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中国通史读什么书

篇一：读中国通史有感

读中国通史有感

最近公司组织一次看书学习的活动，回想确实很久静下心来读一本完整的书了，而通过看书会收获很多，但是我的性格里存在着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注意力很难集中，而我又非常想学习很多东西，无论做什么或者是听别人说话注意力总是集中不了，尤其是一些我不感兴趣的东西，根本没印象，而对于一些感兴趣的又记不住具体的内容，当我去描述的时候总是不能描述清楚，不知是我表达能力所致，还是对事情本身不够了解，缺乏思考。总之在这个新的环境中，我的自信越来越弱，总是被否定，被批评，为什么我总是做错事呢，也许只是因为我是这个团队里最没有地位的，成绩最差的，能力最差的，不，我不相信，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而我的弱点恰恰是这些优势无法展现出来，所以导致这种不利状况。所以我更要强大自己，提升自己，在生活中被批评才能使我们更加强大，因为这样才能更加完善自己，克服自己的缺点，去忍受一些东西，既然别人批评你，那肯定是有批评之处，我要做的是不要让同样的批评再次出现。以下为我看书心得：

中国通史夏、商、西周、东周、春秋、战国、秦、西汉、东汉部分。昨天晚上主要看的西汉部分，确实刘邦虽然没有太大的能力，但是刘邦比较谦虚，能笼络贤臣，通过吸取商朝灭亡和秦兴旺的历史教训和经验，提出了一些改革的方案和制度，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从古代开始，大到建国立业，小到经商做生意，都知道借鉴前人好的经验和吸取前人失败的教训，这个一直沿袭到现在仍在使用，所以有些东西当我们看到正确的一面时，它就真的能够帮助你成功。从历史来看，而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君主帝王，必须懂政治，会用政治手腕，而不止是你多么会带兵打仗，韩信、项羽就是很好的例子。提到刘邦不得不说他的老婆吕后，其实吕后也算是女皇帝了，他在刘邦去世后，想方设法得到控制政权，手段狠毒，但是也给老百姓带来不少好处，延续与民休息的政策，奖励农耕，废除夷三族罪和妖言令等苛法；对外通过和亲保持和匈奴的和平，因此人民生活比较安定，残破的社会经济也得以恢复，为汉初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秦始皇虽然是暴君，但是他的很多东西还是沿袭了下来的，当时能够统一六国，说明他也是有很强的军事才能的，但是统一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听从

李斯（崇尚老子的法家），没有真正的将法家运用，只是片面的学习，提出了一系列焚书坑儒，君主立宪制、统一货币等政策，制定很多限制的制度，来迂腐人们的思想，统一人们的思想，害怕有人反他。其实统一人的思想这点没有错，但是他的方式错了，因为只有思想一致了，做起事来会很容易达到共识，少了一些争执，比如现在很多企业开早会，举行公司活动，举行统一培训，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这些都是为了让大家彼此更加熟悉对方，有统一的认识，就会朝着公司的目标方向向前冲。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耗费相当大的人力修筑长城，真是那句话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其实他也挺累的，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肯定不希望别人抢走，谁都不甘心，但是思路误导，如果人民安居乐业，生活一片和谐，谁会反对他呢，爱护老百姓而不是压制老百姓，那老百姓会拥护他，反动的人也不会活跃起来，因为没有人支持。所以当人被权利和欲望冲昏头脑时是不清醒的，失去判断的。当物质生活得到满足，当了国君，要什么有什么了，唯一不能控制的就是自己的命，官再大再有能耐最终都要死，而且还没有任何预兆，于是就去寻找长生不老药，当然长生不老之药在纣王的时候就有提到，至今仍然没有，所以无论你现在怎样的活着最终都要走到自己生命的终点，这一点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所以无论我们是怎样的活着都要感谢父母给了我生命，不管走在哪里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传递正能量的好心人，还有那些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行渐远的朋友们，因为有了他们我们的生活更加的有阳光和充满爱。最后还留下了著名秦始皇秦兵马俑，说明了他也想到了会死，而且为自己死后做了很好的准备，追求不死只是一种梦想，一种追求，这个建筑说明了秦始皇计划着虽然不能一直活下去，但是在另一国家要继续自己这种国君的地位和生活，等于说这一切也是为了延续不死所享受的东西，但是在另一个国家他真的可以享受这些吗？从这些历史事件也可以看出是秦始皇的自私害了他，他的这些都是为了自己的欲望，无论什么时候取得成绩的时候不要忘了周围的人，我们只有先去和别人分享了才会有可能得到别人和我们分享的东西，达到共享，这样大家都知道了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为什么大海大呢，因为它能接纳百川。

技术部：

2014年11月19日星期三

篇二：应该读读《中国通史简编》

应该读读《中国通史简编》

记得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的一位堂兄是我的老师，有一天他安排我到村子西头的农家去取一本书，书的名字是《中国通史简编》，对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一个三年级的孩子来说，《中国通史简编》是一个陌生而拗口的名字，为了让我不至于忘记此行的使命，堂兄兼老师反复的叮咛嘱咐这几个汉字，然后让我复述给他听。正是这样一个机缘，使我牢牢的记住了《中国通史简编》这样一个名词，尽管读到他是在多年之后的大学时代。

