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盘未下完的棋

篇一：分税制改革：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分税制改革：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分税制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财政体制，是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和公共财政理论要求的，这是市场经济国家运用财政手段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较为成功的做法。市场竞争要求财力相对分散，而宏观调控又要求财力相对集中。这种集中与分散的关系，反映到财政管理体制上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集权与分权关系问题。分税制较好的解决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问题。1994我国开始实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对于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调动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加强税收征管，保证财政收入和增强宏观调控能力，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分税制作为一种财政管理体制，已为西方国家广泛采用。我国在清朝末期曾出现过分税制的萌芽。目前在世界各国都被广泛采用并且实用性较强。实行分税制是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般惯例。市场竞争要求财力相对分散，而宏观调控又要求财力相对集中，这种集中与分散的关系问题，反映到财政管理体制上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集权与分权的关系问题。从历史上看，每个国家在其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都曾遇到过这个问题，都曾经过了反复的探讨和实践；从现状看，不论采取什么形式的市场经济的国家，一般都是采用分税制的办法来解决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问题的。始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到今天已近18年了，然而现行分税制可以说仍未“成年”。尽管通过分事权、分税收、分管理，打破了传统的“财政包干”模式，实现了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也使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走向规范，建立了政府间分权型财政模式。但地方税收体系至今没能成型，与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相比，分税制改革却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迄今，我国财税体制仍是“一国两制”。政府收入除了预算内收入，还包括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和土地出让金收入等。1994年至2009年，全国税收收入占公共财政收入的比重由98.3%下降到86.9%，15年降低了11.4njzysw8.com个百分点，不少地方政府的非税收入超过了税收收入，2009年全国地方政府性的非税收入达到了36855亿元，相当于地方税收收入的1.45倍，一些基层政府非税收入甚至超过税收收入好几倍。大量政府性非税收入游离在分税制之外，遂使分税制改革成了“半场改革”。省以上是分税制的“阳光世界”，省以下却是谁也搞不清的“灰色地带”。

在我国现行的28个税种中，虽然划归地方的税种有18个，但这些税种大都是税源零星、征管难度高的小税种。虽然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收入较为稳定，但企业、个人所得税已划分为共享税，不能成为地方主体税种。目前仅营业税在地方税体系中一定程度起到主体税种的作用。在多数分税制比较完善的国家，地方政府开征的理想税种及税基应具有非流动性，以财产税为主体税种是共同点。但目前我国财产税系尚未形成完备的体系，遗产税等重要税种尚在研究之中，虽然财产税税种较多，但税额较小，远不足以保证地方支出需要。

财务分权实践认为，地方各级当局能矫捷独立地决定该级当局估算，是施展地方政府本能机能的保障，而预算自主权则需要税收自治权来保障。但我国分税制变迁隐匿了这一敏感话题，只单纯思量税收收入的划分。我国税制微调政策顺序几乎纯粹出自中央政府，地方当局只在个别税种或税目上存在有限的税额及税率的选择权，只有某些地方税的税收行政法例的部份制订权。为了促成外埠经济社会发展，满足根本支付需要，中央当局不得不委托“付费财政”和“地盘财政”分税制要以税种自身的特征为依据来划分税种的归属级次。在税种设置合理的前提下，原则上应把收入大、对国民经济调控功能较强、与维护国家主权关系紧密、宜于中央集中掌握和征收管理的税种或税源划为中央税，把宜于发挥地方优势、税源分散不宜统一征收管理的税种或税源划为地方税；把征收面宽、与生产和流通直接相联系、税

源波动较大、征管难度大、收入弹性大的税种划为中央地方共享税。这种以税种特性为依据划分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的方法，有利于加强税收的征收管理和强化税收功能。 可以说，我国当下的财税体制革新，无法真正完成账目分权寄义上的分税制。“十二五”时代，我国将大力推进经济构造调整，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变幻，这对各级政府的财务收入会造成一定侵略。从处所层面出手优化税收配置，继续推进分税制变迁，对天下财政收入保险与经济失调增长具有紧要含义。笔者为此提出下列构思。

首先，建立“分税”与“分成”并存体制。在中央、省、市之间实行规范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尽可能按税种属性和属地原则划分各级收入，而在市与县之间实行“分成制”，通过市与县、乡财力的整合，达到共担风险、水涨船高。

其次，调整政府间的收入分配结构。通过调整税种分享方式和分享比例，进一步增加地方政府分享的收入和分配的财力规模，逐步提高地方政府在政府总收入中的比重，寻求省级集中财力的最优规模。

再次，逐步完善地方政府税收体系。在可见的将来，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无疑还应继续作为地方主体税种，另外考虑完善现有税种，改革财产税体系，逐步建立个人所得税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混合所得税制，加快推进增值税扩围的改革。 最后，实现税收管理权限的分割。鉴于权力与责任共生并存，有必要给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管理权，这不仅不会造成地方滥用税权，相反可增加地方政府依法运用权力的压力和动力，既能提高税收体制的运行效率，也能减少来自基层政府行为不当的冲击，实际上是对地方政府的一种约束和保护。

