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的旋律

篇一：白色恐怖的疯狂

白色恐怖的疯狂与背后的寓意

— 研究者：卑微的历史瞻仰者工商管理一班朱文豪13103018

一、简要分析

从历史来看，蒋介石进行的白色恐怖似乎没有任何益处，反而还是去了人心彻彻底底的失败之笔。对于这个几乎算是快要掌控全中国权力的男人来说，我很难会想象他会犯这种错误，杀鸡取卵，最后卵没取到，反而被卵生出来的新生儿杀得个片甲不留。

回首历史，那个时候正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蜜月期，还处于战争状态，战争还未胜利，为何在关键的时刻进行一场这样的恐怖，其中必然有它的道理，我只能说蒋介石想要做的并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反而起到了无法想象的反效果。

二、史实与阐述 “宁可错杀三千，不可使一人漏网”，其实指的是宁可错杀三千国民党员，不可使一TG党员漏网。

1927 年4月清党前，国民党自己的统计数是：普通党员人数（不含军政和海外党员）约65万，而到1928年3月，即上海4。12和武汉7。15后约一年，国民党员人数已经锐减到22万，到一年后的1929年12月仅回升到27万，其中绝大多数党员是军队或高级党政机关的人员。（具有国民党员身份的TG党（共产党，PS：网上寻求资料的

时候是论坛的人发给我的，为了和谐，只能用TG代表共产党。）员在清党前仅5万人，即使这5万人全部算在内，也意味着国民党这次清党清掉了38万党员，超过全部普通党员的一半多。）

按史料记载，国民党清共之时，首当其冲的便是其在各地的基层党部，清党的军队一到地方，即将当地县、乡或区党部的人员集体关押或杀害，根本不分什么国、共。如马日事变，湖南农民被害者数万，而其中TG党员仅几百，死于右派军队屠杀的国民党员却达数千，当地农村中的基层国民党员几乎被杀光。

清党使国民党基层组织受到了致命破坏，北伐前后各省建立的县乡基层组织，“清党后基本瓦解，恢复得十分缓慢”。到1933年，全国仅有17%的县建立有县党部。南京政府统治中心浙江也不过69%。更不要说下面乡镇的党组织了。北伐战争中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农、工被动员支援前线的景况是完全绝迹了。

国民党方面有这样一段隐晦的描述，“只能在城市的上层可以看到，农村中是很难找到党的势力的微弱影响”；“不但在农民中很难找到党员，并且在一切农民运动负责人员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员中，在农村文化教育负责人员中，以及农村经济建设负责人员中，都不容易看到党的踪迹。”--------何汉文：《如何树立党在农村中的基础》，

《中央周刊》第1卷第30期，1939年3月。

国民党人员统计数据：广东 1926年10月统计， 党员人数156915人；1934年11月统计， 党员人数87202人；广西 1926年10月统计， 党员人数128394人；1934年11月统计， 党员人数5671人；湖南 1926年10月统计， 党员人数34400人； 1934年11月统计， 党员人数21087人；湖北 1926年10月统计， 党员人数30000人； 1934年11月 统计，党员人数12236人。

资料出处：(1)《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册第79－81、101－104、122－124、362－366、436－437页附表、506－ 507页附表、558页附表、608页附表；下册第78页附表、112页附表。

(2)《民国十八年中国国民党年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第739页。

两广与两湖是北伐前后国民党的主要控制地区 ，从统计数据看1927年清党后到抗战前党员人数再也没能恢复过来，损失最大的是广西，12万余党员到1934年杀的仅剩5千人，是1927年的一个零头不到。

其实清党对国民党自身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给TG带来的损失。因为国民党不但杀掉了大批基层党员，造成党员人数的急剧下降，而且彻底割裂了和下层民众的联系。日后许多政策的推行的失败，都源于此。

