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医生面对自己的死亡

篇一：当医者面对自身死亡

当医者面对自身死亡

—— Ken Murray

多年前，一位德高望重的骨科医师，同时也是我的导师——查理，被发现胃部有个肿块。经手术探查证实是胰腺癌。该手术的主刀医生是国内同行中的佼佼者，并且，他正巧发明了一种针对此类胰腺癌的手术流程，可以将患者生存率提高整整三倍——从5%提高至15%（尽管生活质量依然较低下）。查理却丝毫不为之所动。他第二天就出院回家，停了自己的诊所，并自此再也没迈进医院一步。他将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家庭生活上，非常快乐。几个月后，他在家中去世。他没有接受过任何的化疗、放疗或是手术。他的保险商也为此省了一大笔钱。

人们通常很少会想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医生也是人，也会迎来死亡。但医生的“死法”，似乎和普通人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和尽可能接受各种治疗相反，医生们几乎不爱选择被治疗。在整个医务工作生涯中，医生们面对了太多生离死别。他们和死神的殊死搏斗太过频繁，以至于当死亡即将来临时，他们反而出奇地平静和从容。因为他们知道病情将会如何演变、有哪些治疗方案可供选择，以及，他们通常拥有接受任何治疗的机会及能力。但他们选择不。

“不”的意思，并不是说医生们放弃生命。他们想活。但由于其对现代医学的深刻了解，使得他们很清楚医学的局限性。同样，职业使然，他们也很明白人们最怕的，就是在痛苦和孤独中死去。他们会和家人探讨这个问题，以确定当那一天真正来到时，他们不会被施予抢救措施——也就是说，他们希望人生在终结时，不要伴随着心肺复苏术(CPR)和随之而来的肋骨断裂的结果（注：正确的心肺复苏术可能会致肋骨断裂）。

几乎所有的医务人员在工作中都目睹过“无效治疗”。所谓的无效治疗，指的是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采用一切最先进的技术，来延续其生命。病人将被切开，插上导管，连接到机器上，并被持续灌药。这些情景每天都在ICU（重症监护病房）上演，治疗费可达到10,000美元/天。这种折磨，是我们连在惩罚恐怖分子时都不会采取的手段。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医生同事跟我说过：“答应我，如果有天我也变成这样，请你杀了我。” 每个人的话都如出一辙，每个人在说的时候都是认真的。甚至有些同道专门在脖子上挂着“不要抢救”的铜牌，来避免这样的结局。我甚至还见过有人把这句话纹在了身上。

将明知会带来痛苦的医疗措施用在病人身上，这本身就是一种折磨。作为医生，我们被训练得“从不在医疗实践中表露私人情感”，但私下里，医生们会各自交流发泄：“他们怎么能对自己的亲人做出那种事？” 我猜，这大概是医生和别的职业相比，有更高的酗酒率及抑郁倾向的原因之一。这个原因使我提前10年结束了自己的医务生涯。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医生们在病人身上倾注了如此多的心血和治疗，却不愿意将其施予自身？答案很复杂，或者也可以说很简单，用三个词足以概括，那就是：病人、医生、体制。

先来看看病人所扮演的角色。假设甲失去意识后被送进了急诊室：通常情况下，在面对这类突

发事件时，甲的家属们会面对一大堆突如其来的选择，变得无所适从。当医生询问“是否同意采取一切可行的抢救措施”时，家属们往往会下意识说：“是。” 于是噩梦开始了。有时家属所谓的“一切措施”的意思只是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但问题在于，他们有时可能并不了解什么是“合理”；或者当沉浸在巨大的迷茫和悲痛中时，家属们往往想不到去仔细询问，甚至连医生的话也只能心不在焉地听着。在这种时候，医生们会尽力做“所有能做的事”，无论它“合理”与否。

上文提到的场景随处可见。医生们不可能要求每位病人家属都能冷静下来，专心致志配合临床工作。很多人可能会以为CPR是种可靠的生命支持方法，但事实上，它可谓成效甚微。我曾收治过几百名先被施行了CPR术而后送到急诊室来的病人。他们当中只有一位健康的、没有任何心脏疾病的男性是最后走着出院的（他患的是压力性气胸）。如果一位病人曾患有严重的疾病、或是年事已高、或有不治之症的话，那他即使接受CPR以后复原的几率也很小，但所要忍受的痛苦将是巨大的。知识的不足、错误的期待是导致糟糕决定产生的主要原因。

很显然，病人只是原因之一。医生们也是。问题在于，即使医生本人并不想进行“无效治疗”，他也必须得找到一种能无愧于病人和家属的方法。假设一下：急诊室里站满了面露悲痛，甚或歇斯底里的家属们——他们并不懂医学。在这种时候，想要建立相互的信任和信心是非常微妙且难以把握的。如果医生建议不采取积极的治疗，那家属们很有可能会认为他是出于省事、省时间、省钱等原因才提出的这个建议。