篇二：2015-1-21马岳：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馬嶽：一盤沒有下完的棋

奧當諾與史密特（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在1986年發表的：《從威權管治過渡：不確定民主的暫時結論》（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是研究第三波民主化的經典著作。全系列共4冊，總結了拉丁美洲和南歐國家的民主化經驗。在這本短短72頁內文的理論總結中，兩位學者強調民主轉型的過程和結果都難以確定。在結論部分，作者以一個「多層、多人博弈的棋局」來比喻民主化的過程。他們的中心論據，是在民主轉型的博弈中，不同行動者在不同層次博弈，而其間遊戲規則和參與者都可能不停改變。這比喻最重要的是：每一着棋都互相影響其他人的行動，亦影響民主進程，令進程和結果非常不確定。 無法動搖上層棋局

香港的民主化作為一盤轉型棋局，多年來最大的困難是至少有兩層的棋局，一層在於整個中國的決策層，一層在香港的各界政治力量。香港爭取民主的人士，多年來下的棋都大致在香港的一層棋局，但真正決定香港能否民主化的是中國一層的棋局，而香港這一層無論怎麼走，似乎都不能影響上一層。反過來，上一層的棋局操控了香港保守陣營和政府中的棋子，每一步都其實只是按上層的棋局走。爭取民主者多年來，與之博弈的主要是這一層的棋子。 自從佔領運動中後期以來，這個棋局已成了僵局。爭取民主的力量覺得似乎做什麼也不能改變中央的棋局，最後只能暫時退場，思考下一步棋。有建制派中人竟然以為「政府小勝」，請問勝了什麼？

失卻信任棋局難再下

1980年代開始，中央政府願意局部開放民主化，以至在《基本法》中承諾最終有普選，關鍵是要爭取香港民心。很多人可能都知道中央不會相信民主，但總覺得中央還是要爭取大多數香港人的認同和接受的，大家就在這理解下對弈下去。

隨着長期的拖延普選，港人的信心已逐漸喪失。這次政改首先是諮詢報告不誠實使用民意，加上8．31決定根本是完全不理會香港民間對真普選的訴求，其後無論是面對大規模佔領、學生絕食和上京陳情，都是「我自巍然不動」的天朝心態，重視權力和控制遠遠超過爭取人心。整個過程已經令中央和特區政府失去了（至少是重視民主的）人民的信任。在失卻了人民的信任後，任何的商討都變得困難，任何的承諾都難以入信，往後的棋局已經很難再下。界外的效應，是連台灣的民心也一併失去。

一國兩制要健康發展，關鍵從來不在控制而在於人心。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強大，我們從不懷疑它控制香港的能力。但單以權力控制無法令人民歸心、真正認同國家。政府和建制精英彷彿只看見爭取民主的人們暫時無着可下，但我會問：你們呢？你們有什麼妙着挽回民心呢？

象三進五和象五進七

政府和建制派精英，已經淪落到要求民主派考慮所謂「白票守尾門」的方案。這不啻是明白承認了：現在放在桌上的方案是會有相當多選民沒有選擇的，甚至可能超過一半覺得沒有選擇，於是最多只能用投白票來表態或者所謂「守尾門」。我敢問：這是哪一門子的民主方案？這也可算是民主進步？為什麼要人民接受一個明知很多人會沒有選擇的方案呢？

諮詢的內容也包括：提委會投票應該是「一人3票」、「一人2至3票」、「一人最多3票」還是「逐一表決」呢？有選擇困難症的人們真的會頭痛了。二人三足是有很多玩法的，可以我的右腳綁你的左腳，也可以我的左腳綁你的右腳、小腿綁大腿、大腿綁小腿之類很多玩法選擇。還不是誰控制了提委會601票，就可以控制700萬人選票上的所有姓名嗎？有什麼分別呢？

由於民主派沒有妙着，於是建制以為可以不斷象三進五、象五進七，然後又象七退五、象五退三，權力沒有動搖，一直走到天光。走到觀眾都走光。

「餓住先」好過「食住先」

政府一直的策略是叫人「袋住先」或「食住先」。但人大8?31框架，是一個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明言不符合普選原則的框架。除非你厚顏到說「符合基本法的就是真普選」（這等於說：「老子說的就是真理」），否則政府無法不默認，這是不符合國際民主標準的選舉制度，那為什麼要大家接受呢？這明明是地溝油菠蘿包嘛。於是政府的邏輯是：什麼是合格的麵包是沒有國際標準的，也沒有醫學證明吃了地溝油菠蘿包一定會死或者生病，既然大家已經餓了這麼久，「食住先」吧。如果現在不吃，可能以後都沒得吃了。

沒忘初衷的人們會說：我們可能不清楚知道吃了地溝油菠蘿包會發生什麼事，但難道我們不值得拿到一些合格的食物嗎？等了這許多年只值得這種嗟來之食嗎？吃了可能不會死，但暫時不吃也應該是不會死的，橫豎等了這許多年，很多人會寧願「餓住先」了。 棋局如何繼續下

這盤棋要不要繼續下，問題是中央還要不要爭取人心。雨傘運動清楚顯示，香港人不光是經濟動物，「經濟牌」已經不管用了。建制精英不斷的嘗試為年輕人的離心找經濟來源或答案，是徒勞無功的。一國兩制實踐10多年，如果認同一國的人愈來愈少，特別是回歸後出生的港人其實最不認同中國，那麼一國兩制又有何成功呢？負責港澳政策的官員和特區政府官員，要負多少責任呢？

中央政府可以繼續支持62%港人反對的梁振英繼續當特首至2017年，並把建議他考慮下台的政協請走。究竟中央政府是要解決人民的問題，還是解決有問題的人民？究竟是用新的政策爭取民心，還是把他們認為有問題的年輕人、教師或傳媒的腦袋都換掉？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篇三：分税制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分税制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王健君

