、谋士的才干。谋定后动，执行力当然重要，但是首先在谋。战国时期的“四君子”均拥有食客三千，人才齐备，其中不乏鸡鸣狗盗之徒，看重便是一技之长，以防千虑一失。美国一流智库云集，但诸如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重大谋略失误也不时出现。今日世界全球化盛行，但全球化是美国人精心谋划的。金融危机过后，美国祭出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强化金融监管，为全球化设置障碍。然而，美国打开潘多拉匣子，放出了魔鬼，如今发现自己也无法驾驭，这正是谋的不确定性。但是，因为谋的不确定性而否认“阴谋”的存在，将“阴谋论”视为弱者的心理，恰恰是弱智者的见识。

阴谋古已有之，中外皆于今为烈。《孙子兵法》享誉古今中外，核心就在于其伟大而至今尚无能出其右的“谋术”。“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不战而屈人之兵”之关键在谋。若有勇无谋被人耻笑，竖子若不足与谋，成不了大业。一部《孙子兵法》实质就是一部“阴谋论”。古往今来，西方的谋术在长期内部厮杀、外部征战中不断演进，“特洛伊木马”与“第五纵队”层出不穷。当

今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国家博弈日趋复杂，谋业也迅速发达。于是乎，不仅智库如雨后春笋，而且间谍如过江之鲫，连“经济杀手”这样谍中大鳄也不时浮现。如此使一些中小国家、“弱智”国家持续被置于鱼肉境地。

中国本应是足智多谋的国家，这是中国贤人政治的产物，也是中国五千年生生不息、百余年自强不息的重要原因所在。然而，近几十年来，西方用“自由”来清洗中国人的大脑，用“和平”来抽掉中国人的脊梁，用“民主”来搅乱中国人的脚步。如此，阶前偶有东风入，杨柳千条尽向西。主流经济、社会“精英”可谓集体沦陷了，这些“智者”、“贵者”自己不识马，便曰天下无马；自己愚昧，就推理天下无知；自己脑残，就断言天下无谋。天真地认为经济在自由运行，社会在自我发展，国际在自在交往。一切任由“看不见的手”调节，然而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自由”的世界经济领域就是垄断资本，在“无政府”的国际关系领域就是美国强权。

于是，不难看到，近年来，中国对外交往日益被动，最大债权国屡屡被最大债务国敲打、讹诈，动辄得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越来越不会谋略了。这本应是个体的悲哀，然而环视今日中国之无穷困局，个体的悲哀竟然成了国人的悲哀。呜呼，哀哉！▲(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附文：易纲否定列宁帝国主义论

相关资料：央行副行长否定列宁帝国主义论

http://news.hexun.com/2009-11-29/121848859.html

易纲也是上世纪80年代就留学美国的海归，他在伊利诺大学获经济学博士，而后在印第安纳大学获得了终身教职。

在CCER，他教授计量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和国际金融。现在，他是央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一位知情人用“一言九鼎”形容他在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影响。

10月26日晚，易纲在北京大学英杰文化交流中心做专场报告： “目前许多人研究宏观经济、货币政策、汇率、利率政策，没有逻辑和理论框架，上纲上线，经常是阴谋论和战争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有些人“研究货币政策就研究货币政策，非要上到货币战争的程度”。

关键字： 阴谋论 易纲 央行 外汇 声明：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 ----- 乌有之乡

篇四：江涌：无视阴谋论是弱智者见识

五个意识筑造“争夺工程”

尹 红 朱灿平 鹿 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工部，安徽 合肥 230026）

摘 要：调查显示，网络成瘾已成为影响大学生学业的主要原因之一。针对这一现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07年提出了“争夺工程”，目的是挽救网络成瘾的学生，并防止更多的学生沉迷于网瘾。本文总结了中国科大辅导员与班主任在开展“争夺工程”中取得的一些基本经验。

关键词：网络成瘾；争夺工程；辅导员；班主任

中图分类号： G525.5 文献标识码： A

Five Ideas to Strengthen the “Win Them Over Project”

YIN Hong, ZHU Can-ping, LU 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Anhui 230026）

Abstract: It has been shown that addiction to the Internet is a major factor affecting university students?academic work. To fight this problem and prevent students from addiction to the Internet, th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launched the Win Them Over Project in 2007. A summary is presented of useful experience gained by counselors and class coordinators at USTC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Key words: addiction to the Internet; Win Them Over Project; counselor; class coordinator

