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庙遗址

篇一：周公庙遗址考古调查的缘起及其学术意义

周公庙遗址考古调查的缘起及其学术意义（徐天进）

２００３年度对周公庙遗址的调查源于对周原遗址的重新思考。据文献记载，周族先祖曾数度迁徙。后稷居“邰”，公刘时迁至“豳”地，自古公亶父时始“去豳，渡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学界对“邰”和“豳”地的确切所在尚有较大争议，但对太王所迁之“岐下”即今周原遗址这一点则少有不同意见。１９９９年始，我们（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周原考古队）怀着进一步探究周原遗址的结构和布局的目的来到这块考古的圣地。经过近５年新的田野工作之后，逐渐对周原遗址的有了一些新的了解，并随之对这里是否就是太王迁岐之“岐”的所在问题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也可以说是对周原遗址时空框架的分析的结果。

周原遗址的考古分期和编年

近几年工作的主要收获之一是基本建立了周原遗址的考古学编年体系。周原遗址的考古工作虽然已进行了数十年，但一直没有对遗址的文化分期进行系统的研究。我们在齐家、王家嘴和贺家等地的发掘，获得了一批十分丰富的遗物及诸多明确的层位关系，为建立周原遗址先周至西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编年提供了充分的资料保证。经初步的分析研究，该遗址的先周时期遗存可以分为二期５段，西周时期的遗存可以分为三期。先周时期的第一期相当于“殷墟一、二期”，文化性质当属商文化的地方类型，第二期约和“殷墟三、四期”相当，其下限在商末周初。西周的三期分别相当于西周早、中、晚期，每期尚有再做更细致划分的余地。遗址详细而准确的年代标尺，成为我们把握整个周原遗址时空框架和聚落变迁的重要基础，此后的一系列思考均以此为出发点。

周原遗址各类遗迹的分布及其布局特征

在遗址的编年完成以后，我们对周原遗址的布局进行了重新的分析。重点是大型建筑基址、青铜器窖藏、墓地和先周时期文化遗存的分布情况。

周原遗址出土的若干青铜器窖藏早已为大家所熟知，据统计共出土百余批。这些窖藏集中分布在十余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耐人寻味的是在数百件有铭铜器中，非姬姓贵族的铜器占９２．１８％，姬姓贵族的铜器只占７．８２％，如此悬殊的比例当可充分说明在此居住的贵族大多属于非姬周集团的异姓。此外，这些铜器的年代多集中在西周中晚期。如果要用青铜器的资料来证明这里就是太王所建的“岐邑”、而且是终西周一世的政治中心的话，其中的不合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周原遗址大型建筑基址的发现是使得大家相信这里就是“岐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周原遗址范围内已经发掘的大型建筑基址有凤雏、召陈和云塘三个地点，就目前地面调查所知，类似的建筑基址在齐镇村东、齐家村南、庄白村南、强家、凤雏村东、董家村西、贺家村北、朱家村北、衙里村西等地还有分布。对这些建筑的性质如何认识，学术界还没有取得一致性的意见。仅就凤雏和召陈两处建筑而言，已发表的意见就有宗庙说、宫室说和贵族宅院说等多种不同的观点，前者根据建筑的形制结构，并征引古典文献的记载以证其说，后者则着眼于铜器窖藏和大型建筑基址的分布关系而立其意。两相比较，或以后者更近于客观实际，但即或承认这些建筑为附近铜器窖藏的主人所有，也仍有进一步追究其实际功用的必要。因为这些建筑不同的平面布局和结构特征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它们不全属居住生活用房。从考古学的立场出发，上述意见仍只能视之为一种推测，而不能作为最后的定论来看待。因为目前的考古学证据尚不足以完全地支持这些意见的成立。周原遗址大型建筑既有相对密集的分布区，同时在空间上也有相当的范围，这一点与同时期的其他遗址相比可谓独树一帜。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建筑的

年代多属西周中晚期，迄今尚没有一处可以确定为先周或西周早期的此类建筑基址。过去有学者将凤雏甲组建筑基址的始建年代上溯至武王灭商以前，但现在看来，作为判断年代的根据尚嫌不足。关于这座建筑的始建年代仍是一个有待确证的问题。因此，建筑基址的资料同样不能证明这里就是太王所建的都邑之所在。 周原遗址墓地的分布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遗址性质的了解。在遗址范围内，目前已知的墓地至少已经有数十处之多。这些墓地互不相连，相隔距离远近不一，规模也有大小之别。周原遗址墓地的存在形式和同时期其他规模相若的遗址相比，其特征是：墓地的数量多，墓地的规模小。而且常见墓地和居址同处一地，相互叠压交错分布的现象，如已经发掘的齐家、云塘、庄白、李家等墓地。同一墓地不同时期的墓葬在墓向和葬俗方面亦多有不同，因此，我们认为同一地点的墓地因其年代的不同，墓主人的族属也有所区别。换言之，不同的时期，墓地可能为不同的氏族所有。墓地密集的分布状况一方面反映了当时这里居住人口的稠密，同时在相当程度上也是“聚族而居”的居住形式的真实写照。而同一片土地在作为墓地和居住的使用功能上的频繁改变，则可以认为是土地所有者更替的结果。 将上述青铜器窖藏、大型建筑及墓地的分布状况结合起来看时，我们可以发现三者间的密切联系，即青铜器窖藏和墓地多以大型建筑为中心分布。根据这种分布状况，我们推测三者间很可能是三位一体的关系。即青铜器窖藏的主人就是附近大型建筑的居住者，同时也是附近墓地的使用者。考虑到这些异姓贵族还有自己特定的生活和生产区域，实际所占土地的范围可能还要大些，那么，遗址１０余平方公里的土地几乎就被瓜分完了。可供姬姓周人居住的地方就已非常有限，更何况周王室的宫殿、宗庙区。基于这样的考古实际，我更倾向于现在所认定的周原遗址是当时（主要是西周时期）以诸多不同氏族的贵族为中心的聚居区的认识。 要确认周原遗址是否为太王所建之“岐邑”，首先要解决的是遗址的年代问题。当年代的问题解决之后，遗址的规模和内涵就成为判断遗址性质的关键。虽然我们在周原遗址范围内的贺家、王家嘴、董家、岐阳堡、流龙嘴、朱家、凤雏和刘家等地均发现了年代上相当于太王迁岐之后、文王徙丰之前的文化遗存，在此范围内，以朱家至刘家南北一线分布相对比较集中。东界大体以今刘家沟（齐家沟）为界，虽然沟东侧紧邻沟边的部分地点仍有少量先周时期的遗存分布，但似乎已是边缘地带，再往东至齐家、齐镇、云塘一线便已难觅其踪。往西可至岐阳、衙里一带。

