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歌曲中华要兴起

篇一：基督教诗歌

《如果你想知道》

如果你想知道 爱在哪里 爱 就在你我的周围 如果你想知道 爱在哪里 爱 就在每个笑脸上

如果你想知道 爱在哪里 爱就在成长生命中

如果你想知道 爱在哪里 爱 就在父母的心里

爱在哪里 爱在哪里 爱 就在神的爱子里 爱从何来 爱从何来 爱 它是从神而来

《基督我主》

敞开我的心歌唱

我要敬拜我的王

天地齐声来宣告

耶稣基督名至高

就算面对风和浪

一定有你在身旁

当生命没有盼望

你荣光必会照亮

x4 赞美我主

《宝贵十架》

主耶稣 我感谢你

你的身体 为我而舍 带我出黑暗 进入光明国度

使我再次能看见

主耶稣 我感谢你

你的宝血 为我而流 宝贵十架上 医治恩典涌流

使我完全得自由

宝贵十架的大能 赐我生命 主耶稣 我俯伏敬拜你

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

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我要敬拜主耶稣直到永远》

我要敬拜主耶稣 直到永远 我要敬拜主耶稣 直到永远

虽然狂风大浪不断侵袭

在我生命中

我仍要敬拜耶稣 直到永远

我的阿爸父

孩子在此恳求你

愿我全心全人 讨你喜悦

我的阿爸父 你是我的力量 愿你照著你旨意 保守我

《我灵渴慕你》

我灵单单渴慕你

我心深深思念你

在干旱疲乏之地

我心何等渴慕你

我要更加亲近你

你是我唯一良友

当我回想你恩典无限 我心更加爱慕你

我的灵渴慕你 我的心思念你 哦 渴慕你 哦 渴慕你

我灵何等渴慕你

篇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2012至2013学年度第二学期）

科 目 基督教文化

任课教师 姜宗强

姓 名 沈煜泽

专 业 思想政治教育

学 号 201031010134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摘要：基督教曾经在中国大地上有因为改朝换代而消失的历史经历，也有反复传播的失败教训。但这却为基督教传入中国奠定了基础。新中国建立以后，三自爱国运动使中国基督教在中国大地上生存下来，实现了中国教会在基督里的合一，使基督教会开始了“自治、自养、自传”的独立自主。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本色化运动、自立运动。

引论：进入现代以来，教会在世界上更广泛的地域中发展，也与各种新的思潮相结合，又不断有各国教会中的先进人士努力倡导教会的本国化，使教会逐渐深入各民族文化之中，从而对整个世界也产生了更深的影响。早在635年基督教作为景教传入中国，以后又屡次传入，但未能长期扎根。近代西方许多基督徒努力将福音传入中国，可惜在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时期受到污染。我国的基督徒对此发起了自立运动，同情支持社会上爱国民主运动，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况下无法实现教会的自由，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有了改变。

一、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1807-1842）

1.马礼逊简介

基督教新教入华要比天主教晚得多，当新教在19世纪初尝试着向中华腹地突进时，它不仅要小心面对帝国的禁令，还要忍受以澳门为基地的欧洲天主教的敌意和排挤。客观情势使初来到的新教不得不采取从边缘向中心突进的策略。 新教首位来华的传教士是英国伦敦的马礼逊（1782-1834）。马氏出生于英国北部的一个贫穷之家，早年受其一位担任小学校长的舅父影响而对治学产生了较浓的兴趣，学习过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1802年进入霍克斯顿学院，1804年转入勾斯坡学院，在那里接受传教训练。1805年，马氏赴伦敦学习医学、天文，并从华人杨善达学习中文，在伦敦马礼逊得到了白日昇的圣经中译本的抄本，这成了为他日后在华传教工作的重要资源之一。1807年1月8日，马礼逊在伦敦按立为牧师，随即受伦敦会派遣赴华。由于当时垄断对华贸易的东印度公司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而百般阻挠，马礼逊不得不绕道美国纽约。在美国，马礼逊与费城的一些传教团体建立了友谊，并成功地获得了国务卿麦迪逊写给美国驻广东的领事卡林顿介绍信，5月12日，马礼逊搭乘美国商船“三叉戟号”，穿越大西洋，绕过好望角，经马来西亚到达澳门，并于9月8日抵达广州。在广州，他受到美国领事的接待。1808年马礼逊转往澳门，隐居东印度公司?。

2、马礼逊的传教事工

1809年马礼逊与东印度公司一高级职员莫敦博士的女儿玛莉结婚，后又应聘为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中文译员，使他有了合法留居广州的身份(当时外国人只许在夏季进出广州，传教士则一律禁绝），由于清政府严禁传教，自1809年起他供职于澳门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一边工作，一边传教著书，编着宣教小册子。1810年马礼逊开始将《新约全书》译为中文，并刻印《使徒行传》中译本。1813年《新约全书》中译本在广州问世发行2000本。

1811年嘉庆皇帝重申传教，习教治罪条列，并对禁教不力的官员规定处罚条列，各地官员深恐受责，纷纷认真查办，结束发现全国各地各省都有潜入的传教士。于是，驱逐传教士、惩罚教徒的案件时有发生，至1840年秘密进入内地的外国传教士约有30名，信徒约有20万人。1813年英国伦敦布道会派遣传教士米怜入华，在他的协助下，1819年，马礼逊译竣《旧约全书》并于1823年在马六甲出版。将《新旧约全书》完整地介绍到中国，马礼逊当推第一人。中国工人蔡氏兄弟，蔡高、蔡兴、和蔡三还有梁发参与了《圣经》的刻版印刷和出版，1814年马礼逊在澳门海滨小丘旁，流下的泉水中，为第一名中国新教信徒蔡高施洗。 1824年马礼逊按立梁发为第一位中国牧师，继承马礼逊在广州的传教工作，梁发著有许多宣教小册子，刊印于1832年《劝世良言》一书，日后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818年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创办中国第一所西式学校“英华书院”，该校以中英文施教，课程有神学、数学、历史、地理等科，开基督教的现代教育之先河，1825年开始招收女生入学，1843年该校迁往香港。 马礼逊是第一位来中国新教传教士，他大多时间都花在圣经的翻译工作上，1834年马礼逊因病去世，经年52岁，葬于澳门?。