2011-02-12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至多是“半场革命”，经历了十几年漫长的“中场休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这场改革“完整”实现“一个?出纳?，有什么权力说该多收还是该少收？”对财政部近期再次评价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水平偏低”、未来财政支出“紧张”一事，时红秀颇不以为然。在这位研究财政学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看来，至少在法理上，财政部“越位”了，“多收还是少收，这是全国人大的权力。”

过去四年多来，每年初向全社会公布年度财政统计数据，都是财政部上下“闹心”的时候。不是害怕成绩不好，而是担忧收成过丰。1999年～2008年，中国GDP平均增速为10.1%，财政收入的平均增速则高达20.2%。而2010年全国8.31万亿的财收，增幅21.3%，两倍于GDP和居民收入增速，在国际金融危机仍未过去、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迟迟未出台的背景下，显得格外“刺眼”。

这种直观的数字比较，让财政部和一些财政专家的相关解释苍白无力。而且愈是辩解，质疑和不信任就愈是加重，甚至部分舆论和观点已经开始否定1994年建立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主动”把国家财政收入迅猛增长和收入分配不公“联系”在一起，并“归罪”于分税制改革。一位地方治理研究者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应该取消分税制，恢复到央地关系预期稳定的财政包干制。”

1月9日，在中央民族大学举办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治化研讨会上”，一位法学研究者更直白地提出，“中国特色”的分税制改革，“本质并不是?财税分权?，而是?财税分工?”，也即税收征管职能在中央和地方间的分工，而非央地各有自己的税权。并进而认为，目前的中国财政体制改革，无法真正实现财税分权意义上的分税制。

此命题且不论真伪，却代表性地指出了运行17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仍然只是“半场改革”。启动这场改革的前财政部长刘仲藜追忆所称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涉及范围最大、调整力度最强，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财税改革”，推动这场改革的前财政部长项怀诚所说“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成功”，如今客观现实地看，仍然还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其中，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这场改革会有如此漫长的“中场时间”；值得忧虑的是，改革核心环节的长期迟滞，正在消解改革之初千辛万苦聚集起来的分税制改革共识，并进而开始弥散否定改革既有成果的某种消极气氛。

“?不进则退?是构成当前分税制改革最大的威胁。”辽宁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振宇对本刊记者说，“国家面临的种种问题都与财政有关，解决国家面临的种种问题都可从财政改革入手。”

激辩宏观税负

1月20日，财政部公布了2010年财政收支数据，全国财政收入83080亿元，比上年增加14562亿元，增长21.3%。财政收入与GDP的增速比，摆脱2009年

1.28倍的“异态”，重新恢复到两倍的“常态”，社会舆论对宏观税负的争议顿时升温。

三天后，财政部对此回应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人均财力水平在国际上仍处于偏低水平”，并认为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今后一个时期财政收支紧张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一方面收入剧增，另一方面财长喊“吃紧”，真相又在何处？

“与国际比较我们的收入规模大了还是小了，占GDP比重高了还是低了，没有可比性。”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高强在一次内部演讲中指出，我国财政收入统计只限于列入公共财政预算的财政收入，而国际通行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确定的口径，即将税收收入、政府税费收入、社会保险收入、政府及所属单位的财产收入、出售商品收入和服务收入以及罚款收入、转移性收入都计算在政府财政收入之内。

按照财政部统计数据计算，2010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为20.9%，与西方国家相比的确较低。如果按照IMF的口径，把各项政府行为的费税收入，以及国有企业的工资收入和政府所属的教育机构、医疗机构以及其他机构的服务收入全部计算在内，这位财政部前副部长认为这个比重可能在35%～40%之间。这基本上是北欧“福利国家”的税负水平。

“在中国，不能脱离政府收入水平孤立研究宏观税负。”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安体富进一步分析说，国外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收入，绝大部分或大部分来自税收，“我国则不然，政府收入除了包括财政收入即?第一财政?的预算内收入，还包括?第二财政?的预算外收入、?第三财政?的制度外收入和?第四财政?土地出让金收入等。”

1998年3月19日，朱镕基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总理当天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指出，“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费大于税使老百姓负担不堪，民怨沸腾。”1998年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1%，而各种收费占GDP的比重大约为15%，税费合计为25%左右。显然，在我国，财税收入占GDP的比重不能反映政府支配财力的水平和国民负担水平。

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来看税负，显得更清楚。1996年～2007年，政府最终分配比率从1996年的17.1%提高到2007年的24.1%，上升了7个百分点；企业由1996年的13.6%提高到2007年的18.4%，上升了4.8个百分点；居民则由1996年的69.3%下降到2007年的57.5%，下降了11.8个百分点，与国际平均70%以上的分配水平相比较，已经降到了严重制约居民消费水平的最低点。

为此，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孔泾源在一份研究报告中痛陈，“政府组织收入的能力和速度，远远超过同期经济产出的增速与居民收入的增长。这种国民收入向政府集中的分配态势，必然从收入分配的源头上限制或挤占居民收入份额的增加，对扩大居民消费存在着负面影响。”

“上半身改革”

当然，按照财税理论，税负高并不意味着税负重。如果一国政府在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住房保障等“民生财政”方面投入充足，纳税人就不会觉得税负重。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政府加大了民生投入，总体而言投入仍相当不足，在某些领域甚至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

