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媳妇谈乡下过年

篇一：乡下的过年

童时回忆

2013年即将过去，迎来2014！20多岁的我在除夕这天不由的回忆起小时候那

些快乐的童年。我记得大约90年代中期是我的儿童时代，十几年后的今天是除夕，回想起那些年的这一天觉得那时好幸福好快乐。还记得那个年代的过年，腊月的天十分寒冷几乎每年过年都会下雪，每年从腊月开始就陆陆续续的准备年货，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穿的。当时在我生活的乡下孩子们都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炖炖肉，二十七杀只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就这样寒冷的腊月很快就过去了，人们都很充实很欢乐。除夕夜家家门前挂起大红灯笼，门上贴着花红绿柳的门神年画和红春联，院里院外打扫的焕然一新，透过大门口还可以看到满院五颜六色的花灯和点亮的蜡烛，穿梭在乡村里的大小巷子里还可以隐隐约约闻到一缕老人家拜佛烧的佛香味，再加上巷子里来来往往的乡亲们互相的招呼拜年，在这种十分浓厚的氛围衬托下乡下的年过的是那么的热闹和快乐，快乐到忽略掉寒冬的冰雪的严寒。到了大年初一的凌晨人们就会不约而同的开始放炮放烟花，鞭炮声惊天动地，直至初一的早上太阳升起，此时若你站在一个高点的山头向远的的村庄望去，有一望无边的白雪做背景和农家烟囱里的缕缕青烟做点缀再加上儿童戏耍时断断续续的鞭炮声，那种感觉似乎很享受心里也会很舒坦，那种过年的味道令我难以忘怀

篇二：春节返乡手记：越看,对乡村的未来越迷茫!

春节返乡手记：越看，对乡村的未来越迷茫!

春节回到家乡有很多感慨吧？尤其是从大城市回到乡村的这一群体。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分享了自己春节回乡的观察和感受：返乡的交通不再那么拥挤，故乡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却有失落；相比春节，丧葬是村民共同体呈现力量的难得时刻；青年打工者的婚姻受到物质的压迫，而知识在乡村显得无力。 “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没有故乡的人走向远方。”我很庆幸我有故乡，可以随时回去，尤其可以回家乡过年。因为我的根在那里，我的亲人在那里，我的生活经验和记忆在那里。 我的家乡在湖北的大别山区，L县。我导师王晓明教授在2004年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L县见闻》，写的就是这个地方。王老师以我家乡为对象，揭示了当时农村的破产状况，人的精神的颓败，以及乡村文明的没落。我家所在的那个村子，是一个东西两座大山夹住的狭长谷地。一个村子由十来个“塆子”组成，一个塆子有几十户人家，我家那里叫王家塆。 直到现在，我每到一个地方，凡是碰见两山相夹或两排高大的建筑物相夹，我的第一意识就是，这两座山或两排建筑物，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所以我在外面经常迷路，尤其在城市里。上海7号线有两个靠得比较近的站：“长寿路”和“常熟路”。我好几次下错站，以致现在每到这两个站就紧张，怕弄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家乡的方言里，“长寿”和“常熟”是完全一样的读法。人要靠语言来思维，这个事情让我意识到：对有家乡的人来说，是用方言来思维的。 我有一个初中同学群，群里90%的同学只读到初中就出去打工。经过十七八年的积累，很多同学在城市里有房有车，有的还有了自己的事业。平时在群里，他们交流的最多的是工作问题，车子问题等，言谈中总少不了炫耀。 但有一次，有个同学忽然在群里说，他已经三年没回家过年了，另一个同学紧跟着说，他五年没回家了，接着很多人说起回家的情况。有一个说：不管怎么样，今年过年一定要回一次家！另一个说：如果能在家乡找一个两千块钱的工作，就回去算了。还有一个说：能找个一千块的工作，我这边什么都不要，也愿意回家。 我有一个从小学到初中的同学，已经十年没有回家。有一天他在qq里突然对我说，我的父母是很好的人，因为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去我家玩，我爸妈用腊肉下面给他吃。这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小事，他还记得，其实我知道，这是因为他太想家了。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有位老师主持来沪青年工人的社会调查，最近在访谈工人。有一个打工者说：我真希望邓小平没有搞改革开放，我也愿意日子苦些，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每天跟父母和孩子在一起。 回家过年，其实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一件事。套用贾平凹的话来说：家乡对我们的影响，就像乌鸡的乌，那是乌到了骨头里面。 回家的交通 十多年前我上本科的时候，从大西北到武汉，坐的是那种编码没有字母只有四个数字的绿皮火车，22小时，通常要晚点两三个小时。西北往武汉的路线，不是人流最多的，但春运那个挤啊，大大超出了今天90后的想象。好在那个时候，学生一般都可以提前集体订票，买得到座位。而站着回家的，几乎全都是农民工。每次上车的时候，无论有票的还是没票的，都一窝蜂往车上挤。 我对过年回家的第一印象就是：我背着一个包，提着一个包，与同学一起，从第一节车厢狂奔到第十几节车厢，然后被后面的人推着挤上了车。上车后一分钟，车就开动了。我记得火车广播里号召大家发扬风格，让站着的乘客挤一挤。大家真的很友好，四个人的坐位，挤了五六个。火车过道里人贴着人，想蹲下来都没有办法，连厕所里也挤着好几个人。 男乘客还可以想办法，可苦了女乘客。记得有一次我身边坐着一个在西安读书的大学生，他要小便，就脱下外套让我给他挡住身体，想把尿撒在矿泉瓶里，但他很紧张，

