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帮波匈事件,中国的影响
来源：学生作业帮助网 编辑：作业帮 时间：2024/11/14 04:30:41 字数作文
篇一：中国对东欧十月危机的反应和思考
中国对东欧十月危机的反应和思考
[导读]强烈反响的主要是基层党政干部、知识分子、民主党派。
毛泽东最后提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学问，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看，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 1956年11月，东欧的十月危机过去了，华沙和布达佩斯也逐渐平静下来。然而，波匈事件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对于社会主义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影响却远未消失。1948年苏南冲突爆发时，社会主义阵营曾出现过一次“地震”，其结果是东欧各国被迫走上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对于铁托的“反叛”，斯大林可以倚仗其权力和威望发动一次政治围歼战，通过召开共产党的国际组织会议解决问题。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了：斯大林和共产党情报局都已不复存在，莫斯科面对的也不是几个共产党领导人，而是成千上万走上街头的民众。如果不肯让步，那么通过武力（布达佩斯）和武力威胁（华沙）应对危机，似乎就成为苏联唯一的选择。中共领导人并非在原则上否定使用暴力手段，对哥穆尔卡的支持仅仅是因为他反莫斯科而不反社会主义，而当毛泽东认定纳吉已经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时，便坚定不移地提出了武力镇压的主张。然而，痛定思痛，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中共及其领导人不能不思考：导致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和条件在中国是否也程度不同地存在，东欧危机会不会在中国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共作为执政党该如何应对在中国已经出现的群众闹事现象？苏共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的问题出来后，中共的主要精力在于统一党内的思想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调整执政方针和路线。通过召开八大，这些目的已经达到。现在突然又冒出一个波匈事件，而且其影响和震动远远大于前者。那么，中共在波匈事件中究竟看到和吸取了哪些经验、教训？
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不同声音
刘少奇及其率领的代表团从莫斯科回国后，11月10日，中共召开了八届二中全会。参加会议的共296人，分为9组。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开了6天。会议由刘少奇作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共讲了六个问题：中苏关于波匈事件
协商处理的经过；发生波匈事件的原因；社会主义阵营是否巩固的问题；朝鲜问题；越南问题；中共的方针。
刘少奇首先指出波匈事件的共同特点是“广大群众的反苏运动，是社会主义内部的问题”，接着提出这两个事件性质不同：“波兰事件非马克思主义有一些”，而“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取得领导权”。在详细介绍了波匈事件的处理经过后，刘少奇对这次“共产主义内部最严重的事件”分析了其发生的远因和近因。远因之一，波兰和匈牙利都是苏联解放的，在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没有把工人和农民阶级组织起来，也没有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知识分子没有思想改造；肃反中犯了错误，整了好人，真正的反革命却没肃清；工农缺乏阶级觉悟；对待民族问题也同样没有阶级观点。远因之二，重工业投资过多，不重视轻工业、农业，人民生活没有改善；领导人有特权，人民生活苦，群众不满。远因之三，搞教条主义，照搬苏联不灵，便失去信心；苏联干涉其内部事务，有大国沙文主义错误，损害了这些国家的民族尊严。近因之一，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在党员群众中引起混乱；二十大后控制不住，煽起反苏、反斯大林的浪潮。近因之二，事件发生初期，苏联处置不当，特别是波兰事件。近因之三，南斯拉夫进行煽动。谈到中共的立场，刘少奇说：我们的方针，第一点是中苏两党团结。第二点是做好我们的工作。第三点是给兄弟党提意见要谨慎。
关于如何以波匈事件为前车之鉴，以免重蹈覆辙，刘少奇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防止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及各级领导人脱离工农劳动群众，形成新的“贵族阶层”。刘少奇指出：鉴于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国家的领导人员有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阶层，特殊的“统治阶层”。刘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面是不是也有一种可能，也有一种条件，产生工人贵族这种阶层？如果我们不注意，让其自流的话，在我们这些国家，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在工人阶级里面可以产生，在共产党里面也可以产生。我想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关于防止新贵阶层出现的措施，刘少奇首先提出的是必须对权力有所限制，对人民实行民主：“什么事情他有多大的权力，什么事情不准他做，应该有一种限制。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只能对反革命阶级、反动势力和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对人民群众不能用专政的办法，在人民内部只能实行民主。当然，这是有领导的民主，不是有些人所讲的大民主、无领导的民主。”其次，“国家领导人员的生活水平应该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过分悬殊”。这包括缩小工资
差别，取消特权等。还谈到了取消干部终身制的问题，刘少奇认为在这方面可以参考西方国家的做法，他列举了美国华盛顿、艾森豪威尔、马歇尔的例子，又借用毛泽东的话说：资产阶级民主，特别是初期，有那么一些办法，比我们现在的办法更进步一些。最后，刘少奇讲到了经济发展方针的问题，强调说：“我们工业建设的速度要放在一种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什么叫稳妥可靠呢？就是群众不至于上街游行，不至于闹事，还比较高兴，能保持群众的那种热情和积极性。”他赞同陈云的意见，也主张经济建设速度宁可“慢一点”，“稳当一点”。
