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津出狱

篇一：大革命失败后政治思想的跌落

四、大革命失败后政治思想的跌落

从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到 1938 年 7 月陈独秀迁居四川江津，是陈独秀政治思想的消沉和跌落时期。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逐渐远离了党和革命队伍，由于当时陈独秀的苦闷和彷徨，加之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政治主张与托洛茨基主义有某些相同之处，因此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并一度成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主要领导人。1932 年 10 月，因其主张抗日反蒋，在南京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直到 1937 年 8 月出狱。抗战初期，陈独秀就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等问题仍然发表了一系列政治主张，尽管陈独秀的政治地位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时期，陈独秀政治思想难于对中国革命发挥大的影响和作用，但是，对于陈独秀政治思想的研究以及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来说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对于中国革命的不同见解

1927 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前临时中央有人曾主张应邀陈独秀参加会议，但是遭到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反对。会后，瞿秋白、李维汉来到陈独秀的住所，告诉他会议的情况，并劝他接受国际的要求到莫斯科去，但是陈独秀坚持不去，以后也多次加以拒绝。表示他的错误共产国际有责任，主张“中国的革命，总要中国人自己领导”。八七会议以后，陈独秀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10 月 24 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创刊，编委主任瞿秋白请陈独秀撰写文章，从第 1 期到第 19 期，陈独秀以“撒翁”的笔名共写“寸铁”151 则。 1928 年 5 月，他拒绝共产国际的邀请和中共中央的劝说，“表示绝不出席第六次大会，以往他常为中央刊物做些短篇文章，今后还可多做一些，再不愿参加中共的领导工作；不为自己辩护，也不出面批评别人。如果第六次大会成绩不错，他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不持反对态度”。1929 年 7 月 28 日和 8 月 11 日，他就中东路问题致函中共中央。8 月 5 日、10 月 10 日和 10 月 6 日连续就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致信中共中央，提出了对于中国革命的一些不同见解。

首先，关于大革命失败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

陈独秀认为，大革命“无论如何失败，无论如何未曾完成其任务，终不失其历史的意义，因为他确已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大转变时期；这一转变时期的特征，便是社会阶级关系之转变，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增加了他的阶级力量之比重；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打击，失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至少在失去对立地位之过程中，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他为自存计，势不得不努力资本主义化，??它们所以现在尚能残存，

乃因为资产阶级受了工农革命势力的威吓，不但不愿意消灭封建势力，并且急急向封建势力妥协，来形成以自己为中心为领导的统治者，并且已实现了这样的统治，就是国民党的南京政府”。陈独秀认为，大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政权，封建势力成了“残余势力的残余”，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都发生了变化，这其中渗透着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认为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但是他并没有指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因为，在同一封信中他又指出：“背叛革命后整个的国民党（从汪精卫到张学良）政权，即资产阶级为中心为领导的政权，已经是不会排斥帝国主义，不会肃清封建残余，不会解放农民而完成民主革命的了”。这说明陈独秀并没有主张取消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他也没有发表过关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言论，尤其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仍然发表了许多抗日反蒋的政治主张，实践证明，陈独秀坚持反帝反封建的立场并未改变，这也说明过去借此批判陈独秀在国民革命失败后所谓的“取消主义”错误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关于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形势以及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

对于中国革命的形势，1927 年 11 月 11 日，陈独秀致函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虽 然不能长久统治巩固，而眼前当不致崩溃”；“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工农 运动“应偏重经济的斗争”。他对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他只着重于城市的工人运动，而忽略农村的革命斗争。他错误地认为，党在当前的任务是“为召集国民会议而斗争”。 陈独秀认为：“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地主及富农这些剥削者，都已经站在反革命地位；城市小资产阶级及中农，在革命斗争激进时，都必然动摇；只有贫农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而也不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在将来的革命中，只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能够始终坚决的站在领导地位，坚决的领导一般工银（人）劳动者，中小农民以及城市乡村中成百万成千万的劳苦饥寒奴隶，以不断的革命斗争，彻底扫荡阻碍中国进步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富农等一切剥削下层民众的反革命势力，建设无产阶级贫农专政的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统一全国的政权，才能够一面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一面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应当指出，陈独秀有关革命领导和革命动力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他忽略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这是非常典型的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的观点。他在 1930 年《论中国革命的性质》一文中指出：将来的中国革命“不是俄国的十月革命，也不是二月革命，而是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之总和。”这一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性质和界限的观点，不同于以前所谓的“二次革命论”，不是右，反而是“左”了。

第三，关于中东路问题上的不同观点。

1929 年 7 月 28 日，陈独秀在《致中共中央常委同志信》中，批评中央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态度。他指出：“单是世界革命的大道理，不能够解答群众心中所需要解答的实际问题，因此，我觉得我们的宣传，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对于中东路收回这一具体问题，没有正确的解释”。他反对拿世界革命做出发点，不主张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口号。应该说，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中央当时对陈独秀的批评和答复存在着片面性。

（二）转向托洛茨基主义

大革命时期，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内部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和态度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一派以斯大林等人为代表，另一派以托洛茨基为代表。

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反对派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主要观点：一是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认为中山舰事件后，中共应该退出国民党，他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路线，是让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投降的“孟什维克路线”。二是认为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时刻已经到来，应该立即着手准备，加强和扩大苏维埃运动。三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 否认封建残余在中国起着重要作用，认为中国革命主要的不是土地革命，而是争取关税自主权的革命。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一直持续到大革命失败后。