用了十几分钟才

勉强撒出来。我还记得有一次身旁坐着一个从西北打工回家的河南妇女，尽管有位子，但她实在太困，太想睡觉了，就把位子让给别人坐，自己钻到座位底下睡觉去了。 应该要肯定，我们国家这十年间的铁路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铁路线路的增加，尤其是动车和高铁的开通，极大缓解了交通压力。火车站、火车上，起码不会像过去那么拥挤了。 过年回家那种路途的遥远、时间的漫长、竞争的激烈、拥塞以及不安全感，让我对“男儿有志在四方”的观念产生了极大厌倦。所以，本科毕业时，我找工作坚决要回到湖北。后来我就在家乡隔壁的县城一中当老师。自2004年到2011年来上海读研之前，我再也没有遭受春节回家难的痛苦。尽管从隔壁县回家的汽车在过年时依然被塞得满满的，但毕竟只有两个多小时，实在挤不下，还可以花两百多块钱请出租。我在上海读研的这几年，其实也没有遭受回家难的痛苦，因为上海到武汉的高铁和动车很多，普通车也有几趟，买票很方便。 今天各位出行，如果坐火车，不是高铁就是动车吧？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那种速度慢、见站停的普通列车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大家有没有想过：到底是谁在乘坐普通列车？ 我想大家肯定一下子就能给出答案：除非没有其他更好的交通工具，学生不会坐，城市人不会坐，主要是那些底层的老百姓，比如农民、农民工在坐。 去年暑假和寒假回家，我特意选择坐慢车，16个多小时的硬座。就是要看看是哪些人在坐慢车，看看慢车上还是不是过去那个样子。的确，主要是农民、农民工在坐慢车。对农民工来说，选择坐慢车，比动车起码节约一半的钱，比高铁节约三分之二以上的钱。从深圳到武汉，高铁一等座要八百多，二等座五百多，但慢车硬座不到两百。尤其对于全家在外打工的人，从深圳到武汉，可能要节约一千多元，这对农民家庭来说不是小数目。 不过，慢车也没有过去那么挤了，因为农民工虽多，但很多都被动车和高铁分流了——既有主动的分流，也有被动的分流，因为价格便宜的慢车越来越少了。 大家可以注意到，今年12306网站通告的春运期间的加班车，三分之二以上的是非动车高铁。这个安排还是挺人性的，因为说到底，加班车就是为了农民工而加，低价位的车符合他们的需求。 而且，你会发现，普通火车与动车的氛围完全不同。 在动车上，相对比较安静，大家不是玩电子产品就是睡觉，相互间很少交流。但是，在普通火车上，熟悉的、不熟悉的，都在热烈地交流，还有打牌、吃东西的，做什么的都有，也有用劣质手机放歌曲的，大家都不担心打扰到别人，也没有人认为别人的做法对自己是一种干扰。慢车上的风格是粗犷的，是人间生活的那种氛围。 对比动车高铁与普通火车，很容易就能发现这里的阶层差别、生活方式的差别。而且你还能感觉到，底层人的心理，比我们想象的要乐观得多，健康得多。底层的状况虽然普遍很糟糕，但大家还是很听话地活着，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如果在外面活不下去，还有家园可以退守。 开私家车回家过年，在青年打工者中越来越普遍。我待会进一步讲这个事情，因为它的意义大大超出了交通工具本身。 骑摩托车回家的情况，大家可能在新闻里看到了。每年春节，总有摩托大军回家过年。我的一个表哥，每到过年时就让他的儿子坐汽车回家，而自己骑摩托车带老婆回家，路上要两天一夜。另一个表哥也是骑摩托带老婆回家，有一年在途中撞了人，不知是真撞还是被讹诈了，反正被人家扣了一天多，赔了一万多块才放人，半年的收入就这样没有了。 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失落 我觉得，当前农村的亲情关系，很大程度上是靠老一辈建立的关系维系着。在老一辈那里，这种关系处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时空里，但对年轻一代来说，大家的关系早已被现实割裂了。比如，我和我的众多表哥，小时候一起上山捉鸟，下河摸鱼，关系好得不得了，但这一二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外打工，我一直在外读书和工作，一年最多在过年时见一次，平均下来每年还没有一次，因为他们不是年年都回家。拜年的时候，大家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在亲戚家吃饭喝酒聊天，甚至留宿一晚，现在大家都骑着摩托车拜年，去亲戚家匆匆走一遭，放下东西，客套几句，就要离开了。平时的生活啊情感啊什么的，都没有来得及交流。大家拜年，不再是为了亲戚间互相走动，馈赠礼物，交流感情，而只是为了完成传统和长辈交代的一项任务。 悲哀的是：如果老一辈都不在世了，新一辈的联系也就慢慢断了。 更让人悲哀的是：