清党发生，对TG来说，具有极大的突然性，而对普通国民党员来讲，也未尝没有巨大至远超TG，概因TG党员，彼时仅5万人而已，杀去一半，也不及被杀的国民党员之多。须知清党之前，国民党员有60余万之众，而清党之后，仅余22万，其间杀戮之惨烈，可以想见。

清党之初，蒋系统之国民党一方面针对中共进行扑灭，而另一方面，也以狠辣手段对付党内持异议的同志，如对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追杀与通缉；对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孙炳文等人的抓捕与杀害；对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务委员张曙时、侯绍裘等人的秘密处决等等。

412事件发生后，蒋系国民党在4月18日才正式发表清党通电和宣言，宣告清党的第一个阶段正式开始，而在此前，各地的杀戮和抓捕早已开展多日了。而清党第一阶段的特征之一，就是滥杀滥捕。各

地右派国民党组织人员，在大街上凭穿着与发型判断所谓左派分子和TG党员，稍有不合，便予捕杀。而在军队中，也开始了无端滥杀。比如福州四。三事件，当日国民党右派举行清党大会，而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某部代表方毅威等三人登台发言，力斥其非，右派分子竟将其绑缚，剥去军装，游街示众后在万寿桥头杀死，投掷闽江。又如福建之国民党省党部筹备处人员黄素云、林梧凤、朱铭庄、郑尚衡、郑长宣、方尔敏、陈景中、徐琛、罗扬才、林峥、金哲贞等人，本就是国民党员，是否是具有TG身份的跨党分子根本不清楚，就已笼而统之报为首要，结果就马上被要求名正典刑，以示儆惩。然而因该人等许多事实尚未清楚，家属及亲朋还在多方活动力保，于是福建当局干脆乘夜将人用马车拉到郊外，每人轰了一二十枪了事，事后既“无宣告罪状的文告”，亦“未知系奉何人命令执行”。象这类滥杀事件，在当时层出不穷，显然是得到蒋等人的鼓励与支持的。

一些基层国民党人上书南京总司令部，恳请说：“我们当革命党的人，早把死生置之度外，TG当初是我们革命的同志，他那不怕死的精神是和我们一样，或许更进一步。我们在清党运动中，和清党成功后，决不可用过分的高压手段对付他们。叫他们掉转枪头，对我们革命。”然而事实证明这些国民党人的想法只是幻想，而且后来的第二阶段清党，也将清到这些人头上了。

篇二：“白色恐怖”的源头

“白色恐怖”的源头

《白色恐怖：“白色”是什么意思》（见《咬文嚼字〃你好，我是6433669……（42）》）介绍了“白色恐怖”这一政治术语的来龙去脉。认为“白色恐怖”最初是来源于法国波旁王朝复辟后对革命者进行的恐怖统治，因其国旗为白色，故称“白色恐怖”。

但这只是“白色恐怖”一语的一种说法。其实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不妨介绍于后，姑且备查。

1871年巴黎革命胜利后，成立了革命政权巴黎公社，自1871年3月18日到5月28日短时间统治法国巴黎。不久，法国梯也尔政权在普鲁士军队的帮助下，对巴黎公社发动攻击。巴黎民众奋起反抗，并用红布作为公社的标志。梯也尔军队攻占巴黎后，对巴黎公社进行疯狂报复，大批革命志士被杀害、流放或监禁。因为巴黎公社以“红色”作为标志，从此以后，红色便成为革命、进步、反抗的象征；与之相对应的，“白色”便代表了反动、没落、保守。反动统治者对革命者实施的恐怖镇压行为，便被称为“白色恐怖”。

“白色恐怖”的两个源头均来自于法国，谁更接近于真实恐怕很难说清楚。且备于此，希望求有兴趣者继续探究。

篇三：白色恐怖下的坚守：不正常的六届四中全会

白色恐怖下的坚守：不正常的六届四中全会

2013年10月12日15:20 环球人物杂志 微博 我有话说 收藏本文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由于面临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共产党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认真解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也开始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六大，工人向忠发成最高领导人