大革命失败后，托洛茨基抓住这一机会向斯大林发难，他认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由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推行了错误路线。而斯大林则把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卸给中共和陈独秀，认为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是由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违背了共产国际路线的结果，执行了一条所谓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托洛茨基的主张得到了一部分中国留学生的响应，他们由于在苏联的反斯大林活动而被遣返回国。尔后，他们于 1928 年 12 月在国内成立了托派组织，开始传播托洛茨基主义。

陈独秀在 1929 年接触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其政治思想开始转向托洛茨 基主义，1929 年 8 月，《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则是其实现这一转变的标 志。陈独秀之所以转向托洛茨基主义，一是由于他们都反对国共合作，主张共产党人应 该退出国民党。二是他们都认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共执行了共产国际和 斯大林的错误路线。三是对于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以及革命任务的 分析方面也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看法。四是陈独秀政治思想的转向与大革命失败后其低沉 的情绪和心态有关。当共产国际和苏共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不加分析地统统归结于陈独 秀的时候，托洛茨基的主张似乎是在为他进行辩解，也使他认识到了这是洗刷自己“罪名”的机会，于是，其政治思想最终与托洛茨基主义殊途同归。1931 年 5 月，他被推举

为中国托派的领导人。

陈独秀接受托洛茨基主义后，曾经受到托洛茨基的青睐，陈独秀以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发表了许多与中共中央不同的政治主张，尽管其中不乏正确的成分，却在许多方面背离了他关于中国革命那些曾经正确的理论内容。尤其是他后来进行的宗派分裂活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派，更是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1929 年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在这之后，由于中国托派组织内部的矛盾和争议，1935 年 1 月又被托派“中央委员会”开除。1937 年出狱后，不再参加托派活动。1938 年在《致托洛茨基》的信中，批评了托派的极左倾向，阐述了自己脱离托派的理由。

（三）关于抗日战争的政治主张

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到 1937 年卢沟桥事变以后全面抗战初期，陈独秀围绕抗日战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第一，关于抗日战争的性质及其前途。

陈独秀认为，抗日战争是“被压迫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压迫束缚的革命战争”，“乃是人类一种进步的战争”，“是被侵略的中国人民对于侵略的日帝国主义战争”，“是民族解放的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乃是脱离帝国主义之压迫与束缚，以完成中国独立与统一，由半殖民地的工业进到民族工业，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获得不断的自由发展之机会。”应

该说，这些分析和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

第二，主张发动全国民众，进行持久抗战。

陈独秀认为，要想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坚决的发动民众运动，形成全国民众的抗日洪流，以补足我们致败的缺点，以达到持久战、消耗战之目的，使敌人知难而退。”他指出：“只要全国广大民众无束缚的自由组织起来，活跃起来，武装起来，敌人便无法摧毁这到处蜂起的几千万武装民众”。“如果真心主张抗战到底，就必须真心主张发动民众”。他在《抗战中应有的纲领》中提出坚持抗战的十条纲领。

第三，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战，贬低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

陈独秀认为，国共两党应该为了民族危机，停止内战，合力抗日。各党各派应该把民族利益放在党派利益之上。但是，他在《抗战中的党派问题》一文中又主张，“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以在野党的资格绝对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率权这一事实”。

他认为，在抗日战争中，如果“过分的估计游击队和游击战术，无意识的帮助敌人更容易的占据了我们全国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如果“妄想拿农村来支配城市，妄想拿农村来

做抗日根据地，这正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事。”错误地坚持城市中心论，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游击战争。他讥讽“拿农村苏维埃抵制国民会议运动的荒谬政策，所以才有超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幻想，所以才闹出‘山上马克思主义的笑话’，所以才有依靠农村攻取城市的错误路线”。从这一思想中可以看出，陈独秀缺乏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实际的深入了解。总之，陈独秀关于抗日战争的政治主张既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相对立和抵触的方面。在对抗日战争性质的认识，以及动员民 众进行抗日战争，拥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有其正确的和可取的思想内容。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对抗日战争领导权的认识，以及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游击战争的分析和认识却是错误的。此外，陈独秀仍然错误地坚持城市中心论，不懂得农民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发动民众抗战，主要是发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参加抗战。陈独秀的错误认识主要在于他或者是用托洛斯基主义的眼光来分析抗日战争中的阶级关系以及抗日战争发展的前途，或者是站在国共两党之外，即所谓中立的立场来发表自己的政见。这样，已经逐渐远离中国革命政治斗争舞台的陈独秀，其政治思想很难符合纷繁复杂的革命斗争实践。 也应该指出，陈独秀只是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全国抗战，另一方面，他又反对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政策。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就提出反蒋抗日的主张，斥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2 年陈独秀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后，在军政部长何应钦传询时，面对许多索书留念的青年军人，挥毫写下了“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豪言壮语。在法庭上，自拟辩诉状，批驳了国民党政府强加于他的“叛国”、“危害民国”等所谓罪状。在狱中，曾写下痛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腐败的诗篇《金粉泪》五十六首，畅抒了自己的爱国情怀。

陈独秀于 1937 年 8 月出狱后，赴武汉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并表示愿与中共合作抗日。 中共中央讨论后，向陈独秀提出三项条件：一是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二是公开表示拥护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是在实际行动中表现这种拥护的诚意。对此，陈独秀加以拒绝。正在这时，由莫斯科回国不久的王明和康生于 1938 年 11 月在延安《解放》周刊发表文章，给陈独秀加上“日寇汉奸、每月领取日本人三百元津贴”的莫须有的罪名，严重影响了党的威信，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也断绝了中共与陈独秀合作的任何可能性。