农村的日常生活充满着深刻的悲剧。自打工潮于九十年代兴起以来，很多农村人一直在外打工，二十多年来与父母团聚的时间，平均到每一年可能就十来天。很多农村老人倒毙在田间地头，病死在床上，儿女都不在身边。没有来得及为父母养老送终，成为许多人终身的悔恨。 每次回家，看到我身边的老人摇摇欲坠的样子，我就觉得心里难受得很。 如果一个人为了生存，连爱父母爱子女的机会都被剥夺了，你怎么可能指望他去爱别人，爱社会，爱自然？你怎么可能指望他能用超出金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的价值？所以我想说：现代生活是一种让人心肠变硬的生活。 在农村，还有什么可以将农民动员起来？ 自从2006年免收农业税之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主要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不再与农民的根本利益发生关系，也不再能将农民组织起来，农民处于“个人自治”的状态。 (1)春节的力量。 亲人团聚，过年拜年。过年的力量，亲情的力量，是当下动员中国人最有效的力量。这也是过年最让人感觉温暖的东西。当然，以前过年时的各种集体活动，都已消失殆尽了。 (2)祭祀。 中国农村还是保持着过年、过十五给祖宗上坟“送亮”的习俗——家家户户都要去祖宗的墓地给祖先点蜡烛，烧纸钱，放鞭炮，与祖先交流。很多已经在城市安家的人，也会赶在大家三十这一天开车回老家给祖宗上坟。许多曾被废弃的祠堂，这些年也逐渐恢复起来了。 (3)葬礼。 很多老人没有挨过冬天。过年前后，是老人逝世的高峰时段。丧葬在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对今天的社会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媒体上动不动就喜欢报道某某地方为举办葬礼大肆挥霍，让大家误以为这是普遍现象。其实恰恰相反。相比古代，今天的丧葬已是在最大程度上简化了。“贵生重死”的观念早已失衡了——大家越来越贵生，对于死，不再有敬重，不再让死者享受哀荣；对于天地，不再有敬畏。 但丧礼，在现实中依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去年快过年的时候，本家一个叔叔亡故——本家人和四面八方的亲戚来给他守丧，守丧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像过节一般，交流一年的生活情况、见闻和感想，称赞中央的政策，谴责干部的腐败??深夜里交谈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守丧完毕，大家集体出力，将他抬到山上，让他入土为安。 社会学者经常用“原子化”来形容今天农村的现状，说白了就是，农村原有的那种共同体已经消失了，人与人之间不再像原来那样有着密切的关系和交往，不再像过去那样每到过年时相互串门，集体上街玩等等。为死者守丧和送葬，在农村反而成了村里人团聚和交流的一个契机。这也是我在家乡看到的唯一能够让大家团聚的方式。 妻子?房子?车子 (1)妻子。 这一点主要是针对农村的男青年来说的。在今天的社会，农村男青年在本地找媳妇越来越难。 一来，这是由中国男多女少的现状决定的。而且，农村稍微长得好看点的女孩子，基本都嫁到城里去了，愿意嫁在农村的女孩子越来越少。 二来，农村青年讨媳妇，要具备的物质条件很高，现在普遍的一个情况是：彩礼六到八万，房子两套：在老家一栋楼，在县城一套房。这个压力，并不比城市青年讨老婆的压力小。 过年的时候，打工的青年男女都回来了。只要哪一家有适龄女孩子，去她家的媒人可谓络绎不绝。这在乡村已成了一门生意，农村说亲，几乎到了“抢”的地步。如果初步说定一个，男方至少要给媒人五百块，最终结婚时，还要给上千的报酬，有的甚至要给到两三千。 传统的农村婚姻，从相亲到定亲到结婚，要三四年时间，男女双方有一个了解和熟悉的过程。现在却不同，年里看对的，过了年，马上定亲，然后女青年跟着男青年出去打工，等到半年过去，女方怀孕了，立刻奉子成婚。 曾听过一个搞量化统计的学者对农民工的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之一是：农村孩子结婚越来越迟。但我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因为女孩子难找，男孩子一到二十岁，父母就张罗着给儿子物色对象，物色好对象之后，既怕女孩子变心，又考虑要到城市讨生活的现实情况，就催着孩子赶快结婚。可以想象：在现代社会这种动荡不安的生活中，这样的婚姻会出现多少问题！事实上，农村离婚的情况，也是与日俱增的。 (2)房子。 刚才已经说了，现在农村人娶老婆要房子两套：一套在家里，一套在县城。其实县城的那套房，平时都空着，只是过年时回来住，但对年轻人来说，那就是城市生活的一种代表。过年时，有的也会把父母接到县城过年，但父母住不惯，在县城过

