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

篇一：1997～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前因后果Microsoft Word 文档

1997～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前因后果 金融风暴启示录

对冲基金（Ｈｅｄｇｅ Ｆｕｎｄ）意为“风险对冲过的基金”，起源于上世纪５０年代初的美国，原指广泛利用金融衍生产品进行投资保值的一类基金，现今指利用各种金融衍生产品的杠杆效用，承担高风险、追求高收益的一种投资模式。

亚洲金融危机，又称亚洲金融风暴，是指１９９７年发源于泰国，之后进一步影响到临近亚洲国家，甚至全球货币、股

票市场和其他资产价值的一场金融大危机。其过程十分复杂，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１９９７年７月，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投机者瞄准泰铢注入大量热钱，迫使泰国政府于７月２日宣布放弃实行了１４年的泰币与美元挂钩的一揽子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亚洲金融危机正式爆发，并很快波及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其它东南亚国家；１０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香港，香港恒生指数自１９９６年以来首次跌破１００００点；１１月中旬，韩国爆发金融风暴，随之日本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破产，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第二阶段：１９９８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由此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随之日元也大幅贬值，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

第三阶段：１９９８年８月初，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击，使其遭遇失利。继而因俄罗斯国家政策的突变，在俄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

再次大伤元气，并带动美欧国家股市、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由此亚洲金融危机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到１９９８年底，俄罗斯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１９９９年，亚洲金融危机结束。

胡进、张才进：“全球金融动荡加剧的四大成因”, 《港澳经济》,1997年第3期。

而且过分集中于简单加工业。结果在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冲击下，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东南亚国家出口扩张势头放缓，带动经济增长下降，从而导致经常项目赤字、外汇储备减少，进而对固定汇率产生压力，最终使金融风暴在区内广泛爆发。相比之下，在金融风暴中“四小龙”的损失之所以低于东盟国家，从根本上看就是因为其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快于后者。

第二，东南亚国家普遍存在的外贸逆差递增、经常项目赤字高企、外汇储备递减、外资使用效益不高等问题，是构成本次金融危机

的直接隐患。以金融风暴发源地的泰国为例来分析【注6】，其危机的隐患早在90年代初期就已经埋下。从1990年起，泰国的外贸逆差逐年递增、经常项目赤字居高不下、外汇储备每年只减不增，分别从1990年的74.94亿美元、72.82亿美元和32.3亿美元，增加到1994年的92.68亿美元、82.22亿美元和41.75亿美元。另一方面，泰国的外债从90年代开始也急剧膨胀，从1990年的280亿美元，膨胀到1996年的900亿美元，仅1998年即将到期的短期外债就达400多亿美元，超过其全部外汇储备。

第三，东南亚国家金融体系存在根本缺陷是爆发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东南亚国家在金融体系上的根本缺陷，一是金融市场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长期债券市场不发达，短期贷款高于长期贷款，非生产性贷款（特别是房地产和消费性贷款）高于生产性贷款，外资大多以短期资本形式进入国内。结果客观上导致泡沫经济大量出现。二是金融资产结构不合理，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增加普遍高于中央银行，结果使得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下降，金融动荡得以在东南亚各国普遍出现。三是银行资产质量不高，金融风险加剧，导致金融危机在区内广泛产生。

第四，在金融制度不健全的基础上实行金融盲目自由化，直接加剧了亚洲金融危机的进程。金融自由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也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

中国金融改革中的“推倒重来”（谢平）

20多年的金融改革中有许多推倒重来的案例，其中最为经典的是上面提及的四个：外汇改革、统一货币市场、信托业改革和城市信用社改革

改革无坦途。“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一直是中国的改革优势，金融领域的改革自然秉承了这一传统，而且无可否认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总体上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固然常常走对，却也往往难以避免错误路径。这个时候，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选择结果：一是沿着原来的路径继续走下去，因为改变路径往往要很高的成本；另

篇二：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前前后后 索罗斯所做的一切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前前后后 索罗斯所做的一切 1992年9月16日，金融家乔治 ? 索罗斯挑战英国政府，打赌英镑对德国马克及其他欧洲货币的汇率偏高，历史上一场赌注最大的赌博游戏由此展开。在投入了100亿美元之后，索罗斯胜出，英镑被迫贬值，而索罗斯则从中赚取了9.5亿美元。

至今索罗斯仍以“能够击败英格兰银行的人”而闻名于世，然而他那次行动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一人一事的范围。在此之前，人们都认为世界各大中央银行的储备足以抵御货币价值的任何波动。然而索罗斯却证明，日常货币交易的强度和数量已经远远超过各国中央银行的储备。实际上，这种力量对比从有利于政府向有利于个人金融市场的转化，早在1986年就发生了，并且在1998年达到了顶峰。

没有哪里的变化会比世界金融市场上的变化更富戏剧性。曾经由银行（经常还有政府）主导的那种封闭的、严密控制的金融体系，已经被资本跨境自由流动所取代，规模更大、一体化程度更高的全球市场取代了封闭的国内市场，人们所熟悉的按照地域划分的市场和产业结构也处于不断变化中。英格兰银行领悟到，决策权已不再把握在少数人手中，而是由成千上万个企业及投资者所掌握，尤其是大型机构投资者。市场经常是由索罗斯这样的特立独行者所引导，在奖励优胜者的同时，无情地淘汰失败者。

虽然这一新的金融格局带来诸多好处，但我们更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众多“新兴市场”国家已向全球资本开放了金融体系，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在必要的市场基础设施和标准尚未具备的情况下实行开放的。银行监管、会计和治理及法律保护等方面的发展均不充分，难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结果，金融危机随之而来。

一、概说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的定义。金融危机被公认为难以定义，如果仅以现象和观点看，其开端和终结也是难以准确认定的。世界银行官员在一份报告中将金融危机定义为：迫使银行体系遭受重大损失甚至消除的金融事件。我们认为，危机涵盖了两方面基本内容：其一，涉及金融方面，对银行流动性、支付系统与偿付能力的沉重打击而导致的金融衰弱是金融危机的显著特点；其二，恐慌呼啸而来，存款人和投资人的信心急转直下，不仅使银行体系的形势更加严峻，也加剧了实体经济中的问题，进而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金融危机正在频频爆发。1970年代，危机表现为拉美债务危机，对拉美的银行造成了冲击；1980年代早期，智利和摩洛哥遭遇金融危机；1980年代末，美国储蓄与贷款协会（S&L）遭受金融危机的打击；90年代初，危机登陆瑞典、芬兰、挪威以及大多数转型中的社会主义经济体；1994年至1995年，危机席卷委内瑞拉、巴西和墨西哥；1997年，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多个亚洲国家也爆发危机；1998年，俄罗斯拖欠债务引发震荡，影响之广甚至波及到遥远的巴西。

在过去的20年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次数有增无减，而近10年间这一趋势更加猛烈。据世界银行统计，20世纪80年代共发生了45起系统性的重大银行危机。到了90年代，重大银行危机增至63起，增幅超过60%。此外，新兴市场经济体危机发生次数的激增更是为这一趋势火上浇油，这在拉美、亚洲及正从国营经济向市场为导向的金融体制转型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尤为严峻。