二、新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1842-1907）

在基督教初传时期，可以看到当时传教士们面临着重重困难，而且传教工作的效果也很不明显。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终于打开了中国关闭已久的大门，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特别是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传教士可以自由出入五口通商，基督教终于可以凭借条约所赋予的特权，得以在中国传播了。1842年以后，尽管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仍然缓慢，但广泛的传播，随着不平等条约的评定，终于来到了。可以说，如果没有鸦片战争以及以后的一系列的侵略战争，基督教入中国还得需要更长的时间，也会现出另一种传教过程。鸦片战争既给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同时，也成为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殖民主义拉上了永远也割不断的关系。这是后来中国人民反教以及一系列教案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1、不平等条约和基督教在华的活动

在《中英南京条约》以其补充条款中，英国取得最实惠待遇，以在通商的五口租

地建屋，永久居住。1844年签订的《中美望夏条约》规定可以在通商口岸建礼拜堂。同年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除规定可以在通商口岸建教堂外，“还加上有中国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谨重惩”。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对这些条约均表欢迎。因为历史100余年的禁教已开始松动了。

1856年，法国借口马赖神甫在广西西林县被杀一事，联合英国发动了第二鸦片战争。1858年，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炮台，清政府被迫与英、法、俄、美等国签订《天津条约》允许传教士自由进入内地传教，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清政府有被迫与英、法、俄等国签订了《北京条约》。在《中法北京续约》中，法方私自加上“任法国传教士在各地租买土地，建造自便”。自此，外国传教士可以公开在中国内地购地置房，建堂传教了。

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势力在19世纪下半叶都增长很快。在其统计资料的25个省中，有21个省是在1860至1900年间传入新教的。1807至1842年间，在华的传教士24人，受洗教徒不足20人。至19世纪末，有新教传教士1500人，教会团体61个，新教徒约有9.5万人。新教的几大宗派，如信义宗、长老宗、圣公宗、公理宗、浸礼宗、监理宗等都已传入中国。此后，还有跨宗派的对华传教组织，如英国传教士戴得生创建的内地会等?。

2、太平天国与基督教

1851年，爆发太平天国革命。

洪秀全在1843年屡试神后，重读梁发所著的《劝世良言》，深受启迪，于是自施洗礼，并和冯云山创拜上帝会。1847年春，洪秀全与洪仁玕到广州，从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罗孝全学基督教教义。7月洪秀全回到广西，与冯云山共同制定宗教仪式和《十款天条》，以演变了的基督教教义和中国农民革命的传统相契合，以追求人间平等为呼号，创立了中西合并的宗教，当时信徒已达数千人。1851年1月在广西金田揭竿而起。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席卷半壁江山。郭士腊修订出版的新约《救世主新遗照书》为太平天国采用，广为流传；不过其中甚多删改。洪秀全对基督教只是一知半解，加以改造利用；当上王之后三宫六院，只顾奢侈享受，其间或捧起《圣经》随己意曲解和取舍。洪仁玕则于1853年在香港受洗，在香港伦敦会担任传道人4年，并研习西学，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学习西方先进制度的政治思想家。1859年，洪仁玕抵达天津，受封为干王。他在《资政新篇》中提出中国近代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资本主义建设方案，由于战争环境此方案未能实施；对拜上帝会的宗教和组织，他曾想改良，但已积重难返。1864年，太平天国在中外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拜上帝随之消亡?。

3、反洋教斗争与义和团运动

19世纪后半叶是中国历史上的教案多发期，当时发生了很多教案，例如青浦、

西林、扬州、天津等教案，这些教案是针对当时的传教士，所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分裂、暴动、西方列强的干涉，和清政府所遭受的严重压力和打击。

到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已日益明显。中国人民面临着信仰，民族和生存危机，终于爆发了义和团运动。此运动是民族矛盾空前激化所引起的政治性运动，而不是宗教以内的，不过在这场运动中的确杀害了不少传教士和教徒被杀害的人中固然有一部份是不法传教士和教徒，不过一部份传教士，儿童和绝大多数中国教徒都是无辜的，他们不幸成了帝国主义在华侵略政策的替罪羊。 义和团运动成为全国性改洋教斗争的高潮，对后世有较为深远的影响，为基督教文明而战的联军不仅进行一般的烧、杀，而且野蛮的践踏中国人做人的尊严，并且是由侮辱中国文化的象征?。

三．二十世纪初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发展

二十世纪初叶，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剧烈动荡的年代。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建立民国，及军阀混战等一系列的大事件。基督教为了适应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相应的改变了传教方针和方法，教会在19世纪后半叶有很大发展。

新教的传教方针与天主教有所不同。天主教重视吸收教徒，中下层民众占教徒的大多数。新教重视扩大影响，因而比天主教更注重开办文化教育和医疗事业，同时，也更注重在青年与学生中传教。

二十世纪初叶，新教比天主教注重教育，尤其是高中级学校。新办或由学堂扩展为大学的就有多所，其中最著名的有上海圣约翰大学，杭州之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南京金陵大学等。此外还创办了大量的中小学。在1949年以前的20年中，教会大学的毕业生占全国大学生的十分之一。一些教会学校强迫对学生进行宗教教育并灌输奴化思想，因此，在二十年代曾有声势浩大的非基运动。

新教还特别重视医药传教事业。1936年，有260所教会医院。新教所办的教会医院中有些很有名气，如北京协和医院、南京鼓楼医院等。我国最早的一批受过现代西医教育的医生和护士，也多是从教会所办医学院护士学校中毕业的。在当时缺少医药的情况下，这些医院为很多患者解除了病痛。当然，新教开办医疗事业还是为了传教。