了大年，初一就赶回来了。在老家的生活是“老米酒，蔸子火，除了神仙就是我”，而在县城除了那套房，什么都没有。 但是，为了添置这两套房，将来给儿子娶媳妇，很多家庭是举全家之力在外打工。 下面给大家看我在去年过年的时候写的一则笔记，涉及到房子和婚姻的问题，但还有其他的含义在其中。 2013年冬天的一则笔记 跟大哥、细哥到二郎庙水库捕鱼。(细哥承包的这座小水库只有三十亩的水面，在海拔八九百米的山上，水很纯净，可直接饮用，鱼放在里面长得非常慢，一年下来甚至还要瘦。每年腊月底或者年初，细哥就要从外面进鱼秧，虽说是鱼秧，其实有三斤多一条——这种鱼是在平原地带的池塘里用饲料喂养的，进价是两块多，但是鱼在纯净水里清洗了一年之后，肉味大大改善，可以卖到五块多一斤。) 一个拉砖的师傅把车停在坝上。我们问他，从山下往山上拉一趟要多少钱。 他骂了一句话粗话，然后说：“两百块，划不来！”又说，就是这样的生意，也越来越少了。山里的楼房基本都做完了，没有做的也都在县城里买了房。 大哥说：“在县城买房又么样，到时住在那里做什么呢？” 司机说：“只要是人，总有个生存的法子。” 又来了一个人，是细哥的同学，他的摩托车上带着老婆和还在读初中的儿子。得知他在这山里做了楼房，还在县城买了一套房。 细哥问：“你要买那么多房做么事！” 他叹了一口气：“我们这时代不叫人过的时代！没办法！” “做了一栋楼，买了一套房，还叫没办法！明年还去打工吗？” “不去打工，在家里做么事？”而这座水库上头的两个塆子的人家，基本上都在这里做了一栋楼，在县城买了一套房。 其间来了一人，开小车，戴墨镜，手腕上戴着很粗的黄金链子。老远就用粗嗓子喊正在水上下网的细哥，问有鱼没有。细哥正划着独木船，一只手划，一只手下网，笑着答：“你又不买，问着做么事！” 同我们说话时，他的墨镜始终没有摘下来，神气得不得了。墨镜又对细哥喊：“别扑了麻雀(翻船)哈，我是秤砣，到水里就沉了，帮不了你。”说完就独自哈哈地笑。 他同我们说起晚上要陪开挖机的斗地主。说是挖山种天麻，规模很大，已经买了十五万斤树。从言谈中得知，他平时在县城住。细哥的同学也说，他准备将家里几面山的树都卖了——分田到户后交了几十年的税，没有沾过任何光。后来听细哥讲，墨镜小学没读完，就在外面混，替人讨债，拿斧头砍人，就这样起家的。 一会儿又来了母女三人，带着一个三岁的小孩。她们是来买鱼的。跟墨镜是亲戚。墨镜却不认识那个年纪最小的女孩。 “跟以前长得不一样了呀！”墨镜说，“在哪里打工？”她说在温州。“属什么？” “属鸡。(刚满20)” 墨镜说：“还没有说人家吧？我帮你介绍个。” 女孩的母亲说：“她回来这几天，已经有好几个人来介绍。” “某某某正为儿子找媳妇急得哼，我把你说到他家。”(说，替人说亲的意思) 女孩母亲连忙说：“那怕是不行，她想嫁到县城里。” 墨镜说：“他家在县城有套房子。那男孩的娘脾气不好，但你们又不跟她过，你们到县里住，做点小生意。他家也有钱，你叫他们现在拿个四五十万，轻而易举就拿出来了。”墨镜走的时候，表示过两天，要带那男孩上门相亲。 (3)车子。 近些年来，对在外打工五年以上的农村青年来说，对一种东西的渴求，可能比对房子和妻子更为强烈，那就是车子。车子不一定要多么好，五万，八万，二十万，各种档次的都有。老百姓不认识车子的牌子，不知道车子的价位，只知道这些车叫“小车”。不管什么小车，关键是要有！ 在农村，房子是一个媒介，车子更是一个媒介——是你在外面混得好，有身份的代表，房子不能移动，车子却可以四处招摇，表示衣锦还乡。很多二代、三代农民工，当下最大的期待就是买一个车子。尤其对那些好些年没回家的人来说，他再次回家，必须要有辆车，否则他怎么证明自己？ 春节的县城，到了水泄不通的地步，这些车子绝大部分都是从外面回来的，与此同步的情况是：物价飞涨。 知识的无力感这十多年来，外界对于农村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农民工身上。众所周知，他们在城市打工的日子很苦，而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往往无人照料。其中酸甜苦辣自不待言。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现在农村日子过得较为殷实的，也恰恰是这些有几个成员在外务工的家庭。(仅仅只有一个成员务工，通常不足以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应该说，他们的辛劳和泪水还是得到了适当的回报。 倒是有两类家庭，他们处于最困难的

境地，却往往被忽视。一类是孤寡老人。一类是举全家之力，把子女培养成大学生的家庭。 在第一类家庭中，这些老人的年纪一天比一天大，身体一天比一天衰败，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日子过得异常艰难。有人会问：国家不是有低保吗？是的，他们中的确有部分人吃上了低保。在我的家乡，低保的额度是每年八百。但是，绝大部分这样的老人，仍在低保的福利之外。因为他们处在农村的最底层，没有人替他们说话。低保名额通常被身强体壮者拿走。甚至，有些村干部为了堵住所谓“刁民”的嘴，不让他们到镇上或县里反映村里的问题，就把这些人变成低保户，有的甚至全家吃上低保。“有钱人吃低保”，早已成为农村公认的一桩怪事。过年的时候，大家也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家家户户给这些孤寡老人送点东西。 这里所谓第二类家庭，主要是指有孩子在1980年代出生的家庭。这些孩子，从小学读到大学，一直都在经受教育收费的最高峰，没有哪一坎能够躲过。并且，二十多年来，农村税费多如牛毛，家里一年的收入，不够交税。大人内外应付，心力交瘁。最要命的是，作为满载家庭希望的大学生，毕业之后勉强找到一份饿不死的工作时，又面临结婚、买房等种种压力。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农村的80后大学生，都是以牺牲整个家庭的幸福为代价来读大学的。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毕业后没有希望收回成本，倒是让年迈的父母继续陷入困顿。 最近一个博士师兄请吃饭，他说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回家，感觉很难融入到村子的生活，所以他每年过年他都回去得很迟，来学校很早。为什么呢？因为当你一出现在村子里，村里人其他的不问，就问一个问题：“你现在能拿多高的工资？”所以，他过年回家，基本不出门。这个体验跟我是一样的。你要问我过年在家乡看什么，其实我没看什么，因为一大半时间是呆在家里看书，看电视，写东西。 作为农村大学生，当你回到家乡的时候，你童年那些伙伴都衣锦还乡了，而你连自己的问题都不能解决，你还能做什么呢？没有人信任你的知识！ 说了上面这些，相信大家能够理解，对于我这样漂在外的农村大学生，回家过年既是一件非常急迫的事情，也是一件情怯的事情。 回家究竟看什么？其实真的没有刻意去观察，但是很多事情却不停地往你心里撞，也就有了很多感受。越看，对乡村的未来越迷茫。 博主注：作者王磊光平系上海大学博士研究生，本文系作者在2月“我们的城市”论坛上的分享。

篇三：文科博士为什么害怕过年回农村老家

文科博士为什么害怕过年回农村老家？（资料图，图片经过处理）

“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没有故乡的人走向远方。”我很庆幸我有故乡，可以随时回去，尤其可以回家乡过年。因为我的根在那里，我的亲人在那里，我的生活经验和记忆在那里。