更西的赵家台遗址已超出通常认为的周原范围，这里的遗存是否和王家嘴、贺家遗址的相同也还难以做出肯定的判断。仅就先周文化遗存分布的范围而言，其面积远远小于现在所界定的周原遗址的规模。而且，在此范围内，各遗址点是否相连成片也未确定。所以，就先周遗址的规模和分布状况来看，这里更像是若干普通居民的聚居点（而非先周岐都）。在周原遗址所发现的先周时期的遗存中，陶器群的特征依早晚大体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化，先是以商式鬲为代表的阶段，后以高领袋足鬲为典型特征，最后以连裆鬲为主。虽然现有的资料（先周晚期）似乎已经可以和文王迁丰之后的遗存作比较顺畅的联系，但是，从这个范围之内所发现的遗迹和遗物来看，我们丝毫看不到可以用来证明这里就是太王率领族众所营筑之“宫室”就在此地的证据，如：先周时期的大型建筑基址、高等级的贵族墓葬等。

综上所述，现已了解的周原遗址的布局特征都说明这里可能就不是太王迁岐的地方。那么，太王所迁之地究竟在何处呢？

从２００１年开始，我们对周原遗址以外的地区进行新的调查和复查，试图寻找

“岐邑”的新线索。当时调查的地点有岐山县的岐阳堡、流龙嘴、衙里、呼刘、朱家、赵家台、眉县的东坡、杨家村等。虽然在多处地点发现有先周时期的文化遗存，但并没有找到可以和都邑相联系的遗址。

２００３年秋季，为安排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学生实习，我们制定的实习计划分田野发掘和调查两部分。其中发掘的目的仍然围绕着周原遗址的布局问题，选择了扶风李家的西周铸铜作坊遗址。而调查的目的也仍然是为了寻找周人早期都城的踪迹。之所以把调查的区域选定在岐山县的北郭乡（已并为凤鸣镇）一带，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这一带过去曾多次出土过西周早期甚至先周时期的青铜器，是周原遗址以外出土青铜器比较集中的区域，而且还出土过西周时期只有大型建筑才使用的砖和瓦等建筑材料。尤其是后者所提供的信息，使我们有理由可以肯定这是一处值得给予格外重视的遗址。因为砖、瓦的存在，说明这里一定会有大型的建筑，而有大型建筑的遗址就一定不会是普通的村落。换言之，也就有都邑址的可能。另一方面文献上所提供的关于周城”、“周公采邑”的线索也是非常重要的参考。

由于发掘期间雨季过长，致使野外发掘的时间拖至１２月初才结束。原定调查的时间和范围的计划也不得不做重新调整。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２日至１５日，我们对周公庙遗址只进行了为期４天的调查，调查范围：南自樊村以北，北至周公庙，西自庙王、董家台以东、东至蚂蚁沟，面积约７０万平方米。

这次调查的主要收获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

１、对遗址的规模和年代取得了初步的了解。周公庙遗址最早的文化遗存属仰韶时期，之后有龙山时期的堆积，而先周和西周时期的遗存分布最为普遍。在调查区域之内，先周时期的遗物随处可见，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这是一处以先周时期的遗存为主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不会小于７０万平方米）的遗址；

２、通过对遗址内涵的调查，为判断遗址的性质提供了若干重要的线索。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数个地点有砖和瓦的分布，采集所获砖的特征显示其时代可以早至先周时期；同时我们还在几个不同的地点发现夯土和类似磉墩的迹象，这表明确实有大型夯土建筑的存在；在樊村村北发现了一处先周至西周时期的墓地；尤其重要的是在第１０采集地点发现了两片刻辞卜甲，根据卜甲所在的层位及共存的陶器特征，我们认为其年代或可早至先周晚期。所有这些线索都表明，该遗址应该是一处具有都邑性质的遗址。