有些医生能说会道，有些医生坚定不屈，但无论如何，他们面对的压力都一样大。当需要处理涉及到“临终治疗选择”一类的事宜时，我会尽早把自己认为合理的方案一一列出（任何情况下均是如此）。一旦病人或家属提出不合理要求，我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该要求可能会带来的不良后果一一解释清楚。假如听明白以后他们仍坚持这么做，那我会选择将病人转去别的医生或医院继续治疗。

是不是该更强势一些呢？有时候，即使病人已转去别处，我依旧不能停止责备自己。我曾收治过一位律师病人，出生于显赫的政治世家。她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并且循环功能很差，更糟的是，她的脚逐渐变得疼痛难忍。作为业内人士，我权衡了利弊后，尽一切可能阻止她去做手术。但是，她最后还是找了位我不认识的外院专家，后者并不很了解她的全部状况，因此，他们决定在她血块日益积聚的双腿上做支架手术。这次手术没能恢复她的循环功能，同时由于糖尿病，她的创口无法愈合。很快，她的双腿开始坏疽，最终截肢了。两周后，在那个为她进行了手术及之后所有治疗的著名医学中心里，她去世了。

从这类故事里想挑出医生或病患的错并不是件难事。但在很多时候，医患双方都只不过是这个推广“过度医疗”的庞大系统中的受害者而已。在一些不幸的例子中，一些医生用“有治疗，就有进账”的思路去做一切他们能做的事，为了钱而不择手段。而在更多的例子中，医生们只是单纯出于害怕被诉讼，而不得不进行各项治疗，以避免官司缠身的下场。

然而，即使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这个系统仍然能够使人身陷囹圄。我有个病人名叫杰克，78岁，

疾病缠身，曾做过大大小小共15次手术。他曾和我说过，以后无论如何也不会再接受仰赖机器的生命支持治疗。然而，在某个周六，杰克突发严重中风并很快失去了意识。他被火速送往急诊室，妻子当时不在身边。那里的医生用尽全力将他抢救过来，并将他插了管，转入ICU监护室。这简直是杰克的噩梦。当我匆匆赶到医院并接手了杰克的治疗后，我拿出杰克的病历本和他的私人意愿，经过和他的妻子以及医院相关部门的谈话后，拔掉了他的生命支持，随即坐在他的身边。两小时后，他安然地走了。

尽管杰克的意愿有正式文件为据，他也没能完全按自己的愿望死去。这个系统还是进行了干预。事后我发现，当时的一名在场护士曾将我拔管的行为以“涉嫌谋杀”上报给监管机构。当然，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因为过程的每一步都有理可循。杰克生前留下的大量文件清晰地证实了这一点。然而，面对法律机构的质疑是每一位医生都不想面对的事。我本完全可以忽视杰克的私人意愿，将他留在ICU里苟延残喘，以挺过那最后的几周时间。我甚至可以通过这么做来多赚点诊疗费，让保险公司多付近50万美元的账单。难怪那么多的医生都在进行过度治疗。

不过，医生们仍旧不对自己过度治疗。因为这种治疗的结局他们见得太多。几乎所有人都能呆在家里宁静地离去，伴随的疼痛也可以被更好地缓解。临终关怀和过度医疗相比，更注重为病人提供舒适和尊严感，让他们能安然度过最后的日子。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发现，生活在临终护理所的终末期病人比患有同样疾病但积极寻求治疗的病人活得更久。当我前阵子在广播里听到著名记者Tom Wicker“在亲人的陪伴中，安详地去世了”的消息时，不禁愣了一下。值得庆幸的是，现在这样的消息已经越来越多了。

很多年前，我的表哥大炬（因出生在家里，由火炬照明而得名）发了一场病，事后查出是肺癌，并已扩散至脑。我带着他去见了各种专家门诊，最后明白了：像他这种情况，如果采用积极治疗的话，需要每周3-5次去医院化疗，而即使这样他也最多只能活4个月。最终，大炬决定拒绝任何治疗，仅仅服用防止脑水肿的药物，回家休养。他搬进了我家。我们在之后的8个月里共度了一段快乐时光，做了许多小时候爱做的事。我们去了迪士尼公园，这是他的第一次。我们有时也宅在家。大炬热爱体育，他最中意的事就是边看体育赛事，边吃我做的饭。在那段时光里，他甚至长胖了几斤，每天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完全不用忍受医院那糟糕的饮食。他没有经受剧烈的疼痛，情绪一直很饱满快活。直到有天没再醒来。他昏睡了三天，最后安静地走了。这八个月来他在医疗上所有的花销，仅仅为20元的药费。