二十世纪上半叶，新教的发展速度比天主教发展更快。到1920年，教会团体有130余个，教徒有36万人。1935年，教徒达到51万人，至1948年，则达到70余万人，比1900年增长了6倍?。

四．本色化教会与教会合一运动

由于基督教传入近代中国的特殊的历史背景，20世纪初叶，中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动荡。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在民众中输入了民主思想，复苏了民族自觉意识。基督教作为一种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活动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洋教”，自然受

篇三：基督教为何在中国兴起

基督教为何在中国兴起？

2014-12-25 来源：FT中文网

站在炎炎烈日下，目睹着十几台推土机在三江教堂的墙垣间横冲直撞，戴先生（音译）感到莫大的悲伤和担心——既担心自己，也担心他的基督徒教友的未来。他说：“大批警察封锁道路和周围的山。他们之前已经切断整个区域的供电，切断手机信号，试图阻止任何人靠近。”

戴先生假扮拆迁人员，成功越过外围由防暴警察组成的警戒圈，挤进半山腰的一群教徒中，目睹着庞大的教堂被强拆。“语言形容不出这场面有多让人心痛，”这位虔诚的基督徒说道。他从另一片教区赶来，加入到试图保卫这座教堂的教徒行列中。“我只是不住想到耶稣的话——?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他们没有意识到，但他们定会遭到神的审判。”

2014年4月28日，这座屹立于中国沿海城市温州市郊的新教大教堂被拆毁，标志着政府大张旗鼓地开始打压基督教这一在中国发展最快的宗教，而中国名义上是一个无神论国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如今有大约1亿基督徒，多于拥有8670万党员的执政党——共产党。按照西方的思想传统，现代性理应带来世俗化，但在共产党执政的现代中国，伴随现代性出现的却是曾被贬为“人民的鸦片”、因而遭禁的各种宗教大举卷土重来。

或许最让人惊讶的是，既属于“外国”宗教、又与之前以炮舰和帝国主义为代表的时代存在紧密联系的基督教（尤其是新教教派），在争夺中国人心灵归宿的竞争中成为大赢家。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中国很有可能在未来15年内成为全球基督徒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威权领导人既鄙视又担心任何不受自己直接控制的力量，对他们来说，这一看似不可阻挡的趋势非常令人不安。

温州三江教堂被拆毁，标志着政府遏制基督教崛起行动的开始。政府的行为包括骚扰和拘押教徒，拆除温州及浙江省各地的十字架和教堂。左图为2014年4月28日的教堂，右图为一天之后的场景。

“到2030年，中国的基督教徒数量几乎肯定将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共产党对此非常警惕，”

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表示，“中国官员经常援引波兰的经历，他们认为当年天主教会帮助推翻了波兰的共产党统治。虽然两国的国情并不真正具有可比性，但是党仍将基督教视为需要压制的严重威胁。”

4月份，政府无视数千名在三江教堂边上搭营抗议数周的当地基督徒，强行拆除了该教堂。这座教堂历时6年建成，成本约为3000万元人民币（合310万英镑），形似摩门教徒的礼拜堂，顶上是一个红色大十字架。它的拆除只用了不到一天。之后又有几座教堂被毁，整个温州乃至浙江省各地多达300座教堂上显眼的十字架也被当局强拆，有几次强拆发生在当局与教徒激烈对峙之后。数百人被短暂拘留，一些人至今仍然在押，面临通常被用于惩罚政治异见人士的含糊罪名。

温州和浙江政府在公开场合声称，拆毁教堂和拆除十字架只是在执行有关城市规划和违章建筑的规定。但根据对数十名教徒、宗教学者、分析人士和地方官员的采访，以及英国《金融时报》看到的文件，很清楚拆毁三江教堂是一场持续一年的联合行动的开始，旨在遏制基督教在浙江省的发展。

对于担心这一“颠覆性”宗教传播的政府而言，基督教徒人数众多、在中国素有“东方耶路撒冷”之称的温州是个明显的靶子。直到不久以前，市区和周围农村林立的装饰华丽的大教堂和巨型的霓虹灯十字架是温州最引人注目的特色之一。当地教会团体估计，温州人口中至少有10%——逾120万人——经常参加新教礼拜活动。就像在中国其他地区一样，天主教徒人数少得多，但也有数十万。今年，天主教徒也被迫拆除十字架，受到骚扰，因为“非法”礼拜活动受到的监视和拘禁有所增加。

理论上，宗教自由得到中国宪法的保障，但在实践中，一切宗教组织必须获得政府的批准，其活动受到严格的管控和监视。访华的外国客人如果来到官方批准设立的教堂，首先便会注意到警方的监控摄像头，它们安装在教堂内的显眼位置，目的是监视从事礼拜活动的牧师和教徒。中国天主教徒只被允许参加中国天主教爱国会(Chinese Patriotic Catholic Association)控制的教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直接向共产党报告，

不承认教皇，也不与梵蒂冈维持关系。中国新教徒理论上只能参加由官方的“三自爱国教会”(Three Self Patriotic Movement)运行、不分宗派的新教教会。

政府声称中国只有约2300万名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但即便是负责编纂和公布这些数据的官员也承认，该数字对实际情况的低估严重到了荒谬的程度，捏造这样的数字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参加官方“合法”教会的人数已经远远不止2300万人；不仅如此，中国还有数千万教徒参加未经官方承认或批准的地下“家庭教会”。这几万个地下教会（包括天主教和新教，但主要是新教教会）理论上是非法的，但往往得到地方官员的容忍，有时甚至被允许公开活动，前提是它们不公然“搞政治”。