五、晚年政治思想的余声

1938 年 7 月，陈独秀离开武汉抵达重庆，由于气候等方面的原因，又于同年 8 月移 居江津县城（现江津市），后又寄居在江津城外鹤山坪的石墙院，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中最

篇二：江津中学领导力项目企划书 (1)

江津中学领导力项目——归来企划书

一、项目主题

与相关部门协商和社会一起建立并完善相应的配套措施、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消除社会对他们的歧视、给他们一个包容的社会空间、帮助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

二、项目背景

国内，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率居高不下（全国共判决少年犯150余万人，重新犯罪率达2％，约3万余人），这些刑满释放人员属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人们往往对其犯罪的过去充满芥蒂，不肯给他们一次重新融入社会的机会。社区服务站对这些刑满释放人员也没有进行相应的措施对其进行人文关怀与帮助。他们一直被当成社会的反面教材，自身觉悟较低，不懂得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社会的包容与认可。政府给予的帮助有限，生活最低保障较低。其本身也对自己没有信心，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缺乏一定程度的上进心，没有家庭归属感。刑满释放人员的生活状况堪忧，社会对其排斥力大。

三、项目流程

⑴项目准备阶段

① 项目组人员确立

② 项目组成员进行社会公民对刑满释放人员的看法调查问卷 ③ 项目组成员整理调查问卷并得出结论

④ 项目组成员开展学校、社会宣传活动，打出“敞开心扉，让我回归”的宣传标语

⑤ 项目组成员得到学校的支持，进一步拓宽涉及范围。

⑵项目举办阶段

①项目组成员以诚恳的感情，真实的案例，成功联系到新闻媒体（华龙网，大渝网，新华社，重庆日报，江津网等）对“归来”项目进行联合追踪报道

②项目组成员采访了正在服刑人员，探访了他们的生活状况，家庭现状并对其和家人进行了鼓励。采访了狱警，了解了服役人员每天的生活流程及其出狱后的安置及社会回归情况。并对刑满释放人员进行调查采访，探究目前生活状况及工作，了解思想等。并对如何减少二次犯罪问题进行探究。（青少年、过失和主动服刑人员分类进行） ③项目组成员寻访了区司法局和就业局，了解了现今有关政策和机构设置情况，并征求了有关支持。

A、 项目组人员联系了各街道司法所，寻访并采访了社区矫正工作者，尽可能了解如何提供帮助给刑满释放人员，鼓励他们多参与社区活动，进行心理疏导，努力积极适应社会。

B、 项目组成员了解了重庆市戒毒管理局就戒毒所企业招聘会工作人员，他们是如何进行招聘并对刑满释放工作人员进行工作安排.并与全区各行各业的相关企业单位进行采访和咨询招聘详情。

C、 与各民主党派及人大代表进行协商并征询相关意见和支持，采访提案提出人并了解其意义和改进意见，完善相关提案（目前尚未有相关法律配套，政府人力，物力，财力有限）：

Ⅰ、对于所在的服刑人员，进行同一的编排，然后分小组进行，不同

行业的技术培训，最主要的就是劳动力行业和创业培训。成立刑满释放人员工作小队，由专业的警察带队，担任管理人员，配备心理导师，重拾他们对于在社会中身存下去的信心，然后出队，区社会自己找工作，其所在的小组，每月心理导师去慰问。

Ⅱ、关于资金，除了政府或者是国家支出外，还可以联系红十字协会及有关公益和义工组织，对刑满释放人员进行人道主义关怀，捐助钱或物资都可以，社会的公益慈善团体（壹基金，微公益等）都可以，然后在学校中宣传，对弱势群体进行生活补助和创业支持，每人捐1~2元都可以（一学期），或者是相应的政府出台相应相关政策，企业进行捐款，对相应捐款企业按照捐款多少，进行相应的减免税收政策。

Ⅲ、与专业的义工团队联系，定时对相应刑满释放人员进行后续帮助。 Ⅳ、积极对刑满释放人员进行创业培训的宣传和支持力度。 ⑶项目后续阶段

① 项目组成员进行项目总结，进行对成效改变的调查

② 项目组成员对给予相应帮助的单位、领导、老师反馈项目成果。 ③ 项目组成员在进行自我反思的同时，也制作了一份建议表，请相应的领导、单位、老师、同学对本次项目开展进行评价与建议，补其不足，在下次参与活动时，多加注意。

四、项目主办单位

重庆市江津中学

五、项目人员（排名不分先后）

李钰朗、邹佳沁、郑皓予、熊彧、唐欣逸、刘濒遥

六、项目对象

刑满释放人员

七、项目意义

①帮助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营造“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氛围，引导刑满释放人员主动积极适应社会，为社会多做贡献，物尽其才，人尽其用。

②消除社会对其偏见，给予刑满释放人员宽容与谅解，用爱感化并关爱他们。利于社会稳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

③有助于完善我国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

④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

⑤有利于完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

八、项目布局

①期望相关新闻媒体对本次项目进行追踪报道，不是一期刊物，而是连续追踪报道，引起社会反响才大，并进行有关宣传。

②期望新闻媒体有相关人员和技术支持

③期望新闻媒体能够和项目组成员一同去看守所采访并报道项目组成员对他们帮助的事情

④期望新闻媒体能在报刊上登一则“倡议书”：大致内容就是呼吁社会公民多给予刑满释放人员关怀、事业单位能够给他们一次就业机会、社区服务人员多鼓励他们参与社区活动、鼓励并支持成立相应的

志愿者服务队、社会公益组织能够给予他们生活上的帮助，化社会主义懈怠势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