大炬不是医生，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想活得有质量，而非数量。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不也正是这样想的吗？假如死亡也有一种艺术形式，那它应该是：有尊严地死去。至于我，已经清楚地向我的医生说明了我的意愿。放弃抢救，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对于绝大多数医生来说都不。当死亡最终来临的时候，我可以不被奋力抢救，而将安详地睡去，就像我的导师查理，我的哥哥大炬一样；就像我的那些做了同样选择的同事们一样。

篇二：医生对待自己与病人死亡的态度不同

面对死亡，大多数医生对自己和对病人是否采用积极的医疗措施观点不同 Discrepancy seen between their personal views, what they order for patients.面对死亡医生对自身的观点与对病人采取的医疗处理各异。

Most American doctors would decline aggressive treatment if they were dying, a new study finds. 一项新的研究发现，多数美国医生如果他们在即将死亡时刻将拒绝过度的治疗。

Researchers looked at the responses of nearly 1,100 doctors in California who took part in a 2013 survey about their end-of-life care preferences and 790 doctors in Arkansas who completed a similar survey in 1989. 研究人员在加州2013年调查了近1,100医生对于临终关怀的措施选择和在阿肯色州1989年完成了对790医生一项类似的调查。

Although conducted decades apart, both surveys yielded similar findings. Most doctors (88 percent in the 2013 survey) would give do-not-resuscitate orders if they were terminally ill. 尽管这两项调查相隔数十年，但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大多数医生（在2013年调查中占88％）在生命末期时刻拒绝接受复苏。

Even though most doctors don't want extraordinary measures to keep them alive if they are dying, they tend to order aggressive, life-prolonging treatment for terminally ill patients, the Stanford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researchers said. 针对即将死亡情况虽然大多数医生不希望采取非常措施延长自己寿命，但医生们对终末期病人往往倾向于采取延长生命的积极治疗措施。Further research is needed to understand this discrepancy.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了解这种差异。

"Why do we physicians choose to pursue such aggressive treatment for our patients when we wouldn't choose it for ourselves? The reasons likely are multifaceted and complex," .“为什么我们的医师选择继续为我们的患者采取积极治疗，对自己却不会选择？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复杂的。”

Most Americans say they would prefer to die at home without

life-prolonging treatments, according to the study authors. 多数美国人说他们宁可死在家里也并不需要延长生命的治疗措施。

"A big disparity exists between what Americans say they want at the end of life and the care they actually receive," the researchers wrote. "More than 80 percent of patients say that they wish to avoid

hospitalizations and high-intensity care at the end of life, but their wishes are often overridden." “美国人希望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得到的医疗护理处理与他们实际得到的存在很大的差距，”。“超过80％的患者说，他们希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避免住院和过度的医疗护理处理，但他们的愿望往往不被采纳。” SOURCE: Stanford University, May 28, 2014

篇三：把每一天都看做一件礼物 一位年轻医生的生死感悟

把每一天都看做一件礼物 一位年轻医生的生死感悟

近日，一位年轻大夫将其在母亲罹患癌症之后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记录了下来。借助细腻的文字，作者阐述了疾病以及生死对个体及家庭的意义，并试图揭示医患矛盾背后的人文困境。希望有更多的医护人员能站在患者角度感受与思考，进而摒弃习惯性的职业冷漠，通过自身的行动让医学成为生命最有力的支撑和最温暖的慰藉。

一切都有迹可循，可我就是无法把它们与癌症联系起来

作为一位医生，我亲眼见过很多疾病与死亡。坦诚地讲，虽然病患的经历曾给我带来心绪上的涟漪，却从未撼动过我。我总是客观地看待、评估、分析、处理一切。我只是按照症状、体征、检查结果作出客观的诊断，并按照临床指南给予适当的治疗缓解。当患者及家属表现出忧虑的时候，我会给予一两句宽慰，然后观察患者病情的变化。我也相信，大多数临床医生跟我做的一样。

2011年10月，我在半夜听到母亲突然呛咳的时候，我变得不那么客观了。

母亲向来体弱，风湿缠身，被持续的疼痛折磨，却从未查明病因。第一次听到她呛咳的声音，我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恐慌。母亲近来没有受凉感冒，这突然的呛咳从何而来？但很快，我安慰自己说这是偶然的，也许她过两天就好了。以后，我数次听到这种刺激性的呛咳声，不祥的预感越发浓重。一个明媚的下午，我哄骗着把母亲带到医院做了胸部CT扫描及肿瘤标记物等检查。结果似乎在预料之中：母亲的胸腔中有一个10厘米大小的肿瘤，邪恶地缠绕着她的气管和主动脉。