周公庙遗址的考古调查活动虽然只进行了短短的几天，而且并未彻底完成，但已有的收获已经显示出它所具有的重大学术意义。

通过这次调查，为从考古学上寻找周人早期都邑提供了新的而且也可能是至重要的线索。不论这里是周公的采邑，还是太王所建的都邑（我自己倾向于两者为同一地的意见），如果可以确认，对西周考古和历史的研究都将做出前所未有的贡献。先周文化的研究也将随之获得突破性的进展。

由周公庙遗址的再发现，可以进一步促使我们重新来释读周原遗址，周原遗址的重要性并不会因为周公庙遗址的发现而降低其学术上的地位，两者间的关系是今后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周公庙卜甲所提供的信息亦非常重要。此次出土的卜甲年代明确、族属清楚，记事内容前所未见，尤其是刻辞中“哉死霸”这一月相纪时的辞例为首次发现，填补了传世和出土文献之所缺，为周代历法和西周年代学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同时也增进了学术界对于周人甲骨的认识。

周公庙遗址的学术价值当会随着今后田野考古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和展开而日益显现出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它的将来寄予厚望。

西汉诸侯王墓的发现和研究西汉诸侯王墓的发现和研究

孙波

公元前202年，高祖刘邦建汉以后，因循秦制，确立了"百官之职"和"分天下为郡县"的制度。在此后的二百余年里，西汉王朝又在此基础上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创新，不仅完成了从王国时代到帝国时代的转变[1]，而且为中华汉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这一变革的一个重要物化表现，"制同京师"的汉诸侯王墓的研究无疑对认识这一历史变革极具重要意义。正因如此，自1968年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发现起，不断有学者将发掘与研究的目光聚焦于此[2]。并且，随着材料的不断增加，许多问题在大家阐释与争鸣中渐趋解决。本文试图通过对西汉分封的历史整理和对汉代诸侯王墓的发现与研究作以回顾，以期对其有更为明晰的认识。

一 西汉王朝的诸侯王分封制度

在楚汉战争期间，高祖刘邦出于军事需要，建立两等爵位制度，以赏赐功臣名将，功大者封王，功小者封侯。至公元前202年汉王朝正式建立时，刘邦先后分封了异姓功臣七人为王，即赵王张耳、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和韩王信。这些手握重兵的异姓诸侯王的封国跨州连郡，占据了战国时期东方六国大部分的疆域，对于只掌握关中周围十几个郡县的中央权力形成极大威胁。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1年）七月，张耳、吴芮死。不久，燕王臧荼谋反，刘邦亲自领兵讨平。在吕后的协助下，高祖又将其余四王一一翦除。但剪除异姓诸侯王威胁后的刘邦并未广推郡县制，而是以为秦祚短促的原因在于无同姓王国的屏藩，于是在清除异姓诸侯王以后， 刘邦与群臣立下"非刘氏不王"的誓约，开始大肆分封同姓王国。公元前201年，刘邦分封其异母弟刘交为楚王、弟刘喜为代王、子刘肥为齐王、堂兄刘贾为荆王；公元前198年，封子刘如意为赵王；两年后，又封子刘恒为代王、子刘恢为梁王、子刘友为淮阳王、子刘长为淮南王；公元前195年，封刘喜子刘濞为吴王、子刘建为燕王。到他在位的最后一年(公元前195年)为止，共存在十个同姓王国和长沙一个异姓王国。这时汉朝版图的大部分也都为十一个诸侯王国所有，皇帝直接管辖的郡只有十五个。这样，虽然汉初实行的地方行政制度本质上是郡县制，但是由于诸侯王国的存在，形成了两套并行系统:一是皇帝直属的汉郡及其辖县，一是王国所属支郡及其辖县。诸侯王国虽受中央节制，但又相对独立。可以"自置吏"，即可以自行任命二千石以下官员；也有权"得赋敛"，即可以向本王国臣民收取赋税。实际上成为能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为叛乱和分裂埋下祸根。

吕后执政以后，对刘氏诸王进行了打击，废梁、赵，割齐、楚，分封诸吕、外孙张偃及诈惠帝子为诸侯王。到吕后八年（公元前180年），共有诸侯王国十四个，其中吕氏三国:燕、赵、吕（梁国更名）；张氏一国：鲁（夺楚薛郡置）；诈惠帝子三国：常山（割赵）、淮阳、济川（本齐济南郡，置为吕国，后更封）；刘氏六国：淮南、代、吴、齐、楚、琅邪（割齐）；吴氏一国：长沙。但这一变化只是刘吕宫廷权力之争，于郡国关系未有根本变革。

汉文帝执政后，同姓王实力再度强大，除长沙外，又恢复清一色的同姓王国局面。但文帝已感到诸侯王国潜在的威胁，在巩固自己的地位以后，便采纳贾谊"以亲制疏"及"众建诸侯少其力"的建议，徙亲子淮阳王刘揖于梁，分齐国为七（即齐、济北、济南、淄川、胶东、胶

西、城阳），分淮南为三（即庐江、衡山、淮南），以此削弱诸侯王的实力。这样，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加上高帝末年的九国（本十国，荆王贾无后，已除），王国总数增至十七个。文帝末年，异姓长沙国因无后除。