在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精神的过程中，我校学生工作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从学生存在的实际问题和困难入手，尽可能地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感染力。 调查发现，当前我校部分学生存在学习困难，直接的表现是多门课程不及格，从而导致学生不能正常毕业，更为严重的是，极少数学生因为学习困难而中途退学。这一问题引起了学校的重视和深思。调查结果显示，因网络成瘾严重影响学业而退学的学生人数占退学总数的55.7%，针对这一情况，校党委学生工作部于2007年提出并实施“争夺工程”，通过一系列措施遏制网络给学生造成的不良影响，大大降低了网络成瘾学生的人数，并营造了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促进了学生的健康成长，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

在实施“争夺工程”的过程中，我校辅导员和班主任战斗在第一线，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他们树立“责任、爱心、方法、沟通和攻坚”意识，积极开展预防和挽救工作，使“争夺工程”取得了初步成效，随着这一工作的深入，必将挽救更多的网络成瘾学生，并防止更多的学生陷入网络成瘾的泥淖，从而提高学生的成才率。

一、责任意识：培养合格人才的责任是争夺工程实施的动力

（一）责任意识是辅导员和班主任全身心投入争夺工程的动力

2007年1月，一位学生家长写来一封信，希望学校能想办法解救那些沉溺于网络的学生。校党委书记郭传杰对此高度关注，认为家长的信是在“鞭策学校工作和我们的良心”。 信息学院辅导员张普华在网络成瘾案例中写道：“作为一名毕业留校的科大教师，在校读书期间曾亲眼目睹了班上有3位同学因迷恋游戏而最后退学，其中一位同学在毕业聚餐时失声

痛哭。堂堂七尺男儿居然这样结束自己的大学生活,我的心灵受到了深深的震撼。每当我想起这一幕就感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是多么的重大。”

（二）唤醒学生的责任意识是挽救网络成瘾学生的良好开端

一名网瘾学生写道：“谈到自己与网瘾作斗争的经历，有一点总让人不得其解，那就是我为何在新学期里的表现与上个学期截然不同。我思考了很久，发现拥有这么大的力量的竟然是?责任?二字。的确，感觉不到肩头的责任，思想上就没了压力，行动上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甘于堕落就变得顺理成章。我能够成功地脱?瘾?而出，除了因为我渴求成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开始认识到了责任感。”

二、爱心意识：真诚的爱心是感化网络成瘾学生的前提

理学院辅导员张文真的学生在《因为“爱”，我从“网”中走出来》一文中说：“受挫折后的所有消极表现我全部具有，就是不知道哪里有卖安眠药的……由于文姐的很自然的关心，使我不再恨这个社会，开始发觉周围的人对我的爱。”

数学系班主任杨瑱在二年级快结束时才接手当一个班级的班主任，当时全班78人，暂时存在学习困难的学生有18人，其中从四年级留下来的3人，从三年级留下来的11人，其中5人已经到了退学的边缘。杨老师与学生一个个谈心，并把他们安排在图书馆自习，白天不定时地去查看，晚上下班后还留在图书馆陪学生学习。她常常到网吧去找玩游戏的学生。班上其他同学见了都劝她不要管他们了，但杨老师说“我不希望他们懂事后后悔莫及。” 经过不懈努力，5名濒临退学的学生全部恢复到正常的学习状态，其中还有两人奋力拼搏考上了本校研究生。理学院党委书记习亚崑说：“一所优秀的学校，有大楼、有大师、更要有大爱。”正是辅导员班主任的爱，把学生从网瘾中夺了回来。

三、方法意识：正确的方法是帮助学生戒瘾的必要措施

（一）抓住关键时期

2007年4月，学工部对本科生网络成瘾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结果显示，第二、三学期是网络成瘾的高危时期。这一阶段辅导员和班主任注重的是对学生“多关心，早发现，早制止”。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在对网瘾学生进行个体帮助的时候，通常是以一个学期为一个阶段，注重“开好头，稳中间，拼期末”，引导学生开学之初选好课程，明确努力目标，进入良好的学习状态，期中及时提醒和检查督促，期末考试前三周左右进行考前动员，提醒学生早作复习准备。

（二）建立工作机制

学工部、教务处等部门联合建立了“学生学习预警与援助”机制，在这一预警援助体系之下，各院系探索出了适合自身特点的工作机制。管理学院建立了“学生学业预警爱心援助工作站”，把学校划定的学业预警线调低为一门课程不及格。化学物理系建立了“导师制”，同时特别为一二年级配备班级顾问小组，引导与协助班级建立良好的班风学风。近代力学系和数学系建立了“学生宿舍导师制”，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成立了“个性化学习管理小组”。这些机制的建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目前，“导师制”已逐渐在全校推广。