我的家乡在湖北的大别山区，L县。我导师王晓明教授在2004年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L县见闻》，写的就是这个地方。王老师以我家乡为对象，揭示了当时农村的破产状况，人的精神的颓败，以及乡村文明的没落。我家所在的那个村子，是一个东西两座大山夹住的狭长谷地。一个村子由十来个“塆子”组成，一个塆子有几十户人家，我家那里叫王家塆。

直到现在，我每到一个地方，凡是碰见两山相夹或两排高大的建筑物相夹，我的第一意识就是，这两座山或两排建筑物，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所以我在外面经常迷路，尤其在城市里。上海7号线有两个靠得比较近的站：“长寿路”和“常熟路”。我好几次下错站，以致现在每到这两个站就紧张，怕弄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家乡的方言里，“长寿”和“常熟”是完全一样的读法。人要靠语言来思维，这个事情让我意识到：对有家乡的人来说，是用方言来思维的。

湖北大别山区麻城南岗村教学点中，孩子们渴求知识的眼神。 新华社 资料 我有一个初中同学群，群里90%的同学只读到初中就出去打工。经过十七八年的积累，很多同学在城市里有房有车，有的还有了自己的事业。平时在群里，他们交流的最多的是工作问题，车子问题等，言谈中总少不了炫耀。

但有一次，有个同学忽然在群里说，他已经三年没回家过年了，另一个同学紧跟着说，他五年没回家了，接着很多人说起回家的情况。有一个说：不管怎么样，今年过年一定要回一次家！另一个说：如果能在家乡找一个两千块钱的工作，就回去算了。还有一个说：能找个一千块的工作，我这边什么都不要，也愿意回家。

我有一个从小学到初中的同学，已经十年没有回家。有一天他在qq里突然对我说，我的父母是很好的人，因为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去我家玩，我爸妈用腊肉下面给他吃。这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小事，他还记得，其实我知道，这是因为他太想家了。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有位老师主持来沪青年工人的社会调查，最近在访谈工人。有一个打工者说：我真希望邓小平没有搞改革开放，我也愿意日子苦些，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每天跟父母和孩子在一起。

回家过年，其实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一件事。套用贾平凹的话来说：家乡对我们的影响，就像乌鸡的乌，那是乌到了骨头里面。

回家的交通

十多年前我上本科的时候，从大西北到武汉，坐的是那种编码没有字母只有四个数字的绿皮火车，22小时，通常要晚点两三个小时。西北往武汉的路线，不是人流最多的，但春运那个挤啊，大大超出了今天90后的想象。好在那个时候，学生一般都可以提前集体订票，买得到座位。而站着回家的，几乎全都是农民工。每次上车的时候，无论有票的还是没票的，都一窝蜂往车上挤。

我对过年回家的第一印象就是：我背着一个包，提着一个包，与同学一起，从第一节车厢狂奔到第十几节车厢，然后被后面的人推着挤上了车。上车后一分钟，车就开动了。我记得火车广播里号召大家发扬风格，让站着的乘客挤一挤。大家真的很友好，四个人的坐位，挤了五六个。火车过道里人贴着人，想蹲下来都没有办法，连厕所里也挤着好几个人。

男乘客还可以想办法，可苦了女乘客。记得有一次我身边坐着一个在西安读书的大学生，他要小便，就脱下外套让我给他挡住身体，想把尿撒在矿泉瓶里，但他很紧张，用了十几分钟才勉强撒出来。我还记得有一次身旁坐着一个从西北打工回家的河南妇女，尽管有位子，但她实在太困，太想睡觉了，就把位子让给别人坐，自己钻到座位底下睡觉去了。

应该要肯定，我们国家这十年间的铁路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铁路线路的增加，尤其是动车和高铁的开通，极大缓解了交通压力。火车站、火车上，起码不会像过去那么拥挤了。

过年回家那种路途的遥远、时间的漫长、竞争的激烈、拥塞以及不安全感，让我对“男儿有志在四方”的观念产生了极大厌倦。所以，本科毕业时，我找工作坚决要回到湖北。后来我就在家乡隔壁的县城一中当老师。自2004年到2011年来上海读研之前，我再也没有遭受春节回家难的痛苦。尽管从隔壁县回家的汽车在过年时依然被塞得满满的，但毕竟只有两个多小时，实在挤不下，还可以花两百多块钱请出租。我在上海读研的这几年，其实也没有遭受回家难的痛苦，因为上海到武汉的高铁和动车很多，普通车也有几趟，买票很方便。

今天各位出行，如果坐火车，不是高铁就是动车吧？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那种速度慢、见站停的普通列车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大家有没有想过：到底是谁在乘坐普通列车？

我想大家肯定一下子就能给出答案：除非没有其他更好的交通工具，学生不会坐，城市人不会坐，主要是那些底层的老百姓，比如农民、农民工在坐。 去年暑假和寒假回家，我特意选择坐慢车，16个多小时的硬座。就是要看看是哪些人在坐慢车，看看慢车上还是不是过去那个样子。的确，主要是农民、农民工在坐慢车。对农民工来说，选择坐慢车，比动车起码节约一半的钱，比高铁节约三分之二以上的钱。从深圳到武汉，高铁一等座要八百多，二等座五百多，但慢

车硬座不到两百。尤其对于全家在外打工的人，从深圳到武汉，可能要节约一千多元，这对农民家庭来说不是小数目。

不过，慢车也没有过去那么挤了，因为农民工虽多，但很多都被动车和高铁分流了——既有主动的分流，也有被动的分流，因为价格便宜的慢车越来越少了。

大家可以注意到，今年12306网站通告的春运期间的加班车，三分之二以上的是非动车高铁。这个安排还是挺人性的，因为说到底，加班车就是为了农民工而加，低价位的车符合他们的需求。