中国许多较有吸引力的地下教会坚信“千禧年主义”（millenarian，即相信太平盛世终会到来——译者注）。殉难以及国家的迫害实际上让它们更加来劲；它们欢迎打压，视其为自己作出宗教牺牲的证明。这往往使得政府的镇压效果不佳，甚至适得其反。直到不久以前，浙江省（尤其是温州市）还被视为政府包容地下教会兴起的正面榜样。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温州对我们而言都是一个温和、包容的地方。温州人将基督教传遍全国各地是出了名的，”一家地下教会的牧师表示，该教会有8000多名教徒。他要求保密身份，因为当局曾警告，如果他接受国际媒体采访，将面临牢狱之灾。“直到不久以前，我们和政府之间存在大量信任和合作，家庭教会的礼拜人数总是远远多于官方（即政府批准的）教会。”

这位中年牧师和两位较年轻的男性教徒同意在一个深夜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地点是在温州远郊一条小巷的一间安全屋。这间位于四楼的小公寓灯光明亮，墙上贴满了教会慈善项目的照片、圣歌的曲谱以及宗教圣像。一只大蟑螂爬上紧挨着卫生间的墙角。

两位年轻的教徒紧张地坐着，边剥边吃葵花籽，每当听到屋外传来脚步声，两人会轮流起身在门边听着。牧师本人开一辆新买的小轿车，看起来与普通的中国商人无异，但口音浓重的普通话透露出的抑扬顿挫，表明他擅长于激励人心的讲道。

他介绍了独腿“苏格兰农民”传教士曹雅直(George Stott)将新教传到温州的历程。曹雅直1867年来到温州，一呆就是23年。英国循道公会传教士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接手了曹雅直的工作，他1882年来到中国，在温州住了29年。苏慧廉的《论语》译本备受称赞，1920年回到英国后，被任命为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中国语文教授。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数目渐增的温州教徒经历了历届政府的镇压和排外运动的压迫，但他们遭遇的最严峻考验是在信奉无神论的共产党1949年执政之后。1958年，浙江省和温州市被指定为消灭宗教试点地区，这场运动在1966至1976年血腥、混乱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顶峰。当地基督教团体表示，即便是在“三自”官方教会被赋予清除新教任务的十年动乱期间，温州地下教会的教徒人数仍然增长十倍。在温州，许多人担心当下拆除十字架、拆毁教堂的行动是20世纪50年代政策的再现——浙江再次成为试点地区，为更大规模的宗教压迫行动铺路。

当前行动的直接负责人是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据称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紧密。当地官员和数名自称知情的人士表示，夏宝龙是佛教徒，在个人层面对全省各地涌现的大教堂和十字架觉得反感。但数名研究中国宗教政策的专家表示，如果没有中央的明确批准，这样大规模的协同行动绝不会被允许发生。

该结论得到一个事实的支持：被拆的三江教堂并非由“非法

”的地下教徒修建，而是官方的三自爱国运动的一个获得批准的分支建造的。“相当清楚的是，此次行动象征着全国层面的宗教政策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浙江和温州被选为试点，以观察国内外的反应，”傅希秋(Bob Fu)表示。傅希秋曾是中国的异见牧师，后来建立了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的基督教非营利组织对华援助协会(ChinaAid)，该组织的宗旨是争取中国的宗教自由。傅希秋称：“过去一年里全国各地有数千名教徒被拘押，我认为，这场打击基督教的运动在规模和蛮横程度上是文革之后未见的。”

英国《金融时报》数月以来多次试图与中国的中央和省级宗教管理部门交谈，但没有任何官员同意接受正式采访或对当前政策进行澄清。

那么，是什么引发了这场旨在遏制基督教在华影响力上升的行动？浙江省运动发生的背景是一项覆盖范围更广的打压政策，自从习近平主席两年前掌权以来，该政策已导致数十名温和派知识分子和批评人士被羁押，各种形式的异见受到严厉压制。一些分析人士提到习近平高调弘扬“中国人的”宗教和传统，如佛教和儒学。他们表示，目前的反基督教运动与习近平对西方的怀疑有关，甚至可能与他暗地里也许信佛有关。习近平在被提拔至中国最高领导层之前，曾在浙江担任了5年的省委书记，这意味着浙江省的运动更不可能在未经他点头的情况下发生。

北京方面的意图不是镇压基督教乃至所有宗教——即便这确实是目标，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是迟滞它的迅速兴起，置其于更强的控制之下。除了发展速度之外，党还非常关注皈依基督教的人群类型。20世纪80年代，在政府解除对宗教信仰的限制、整个国家在文革过后迎来复兴之时，中国的基督教徒主要是贫困、农村、未受教育的人士，而且多为女性和老年人。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基督教徒八成生活在贫困的农村地区。

如今，新信教者多数来自繁荣的城市，受教育程度和影响力日益增加，对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要求越来越高。

而在放弃了空想共产主义和围绕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后，党在过去30年里也一直依靠这些中产阶层人士的支持。20世纪80年代初，党作出了痛苦的改变，从试图消灭宗教和古老文化，转向告诉人民“致富光荣”。如今，在经历了物欲横流和不平等加剧的几十年后，就连中国的高层领导人也叹息，现代中国社会充斥着犬儒主义和物质主义，缺乏理想和道德。

为了填补这种道德空白，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诉诸于旧方法和旧符号，煽起对日本和英国等昔日侵略者的民族主义仇恨，并且重新搬出上世纪60年代那套宣传套路。普通百姓再一次被铺天盖地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包围，如不知疲倦的石油工人“铁人”王进喜，以及偷偷给战友们洗袜子的模范战士雷锋。但对于日益精明和世故的城镇中产阶层而言，这些灌输“传统”价值观的努力只能凸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多么空洞多么苍白。这些英雄形象让许多人注意到中国体制的矛盾——号称社会主义，却连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也有困难，而顶层被一小群积累了巨额个人财富的威权政治精英所垄断。

楚延庆是中原家庭教会的牧师，该教会于2004年在北京郊外的一家酒店成立。它的24名成员多为政治活动人士，他们持续受到当局的监视和骚扰。楚延庆曾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的学生示威者，该运动最后遭到流血镇压。那段经历给他留下创伤，产生深深的幻灭感，最终促使他在2003年皈依新教。他和他的小教会正是中共最忌惮的组织有方的基督教徒政治活动分子。