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由1980年的2.53%下降到2006年的2.25%。即使随后提升到2010年的3.12%，也与我国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4%目标相差甚远，更低于世界5.1%的平均水平。

用于科学研究的财政投入情况更差。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政府科研经费占GDP的比重一般在2.5%～3.0%之间。我国此比重，1978年～1986年间保持在1%～1.5%之间，1987年以后则从未达到过1%，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已经实施4年的2010年，也仅0.81%。

最差的还属医疗卫生事业支出。世界银行1997年一项研究成果表明，1991年～1995年，美国政府预算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达16.9%，英国为14%，泰国为7.6%，而我国为0.4%，2010年也仅为5.3%。

目前，国务院已经下定决心，2012年实现教育支出占GDP比重4%的目标。但在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专题询问中，财政部副部长廖晓军就财收占GDP比重仍然不得不大倒苦水：“世界一些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的这个比重，有的是40%，有的是50%，甚至有的是60%，可以轻易让教育比重达到4%，甚至比6%还要高。我国只有20%，还要让教育、科技、国防、民生的?蛋糕?都要做大”，难度很大。

廖的潜台词很清楚，中央政府，或者更具体地说财政部，能够实际管理或摆在台面上的财力，只有纳入预算内、占20%GDP比重的收入，而其他接近同样比重的政府性收入却管不着。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老百姓强烈不满税费过重，还是财政部认为财收比重偏低、财政收支“吃紧”，大都是实情。

这揭示出当前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现实，分税制建立17年来，财税体制仍然是只管阳面不管阴面的“一国两制”。而近一半的政府性收入游离在这项制度之外，说明已经“完善”了17年的分税制改革，只不过是“半场改革”。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一位政府财政管理者形象地将之比喻为“上半身改革”，“省以上的预算内是分税制的?阳光世界?，其他是谁也搞不清的?灰色地带?。”

去年底，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曾撰文称，“中国地方税体系至今没有成型，省以下迟迟没有形成真正的分税制。”比如，江苏、浙江、福建明确说省以下不搞分税制，而是分成制。其他地方虽承认是分税制，但实际上也都是五花八门、复杂易变、讨价还价色彩非常浓重的分成制，很难明晰各个层级拿什么税。

在他看来，现在一些媒体动辄就拿地方政府短期行为不规范、地方政府合理职能执行不到位说事，指责分税制，成了一种时髦的批评，“我认为把这些问题归咎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是把板子完全打错了地方。1994年改革之后出现各种问题，例如县乡财政困难、土地财政等，都是因为分税制没有随时代发展而贯彻到位所导致的问题。”

体制“变异”

事实上，贾只说了一半，问题的另一半是，分税制为什么贯彻不到省以下？某省刚刚卸任的前财政厅长为《瞭望》新闻周刊“补充”了贾的分析。如果原体制使得上级财力比较集中，而实行分税制会使财力下移分散，财权受制削弱，该地领导必然不愿实行分税制。如果中央不强力推动，分税制就可以不实行。他认为，“主观上，既有地方的态度责任，也有中央的决心责任。”

客观原因更为复杂。他列出了主要三条：其一，官员行为问责制不完备性带来的软预算约束。当前尽管加强了预算监督，但各级政府部门软预算约束普遍存在，不但鼓励下级政府超支或支出不合理，而且使得财税彻底分权只会加重腐败和分配不平等。

其二，事权划分不明确导致责任不稳定、政策短期化。比如，义务教育原为乡镇承担，由于乡财羸弱，2002年国务院一纸通知，改由县级政府负责发放，相应的财收也随转至县级。“政府间事权划分不明确、不合理，且经常变动，没有稳定预期，分税制难于确立。”他坦言。

其三，“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导致事责不清。他仍以农村义务教育为例，“九五”期间教育部发起“普九达标”活动，规定时间内完不成，对地方领导实行“一票否决”。由此造成许多县乡向下摊派、弄虚作假、东拉西借、债台高筑基层怨声载道。“条条”领导以中央名义发号施令，地方政府“买单”执行，地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抵触分税制，也非全没道理。

这样一种行政体制现实，使得分税制一方面迅速提高了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和“两个比重”，同时这种制度原本期冀规范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初衷，却由于体制缺陷，不但未实现反而发生了变异和扭曲。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和地方开始以75%：25%的比例共享所有地方企业的主体税种——增值税。由于中央并不分担企业经营和破产的风险，与包干制相比，分税制下地方政府经营企业的收益减小而风险加大，严重打击了地方政府兴办工业企业的积极性。于是，乡镇企业开始大量倒逼，五六年后基本淡出。

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方式同时发生了明显转变，由过去的依靠企业税收变成了依靠地方基本独享的营业税。与增值税不同，营业税主要是对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征收的税收，其中建筑业又是营业税的第一大户。地方政府将组织税收收入的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建筑业上，大规模城市建设的财税驱动力由此产生。

这种状况在2002年以后尤其明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2002年，中央将日益壮大的所得税纳入了分享范围，即将原来属于地方税收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变为共享收入，中央占60%、地方占40%。这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对营业税进一步倚重，2003年以后，土地开发、基础设施投资和扩大地方建设规模的热情空前高涨。

“两个比重”的不断提升和地方财力财权的不断消减，分税制改革对地方政府的预算外和非预算收入也产生了极大影响，地方政府竭力寻求将预算外和非预算资金作为其财政增长重点。