我们目睹了危机中的众生相。在厄瓜多尔和阿根廷，中产阶级储户为了提取他们一生的积蓄，徒劳地敲打着银行的大门，而银行却因遭到全国性流动危机的打击而关门歇业。2002年的阿根廷，不仅金融系统崩溃，其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也全面瓦解。在印尼，我们亲眼目睹了店主们在雅加达街头暴乱中苦苦挽救自己的生意。在韩国和日本，我们眼见兢兢业业的员工被失业的威胁压弯了腰，关于自杀事件的新闻报道不绝于耳。

按照常理，金融危机会在几年后逐渐平息：政府出手挽救有偿还能力的银行，将破产银

行清盘，存款人得到担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会提供短期贷款。按照常理，危机造成的直接损失指的是正在发生的新增成本，但实际上并非经常如此。更为准确的解释应该是把损失当成“沉入”成本，并把所谓的直接损失看作在银行危机中纳税人对存款人的转移支付。从这一角度来看，危机就是政府在全体公民之间分配损失的过程。然而，对于外部观察者而言，形势已经趋于正常，报纸上有关危机的大字标题也逐渐消失，或者至少从头版退到了商务版。有三分之一的危机是这样发生和收场的。

金融危机的代价。危机对各经济体而言均意味着巨额损失，因为挽救金融系统要付出直接成本（即纳税人为存款人的存款安全提供担保和为银行系统注入资本金），而增长受挫还会造成更为重大的代价。在瑞典和美国，危机给纳税人造成的损失，大约相当于该国GDP的4%-5%。而在墨西哥，相应成本接近750亿美元，约相当于GDP的20%。

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上升至30%-40%，甚至更高。在韩国，据英格兰银行研究，韩国政府已直接投入1250亿美元用于稳定金融体系，约为该国GDP的35%，1981年的智利和1997年的泰国为42%，1980年的阿根廷和1999年的印尼则达到50%以上。英格兰银行的研究显示：过去25年间，银行危机所造成的损失平均相当于GDP的15%-25%。 在亚洲，潜在的损失十分惊人。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st & Young）2001年估算，亚洲地区不良贷款总额在危机发生后的短短2年时间里便增长了约1/3，高达2万亿美元。 还有更加重要又鲜有人论及的代价，即机会和增长的损失。这些代价是随着现金流枯竭、贷款停发、存款交易冻结、不动产价格剧烈动荡而出现的。例如，韩国因为危机所丧失的经济增长机会约相当于其GDP的17%，这一比例在墨西哥约为10%，在瑞典则为5%。 逐步扩大的风险。金融危机通常旷日持久，过去20年间，半数以上的金融危机持续了4年以上。截至2002年，牙买加在金融危机中苦熬了8年，而那一年也正是印度尼西亚深陷危机的第5个年头。1998年金融危机和货币贬值后，俄罗斯的银行在4年后才有能力再次发行国际债券。在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由于缺乏解决危机的政治意志，危机久拖不决。 有些金融危机则周期性地爆发。1994年，土耳其因不均衡的自由化、巨额财政赤字及对未对冲的短期外币贷款的依赖引发了危机。其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态度犹豫不决，平息事态的措施力度不够，无法解决其经济和银行系统存在的深层问题，甚至是在掩盖问题。结果到2001年，区区一家中等规模的德米尔银行（Demirbank）倒闭，就引发了危机卷土重来。直到2002年初，土耳其为了争取达到欧盟的入盟要求，才开始处理其银行系统的结构性问题。

对股东和社会来说，金融危机堪称重大事件，决不能放任不管。更为严重的是，危机常蔓延过政治边界，一些附带效应逐渐显现，比如在其他一些未料想到的国家会出现较高的风险溢价，而且政府最终也可能倒台——近年来，在印度尼西亚、厄瓜多尔、俄罗斯和阿根廷，危机就引发了政府倒台。

最近几年的新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危机经常毫不留情地波及其他市场。1998年8月俄罗斯出现债务违约后，全球几乎每个债券市场的债券收益率均大幅上涨，结果导致巴西的公司被迫支付比以前高出1300个基点的利率。同时在美国，新设立的公司发现，无论利率开出多高都无法发行债券。

二、解析爆发原因

是什么原因促使金融危机的发生越来越频繁，影响也更为广泛？答案很简单。我们知道，运行不佳的市场能够滋生出危机，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真切。回顾过去，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向外资流开放的时机不够成熟，无法有效质询和监督管理层。而国外投资者则不这么认为，他们把钱撒向这些国家，指望获取高额回报。结果是，这些资本流产生了问题：宏观经

济政策越“利好”，资本涌入量就越大，导致了宏观经济游刃有余，微观经济却不堪重负，困境重重。

金融市场正在进入新时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60年代末，政府管制、资本缺乏流动性、标准不统一和技术限制在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构筑起了地域壁垒。经济主要是在各国境内运行，国家间交换的主要形式是货物贸易和贸易融资所需的货币。由于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和汇率，战后还未发生过全面金融危机，特别是蔓延到其他国家市场上的危机。即使出现问题，通常都仅限于个别银行，而且多是因为贷款不够审慎而导致的。

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所有这一切开始发生变化。北美、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采取浮动汇率制，开始开放资本项目，允许跨国金融投资，并放松了对本国金融机构的管制。1970至1980年代，跨境资本流动稳步增长，但主要局限于各工业化经济体。1989年柏林墙倒塌，标志着金融市场的新时代的开始。国家丧失对利率和汇率的管制权，数字通信的飞速进步带来了真正的全球化，新兴市场和前苏联集团的转型经济体也加入了金融自由化的行列，且一般都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明确支持。资本流动迅速涌向全球各地，深入各个偏僻角落。

跨境资本流动的激增生动地显示出这一变化。1980年，跨境股票(相关:理财 财经)和债券的年交易总额只有区区515亿美元，到200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8万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0%。与此同时，跨境银行贷款也从4165亿美元增长到近1.8万亿美元。在国外证券(相关:理财 财经)交易所发行股票的公司数从1990年的242家发展到2000年的2070家以上，同期筹资额也从160亿美元增长到3160亿美元，约增长了20倍。

新兴市场与全球资本市场联系起来。新兴市场向海外投资者打开大门以吸引外资潮，始于1980年代的拉丁美洲，并在1990年代日渐兴起。这给金融危机创造了条件，因为这些国家没有必要的市场基础设施和保障措施。更糟的是，在新兴市场金融系统占支配地位的是银行，而不是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在美国，银行只向私人部门提供其所需外部资金的25%，其余则由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提供。而在亚洲、东欧、非洲以及南美的市场中，这一比例通常是颠倒过来的。资本市场在这些国家的发展不充分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从金融体系稳定性的角度来看，银行业存在内在风险性。它吸收短期存款，但提供浮动汇率和固定利率的长期贷款。在许多新兴市场中，当银行以短期借款和外币借款形式吸纳资金，而后对外提供长期本币贷款的时候，将会出现资产和负债期限错配，以及货币错配的问题。银行的企业客户有时为追求较低的利率而甘冒货币风险，后来往往会后悔不迭。 由于银行承担着每一个借款人的全部违约风险，因此是在集中风险，而非分散风险。1980年代，当新兴经济体欠发达的、脆弱的金融体系融入全球金融体系后，全球金融体系的架构就发生了变化，并产生了双向风险：新兴市场要立即应付来自世界金融中心强大力量的挑战；而发达市场的金融体系则不得不应对和消化此举带来的更大的波动性。