读过的现代学者编著的中国通史大致可以分为几类：

一、“政治先行”的中国通史。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是此类代表。在其《前言》中，就明确地引用毛主席语录：“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作为撰述的指导思想。这类中国通史，虽然在具体的一些问题上有不同看法，如翦伯赞《中国通史纲要》、范文澜、蔡美彪《中国通史》、吕振羽《中国历史讲稿》等主张“西周封建论”；郭沫若《中国史稿》、徐连达、吴浩坤、赵克尧《中国通史》等主张“战国封建论”；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主张“秦统一封建论”；尚钺《中国历史纲要》主张“魏晋封建论”；张传玺、李培浩《中国古代史纲》主张“西周封建领主、秦汉封建地主论”??但此类著作，都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来探讨中国历史的发展。

二、“重视文化”的中国通史。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分上下编，上编全谈文化，等于中华文化的专题研究，下编才以时间为序，探索历史发展。钱穆《国史大纲》，更是成书于“抗战”的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纯以保存中华文化的血脉为己任，用他自己的话说：“所谓对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三、“成一家之言”的中国通史。台湾琼瑶的父亲陈致平著《中华通史》，洋洋十册，每章后附该段历史《大事年表》，并附“主要参考书目”，让有心者能履迹溯源。樊树志《国史概要》，吸收当代最新史学研究成果，使入门者易于窥览。又，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虽属考古学专著，但苏先生明确提出的“中华文明的多源起源”一说，对后代学者编撰新的中国通史，当有筚路蓝缕的指导之功。

四、外国人眼中的中国通史。影响最大的，当属《剑桥中国史》系列（尚未出齐）。这类著作，观念新颖，文字流畅，可惜总不免有隔靴搔痒之叹。在这一背景下，旅居海外、先后任美国匹茨堡大学和台湾大学等校教授的著名史学大师许倬云先生，出版了他的中国通史简编《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该书文笔流畅，而且考古与史料并重，文化与政治齐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特别关注每一个时代里“人”的具体生存状态，并

将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框架中审视。这种历史眼光，在以往的中国通史中，稀见。

五、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被认为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编写的中国历史，在当代中国史学界和学术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中国通史简编》是范文澜在1940—1941年在解放区的政治中心延安编写的。当时的形势是：党中央正准备在全党整风，肃清“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影响。毛泽东一再号召全党，注意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基于这种需要，范文澜受党中央的委托，主持编写一部供广大干部阅读的中国历史读本，以便读者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概貌。他作为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组织研究室的人员集体编写。参加的人员有：谢华、佟冬、尹达、叶蠖生、金灿然、唐国庆等同志。按朝代顺序，分工起草。范文澜追忆说：“由于缺乏集体写作的经验，对如何编法没有一致的意见，稿子是齐了，有的太详，有的太略，不甚合用。组织上叫我索性从头写起。1940年8月至1941年4、5月完成上册(五代十国以前)，至年底完成中册。”所以，本书出版时虽题署“中国历史研究会编”，实际上是由范文澜独力写成，学术界也公认为他的代表作。本书的编写宗旨和特定的需要，都要求编者不能沿用旧有的历史著作或教科书的编写成例，而必须自辟蹊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郭沫若等学者曾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中国古代社会。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也有一些专论刊布。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叙述中国整个历史的全面贯通的著述，还是前所未有。范文澜曾说：本书属于“尝试着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写的历史”。与旧类型历史书不同之处，他自己归结为五点：

第一，“书中肯定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旧型类历史以帝王将相作为主人的观点被否定了”。

第二，“按照一般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划分中国历史段落”。“旧历史写尧、舜、禹、汤、文、武所处的时代都是一个样”。本书“试用一般的社会发展原则到具体的中国历史，这是和旧历史完全不同的”。

第三，“中国是长期延续的封建社会，但三千年来决不是没有发展。本书把封建社会分成三个时期(应该是四个时期，明以后自为一期)，说明它的发展过程”。关于时期的划分，着重于经济基础的变动，并注意到文化思想的发展。

第四，“写阶级斗争，着重叙述腐化残暴的统治阶级如何压迫农民和农民如何被迫起义”。“肯定农民起义的作用，同时也要指出农民阶级本身缺乏组织性和觉悟性，因之它只能起着有限的推动作用”。

第五，“书中注意收集生产斗争的材料，古代的科学发明以及有关农业、手工业的知识，还是写得不少”。

范文澜自己归结的这五个要点，都不同于旧类型历史书，在当时确是全新的观点和编写方法。著者长期从事学术著述，治学谨严，学识渊博，这些观点建立在坚实的学术基础上，通过具体史实的系统叙述得到体现。全书很少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句，绝少教条式的空泛议论，而是具体分析具体事物，夹叙夹议，显示出中国历史的特点。所以本书出版后，既反对了“离开中国特点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又开拓了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编写中国历史的新境界，从两个方面取得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成就，开一代之学风。