景帝即位后，继续推行以亲制疏之策。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封亲子六人为王，以与血缘较疏的其他王国抗衡，而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一子刘胜被封为中山王（公元前157年）。此时，西汉王国达到二十二个，即文帝末年十六国加上河间、广川、临江、汝南、淮阳、长沙六国。随后，景帝重用大臣晁错，进行削藩，直接削夺王国支郡。这一措施，直接触动了诸侯王的根本利益，于是以吴王濞为首，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七国，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发动了武装叛乱。叛乱平定后，景帝乘势将官吏任免权收归中央。同时他又先后封子刘端为胶西王（公元前154年）、刘荣为临江王（公元前150年）、刘越为广川王、刘寄为胶东王（公元前148年）、刘乘为清河王（公元前147年）、刘舜为常山王（公元前145年）。公元前143年，又将对中央屡次不敬的梁国一分为五（即梁、济川、济东、山阳、济阳）。武帝即位后，采纳主父偃的建议，于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行"推恩令"，允许诸侯王推"私恩"把王国土地的一部分分给子弟为列侯，王国辖地不过数县，其地位相当于郡。同时，武帝还推行"左官令"和"附益法"使得各诸侯王不敢妄动，诸侯国尾大不掉之势的问题解决了[3]。

终西汉之世，出于维护中央集权的需要，诸侯王国或设立、或分化、或废除，但其地位的特殊性呈现出较强的阶段性特点。对这一历史事实的认识，我们可从作为生前生活写照的诸侯王陵墓中窥其一斑。

二 西汉诸侯王陵的发现与发掘

到目前为止，可以基本认定的有18国诸侯王、后陵墓44座。为便于对当时时空关系的清楚认识，下面以国别为类作以介绍。

（一）中山王墓

西汉中山国位于今河北省中部偏西，易水南，原为中山郡，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始封国，都卢县（今河北定县），辖十四县，是汉代较大的诸侯王国。现发现西汉王、后陵三座[4]。

1. 中山靖王刘胜墓[5] 1968年发现的中山靖王刘胜墓（满城1号墓）和其妻窦绾墓（满城2号墓），位于今河北省满城县（汉北平县）西南的陵山主峰，整体位置处于中山国北部，其都之东北。两墓南北并列，相距120米。墓穴凿于山岩石中，均为大型崖洞墓，墓门朝东。刘胜墓全长51.7米，最宽处37.5米，最高处6.8米；窦绾墓容积与之类似。两墓形制与结构基本相同，由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和后室等六部分。墓道斜坡式。墓道口用两堵土坯墙封门，两土坯墙之间灌以熔化的铁水，铸成一道铁墙。墓室内有完整的排水系统。两墓随葬品众多，各按用途置于各室。各出金缕玉衣一件。刘胜墓甬道和南耳室共置实用的车6辆、马16匹、狗11只、鹿1只。窦绾墓出大车3辆、小车1辆、马13匹。墓中出土随葬的铜器铭文"中山内府"和纪年"卅四年四月"是推断墓葬年代的重要依据。由于满城中山王刘胜夫妇墓是目前所见少有的未经盗扰的墓葬，因而其布局结构可为其他墓葬研究提供参考。

2. 中山怀王刘修墓[6] 1973年发掘的中山怀王刘修墓为竖穴土坑墓，整个墓室呈"凸"字形，分为墓道、前室、后室三部分。前室又以大木分为左、中、右三部分。右侧置真车3辆、马13匹；左侧置生活用具；中间见4件偶车车马饰件。后室以木板分隔成前堂、后室和左右室。前堂置铜器，左右室中有大量丝织品、漆器和竹简；后室置黄肠题凑五层棺椁（或二椁三棺），棺内殓服为金缕玉衣。陵墓属于西汉中期。

篇二：周公庙遗址的考古所获及所思

周公庙遗址的考古所获及所思

徐天进

【作者简介】徐天进，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教授。

位于陕西省岐山县城以北约7.5公里的凤凰山南麓的周公庙遗址，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有考古学家光顾过。1943年，当时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石璋如先生为寻找文献中记载的周人早期都邑，踏查了关中大地上的若干重要遗址，周公庙遗址便是其中之一[1]。时隔60年之后，当我们有幸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时，竟有了意外的收获[2]。2003年12月 14日，一片小小的刻辞卜甲静静地躺在冬日的麦田上等候着我们的到来，并经由它的指引，我们找到了仍处在原生地层内的两大片卜甲，上面共有55个字的刻辞，所记内容为过去所未曾见

[3]。此消息一经报道，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以此为契机，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于2004年2月联合组成周公庙考古队，正式对该遗址进行有计划的田野考古工作。不经意间两年的时间过去了，在这期间，我们经过地面调查、钻探和发掘，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对遗址情况的了解和认识也更加具体，但还是没有找到足够的或直接的证据来回答诸如遗址的性质、大型墓葬的墓主等问题。现将我们工作的主要收获介绍如下，同时也谈谈笔者的一些想法，以求教于同仁。

（一）墓地和墓葬

迄今经调查和钻探发现并确认的商周时期的墓地有6处，其中2处位于遗址北部的山梁上，3处位于遗址的东侧，1处位于遗址的西南部，同时在遗址范围内还有一些零星分布的墓葬，西周时期的墓葬总数已近千座。

分布在陵坡上的大型墓葬最为引人注目。在已探明的37座墓葬中，有四条墓道者10座，有三条、两条和一条墓道者各4座，另有长方形竖穴土圹墓或车马坑15座。从墓葬的规模和墓道的设置情况来看，这是目前所发现的西周时期等级最高的墓地。尤其是四条墓道和三条墓道的发现，填补了以往西周墓葬形制