江津中学领导力归来项目组

2015年6月28日

篇三：重庆市江津第五中学九年级语文上册 4 外国诗两首导学案

4 外国诗两首

【学习目标】

1．了解济慈和叶赛宁及其田园诗的特点

2．理解诗歌内容，把握匠心构思

3．通过朗读，感受诗歌形象，体会其感情意蕴

4．欣赏和热爱大自然，培养生活的情趣。

【重点、难点】

如何欣赏写景的诗歌的意境。

第一学习时间 自主预习案

【使用说明及学法指导】

1.依据预习案有感情地朗读诗歌，从整体上理解把握诗歌的主题思想。

2.完成预习自测题目：所有题目都书面完成。

3.将预习中不能解决的问题标出来，并填写到后面“我的疑问”处。

Ⅰ.教材助读

1、作者简介：

济慈，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出身卑微，少年既成孤儿，自幼喜爱文学，他的一生写了不少的著名诗篇，如《夜莺颂》等，可惜正当他初展宏才的时候，就不幸与世长辞，时年才２５岁。 叶塞宁，俄罗斯诗人，他的诗感情真挚，格调清新，并擅长描绘大自然景色。

Ⅱ. 自主检测

阅读课文，整体感知。

读熟两首诗歌，思考：这两首诗各传达出诗人的什么情感？

Ⅲ. 我的疑问

【提示】请同学们将预习中未能解决的问题和有疑惑的问题写下来，等待课堂上与教师和同学探究解决。

第二学习时间 新知探究案

Ⅰ. 学始于疑--- 我思考 我收获

1、“当所有的鸟儿因骄阳而昏晕，／隐藏在阴凉的林中”，“新割的草地周围的树篱上”，“可喜的草丛”，这些景物描写有什么作用？

2、“在寂寞的冬天夜晚，当严霜凝成／一片宁静”，“在逐渐升高的暖气，／昏昏欲睡中”，表现了什么？

3、《蝈蝈与蛐蛐》在构思上有什么特点？

4、 赏析，归纳《夜》这首诗的内容，并体会诗歌所描写的意境美。

5、完成书上研讨与练习二。（做在书上）

感悟总结：

《蝈蝈与蛐蛐》是一首大自然的颂歌。它通过对盛夏“蝈蝈的乐音”和冬日“蛐蛐的歌儿”的描写，赞美“大地的诗歌从来不会死亡”。歌颂大自然美好如诗，永远歌声不断，永远充满生机。诗人这样写，借以歌颂大自然的无限美好和勃勃生机，表达了对大自然的无限热爱和由衷赞美之情。

《夜》的诗人叶赛宁是大自然的歌手，他从自然中汲取灵感，又把自己融人自然。纯色绘景中，渗透着生命的底蕴，传达出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和他安适、宁静的心境。

第三学习时间 课后训练案

中考成语练习题

1、下列各句中，加粗的成语使用不恰当的一句是（ ）

A．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一些女记者直接到前线采访，其冒险程度无异于火中取栗。

B．这次巴勒斯坦人士遭暗杀的事件，使得中东和平的前景再一次成为海市蜃楼。 ．．．．

C．美元近期在外汇市场的疲软走势，使长期处于低迷状态的欧洲经济雪上加霜。

D．欧洲一些国家从自身利益考虑，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不再惟美国马首是瞻。

2.下列句子中，加粗的成语使用恰当的一句是（ ）

A．这些食品是交给姐姐保管的，可她并不是一个从长计议的人，常常领着我们将下一日的提前消耗掉，造成寅吃卯粮的局面。

B．这件事对我无异于晴天霹雳——一块珍藏多件价值连城的璧玉，顷刻变成一块一文不名的瓦片。

C．他最近出版了一本文不加点、几乎没有注释的旧体诗集子，这样的书，读起来确实累人。

D．早在30年代，他就因创作长篇小说《梦之音》而名噪一时，成为京派作家的后起之秀。

3.下列选项中加粗的词语使用不恰当的一项是（ ）

A、离投票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凡是有损施瓦辛格形象的陈芝麻烂谷子都被翻出来了。

B．还想让你老爸保你过关吗?老实告诉你吧，他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谁也救不了你!

C、不久前，王刚又杀回马枪，再返中央电视台主持节目，舍“动物”而去找“朋友”，又迅速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眼球。

D．就你摊的那些活儿，我三下五除二就可以把它弄清爽!谁像你，几天也拿不下来。

4.下列语句中加粗的熟语使用最恰当的一项是（ ）

A．做任何工作都不能孤军奋战，必须团结合作。墙倒众人推，我们只要齐心协力，互相帮助，就一定能克服工作中的种种困难。

B．初春的校园，篝火晚会上，大家陶醉在这春意阑珊的氛围中，有的在唱着，有的在跳着，有的在谈着??欢乐围绕在每个人的身边。

C．来到公司的第一天，我好像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做，忙得头昏眼花。已经过了下班的时间，我还在七手八脚地忙乎着。

D．他虽然很年轻，作品也不多，但在漫画创作方面已是头角峥嵘，小有名气，受到同行的普遍赞赏。

5、下列各句中，加粗词语使用不恰当的一句是（ ）

A．我国企业遭遇的知识产权国际纠纷越来越多，但国内能够应对这些诉讼的高级人才却是百里挑一，极其缺乏。

B．2008年北京奥运会不仅要办成体育竞技盛会，而且要办成各国运动员欢聚一堂、多元文化精彩纷呈的人类文化庆典。

C．该研究所在其旁征博引的2005年度报告《重要现象》中写道，中国在世界经济强劲增长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D．近日面世的《共和国万岁》邮票珍藏大系，版面设计新颖别致，邮票藏品丰富多样，可谓“邮苑奇葩，传世珍藏”。