当时，国民党政府统治区的一些大学，用于教学的中国通史一类书籍，多是用文言体写作，引用古籍原文说解，不便于广大读者阅读。本书采用口语文体，力求做到明白易懂。由于著者具有较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行文造句，独具风格，一洗教条主义“洋八股”的积习，赋有民族化、大众化的特色，读来引人入胜。编写体例也注意深入浅出，多有新创。例如关于古代各项制度的讲述，历来被认为是较为枯燥的课题。本书讲到历史上的制度规定，往往援引有关历史事例作生动的论证，使人读来饶有兴味，并不觉得枯燥。又如书中很少引用古籍原文，必要引用时，多将原文译为生动确切的口语或加以口语说解，使人易读。如此等等，也都是不同于旧型史书的显著的特色。

本书上、中两册于1941年至1942年先后在开展整风运动的延安出版，从观点、体裁到语言文字，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受到广泛的欢迎。解放区各地干部多视为必读之书。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后，也受到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广大读者尤其是进步青年的欢迎，在学者中也引起反响，得到赞誉。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公开出版，进而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成为影响一时的名著。

本书共约60万字，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完成，又由于受到图书资料的限制和适应抗日时期干部教育的需要，不能不存在若干缺陷。1948年，范文澜曾在该书再版说明中说：“在延安编辑的时候，因为材料缺乏，人力薄弱，仅仅一年半的日期，仓促脱稿，自然产生许多缺点，距离实际合用的通史，还有十万八千里。”1951年，他又作过一次讲演，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对本书作了概括的评论。讲演纪录在《新建设》杂志1951年4卷3期发表，题为《关于中国通史简编》。

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的编写，还有以下几项史实需加了解。

一是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阶段划分，学术界历来存在不同意见。曾有人认为，西周时期开始进入封建社会的主张，创始于《中国通史简编》的作者范文澜，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早在范文澜去延安以前，吴玉章就已率先提出殷周是奴隶社会，西周进入封建社会的

论点。1939年，毛泽东编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课本，第一章“中国社会”由张闻天等起草，毛泽东修改定稿，文中采用吴玉章的论点，说：“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1940年1月，毛泽东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也沿用这一论点，说“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这时，范文澜到达延安。5月间在《中国文化》第3期发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一文，文申明确提到“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这是我党历史学者呈玉章同志的主张”。他表示赞同这一主张，并作了论证。编写《中国通史简编》时即采用了这一主张。此后，范文澜在他的著作中始终坚持这一论点，并陆续有所论证。

二是中国通史当然是从古到今的历史。把中国通史理解为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史，实在也是误解。《中国通史简编》一书，原分编为三册，上册写到五代十国，中册写到鸦片战争以前，下册原计划编写近代部分，因著者投入整风运动而中断。此后又由于新的情况而改变了计划。

整风运动开始前，毛泽东就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提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做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依据这个号召，1943年党中央组织人力，分别编写四部著作，负责人分别是：经济史陈伯达，政治史范文澜，军事史郭化若，文化史欧阳山。范文澜接受这个任务后，不得不把编写《中国通史简编》下册的计划先行搁置，全力投入近百年政治史的写作。鉴于编写通史简编的经验，此书开始编写即由他独立承担。原计划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写到义和团运动就因抗战胜利自延安转移而终止了工作。已写成的这一部分书稿，题为“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1946年由新华书店出版。1947年9月，华北新华书店重印《中国通史简编》，将原来的上、中册分编为六册，已出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作为《中国通史简编》第七册和第八册，合为一书刊行。但此书原是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的一部分，只叙述重大政治事件，与《中国通史简编》上、中册的体例并不一致。尔后，仍题为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单独出版。1948年4月，原编为上、中册的《中国通史简编》经过校订，改编为上、下册再版。所以，严格说来，本书实际上是一部未能按原计划完成的著述，是近代以前的中国通史。

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范文澜获得较好的工作条件，得以广泛利用延安时期不能见到的图书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重新编写中国通史。自1953年至1965年陆续完成四册出版，写至隋唐五代时期，共约一百万字。此书的编写仍以广大读者为对象，但尽力反映著者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学术见解，是一部深入浅出的专著。出版时虽曾题为“修订本中国通

史简编”，但并非延安本《中国通史简编》的简单的修订，而是重新编写的另一部中国通史。范文澜逝世后，此书在1978年再版时，书名改题为《中国通史》，以与延安时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相区别。

《中国通史简编》自延安出版以来，曾多次重印，编次有所不同，有以下几种版本。

1．上、中册两卷本。

这是本书最早的版本。上册于1941年5月在延安付印出版，内容自上古至五代。中册1942年出版，写到鸦片战争以前，无下册。上册出版时，卷首有范文澜所写的序言，署名中国历史研究会。此版刊行后，解放区各地曾据以翻印。

2．六卷本。

1943年10月新华书店出版。将上、中册分装为六册。第一册是第一编，远古至秦。第二册：第二编秦汉南北朝。第三册：第三编的第一、二、三章，隋唐五代十国。第四册：第三编的第四、五章，北宋南宋。第五册：第三编的第六、七章，元明。第六册：第三编第

八、九章，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和隋唐以来文化概况。本版题署“中国历史研究会编”，卷首刊1941年上册的旧序，无新版说明。1945年1月再版刊行。