银行贷款过热引发波动。毋庸置疑，国际资本流动确实波动性强，是诱发众多金融危机的因素之一。但令人惊异的是，一直以来，外国银行贷款比跨境股票债券投资的波动还大。例如，1996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的5个国家共接受了478亿美元的外国银行贷款，而1997年危机发生后，这一资金流入变成了299亿美元的资金流出，一入一出相差750亿美元。一年以后在俄罗斯，外国银行贷款再次成为逃离最快的资金。1990年代晚期，外资银行贷款总额的年变化幅度远远大于债券和股票资金流的变化幅度，因此具有更大的波动性。 很多人以为银行贷款是长期专项贷款，不可能突然撤走，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债券和股票市场主要通过价格而不是数量来适应变化的市场条件，当危机发生，为避免损失立即化为现实，投资者不可能大举抛售。但银行贷款则不同，它不具有流动性，且利润固定，因此银行通过贷款数量而不是价格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状况。当问题出现苗头时，银行只要减少

贷款就能够避免出现贷款违约，因此每家都巴不得第一个撤走，这种一致的行为更加大了波动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越是在情况最糟糕的时候，银行越是大力贷款给新兴市场，以获取潜在高回报。面对本国堆积如山的坏帐和极低的总体回报率，日本的银行成为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最大贷款人，截止到1997年6月的贷款总额已达到972亿美元。但同时，外资银行贷款又对潜在的损失高度敏感，当危机刚刚发生，就大量抽走资金，1997年6-12月，东南亚的贷款总额大约下降175亿美元，其中有105亿美元是由日本银行抽走的。当一个国家像泰国那样在仅仅3个月内便有81亿美元资金抽逃时，当地本来就不够稳健的金融机构便出现崩溃，银行和企业大面积倒闭。

发生整体性风险的可能性增大。当今金融市场不稳定性的根源，还包括大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日益密切的联系，表现为回购协议和贷款担保。以俄罗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为例。在连续几年获得惊人的回报率（1995年和1996年均超过40%）后，它的对冲基金增加48亿美元，其中包括来自基金16位合伙人的19亿美元。LTCM以此为担保向银行借款，加大在市场上的赌注。到1998年夏，金融交易账面金额估计高达1000亿美元。但俄罗斯出现债务违约后，各大债券市场的债券收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LTCM开始缺少补交准备金的资金，并且很可能会被迫中途平仓。

面对LTCM将被迫抛售的可能性，它的主要贷款人和投资者开始焦头烂额，这其中包括不少大型国际投资银行。除了巨额损失外，他们还担心LTCM的平仓会使更多的资本市场陷入低迷。为此一批联邦储备委员会官员利用私人资金的解决方案，对LTCM加大资金投入，取得控股权。这样，LTCM的危局靠私人部门的力量得以化解，避免了更为糟糕的后果。但从这个事例中可以看出，由于市场和其主力参与者之间联系日益复杂，个体主力参与者的倒闭可能会给远在其他地区的参与者造成潜在的系统性风险。

三、危机的发展进程

通过对众多案例的观察和分析，我们发现，金融危机在各国的发展进程惊人地相似，大多为同一模式，即发端于实体部门的薄弱环节；银行贷款投向错误使问题更为严重；监管体系失效使危机进一步蔓延；宏观经济政策和外来冲击引发危机。

以泰国为例。早在1992年，泰国实体部门就已经业绩欠佳了。随着泰国实行金融体系自由化，使国内投资者可以获得海外资金，引发危机的因素开始形成。这个过程中，政府让泰铢钉住美元，刺激了外国银行向该国投放大量短期贷款，造成经济过热。由于当时基本不存在贬值风险，泰国的金融机构轻率地大举借入美元、发放泰铢贷款，没有防范货币错配问题。这些贷款很多进入了房地产领域（这是经济泡沫另一个常见的特点，由此导致经济最终崩溃并发生危机），不久房地产价值迅速上升，由于监管松懈且缺乏必要的信贷技能，金融机构将高估的房地产价值作为新发贷款的依据，股市也在国内外投资者的合理推动下扶摇直上，国内外投资者都忽略了企业已经出现问题这一明显的信号。然而，对泰国经济的信心正在悄然丧失。1997年春，投资者开始撤走资金，随后银行挤兑耗尽了中央银行的货币储备，随着政府在7月对泰铢实行浮动汇率，风暴正式袭来。

瑞典的危机与此类似。1985年，瑞典告别了银行业严格监管的历史，对金融部门放松了管制。贷款限制的取消引发国内外银行大举放贷，其中很大一部分直接进入了房地产领域。不久房地产价格猛涨。1989年，瑞典解除对资金的限制，允许国民投资海外资产。很多人在国外购置了房产，以较低利率借入外币。随着这个问题逐渐严重，瑞典经济也受到日益上升的贸易赤字的不良影响，部分原因是实际汇率上升。此外，政府钉住汇率的政策也鼓励贷

款人发放未经对冲的外币贷款。由于钉住的货币掩盖了真实的汇率风险，因此借贷人获得看似“便宜的”外币贷款，却很少考虑瑞典克朗也会贬值。1992年，为了在动荡的国际局势中维护汇率，政府实行了一套新的税收制度以鼓励储蓄，并推出了更为紧缩的货币政策。这些措施导致通涨水平急剧下降，税后实际利率大幅飙升，结果房地产市场暴跌，造成大量不良贷款。到1993年初，瑞典克朗贬值25%，外国资金纷纷逃离瑞典。

墨西哥的案例则更加典型。1989年，墨西哥开始经济改革进程，金融部门实行了自由化，并向外国竞相开放，18家国有银行实行私有化。银行的新任所有人，包括许多经验不够丰富的，支付了很高的价格：平均达到账面价值的202%（当时美国的银行是以账面价值120%的价格出售）。新的所有人希望通过快速扩张收回投资。与此同时，由于对准备金的要求取消，存款出现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国外借款也推波助澜，银行帐面资金十分充裕。 此时墨西哥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绝大部分的国外借款以美元计算，这使得银行极易受汇率变动和外国投资者看法变化的影响。银行对潜在的威胁毫无察觉，反而向许多没有美元收入的企业提供美元贷款，还在不具备对客户进行信用分析技能的情况下贷款给那些低信用客户，结果造成了巨大的信贷风险。事实上许多墨西哥公司已经陷入困境，1994年危机前夕，墨西哥的银行以市价评估的贷款组合价值，损失达到250亿美元——足以抵销银行系统的全部净资产。随着政局不稳定和美国利率上升削弱投资者对墨西哥的信心，钉住汇率最终瓦解，危机正式爆发。

1994年墨西哥还举行了一次大选。这显然不是一个竞选的好年头，竞选期间一位支持率处于领先位置的候选人遭到暗杀，同时恰帕斯地区还爆发了叛乱，进一步破坏了投资者的信心。利率和外债还款飙升，信贷枯竭，大批公司破产。

四、危机的一般规律

按照传统认识及众多学术文献的观点，许多人认为金融危机难以预测。由于引发金融危机的原由有多种，因各国国情、文化及政治的不同而各异，因此应对危机的生存战略也难以预先制订。上述结论使货币管理官员以为，在金融风暴爆发前，我们根本无法对其各项因素进行认识、防范和管理。