“预算外资金的主体是行政事业单位的收费，而非预算资金的主体是农业上的提留统筹与土地开发相关的土地转让收入。”上述财政退休官员为本刊记者悉数其间奥妙，与预算内资金不同，这些预算外和非预算的资金管理高度分权化，“对于预算外资金，虽然需要层层上报，但是上级政府一般不对这部分资金的分配和使用多加限制。而对于非预算资金，上级政府则常常连具体的数量也不清楚。”

“驱赶型”财政

分税制改革以后，为了制止部门的乱摊派、乱收费现象，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预算外资金的改革办法，其中包括收支两条线、国库统一支付制度改革等等，力图将行政事业性收费有计划、有步骤地纳入预算内进行更加规范的管理。“但是对于非预算资金，却一直没有妥善的管理办法。”也因此，“非预算资金开始成为地方主要倚重的财政增长方式。”

“对于中西部地区，在分税制改革和乡镇企业转制之后，农业税和农业的提留统筹以及其他的集资收费成为政府财政工作的重点。”这位原地方财政官员介

篇四：一盘六十年未下完的棋-李老师

明天就是6月25日，对于现在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个平平无奇的日子。对于熟悉历史或军事的人来说，这是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纪念日。当年参战的大多数人现在已经告别人世，在生的也是垂垂老朽。现在的中国青年大多没有经历过战争，也没有经历过太大的苦难，朝鲜似乎离他们太远了。

然而，历史学家却总是提醒国人：朝鲜半岛的的安危影响甚至决定着中国的国运。远至隋唐，近至明清，当中国失去对朝鲜半岛的控制权后，中国就迅速走向衰落。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有反因为果之嫌。中国不是因为失去了朝鲜而导致国运没落，而是因为中国的历代政权在运行过程中逐渐积累了各种问题，使国家实力逐渐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等到朝鲜内部势力崛起或者其他外部势力干预时，中国的虚弱就被彻底揭穿，王朝的败亡也就指日可待。

当中国国力强盛时，并不担心朝鲜失控。明朝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朝鲜国王李昖跑到鸭绿江边，请求渡江内附。明军入朝作战，六年后日本败走，朝鲜复国。而到了甲午战争时期，即使高明如李鸿章也无力回天，只能自嘲为“裱糊匠”。袁世凯曾上书李鸿章，献议对朝鲜问题处理的策略。上策是:“乘朝鲜内敝，而日本尚不敢鲸吞朝鲜，列强亦尚未深入，我政府应立即彻底收拾朝鲜，建为一个行省。”下策是:“门户开放，免得与日本或帝俄正面冲突，索性约同英美德法俄日意各国，共同保护朝鲜。”但是李鸿章上下策都不敢采纳。据野史记载，李鸿章曾与幕僚马相伯、马建忠兄弟说：“大清国我都不敢保证他又二十年寿命，何况高丽乎？”马氏兄弟震骇之余，终于明白一个道理：中国者，放大之高丽也；而高丽则即具体而微之中国也。

时至今日，朝鲜半岛阴霾笼罩。一旦战争爆发，中国势必不能置身事外。

战争不可避免

在之前的博文中，我介绍了朝鲜2009年货币改革的失败，并分析了金正日走投无路，只能铤而走险的原因。根据这几天获得的消息，金正日这次访华试图索要40架歼-10的无偿援助，遭到中国拒绝，中国的主要理由是：“朝鲜受到攻击时，中国会充分帮助防御和给予援助，因此朝鲜没必要拥有最新武器。”在资金和物资方面，金正日也失望而归，除了直接的物物交换以外，中国没有明确答应进行援助或投资。为了拯救岌岌可危的经济，朝鲜当局正在不断对外贸部门加码，造成外贸人员的动摇和恐慌。

到了这个时候，金正日已经没有退路，他不可能放弃核武，也不可能放弃计划经济，更不能走向改革开放。如果他照此维持，无异于坐以待毙。因此，金正日只能铤而走险，升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争取美日韩在战争威胁下做出让步，并向朝鲜提供大规模的经济援助。

然而，美日韩这次不会做出让步了。他们不是张伯伦，不会采取绥靖政策。虽然克林顿政府曾经向朝鲜提供了援助，希望用低成本的方法引导朝鲜放弃核武和改革开放，但自从他们丧失了朝鲜政府的信任之后，肯定不可能再提供大规模援助了。美日韩很清楚，尽管朝鲜已经举行了两次核试验，并宣称拥有核武器，但是朝鲜未必掌握了弹头小型化的技术以及弹

道导弹技术，暂时还不具备两弹合一的能力。朝鲜虽然有一些地对地弹道导弹，但这些导弹只是通过反向测绘的方式仿制的前苏联飞毛腿导弹。朝鲜这些年搞的远程导弹试验也全部失败了。朝鲜孱弱的国力难以支持这种极度烧钱高科技军事技术研究，但如果向朝鲜提供了经济援助，假以时日，朝鲜必将实现两弹合一，到时再想消灭朝鲜，代价就会大到无法承受。

在朝鲜第二次核试验之后，联合国安理会于2009年6月12日通过了制裁朝鲜的第1874号决议案。该决议案使得朝鲜的经济形势雪上加霜，在通过“150天战斗”和“100天战斗”无法挽救局势的情况下，朝鲜不得不进行货币改革，却陷入了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绝境。现在看来，朝鲜当前的绝境本来就是美日韩在引导安理会通过1874号决议前就预料到的。