3．简明教程本。

1947年3月上海希望书店据1941—1942年延安版重印，仍分为上册、中册两册。为避免国民党政府的查禁，书名改为《中国历史简明教程》，著者署“范文澜著”。卷首仍刊录署名中国历史研究会的序言，无出版说明：尔后，范文澜在本书1948年版的“再版说明”中曾提到《中国通史简编》1941年在延安出版后，各个解放区多有翻印。在蒋管区虽然遭受法西斯特务的禁止，但是1947年在上海也终于出版了”。

4．合编一卷本

1947年7月，上海新知书店出版，8月再版。据延安版重排，合编为一卷。书名仍称《中国通史简编》，署名中国历史研究会编，范文澜主编。卷首刊1941年旧序，无新版说明。

5．分编八册本。

1947年9月，华北新华书店出版。据1945年版，仍将上、中两册分编为六册。1946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作为本书第七册和第八册，一并刊行，署范文澜著。第七册卷首有范文澜所写的“附记”，说：“华北新华书店印行《中国通史简编》，分成六册，颇便阅读。兹将本书作为简编第七册、第八册，附录移至第七册后面。其余概不变动。”这里所说的“附录”，是指原来附于书末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一文。

篇三：中国通史参考书目

中国通史参考书目（1）：

《中国古代文明十讲》李学勤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国青铜时代》张光直著，三联书店。

秦汉史[专著] / 田昌五, 安作璋主编.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年

秦汉历史文化论稿[专著] / 黄留珠著. -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2

秦汉魏晋史探微 / 田余庆著. -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11

秦汉法制史研究 / (日)大庭修著; 林剑鸣等译.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3

秦汉史 / 林剑鸣著.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10

秦汉官制史稿[专著]·上册 / 安作璋, 熊铁基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1984年1月

三国史研究 / 张大可著. -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8.9

三国两晋南北朝简史 / 钱念文编著. - 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91

三国史话[专著] / 吕思勉著.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113页; 19cm. - （新世纪万有文库; 第5辑·近世文化书系）

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专著] / 高敏著.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年1月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专著]·第四卷, 魏晋南北朝 / 白钢主编; 黄惠贤著.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两晋南北朝史[专著] / 吕思勉著.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8月

东晋门阀政治[专著] / 田余庆著.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1月

隋唐帝国与东亚[专著] / (日)堀敏一著; 韩昇编; 韩昇,刘建英译.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 17,163页; 21cm. - （欧亚历史文化名著译丛）

唐代的外来文明[专著] / (美)谢弗著; 吴玉贵译.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唐代财政史新编 / 陈明光著. -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1.9

唐朝文化史[专著] / 徐连达著. -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篇[专著] / 程存洁著. -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中国经济通史[专著]·宋代经济卷 / 漆侠著. -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9

宋代经济史[专著]·上卷 / 漆侠著.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年2月

宋代中央政治制度[专著] / 杨树藩著. -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77年0月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专著]·第六卷, 宋代 / 白钢主编; 朱瑞熙著.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宋代海外贸易[专著] / 黄纯艳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施坚雅. 中华书局. 2000.

篇四：中国通史1(作业与评价)解析整理

北京人：是生活于距今70—20万年前的直立人，相当于考古学上旧石器时代早期，生活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洞穴里。已经会使用火，过着群居生活。使用粗糙的石器和木棒，进行采集和狩猎。北京人的发现，首次以考古学事实说明中国是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

甲骨文: 商朝的文字。19世纪末，在河南安阳殷墟中发现了一种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称为“甲骨文”。其内容多为占卜文辞，反映了商代后半期的宗教、经济、政治、军事、天文历法等情况，是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从商朝开始。

共和行政:公元前841年，在西周镐京爆发了“国人暴动”。周厉王逃亡在外，共伯和代行国政，史称“共和行政”。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是我国历史上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周易》：又称《易经》，是商周之际的典籍。它是一部占卜的书，但包含辩证法的思想。它以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物作为万物的根源，叫“八卦”。其中天和地，即乾、坤两卦是一切事物的总根源，它以阴阳的变化解释万物的发展变化。阴阳就是矛盾，就是对立统一。

弭兵之会：春秋中期，由于争霸各方感到疲惫，加上各国内部矛盾尖锐，曾先后两次召开“弭兵之会”。第一次由宋国大夫华元发起，约晋、楚在宋订立和约。这次和约维持了三年，战争又起。第二次由宋大夫向戌倡导，约晋、楚等十余国会盟。会议确认晋、楚两国作为霸主。这次“弭兵大会”后，晋楚之间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

战国七雄：战国中期许多诸侯国被大国所兼并，晋国则分为魏、赵、韩三国，于是形成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史称“战国七雄”。

焚书坑儒：公元前213年，为了加强思想控制，秦朝丞相李斯主张把除秦国史书以外的所有《诗歌》、《书》和诸子百家的书籍，除中央政府主管的以外，一律收缴烧毁；以后敢谈这些书的处死，是古非今者灭族。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次年秦始皇下令把460多个背后骂他的儒生全部活埋。这两件事，史称“焚书坑儒”。焚书坑儒扼杀了春秋末年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使古代文化遭到严重摧残。