当时国内正值白色恐怖，共产党已经很难找到安全的地方开会。于是，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庄园里召开。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共有代表142名，代表全国4万多名党员。因形势严峻，代表多数由中共中央指定出席。大会中心任务是：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制定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统一全党思想，发展革命力量。 六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在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5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候补常委。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因苏兆征病逝等原因，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政治局常委进行调整，由向忠发、周恩来、项英、杨殷、彭湃、蔡和森组成。六届二中全会上，政治局人员基本没有变动。

这段时间里，向忠发实际上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向忠发（1880─1931），湖北汉川人，原是一名兵工厂工人。他1922年入党，很快成为武汉地区党内领导工人运动的重要人物。在中共五大上，向忠发入选中央委员，当时实际地位并不高，但在中共六大上，由于共产国际片面追求中共领导人的“工人化”和注重领导成员的工人成分，向忠发平地飞升，一跃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向忠发工作能力不强，实际上没能起到应有的领导作用。相反，他在生活上非常腐化，竟用党的经费住洋房，还养了一个情妇。

六届三中全会批李立三

中共六大之后的两年间，各种斗争极其残酷。到六届三中全会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已经有不少人牺牲。这其中就包括杨殷和彭湃。

杨殷（1892─1929），广东中山人，中共早期工运领袖，是省港大罢工的重要领导者之一和1927年广州起义的组织发动者之一，也是中共早期情报和保卫工作领导人之一。六大上，杨殷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1928年底出任常委。1929年8月，由于叛徒告密，杨殷在上海被捕，几天后被国民党秘密杀害。2009年，杨殷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彭湃（1896─1929），广东汕尾人，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但是，在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不久，彭湃就因叛徒出卖而被捕，与杨殷等4人同时就义。2009年，彭湃也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1930年3月，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央的工作情况。在此期间，由于向忠发缺乏领导能力，中央工作实际上由李立三主持。不过，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的“左”倾冒险错误，给党带来了严重损失。

周恩来和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瞿秋白从苏联回国后，于当年9月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会议批判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当年11月，李立三正式离开中共中央，不久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和交待错误。此后，他羁旅莫斯科长达15年。由于李立三勇于承认错误，在后来的中共七大上，他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等职，“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1967年蒙冤逝世。1980年，中共中央为李立三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鉴于中央委员会中一些成员牺牲，六届三中全会进行了补选，毛泽东重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和徐锡根3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仍为向忠发，周恩来则为实际负责人。

1930年10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确定把湘鄂赣联接到赣西南成为一个大区域，巩固和发展它成为中央根据地。因此，会议决定在中央根据地设立苏区中央局，同时成立由项英、毛泽东、任弼时、朱德等25人组成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苏区中革军委）。这次会议表明，中共中央开始对红军游击战争和农村根据地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新认识。 但共产国际方面一直对中共在六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工作不满，指责中共在纠正李立三错误的过程中犯了调和主义错误，从而使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共中央一度无法工作。虽然中共中央在此后承认有错误，但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等人仍不依不饶，最终导致六届四中全会的人事变动。

不正常的六届四中全会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米夫的把持下，王明等人借机批判和打击异己，会议开得极不正常，瞿秋白、周恩来成为会议的主要批判对象。

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政治局成员分工和中央常委人选等问题，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和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郁、卢福坦、徐锡根为候补常委，主席仍为向忠发，并决定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改称为中央总书记。

3位候补常委中，陈郁（1901─1974），广东宝安人，是中共党内早期工运领袖之一，也是广州起义的策划者与组织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陈郁被任命为首任煤炭部部长。他在中共八大、九大、十大都当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因病去世。

卢福坦（1890─1969），山东泰安人，是早期山东工运和青运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中共六大注重工人成分的背景下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于六届四中全会成为候补常委。