美国早就知道朝鲜的经济必将崩溃，这本来就是美国计划之中的事，美国也必然预料到金正日会铤而走险，但美国根本不怕朝鲜动武。2010年5月28日，奥巴马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布放弃先发制人战略，获得了国际上的一片赞许。美国不会主动攻击朝鲜，他只需要把金正日逼到悬崖边，逼他铤而走险，然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对朝鲜动武了。

美国的目标并不仅仅是朝鲜，而是希望通过朝鲜撬动朝鲜后面的那个庞然大物。因此，即使朝鲜要求克林顿亲临才释放两名女记者，希望借此突破与美国之间的僵局，而克林顿虽然来了，也会见了金正日，却拒绝观看阿里郎，也拒绝甩开中国直接与朝鲜谈判。

对于日韩来说，他们也很清楚不能让朝鲜真正掌握具有实战能力的核武。朝鲜目前的核弹头可能只具备‘脏弹’作用，杀伤力不足。只要做好足够的民防准备，朝鲜的弹道导弹袭击不至于造成过大的伤亡。现在朝鲜的导弹技术还十分落后，美日韩对其还具有较大的拦截把握。如果这个时候解决朝鲜问题，成本代价都还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朝韩双方的准备

“天安舰事件”之后，韩国一方面将事件提交安理会，另一方面开展了对朝的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制裁。其中，对朝心理战是重要反击手段。5月24日，也就是韩国发表天安舰调查结果的第四天，韩国政府宣布“重新开始对朝心理战”，主要内容是对朝FM广播、扩音器广播、电光板、对朝传单等。可是时间还没过一个星期，韩国政府就决定“暂时推迟”对朝散发传单事宜。军队虽然已经设立了11处扩音器，可是事实上把重新开展广播的时间推迟到了联合国安理会措施之后。韩国国防长官金泰荣11日表示：“韩国和美国都认为联合国措施结束之后开展较好，所以还没有开展。”表面上看来，似乎韩国又临阵退缩了。实际上，韩国只是在抓紧时间做好各方面准备。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明博6月11日在青瓦台举行的“第7次未来计划委员会”报告会上表示：“朝鲜半岛南北统一后的人口将会超过7000万，对此我们需要着手树立相应的战略。”，“大多数的韩国人都相信，南北韩将会在2040年之前完成统一。”,“人口剧增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是，包括韩国等部分先进发达国家却因为人口减少而担忧。而对于的各国人口增减，我们应该有一个应对战略。”如果李明博真的是着眼于30年后的2040年，未

免眼光长远得有些夸张，他所关注的，只能是他任期之内或即将发生的情况。

6月13日，韩国政府公布一系列外汇管制措施，对本国和外商银行持有外汇衍生性金融商品的部份进行限制，以保护韩国经济不受外来冲击。受到朝鲜半岛情势紧张及欧债危机影响，韩元2010年第2季度兑美元已跌了近10%，降幅领先其它亚洲货币。韩国政府和央行强调，外汇管制措施并非要控制韩元走向，而是要减少系统性风险，发挥安全网的作用，以避免危机。

6月15日下午，韩国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防范化学、生物和放射性武器攻击的训练，这是时隔21年韩国再次在全国范围内举行这一训练。

6月底，美韩将在西海（即中国称呼的黄海）举行联合军演，美国航空母舰“华盛顿号”将参加演习。美军航母的作战半径极大，即使在黄海水域其攻击范围也可以覆盖将整个京津塘地区，故而引起了中国的高度警戒。

韩国在认真准备，朝鲜也没有闲着。5月30日，朝鲜10万名群众在平壤市金日成广场举行集会，谴责韩国当局伪造“天安”号事件，激化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来自平壤市日用品厂、牡丹峰区职业联盟和平壤市体育团的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他们说，朝鲜人民当前正在掀起经济建设的新高潮，以期“在2012年打开强盛大国大门”，因此“根本不可能做袭击舰艇的事情”，“天安”号事件完全是韩国一手制造的阴谋。但这种发言在国际社会显然不具备说服力。

朝鲜总参谋部6月10日表示，把韩国国防部在休战线设置扩音器的做法看作是宣战布告，并威胁说将进入“把首尔变成火海”为目标的军事打击行动。朝鲜当局每天通过电视和有线广播说反复地说“对朝散发传单时封闭开城工业园区”，“建立扩音器就进行击破射击”，“南朝鲜一直在挑衅，我们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要对南朝鲜进行全面打击”，引发国民的高度担忧。

朝鲜中央通讯社6月20日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近日在视察人民军593部队指挥官讲习所时强调,军队指挥官不仅要有高度的军事素质,而且要有在任何逆境中都与党共命运的思想。金正日在视察中说,要使每名指挥官深入领会朝鲜劳动党的建军思想和理论,具有忠诚于党和革命的信念,并致力于提高指挥官的素质和能力,使他们成为部队的骨干,出色完成自己承担的任务。

中国能否一战

对于中国来说，一旦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就必须做出应对，而这个应对却并非简单的战还是不战。