《史记》：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著。内容是叙述从黄帝到汉武帝间的史事，体裁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本纪是君(来自:WwW.smhaida.Com 海达 范文 网:了解中国通史读什么书)主的传记；表是按年代列举主要史事；书是记载典章制度的；世家、列传为人物传记。它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为以后史书所遵循。 赤壁之战: 208年，曹操率20万大军南下，追击刘备，威胁孙权。孙刘决定联合抗曹。孙权大将周瑜联合刘备部队，在赤壁利用火攻，大破曹军。此战是是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战后，曹操退回北方。三分天下的局面大致已定。

九品中正制：三国时魏国曹丕为了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持，实行“九品中正”选官制度。这种制度规定，各州郡设立“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地的人士，按品德和才能优劣评定为九个品级，政府根据品级高低，任命他们担任官职。由于担任中正官的多是世家大族，他们当然把本阶层的人评得高一些。这样，世家大族的势力更加发展起来了。

八王之乱：西晋惠帝时，诸侯王为了争夺中央政权，展开了一场长达16年的混战。司马氏皇族的8个王，先后卷入了这场战争，史称“八王之乱”。战乱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西晋王朝的统治削弱了。

开元盛世：唐玄宗统治前期的年号是开元。在开元年间，玄宗改革了一些弊政，用姚崇、宋璟、张九龄等为宰相，励精图治，注意节俭，重视生产。开元时期社会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史称“开元盛世”。

澶渊之盟 :1005年初，宋辽签订盟约，议定两国各守旧界，双方结为兄弟之国，每年北宋向辽纳“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和约是在澶州订立的，故称“澶渊之盟”。签约后，宋辽形成长期兵力的形势，双方没有发生大的战争。

行省制度：元朝在中央设中书省，管理全国政务。大都及周围地区，由中书省直接管辖，称“腹里”。除吐蕃外，其他地方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或“省”。行省长官设置同中书省。各省下设路、府、州、县。行省制度的确立，是我国历史上地方政权机构的一项重要改革，并对以后有深远影响。

《资治通鉴》：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主编，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巨著。这部书按年、月、日的顺序，叙述从战国到五代1300多年的历史，全书近300卷。司马光主编这部书的目的，是要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经验教训，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定名为《资治通鉴》。该书取材广泛，叙事明晰，对研究中国古代史有重要参考价值。

摊丁入亩：1712年，清政府规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由于丁银固定化，就为“摊丁入亩”提供了条件。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广东等省将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统一的“地丁钱粮”。到雍正年间，比较普遍的实行。乾隆时，已经在全国推行。摊丁入亩是一条鞭法的延续好发展。此后，地丁合一，统一以田亩为征收对象，使赋役一元化，人丁负担从法律意义上说就被取消了。

虎门销烟：19世纪30年代末，英国走私输入中国的鸦片迅速递增，烟毒泛滥成灾，给中国社会带来严重的祸害，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到广州后，采取缴烟措施。1839年6月，林则徐率地方官吏在虎门海滩将缴获的2万多箱，共200多万斤鸦片全部当众销毁。此举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坚强决心，是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伟大开端。

《海国图志》：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和随后的社会剧变，使魏源等爱国的知识分子受到极大震动。魏源以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为基础，发愤编写了《海国图志》一书，不仅介绍了世界各国理事、地理概况，而且阐述了“师夷长技以治夷”的思想。本书出版后影响很大，促使人们开阔眼界，了解了世界，对后来资产阶级改良派有一些启蒙作用。此书出版后，很快传入日本，对日本的维新运动(学术和政治)也发生一定影响。

金田起义：是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领导的广西桂平县武装起义。1851年1月，洪秀全率领拜上帝会群众两万余人，在广西桂平金田村誓师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军称太平军，全体将士蓄发易服，头裹红巾，开始了轰轰烈烈规模空前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资政新篇》：是清咸丰九年（ 1859 ）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提出的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改革方案。主张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各方面改革。它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资本主义建设方案，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但它不是农民战争实践的产物，仅代表少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展的规划，因此未提及农民迫切要求的土地问题；同时，正当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提出的这个建设方案，却丝毫未涉及抗击外国侵略的问题，这是《资政新篇》的两个主要缺点。

总理衙门：晚清主管外交事务、派出驻外国使节，并兼管通商、海防、关税、路矿、邮电、军工、同文馆、派遣留学生等事务的中央机构。初称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或译署。1861年1月，清政府设立，由奕、文祥为大臣。它实际上成了位于流不之上订正机构，地位和作用不在军机处之下。此后，清政府通过该机构加紧了愈西方列强的勾结，而西方列强则通过该机构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

黄海海战： 中日甲午战争中，双方海军主力在黄海北部海域进行的一次大海战。又称大东沟海战。1894年7月，双方投入军舰各12艘，战斗中，中国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负重伤，“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和“经远号”管带林永生英勇作战，为国捐躯。结果北洋舰队损失5艘军舰，日本军舰5艘遭受重创。随后李鸿章命令北洋舰队避战，致使倾军失去了制海权。