方面的空白。在陵坡墓地的东、西、北三面，还发现了长达1500米的环绕于墓地外围的夯土墙，墙宽约 5米，局部墙体残存高度为2.5米。由于东、西两侧墙体是否继续向南延伸尚没有得到确认，所以暂时还不能对夯土墙与陵坡墓地或遗址的关系做出准确的判断。仅从目前所知的情况而言，因为墙体所包围的范围内除了陵坡墓地以外，再无别的遗迹，所以推测其可能是陵园的围墙。但根据我们在凤翔县水沟遗址和宝鸡蒋家庙遗址发现的约为同时期的城墙来看，也不能排除是城墙的可能。此外，现在还没有发现关于西周时期专门为陵园修建围墙的记录，当时是否已经有专门的陵墙也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

图一 樊村墓地发掘现场

2004年10月～2005年5月，对陵坡墓地的2座带墓道的大墓进行了发掘。其中的M18位于墓地中部偏东，墓室长6.8、宽6.4米，东墓道长12.4、宽0.9米，西墓道长7.5、宽1.3米，南墓道长17.6、宽4.2米，北墓道长17.7、宽0.9米，南墓道为斜坡状，其他三条墓道均为阶梯式，墓底四周有宽近1米的生土二层台。此墓屡经盗扰，墓室内的随葬器物已荡然无存，残留在盗洞填土中的器物有青铜车马器、小件玉器、石磬、原始瓷器等。借由这些器物，我们判定该墓的年代为西周晚期偏早阶段。M32位于墓地近南端，该墓的上部多已被自然冲沟破坏。墓圹由略近方正的竖穴土坑墓室、阶梯式北墓道和斜坡式南墓道组成。墓壁规整，墓底四周亦有宽近1米的生土二层台。北墓道残长9、宽1.9～2.1米，现存13级台阶，阶面宽50、阶高40～55厘米，南墓道残长13.3、宽约5米，坡度40°。此墓也多次被盗扰，墓室底部有大面积的火烧痕迹。墓室内的随葬器物被洗劫一空，盗洞填土中出有若干原始瓷片、残铜鼎耳、铜泡、蚌泡、象牙器等。数百片原始瓷片中可辨识出器类的有豆、尊、罍等10余种，个体数

十件，是目前所知西周墓葬中出土原始瓷器较多的一座。其中1件原始瓷圈足器的外底刻有5字，可辨“白宫”二字，意不明。该墓的年代也早不过西周中期。 白草坡墓地位于陵坡墓地以西，两处墓地东西相距约600米，这里应是一处以中型墓葬为主的贵族墓地。经钻探发现墓葬200余座，其中有3座为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墓，其余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墓口长在3米以上者约占三分之二。2004年秋，在白草坡墓地抢救性发掘了3座西周墓葬，均被盗，出土2件带铭铜器（簋、簋盖）（封三：1）及少量玉器，年代属西周中晚期。

樊村墓地位于遗址的东南部，这里过去曾出土过一些先周、西周时期的青铜器[4]。2005年秋我们开始钻探调查，新发现墓葬300余座，其中以小型墓居多，也有部分中型墓，还有马坑或车马坑。2005年秋我们对该墓地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图一），共清理墓葬29座，马坑2座，其中大多数墓葬已被盗，出土的随葬器物有陶器、玉器及青铜兵器和车马器。墓葬的年代多属于西周早期，个别墓葬可至西周中期。墓地的埋葬者应是低等级贵族和一般平民。

其他三处墓地未经发掘，具体情况尚不清楚。遗址西部的钻探调查工作还没有结束，不排除还有其他墓地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大型墓葬，还是中小型墓葬，被盗扰的情况非常普遍，真可谓是“十墓九空”。根据墓葬被破坏的种种迹象分析，这些墓葬被盗扰的时间有早晚的不同。晚近者为现代的盗墓者所为，而有相当一部分的墓葬则是在埋葬后不久就遭到了“盗掘”，这种“盗掘”行为很可能和现在意义上的“盗掘”有所不同。如果西周晚期的墓葬在当时即被盗扰可以解释为是异族入侵后所为的话，那么早期墓葬的早期“被盗”恐怕就得另作他解了。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日后或可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二）大型建筑基址

大型夯土建筑群的发现是周公庙遗址考古的另一重要收获。2003年冬季的调查，在采集到商周时期的砖和瓦的同时，还在一些地点发现了夯土建筑遗迹。通过2004～2005年的钻探，确认了40余处夯土基址。这些大型建筑基址主要集

中分布于陵坡墓地的西南，建筑群的北端距离陵坡墓地的南端约360米，分布呈东北—西南走向。夯土基址的范围：南北长约300米，东西宽约90米，另外在白草坡墓地以南区域亦发现有零星的夯土。

2005年秋季和冬季，在夯土建筑群的北部发掘了1500平方米（图二）。建筑基址地面以上部分及基槽上部多已经被破坏，除发现一段排水沟和少量小型柱洞外，其余所见均为建筑基槽的下部，建筑本体的形制结构已无从知晓。 发掘区域的夯土基槽由40余块夯土分筑而成，这些夯土块均为长方形，大小不一，交错分布，面积为15～35平方米，基槽的深浅也不一致，深者4米多，浅者不足1米。根据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的年代特征判断，该建筑的建造年代不早于先周晚期，废弃的年代可能不晚于西周中期。这应该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周代大型建筑基址。在发掘区域内还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空心砖（图三）和条形砖，其中一块可以复原的条形砖长约103、宽32厘米 （图四），其大小和过去在赵家台遗址发现的空心砖相当。可惜这些砖均出自废弃后的堆积中，没有找到直接的使用证据，所以对其具体的用途仍不清楚。