6、下列各句中，加粗的成语使用不恰当的一句是（ ）

A．我们真诚地希望常昊夺取世界冠军之后再接再厉，不断带给人们惊喜。

B．我国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神舟”六号飞行的各项准备工作。

C．市中心许多商业广告牌被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的宣传画取而代之。

D．近十多年来，我国的城市“夜景观”建设琳琅满目，发展十分迅速。

7．下列各句中，括号中的成语使用恰当的一句是( )

A．北京电视台的编导很有水平，几个经济类节目都办得（绘声绘色）。

B．桂林山水真是神奇秀丽，青青的山，绿绿的水，令人陶醉，令人（流连忘返）。

C. 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危言危行），只能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D．高考复习阶段，有些同学天天开夜车，搞得白天上课精神不好，这样就象（缘木求鱼）一样，效果是不会好的。

8．下列各句中，括号中的成语使用恰当的一句是( )

A. 听到战友不幸遇难的消息，他(如丧考妣)，悲痛万分。

B．这个人很要面子，凡事只要跟他商量商量，他（闻过则喜），不然，他会跟你翻脸。

C．他是学雷锋的老模范了，十几年来，光在路边（信手拈来）的螺丝钉就有三大筐。

D．文学创作辅导材料汗牛充栋，而真正依靠这些辅导材料步入文学途径的却可谓是（寥若晨星）啊。

9．下列各句中括号里的成语使用得当的一项是( )

A．《警察和赞美诗》结尾（别出心裁），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B．矮桩水稻成熟期（参差不齐），不宜用机器统一收割。

C．千佛山地面上的奇巧岩石是处处可见，而各种各样的奇伟山峰也（比比皆是）。

D．他填报志愿时，又想报清华，又想报北大，总是（见异思迁）。

10．下列各句中，括号中的成语使用恰当的一句是( )

A．规模相当大的百货商场人来人往，挤得（不可开交）。

B．（巧夺天工）的大自然刺激了她的感官，也抚慰了她的心灵。

C．他出狱后，仍不思悔改，和一个盗车犯（同心同德），半年之内偷了三辆车。

D．他的作文想象丰富，表达流畅，老师十分赞赏，称他的文章如（天马行空），很有特点。

11．下列各句中，括号中的成语使用恰当的一句是( )

A 这些年轻的科学家决心以(无所不为)的勇气，克服重重困难，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

B．书中主人公的命运和你（息息相关），当“恶运”来临，你想扔下书逃走，可办不到，就像你不能摆脱自己的命运。

C．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伟大的事业，要靠全国人民长时期地艰苦奋斗，不可能（一挥而就）。

D．为贫困地区的所捐的衣物，已把仓库堆满了，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12、下列句子中加粗的成语使用不恰当的一项是（ ）

A. 《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和教材对听、说、读、写这些建立在文学基础上的要求，应该说是具体而微的。

B. 为我们的文学事业呕心沥血的人，为我国人民革命鞠躬尽瘁的人，他们的英名和业绩是永存的。

C. 她的眼睛里面仍然蒙着一层泪，但是想起同学们近来对她无微不至的照料，从她内心的深处涌出了一丝微笑。

D. 大多数的院士是孔子曾提倡的“道不行派”，被称为“隐君子”的陶潜，却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实践家。

【错题整改区】

我的错题目号：_________

我的错题分析及正确解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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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改进措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篇四：中共九十年十五次路线分岐

中共九十年十五次路线分岐

今年（2011年）是中共成立九十周年，值得大庆。庆祝的方式会有不同，—种是放鞭炮、唱赞歌、只讲成绩和经验，不讲错误和教训;另一种是不放鞭炮、唱赞歌，只讲错误和教训，不讲成绩和经验;后—种是成绩和经验要讲够，错误和教训也要讲够，目的是发扬成绩，纠正不足，健康前进，显然后—种纪念最为正确。在笔者看来，中共之所以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是因为能够积极展开路线斗争，不断增强自我纠错能力。本文的侧重点就是试图通过对中共九十年的十五次路线斗争，来揭示中共生存发展的自我纠错秘密武器，敢于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纠正错误路线。

毛泽东历来重视党内路线斗争，认为党路线正确与否决定—切。在当前的思想和理论界，存在一种错误的理论和认识，认为物质的力量、经济的力量起决定性作用，而忽略路线正确与否也有决定作用，是很成问题的。究竟是物质决定一切，还是路线决定一切，历史已经做出了回答。想当初，中共刚刚成立时候，人数只有区区数十人，可谓物质力量薄弱之极，可是就是这几十个人由于路线正确，不断的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打败了貌似强大的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而当今社会里中共物质力量可谓强大，可是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甚至于到了风雨飘摇的地步。这些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单纯的物质决定一切思路是完全错误的，正确的思路现在依然是路线决定一切。

1980年邓小平主持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废弃了路线斗争概念体系。邓小平说，过去“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用得并不淮确，用得很多很乱”，“党内斗争是什麽性质就说是什麽性质，犯了什麽错误就说是什麽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

在笔者看来，路线斗争是个客观存在，邓小平想掩盖路线斗争是错误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在当前中国党和国家命运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全党必须审视自己的路线是否对头，坚决放弃资改路线。

—、民主革命时期的六次路线斗争

中共从—九二—年建党，到—九四九年建国，前后用了二十八年，经历六次路线斗争，胜利来之不易。

第一次路线斗争：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自从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康梁变法、辛亥革命等探索失败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于一九二—年成立了共产党。