他滔滔不绝地描述道，中国社会的瓦解，开启了他所称的基督教当下在中国的“黄金时代”。“中国比以前富有得多，大多数人够吃够穿，但没有精神上的营养；既然我们的物质需求得到了满足，我们便需要言论自由、人权以及文化和精神上的食粮，而基督教能提供这些，”楚延庆表示，“事实上，唯一能匹敌共产党权力的力量就是基督教，基督教是中国唯一的希望。”

基督教首次接触到中国是在公元7世纪，由信奉聂斯托利派(Nestorian)的东叙利亚教徒传入。罗马天主教教士13世纪抵达中国，14世纪初的北京（即元首都大都——译者注）甚至短暂出现过方济各会大主教。但大多数中国人、乃至大多数中国天主教徒认为，基督教正式进入“天朝”是在1601年，会说中文的意大利籍耶稣会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建立了长驻的传教团。

之后的100多年里，耶稣会传教士得到中国君主的容忍，甚至被请入皇宫，让他们与东道主分享西方的技术和艺术知识。但随着18世纪末罗马天主教廷颁令禁止多项中国习俗，清朝皇帝宣布基督教为非法，对被发现在华传教者一律处死。

率先在中国传播新教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于1807年抵达中国，开始学习中文，翻译《圣经》，而当时这两种行为均可被处死。马礼逊还兼任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在日后的两次鸦片战争和其他外国侵华战争中，这一点成为基督教和中国所受屈辱之间紧密联系的象征。在将香港等地割让给西方战胜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明确列入了允许传教士向中国人传教的条款。但即便有此相助，新教传教士仍然算不上特别成功。马礼逊在中国传教27年，仅仅说服25人皈依。到了1900年，历经数千名传教士将近一个世纪的努力，中国新教徒的人数也只有10万。

共产党1949年革命胜利时，中国有约80万名新教徒，人数远远少于大约300万名天主教徒，而当时中国人口为5.4亿人。2010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估计中国约有900万名天主教徒，逾5800万名新教徒。根据每年增长10%的保守估计，杨凤岗等人推测目前中国的基督徒总数已有1亿人左右。在天主教徒人数增速慢得多的同时，新教教会（尤其是“非法”的家庭教会）在全国各地迅速蔓延，新教的发展速度甚至快于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佛教。

耶稣会会士、学者魏明德(Beno?t Vermander)继承了利玛窦的传统，他是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终身教授。他在谈及中国的“信仰市场”，以及新教为何能够成功满足这个市场的宗教信仰需求时，听上去颇像个经济学家。

篇四：《中国音乐简史与欣赏》复习资料

1.简述萧友梅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的贡献 。

答： 1927年萧友梅与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所专业音乐学院——上海国立音乐院。这是中国第一所专业音乐院，为音乐教育事业与培养专业音乐人才奠定了基础。 他致力于音乐教育事业，为创立和发展中国近代专业音乐教育作出重要贡献。 萧友梅在音乐创作和音乐学方面也有显著成绩，音乐作品主要有弦乐四重奏《小夜曲》钢琴曲《哀悼引》、《新霓裳羽衣舞》，大提琴曲《秋思》及《问》、等100多首声乐作品，音乐学著作主要有《和声学》、《普通乐学》、《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等。二十世纪中国的音乐教育，萧友梅是最有贡献的人之一。

2. 学堂乐歌及其代表性作曲家及作品？

答：学堂乐歌指的是20世纪初期，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而兴起的歌唱文化，一般指学堂开设的音乐课或为学堂唱歌而编创的歌曲。中国近代的新音乐以学堂乐歌为代表，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作为中国音乐历史上的新品种，学堂乐歌的出现不仅有着深刻的社会的内因，还有着鲜明的外力作用。它“对于学校音乐教育的启蒙，对于中国走向近代化社会的行程，起到了促进作用”。代表性音乐家及作品：沈心工，《竹马》、《春游》等。李叔同，《祖国歌》、《送别》、等。曾志忞，《练兵》、《海战》等。

3. 新歌剧。

答：新歌剧是我国近现代出现的一种融音乐、文学、舞蹈等不同形式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它既有别于传统戏曲，又不同于西洋歌剧。《白毛女》是新歌剧的标志性作品，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新歌剧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4. 八音分类法

答：八音分类法：中国古代乐器分类方法，又称八音或古代八音是周代按照乐器制作材料的不同进行分类地方法。分为金、 石、土、木、丝、竹、匏、革。

5. 汉乐府

答： 汉乐府：指秦汉时期宫廷音乐机构沿袭至隋代其所撑内容以俗乐为主，主要只能是搜集民歌、编创名曲、培养音乐人才。汉武帝时期达到强盛时期。领导人有李延年、张仲春、司马相如等。

6. 简述近代西洋音乐的传入？

答：西方音乐文化主要是通过基督教会的宗教歌咏、新式军乐队的建立、新式军歌的发展，以及新制学堂唱歌课（即学堂乐歌）的开设和发展这几个途径，不断深入到中国各阶层人民的音乐生活中，不断增强它们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的。

7. 简述李叔同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的贡献。

答：李叔同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先驱、中国话剧的奠基人。他是中国第一个话剧团“春柳社”的主要成员。特别是在话剧的布景设计、化妆、服装、道具、灯光等许多艺术方面，更是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启蒙作用。在音乐方面，李叔同是作词、作曲的大家，也是国内最早从事乐歌创作取得丰硕成果并有深远影响的人。他主编了中国第一本音乐期刊《音乐小杂志》。国内第一个用五线谱作曲的也是他。他在国内最早推广西方“音乐之王”钢琴。他是西方乐理传入中国的第一人，还是“学堂乐歌”的最早推动者之一。他编辑出版的《国学唱歌集》，被当时的中小学取为教材，他创作的歌曲内容广泛，形式多样，主要分三类。一是爱国歌曲，如《祖国歌》、《我的国》二是抒情歌曲，如《春游》、《送别》等；三是哲理歌曲，如《落花》、《月》等。李叔同的歌曲大多曲调优美，歌词琅琅，易于上口，因此传布很广，影响极大。