徐锡根（1903─？），江苏无锡人，是中共早期江苏和上海地区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六大上，徐锡根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1932年，徐锡根被捕后变节，加入中统特务组织。1940年，徐锡根任江西省政府特工委主任时，与另一名中共叛徒庄祖方一起制造了中共历史上著名的“政治皖南事变”——中共南方工委被敌人破获。“南委事件”破坏面之广，被捕人数之多，在中共历史上空前绝后：江西、广东、广西、湖南等省地下党组织损失极为惨重。仅江西省就有44个县委、200多个区委被破坏，2000多名党员被捕。徐锡根后来的下场不详。

六届四中全会开除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员职务，瞿秋白也因“对立三路线的批判不够彻底”被解除了中央领导职务。此后，瞿秋白把主要精力用于领导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上。1934年，他到达中央根据地不久，红军长征开始，瞿秋白被留在了即将沦陷的瑞金。1935年，在转移途中瞿秋白被捕，后英勇就义。

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被米夫支持下的王明所操纵。虽然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会上想让王明出任候补常委的提议没有成功，但在1931年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终于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样，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正式委员为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王明4人，候补委员不变。

王明（1904─1974），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1925年，王明赴莫斯科留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在中共党内的上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米夫的支持。1929年从苏联回国后，他即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从六届四中全会开始，在党内推行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更为“左”倾的机会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大危害。

到1931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有变动，新常委会由向忠发、周恩来、卢福坦、王明、罗登贤5人组成。

1933年2月，罗登贤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先后被关押在上海、南京。他在狱中遭受各种酷刑，宁死不屈，8月29日在南京雨花台被反动派杀害。

临时中央政治局

1931年4月，由于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叛变，向忠发6(来自:www.sMHaiDa.com 海 达范文网:白色恐怖的旋律)月被捕。在狱中，向忠发经受不了酷刑考验很快叛变，出卖了组织和同志。而他那位妓女出身的情妇，却在反动派面前坚决否认向忠发的身份，以致后来人们慨叹：向忠发的贞操还不如一个妓女。最终，

向忠发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写完招供材料后即被国民政府枪决，成为中共历史上最受唾弃的人物之一。

顾顺章和向忠发的叛变，给中共中央带来严重损失，上海等地的地下党组织几乎完全被摧毁，多人被捕被杀害。蔡和森即是其中之一。1931年6月，顾顺章带特务追到香港，将在那里参加海员会议的蔡和森逮捕。两个月后，蔡和森在广州英勇就义。

在紧急情况下，1931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卢福坦、张闻天4人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米夫指定王明任代理书记。

此后，中共中央机关又多次遭到破坏，到了9月，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均已不足半数，已失去“代表多数”的作用。同时，周恩来将赴中央苏区工作，王明也将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这样一来，中央政治局已是有名无实，无法正常运转。 鉴于此，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中共改组中央领导，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即临时中央），并提出组成人员的具体建议。1931年9月中旬，周恩来和王明二人离开前，主持召开会议，临时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主要由王明提名，常委为博古、张闻天和卢福坦，不设总书记，由博古负总责。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贯彻执行“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

博古（1907─1946），原名秦邦宪，江苏无锡人。他早年即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入党后于1926年被派往莫斯科学习，1930年5月回国。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博古能成为常委，与他和王明同为留苏派有直接关系。自此直至遵义会议，博古一直是中共实际最高领导人。由于他深受王明“左”倾路线影响，其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很大损失。但遵义会议之后，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开始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1946年，博古因飞机失事遇难。 张闻天（1900─1976），江苏南汇人。他是中共党内一位被誉为“红色教授”的学者型领袖。张闻天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从1925年开始留学莫斯科长达6年，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正因此，他受到共产国际方面的重用。

党内三股力量汇合

在上海的临时中央面临危机时，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根据地却在巩固和发展。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举行，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大会通过的宪法规定，苏维埃政权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闭会期间，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此后举行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一直没到中央根据地任职）为副主席；选举毛泽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这实际上是苏区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认可。