幼年的共产党，对如何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是不成熟的，犯错误是难免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就是我党最早犯的路线错误。陈独秀是党的缔造者之一，被选为党的总书记并连任五届。陈独秀发表《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从理论上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论，从实践上是源于俄国先有二月革命后有十月革命的二次革命经验。由于中国还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因此陈独秀主张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中国革命，共产党只能当配角，应该有一个资产阶级专政阶段，在民主革命胜利的基础之上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著名的二次革命论。与此相适应，在斗争方式上，他主张采取以“游行示威”为主要的斗争方式。1927年4月，陈独秀和汪精卫发表《宣言》，主张和蒋介石“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6月，陈独秀解散纠察队，正式承认国民党对革命的领导地位，要求工农武装要服从政府的管理与训练。

当大革命胜利在望的时候，蒋介石为代表的成熟的大资产阶级，不甘心与共产党分亨胜利果实，看穿了二次革命的要害，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配角也不让干，宣布了二次革命论的破产。

客观地讲，不重视枪杆子，—心指望国民党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当时的共产国际也有责任，当时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上下级关系。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实际地控制着共产国际。国共合作，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退让，大革命的失败，也是执行了莫斯科的意志。

陈独秀流落江津，疾病缠身，风烛残年。1942年5月27日晚9时40分，久治不愈的高血压引起突发性心脏病，结束了功过皆有的人生，终年63岁。1947年6月，陈独秀灵柩由其三子陈松年运回故里安庆，与结发妻高氏夫人合冢于安庆北郊叶家冲。

陈独秀晚年生活凄凉但高节不变，表现为拒当劳动部长和蒋介石施舍。1937年8月，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二人专设家宴为陈独秀接风洗尘，席中陈果夫问陈独秀:“蒋先生十分赞赏独秀先生渊博的学识和爱国精神，想聘请独秀先生任劳动部长，你意如何？”陈独秀当场拒绝:“果夫先生，请你转告鄙人对蒋先生的谢意。不过，他要鄙人当劳动部长是假，当他的走卒是真，这真是?异想天开?！”。

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约见陈独秀，表示“独秀先生，鄙人也受蒋先生的委托，要请独秀先生组织一个新共产党，并供给10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5个名额。独秀先生，你意如何？”陈独秀当即回绝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关了我5年牢，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要我组织什么新共产党，更是?异想天开?，我陈某决不干这种事。”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 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1915年起主编《新青年》杂志，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中共主要的发起人。

对陈独秀的评价很多，尤为毛泽东确切。据毛泽东向斯诺回忆，是《新青年》改变他的人生取向，他在北京时受陈独秀影响最大。1937年抗战开始，陈独秀出狱后曾说想去延安，毛泽东也怀念旧谊表示欢迎。不过党毕竟要讲政治原则，中共中央提出了恢复党籍的两项条件，即承认当年分裂党和组织托派的错误，并拥护党的路线。陈独秀则带着傲气回答：“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承认错误，则碍难从命。”陈独秀最终未能去延安。1945年在“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客观地评价了陈独秀，称他“做了启蒙工作，创造了党”。1953年2月，毛泽东路过安庆，忆起故旧，遂召地委书记傅大章谈话说:“陈独秀这个人，是有过功劳的，早期对传播马列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是有贡献的。他是五四时期的总司令。后期，他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陈独秀后人的生活，还是要予以照顾。”

人们常谈尊重历史，但做到不容易，讲起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更不能忘记这位创造了党的人陈独秀，在沉沉黑夜中点燃新的革命火种的人有陈独秀，他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之一。陈独秀时期的中共是幼儿阶段，受成年的苏共监护是正常的，只看到苏共斯大林的贡献而看不到其错误是片面的，同样，只看到苏共斯大林的错误而看不到苏共斯大林的积极影响也是片面的。坚决纠正陈独秀右倾路线，是中共走向成熟的第—步。

第二次路线斗争：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批判，党内对他的批评日趋激烈。1927年7月，陈独秀被停职后，由张国焘代理主持中央工作。8月，共产国际指定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1929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评陈独秀为“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陈独秀仍然坚持己见。随后，王明在《红旗》上发表《论陈独秀》一文，称陈独秀为“无产阶级叛徒”、“自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11月，陈独秀被开除出党。 陈独秀右倾被全党认识后，—个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中共又从国民党亲密合作变成彻底决裂，走上了左倾机会主义道路，反映了中共依然不成熟。

大革命失败后，大量党员和群众被杀。党内对国民党的仇恨情绪空前高涨。各地纷纷组织武装暴动。1927年2月22日，上海工人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秋白赶到拉斐德路暴动指挥所参与领导起义。2月25日至3月2日，出席中央特别委员会会议，讨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问题，提出了重要指导意见。3月从上海到汉口，负责第五次代表大会事宜。4月11日，为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序。4月27日-5月9日，中共五大召开，在第一天陈独秀做中央报告后，第二天瞿秋白便散发《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尖锐的批评了陈独秀等以及共产国际为代表的右倾计划主义错误。瞿秋白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并任政治局常委。 7月12日，共产国际指令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陈独秀被停职，由张国焘临时代理主持中央工作。7月13日，瞿秋白和鲍罗廷秘密前往庐山，一是商讨中共中央的领导改组问题，一是计划武装暴动。下旬瞿秋白回到武汉，参加了7月25日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同意了南昌起义的提案。8月7日，新来到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主持召开会议（八七会议），正式将陈独秀（缺席）免职，并指定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成为继陈独秀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最高领导人。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推翻旧政权和国民党反对派。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实行全国总暴动。1928年，他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赴苏联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