（三）认真分析，因材施教

通过调查分析，辅导员和班主任把学生网络成瘾的原因大致总结出如下几类：大学前成瘾型、脱离严管而失去自控型、没有目标无所事事型、厌学型、专业无兴趣型、大学适应不佳型、学习困难逃避型、情感问题型、心理问题型和家庭问题型等。为此，针对不同的原因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再辅以一些强制性的帮助手段，使其脱瘾。

化学系06级班主任许毓发现一名因网瘾导致学业困难的学生，其根本原因在于意志力不强，缺少自我约束。于是借助其父母的力量督促其学习。后来这个同学利用寒假补习功课，

开学后两门不及格的功课都补考通过，还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四）采取强制性帮助措施

由于网络成瘾的自加强作用，已经染上网瘾的同学，想完全脱离网瘾是需要付出较大努力的。一名同学对自己沉溺于网络时的状态作了如下描写：“每天上课，昏昏欲睡；面对作业，知难而退；走进网吧，精神百倍；自习室里，索然无味；晚间游戏，不困不累；随堂作业，一道不会。” 针对网瘾的巨大诱惑力，辅导员和班主任采用了以下一些强制性或半强制性的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 上课签到制

管理学院实施严格的上课考勤制度，对旷课达一定学时的学生以书面形式进行通报批评或警告，并通知家长配合学校教育，有效地杜绝了一些学生随意旷课的现象。

2. 量身定做个性化学习方案，并要求学生定期向老师汇报学习和生活的情况

一名学生在自己的体会中写道：“王老师虽然不再担任我的班主任了，但仍然每隔半月一次了解我的学习生活状况，并且要我每月都用书面形式向他汇报自己的学习、生活和思想上遇到的困难和取得的进步，还给我提供了许多终生受益的学习方法和生活方法。”

3. 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监督作用，成立帮助小组

理学院辅导员芮峰发现，老师不可能每天去督促学生，于是发动一些成绩较好又很负责的学生党员和干部进行监督，督促网瘾学生按时上课和自习。信息学院班主任陈香则在班级成立了“学习帮助小组”，开展“一帮一”或者“几帮一”的活动。

4. 安排学习困难的学生集中晚自习

精密机械与精密仪器系班主任李晓峰和刘爽在介绍经验时说，大多网瘾学生都认为，如果单独提供一个教室让他们自习并适当加以约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其网瘾的严重程度。

5. 拆开游戏伙伴

网络具有很强的传染性，被一些辅导员称之为“网络SARS”。为避免游戏团体成员之间相互影响，必须要斩断成员之间的联系。为此，把同一个宿舍的游戏伙伴分开，分别安排到其他学习风气好的宿舍；对同一班级的学生，周末为其安排不同时间段的实验课，等等。

6. 对于极度缺乏自制力而网瘾极其严重的学生，请家长陪读

据我校调查结果显示，家长陪读效果明显的占38%，陪读效果尚可的50%，无效果的占12%。事实证明通过家长陪读，在帮助学生摆脱网瘾，完成学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五）适当疏导

1. 以疏代堵，成立班级“游戏俱乐部”

化学系05级班主任傅尧发现硬堵的效果并不好，于是另辟蹊径以疏代堵。他把所有玩游戏的学生集中起来，成立了一个“游戏俱乐部”，并提出了几条非常重要的俱乐部规则：第一，俱乐部成员在学习上要互相帮助，任何人不能出现不及格情况，否则取消成员资格；第二，俱乐部不得在班内公开活动；第三，俱乐部所有成员要互相监督，逐渐减少每周上网和游戏的次数和时间；第四，俱乐部成员只能保持现有人数，并逐渐减少，不允许扩大规模。这种“以疏代堵”的方式发挥了一定的效果，一些同学开始认识到游戏的危害，主动退出了这个团体。目前，这个特殊的团体规模正在逐步缩小，很快将自动解体。

2. 成立班刊，引导学生正当使用电脑

针对同学们学习使用计算机的热情，结合他们对文学的爱好，工程学院05级班主任刘永斌鼓励并指导学生创办了班刊《梦笔拾花》。班刊的创办，不仅使部分同学将打游戏的兴趣转到了文学创作及其刊物的编辑上来，而且为青年学生搭建了一个可抒发情感的平台。