刘少奇的倾向是明显的，即在共产党内部找原因，所谈的预防措施，重点也是改进执政党的某些制度、政策、方法。报告把问题的落脚点锁定在经济方针，把波匈事件的教训与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联系起来。
接着，周恩来作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周先谈了波匈事件的两个教训：第一点，在中国，对周围兄弟国家也有个别大国主义的做法，对兄弟民族也还有大汉族主义倾向，也产生过领导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利益的事情。周恩来特别指出，中国的特殊化和官僚化，是有封建特色的，“封建官僚的习俗在社会上还存在着”。第二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原则是对的，但是在发展中忽视了人民的当前利益。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周特别强调后者，提出：“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但“如果不关心人民当前的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值得我们引为教训。”
由此谈到经济建设速度问题。周恩来说，中共八大提出建设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设想用三个五年计划或再多一点时间是恰当的，现在看来，时间可能还要长一点。周恩来委婉地指出：经过八大前后的研究，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可以放慢一点，有可能要四个五年计划，或者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他以钢产量指标为例：原来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末达到年产3000万吨，照现在的速度不可能实现，所以八大确定的指标是2000-2500万吨。从减缓工业发展速度的设想出发，周恩来又提出，八大建议的经济指标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都还“只是个
建议”，也是可以修改的。周认为：“计划不合实际就得修改，实际超过了计划也得承认，计划不能一成不变。”
为了制定1957年的经济计划，周恩来认为应该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有正确的评价。周提出了“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讨论”而形成的看法：“基本上正确，成绩很大，但是错误不少”。周重点讲了错误：“第一次制定五年计划，不可能一下子制定得很恰当。一九五二年提出的五年计划是粗线条的，然后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不断修改，而且每年的年度计划还要修改。计划不那么准确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缺乏经验和知识，是在不断地发现错误、修正错误的过程中前进的。一九五三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周恩来还专门讲了1956年的冒进问题。他说，从1955年年底反右倾保守开始，经济领域就刮起冒进之风，1956年势头更猛。虽然国务院主管经济的领导人一再刹车，效果却不理想。周列举了一系列数据，说明1956年的计划“总的说是冒进了一些，就是数目打大了”，“各方面要求是千军万马，奔腾而来，不容易控制”，失去了平衡。
关于1957年的计划，周恩来宣布了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的方针：保证重点，适当退却或适当收缩。周恩来特别提醒说：“总的方面是要收缩下来，不然站不稳，那会影响我们的货币、物资、劳动、工资等。我们应该意识到不要使中国也发生波兹南、几十万或几千万人站在街上游行等等。”因此，国务院提出了一个生产控制数字，适当收缩，主要是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还要减少国防和行政支出，冻结编制、预算以及国防和地方的结余，注意平衡物资，安排就业，再大力开展一次增产节约运动。
第三个报告的是国务院副总理陈云。11月11日晚上，陈云在全会上作关于粮食和主要副食品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全会专门提出粮食、猪肉、食油这样具体的问题进行讨论，是因为当时这些基本生活品供应出现了紧张局面，并引起社会不安。首先是粮食紧张。陈云报告说，明年粮食将有50亿斤赤字，：“明年春天会出乱子，不如现在收缩。”副食品里猪肉供应紧张最为突出。陈云提出，增加生猪生产的方针就是“私养为主，公养为辅”，同时采取措施解决饲料问题和适当提高收购价格。陈云还集中讲了对市场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农村自由市场的开放，刺激了农民的生产活动，活跃了城乡的物资交流，推动了国营和合作社
商业机构的改革。尽管开发市场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解决的办法不是收紧，而是在明确规定的前提下，进一步放开价格和管理。
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的报告，分别从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各个方面触及到现行体制和政策问题。这种触及当然是很有限度的，但执政以来中共领导人还没有如此重视制度的改进和经济政策的调整。波匈事件的前车之鉴和国内政治经济的某些紧张现实，不能不使他们担心在中国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
在二中全会上，表示出这种忧虑的还不止是刘、周、陈。在分组讨论中，各地方和部门负责人都反映了不少问题——住房短缺、电力不足、钢材和生活日用品供应紧张等，还指出了很多官僚化和特殊化的现象——机关层次和人员应该减少，财务、警卫、用车、看病制度必须改革，干部子女需要教育等。大家普遍对这种局面感到担心，朱德说，“现在看起来问题很大”，东欧国家的经验值得重视，搞重工业要注意和轻工业的关系。董必武指出，冒进思想不解决，二五计划还会发生问题。西北组在讨论时反映，市场供需有矛盾，兰州衣食供应都紧张，如此下去，难免发生波兹南事件。
仔细阅读八届二中全会的发言记录可以发现，会上也有不同的声音，这主要体现在毛泽东的插话、讲话和总结报告中。
在刘少奇作局势报告时，毛泽东的插话已经表露出某种不同看法。对于波匈事件起因和性质的分析，中共中央内部似乎并没有分歧。但涉及到如何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如何处理中共面临的问题和矛盾时，便显露出不同的倾向。比如，刘少奇谈到越南对土改时杀人过多感到“忧虑”，毛泽东插话：“我们杀七十万人，六亿人，千分之一点三。东欧就没有大张旗鼓杀人。革命嘛！”刘少奇谈到积累要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经济建设要稳当一点，右倾比左倾好一些。毛泽东插话：那要看什么右。
特别是当周恩来、陈云的报告把汲取东欧国家的教训主要归结为实行稳妥的建设方针和注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时，毛泽东感到有必要站出来扭转会议的大方向了。于是，他召集了一次小组长会议，并发表讲话。与周恩来“大冒了一下”的估计不同，毛认为成绩是主流，失误是支流：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农业、工业和轻工业生产都有所增长”。“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和其他事业开支大部