在瞿秋白主持中央政治局近一年的时间内（1927.8—1928.5），策划了多次暴动，1927年9月的秋收起义，1927年11月11日武汉暴动，12月10日长沙暴动，12月11日，广州暴动，均惨痛失败。失败原因在于受俄国十月革命城市起义胜利影响，迷信城市为中心，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在向香港转移途中，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小迳村被地方反动武装保安十四团钟绍葵的部队俘获，关入上杭监狱。由于叛徒指认，身份被识破，于5月9日被押解到长汀。在被押期间（5月23日），瞿秋白写下了《多余的话》。6月18日晨，写完绝笔诗，走出囚室，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用毕酒菜，从容走向刑场，沿途唱俄文《国际歌》、《红军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到达罗汉岭选一草坡坐下，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甚好！”饮弹洒血，从容就义，年仅三十六岁。

笔者认为，瞿秋白的左倾错误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大革命由右倾造成失败后多数人会有左倾情绪，瞿秋白也不例外。但他在狱中是对敌斗争坚决、从容就义的，应该充分肯定，是革命烈士。他在革命低潮中思想动摇并写《多余的话》是有严重污点的，可以说是思想上的叛变。

联想到红军长征由于王明一伙宗派主义弃瞿秋白于死地和瞿秋白《多余的话》，导致秋白之死和身后的评论纷争，令人叹息。

对秋白左倾路线纠正不彻底，导致立三、王明左倾路线再生，表明中共早期教条派根深叶茂。

第三次路线斗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

1928年5月，瞿秋白赴苏联任党代表。这段时间国内直接领导人是李立三和向忠发。李立三原名李隆郅，1929年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和宣传部长，实际主持中央工作。李立三的错误是没有及时认识到瞿秋白的左倾，反而认为左的不够，继续犯左倾错误。 1931年6月，在中国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要求全国各地马上起义。随后，他又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把党、青年团、工会等各级机关合并成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就是所谓的“立三路线”。但是，斗争的结果，最终中共被迫撤出长沙，进攻武汉的计划也流产。李立三受到批判。

大革命失败后,李立三与谭平山、邓中夏向中共中央提出发动南昌起义的建议。南昌起

义中,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委员和政治保卫处处长。

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秘密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各地代表１４２人。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和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也参加了大会。这次大会主要是为了系统地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的经验教训，批判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明确新时期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而召开的。大会的中心任务是：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制定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统一全党思想，发展革命力量。 会上，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共任务》的政治报告，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报告和结论》及《军事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李立三作了农民土地问题的报告，向忠发作了职工运动的报告。大会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同时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明确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十大政治纲领：第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第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第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第四，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第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第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第七，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耕地归农民；第八，改善兵士生活，发给兵士土地和安置工作；第九，取消一切军阀政府的税捐，实行统一的累进税；第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大会指出了当时国内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 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组织决议案提纲》、《宣传工作决议案》、《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共青团工作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等。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章》第四次修正案，通过了《定“广州暴动”为固定的纪念日的决议》以及关于党纲、大会宣言问题的决议。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选出中央委员２３人，候补中央委员１３人。大会同时还选举了中央审查委员会：孙津川、刘少奇、阮啸仙为正式委员，叶开寅、张昆弟为候补委员。随后，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中共六大以后名义上总书记是向忠发，但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是李立三。

1930年6月至9月,李立三在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期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称为“立三路线”。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由他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计划,使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损失。9月24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结束了他在党中央的领导。他很快认识并检查了错误。

由毛泽东主持起草，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立三路线作了实事求是的总结和评价。 《决议》在指出“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间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之后，提出“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〇年上半年间，还在党内存在着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有了某些发展。在这个基础上，遇着时局的对革命有利的变动，便发展成为第二次的?左?倾路线。在一九三〇年五月蒋冯阎战争爆发后的国内形势的刺激下，党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同志领导，在六月十一日通过了?左?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左?倾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产生这次错误路线（李立三路线）的原因，是由于李立三同志等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认为?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因而认为当时不断的军阀战争，加上红军运动的初步发展和白区工作的初步恢复，就已经是具备了可以在全国?大干?（武装起义）的条件；由于他们

不承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革命危机在全国各地都有同样的生长，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发动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并诬蔑毛泽东同志在长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来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由于他们不承认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中国革命又必须在世界革命的总爆发中才能成功；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并因此规定了若干不适时宜的?左?倾政策。在这些错误认识下，立三路线的领导者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在这些错误决定的形成和执行过程中，立三同志拒绝了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建议，并在党内强调地反对所谓?右倾?，在反?右倾?的口号下错误地打击了党内不同意他的主张的干部，因而又发展了党内的宗派主义。这样，立三路线的形态，就比第一次?左?倾路线更为完备。”

《决议》在列举了立三路线所造成的危害后，实事求是地指出：“但是立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时间也很短（不到四个月时间）。因为凡实行立三路线的地方都使党和革命力量受到了损失，广大的干部和党员都要求纠正这一路线。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他不但始终没有赞成立三路线，而且以极大的忍耐心纠正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误，因而使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这个时期内不但没有受到损失，反而利用了当时蒋冯阎战争的有利形势而得到了发展，并在一九三〇年底至一九三一年初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除个别地区外，也得到了大体相同的结果。在白区，也有许多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经过党的组织起来反对立三路线。”