门户开放政策：门户开放政策是由美国首先提出来的。它的主要内容是：在整个中国范围，列强都有进行贸易的权利。它的主要精神是利益均沾，机会平等。不论是在哪个列强的势力范围内，不论是否在中国内地或沿海地区都实行这个原则。目的是保持整个中国市场对美国的商品的自由开放。同时，它受到列强的普遍欢迎，由此而使得列强在侵华步骤上取得暂时的一致。避免了列强因在华利益的相互抵触而使得列强间本以十分尖锐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百日维新 ：1898年光绪皇帝在维新派的帮助下，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书,同年6月开始实施新政,戊戌变法运动至此形成高潮。期间光绪帝先后颁发了新政诏书和谕旨100多道，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文教等各个方面的改革。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参政议政，发展资本主义和挽救国家危亡的强烈愿望。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变法失败,仅仅维持了103天。

武昌起义：1911年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熊秉坤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率领士兵起义，尔後，武昌城内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纷纷率众起义，经过激战，起义军攻占了湖广总督衙门，并在掌控武汉三镇後，成立湖北军政府，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武昌起义胜利後的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三个省纷纷宣佈脱离清政府宣佈独立。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清朝灭亡。

《临时约法》：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公布的、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文献。1912年3月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11日公布施行。临时约法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制度，体现了民主主义精神，在政府的组织形式上实行“三权分立”的原则。 临时约法是辛亥革命胜利的重要成果，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进步。1914年5月废除，由《中华民国约法》取代。 新文化运动：是指20世纪初反对封建文化的思想启蒙运动。由一部分激进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发起，目的是要打破封建主义的束缚，力争实现名符其实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起改名为《新青年》，1917年初迁到北京)为起点和中心阵地，以民主和科学(“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旗帜，向封建主义展开了猛烈的进攻。运动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运动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反对封建；提倡科学，反对反对迷信；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和文言文，开展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这次运动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更是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运动，使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转变为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

省港大罢工：1925年6月，为了支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广州和香港爆发了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驻沙面租界的英军向工人、学生游行队伍开枪，造成沙基惨案的发生，更进一步激起中国人民的民族义愤，各界群众纷纷声讨帝国主义罪行，更多的工人加入罢工行列。罢工委员会委员会以苏兆征为委员长，领导罢工工人纠察队，严密封锁香港和沙面租界，使香港成为“死港”、“臭港”。这场罢工坚持长达14个月之久，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也属罕见。

南昌起义：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起义，全迁敌军，占领南昌城，随后建立革命委员会，并发表宣言，重审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起义军在南下途中遭到敌军围攻，损失严重。余部由朱德、陈毅率领，开展游击战。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带有全局意义的一次武装暴动。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

台儿庄战役：台儿庄大捷是抗日战争时期徐州会战中中国军队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1938年3月，日军兵分两路进攻徐州门户台儿庄，中国第5战区在李宗仁将军指挥下，将一路日均阻止在山东临沂，使另一路日均孤军深入。台儿庄寿军用用地抗日军进攻。4月初，中国军队全线反击，歼敌1.2万人。这次战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和军心。

《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通过。同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共16条。主要内容为：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等。在《大纲》颁布以后的一年中，解放区约有一亿农民获得了土地，这对发动群众巩固后方，支援革命战争，解放全中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抗美援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请求，为粉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保卫中国安全，派出志愿军于１９５０年６月至１９５３年７月赴朝进行的正义战争。１９５３年７月２７日在板门店同中朝代表签订了《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历时３年零３２天的朝鲜战争结束。中朝军队共歼敌百余万人，其中美军３９万人，击落击伤敌机１２２００余架，击沉击伤敌舰艇２５７艘，击毁和缴获敌军各种作战物资无数。至此，中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也胜利结束。 朝鲜停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又帮助朝鲜人民为战后的恢复和建设作了大量的工作。１９５８年１０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返回祖国。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由中国、印度和缅甸在1954年6月共同倡导的。其中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首倡，目的是为了促进我国同印度、缅甸及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其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重要的国际关系准则，在规范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处理国与国之间存在的问题以及国际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八字方针：1961年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1月14日-18日在北京举行。八届九中全会提出了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八字方针”的基本内容是：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主要是农轻重、工业内部、生产与基建、积累与消费等比例关系；巩固已经取得的经济建设成果；充实那些以工业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和手工业品的生产，发展塑料、化纤等新兴工业；提高产品质量，改善企业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八字方针”的中心是调整。