篇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为什么能够成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为什么能够成功？
——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这首发自中国人民内心深处的敬仰之歌，从它产生起，一直在中华大地高声传唱。这首歌准确地概述了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一生。以毛泽东和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在中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近一个世纪的艰辛历程中，核心任务只有一件：为中国人民谋幸福。领导中国人民从被压迫、被奴役中解救出来，从摆脱贫困中站起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教育自己的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与人民群众心连心，从人民群众中寻找力量，吸取智慧，把人民群众希望办的事办好。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转折时刻，指明了一条如何为人民继续谋幸福之路。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总结中华民族一百年寻找幸福之路的历史教训后说：“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认真阅读《论人民民主专政》，可以更好地理解先贤们早已为中华民族找到的走向光明之路，从而不再被少数人拉回去讨论中国向何处去，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毛泽东这里讲的，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科学论断。他在《矛盾论》中论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时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同时，他又指明，上层建筑（首先是国家政权）在一定条件下对经济基础可以起决定作用。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就可以有一切；失去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就会失去一切。当然，在为经济基础服务中，如果违背了人民共和国为人民谋幸福的宗旨，只想依靠国家政权的强力办事，那就走上了危险之路。
60多年的历史证明，正是有了人民共和国，我们做成了一件又一件彪炳史册的大事，使贫穷、分裂、任人欺凌的中国，变成了当今的社会主义强国。
依靠人民共和国的力量，在推翻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后，改变了中国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成为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国家。接着，在全国范围实行土地改革，彻底改变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 依靠人民共和国的力量，打赢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援越抗法、援越抗美战争，顶住了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仍想称霸世界的攻势。遏制了周边有的国家蚕食我国领土的企图，巩固了国防。收回了长期被殖民主义者霸占的香港、澳门，中华民族终结了百年屈辱史。
依靠人民共和国的力量，创造性地进行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继俄国十月革命后，在一个东方大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为人民开创了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依靠人民共和国的力量，进行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规模的社会经济建设，已经胜利完成了十一个五年计划，正在为实现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努力奋斗。已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已由一个没有工业基础、贫弱的农业国，变成一个有稳固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技支撑的强大国家。为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国防、促进社会进步，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依靠人民共和国的力量，在已有政治、经济的基础上，大胆地实行了改革开放，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引进来，欢迎外商来华投资办企业，走出去，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总量已超过欧洲大国英、法、德和亚洲的日本，跃升至世界第二位。
依靠人民共和国的力量，结束了在世界事务中没有发言权、没有朋友的时代。坚持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国与国的关系上，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中国总是发出正义的声音。对需要帮助的国家和人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尽一个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在处置世界经济、政治事务中的份量不断加重。中国赢得了尊严。中国的朋友遍天下。
二
“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条路所以能走得通，决定性的条件是，人民共和国得到了人民的信任，从中央到基层，有坚强的党组织、政权组织和各类群众团体组织，有强大的组织、号召能力，把亿万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干大事；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为人民谋幸福的经验，团结各民族，在以下几方面坚持了正确的领导。
第一，始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为任何风浪所动摇。