也许，作为医生，在见到患者的那一刻，我就可以根据症状作出肺癌的预判断；然而作为女儿，从发现母亲的异常到带她去看病居然花了两周多时间。我的客观消失了。母亲之前快速消瘦，一年内瘦了10余斤；她的手指尖变成了杵状指，实际上是副肿瘤综合征中的肥大性骨关节病变；典型的夜间刺激性呛咳……一切都有迹可循，可我就是无法把它们与癌症联系起来，就是不能相信厄运偏偏会降临在自己的家庭，心存侥幸，不愿相信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不幸。

母亲做了手术，接受了化疗，遭受了大多数肿瘤病人都会遭受的虚弱、疼痛、恶心、脱发等苦难。那时，我的家庭仿佛被一团乌云笼罩，阳光再明媚，似乎也不会照在我们身上。人群拥挤忙碌，而我已经不是他们中的一员。街边的小吃摊散发出的香气，只是给那些生活在平凡的幸福中的人们的。大的世界还是那么正常运转着，而我们的世界正在寒风中枯萎。

该有的治疗都完成了。即使医生说肿瘤这种病没有治愈的说法，但我仍然想要通过各种办法把肿瘤从我的家庭中彻底根除；即使医生说这种病也许不久就会复发，5年的生存率很低，但我仍然觉得我的母亲会是幸运的那个。这些想法是无法通过客观的思考改变的，即使我自己也是一名医生。偶然看到一条项链，吊坠是一个圆形的贝壳，上面镶着金属的蝴蝶结丝带，看上去像个礼物盒子。我买下它，把它戴在身上，提醒自己——每一天都是一个礼物。

生存的意义是死亡的解脱所不能替代的，即使是带瘤生存

母亲常常念叨有3件事是她最不能接受的。第一，接受别人的帮助或恩惠却无力报答。第二，受尽疾病的痛苦折磨才死去。第三，为自己的病把家里的钱都花光。然而，就是她最不愿意做的3件事，却偏偏都在

她身上发生了。

2012年9月29日，母亲突然呕吐。我们都以为是她得了胃肠感冒，急诊医生开了头颅CT检查，我还觉得没必要。但是，检查结果显示她的颅内有一个肿瘤，符合转移瘤的特征。我再一次被自己蒙蔽。医者不自医。接下来，母亲的病情发展得让人难以置信：从呕吐到剧烈的头晕头痛，然后开始癫痫发作。在国庆节假期，10月2日她还可以自己走路，10月7日身体右侧已完全瘫痪。疼得受不了的时候，她总是哭着说让我死了吧。手术前两天，她突然不疼了，但大部分时间都在沉睡。医生跟我说母亲手术的预后可能不好，肿瘤的位置可能导致右侧瘫痪，而且复发率高，尤其是颅内复发。如果是这样，之前那些难以忍受的痛苦在颅内复发时还将重新经历一次……

母亲已经接近昏迷，如果这时候放弃治疗，可能她很快就去世了，也终结了她的痛苦。生存还是死亡？放弃还是挽留？是带着遗憾了断一切苦难，还是抓住渺小的希望冒险，却可能把母亲带到苦难的轮回中？然而，母亲的病来得太突然，我们还有太多的话没有说……我最终选择了治疗。

上天再次赠与我礼物，本来被预测右侧瘫痪的母亲经过锻炼右侧肢体竟然可以运动，继续锻炼以后还会更好。然而最大的礼物是，母亲术前的记忆竟然都消失了！我庆幸，若母亲真像医生说的那样复发，她忘记了那种痛苦可能比记得要好一些。我不知道这份安宁的日子能持续多久，我们还是把每一天都当做礼物，抓紧时间说想说的话，给母亲好的食物，带着她看美的一草一木。

我一直以为，如果母亲自己可以选择，她会放弃治疗。然而当我这么走过来，才发现在有希望的情况下，没有人可以决定别人的生死。当初在昏迷的间歇，母亲一会儿要求我们帮助她死亡，一会儿又质问我们为何还不给她做手术。曾经无数次说“要是能干脆地死去就好了”的母亲，现在又开始充满希望地活着，每天努力锻炼着行动不便的肢体。她还时常问我：“你说我以后还能出去玩么？”她不仅想活着，还想出去旅游，多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

有时候，我把奇异果切成小块放到酸奶里搅拌均匀，喂给母亲喝。她连连说：“好喝好喝。”这真的比任何事情都令人欣慰：当你的家人很久不能吃东西，费力吃下的食物最后都伴随着痛苦被呕吐出来，而终于有一天她能吃下食物，并能享受食物的美味，多好！我才明白，生存的意义是死亡的解脱所不能替代的，即使是带瘤生存。我很庆幸当时没有替母亲选择放弃。就如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所说：“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一位病人逝去的生命是无法因治好其他病人而弥补回来的