此次发掘虽然对建筑的年代和部分营建技术有所了解，但对建筑的形态特征和具体的功用（宗庙、宫室或其他建筑？）却仍一无所知。从调查所获资料判断，整个建筑群的年代可能也不尽一致。在建筑群的南端发现有西周的板瓦堆积，板瓦的形制特征和周原遗址所见同类瓦的特征相同，据此可以推定附近应有西周偏晚时期的建筑。

（三）作坊遗址

作坊遗址的存在对理解遗址的布局及其性质至关重要。2004年夏，我们在遗址东北部，即陵地墓地以南约350米的马尾沟东侧发现了铸造铜器的陶范残块，秋季即对该地点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掘，发掘面积为128平方米，清理陶窑1座、地穴式房址1座及灰坑14个。窑的形制结构和通常所见烧制陶器的陶窑不同，或与烘范有关。出土了数百块残碎的陶范，这些陶范因多数经过使用，破碎严重，可辨器形的有鼎、簋等容器范（封三：2），刀、镞（图五）等兵器范，

马衔、泡、銮铃等车马器范。工具有陶管、砺石等。从陶范的纹样、形制及共存陶器的年代特征分析，该处作坊的年代为西周初期，其上限或可早至先周晚期。这是继洛阳北窑、周原李家遗址之后，第三处经过正式发掘的西周铸铜作坊遗址，也是周原地区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西周铸铜作坊。

由于发掘的面积小，加之遗址被破坏的程度比较严重，断面暴露的遗迹少，依靠钻探手段也难以了解作坊遗迹和其他居住遗迹的区别，所以暂时还无法对作坊的规模作出判断。

图二 夯土基址

在发掘2003年卜甲发现地点的时候，在15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集中分布的4座陶窑，清理了其中的3座。这些陶窑的规模和形制大体相同，均为半倒焰式，其中一座陶窑修好后未经使用。由于这些陶窑的分布比较密集，年代相近，推测其为一处先周晚期的制陶作坊。Y2窑室内堆积的遗物比较丰富，其中大量的陶片为我们判定陶窑的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常见的有高领袋足鬲的口沿、裆部和菱形乳丁纹深腹盆等，它们均为先周晚期的典型陶器，据此推断陶窑的废弃年代不会晚于先周晚期。

在制陶作坊遗址以北还调查发现了制石工具，附近或有石器作坊。

（四）卜甲的发现

继2003年12月在祝家巷村北采集到卜甲之后，2004年春又先后在庙王村北和陵坡南两个地点发现刻辞卜甲、卜骨，并对这三个地点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掘。

篇三：周公庙遗址考古调查的缘起及其学术意义

周公庙遗址考古调查的缘起及其学术意义（徐天进） [复制链接]

震旦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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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5-25 21:33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打印

２００３年度对周公庙遗址的调查源于对周原遗址的重新思考。据文献记载，周族先祖曾数度迁徙。后稷居“邰”，公刘时迁至“豳”地，自古公亶父时始“去豳，渡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学界对“邰”和“豳”地的确切所在尚有较大争议，但对太王所迁之“岐下”即今周原遗址这一点则少有不同意见。１９９９年始，我们（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周原考古队）怀着进一步探究周原遗址的结构和布局的目的来到这块考古的圣地。经过近５年新的田野

工作之后，逐渐对周原遗址的有了一些新的了解，并随之对这里是否就是太王迁岐之“岐”的所在问题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也可以说是对周原遗址时空框架的分析的结果。

周原遗址的考古分期和编年

近几年工作的主要收获之一是基本建立了周原遗址的考古学编年体系。周原遗址的考古工作虽然已进行了数十年，但一直没有对遗址的文化分期进行系统的研究。我们在齐家、王家嘴和贺家等地的发掘，获得了一批十分丰富的遗物及诸多明确的层位关系，为建立周原遗址先周至西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编年提供了充分的资料保证。经初步的分析研究，该遗址的先周时期遗存可以分为二期５段，西周时期的遗存可以分为三期。先周时期的第一期相当于“殷墟一、二期”，文化性质当属商文化的地方类型，第二期约和“殷墟三、四期”相当，其下限在商末周初。西周的三期分别相当于西周早、中、晚

期，每期尚有再做更细致划分的余地。遗址详细而准确的年代标尺，成为我们把握整个周原遗址时空框架和聚落变迁的重要基础，此后的一系列思考均以此为出发点。

周原遗址各类遗迹的分布及其布局特征

在遗址的编年完成以后，我们对周原遗址的布局进行了重新的分析。重点是大型建筑基址、青铜器窖藏、墓地和先周时期文化遗存的分布情况。

周原遗址出土的若干青铜器窖藏早已为大家所熟知，据统计共出土百余批。这些窖藏集中分布在十余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耐人寻味的是在数百件有铭铜器中，非姬姓贵族的铜器占９２．１８％，姬姓贵族的铜器只占７．８２％，如此悬殊的比例当可充分说明在此居住的贵族大多属于非姬周集团的异姓。此外，这些铜器的年代多集中在西周中晚期。如果要用青铜器的资料来证明这里就是太王所建的“岐邑”、而且是终西周一