九一三事件：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继续在暗地里加紧策划“抢班夺权”的活动。1971年3月间，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周宇驰等在上海秘密制订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密谋趁毛泽东巡视上海等地期间组织谋杀。林立果等按照这个计划，在上海、杭州、南京、北戴河等地进行了部署。毛泽东对其阴谋有所觉察。见事将败露，9月8日，林彪下达了发动政变的手令。11日，毛泽东乘坐的列车提前离开上海，林彪集团妄图在旅途中谋杀毛泽东的阴谋破产。12日，林彪一伙又计划南逃广州，图谋另立中央，实行割据。12日晚，他们将256号飞机秘密调往山海关，以供当时还在北戴河的林彪使用。当晚，周恩来追查飞机的突然去向。林彪、叶群、林立果等见阴谋业已败露，遂于13日凌晨乘飞机仓皇外逃，途经蒙古的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林彪集团的余党，或自杀毙命，或束手就擒。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周恩来妥善作了处理，保持了全国政治局势的稳定。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灭亡，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英国就香港问题共同发表的一份声明，1984年12月19日于北京签订。这份声明指出：中国恢复对香港地区（即香港岛、九龙及“新界”）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也于1997年7月1日把香港地区交还中国政府。同时确定了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政策方针。中国政府在声明中承诺，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中国政府会确保其社会主义制度不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香港本身的资本主义制度及民主制度可以维持五十年不变。这些基本政策都在《香港基本法》中列明。

篇五：中国通史读书报告(史记-酷吏列传)

《酷吏列传》读书报告

1200060608吴东方

内容简介：

这是一篇类传，记述西汉前期以酷刑峻法为统治工具，以凶狠残暴著称的十几个官吏的生平事迹。特别对汉武帝时期的十个酷吏，即：宁成、周陽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等，作了集中而概括的描写。

读后感：

司马迁写《酷吏列传》的目的是抨击汉武帝及其重用的酷吏苛政虐民，使得冤狱横生，社会不宁的举措，但我读了酷吏列传后，结合我对整个西汉史乃至中国古代史的了解，却对酷吏这类人产生了尊重敬佩，更对任用他们的汉武帝他的雄才大略，非止对外，对内也有远见卓识，佩服的五体投地。

列传开篇先引述孔子的观点，认为国家的治理与否，不在于刑法是否严苛，而在于君王是否宽厚，并举了吕后时期和景帝时期侯封、晁错的例子，认为严酷的官吏导致了国家的动乱。我却不这样认为，侯封之死主要是因为政治上站错了队，其生平事迹并不可考。而晁错则历来被认为死得冤枉，他出于集中皇权，削弱藩属的大局考虑，不顾父亲以死相谏，执意建议景帝削减封王的藩国，结果落了个“衣朝衣斩于市”的悲凉下场。易中天先生曾在他的《明月何曾照渠沟》中评晁错只适合做政论家，并不适合当政治家，但易先生也承认“晁错是那种为了理想义无反顾一往无前的人。”

至于郅都，他上任郡守，严惩豪强，族灭首恶，手段不可谓毒辣，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常自称曰：‘已倍亲而仕，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用现在话来说就是公正廉洁，不徇私情。

张汤则是汉武帝时代最著名的酷吏，官至廷尉、御史大夫，又多行丞相事，满朝官员、皇亲贵戚没有不畏惧张汤的。九卿之一的廷尉职责权力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公安部长兼司法部长。御史大夫是汉代三公之一，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主管监察，是名副其实的实权正国级。司马迁还提到“汤数行丞相事，知此三长史素贵??”说明张汤还曾多次代理行使过丞相的职权，深得汉武帝亲信和器重。但张汤最终也恰恰倒在他代理丞相时的三个长史手里，一代酷吏最终自杀狱中，也算是莫大的讽刺。张汤死后，“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昆弟诸子欲厚葬汤，汤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汙恶言而死，何厚葬乎！’载以牛车，有棺无椁。”汉武帝闻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于是重新调查案件，发现所谓张汤与商贾勾结，“居物致富，与汤分之”纯属造谣污蔑，汉武帝下令把三个长史都杀了，丞相庄青翟也自杀。

遍读整篇《酷吏列传》，诸如郅都、张汤、赵禹、义纵、尹齐等皆以严酷暴烈，执法苛刻，不避贵戚著称，他们多清廉奉公、死后家无余财。然而同样名列酷吏列传的如杜周之流，虽然一开始也执法无私，但身居高位后“至三公列，子孙尊官，家訾累数巨万矣。”显然就不那么令人尊敬。

司马公虽然不是非常赞成酷吏的作为，但也公正的记述他们的好的地方，并且评价说：“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质有其文武焉。虽惨酷，斯称其位矣。”至于那些虽然残暴，但不以法律为上，专嗜杀虐的官员，显然连酷吏二字都不配称，“至若蜀守冯当暴挫，广汉李贞擅磔人，东郡弥仆锯项，天水骆璧推咸，河东褚广妄杀，京兆无忌、冯翊殷周蝮鸷，水衡阎奉朴击卖请，何足数哉！何足数哉！”

熟悉两汉历史的人都知道，西汉和东汉都是亡于后期严重的土地兼并，豪强坐大，农民失去土地，流民成祸。王莽实行新政，将土地收归国有（将天下田改为“王田”）也是为了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因为土地兼并导致农民失去土地进一步变为奴隶，政府对豪强大地主的约束力将持续下降，王朝的覆亡也是必然的，所谓宦官专权、外戚干政、腐败横生都是皮毛和表象。