对此我们不能苟同。根据经验，我们认为对各国而言，危机的征兆是相同的。我们经常会看到某些公司、甚至整个经济部门年复一年地始终在破坏股东价值，结果埋下了金融危机的祸根。我们也经常发现银行系统在基础面上是十分脆弱的，尤其是在一些新兴市场。新兴市场的银行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如果和其他波动性较小的资本市场相比，则过于突出。这些脆弱的国家金融体系与全球资本市场的连接效率经常非常低下，增加了所有借款人的本地资金成本。我们经常会发现公司治理水平低下、会计制度和透明度不足等问题。此外，我们总能发现金融监管机构缺乏必要的技能和政治独立性，无法有效开展工作。各国金融体系比较脆弱，而且往往在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即与全球资本市场接轨，大量资金在误导的假定条件下流入，加大了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地区之间或国家之间固然存在差异，然而兴衰之势还是有其共同模式的。具有远见的领导者能够洞察危机，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在危机爆发前后从战略高度管理危机。

（一）危机的酝酿阶段，大体上可以从三方面分析：

实体部门中经营水平低下的企业。实体部门的价值损失是发生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我们所见过的大多数情况下，实体部门在危机发生多年前就遭受经济损失了。同时，为这些企业提供资金的金融中介的贷款风险也在逐步——有时甚至是迅速地——上升。以韩国为

篇三：97年亚洲金融危机

索罗斯

【前言】

1997年夏，亚洲爆发了罕见的金融危机。在素有“金融强盗”之称的美国金融投机商索罗斯等一帮国际炒家的持续猛攻之下，自泰国始，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汇市和股市一路狂泻，一蹶不振。在东南亚得手后，索罗斯决定移师香港。

香港庆祝回归的喜庆气氛尚未消散，亚洲金融风暴便已黑云压城。在请示中央政府后，特区政府果断决策，入市干预。经过几轮“肉搏战”，国际炒家弹尽粮绝，落荒而逃。香港取得最终胜利，保住了几十年的发展成果。

而为了帮助亚洲国家摆脱金融危机，中国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不对人民币实行贬值，并通过国际机构和双边援助来支持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充分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风范。

泰铢贬值点燃导火索

金融危机从泰国蔓延到全亚洲

在20世纪90年代的繁荣时期，亚洲被世界上公认为新千年的一个巨大的新兴市场。当时的泰国，和许多亚洲国家一样，开始从海外银行和金融机构中借入大量的中短期外资贷款，外债曾高达790亿美元。在一片表面繁荣之下，泰国修建起许多空无一人而锃光发亮的办公

大楼，韩国建立起了年产5百万辆小汽车的生产能力，这是当时韩国国内汽车市场容量的10倍。

1997年，泰国经济疲弱、出口下降、汇率偏高并维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给国际投机资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捕猎机会。由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主导的量子基金乘势进军泰国，开始大量卖空泰铢，以迫使泰国放弃维持已久的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

泰国政府不甘示弱，不惜血本以强硬手段进行对抗，在短短几天内耗资100多亿美元吸纳泰铢，但却徒劳无益。泰国政府不当的干预手段反而被金融大鳄们利用，他们不断散布谣言，说泰国政府束手无策，一时间泰国金融市场被搅得一潭浑水、阴云翻滚。1997年7月2日，苟延残喘的泰铢终于崩溃。泰国宣布实行泰铢浮动汇率制。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即一路狂跌18%，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泰国金融危机的正式爆发。

对那些依赖外国资金进行生产并用泰铢偿还外债的泰国企业带来的，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泰国的老百姓也如惊弓之鸟，挤垮了银行56家，泰铢贬值60%，股票市场狂泻70%，泰国人民的资产大为缩水。

金融危机一夜席卷亚洲

泰国金融危机像瘟疫一样传染到东南亚各国，在泰铢急剧贬值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们的攻击对象。

7月11日，菲律宾对比索的大规模干预宣告破产，决定放开比索与美元的比价，比索开始大规模贬值。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 8月23日，印尼盾贬值以历史低点，甚至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财政援助。11月中旬，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008∶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香港金融市场生死保卫战

千亿港元与金融大鳄“豪赌”

财政司长曾荫权床头“落泪”

1997年10月，国际炒家首次冲击香港市场，造成香港银行同业拆息率一度狂升至300%，恒生指数和期货指数下泻1000多点，大获而归。10月风暴过后，又是多次小规模狙击港元，利用汇率、股市和期市之间的互动规律大肆投机，狂妄地将香港戏称为他们的“超级提款机”。

1998年8月初，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索罗斯联同其他财力雄厚的“金融大鳄”三度冲击在香港奉行的联系汇率制。他们采取“双管齐下”的方式，一方面大肆散布人民币要贬值的谣言，动摇投资者对港元的信心；另一方面在外汇市场大手抛出投机性的港

元沽盘，同时在股市抛售股票来压低恒生指数，以及在恒指期货市场累积大量淡仓，指望在汇市、股市和期市相关连的市场上大获其利。

港人财富蒸发2.2万亿港元

在猛烈的冲击下，恒生指数在8月中旬跌至6600点，一年之间总市值蒸发了近2万亿港元！同时，港元兑美元汇率迅速下跌，各大银行门前出现了一条条挤兑的人龙，这是香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从未遇到的情况。

金融危机导致股市暴跌，香港楼市也遭受重创一路下跌，到非典时期累计跌幅已达65%，一下子退回到10年前的水平。在这次的经济寒潮中，受伤最重的是置业者。楼价大跌，令不少业主变成了“负翁”，炒楼失败破产，甚至有人跳楼自杀。一位投资者1997年高峰期以400万港元买了套房子，2001年把房子卖掉后，仍然欠银行100多万港元贷款和利息。 据粗略统计，亚洲金融危机中，港人财富蒸发了2.2万亿港元，平均每个业主损失267万港元，负资产人数达到17万人。

受到“负财富效应”等的影响，投资和消费急速萎缩，香港经济开始出现通货紧缩。不少公司或倒闭，或裁员，令香港失业率上升到20年来的最高水平。香港经济笼罩在一片愁云之下。

动用港币近千亿阻击索罗斯

虽然香港在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但金融大鳄们嚣张气焰在香港却遭受到顽强的抗击。当时执掌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大权的曾荫权，开始动用港币与国际炒家搏杀。从1998年8月14日起，香港政府连续动用港币近千亿，股市、期市、汇市同时介入，力图构成一个立体的防卫网络，目的在托升恒生指数，不仅要让炒家在抛空八月期指的作业中无利可图，更要使他们蚀本，知难而退。

8月初，炒家们对香港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狙击，5日，炒家们一天内抛售了200多亿元港币。香港金管局运用政府财政储备如数吸纳，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1美元的水平上，令炒家们大失所望。

6日，炒家又抛售港币200多亿元，金管局再出新招，不仅如数吸纳，还将美元购进的港币存放回银行体系内，使银行银根宽松，维持稳定同业拆息率。

7日，港元阻击战与保卫战进入第3天。国际炒家继续抛售，金管局照例买进。港股维持在7000点以上大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当天表示：“我们绝对有能力和决心维持联系汇率，我们一定做得到。”

14日一开市，香港金管局首次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期市，大量收进蓝筹股票和期票，同时提高银行隔夜拆息率，夹攻国际炒家。市场估计当日约动用40亿港元入市。

8月24日，为了打破炒家的套利计划，港府再次主动出击，动用50亿港元入市干预。午市时分买盘突然瞬间中断，结果股指迅即暴跌300点，两分钟后才被大手买盘重新拉回到7900点水平。当日恒生指数急升318点，收盘于7845点。