而且，你会发现，普通火车与动车的氛围完全不同。

在动车上，相对比较安静，大家不是玩电子产品就是睡觉，相互间很少交流，；但是，在普通火车上，熟悉的、不熟悉的，都在热烈地交流，还有打牌、吃东西的，做什么的都有，也有用劣质手机放歌曲的，大家都不担心打扰到别人，也没有人认为别人的做法对自己是一种干扰。慢车上的风格是粗犷的，是人间生活的那种氛围。

对比动车高铁与普通火车，很容易就能发现这里的阶层差别、生活方式的差别。而且你还能感觉到，底层人的心理，比我们想象的要乐观得多，健康得多。底层的状况虽然普遍很糟糕，但大家还是很听话地活着，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如果在外面活不下去，还有家园可以退守。

开私家车回家过年，在青年打工者中越来越普遍。我待会进一步讲这个事情，因为它的意义大大超出了交通工具本身。

骑摩托车回家的情况，大家可能在新闻里看到了。每年春节，总有摩托大军回家过年。我的一个表哥，每到过年时就让他的儿子坐汽车回家，而自己骑摩托车带老婆回家，路上要两天一夜。另一个表哥也是骑摩托带老婆回家，有一年在途中撞了人，不知是真撞还是被讹诈了，反正被人家扣了一天多，赔了一万多块才放人，半年的收入就这样没有了。

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失落

我觉得，当前农村的亲情关系，很大程度上是靠老一辈建立的关系维系着。在老一辈那里，这种关系处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时空里，但对年轻一代来说，大家的关系早已被现实割裂了。比如，我和我的众多表哥，小时候一起上山捉鸟，下河摸鱼，关系好得不得了，但这一二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外打工，我一直在外读书和工作，一年最多在过年时见一次，平均下来每年还没有一次，因为他们不是年年都回家。拜年的时候，大家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在亲戚家吃饭喝酒聊天，甚至留宿一晚，现在大家都骑着摩托车拜年，去亲戚家匆匆走一遭，放下东西，客套几句，就要离开了。平时的生活啊情感啊什么的，都没有来得及交流。大家拜年，不再是为了亲戚间互相走动，馈赠礼物，交流感情，而只是为了完成传统和长辈交代的一项任务。

悲哀的是：如果老一辈都不在世了，新一辈的联系也就慢慢断了。

更让人悲哀的是：农村的日常生活充满着深刻的悲剧。自打工潮于九十年代兴起以来，很多农村人一直在外打工，二十多年来与父母团聚的时间，平均到每一年可能就十来天。很多农村老人倒毙在田间地头，病死在床上，儿女都不在身边。没有来得及为父母养老送终，成为许多人终身的悔恨。

每次回家，看到我身边的老人摇摇欲坠的样子，我就觉得心里难受得很。 如果一个人为了生存，连爱父母爱子女的机会都被剥夺了，你怎么可能指望他去爱别人，爱社会，爱自然？你怎么可能指望他能用超出金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的价值？所以我想说：现代生活是一种让人心肠变硬的生活。

在农村，还有什么可以将农民动员起来？

自从2006年免收农业税之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主要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不再与农民的根本利益发生关系，也不再能将农民组织起来，农民处于“个人自治”的状态。

（1）春节的力量。亲人团聚，过年拜年。过年的力量，亲情的力量，是当下动员中国人最有效的力量。这也是过年最让人感觉温暖的东西。当然，以前过年时的各种集体活动，都已消失殆尽了。

（2）祭祀。中国农村还是保持着过年、过十五给祖宗上坟“送亮”的习俗——家家户户都要去祖宗的墓地给祖先点蜡烛，烧纸钱，放鞭炮，与祖先交流。很多已经在城市安家的人，也会赶在大家三十这一天开车回老家给祖宗上坟。许多曾被废弃的祠堂，这些年也逐渐恢复起来了。

（3）葬礼。很多老人没有挨过冬天。过年前后，是老人逝世的高峰时段。丧葬在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对今天的社会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媒体上动不动就喜欢报道某某地方为举办葬礼大肆挥霍，让大家误以为这是普遍现象。其实恰恰相反。相比古代，今天的丧葬已是在最大程度上简化了。“贵生重死”的观念早已失衡了——大家越来越贵生，对于死，不再有敬重，不再让死者享受哀荣；对于天地，不再有敬畏。 但丧礼，在现实中依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去年快过年的时候，本家一个叔叔亡故——本家人和四面八方的亲戚来给他守丧，守丧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像过节一般，交流一年的生活情况、见闻和感想，称赞中央的政策，谴责干部的腐败??深夜里交谈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守丧完毕，大家集体出力，将他抬到山上，让他入土为安。

社会学者经常用“原子化”来形容今天农村的现状，说白了就是，农村原有的那种共同体已经消失了，人与人之间不再像原来那样有着密切的关系和交往，不再像过去那样每到过年时相互串门，集体上街玩等等。为死者守丧和送葬，在农村反而成了村里人团聚和交流的一个契机。这也是我在家乡看到的唯一能够让大家团聚的方式。

妻子?房子?车子

（1）妻子。这一点主要是针对农村的男青年来说的。在今天的社会，农村男青年在本地找媳妇越来越难。一来，这是由中国男多女少的现状决定的。而且，农村稍微长得好看点的女孩子，基本都嫁到城里去了，愿意嫁在农村的女孩子越来越少。二来，农村青年讨媳妇，要具备的物质条件很高，现在普遍的一个情况是：彩礼六到八万，房子两套：在老家一栋楼，在县城一套房。这个压力，并不比城市青年讨老婆的压力小。