回头看看母亲的治病经过，她很不幸赶在国庆节假期看病，没有医生来给她手术。医院的理由是医生都放假了，母亲的病不属于急诊手术，推迟几天做不会有生命危险。母亲因此忍受了整整7天的高颅压，整整7天炼狱般的折磨！当我多次询问医生可不可以早点手术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我是在无理取闹，似乎放假才是坚不可摧的事情。

这7天里，母亲只能使用脱水药降低颅压，但给药量和间隔时间都是固定的。当母亲已经接近崩溃的时候，给药时间还没有到。我请求护士早一点给药，就早半个小时。护士只是冷冷地说：“还没到时间。”于是，母亲只能继续无助地挣扎，手几乎要抠到床板里。我只能陪在她的身边，跟她说话，不知道她能不能听到。我不忍心看她被折磨的样子，却又不敢不看她，仿佛我回避了，就是把她抛弃了，让她一个人承受所有的苦难。几天后，终于有一位护士看到母亲的样子于心不忍，在不影响治疗的情况下适当调整了给药时间，

并常常给予母亲一些安慰。

可以看出，母亲所经历的医疗是原则化的，而不是人性化的；是顾全大局的，而不是照顾个体的。他们只重视结果而忽略了病人的痛苦体验和疾病过程。然而，我想说的是，正是每一个个体组成了“大局”。如果每一个个体都要为“大局”而忍受痛苦折磨，“大局”的意义何在？

在术后放疗期间，由于医院没有专门的放疗病房，我们只能拖熟人让母亲住在介入科病房。医生从未查过房。一次，母亲高烧39摄氏度，持续了十几个小时，护士测4次体温均为发热，但医生竟对此毫不知情。医生认为母亲不是他专业内的病人，故可以不按时查房看病人。护士例行公事测体温并记录，然后就认为已完成了工作，而不去向医生报告病人发热的情况，说明护士只是完成了工作的程序，而忘记了工作的目的和意义。

为配合放疗，手术医院开了一种自费药让家属带走。医生看到我们从外院带来了这种药很不高兴，把我父亲狠狠教训了一顿，让本来就神经脆弱的父亲压力很大，总担心医生“不高兴”会对母亲不好。有时母亲病情有变化了，父亲都不敢去麻烦医生，怕医生又“不高兴”。其实越是重病人的家属，就越是脆弱无助，因为他们已经走投无路，他的家人命悬一线，他怎么敢惹这个握着家人性命的医生呢？

现在医疗纠纷屡有发生，与医护人员的失职不无关系。在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民众素质有待提高、个体心理上的扭曲、生活节奏过快、自我意识过强的层层面纱背后，医护人员态度冷漠、缺乏同情心，常常是医患矛盾激化的直接导火索。

医生面对很多患者，客观方面时间精力有限，主观方面同情心耐心不够。医务人员既无法成为一个耐心的倾听者，也无法成为一个悉心的讲解者。常把病人当做“他者”、患病体，而不是一个有感觉、有情感的人。面对的病人人数过多，就认为有失误是难免的，个别的失误在多数的“成功”背景下可以忽略。然而，生命对每个人都只有一次。医生要时刻记得，一位病人逝去的生命是无法因治好其他病人而弥补回来的。

若医生因得到太少就不肯付出更多，那他背叛的是自己

有医生认为，在有限的工资报酬下，付出与所得不成正比的辛苦劳动已经不公平，再付出情感与同情完全力不从心。这种想法会埋没我们最初的理想。若一位医生因得到的太少就不肯付出更多，吝啬自己的时间与精力，吝啬自己的关怀与同情，追求名声与金钱，那么他背叛的是最初的自己。

大多数人都有好的一面、坏的一面，善的一面、恶的一面。米奇·阿尔博姆在《相约星期二》一书中说：“人只有在受到威胁时才变坏，而这一威胁正是来自我们的文明社会，来自我们的经济制度。即使有工作的人也会受到威胁，因为他会担心失去它。当你受到威胁时，你就会只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你就会视金钱为上帝。这就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

实际上，你的行为将会激发出他人的哪一面还是取决于你自己。如果你愿意帮助、同情、理解他人，也许无法给予实质性的帮助，只是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和态度，那么那个人即便不感谢你，也至少不会故意伤害你。我想，至少对于大多数医患来说是这样的。

现在，面对母亲癌症的复发，我不再觉得阳光照不到我的家庭，不再觉得生活中的快乐与我们无关，虽然这次癌症来得更加凶险。

与生活讲和，面对生活给予的一切，做我们该做的，把每天都当做一个礼物，体会和看到我们曾经忽略的，尽量弥补我们曾经没有做到的。因为我们已经努力地活着，所以不再后悔，不再畏惧死亡。