3. 请高年级学生现身说法，鼓起学生奋起直追的勇气

电子科学与技术系党总支书记朱领娣多次召开网瘾学生座谈会，请来几位高年级学生，

介绍自己如何深陷网游，如何在老师、同学和家长的帮助下自拔，最终考上本系研究生的经历，通过几次学生自己教育自己，使学习困难的学生大有改观。

4. 委以重任，让网瘾学生担任班干部

管理学院辅导员杨正发现，选用网瘾学生担任班干部，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责任心，让他们负责考勤能让其不再缺课，同时加强了与其他学生的交流，提高了自信心。

（六）预防为先

1. 采取生涯导航

生涯导航从学生一进校就开始，并且贯穿整个大学的学习过程。生涯导航的目的是引导学生重新定位，确定职业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适应大学的学习生活和人际交往，力争获得全面发展。

2. 大力开展学风班风建设，形成奋发进取的良好班风学风

管理学院大力宣传“弘扬科大精神，发奋造就英才；拒绝网络游戏，勤奋精业报国”这一学风建设理念，开展“班风、学风、考风与成才”的主题演讲与讨论，举办“毁人不倦——网络游戏”案例展和“拒绝网游”专题宣传等一系列的活动，帮助学生确立明确的人生目标。05级班主任韦勇凤在班上召开“勤奋学习，快乐成长” 学风建设讨论会，还召开“短期计划与长期目标”主题班会，引发学生对今后发展的思索。

3. 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为大学生生活增添色彩和意义

我校是理工科为主的大学，课业重，竞争激烈，因而校园文化氛围不够活跃。通过争夺工程的调查和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学校、院系和班级都要重视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来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

4. 军训期间学校和班级集中安排学生晚上的业余时间，以免学生玩网络游戏成瘾 过去，一些学生在军训晚间外出打游戏而成瘾。为此，在军训期间，学工部举办了青春导航系列报告会，邀请院士、企业家等为学生进行生涯导航；各学院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入学教育及文体活动。这些措施避免了这种不良现象的发生。

5. 学校统一为大一新生配备晚自习教室，集中自习，以便学生从高中学习习惯向大学学习特点平稳过渡

在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下，教务处克服教室资源紧张等困难，为大一新生精心安排了自习教室。学工部则要求辅导员和班主任建立班级晚自习制度，并督促学生严格执行。

四、沟通意识：有效的沟通是争夺成功的重要途径

在争夺过程中，需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因而要求辅导员和班主任具有较高的沟通艺术。辅导员和班主任要与网瘾学生及其家长沟通，还要建立起网瘾学生与其他学生的沟通与交流，而沟通是否有效将直接决定着争夺工作的成败。

班主任金西的经验是，一年级上学期是关键时期。因此，班主任最好在开学一周内认识所有学生，并熟悉其家庭情况，性格类型，做到分类沟通。帮助学生解决各种问题，让学生产生信任感，能在往后主动与班主任互动，有什么想法也能及时和班主任沟通。

在与家长沟通时，大家发现家长的反应各有不同：有自责的，有责骂孩子的，有指责学校的，也有要求辅导员和班主任这样那样的。但总的说来，多数家长还是积极配合的，有的家长甚至放弃了工作前来学校陪读。辅导员和班主任常与陪读家长沟通，引导他们正确地看待和帮助孩子。

同学间的“沟通”与“信任”也是很好的资源，值得利用，特别是学生党员、干部的模范作用和“威信”可以在班级、宿舍组织起来，建立起拒绝网络游戏的相互监督、劝导机制。让同学之间倾吐自己的心声，表达自己的意愿，用兄弟姐妹般的友情提高学生自我节制力，携手共同战胜网络游戏的诱惑。

五、攻坚意识：坚持不懈的努力是争夺工程取得成效的有力保证

网瘾的复杂性和顽固性决定了争夺每一个学生都是一场攻坚战。一个网瘾学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典型话语：“网瘾那么好戒，国家还要开戒毒所干什么？”。

我们深切地认识到，造成大学生网络成瘾的因素很多，包括社会环境、家庭教育、大学前教育、大学教育和学生个人等。一名辅导员说：“负责系学生工作的这几年时间里，无时不在思考,如何挽救痴迷网络的学生，并为此付出了相当的努力,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却还是与管理目标有不小的差距。社会的问题我们无法改变，而大学之前的教育已一去不返。我们只能在学生当前的状态内开展工作。一切的问题都处于摸索阶段,大胆的尝试和创新是唯一的出路。”

大学淘汰学生是允许的，也许个别学生的失败对学校来说只是百分之一、二，但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却是百分之百！“争夺工程”是一项对学生负责、对家庭负责、对学校负责和对社会负责的人才培养工程，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我们追求的目标是“办人民满意的大学教育”！