过年的时候，打工的青年男女都回来了。只要哪一家有适龄女孩子，去她家的媒人可谓络绎不绝。这在乡村已成了一门生意，农村说亲，几乎到了“抢”的地步。如果初步说定一个，男方至少要给媒人五百块，最终结婚时，还要给上千的报酬，有的甚至要给到两三千。

传统的农村婚姻，从相亲到定亲到结婚，要三四年时间，男女双方有一个了解和熟悉的过程。现在却不同，年里看对的，过了年，马上定亲，然后女青年跟着男青年出去打工，等到半年过去，女方怀孕了，立刻奉子成婚。

曾听过一个搞量化统计的学者对农民工的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之一是：农村孩子结婚越来越迟。但我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因为女孩子难找，男孩子一到二十岁，父母就张罗着给儿子物色对象，物色好对象之后，既怕女孩子变心，又考虑要到城市讨生活的现实情况，就催着孩子赶快结婚。可以想象：在现代社会这种动荡不安的生活中，这样的婚姻会出现多少问题！事实上，农村离婚的情况，也是与日俱增的。

（2）房子。刚才已经说了，现在农村人娶老婆要房子两套：一套在家里，一套在县城。其实县城的那套房，平时都空着，只是过年时回来住，但对年轻人来说，那就是城市生活的一种代表。过年时，有的也会把父母接到县城过年，但父母住不惯，在县城过了大年，初一就赶回来了。在老家的生活是“老米酒，蔸子火，除了神仙就是我”，而在县城除了那套房，什么都没有。

但是，为了添置这两套房，将来给儿子娶媳妇，很多家庭是举全家之力在外打工。

下面给大家看我在去年过年的时候写的一则笔记，涉及到房子和婚姻的问题，但还有其他的含义在其中。

2013年冬天的一则笔记

跟大哥、细哥到二郎庙水库捕鱼。（细哥承包的这座小水库只有三十亩的水面，在海拔八九百米的山上，水很纯净，可直接饮用，鱼放在里面长得非常慢，一年下来甚至还要瘦。每年腊月底或者年初，细哥就要从外面进鱼秧，虽说是鱼秧，其实有三斤多一条——这种鱼是在平原地带的池塘里用饲料喂养的，进价是两块多，但是鱼在纯净水里清洗了一年之后，肉味大大改善，可以卖到五块多一斤。）

一个拉砖的师傅把车停在坝上。我们问他，从山下往山上拉一趟要多少钱。他骂了一句话粗话，然后说：“两百块，划不来！”又说，就是这样的生意，也越来越少了。山里的楼房基本都做完了，没有做的也都在县城里买了房。大哥说：“在县城买房又么样，到时住在那里做什么呢？”司机说：“只要是人，总有个生存的法子。”又来了一个人，是细哥的同学，他的摩托车上带着老婆和还在读初中的儿子。得知他在这山里做了楼房，还在县城买了一套房。细哥问：“你要买那么多房做么事！”他叹了一口气：“我们这时代不叫人过的时代！没办法！”“做了一栋楼，买了一套房，还叫没办法！明年还去打工吗？”“不去打工，在家里做么事？”而这座水库上头的两个塆子的人家，基本上都在这里做了一栋楼，在县城买了一套房。

其间来了一人，开小车，戴墨镜，手腕上戴着很粗的黄金链子。老远就用粗嗓子喊正在水上下网的细哥，问有鱼没有。细哥正划着独木船，一只手划，一只手下网，笑着答：“你又不买，问着做么事！”同我们说话时，他的墨镜始终没有摘下来，神气得不得了。墨镜又对细哥喊：“别扑了麻雀（翻船）哈，我是秤砣，到水里就沉了，帮不了你。”说完就独自哈哈地笑。他同我们说起晚上要陪开挖机的斗地主。说是挖山种天麻，规模很大，已经买了十五万斤树。从言谈中得知，他平时在县城住。细哥的同学也说，他准备将家里几面山的树都卖了——分田到户后交了几十年的税，没有沾过任何光。后来听细哥讲，墨镜小学没读完，就在外面混，替人讨债，拿斧头砍人，就这样起家的。

一会儿又来了母女三人，带着一个三岁的小孩。她们是来买鱼的。跟墨镜是亲戚。墨镜却不认识那个年纪最小的女孩。“跟以前长得不一样了呀！”墨镜说，“在哪里打工？”她说在温州。“属什么？”“属鸡。（刚满20）” 墨镜说：

篇四：花媳妇日记：在山东农村过大年

离开父母到别处过年的一次经历，让我这个在城市里爸妈身边长大的人对“过年”有了新的而又传统的认识：过年，它不在于那一顿饺子，不在于送什么礼物，不在于能做什么、玩什么，重要的是，要和家人在一起，这就够了。

家在我心中

自小在京城长大，春节一年一年地过，虽然盼望，但难免觉得单调、俗套，临近春节也曾生出“为什么要过年？年该怎么过？”的念头。但今年“离家过年”的滋味让我懂得：过年的意义就是为了回家，为了团圆。

今天我要第一次离开北京到外地过年，只因嫁了位外省的老公。老公祖籍山东，在地地道道的乡村，离春节还有一段日子，我就不时地猜测和筹划这次乡村春节之行：新娘的衣着、公婆的模样、乡村的老礼、陌生的生活……终于到了那里，最初的几天，城乡生活的巨大差异给我带来的诸多新鲜和好奇，烧柴做饭、压井打水、赶集购年货、放羊、拔萝卜、欣赏日落下的炊烟……，这一切好像没有让我产生离家的思念和忧伤，住了7天似同玩了一周。