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难探索。经历是曲折的。但是，中国选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始终坚定不移。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立即引发政治风浪，西方世界掀起了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匈牙利动荡，发生了“波匈事件”。中国国内也有一些小的波动，但中国是稳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于1956年4月5日、12月29日，先后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长文，总结了俄国十月革命开创走社会主义道路进行国家建设的基本经验。文章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和产生失误的教训，顶住了国际上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进攻，澄清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引起的混乱，得到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的赞许。以后发生的中共和苏共的十年论战，双方虽各有教训，但中国共产党成为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流砥柱，是公认的。
上世纪70年代，中国总结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党内、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彻底否定毛泽东、否定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潮。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受中央委托，在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发表讲话，强调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处于又一个转折关头的时候，如果走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路数，否定毛泽东，进而否定社会主义道路，那就不会有今日的中国。 上世纪80年代，各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开始探索如何进行改革时，苏联、东欧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改旗易帜，走向西方世界指引的路，经济下滑，社会倒退。中国也发生了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煽动的政治风波。但我们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指导下，采取了坚决措施，很快平息了动乱，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前进。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班上作长篇讲话，讲了从社会主义思想提出到现在的历史进程。他强调：“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
第二，始终关心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改善和逐步提高。
旧中国最大的不公，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等劳动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少数上层人士奢靡生活资料的供应者，自身却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被奴役的生活。中国共产党领导他们推翻旧社会，最大的任务就是使他们过上能保持人的尊严的好生活。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阐明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和革命胜利后的大政方针。其中讲到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时说：“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为了改善农民生活，新中国在全国范围进行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了帮助个体农民克服一家一户生产中的困难，实行互助合作。在发展经济的思路上，为了保障世界上人口最多、且不断增加的大国人民的生活逐步改善，改变了苏联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建设思路，实行以“农轻重”为序的建设方针。以农业为基础，重视发展轻工业，既保证了全国人民基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又能支援重工业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开始建立起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处理农村改变生产关系与发展生产力的相互关系上，发生了偏差，以为生产关系向公、向大的方向发展快，生产力的发展也会快。结果事与愿违，造成农业生产下降、人民生活困难。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及时调整政策，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人民生活稳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总结已有的经验教训，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调动了全社会成员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粮食、肉食以及各色各类消费品涌现，文化教育事业大发展。
由于社会经济结构大变化，收入差距扩大又成为党和国家关注的大事。党的十八大指出：“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当前，我们正在为扩展劳动者就业渠道、扶贫济困，改善居住条件和发展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险事业努力。让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丰衣足食的基础上，努力做到劳有业、居有屋、幼有教、老有养、病有医。全社会正在为人民生活质量再上新台阶奋斗。
在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同时，强调依法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社会主义中国已成为各民族团结的大家庭。
古人云：得民心者得天下。一心一意为各族人民谋幸福，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能继续得民心的奥秘，人民共和国强大有力的奥秘，“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条路能走得通的奥秘。