篇四：医生的死亡之道

医生的死亡之道

几年前，我的导师、德高望重的整形外科医师查理发现自己肚子里出现一个肿块。他找外科医生做了检查，诊断为胰腺癌。这位外科医生是治疗胰腺癌的权威，发明过一套新型手术流程，将患者的5年生存期比例增加3倍，尽管谈不上什么生存质量。第二天查理回到家中，关闭诊所，从此再没踏进医院一步。他尽可能多与家人相处，于数月后在家中去世。他没有接受化疗、放疗或手术治疗，也没有用多少医疗保险。

尽管不常被人谈起，但医生的确也会死，而且他们死亡的方式与其他人截然不同。他们不同于常人的，不是比大多数人多用了一些治疗手段，恰恰相反，他们极少治疗。尽管总是时时刻刻在帮助别人抵御死神，但当他们本人面对死亡时，往往极为淡定。他们清楚地知道会发生什么，有什么选择，但凡想要的医疗护理，一般均能获得，但他们只是平静地离去。 当然，医生不想死，他们想生存。然而，他们太了解现代医学了，知道它并非无所不能。他们会与家人谈到这一切，确保在自己的那一刻到来时，家人不会试图采取任何夸张的救护措施——他们不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被人打断肋骨去做什么心肺复苏术。

几乎所有医疗专业人士都目睹过人们所受的“徒劳的关怀”。在生命临近终点时，医生将尖端技术施加在危重患者身上，令其在病痛之余，还要忍受无畏的苦难。病人的身体会被剖开，挺进导管，与机器相连接，灌入药物。所有这一切都会在重症监护室中进行，每天的费用高达上万美元。最终花钱买到的是什么？只有痛苦，一些我们甚至不愿强加于恐怖分子身上的痛苦。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医生同事轻声对我说：“答应我，如果你看到我受这种罪，就杀了我。”他们不是开玩笑。一些医务人员随身携带徽章，上面印着“不予急救”字样，告诉医生不要实行心肺复苏术。我甚至看到有医生将其做成文身。

医生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得天独后的医护服务？原因很复杂，与患者、医生和医疗系统都有关系。

要了解患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请设想一个场景：某人失去知觉被送往急救室。患者家属恐惧万分，当医生询问是否要“竭尽全力”时，他们的回答必定是肯定的。于是，患者的噩梦上演了。其实，家属的意思常常只是 “尽一切合理的努力”。问题是他们不知道哪些措施是合理的。身处困惑和悲伤之中，他们也对医生提出疑问，或者听听医生怎么说。在医生这方面，当然就会“竭尽全力”，不管措施合理与否。

上述情况司空见惯。问题的根源是人们对医生的能力期望过高。很多人认为，心肺复苏是一种有效的急救手段，其实，其效果往往微乎其微。我曾在急救室接收过无数经心肺复苏术抢救无效的病人。如果患者病情严重、年老或罹患绝症，心肺复苏术的效果就更不值一提，而就此引起的疼痛却令人难以承受。知识贫乏和错误预期会导致一系列糟糕的决定。 当然，患者并非产生问题的唯一因素，医生也有责任。麻烦的是，尽管医生们明白自己在“徒劳关怀”，他们仍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满足患者及其家人的愿望。再次想象一下急救室里满是悲痛欲绝、甚至可能歇斯底里的患者家属的情景。他们与医生互不相识，在这种情形下，信任和信心的建立是一件非常微妙的事情。为了节省时间、金钱或精力，人们早已做好了相信医生的心理准备，当医生建议需要进一步治疗时，他们会言听计从。

有些医生的沟通能力比他人更强，有些医生则更为固执，但他们所面临的压力都是相似的。从医数十年里，每当生死攸关的时刻患者家属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时，我会站在外行人的角度，将事情的风险清楚明白地解释一遍。如果患者或家属仍坚持要采用我认为毫无意义或有害的治疗方式，我会将其转给另一位医生或医院进行治疗。

但这些被转出去的病人仍令我无法释怀。我的一位患者是位律师，出身于著名的政客家族。她患有严重的糖尿病，血液循环很不好，而且，脚部已经出现疼痛。考虑到住院治疗对她的病情不利，我尽一切努力让她避免做手术，但她在医院外咨询了专家，而这些专家与我

没有联系。对于她的病情，专家们并不像我那样熟悉，他们决定为其双肢做血管拱桥手术，以便消除存在已久的血栓。手术并没有改善她的血液循环状况，刀口始终无法愈合。患者的双脚都感染了坏疽，最终被双双截肢。两周后，在一家著名的医疗中心，最坏的事情发生了，她因抢救无效而死亡。