《决议》还指出：“一九三〇年九月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执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虽然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还表现了对立三路线调和妥协的精神（如否认它是路线错误，说它只是?策略上的错误?等），虽然六届三中全会在组织上还继续着宗派主义的错误，但是六届三中全会既然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因而它就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立三同志本人，在六届三中全会上也承认了被指出的错误，接着就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地位。”

第四次路线斗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

1930年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认为“立三路线”是反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中共左倾继续发展，王明路线使左倾路线登到顶点。

王明是共产国际的工具和马列教条专家。1925年11月，王明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学习很努力，马列书本水平可以说是中共第—，据说能倒背马克思《资本论》。王明还能说一口流利俄语，深得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领导米夫赏识，进入这个直属斯大林主义的小团体。 1927年2月，米夫率联共一工作小组访问中国，并出席了五大，王明任翻译。中共六大，王明也参加了翻译工作。斯大林会见中共领导人他也担任了翻译。王明常以马克思理论家自诩。王明的马列书本水平高和受共产国际看好是他虽资历浅、无功劳却领导中共的原因。 中共六大后王明成中共左倾核心。1927年夏，王明乘中共清算瞿秋白错误，要出人头地，便捏造“浙江同学会”事件首犯错误，说这是一个从事地下活动的“反动组织”，而后台老板，则是瞿秋白，造成一些学生的被开除、被逮捕。 苏联格伯乌调查结果，竟然认为确有这种“反动组织”存在。瞿秋白、周恩来等人调查后，认为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组织。瞿秋白于是给联共政治局写信，对苏联格伯乌的调查结论提出异议。后来，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中共

篇五：陈独秀一生风流史：曾与小姨子公开同居(组图)

陈独秀一生风流史：曾与小姨子公开同居（组图

明媒正娶的高大众资料图

陈独秀，现代中国社会变革时期崭露头脚、独领风骚的风云人物；同时也是跌宕起伏，坎坷多变、颇富传奇的一面镜子。然而，在他63年的人生旅程中，却有4位女性与他相伴，直至终老。

第一位：明媒正娶的高大众

1896年，17岁的陈独秀考取了秀才。少年高中，前程似锦，不少有头有脸的人家都争着与他家联姻。经母亲与叔父陈昔凡做主，与时任安徽统帅部副将高登科的女儿高大众定了亲。

高大众比陈独秀大3岁，生得眉清目秀，体态端庄，大方开朗，处事得体，不失为将门闺秀。1897年陈独秀赴南京参加乡试落榜，于当年8月回家与高大众拜堂成亲。

门当户对，两人感情倒也正常。10年左右，高大众就生了3男2女。随着时间的推移，子女的增多，家务的沉重，使脾气暴躁、性格倔强的高大众时常唠叨不休，甚至发火骂人，令陈独秀难以容忍。陈独秀是个个性释放，思想激进，敢于向传统挑战的人，而高大众又没有文化，观念保守，两人没有共同语言，为此也经常吵吵闹闹。例如陈独秀要剪辫子，她就坚决反对，还骂他是洋鬼子；陈独秀要去日本留学，她不但极力阻拦，还把筹措的留学经费藏起来，使两人感情裂痕日益加深，不断暴发矛盾冲突。就在高大众怀着第五个孩子时，陈独秀已经移情别恋，夫妻关系名存实亡。自此，高大众便在陈家

独守空房，恪守妇道，抚养儿女，孝敬公婆，过着苦行僧的生活。

鸠占鹊巢的高君曼（资料图

第二位：鸠占鹊巢的高君曼

高君曼又名高小众，是高大众的亲妹妹。她比姐姐整整小了10岁。高君曼天生丽质，聪慧贤淑，从小受到父母的宠爱，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型女性。

高君曼在北京师大读书期间，经常读到陈独秀的文章，她十分崇拜姐夫的才气与胆识，经常在同学面前谈论他并引以自豪。由于陈独秀与高大众不睦，他极少与高家人来往接触，而对于这位才貌双全的姨妹子却刮目相看。高君曼热爱文学，经常到姐夫家求

教，陈独秀则热情辅导。由于过从甚密，加之陈独秀的人格魅力，两人感情日益加深，从亲情演变成了爱情。

1910年，陈独秀居然与高君曼公开同居，继而宣布他们要正式结婚。高大众对自己的丈夫和妹妹的离经叛道行为，既很愤怒，却又束手无策。双方父母也感到有苦难言，无可奈何，大骂逆子叛女玷辱门风。陈独秀一不做，二不休，带着高君曼私奔杭州上海，在那里过着甜甜蜜蜜的同居生活。1916年12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陈独秀担任该校文科学长，高君曼也随之去了北京，大大方方当上了陈教授夫人。

陈独秀与高君曼，从1910年至1925年共同生活了15年。这段时间，也是陈独秀一生中最紧张，最繁忙，建树与贡献最大的时期。他参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从“五四”运动的指挥者到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与领导

人。高君曼不仅是他生活中的伴侣，也是他事业上的支持者与助手。她帮助编辑出版《新青年》杂志，接待联络革命同志，掩护陈独秀的革命活动，营救陈独秀出狱，甚至与他一起被捕坐牢。她与陈独秀患难与共，生死相依，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艰苦紧张的生活把高君曼累坏了，身患肺结核也未能得到很好的治疗。但是，自1922年起，两人感情逐渐冷淡，陈独秀对红颜开始慢慢疏离。无奈之下，高君曼于1925年带着一儿一女移居南京。自此一别，他们再也没有见面了。孤苦的高君曼也在重蹈姐姐的境遇。

第三位：一拍即合的施之英

1925年冬，陈独秀的胃病又发作了，他来到上海一家私立医院诊治，接待他的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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