篇五：江涌：无视阴谋论是弱智者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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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利往。【利】不可从天而降，所以想获利，或想获多利，甚至暴利者，不仅要劳其筋骨，更须苦其心志，挖空心思，竭尽谋划，努力争取。个人如此，集团如此，国家更是如此。小利小谋，大利大谋，无利更是要谋。要无中生有，谋生图存。

古今中外，只要心志健全的人，都会有所图谋，都想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因此，谋略成为一门学问，出现一大批专才———谋士，也孕育出一大行业。古代中

国有翰林，今日美国有智库。当今，美国拥有数千家智库，这正是美国霸业的智力基础与保证。

“谋”的最主要特征，就是隐蔽性，是谓“阴谋”。所谓“阳谋”本质上是不成立的，古今汉典中，没有“阳谋”一词，所谓“阳谋”只是人们一种不严谨的说法而已。“十恶”中的“谋反、谋大逆、谋叛”无不是“阴谋”，因此有“恶恐人知便是大恶”的逻辑。大谋大阴，小谋小阴。美国等诸多国家一般有30年自然解密档案的规定，但是一些谋划或因“大恶”而成为永久秘密。国际经验显示，从事情报工作或在国家核心部门工作，往往视秘密为生命，保守秘密是加入组织的基本要求。同时，为了“知彼”，会不择手段获取对方情报与谋划。因此，在我们伟大而美妙的汉字中，“谋”与“谍”在文字上只有一竖之差，实际也就是一壁之隔而已。聚室而谋，然而隔墙有耳。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谋划的功效关键在相关人员的素质、谋士的才干。谋定后动，执行力当然重要，但是首先在谋。战国时期的“四君子”均拥有食客三千，人才齐备，其中不乏鸡鸣狗盗之徒，看重便是一技之长，以防千虑一失。美国一流智库云集，但诸如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重大谋略失误也不时出现。今日世界全球化盛行，但全球化是美国人精心谋划的。金融危机过后，美国祭出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强化金融监管，为全球化设置障碍。然而，美国打开潘多拉匣子，放出了魔鬼，如今发现自己也无法驾驭，这正是谋的不确定性。但是，因为谋的不确定性而否认“阴谋”的存在，将“阴谋论”视为弱者的心理，恰恰是弱智者的见识。

阴谋古已有之，中外皆于今为烈。《孙子兵法》享誉古今中外，核心就在于其伟大而至今尚无能出其右的“谋术”。“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不战而屈人之兵”之关键在谋。若有勇无谋被人耻笑，竖子若不足与谋，成不了大业。一部《孙子兵法》实质就是一部“阴谋论”。古往今来，西方的谋术在长期内部厮杀、外部征战中不断演进，“特洛伊木马”与“第五纵队”层出不穷。当今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国家博弈日趋复杂，谋业也迅速发达。于是乎，不仅智库如雨后春笋，而且间谍如过江之鲫，连“经济杀手”这样谍中大鳄也不时浮现。如此使一些中小国家、“弱智”国家持续被置于鱼肉境地。

中国本应是足智多谋的国家，这是中国贤人政治的产物，也是中国五千年生生不息、百余年自强不息的重要原因所在。然而，近几十年来，西方用“自由”来清洗中国人的大脑，用“和平”来抽掉中国人的脊梁，用“民主”来搅乱中国人的脚步。如此，阶前偶有东风入，杨柳千条尽向西。主流经济、社会“精英”可谓集体沦陷了，这些“智者”、“贵者”自己不识马，便曰天下无马；自己愚昧，就推理天下无知；自己脑残，就断言天下无谋。天真地认为经济在自由运行，社会在自我发展，国际在自在交往。一切任由“看不见的手”调节，然而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自由”的世界经济领域就是垄断资本，在“无政府”的国际关系领域就是美国强权。

于是，不难看到，近年来，中国对外交往日益被动，最大债权国屡屡被最大债务国敲打、讹诈，动辄得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越来越不会谋略了。这本应是个体的悲哀，然而环视今日中国之无穷困局，个体的悲哀竟然成了国人的悲哀。呜呼，哀哉！

2010年10月19日 环球时报

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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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易纲否定列宁帝国主义论

易纲也是上世纪80年代就留学美国的海归，他在伊利诺大学获经济学博士，而后在印第安纳大学获得了终身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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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晚，易纲在北京大学英杰文化交流中心做专场报告：

【目前许多人研究宏观经济、货币政策、汇率、利率政策，没有逻辑和理论框架，上纲上线，经常是阴谋论和战争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有些人【研究货币政策就研究货币政策，非要上到货币战争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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