首先要看战争挑起方是谁。六十年前的朝鲜战争是由金日成挑起的，中国不得已参战，虽然双方签署了停战协议，却失去了进攻台湾的机会，付出的代价非常惨重。这次金正日来

华索取歼-10时，中国只是提到当朝鲜受到攻击时，中国会充分帮助防御和给予援助。其中的潜台词是：“如果朝鲜方面主动挑起战争，那么中国就没有义务一定要提供防御和援助。”

其次，当韩军或者美军越过三八线时，中国是否将入朝参战？客观地说，美中之间的军事技术之间的代差，是六十年前无法比拟的。美军的情报、指挥、后勤、装备、经验和协同全面领先于中国。在天空和海洋，美国拥有绝对优势。中国近年来空军和海军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所谓“歼-10可以与F-22抗衡”、“093核潜艇可以战胜海狼级核潜艇”类的论调，纯属夜郎自大。在没有空中保护的情况下，中国陆军的困难将比六十年前更加严重。中国虽然在北方部署了38、39这类重装集团军，在纯粹的陆军对陆军的战斗中能够跟美国陆军的重型师对垒，但美国在掌握战场主动权的情况下，肯定不会让中国如愿的。中国陆军一旦入朝，桥梁、隧道都会成为美国空军的主要攻击对象。朝鲜北部以山地为主，连年灾荒经济崩溃，中国军队入朝参战不可能就地补给。重装部队作战，一旦被切断后勤供应，就会丧失战斗力和机动能力。到了这个程度，想控制部队不至于不战自溃都很困难。中美军事技术的差距，就像是当年八国联军与义和团之间差距，已经到了凭借勇敢不能弥补的程度。

再次， 中国的外部环境也与六十年前不同。苏联已经消亡，现在的俄罗斯无论政治共识、经济实力、军事力量、科学技术都不同与前苏联相比较。一旦朝鲜战争开打，中国不能像六十年前那样指望获得俄罗斯的军事支持。六十年前中国参战时，前苏联提供了86个师的装备，这些装备与当时美军装备处于相近水平，还出动了空军小规模参战。时至今日，俄罗斯肯定不会向前苏联那样提供装备，而其装备的水平也远不能于美军装备相比。现在的朝鲜领导人，也不能与当年的朝鲜领导人相比。现在的朝鲜当局既不能搞好经济，也不会爱惜人民，经济崩溃，民心丧失，已经失去了政权存在的合法性。

最后，一旦中国参战，中国会受到什么影响？中美同为核大国，非到万不得已，不会出兵攻占对方的领土。为了控制战争的程度，美国甚至应当尽量避免入侵中国的领空和领海。美国应当尽可能以不对称优势打击中国和中国的军队。在这种指导思想下，美军的航母应当尽量避免深入黄海和南海，将自己暴露在中国空军的攻击范围中。当年的中国，外贸依存度接近于零，而且有苏联做支持，因此不怕封锁；而现在外贸依存度超过了45%，其中出口依存度为24.5%，国民经济无法承受封锁带来的损失。中国是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大国，绝大多数进出口物资是通过海运方式运输，美国可以封锁第一岛链，掐断中国的进出口。例如，美海军舰队只要在印度洋上封锁马六甲海峡西口，就可以切断中国的进出口主动脉。中国空军鞭长莫及，而中国海军的水面舰艇根本无法突破。至于中国的潜艇部队，即使个别潜艇有幸突破第一岛链，也很难长期作战，在生存都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更不可能解除美军的封锁。一旦中美交恶，资本就将大量逃离中国，进出口被掐断，中国现在的经济体系立马崩溃。

因此，中国不宜入朝参战。即使入朝，也不应与美军作战。中国可以以保护边境安全稳定，防止人道主义灾难的名义入朝。迅速控制朝鲜北部的核设施，并且向当地人提供粮食、医药和基础生活物资援助。但如果平壤落入了美韩军手里，则朝鲜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中国出兵，只能使中国的边境稳定不至于迅速恶化，但无法挽救朝鲜政权。

美国的阴谋

(来自:WwW.smhaida.Com 海达 范文 网:一盘未下完的棋)

美国这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处心积虑坚持不懈地算计中国。从目前看来，美国的主要手段包括：

? 瓦解中国的信仰。一个没有信仰，彼此互不信任的国家，人口越多内部矛盾就越大。 ? 诱导错误的经济建设模式。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成为经济体系最畸形、外贸依存度最高、房价泡沫最大的经济体。

? 掏空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国虽然没有高额的外债，却有世界上最高的外汇占款。而中国这些年来对外投资大多损失惨重，有朝一日当外资大量离开中国时，中国将无力维持现有的汇率，只能大幅贬值。

? 消耗中国的财富。利用中国好面子、好大喜功的特点，鼓励中国无节制建设，大办世界级活动，浪费积累下来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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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10年，美国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制定面对中国普通公民的EB5投资移民政策、两房退市、打击欧元等一系列措施，将中国经济引至了不可逆转的绝路。现在，只需要引导资本大量逃离中国，就可以让中国实体经济失血倒地，并引发中国国民经济结构的崩塌和整个国民经济破产。

危机的升级时间和方式

在即将举行的G20会议中，美国首先要联合其他国家逼迫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美国很清楚中国无法接受这一要求，这样一来美国就可以在7月14日发布财政部报告，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并联合其他各国共同打击中国的出口，使中国的实体经济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

中国向来把朝鲜当做对付美国的一个重要棋子，但是美国却把朝鲜当做了给中国致命一击的定时炸弹。为什么美韩黄海军演要在6月底进行？为什么韩国准备好广播战设备和措施后却一直忍而不发？这是在等待最合适的时机。为了达到最佳效果，朝鲜局势升级时间应当安排在7月下旬之后。