第三，始终重视政治思想工作，重视意识形态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是从思想上建党，让共产党员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努力奋斗。在建立人民共和国以后，要把曾在不同经济地位和政治、文化影响下的亿万人民，引上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并自觉地坚持走下去，无疑更需要强大的政治思想工作，弘扬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排除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
中国经过有计划、有步骤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社会经济制度改变了，但人们的思想还是多种多样的。依靠劳动为生的工人、农民和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已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总体上说，他们拥护尊重劳动的社会主义，赞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但是，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疑虑、不赞成，甚至反对者，也大有人在。1957年3月12日，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新的社会制度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要使它最后巩
在中国，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由于长期进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人民共和国一直是稳定的。但是，居安思危，我们不可忘记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习近平总书记继承我们党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优良传统，在最近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第四，始终坚持建设一支党领导的强大的人民军队。
篇三：中国史
简答
一、 新中国建国纲领的内容及意义（共同纲领、国家性质、政权性
质、国家各方面的总原则）
①新中国建国纲领即《共同纲领》，规定了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权性质，规定了国家各个方面的基本方针和政策
②新中国性质：工人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的联合专政，是新民主主义国家。任务：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并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
③规定了国家政权机关、军事制度及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外交等政策的总原则。
二、建国后的土地改革的特点及结果（直接、间接）
特点：
①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了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主要目的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②政策上采取了保存富农经济，对地主，限制了没收其财产的范围；对小土地出租者，提高了保留其土地数量的标准。自耕和雇人耕种保护；出租少量不动；出租大量土地则征收。
③（八）土改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意义：直接，使广大农民真正获得了翻身解放，彻底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间接，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有力促进了农业的恢复与发展，
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
三、三反运动
“三反”运动
指1951年12月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始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从性质上说，是无产阶级政党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严重斗争，也是改造国家机关、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
四、中共八大的主要任务
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功绩是：
第一，正确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新变化，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向社会主义建设。 第二，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和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设想。
第三，提出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
第四，根据党的地位的变化和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着重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任务。总之，中共八大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贡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五、文革的主要教训（经济建设、阶级斗争、健全法制、集体领导、禁止个人崇拜）①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确处理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
②必须花大力气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③必须坚持党和国家工作中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加强执政
党建设，禁止和克服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六、新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革命任务、经济建设、人民民主专政） ①继续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 ②用最大的努力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③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以便为大规模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更好的条件