简史 （上册）

1 六代之乐指历代传下来的六部大型乐舞 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大韶》，禹时《大夏》，商时的《大濩》，周初的《大武》

2.从西周到春秋战国，乐器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弦乐器有琴，瑟，筝，筑之分，吹乐器有管，笛，竽，笙之别。

3.八音分类， 按制作材料将乐器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

4.汉魏南北朝的乐府音乐，主要有相和歌，清商乐，鼓吹乐 三大类

5.乐府音乐来自各地民间，风格多样，有所谓平，清，瑟，楚，侧等不同的乐调；包括三种不同的音阶：古音阶（雅乐音阶），新音阶（清乐音阶），侧商音阶（燕乐音阶）。

6.唐代管理俗乐的机构称为“教坊”。

7.唐代歌舞大曲是由一些带独立性的歌曲联缀而成，歌词属绝，律体，各段之间并无内容上的直接联系，也没有一定的故事情节。

8.说唱音乐形式在唐代也已完全确立。

9。隋唐的民歌已明显地分成山歌和小曲两种。

10.鼓子词是一种说白和歌唱相结合的，以唱为主的艺术形式。

11.元代特别著名的剧作家及作品有关汉卿的《窦娥冤》《拜月亭》，王实甫的《西厢记》，马致远《汉宫秋》，白朴的《墙头马上》，康进之的《李逵负荆》,等等。

中国近现代音乐简史 （下册）

1.清代华秋苹（文彬） 于1818年编印的《琵琶谱》，是我国最早正式刊行的琵琶谱集。

2.蒙族文人荣斋于1814年编订的《弦索备考》一书中载录了《线索十三套》，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器乐合集曲谱。

3.明清的民间歌舞也十分丰富，汉族的民间歌舞较为普遍的就有：秧歌、花鼓、采茶、花灯、打莲湘、跑旱船、竹马灯等。

4.维吾尔族的木卡姆，在明代便已经流行；按分布状况来看，有南疆（喀什）木卡姆、东僵（哈密）木卡姆和北疆（多朗）木卡姆三类，各地木卡姆在音乐风格、结构，甚至乐曲名称和数量方面都有一些差异。一般而言，木卡姆都有十二套。以南疆为例，每套木卡姆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叫木卡姆，为节奏自由的散板序唱；第二部分叫穷拉克曼，意即“大曲”；

第三部分叫达斯坦，叙事诗。第四部分叫麦西热甫，舞蹈歌曲，情绪欢快。

5.中国古代音乐记谱法主要有文字说明谱、简字谱、俗字谱、工尺谱几种。

6.为什么中国古代音乐史是哑巴音乐史？

答；书P18-21页，自行说明

7.学堂乐歌的历史贡献。

答：第一，为中国近代音乐史奉献了一批早期的优秀声乐作品，这些作品歌词声情并茂，朗朗上口，曲调清新俊逸、历久难忘。

第二，学堂乐歌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是中国对西方音乐的一次比较深入的“开放”；

第三，一些优秀的学堂乐歌适应了社会变革的需要，宣扬了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强的意识，宣扬了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冲击了没落的封建制度，对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推动作用。

第四，学堂乐歌不仅为学许多革命歌曲提供了音乐素材，逐渐奠定了中国近代新兴音乐文化的主体——声乐创作的典型地位，还形成了一种集体歌唱形式，这一新的形式即后来被称作为“群众歌曲”的出现。 第五，通过乐歌的传唱和乐歌为主的学校音乐教育，向中国大众尤其是学生开始较系统地把西欧音乐理论基本知识技能（包括线谱、简谱记谱法、乐器演奏法等）及音乐会演出等表演形式予以推介，丰富了音乐修养，活跃了音乐生活。

篇五：两个转变--基督教在中国的前景

刘澎：两个转变--基督教在中国的前景

【内容提要】在中国空前的道德堕落和信仰缺失的情况下，社会、民众对重建道德诚信、重建信仰体系有着强烈的需求。面对诸多的宗教与民间信仰，基督信仰有着独有的优势。基督信仰能否主流化，关健不在于宗教政策与政教关系，而在于基督徒能否真正成为社会的“光”和“盐”；基督信仰能否在中国兴起，取决于基督教自身的本土化程度及相应的两个转变：即外部能否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内部能否从封闭走向开放。只有真正属基督的生命才能带来真正有力度有深度的改变，才能使基督信仰被大多数中国人接受、认可、尊重。

刘澎：1951年出生于陕西西安，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法学院全国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民族发展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长期研究美国宗教，政教关系及宗教与法律问题。2009年12月3日，《中国日报》以“法治是实现信仰自由的最好帮助”为题，发表对刘澎教授的专访，在中国官方媒体上首次公开谈到基督教家庭教会问题呼吁建立“宗教特区”，对我国现行宗教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实现宗教法治。

一、 基督教在中国的现状与问题

1、现状

基督教在中国的现状本身是一个大题目，本文在此不是对基督教在中国现状面面俱到的全景式描述，而是试图强调基督教现状中最需要重视的几个方面。

人数迅猛增加。基督教在中国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其信徒人数的增加。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发布的《2010年宗教蓝皮书》的估算，中国基督教徒有2305万，这是官方认可的关于中国基督教人数的最新数字。而学术界和宗教界普遍认为，这个数字偏低，中国基督教的人数应为5000万以上。有些海外宣教组织甚至认为，中国基督教的人数可能有8000万至1亿以上。这些数字究竟哪一个是准确可靠的，由于无法核查，很难做出科学可信的结论，只能说是一个参考。但所有人都承认，基督教是今日中国发展最快的宗教。