7月14日，美国将发布财政部报告，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接下来美韩将采取行动（如大规模对朝宣传战），逼迫金正日做出强烈反应。只要朝鲜一开火，美日韩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开展对朝军事行动。只要中国军队一有异动，美国就可以发布“中国即将参战”的消息，并做出随时可以封锁第一岛链的姿态。这样一来，中国的投资经营环境必将立即恶化，大批资金必将恐慌集体外逃。中国政府自顾不暇，将无力干预朝鲜事务。

当朝鲜开火之后，美韩将迅速回击。虽然朝鲜在边境集结了大军，但装备落后，国力孱弱，虽然兵力优于美韩联军，但战斗力远逊，只能以防御的形式等待美韩的进攻。朝鲜在靠

篇五：民间借贷,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民间借贷，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长期以来，民间借贷作为我国信用体系中的一种非正规信用形式，因一直没有合法身份而不得不处于地下活动状态。最近频频爆发的温州“跑路潮”，引发了人们对民间借贷危机的担忧，同时，民间借贷的“制度性合法”问题也引发了各界的高度关注。

当前的中国金融正处于令人“纠结”的两难困境。一边是为了控制通胀而采取的信贷紧缩，一边是为谋求融资而催生的地下金融。被妖魔化的民间借贷在这个尴尬的年代，却扮演着诡异的融资角色：一方面，它确实为国内中小企业发展提供了相当给力的草根支持；另一方面，它也因高利率而受到多方质疑。特别是近期有关民间借贷隐患集中爆发后，对于其定位更是众说纷纭。

以往零星的、少量的民间借贷可以通过相应法律法规解决，但是与市场急剧发展的形势相比，单纯依靠一般民法原则对这些行为进行约束和调整早已不合时宜，很多问题也由于无法可依陷入尴尬。

今年上半年以来，民间借贷如同滚雪球般日渐迅猛，游离于正常制度与法律秩序之外的民间融资，在规模不断增大的同时，利率也越来越高得离谱，从而使得更多的个人和家庭卷入这场资本“狂欢”中。仅温州一地，民间借贷规模一年就暴涨了数百亿元，速度之快令人震惊。中小企业岌岌可危，为了活命，他们的关注点不再是利率有多高，自身是否具备偿还能力，而是能不能借到

钱，先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活下来再做其他打算。民间资本被逐利本性驱逐，其贪婪无限膨胀，对于这场暴利游戏也更加乐此不疲。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超过法定利率四倍的高利贷，法律不予保护。但当事人进行高利贷行为时，通常不会将合同设计成高利贷合同，往往先通过一些诸如管理费、调查费之类的说辞，消化掉一部分利息，再通过诸如“借八十，签一百”之类的技术手法，将利息融入到未来的本金中去，把高利贷合同处理成四倍利率以下的正常借贷合同关系。契约自由之下，高利贷行为就像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即便是4倍以上的高利息，若当事人自愿履行，也只能以自然债务处理。

高利率运作模式提高了借款企业的资金成本，使企业原本就紧张的资金链变得更加脆弱，极有可能引发支付风险，危及企业生存。在温州，具体跑路企业主与停工企业的数据尚未有确定的数字，社会舆论关注的多是规模、名气较大的企业，一些小微企业则根本不在统计范围之内。

缺乏制度与法律保障的民间借贷，就像是一场“饮鸩止渴”的资本游戏，吸引着更多的人介入其中，也为未来酝酿着更大的不确定因素。

终于，中国人民银行近日为民间借贷“正名”了——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有益和必要的补充，具有制度层面的合法性。政府相关部门正在修订与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研究、试点民间借贷跟踪监测体系，未来民间借贷可能不再遮遮掩掩地生存，而是在整

个信贷体系中找到自己位置，正式被纳入管理中。

我国的金融市场依然以银行信贷作为主流，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的出现，形成对银行信贷的有益补充，为解决企业、个人融资需求所起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大。而民间借贷的合法化，将对银行信贷和小贷公司无法覆盖的区域再进行填充，将民间热钱纳入监管体制。

规模以下的小企业、微小企业绝大部分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过借贷关系，这些企业普遍不符合银行贷款条件，缺少抵押物，也没有担保人，很少有银行愿意雪中送炭。从正规的金融渠道融资困难，它们只得向民间借贷市场求助，民间借贷成为源源不断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的庞大蓄水池，为一些中小企业解了燃眉之急。“温州模式”的快速发展中，民间资本是其肥沃的土壤，丰厚的民间资本孕育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同时，民间借贷市场的活跃，也避免了大量民间闲置资本投资无门的尴尬，以市场为导向，突破了地域和空间限制，提高了资金使用率，优化了资源配置，盘活了中国经济。但它也像一把双刃剑，在有助于企业发展的同时，因缺乏监管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近年来，民间借贷案件激增，纠纷诉至法院后，案件审理和执行难度加大，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

对于民间借贷，既要采取谨慎态度，又不能一棍子打死，简单的堵、塞等方法不但无法抑制，反而会适得其反，使其向灰色、黑色领域发展。只有采取适当的疏导，将其纳入合理合法的金融

领域，并加强对其来源与流动的监管，向组织化、机构化、正规化方向引导，才能保证民间借贷健康有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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