七、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背景 在历史性的转变时期，国际国内形势出现了新的重大变化。国际上，苏共二十大及波匈事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国内，由于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工作中出现的缺点和实际工作中存在着较严重的官僚主义，在一些城市和乡村发生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农民退社情况
2、毛泽东《正处》讲话的发表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发了重要讲话，后来把这个讲话加以整理补充，于6月19日公开发表，题名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它的主要内容是：
（1）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特点
（2）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的理论。
（3）指出了在剥削阶级消灭以后，人内矛处于突出地位成为国政生主题。
（4）提出了正处人内矛一系列方针。
3、意义：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它是对马义的历史唯义和科义理论的发展和重大贡献。其次，讲话继承和发展了中共“八大”提出的正确路线，进一步阐明了党在全面建设社义时期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标志着党在探索社义建设道路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对即将开展的整风运动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八、建国后土改的主要路线和总任务
九、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需要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作出正确的结论，统一全党的思想。
时间：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六中全会。全会主要议题是审议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共分8个部分，38条。
基本内容是：
1、对建国32年来的历史，特别是“文革”的历史，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总结。
2、《决议》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实事求是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科学的阐述。
3、《决议》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六中全会改选了中央领导机构。六中全会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历史上又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
党和国家胜利地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决议》的发表，对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团结一致为实现新时期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将产生深远影响。全会是总结经验、团结前进、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十、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内容
时间：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围绕这个中心议题，全会研究了思想、政治、经济、组织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决策。全会讨论并完全同意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总的指导方针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战略决策。
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思想和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重要意见。全会还决定根据党的历史经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全会对“文革”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以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也进行了讨论和审议。最后，全会讨论和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义法制的任务。
论述
一、打击投机活动，控制物价飞涨，统一全国财经
（一）打击投机活动，控制物价飞涨
第一实行金融管理，进行“银元之战
篇四：历史视觉看十八大：中国进入常人政治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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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共八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八大因具有重要特点而确立鲜明历
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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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十八大开创新老交替新规范、新制度，中国进入以习近平主政的常人政治新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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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党的最高领导人、政治局常委通过党内一定民主程序推选，经过反复协商 ?
4十八大后，新领导人独立主政，显示执政新风，已经看到一些令人鼓舞的变
化
独家制图（来源：凤凰网策划《2020，中国新十年》
凤凰网大学问 第33期
历史视角看十八大：中国进入常人政治时代（上）
作者：周瑞金