在这个故事中，显而易见，医生和患者都难辞其咎，但在很多情况下，双方都是一种更大系统——鼓励过度治疗——的牺牲品。在一些不幸的病例中，医生们采用“医药费报销”的模式来做每件事，不管它多么没有意义，只要能赚钱就行。更常见的情况，是医生怕被投诉，对患者言听计从，为了避免麻烦，极少反对意见。

即使人们已有准备在先，这个系统仍会使人丧命。我曾有一位名叫杰克的男病人，78岁，常年患病，曾经历过15次大型外科手术。他对我说，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想再用呼吸机了。然而，一个星期六，杰克严重中风，推动意识，被送进急救室。医生们想尽办法令他苏醒，并在重症监护室里给他用上呼吸机。这是杰克最不愿经历的噩梦。当我赶到医院接手治疗后，我跟他的妻子及医院的工作人员交谈，出示杰克留下的护理委托书。然后，我拔掉了呼吸机，坐在他床边。两个小时后，他过世了。

尽管亲手写下了自己的愿望，杰克却没有如愿死去，医疗系统干涉了他。可事后居然有一位护士将我的做法报告院方，认为我在实施谋杀。当然，此事无果而终。杰克的心愿明白无误，已经白纸黑字写下来了。但警方的调查仍然令所有医生心有余悸。对我来说，不顾杰克的心愿强行使用呼吸机，将他的生命与痛苦多延长几周，要容易得多。如此一来，我还能多挣几个钱，医保也将额外多支付50万美元。无怪乎这么多医生宁愿过度治疗。

但医生绝不会将过度治疗用在自己身上。他们成年累月看到这样做的后果。几乎每个医生都能找到适当的方式，更好地减少痛苦，在家中平静地死去。临终关怀的宗旨，是为病人提供舒适和有尊严的照顾，让他更好地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光，而非徒劳的治疗。

几年前，我的表哥托什癫痫发作，后被查出肺癌转移到脑部。我安排他看了不少专家，得知要治好他的病，必须采取积极的治疗手段，包括每周到医院化疗3-5次，他也许还能活4个月。最终，托什拒绝任何治疗，只是吃药控制脑水肿。他搬来与我同住。

在接下来的8个月里，我们做了很多他喜欢的事，享受到了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欢乐。我们去了迪士尼乐园，他还是第一次去那儿；我们在家门口闲逛，每天吃我做的饭。吃着中意的饭食，而不是医院里的病号饭，托什甚至还长胖了些。他并不觉得特别疼，情绪一直很好。一天，他没有醒来。之后的3天他始终处于半昏迷状态，然后，他故去了。8个月来他的医保只用于购买一种药物，总花费约20美元。

托什不是医生，但他知道，人需要一种高质量的生活，而不是活得久。这不是我们大多数人的追求吗？如果在生命临终护理中存在着一种完美状态，那就是有尊严的死去。至于我，医生们已经知道了我的选择。不需要夸张的拯救，我将静静地步入永夜，像我的导师查理一样，像我的表兄一样像我的医生同事们一样。

篇五：我们应该如何面对疾病和死亡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疾病和死亡？

生老病死，本是生命的自然过程，而人们往往非常重视「生」，却刻意忽略了老、病，尤其是死。

一旦谁上了产科门诊的名单，就会有无数的小册子寄给你送给你，甚至还有专门的产前培训课，告诉准爸准妈们生孩子是个什么样，应该做些什么准备。

可我们何时见过有任何医院任何机构给你寄小册子，教育普通大众，尤其是老年人和他们的家属们，如果老人生病了，尤其是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会是怎么一个过程，应该做些什么准备，让这个过程顺利平和？其实这是个比生孩子更普遍的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将要面对的问题。

最后的安详

我在美国住院医培训期间，曾经和一个从事临终关怀的护士一起出诊，那是一个心衰的老太太，三天两头就得送医院，预计不会超过 6 个月了。

最后老太太和儿女们都决定，不要再往医院送去抽血输液检查折腾了，就在家里实行临终关怀照顾和治疗。

老太太住到了自己熟悉的家里，家里备有临终关怀药箱，护

士每周去看望她一次，根据症状调整药物的剂量。

我看到她的时候，她睡在一间布置温馨的房间里，身上盖着十多年前她自己手织的大花毛毯，穿着一套别致的小花睡衣，手里甚至还握着一只可爱的绒毛小熊。护士刚给了她一针小剂量的吗啡，她睡着了，看不出有什么痛苦，很安详。儿女们都围在身边。

那幅平和安详的画面，和我曾经在国内的医院里看到的，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在痛苦中离世的场景有天壤之别。 什么是舒缓医疗？