世的政治中心的话，其中的不合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周原遗址大型建筑基址的发现是使得大家相信这里就是“岐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周原遗址范围内已经发掘的大型建筑基址有凤雏、召陈和云塘三个地点，就目前地面调查所知，类似的建筑基址在齐镇村东、齐家村南、庄白村南、强家、凤雏村东、董家村西、贺家村北、朱家村北、衙里村西等地还有分布。对这些建筑的性质如何认识，学术界还没有取得一致性的意见。仅就凤雏和召陈两处建筑而言，已发表的意见就有宗庙说、宫室说和贵族宅院说等多种不同的观点，前者根据建筑的形制结构，并征引古典文献的记载以证其说，后者则着眼于铜器窖藏和大型建筑基址的分布关系而立其意。两相比较，或以后者更近于客观实际，但即或承认这些建筑为附近铜器窖藏的主人所有，也仍有进一步追究其实际功用的必要。因为这些建筑不同的平面布局和结构特征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它们不全属居住生活

用房。从考古学的立场出发，上述意见仍只能视之为一种推测，而不能作为最后的定论来看待。因为目前的考古学证据尚不足以完全地支持这些意见的成立。周原遗址大型建筑既有相对密集的分布区，同时在空间上也有相当的范围，这一点与同时期的其他遗址相比可谓独树一帜。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建筑的年代多属西周中晚期，迄今尚没有一处可以确定为先周或西周早期的此类建筑基址。过去有学者将凤雏甲组建筑基址的始建年代上溯至武王灭商以前，但现在看来，作为判断年代的根据尚嫌不足。关于这座建筑的始建年代仍是一个有待确证的问题。因此，建筑基址的资料同样不能证明这里就是太王所建的都邑之所在。

周原遗址墓地的分布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遗址性质的了解。在遗址范围内，目前已知的墓地至少已经有数十处之多。这些墓地互不相连，相隔距离远近不一，规模也有大小之别。周原遗址墓地的存在形式和同时期其他规模相若的遗址相比，其特征是：墓地的

篇四：周公庙考古队

揭秘考古 共享文化--北京大学考古专家作客华商网 [复制链接]

hentang

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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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1-2 18:57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打印

揭秘考古 共享文化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华商网视频访谈。从10月22日开始，

华商报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周公庙考古队推出了大型“公众考

古”——揭秘考古，共享文化活动。在10月25、26日两天，40余名考古爱好者在华商报的

组织下，前往周公庙揭秘考古，“公众考古”受到了许多读者和网友们的关注，为了满足

更多考古爱好者的好奇心，揭开更多“考古问号”，我们今天请来了著名的考古专家，北

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徐天进教授，和网友一起揭秘考古，共享文化。徐教授，您好！欢迎您作

客华商网。提起考古，许多人都会感觉十分的神秘，对考古也有着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

考古就是为了“挖墓，发掘宝贝”，有的人认为“考古是为了验证历史，徐教授，作为专

业人士，你怎么理解考古？

徐天进：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从问问题的角度和从考古的理解的角度，因为立场

不一样，受的教育不一样，这些说法都有它的道理，考古挖墓挖宝贝没有错，验证历史没

有错，但是从学科的角度来讲，考古是用古代的人们遗存下来的一些实物资料来研究

历史

，这个是考古。现在看不单单是验证历史，它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还重新书写历史，挖宝

贝，什么是宝贝，从钱的角度出发值钱的东西是宝贝，从学术出发对学术有重要帮助的是

宝贝，前几天你们到周公庙看了，我们发掘的有很多土、碎陶片，凡是跟当时的人们生活

有关系的都是宝贝，所以说考古挖宝没有错，考古挖墓也没有错，但是发掘是为什么，考

古验证历史也没有错，显然这还不是全部，考古除了验证历史之外，很大程度上在重新书

写历史。尤其是我们传统的古典历史文献记载比较少的，比如说先秦的历史，史前的历史

基本上由考古书写。

所以你要怎么理解考古呢，考古就是考古学

家们通过发掘地下的种种实物资料来重新讨论

、研究、了解认识的学问。

主持人：通过考古能够来验证先秦的历史，具体当时人们是怎么生活的，当时的现状是怎

么样的？

徐天进：不单单是验证，好多东西，我们现在好多东西是不知道的，文献里面也没有说清

楚到底是什么，就需要我们通过实物资料的分析、整理、研究，重新恢复一些我们对过去

古代的认识，或者重新恢复一些我们已经失去的一些记忆。

主持人：考古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充满了神秘，很多人对考古有很多疑问，比如说大土堆在

很多人眼里就是土堆，但是考古专家一看就

说是什么年代，有什么历史，这方面考古专家

怎么样来分辨是不是遗址，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教给普通大众？

徐天进：方法本身不复杂，但是需要积累很多经验，比如说我们周公庙的经验，就是辨别

不同的土，尤其是在陕西，这种黄土高原地带，所有的遗址都跟土有关系，土是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土是由人动过的，什么土是原生的，动过的土应该是什么样的，就需要经验， 这些经验积累多了我们一看比如说这个是墓葬，这个表面上暴露出来的土一看就是墓葬，

这个是什么建筑，这个是什么，这个能分出来很多，这是常年积累的经验。不单单是看表

面，要通过发掘、调查不同的地点、时间，有很多很多实例，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一看

篇五：历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90-14)