酷吏打击豪强，实际上损害的很多都是当权者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维护的恰恰是中央集权政府的权威和下层百姓的权益。士大夫阶级是历史的主要描述者，他们当然不喜欢张汤这样的酷吏，更喜欢宽容仁厚，以德服人的循吏。但恰恰是张汤这样的酷吏，包括曹操担任洛阳北部尉时祭出五花大棒，才能震慑豪强，惩治不法。

为什么我如此推崇被视为统治者爪牙走狗的酷吏呢？因为我认为相比一些沽名钓誉，以君子自居，满口仁义道德，四处惺惺作态的所谓清流相比，酷吏要对得起百姓，对得起历史。在汉末、魏末、明末都出现了一批号称清流的士人，汉有党锢之祸，晋有竹林七贤，明有东林党人，历史上主流声音是力挺这些清流或者党人的，认为他们执政将比阉宦执政更能挽救朝代的危亡。但我认为，除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派和实干家，清流和阉宦执政没有什么区别，有的时候文人误国比太监误国更危险。

崇祯帝斗倒魏忠贤之后清洗阉党，一时之间“众正盈朝”，撤销东厂，撤回驻各河道、布政司、海关的太监，东林君子们随后就将治河经费、茶税收入、海商税赋收归己有，而原本能有效抽取南方丝织业商人财富的布税、丝绢税免除。但朝廷也不能不吃饭啊，正直的东林党人把持朝政之后提高了全国的粮食税，不仅如此，为了补偿军需，每亩地收两钱军税，为了补充马匹，每亩地收五钱马税，为了恢复万历以来没能得到“赐名”的远方宗室的皇粮，也要从每亩地收税。以陕西一省为例，张居正评估认为亩产值在五钱银子，可崇祯年的税负总额达到了惊人的二两银子，这就是说即使勤恳的农民努力的耕作一年收获二倍于张居正评估的收成，也只够交一半的税，怪不得李自成、张献忠们不种地了呢，都说明末天灾连年，在我看来，没有天灾也禁不住东林君子们这么折腾啊。要知道在东林党执政之前，魏忠贤主要是从京城的官员和江南的商人身上搜刮财富，在自己赚的盆满钵满的同时也能拨给辽东需要的军费，那时候陕北没有那么重的税赋，也没有那么多的起义。

农民们受不了重税，就抛荒土地，揭竿而起，从农民变成“流民”，而招安流民需要钱，镇压起义也需要钱，而流民也好，官军也好都是只吃不吐的，崇祯只好拿出内帑来喂饱他们，自己则节衣缩食，把金银器皿甚至大殿里的铜壶都卖了换军费。眼看没啥卖的了，崇祯就想找百官借钱，而东林君子纷纷表示我们两袖清风，一毛不拔，发奖金可以，借钱免谈，崇祯苦苦相求，阁臣魏藻德仅捐五百两，首辅陈演更是表示自己从不收受贿赂，一文钱也拿不出来，崇祯自己的岳父周奎也才捐了一万两，是京城捐钱最多的。而崇祯看两线作战压力太大，相与后金议和，“众正”就跳出来喊“卖国贼”，最后负责议和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也被处死。李自成都打到河北了，崇祯弱弱地提出了“南迁”之议，结果被骂的狗血喷头，东林君子纷纷表示“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御史大夫李邦华甚至直接说：“在皇上惟有坚持效死勿去之义”，估计崇祯气也被气死了。

读史的人看到东林党人“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保君王”的豪情都会异常感动，尤其是身为明朝倒数第一任内阁首辅魏藻德和倒数第二任首辅陈演到国亡之际连五百两银子都拿不出来，真是让人感动得痛哭流涕。不过如果再往后翻几页，会让人破涕为笑的是，李自成入京，从整个紫禁城搜刮出的财物变卖只有数万两白银，而魏藻德交出数万两白银，陈演主动“助响”四万两求活命，结果被家奴告发，刘宗敏发掘其家地下，发现全是白银，还有无数黄金和成斛的珍珠，不得不说陈演不给崇祯一文钱，把钱留下来给李自成也算“明智”，毕竟保全了性命，但也就多活了四天，“四月八日，得释”，四天之后李自成败给了多尔衮，陈演终于难逃一死。对了，还有那个慷慨解囊一万两的国丈周奎，李自成进京之后，他的妻

子、儿子、儿媳或被杀，或自缢，他交出了七十万两白银和所有宅邸家产换了一条命。

我不否认在东林党早期，和汉末、晋末的很多清流之中，都不乏有宏图报国之士，但他们一旦与大地主、大商人站在同一条战壕，就不可避免的走向灭亡。汉末群雄并起，重用寒门、招抚流民屯地的曹操击败了四世三公的袁绍、风流雅俊的刘表，并不只是个人的造化，更是时代的必然。而毛泽东和其领导的共产党分田地给贫农，蒋介石和其领导的国民党将整个国家的财富和金融把持在四大家族及团结在四大家族的大地主手中，纵使三民主义喊得再响，也不能代表人民的呼声。历史总是演了一遍又一遍。

读完酷吏列传，回味几千年的历史，我想，中国需要酷吏，需要像张汤一样打击犯法不避开权贵豪强的酷吏，需要像郅都一样不徇私情，公正不阿的酷吏，抑止豪强，打击腐败。吏治清则中国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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