惊心动魄的决战时刻

8月27日，8月份期货结算前夕，特区政府摆出决战姿态。

当天，全球金融消息极坏，美国道琼斯股指下挫217点，欧洲、拉美股市下跌3%～8%，香港股市面临严峻考验。在曾荫权的指挥下，港府一天注入约200亿港元，将恒生指数稳托上升88点，为最后决战打下基础。同日，国际炒家量子基金宣称：港府必败。索罗斯这种以某个公司或部分人的名义公开与一个政府下战书，扬言要击败某个政府的事件闻所未闻、史无前例。

28日是期货结算期限，炒家们手里有大批期货单子到期必须出手。若当天股市、汇市能稳定在高位或继续突破，炒家们将损失数亿甚至十多亿美元的老本，反之港府前些日子投入的数百亿港元就扔进大海。当天双方交战场面之激烈远比前一天惊心动魄，全天成交额达到创历史纪录的790亿元港币。港府全力顶住了国际投机者空前的抛售压力，最后闭市时恒生指数为7829点，比金管局入市前的8月13日上扬了1169点，增幅达17.55%。

香港财政司司长曾荫权立即宣布：在打击国际炒家、保卫香港股市和货币的战斗中，香港政府已经获胜。香港市场人士估计，香港政府在这两星期托市行动中，投入资金超过1000亿港元，集中收购了香港几大蓝筹股公司的股票，预计港府目前持有相当于香港股市2100亿美元总市值的4%股票，成为多家香港蓝筹股公司的大股东。

中央政府成为香港坚强后盾

央行两副行长坐镇香港指挥

在香港抵御金融风暴的整个过程中，中央政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首先是中央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在与国际炒家决战的关键时刻，中央政府派出了两名央行副行长到香港，要求香港的全部中资机构，全力以赴支持香港政府的护盘行动，成为香港战胜金融风暴袭击的坚强后盾。

在整个亚洲金融危机中，唯一顶住了索罗斯的进攻而没有经济崩溃的就只有回归后的香港，保住了香港几十年的发展果实。当时索罗斯发动世界舆论(包括香港舆论)，大肆攻击香港政府 “行政干预市场”，违反市场经济规则，要是当时香港特区政府及中央政府屈服于世界的舆论压力而不运用“宏观调控”进行入市干预，那将酿成大祸。

当时的曾荫权后来说过：“决定政府入市干预的前一晚，我坐在床头哭了，不是为我自己，而是怕这个决定如果错误了，害了香港，我怎么向中央政府、向市民们交代？” 坚持人民币不贬值

中国：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中流砥柱

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安排的框架内并通过双边渠道，向泰国等国提供了总额超过40亿美元的援助，向印尼等国提供了出口信贷和紧急无偿药品援助。

当时，全世界几乎异口同声地宣称：人民币应当贬值，否则中国经济将面临灭顶之灾。然而，中国政府经过多方面权衡，在出口增长率下降、国内需求不振、失业增多和遭遇特大洪涝灾害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从维护本地区稳定和发展的大局出发，作出人民币不贬值的决定，承受了巨大压力，付出了很大代价。为了表明诚意，中国政府还收窄了人民币对美元的浮动区间。中国领导人多次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在1998年3月17日，朱镕基当选总理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首先就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此举对亚洲乃至世界金融、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人民币不贬值的意义：首先，避免货币危机进一步扩大，特别是保护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其次，减轻了已实行货币贬值国家的经济压力，因为如果中国也贬值，周边国家货币贬值可能带来的出口增长将会受到影响；第三，树立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第四，人民币不贬值维护了东南亚的经济秩序。

在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同时，中国政府采取努力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保持了国内经济的健康和稳定增长，对缓解亚洲经济紧张形势、带动亚洲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

篇四：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日本

日本喝下了美国毒药

先说日本如何中了美国设下的圈套。

这对认识当时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现在全球发生的次贷危机非常具有警醒作用。

在《货币战争》这本书里，作者曾经描写了1973年中东战争，其实是一场美元做武器的货币战争，而我们看到的许多战争，包括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本质上都不是石油战争，而是货币战争。

那么，在1980年代美国针对日本的贸易战争，其实质说到底，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一场货币战争。因为，这次美国人赤裸裸的拿起了货币的武器，戳破了日本的泡沫经济，从此日本经济一蹶不振，长达10多年，直到2003年之后，才走出货币战争失败的阴影。

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进入缓慢的恢复，而带来经济发展契机的是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这次战争让日本成为所谓联合国军的战略后方，大量战略物资源源不断运往日本，而如果运输成本太大的物资则在日本就地生产，日本经济的机器日夜不停地运转了起来，比如大家熟悉的电器厂商三菱重工，就是当年生产坦克大炮的，至今日本人还保留了这些生产线。各国军人在日本吃喝玩乐，也带动了当地巨大的消费需求，由此日本经济一发不可收，到1960年代，日本经济的元气已经基本恢复，且发展神速，1980年代的时候，日本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阶段，一个可以叫板美国、和美国争霸的阶段，日本对美国的统治地位形成了威胁。日本GDP达到了美国GDP的一半，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个性张扬的日本人则开始到处收购，比如收购好莱坞，收购洛克菲勒帝国大厦，要知道那个时候美国资本主义的象征不是在911事件中倒下的世贸大厦，而是洛克菲勒帝国大厦，这个华尔街的标准性建筑。

美国人惊呼，日本要和平买下整个美国。

这个时期，日美贸易顺差加大，而美国面对日益增长的贸易赤字，忧心忡忡，坐立不安。焦躁的美国人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加大出口，减少进口，以此达到贸易平衡。

看起来，这个理由非常冠冕堂皇，也非常合理，于是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之下，1985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日本财长竹下登、前联邦德国财长杰哈特?斯托登伯(Gerhard Stoltenberg)、法国财长皮埃尔?贝格伯(Pierre Beregovoy)、英国财长尼格尔?劳森(Nigel Lawson)等五个发达工业国家财政部长及五国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Plaza Hotel)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这就是有名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

理由是充足的，但由此带来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在这里不得不佩服美国大佬的智慧，同时鄙视一下日本民族的短视，日本人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美国大佬往往是一石三鸟，通观全局。日本人只看到了贸易平衡，美国人则看到了未来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经济崩溃的那一刻。（日本人总是在眼看着要取得胜利的时候，被美国人临门一脚，在最后黑色三分钟把比分改写成美国赢，日本输，太平洋战争如此，广场协议也是如此，也许，这是日本的宿命。）

因为，日元不断升值带来了一个副产品，大量国际资本流入日本，赌日元升值，导致日本房地产、股市大幅度上涨，资产泡沫化开始严重起来。记得当年的世界首富是个日本人，具体叫啥名字记不得了，他拥有东京和新宿的大片房地产，按照他拥有的土地资产和房产来算，他就是世界首富了。

股市房市的上涨迫使日本央行实行宏观调控，不得不推行货币紧缩政策，日元利率上涨到6%，大量热钱开始撤离日本股市房市，日本股市房市应声下跌。1991年日本经济正式步入崩溃，直到2003年才开始在中国经济强劲带动之下走出低谷，这段时间被日本人称为“失去的十年”。（其实总时间跨度远不止10年。）

那么，在1997年的时候，日本股市已经开始从40000多点下跌，步入经济萧条阶段。自从1990年开始，日本股市见高点以来一直处于漫漫熊路。然而即使此时已经跌了7年，日本股市的平均市盈率仍然达到惊人的150倍。比2008年中国股市6124点时候股市平均70倍市盈率，还多了2倍多。