十大考古发现名单

2014

1、广东郁南磨刀山遗址与南江旧石器地点群

2、河南郑州东赵遗址

3、湖北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

4、云南祥云大波那墓地

5、浙江上虞禁山早期越窑遗址

6、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

7、内蒙古正镶白旗伊和淖尔墓群

8、河南隋代回洛仓与黎阳仓粮食仓储遗址

9、北京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

10、贵州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

2013

1、陕西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

2、湖北随州文峰塔东周曾国墓地

3、山东沂水纪王崮春秋墓葬

4、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

5、四川成都老官山西汉木椁墓

6、河南洛阳新安汉函谷关遗址

7、陕西西安西汉长安城渭桥遗址

8、江苏扬州曹庄隋唐墓（隋炀帝墓）

9、四川石渠吐蕃时代石刻

10、江西景德镇南窑唐代窑址

2012

1、河南栾川孙家洞旧石器遗址

2、江苏泗洪顺山集新石器时代遗址

3、四川金川刘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

4、陕西神木石峁遗址

5、新疆温泉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

6、山东定陶灵圣湖汉墓

7、河北内丘邢窑遗址

8、内蒙古辽上京皇城西山?a href="http://www.zw2.cn/zhuanti/guanyuluzuowen/"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路鹚乱胖?/p>

9、重庆渝中区老鼓楼衙署遗址

10、贵州遵义海龙囤遗址

2011

1、河南郑州老奶奶庙旧石器时代遗址

2、福建漳平奇和洞遗址

3、浙江余杭玉架山史前聚落遗址

4、内蒙古通辽哈民史前聚落遗址

5、四川宜宾石柱地遗址

6、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地

7、辽宁建昌东大杖子战国墓地

8、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

9、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窟顶北魏辽金佛教寺院遗址

10、山东京杭大运河七级码头、土桥闸与南旺分水枢纽

2010

1、河南新郑望京楼夏商时期城址

2、山东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

3、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

4、江苏苏州木渎古城遗址

5、陕西西安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

6、新疆鄯善吐峪沟石窟群和佛寺遗址

7、陕西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园

8、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

9、江苏南京大报恩寺遗址

10、广东汕头“南澳I号”明代沉船遗址

2009

1、河南新密李家沟旧石器－新石器过渡阶段遗址

2、安徽固镇垓下大汶口文化遗址

3、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

4、内蒙古赤峰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遗址

5、山东高青陈庄西周城址

6、陕西富县秦直道遗址

7、陕西西汉帝陵考古调查及发掘

8、河南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

9、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遗址

10、江西高安华林造纸作坊遗址

2008

1、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

2、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

3、山东寿光双王城盐业遗址群

4、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

5、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

6、江苏无锡阖闾城遗址

7、河南荥阳娘娘寨遗址

8、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

9、河南新郑胡庄墓地

10、四川成都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

2007

1、河南许昌灵井旧石器遗址

2、河南新郑唐户遗址

3、浙江余杭良渚文化古城遗址

4、湖北郧县辽瓦店子遗址

5、河南荥阳关帝庙遗址

6、江西靖安李洲坳东周墓葬

7、新疆巴里坤东黑沟遗址

8、河南洛阳偃师东汉帝陵与洛阳邙山墓群

9、新疆库车友谊路晋十六国时期砖室墓

10、河北磁县东魏元祜墓与河南安阳固岸东魏北齐墓地

2006

1、云南富源大河旧石器洞穴遗址

2、广东深圳咸头岭新石器时代遗址

3、河南灵宝西坡新石器时代大型墓地

4、广东高明古椰贝丘遗址

5、山西柳林高红商代遗址

6、福建浦城管九村土墩墓

7、甘肃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

8、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

9、安徽六安双墩墓地

10、上海志丹苑元代水闸遗址

(转载于:www.smhaida.com 海 达 范 文网:周公庙遗址)

2005

1、浙江嵊州小黄山遗址

2、湖南洪江高庙遗址

3、河南鹤壁刘庄遗址

4、福建浦城猫耳弄山商代窑群

5、贵州威宁中水遗址

6、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

7、江苏句容、金坛周代土墩墓群

8、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

9、陕西韩城梁带村两周遗址

10、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

2004

1、广东广州大学城南汉二陵

2、易县北福地遗址

3、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

4、湖南宁乡炭河里西周城址

5、江苏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

6、辽宁朝阳十六国三燕龙城宫城南门遗址

7、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

8、四川绵竹城关镇剑南春酒坊遗址

9、新疆罗布泊小河墓地

10、浙江杭州严官巷南宋御街遗址

2003

1、辽宁凌源牛河梁新石器时代遗址

2、河南郑州大师姑夏代城址

3、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

4、陕西扶风周原李家西周铸铜作坊遗址

5、山东章丘危山汉代墓葬与陪葬坑及陶窑

6、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

7、陕西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

8、内蒙古通辽吐尔基山辽墓

9、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

10、江西景德镇珠山明、清御窑遗址

2002

1、广西百色革新桥石器时代石器加工场遗址

2、湖南里耶古城及出土秦简牍

3、山东日照海曲汉代墓地

4、河北临漳邺城遗址

5、山西太原王家峰北齐徐显秀墓

6、湖北巴东旧县坪遗址

7、吉林延边西古城城址（唐渤海）

8、黑龙江阿城刘秀屯金代大型宫殿基址

写作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