编者按：2012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在“财新〃媒体转型领导者冬季短训”上作题为“从历史视角看十八大”的演讲。全文经周瑞金先生修改，并授权凤凰网《大学问》使用。全文分上、下两部分推出。在上篇中，周瑞金认为从党的八大到十八大，中共经历了伟人政治时代、强人政治时代、后强人政治时代到常人政治时代，十八大最大亮点是开启我国常人政治的时代。
周瑞金，《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现为中国社科院博士生导师，著名政论家，报人。历任《解放日报》记者、编辑、评论部主任、副总编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91年初，以“皇甫平”为笔名主持撰写《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等4篇评论文章，引发思想交锋。 【下篇】周瑞金：习近平时代的全面改革前景如何？
上篇
作为从业党报50年、入党47年的老报人、老党员，我参加过或关心过党的九大到十八大十次全国党代会的宣传报道，很想从历史视角谈谈十八大。
十八大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党的十八大举世瞩目，采访大会的中外记者2732人，超出了与会代表2300多人的数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今年是世界大选年，有占51%以上人口、占50%以上国民生产总值的国家换届选举。联合国五大理事国有四个国家大选换届。法国与俄罗斯上半年已经尘埃落定，中国的总书记与美国的总统同时产生。13亿人口的大国，8000多万党员的大党，开会决定治国理政的大事，决定党（国家）最高领导人，这是事关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大事，同世界政治经济局势发展紧密相关。党内外、国内外普遍关心十八大，理所当然。
十八大胜利闭幕，新一届党（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产生了。党的政治局常委由九人减为七人，换了五人，政治局委员25人换了15人，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全换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换了六成以上，军委委员换了七成以上。所以，十八大最大的热点、亮点、关注点是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以总书记、军委主席胡锦涛裸退、习近平同志一步到位，全面执掌总书记与军委主席为特征的时代，我称之为开启了我国常人政治的时代。
中共从八大到十八大经历伟人时代、强人时代、后强人时代到常人时代
回顾新中国成立，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来，一共召开过十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从抗战胜利后1945年党在延安召开的七大，到建国后第七年1956年召开执政后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八大，相隔了11年时间。从八大到文革中1969年召开的九大，中间又相隔了13年。中共作为大国的执政党，全国党代会不按党章规定召开，反映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不正常。而党的九大到十大（1973年）只相隔四年，党的十大到十一大（1977年）也是四年，都是因为重大领导人的变化（林彪摔死了，四人帮被抓起来了）而提前召开的。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后，我们党才按党章规定五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走上正轨。从1982年召开十二大，到今年召开的十八大，基本都是五年一届全国党代表大会。
纵观我们党执政以来召开的十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其中以八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八大，这五次党代会具有比较重要的特点而确立它的鲜明历史地位。
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一直沿用到今天），提出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为主的正确路线，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方针，在党章中删去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发扬党内民主，开启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良好开端。但好景不长，受1956年底国际形势尤其是波匈事件的影响，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思想起了变化，错误判断国际国内形势，背离了八大的路线方针。1957年由党的整风转入反右派斗争，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就开始了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二十年“左”的统治，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把国家折腾到经济崩溃的边缘。这都是在毛泽东主席主政的伟人政治时代发生的。
党的十二大，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基础上，正确总结了从八大以来正反两方面重大历史经验，首次明确提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目标，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从十二大以后六次党代会政治报告的题目都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一以贯之，坚定不移，主调不变。这就开启了邓小平同志主政的强人政治时代。
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专章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党政分开、信息公开、民主对话等具体改革要求，提出“政府主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改革方向，就是市场化改革方向。十三大还在党的历史上首次实行中央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成员差额选举，邓小平同志表示完全尊重代表的意志，应当说是发扬党内民主比较好的一次党代会。1989年后，有人批判十三大报告，立即遭到邓小平同志制止，说“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
党的十四大，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指引下，全国兴起第二次解放思想热潮，突破“姓社姓资”的思想禁锢，在重要历史关头把改革开放推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下召开的。这次