股市的下跌使得日本大量中产阶级破产，而房地产的下跌则使得日本资产阶级破产。 单是炒作房地产亏蚀一项，据日本大藏省的报告，仅仅“日本住宅金融”、“第一住宅金融”、“总和住宅”等七家房地产贷款公司的亏蚀总额就超过了6.27万亿日元，坏账总额则高达8.1万亿日元。

日本喝下了美国的毒药，此时大病未愈。而东南亚经济的强劲增长，却使日本看到了希望，因为最简单的逻辑是，东南亚是日本的市场（广场协议之后，日本被迫把市场从美国转到了东南亚一带，同时节约产品出口的运输成本。）东南亚经济的兴起无疑给日本打了一剂强心针，日本雄心勃勃的复苏计划又蠢蠢欲动地开始了。

但，既然已经把你打趴下了，还会让你很快舒舒服服的爬起来吗？

虎！虎！！虎！！！

上面说的是亚洲经济龙头老大日本，被美国用一纸日元升值的协议捆住了手脚，从此日本开始长达十数年的衰退之路，而东南亚经济体的兴起让日本看到了希望。

东南亚创立东盟经济体，意在建立类似欧盟的自由贸易区，将来可能会克隆欧盟，统一内部货币，有人称此货币名称叫做亚洲元，简称亚元。

经济上的统一，极有可能演化为政治上的一统。

欧元的噩梦刚刚过去，亚元又出来了，欧洲这个敌人刚刚站起来，亚洲这个敌人又爬起来了，真是按下葫芦起来瓢。

想当年，为了破坏欧元体系的形成，由美国控制的经济杀手索罗斯袭击了英镑，击垮了英格兰银行，使得英格兰银行一夜之间亏了20亿美元，也使撒切尔夫人从此放弃了英镑并入欧元的计划，实际上，是让英国从此跟定了美国，而不是欧洲。

英国从此成为美国不是殖民地的殖民地，美国人任意使唤的一条哈巴狗。

如果故伎重演，那么在亚洲建立东盟的成功性将大大降低，东盟内部将会分裂，所谓自由贸易区将会土崩瓦解，而日本重新崛起的时间将大大推迟，中国也会受到巨大的打击，因为在7月份中国将从英国手里接管香港，到时候让他们付出巨大代价，等于花巨款重新买回一个香港，而不是白白得到的，这是一招妙棋。

那么，在东南亚即将搭起的经济骨牌中，谁才是不堪一击的对象呢？选择谁下手比较合适呢？又如何下手呢？下手到何种程度才能引发整个区域的崩盘呢？崩盘之后在政治上、经济上有什么后果呢？如何收场？对中国的打击程度如何？日本还会喘息多久？

这都是要通盘考虑的问题。

中国的古代兵法强调避实击虚，攻其不备。猎豹在一个羚羊的团队中，总是选择体质最弱，或者年龄最小的进行攻击，而且攻击的速度总是非常迅速，但准备工作要做充分，特别是攻击的对象和时机要选择好，它总是在离开羚羊较远的地方静静观察，直到攻击点来临。 如果让我来选择，我会选哪家？

首先，我会选择比较弱的，那么一定是在亚洲“四小虎”中间选择，而不会从“四小龙”中选择，因为“四小虎”羽翼未丰；其次，我会选择“四小虎”中经济漏洞最大的那个，也就是有病的小羚羊。

这么选下来，泰国将是首轮攻击对象的上上之选。首轮告捷之后，整个多米诺骨牌将轰然倒下。

为什么呢？因为泰国的特殊经济机构和债务结构。当时泰国出口面临逆差，而外债又主

要是短期外债，外汇储备又捉襟见肘，因此比较具有可操控性，而且，为了促进泰国的旅游事业，这个国家的外汇在资本项目下又是可以自由兑换的。

另外，还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比较善良，忠厚，老实，正是那种被卖了还会帮你数钱的那种。泰国推行佛教，人们一般信佛，即使你伤害了他，他也只是说一句“我佛慈悲，善哉，善哉。”然后了事。

泰国是个什么国家？是个只要一个泰国军人拿着冲锋枪到大街上喊一下就可以发动政变的国家。多年来，只要你想政变，你就能够政变成功。

所谓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

在资本市场上，是没有任何感情可言的，有的只是血腥和屠杀，这和动物生存的丛林法则没有什么两样。

泰国小虎，面临着猎杀。日本漫长的冬季

如果有人说乔治.索罗斯是预言家的话，那么可以佐证的理由就是：是乔治.索罗斯，而不是别人，预言了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

日本经济自从六七十年代开始奇迹般增长，经过20多年的努力，从战争废墟上起步的日本，奇迹般成长为可以叫板美国的经济巨人。

日本的经济奇迹不同于中国，中国经过20多年的经济增长，但是老百姓还是穷，人均收入刚刚过2000美金，而日本同样是经过20多年的经济增长，但是老百姓非常富有，人均收入早就过万美金，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藏富于民。

于是，有了钱的日本人除了开始大笔储蓄之外，将赚来的大笔大笔的钞票投向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由此推动了股市房市的一路攀升。

坚信“市场总是错的”理念的索罗斯注意到了日本股市和汇市，与市场唱起了反调。1987年，索罗斯认为日本股市泡沫太多，必然暴跌，于是在日本市场放空，同时预计日本股市暴跌之后资金回流向美国，故在美国市场做多，然而很不幸，日本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日本市场的外围资金回流国内“救主”，特别是在美国股市的资金的大批回流，导致美股暴跌，而日股暴涨，索罗斯如意算盘落空，被杀得屁滚尿流，要不是跑得快，差点赔光了老本。 这是索罗斯第一次袭击日本，1995年索罗斯故伎重演，依然损失惨重，据后来的资料显示，赔了20亿美金。

索罗斯的资金显然是拼不过日本财团和政府的，因此遭遇了投资生涯中的一次滑铁卢之战。

虽然做空的机会选择不当，但对日本经济泡沫必将破灭的判断，索罗斯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日本股市依然一路高歌，至1989年登上40000多点，随后掉头向下，1990年日本股市开始暴跌，金融股、地产股飞流直下，日本泡沫经济的神话被戳破，自此股市、房市一蹶不振。

但日本经济，依然如同一只超级啤酒桶。

当东南亚金融风暴来临的时候，日本敏感地感觉到这把火迟早要烧到自己屁股上，因为基于几点判断：第一，索罗斯早就盯上了日本，并且交过几次手；第二，日本把东南亚作为自己的主要市场之一，尤其是汽车、影像产品、游戏产品等等的倾销地，东南亚受到波及，则日本的市场终端被破坏，将沉重打击日本出口，何况日本的许多生产基地本来就在这些国家境内。比如，著名的松下、索尼在马来西亚、印尼都有分厂，八佰伴总部还设在香港，而一些大企业比如三井、住友、伊藤忠、丸红等以贸易为主，一旦进出口受损，将直接打击这些公司的业务。第三，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内，日本推动区内自由贸易是最积极的，一旦东盟被削弱，则日本经济地位乃至政治地位不保，而相反，如果日本出手则可以获得道德上的赞

美，占领道德战略高地，今后在东南亚话语权更加大了，影响力更加强了。第四，东南亚货币贬值将提高其出口竞争力，可能使得日本对该地区贸易产生巨大的逆差，另外这些地区的日资企业还会因为过快的通货膨胀不得不扩大生产成本。