但当时，临时中央对苏维埃政权还是没有全面的认识，仍继续执行其“左”倾错误。1932年3月，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陈云加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卢福坦去职。1933年，卢福坦被捕叛变，后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任职。新中国成立后，卢福坦被逮捕，并被长期关押，1969年被秘密处决。

1932年10月，临时中央增选王云程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王云程（1905─？），山东青岛人。他出身工人，早期积极参加和组织工农运动。1925年入党后，王云程赴莫斯科学习，后来其政治观点倒向王明。他入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亦与其苏联背景相关。1933年，王云程被捕叛变，此后下落不明。

到1933年1月，临时中央在上海已经无法立足，于是决定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由上海迁到苏区。临时中央政治局与苏区中央局会合后，成立中共中央局。中共中央局委员由六届四中全会政治局、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部分成员组成，形成党内三股力量协调共事的局面。中共中央局常务委员为原临时中央成员的博古和张闻天二人，总书记为博古。 1934年1月，在中央苏区遭遇第五次“围剿”的关键时刻，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在当时的特殊形势下，此次会议虽名为全会，但实际许多中央委员缺席。会议增选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并选出了新的中央政治局：由委员12人和候补委员5人组成。博古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负责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代替原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常委称为书记处书记。会议选出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常委）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王明、陈云、项英7人。博古仍是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此前，毛泽东受到排挤，失去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权。

陈云（1905─1995），上海人。他具有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才华。陈云早年参加“五卅”运动和工人罢工运动，很快成为党内劳工运动的领袖，六届三中、四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开始在党内崭露头角。

遵义会议，毛泽东进入书记处

1934年5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苏区面临严峻形势，博古主持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进行战略转移，并报请共产国际批准。6月，为有效筹备战略转移，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最高“三人团”，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博古负责政治，李德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军事顾问，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执行。但在李德的错误指挥下，党和红军陷入极为被动的困境，党内许多干部逐渐认识到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 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着重解决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遵义会议在纠正博古、李德“左”倾错误的基础上，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央书记处工作，并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张闻天负责宣传；博古负责组织工作。2月，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张闻天正式代替博古出任中央总书记。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组成新的中央“三人团”，周恩来为负责人，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在当时特殊的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央最重要的也是特殊的领导机构。 遵义会议是中共转危为安、走向成熟的重要转折点，在改组后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红军长征途中不断取得军事胜利。但是，在中央红军和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一贯喜欢在党内搞宗派活动的张国焘又开始搞“小动作”。在1935年8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篇四：国际歌感悟

随着《国际歌》那激昂的旋律，我哼唱着歌词，顿时感到了共产党的神圣和伟大，不由觉得热血沸腾。《国际歌》是一首无产阶级的不朽战歌！法国诗人鲍狄埃，在面对着无数革命志士倒在血泊中的白色恐怖，他怀着满腔热血，奋笔疾书，写下了本曲那气壮山河的歌词、励志奋进。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国际歌》的第一句就道出了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共产党人是为了唤起“饥寒交迫的奴隶”，唤起“全世界受苦的人”，要敢于唤起他们的觉醒意识，引导他们告别麻木和软弱，真正站立起来。“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共产党人就要保持热血沸腾的昂扬锐气，要有一股子为真理而斗争的决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敢于坚持真、善、美，敢于与一切假、恶、丑作坚决的斗争。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歌词说明了这样的道理：我们自己是自己的主人，我们不靠天不靠地，自己的事情要靠自己做，不能依赖别人，要懂得自立。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首丰富多彩、斗志昂扬的战歌，都是上帝的杰作，所不同的是：有的人把自己一生中的某一阶段或某一部分变成了真正的经典战歌；有的人变出的只是普通的战歌；而我们生活中绝大部分的人却成了别人的“战歌”，体现在自我欺骗自我麻痹、自我价值丧失、理想信念动摇和攀比浮躁心态层出不穷等。从这些现象我们要明白：生活的真正实质在于自立，要实现自立，首先要摆脱对别人的依赖；同时也要保持自己的本色，自我本色是我们最美的体现，所以我们要把自己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地发挥