党代会确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主要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开启了老一代领导集体向新一代领导集体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交接班的先例。这两件大事确立了十四大的重要历史地位。从此，开启了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相继主政的后强人政治时代。
党的十八大，是在我国进入“转型期陷阱”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的重要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是机遇与挑战交织、改革与发展难度加大、利益博弈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如何重聚改革共识，重造改革动力，攻坚克难，重启改革，迫在眉睫。同时开创了新老交替新规范、新制度，从此，中国进入一个以习近平同志主政的常人政治新时代，所以引起全世界瞩目。
我们党从八大到十八大，经历了伟人政治时代、强人政治时代、后强人政治时代到常人政治时代的转变过程。大体可以说，毛泽东主政的27年（1949-1976）是领袖终身制的伟人政治时代，邓小平主政的11年（1978-1989）是双峰制约的强人政治时代，江泽民主政的13年（1989-2002）和胡锦涛主政的10年（2002-2012），进入了老人制约的后强人政治时代。党的十八大开启了习近平主政的常人政治时代。
在伟人政治时代，搞一言堂，搞个人崇拜，搞阶级斗争为纲，党的一个个接班人被清除掉了。党的八大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被伟人一句话就改变了，八大确立的接班人刘少奇到九大就被打倒了。九大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彪，到十大就被打倒了。而十大确立的接班人王洪文，到十一大就被抓起来了。华国锋主席短期主政属后伟人政治时代，邓小平同志评价他没有提出自己的东西，基本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也搞一点个人崇拜，党的十一大会场挂双领袖像（十一大前党代会会场只挂毛主席像，十一大以后就都不挂领袖像了）。
到强人政治时代，不能搞一言堂、个人崇拜了，党内有了一定制约，出现八十年代逢单反自由化、逢双反“左”的现象。由此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政治局常委会很少开。对这样一种现象，邓小平同志提出一个“领导核心”的说法，说毛主席是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他是第二代领导核心，而江泽民同志是第三代领导核心。那么，有没有第四代领导核心？他没有说，邓过世后，胡锦涛同志就不便再称自己是“领导核心”了。“领导核心”成为党的特定专用名词，这个说法没有形成党的专门决议，也没有写入党章。这样，就出现一个难题，难道说中共历史就只有三代领导核心吗？而领导核心，与党章规定的党的最高领导人总书记，究竟是什么关系？有什么不同的权力？我看谁也说不清楚这个问题，成了党的历史上一个无解，只有等待党的以后历史决议解释了。
进入后强人政治时代，党的主要领导人和接班人稳定下来了，不会走马灯一样变换了。胡锦涛同志作为党的接班人，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个能够顺利接班的。但后强人时代，党的领导人都受到政治老人的制约，当然有的制约是正确的，如20年前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这个时期党内斗争出现什么动向？转向了政治局成员。党的十五大前处理了政治局委员
陈希同问题；党的十七大前处理了政治局委员陈良宇问题；党的十八大前处理了政治局委员薄熙来问题。而且，他们都是以刑?a href="http://www.zw2.cn/zhuanti/guanyuluzuowen/"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路缸锉淮淼摹?/p>
如此看来，党执政以来63年时间里，不论在什么时期，党内都充满着斗争。这种现象对执政党的科学化建设究竟有何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党对伟人政治时代的路线斗争历史经验，初步进行了总结（1981年通过了建国以来的历史决议），而对强人政治时代和后强人政治时代这种斗争现象，却没有做过总结。十八大前发生的震惊国内外的薄熙来事件，十八大上却没有一个代表发出声音，提出质疑。为什么会产生薄熙来案件？有什么值得吸取的主要经验教训？反映了执政党建设中什么样的制度性、体制性的问题？中央应当负什么样的责任？这些根本性问题，恰是党代表大会应当讨论、应当解决的问题，怎么能回避呢？
习近平时代领导集体的新特点、新思维
十八大开启了我们党进入常人政治的时代，那么这个时代有哪些主要特点？
（一）、党的最高领导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成员不是哪个人指定或由哪个人事安排小组安排出来的，而是通过党内一定民主程序推选出来，并经过反复协商产生的。在2007年酝酿党的十七届中央领导集体时，胡锦涛总书记就采用了民主的办法，由中共高级干部第一次自由提名中央政治局成员预备人选。中央当时在63周岁以下正部长级干部和军队正大军区职干部中，按姓氏笔画排列的近200人符合条件的名单。胡锦涛总书记亲自主持民主推荐会，当场一人一票投票，按票数多少排列，推出了十七届政治局成员预选名单，实际上也为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人选提供了参考，这就是习近平、李克强同志进常委会的背景，为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机制积累了重要实践经验。作为这种民主选举倡导者之一的曾庆红同志，为这次党内民主选举的成功，感到特别高兴和鼓舞，坚决表示自己在十七大上从政治局常委位置上退下来，从而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交替带了一个好头，立了一个好规矩，就是政治局常委会成员“七上八下”的标准（六十八岁的退下，六十七岁可以上）。今年5月7日，胡锦涛总书记又一次主持党内高级干部推选十八大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预备人选。规定政治局推选10人，常委推选5人。这次不像十七大那么简单，中间经过多次反复，这也是进入常人政治时代的一个特点。
（二）、集体领导体制、民主工作作风、依法依规办事，将搞得更好。习近平同志不仅当选党的总书记，同时当选党的中央军委主席，在党的最高领导集体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交接班中，第一次同时接受党与军队的最高权力。这得到党内外、国内外的高度评价，使常人政治时代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三）、新领导人独立主政，显示执政新风。十八大刚闭幕不久，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令人鼓舞的变化。习近平同志当选总书记后，带领新政治局常委班子会见中外记者时的讲话，平实，清新，一开头一句“让大家久等了”，就获得掌声。少说大话空话，不回避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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