因此，还没等泰国人开口借钱，日本就忙不迭地宣布，日本将慷慨解囊，掏出40亿美金，甚至可以更多。

日本人的举动同时也更多地透露着心虚。

因为，日本这个巨大无比的大泡沫虽然经过七年多的挤压，依然非常可观，超级啤酒桶还是不时冒出泡泡来。比如，1997年初期，日本股市平均市盈率达到104倍，在世界各大成熟市场名列第一。而如果在经济快速的上升期，市盈率非常高，市场也是可以接受的，毕竟今后的动态市盈率会很快下降，但自从1990年以来，日本经济迟滞不前，因此保持高市盈率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了。

平均市盈率人为地维持在一个超过100倍的水平之上，已经严重脱离基本面。

而同时，日本脆弱不堪的银行系统正在承受着巨大大压力，不良债权居高不下，一直是日本银行不愿意承认的事实，过度信贷造成很多呆账、死帐乃至可能的糊涂账。

事实上，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打击非常之大，这是很多研究经济的人没有认识到的一个重大课题。自从1989年日本股市从40000点见顶以来，日本股市一路下滑，已经下跌了60%多，银行大量资金被吸进“股市黑洞”化为泡影，1997年11月14日，日经指数跌至16000点，国内20家最大银行这一天仅仅从股份单上的收益损失即达到120亿美元，而这之前的损失高达900多亿美元。

东南亚股市的暴跌，让日本股市也开始跟随下跌。

一些银行开始出现大规模亏损。比如，东京三菱银行当时可以称为世界银行界的巨擎，刚刚合并时其资产值列全球第一，远远超过美国花旗银行，然而在三月份的季度报告内不得不宣布，出现了税前8650亿日元的巨额亏损，而1996年同期则赢利1194亿日元。 其在发布季报的报告中称，之所以发生亏损，是因为自行冲销了坏账。

这些坏账就包括股市暴跌所持股份的价格下跌。

就象中国平安今天发布的持有富通银行股份的价格下跌导致238亿季报亏损一样。 灾难的征兆幽灵般出现了。

1997年10月，日本出口不出所料的大幅度下滑，而内需要刺激不起来，日本本土汽车销售额创下23年最大跌幅，内需、出口这两驾马车，轰然倒地了。

市场疲软，需求不振，日本经济风雨飘摇。

倒闭和失业开始象瘟疫一样到处蔓延。

金融危机往往只有在不能预测到的时候才能出现，而麻痹和麻木，是金融危机几乎必然出现的重要前提。

日本的冬季，很长，很长。

倒

就像中国人每年都要以一句话或者一个词来概括一年一样。日本汉字能力鉴定协会每年年底都要向全国征集一个能够形象地概括当年日本社会的汉字。

比如，1995年因为阪神大地震当年被称之为“震”年，1996年则因为发生0-157引起的大面积中毒事件，因而被称之为“食”年，而1997年呢？

12月12日，几乎所有参与评定者都选中了一个字。

这个字叫“倒”。

因为它的的确确非常形象地概括了日本1997年的经济形势——许多企业几乎是一夜之间倒了下来。

而这倒闭的企业里面尤以金融企业为多。

4月，日产互助人寿保险公司被勒令停业。

5月，日本著名券商山一证券附属经纪行小川证券停业。

10月，京都共荣银行倒闭。

日本商业界巨子八佰伴倒闭。

11月3日，日本第七大券商三洋证券破产。

17日，日本十大银行之一——北海道拓殖银行倒闭。

24日，日本第四大券商山一证券倒闭。

26日，日本德阳银行破产。

金融风暴刮起的龙卷风刚刚在日本登陆，就连根拔起了几棵貌似强壮的大树，那些抗风险能力差的中小企业，就只能在寒风中簌簌发抖了。

今天我我们在使用网络语言“我倒”“倒”的时候，是那么轻松。

但1997年的日本，破产事件一件接着一件，日本金融界、地产界、企业界却谈“倒”色变，生怕下一个倒下去的是自己。其中，山一证券的倒闭引起的震荡尤其巨大，以至于远在万里之外的纽约股市道琼斯指数也应声大跌。

它无疑是日本战后最大的破产事件，也是日本金融界的一大丑闻，其负面影响巨大，在日本经济界乃至世界经济界掀起巨大的波澜。

这有点向今日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的倒闭。

历史总是那么富有戏剧性。

因为，历史有时候带有宿命性。

比如，山一证券创办于1897年，是日本历史悠久的老牌券商，经历一战二战洗礼而岿然不动，而其倒闭之时，却正好就是他的百年华诞。

大喜降临，此刻却忽然变成了悲剧，不能不令人扼腕。

1997年11月24日，山一证券社长野泽正平声泪俱下地向全体员工和全体股东、投资者道歉，宣布破产，而这一切，发生在他上任履新后刚刚三个月。

三个月之前，因为涉嫌向黑社会帮派支付巨额贿赂费用的丑闻，山一证券最高领导11名成员集体辞职，野泽临危受命，他踌躇满志，发誓以自己的努力来给投资者带来丰厚回报，然而，当他11月中旬清查公司账目的时候，猛然发现，其中竟然掩藏着高达2600亿日元的巨额债务！不想独背黑锅的野泽立即通知大藏省，要求停业。

自大牛市开始走向破灭的1989年之后，山一证券就一直亏损累累，大熊市摧毁了许多人的信心，也给券商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一方面经纪业务因成交量骤减而大幅度萎缩，另外一方面投资银行业务也陷入停顿，而自营盘更是亏损累累。1996年山一证券虽然有18亿美元的总收入，但净亏却高达14亿美金。

野泽发现的巨额隐藏亏损中有六成来自与客户的非法交易，而四成来自于外汇买卖交易亏损，即货币交易，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此次金融危机才是将山一证券送上断头台的刽子手。 那么隐藏的非法交易是什么呢？原来山一证券自1991年起就开始向客户提供一种保障投资回报的非法交易，即保底分红。大客户购入股票之后，一旦股价下跌，山一证券即安排另外一些客户接手这些股票，类似于我们中国证券市场上的内部对敲。但这种游戏看起来丢卒保车了，但从长远看，实际上任何客户的利益最终都会在这种风险转嫁中有所补偿，因为中小客户也必须获得利益，最后所有的损失由山一证券一家承担。

股票市场本来就是个击鼓传花的游戏，倘若最后所有的花都落在自己的手上，则那个市场上唯一的倒霉蛋只能是自己了。

而东南亚股指期货和货币汇率的炒作又使得山一证券亏损不少，加上“黑社会事件”和“帐外帐户收益转移事件”也推波助澜。（即黑社会掌握黑幕后敲诈山一证券高层，高层付

篇五：97亚洲金融危机分析

97年对于亚洲的金融而言无疑是黑色的一年，泰铢、日元、越南盾等一系列货币的贬值重挫了当地的经济。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四国经济增长速度从危机前几年的8%左右下降到1997年的3.9%，1998年上述四国和香港、韩国甚至日本经济都呈负增长。东亚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引发了俄罗斯的金融危机并波及其他国家。巴西资金大量外逃，哥伦比亚货币大幅贬值，进而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剧烈震荡，西欧美国股市大幅波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十几年过去，当我们在面临一场危机之后与有可能再度面临另一场危机的间隙里，我们打开这过去的一些记忆碎片，寻找一些可能的线索。