分布广泛。基督教发展迅猛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分布的广泛。现在，无论农村还是城市，无论沿海还是内地，无论是汉族地区还是少数民族聚集的边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中

国几乎所有的省地市县，都有基督教，即使新疆与西藏也出现了基督教，中国已经很难找出没有基督教的地区。

年龄较轻、文化较高。基督教成员的构成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目前中国基督教信徒的年龄普遍比较年轻，中青年是中国基督教的主力。与之相对的，则是基督教信徒的文化水平较之过去有了极大提高，这一点在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城市教会中，尤为突出，特别是一些大都市教会中，大学生、研究生的比例相当高，过去人们常说的中国基督教的“三多”（老年人多、妇女多、文盲多）现象，已经不复存在。

2、问题

与对基督教在中国现状的表述一样，本文不是对基督教在中国问题的全面罗列，而只是想指出对基督教在中国发展影响最大的若干问题。

政教关系尚未理顺。长期以来，中国基督教与政府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十分敏感而复杂的问题。中国基督教内部得到政府认可的三自教会与未能获得政府承认的家庭教会同时在发展，它们与政府的关系都不正常。三自教会的问题是长期遭受政府管理部门政教不分管理模式的困扰，政府以各种方式干预、控制教会的人事、财务、教务，三自教会缺乏自主权。此外，三自教会无法摆脱从诞生之日起就被政府赋予的政治使命，教会在宗教性之外，多了一份官方政治色彩。

家庭教会遇到的问题则要严重的多，属于完全不同的性质。长期以来政府对家庭教会实行不承认、不对话、必要时给予打击的政策；家庭教会则在政府的不承认与打压政策下努力寻求一切可能的方式进行发展。近年来，政府与家庭教会的关系从全国来看，有所缓和，但双方之间的矛盾并未因家庭教会人数的增加而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在局部地区，家庭教会与政府管理部门的冲突时有发生，个别地区甚至已经白热化，达到了公开争斗的程度。由于家庭教会拥有庞大的信徒群体，在中国基督教内占有重要的比例，家庭教会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实质上已经成了基督教在中国最受关注的问题。

成员结构分布不均。对于中国基督教的成员，需要具体分析。基督教信徒人数持续增加的后面，存在着基督教在主体人群中分布不均的问题。过去，中国的基督徒主要是农村的农民，以及城市中一部分年纪较大的市民。现在，基督教徒的年龄普遍年轻了，但除了农民和沿海地区传统的基督教家庭之外，基督教新增加的信徒主要是大中城市中的各类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海归人士、大学生和企业白领，相比之下，在工商人士、企业家、政府公务员、国企工作人员、个体户、城市退休人员中，基督教徒的比例较少。基督教尚未成为中国社会各种人群中最普遍最大众化的第一大宗教。近年来，教会牧者注意到了农村与城市对教会发展需求的

差别，但对教会成员职业构成的不均衡却鲜有考虑。鉴于基督教目前在中国的传教方式及其所处的环境，除非教会自身采取新的传教与发展策略，将教会成员结构不均衡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对待，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人口结构中的这种不均衡分布，不太容易改变。

教牧人员匮乏。基督教会的发展，需要大量合格的专职神职人员，但三自教会的神学院招生数量与师资水平远远不能满足教会发展的需要，众多的基层教会中，神职人员的数量缺乏、质量不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家庭教会方面，由于没有合法身份，无法公开建立神学院，神学训练与教育更加困难，家庭教会的多数牧师未受过正规神学训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都很重视神职人员的培养，近年来，双方都派出了一些人到国外的神学院接受训练，但这些人的数量毕竟极为有限；即使他们学成后全部回国，也未必能将在国外受到的教育中国化，适应中国教会的发展。因此，牧师的匮乏将是困扰中国教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管理不规范。教会的内部管理是制约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重大隐忧。多年来，政府宗教管理部门严格掌控着三自教会的人事财务教务，教会内部的管理其实是政府宗教管理工作的一部分。这种状况虽然保证了三自教会的存在与发展可以得到官方的认可，但也为三自教会打上了“政治化”与“官办教会”的印记，从长远看，依靠政府、政教不分，只能使教会失去依靠自身力量独立发展的能力，偏离基督教发展的宗教目标与神圣性，不利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健康发展。在家庭教会方面，农村家庭教会过去长期遭受打压，多数处于秘密、半秘密状态，生存压力大，内部控制严，家长式领导、封闭式管理比较普遍，个别教会还存在类似中国民间社会秘密结社的管理模式。随着教会重心向城市转移和与政府关系的缓解、社会开放性的加大，基督教本身的教会治理理念的普及，农村家庭教会内部管理的民主性与开放性有了较大提高。相比之下，城市家庭教会已经开始注重教会内部管理的规范化、民主化，尝试建立比较规范的内部民主监督机制，由代表教徒群众的长老或同工对教会事务集体决策，并对牧师进行监督。但建立了民主管理监督机制的教会毕竟是少数，总体而言，中国家庭教会的内部治理目前主要还是以教会牧师个人为中心的领袖决策负责制，建立在由信徒选举产生的民主管理、监督机构基础上的集体负责制尚未成为教会管理的主流。教会更多地是依靠教会带领者的个人魅力，而非民主监督的机制。

慈善服务无门。提供慈善与社会服务历来是各国基督教的传统与强项。改革开放以来，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都在试图积极参与慈善与社会服务。但由于政府在政治方面的考虑，尚未建立宗教组织进入慈善与社会服务领域的法律保障体系，政府在募捐、筹款、税收优惠等方面没有设立让宗教进入慈善领域的配套政策。慈善事业没有开放，官办慈善机构仍然是中国慈善服务的主体。尽管取得政府认可的三自教会也设立了自己的慈善机构，开展并完成了一些慈善服务项目，但这些项目主要还是出于政治形象的考虑。全国各地的三自教会无法也无力独立自