出来、走自己的路，走出自己的特色和风格、活出自己应有的风采。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不是自我姑息、也不是自我放纵，而是要学会严于律己和不断完善自我；这不是虐待自己、也不是苛求自己，而是要学会为自己修枝、打杈、寻水、施肥，使自己不会沦落为一棵枯荣随风的草，而要成长为一株笔直葱茏的树。生命在于自强不息，这不正是我们生存幸福的源泉吗？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懂得爱惜自己、学会改变自己，这并不是一种羞耻，而是一种光荣

最为激动人心的是《国际歌》的最后两句——“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共产党人的信仰和精神支柱。我们要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思想上笃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在行动上与一切无产者联合起来，与各种“毒蛇猛兽”作殊死的斗争。

唱《国际歌》，还感悟到：只有真正认识自己，才能拯救自己。这就要求我们要树立强大的自信心、自保自救，并正确认识自己的优劣势所在，尽量把劣势转化成优势。发光的不只是太阳和金子的专利，你也同样可以发光发热，并捎去一片温暖，带给别人希望与力量，让你的自信心感动或影响他人，一起携手共进、奋勇前行。

《国际歌》节奏抑扬顿挫,慷慨激扬,感情丰富,蕴涵深刻的道理。《国际歌》的旋律停止了，但久久在我的耳边萦绕。唱《国际歌》，感悟人生，它时时鞭策着我们自奋向上，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生命是多么的伟大，灵魂是多么的崇高，积极乐观的精神是多么的深远！

篇五：《十六年前的回忆》拓展阅读：李大钊不惧白色恐怖

李大钊不惧白色恐怖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了，关在京师警察厅拘留所里。敌人对他软硬兼施，妄图逼他供出党的机密。李大钊坚贞不屈，不仅没有透露一点党的机密，他的“供词”却成了一篇宣传马克思主义必胜的宣言书。敌人对他施用了种种酷刑，并用竹签扎他的十指，剧烈的疼痛折磨着他，手指骨都碎裂了。酷刑折磨得他死去活来，敌人却没有得到一点东西，只得把他押回牢房。

在拘留所里，李大钊不放过一切斗争机会，他领导被捕的难友进行狱中斗争；他向监狱的看守进行革命宣传。一个看守同情革命，李大钊争取了他，让他帮助传送消息。一天傍晚，这个看守悄悄地塞给李大钊一封信。他打开一看，是党组织写来的。信里说，北方铁路工人知道他被捕后受了毒刑，义愤填膺，强烈要求组织一支武装，化装潜入北京，打进京师警察厅看守所，营救他和同志们出狱。党组织来信征求他的意见。李大钊感到无限欣慰，因为工人同他心连着心。但他毅然拿起笔，借着从铁窗透进来的暗淡光线，写了回信。信中写道：“这种行动固然是工人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对党对我的爱戴，但今天完全没有可能实现这种计划，拘留所处于重重 武装戒备之中。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的，这已经是党的损失了。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作冒险的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当党组织把李大钊的意见转告给铁路工人的时候，工人们都为自己领袖的高尚品德而感动得落泪。

4月28日，敌人用绞刑杀害李大钊等20位革命同志。李大钊同志视死如归，大义凛然，从容不迫，缓步登上刑台。当刽子手把绞绳套在他脖子上的时候，他面对十九位即将遇难的同志，发表了最后一次简短的演说：“我们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培养了许多革命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全国各地。这种子需要用鲜血浇灌，他们会开出艳丽的花。我深信：共产主义必将得到光荣的胜利，将来的环球，必定是赤旗的世界！”

小学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