一经过

第一阶段：1997年7月2日，泰国迫于债务过高，无法继续使泰铢跟踪美元走势，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

第二阶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制定的对策未能取得预期效果。之后危机蔓延到日本，日元大跌，引发危机的深化。

第三阶段：国际投机者在香港、俄罗斯因为政府强行干预而损失惨重，无奈撤退。(有说法国际投机者在汇率上虽然失败，但是在做空股指上获利)

二原因

从表层来看，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主要有以下的原因： （1）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的冲击。目当时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7万亿美元的流动国际资本。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马上会通过炒作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以在短期内获取暴利。 当时仅索罗斯手中便有60亿美元，并且这些拥有多年老到操盘经验的投机者善于使用杠杆的撬动。索罗斯经常先借款买入一份合约，并通过这份借贷作为抵押，再度融入资本，再度购入，曾发出：“给我1000美元，买入500万资产”的豪言

（2）亚洲一些国家的外汇政策不当。它们为了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泰国就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

（3）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的增加。 当时泰国的外债达到900亿美元，达到了GDP的45%，远超国际警戒线。除此以外，马来西亚350亿美元，印度尼西亚1000亿美元。

（4）这些国家的外债结构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债务较多的情况下，一旦外资流出超过外资流入，而本国的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弥补其不足，这个国家的货币贬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当危机发生时，泰国本国只有2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各银行欠的外债达到1万亿美元，其中95%为不到一年期的短期外债。 （5）透支性经济高增长和不良资产的膨胀。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当高速增长的条件变得不够充足时，为了继续保持速度，这些国家转向靠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顺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有些国家已不具备还债能力。在东南亚国家，房地产吹起的泡沫换来的只是银行贷款的坏账和呆账；当时的泰国银行内未收回贷款占GNP的比重从65%上升到110%，印尼每11笔贷款便有一笔无法收回。

（6）“出口替代” 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亚洲不少国家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一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成本会提高，出口会受到抑制，引起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二是当这一出口导向战略成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时，会形成它们之间的相互挤压；三是产品的阶梯性进步是继续实行出口替代的必备条件，仅靠资源的廉价优势是无法保持竞争力的。亚洲这些国家在实现了高速增长之后，没有解决上述问题。

这些都是建立在直观的观察上的原因，但是当我们透过这些原因再去深层次的挖掘，发现：

（1） 亚洲的诸多国家文化里都有明显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存在，即儒家文化的纲

常问题，在经济里这个文化意识便会演化为大政府形态。众所周知，一个国家如果开放度较高，就会更多去经营由于天然地理、气候或者人为原因造成的优势产业，而不会去从事别国的优势产业，而是通过进出口来弥补，然而在大政府形态下，官员对于生产的无知以及盲求经济增长，以政府的强意志，强行逼迫银行贷款给这些从事非优势的行业，造成银行的不良资产率较高。并且在生产中，由于政府介入，致使黑幕不断，贿赂等新闻常有发生，生产效率也随之底下。

（2） 由于前几年的经济繁荣及外资涌入，楼市泡沫严重，楼市开发商大量造房，甚至在

在银行处贷款不足的情况下，向一些外资热钱借款，在热钱撤走后，短期内又无法卖出大量的房产，造成房产公司资金链断节倒闭，形成坏账。虽然由于经济上的盛世诞生了一批商界精英，但是这批商界精英并非拥有较高商业素质者，大老粗式的精英人物虽然可以因为一时经济上的腾飞而获利，却难以应对一个多变复杂的市场。

（3） 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投机者对于“反身性”理论的运用。在索罗斯早期著作《金

融炼金术》一书中提出过反身性这一概念，即市场参与者在观察市场，参与市场的同时会影响市场。一个极端不稳定的汇率市场无疑会影响到该国的经济，而经济的下滑无疑会影响汇率，国际投机者其实最初做空的能力其实还是有限，但是由于这种影响是突然而且瞬时的，造成一个国家一个时期内流动的真空，经济不明朗使该国货币贬值，最终形成崩溃。

总结和对于当代的反思

97年的泰国金融危机在原因上是多方面的，除去国际投机者的能力和资金量不谈，最终导致这轮危机的罪人不是别人，正是亚洲国家几千年来大政府主义思想。回看这些浮在表象上的原因，无论是比较优势不足产业拓展中的外债还是不良资产的过大，亦或是追求稳定汇率而造成的政府债务，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到政府过度干预的影子。在政治家为追求自我政治仕途辉煌的路途中，他们那些幻马行空式的经济发展之梦，那些完全不切合经济自身发展规律的管理虽然在经济高速发展时一时被掩盖，但是最终无疑会导致经济在积累大量淤血之后无药可医，最终走向覆灭。

回想如今的中国，我们和当年的泰、日、韩、印诸国一般，依靠廉价劳动力，城市化还有自身的优势资源来拉动了经济，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我们和他们一般在沿袭着老路——这套千百年来不变的大政府形式。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这一切显得更为可怕。在中国4万亿救市、信贷放松而完成的GDP保八成功和几年的增长的背后，是蒙牛被收购，是大量中小企业贷款难，是国有企业大幅扩张，政府资本渗透面更为宽广。

我们看到了灾难的影子。

通胀的压力越发沉重、高铁投入与收益的不成正比、地方债债务的突出以及房地产的泡沫。还记得在2008年时，面对次贷危机带来的经济放缓，我们有强力的财政支持，我们的物价正处于下跌通道，然而在今天，如果我们经济又一次有可能放缓时我们还有什么？

那么我们经济放缓的可能在何处？通胀的压力随外围大宗商品的走软而放缓，高铁由于国家政府的保障短期内无忧，地方政府还有较为强势的土地市场，可是房地产却无疑是个不稳定因素。

比起泰国的房价走势，我们房价的十多年牛市可谓是天外之天，由于地方政府的需要，由于中国人的一些老土理念等因素，我们的房价几乎在十多年里一路高歌，除了08年初外少有大幅调整，并且在这之后迎来一轮暴走。我们的房价与房租不成比例，涨速与GDP增速不成比例，最为可怕的是在2008年货币放松之后的泡沫瞬间扩大与如今货币迅速的收紧，房地产公司负债率普遍上升，一旦房价下跌与量能不济，带来房地产公司对于收回货币的渴望的话，那么一轮类似泰铢“反身性”的模式将被重新上演，房价下跌带来持有房者的恐慌，恐慌引来更大的下跌，这种轮回极有可能带来楼市的崩溃，从而带来楼市的衰退，从而影响银行业的还贷，影响钢铁、有色、水泥等行业的需求，最终导致整体经济的萎靡,不仅如此，房价下跌必定影响上游低价从而让地方政府卖地难度加大，恶化地方债务。而与之同时，通胀难以迅速回落，在回落之前经济已然有下滑可能。

当然，对于经济的扶持并非毫无意义，雷曼兄弟的倒下便让我们意识到政府救市的重要性以及放任自由的可怕。然而政策的干预时常是因为某一特定的原因，而忽略其他的因素，我们往往发现政府干预的短视性，泰国政府的追求一时经济的超高涨速以及中国政府在2008年的保发展无疑都有这种短视的影子，政府执政者出于在自己执政期政绩的需要，无视国家的长远根本利益，这种救市无疑是悲哀的。

也许经历一轮衰退，意识到了问题，更改了制度，我们才能见到这个国家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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