主、大张旗鼓地设立慈善机构，开办慈善事业，提供慈善服务不是各地三自教会必不可少的日常工作，也不是社会大众认识与了解中国基督教的主要渠道，慈善与基督教在中国社会并无必然的联系。至于家庭教会，由于其身份问题尚未解决，现在还只能隐身于不为社会公众所知的阴影之中，无法进入“阳光”下的社会公共领域，合法地开展社会慈善服务。从长远来看，能否公开从事慈善与公益服务是基督教在中国能否获得社会认可的重要因素。中国基督教如果不能合法地进入慈善服务领域，其在中国发展的前景将会出现严重问题。

文化上受到抵制。近年来，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加，基督教在中国被接纳的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中国基督教徒的人数增加了不少；在政治与法律层面，基督教属于官方认可的“五大宗教”之一，基督教三自教会也是官方支持的教会，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在官方媒体上反对或批判过基督教。但是，在一般中国人的眼里，基督教仍然被视为西方的宗教，属于西方文化中的“舶来品”，基督教的“西方”的帽子仍然没有被摘掉。在基督教信徒中，尽管不乏农民，但在城市里，许多人都是那些懂英语或有机会接触“老外”的知识分子、大学生及沿海地区的人。作为一种信仰与伦理道德体系，基督教的中国化尚未完成，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资源除了官方提倡的马克思主义之外，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传统的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文化。大多数人对基督教的偏见、疑虑与担心主要是文化上的。在中国的主流媒体、出版物中，基督教仅仅是从被批判的负面角色改变为可以容忍其存在而无需公开加以批判的“中性”角色，但政府从来不曾对基督教的文化、价值观、伦理道德等有过任何公开的承认与肯定。在文化上，基督教的地位与官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中国文化及儒家思想相比，根本无法相提并论。极少数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激进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者，还会不时地将基督教作为西方敌对势力反对中国的文化工具，予以妖魔化。基督教的经典与出版物还不能自由发行。总的看来，基督教在文化上还处于被歧视的地位，还没有成为中华主流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小结：

基督教从来没有在中国有过如此众多的成员；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也无可避免地暴露和放大了它的缺陷与问题，中国基督教并非一片光明。尽管基督教比六十年前有很大发展，在政治-法律上得到了承认，但在文化上仍然倍受怀疑、排斥；在社会公共领域里基本没有地位，基督教仍处在中国社会的边缘。

二、影响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因素

1、外部因素

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之所以存在如此众多的问题，从外部来看，主要有以下诸方面的原因：

政?a href="http://www.zw2.cn/zhuanti/guanyuwozuowen/"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我蛩亍；浇淘谥泄还岜还俜绞游挝侍舛皇堑ゴ康母鋈诵叛鑫侍狻６曰浇痰亩ㄐ杂攵ㄎ怀て诖诱胃拍畛龇ⅲ灾恋比嗣翘岬交浇痰氖焙颍挥勺灾鞯鼐突峤浇逃胝瘟翟谝黄穑魏紊婕盎浇痰奈侍馐紫鹊背梢桓稣挝侍猓嬖谧耪紊系姆缦铡Ｋ淙还俜矫教逶谖幕锩院笸Ｖ沽硕曰浇痰难Щ校膊辉偾康髀砜怂贾饕骞赜凇白诮淌锹樽砣嗣竦难黄钡慕烫酰浇淘谌嗣切哪恐械男蜗笕匀环浅８好妗６杂谝桓霰掣鹤拧拔鞣降酃饕逦幕致浴庇搿昂Ｍ夥椿卸允屏Α惫ぞ呙弊拥淖诮蹋话闳说奶茸匀皇潜苤植患薄Ｓ捎诨浇套魑好嬉蛩氐男蜗蟪な奔洹⒋蠓段У卮嬖谟?a href="http://www.zw2.cn/zhuanti/guanyushehuizuowen/"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社会之中没有得到纠正，各级政府管理部门一直把基督教作为异己力量进行防范的心理十分普遍。对基督教的错误定性与定位，加之长期妖魔化宣传的结果，使基层政府官员对基督教的偏见、误解与恐惧尤为严重。尽管基督教徒和教会的牧者自认为自己远离政治，甚至表现出对政治的强烈排斥和不感兴趣，但政府并没有因此而降低对基督教的政治偏见与防范，基督教问题的政治性也并未因此而有丝毫的降低，在社会公共领域内，有关基督教的一切在今日中国仍然是敏感的政治问题。

社会因素。由于基督教进入中国的历史背景，许多人提到基督教的时候仍然把基督教与鸦片战争、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遭受的屈辱联系在一起。即使在今天，新兴的民族主义、激进的“爱国主义”仍然偏好将基督教作为激发人们民族情绪的靶子。而普通老百姓尽管对基督教并无深仇大恨，但从实用主义的宗教观出发，也很难因皈依基督教而达到功利的目的，因此对基督教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这是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受到偏见与排斥的社会原因。

文化因素。在文化上由于基督教代表着典型的西方文化，一些倡导恢复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往往会将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绝对地对立起来，强调基督教与东方文化的矛盾与冲突。在中国宗教内部，又有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佛教、道教、民间信仰与基督教竞争，尽管这种竞争是无声的，未经宣布的，但却是一种客观存在。近年来，这种竞争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国家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财力支持佛教、道教，希望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道教能够走出中国、走向世界。有人甚至把支持佛、道教和民间信仰作为保持“宗教生态平衡”的重要方略，希望以此抑制和缩小基督教的影响。

2、内部因素

(转 载 于:wWW.smHAida.cOM 海达范文网:基督教歌曲中华要兴起)

中国基督教虽然在外部社会遇到了极大的阻力，但真正的挑战来自于教会内部：

沉重的政治包袱。三自教会是中国基督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官方认可的三自教会由于其形成的历史原因，不可避免地带有过多的政治色彩。长期以来，政教不分、“官办教会”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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