舒缓医疗，是一门源于临终关怀运动的医学分支学科，不以治愈疾病为目的，而是专注于提高患有威胁生命的疾病的患者的生活质量，并帮助他们的家庭一起面对这个时期的困难和问题。

它主要通过预防和减轻患者的痛苦，尤其是控制疼痛和其他疾病相关的症状，为患者和家属提供身体上和精神上的抚慰和支持。

舒缓医疗不仅可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甚至有可能对疾病的进程产生正面影响。

曾有针对晚期胃癌患者的研究，发现实行舒缓医疗的病人，与直到生命最后仍不断进行各种有创检查治疗的病人相比，生命的最后阶段，不仅活得更好，也活得更长。

世界卫生组织于 1990 年提出了舒缓医疗的原则：

维护生命，把濒死认作正常过程；

不加速也不拖延死亡；减轻疼痛和其他痛苦症状；

为病人提供身体上、心理上、社会上和精神上（即身、心、社、灵）的支持直到他们去世；

在患者重病及去世期间为家属提供哀伤抚慰和其他帮助。

有尊严地离开

与舒缓医疗紧密相连的，是临终关怀（Hospice），专门指对于预期生命不超过六个月的病人，通过医学、护理、心理、营养、宗教、社会支持等各种方式，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得以尽量舒适、有尊严、有准备和平静地离世。

对于时日不多的病人，我们医院在肿瘤病房区内专门划分出了一片临终关怀病房，宽敞的单间，布置安静优雅，尽量减少医护人员对病人不必要的干扰，不再进行任何抽血化验和有创治疗，如果病人信仰宗教，会有宗教神职人员为病人和家属做抚慰和祷告，让病人可以尽量舒适地和家人一起享受最后时光。

对于预期生命超过一周但少于六个月的病人，舒缓医疗团队会提供家庭临终关怀服务。家里会准备有临终关怀药箱，有吗啡等镇痛药，有吸氧装置，临终关怀护士会定期上门探访，根据病人情况适当给予药物缓解症状，但不会再抽血化验，当病情恶化时，也不会再折腾病人来住院。

舒缓医疗也不一定非要等到生命的最后阶段，而是在疾病尚早期就可以参入，并且可以和其他治疗手段配合，对病人最好。比如已经多处转移的晚期癌症患者，癌症转移造成局部梗阻症状，这时候，进行化疗企图治愈疾病已经希望不大，但依然可以进行舒缓化、放疗（Palliative Chemotherapy or Radiation Therapy），缓解梗阻而达到改善病人症状的目的。 又比如，使用利尿剂减轻病人肺水肿、下肢水肿的情况，给予吸氧、使用药物减少呼吸道分泌物以改善病人呼吸困难，使用吗啡镇痛等等，这些都是舒缓医疗的治疗手段。因此，舒缓治疗绝不是放弃治疗、不再治疗，而是专注于改善病人的症状和减轻痛苦。

被逐步接受的舒缓医疗,舒缓医疗作为一门学科，建立 50 年来，在西方社会已逐渐被广为接受。

在美国，很多医院都有专门的舒缓医疗团队，当主管医生觉得病人需要时，就会请他们来会诊。

他们和临床一线医生相比，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和病人及家属沟通，详细介绍病情及预后，了解病人和家属的真实想法、顾虑和困难，并帮助病人和家属理解治疗重心的转移、建立起双方共同认可的治疗目的，帮助他们更充分地准备和计划好下一步。

很多病人入院前已有「生前预嘱」（Advance Directives），很清楚地写明了自己在面对不可治愈的疾病来临时的愿望，包

括愿不愿意进行心外按压、气管插管、中央静脉插管、升压药物的使用、依靠胃管饲食存活等等。

没有生前预嘱的病人，舒缓医疗团队会和他们讨论这些内容，达成共识后，会在病历里签署「不实施心肺复苏」的预嘱， 这样在病人病情恶化的时候，所有医护人员都能了解到病人的这一愿望，避免不必要的人为干预和抢救损伤。 在亚洲，首先进行舒缓医疗的是日本。纳入医保后，99% 的日本人选择通过舒缓医疗步入死亡。在台湾，舒缓医疗被称为「安宁疗护」，当医生判断末期病人生命只有六个月时间，就会启动法律程序，病人预立医疗相关遗嘱，放弃有创抢救，进入安宁疗护阶段。

如何面对衰老，疾病和死亡

在国内，既使是在医疗工作人员中，仍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对这一概念和学科严重认识不足；而在普通民众中，更是只认可积极抢救，回避死亡。

在中国每年 900 万的死亡人口里，有 270 万人死于癌症——晚期癌症疼痛的发生率高达 80%。

和百万量级急需关怀的临终者相对的，是匮乏的临终关怀机构。以中国最发达的两个城市北京和上海为例，上海的临终关怀床位也不过千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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