这个小小的石臼几乎家家都有，主要用做捣碎胡萝卜之用。这里的风俗是除夕必须吃素馅饺

子，而胡萝卜是主要的馅料。

但在除夕的鞭炮声中，当与公婆一家围坐一起，面对一盘盘热腾腾的饺子时，我忽然间感觉心里很不对劲，再看看除老公外还很陌生的家人，更有一些莫名的难受，饺子咬在嘴里却难以下咽。

家里现在怎么样？爸爸一定买了不少爆竹？妈妈是不是也在包饺子？爷爷把我

买的春联贴好了吗？奶奶是不是无意识中喊了我的名字？……这突如其来的感觉，让我几天来第一次明显地体味到离开亲人的苦楚。我静静地离开座位，推说先去给家里拜个年。在隔壁临时的新房里，手机传来妈妈的声音，话没说出来却哽咽泪下。

离开父母到别处过年的一次经历，让我这个在城市里爸妈身边长大的人对“过年”有了新的而又传统的认识：过年，不在于那一顿饺子，不在于送什么礼物，不在于能做什么、玩什么，重要的是，要和家人在一起，这就够了。我现在理解了：一过元旦，老公为什么就急迫地处理单位和家里的事，那是为了“回家过年”；春运期间，火车站莽莽撞撞的人群，以及全国那临时迁徙大奇观，这都是为了“回家过年”。

但是，人只要长大，就要面临好几个家：父母家、公婆家、自己的小家，而年只有一个，甚至只在乎那一天。对于刚结婚不久的我们，家在各自的心中，仍是父母那个家，挥不去那份亲情，过年牵挂的也是父母。我想，也许过一段时间，家的情结才会有略微的变化。（青禾）

花媳妇日记

所谓“花媳妇”，是当地对新娘的一种称呼，望词生意，新娘子一般会打扮得比较俊俏，像花朵一样喜气，故称。小孩子们也可称呼新娘子为“花婶儿”。

腊月二十五

为了能赶在阴历双日子的中午前到公婆家，我和老公提前一天起程，在西客站的人山人海中，老公幸好提前4天拣到了两张临客的坐票。中午12点出发，晚上8点到达荷泽的车，似乎行驶了一天那么漫长。由于是临客，火车是绿色无空调旧式铁皮车，座席是硬卧改装的，车上没有可以饮用的水。最难耐的是，气温低得几乎造成冻伤，从别人那里费了好大劲争论来的自己的座位根本坐不住，时不时需要起身活动取暖。

在除夕当天，要把每扇门都贴好对联，连放柴房也不例外。如果是新婚，喜联可以代替春联。门上对联内容为，上联：烛光中山盟海誓；下联：房深处道合志同；横批：凤麟起舞 门对：相亲相爱新伴侣，互帮互学好夫妻。

腊月二十六

上午8点在市区换去县城的汽车时，我很是吃惊：等车的队伍排得不见头尾。为赶时间，一向遵纪守法的老公带着我说了不少好话硬着头皮夹了塞。十二点一刻，我们到家了，好险！（因为这里的中午指的是一点，所以并没有迟）。刚一进门，喜炮就响了。院子里来了好多人，看我这个城市新媳妇。一转眼不见了老公，原来躲在小厨房偷偷地哭了。

下午，我和老公拜望了几户本家。村里路口看到我的人都会笑嘻嘻地打量一番，真是农村题材电视剧里描绘的那样啊！

入夜了（这里把晚上八九点就称作“夜里”），乡村夜的漆黑和寂静，将给我一个没有噪音的睡眠之夜。

腊月二十七

早饭后，我和老公一人骑一辆自行车，去邻村的集市。一路上，晒着太阳，没有寒风，很是惬意。农村的集市很像城市的集贸市场，生活所需基本都能在这里解决。因为不是天天有，所以集市一开就会聚拢本村和邻村的很多人，透着一股子热闹劲儿，而由于摊位都是在露天，虽然拥挤但并不吵闹。一趟下来，我真像逛了回北京的庙会，也体会了“赶集”的滋味。遗憾的是，我并没有寻到很多乡村风俗的物件，只是在一位做了几十年针线活儿的老奶奶那选了几个绣片。

腊月二十八

由于除夕要包出三四天的饺子，二十九又要去赶年前最后一个集，所以今天开始帮嫂子准备过年的饺子馅。按当地的习俗，除夕夜直到大年初三都要吃素馅饺子，此后才能吃肉馅的。

腊月二十九

今天，是邻村在一年中最隆重热闹的一个集市，尽管家里大部分年货都准备齐全了，但还是要补些东西，如水果、青菜、点心等。我动员老公多买一些鞭炮，好好过过多年未放鞭炮的瘾。

除夕

刚吃过早饭，婆婆就开始和面了，我们这些年轻力壮的则开始把那些要入馅的菜剁碎。剁馅是体力活儿，葱姜很辣眼，萝卜会四处散，我们几人轮换着把案板剁得当当响。由于要准备好初三前每天吃的水饺，我们足足包了10篦帘。有趣的是，婆婆把大年初一要吃的那几篦帘饺子用纸盖好后，还在纸的四角压上了硬币。

午饭后，我帮老公整理院落，清扫院子。待一切基本收拾妥当了，公公就在每个屋子的门口外放置一根直直的长长的木棍。这是什么意思？堵住钱财不往外跑啊！

因为我们是新婚，家里已在腊月二十五贴了喜联，因此今天就不用再贴春联了。天快擦黑的时候，我出门一看，其他人家门上的新春联都贴好了，红红的很是喜人，让我想起那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诗句。

山东单县的羊汤很出名，做工用料都比较复杂，进入腊月二十，家家都会提前做好，春节期间在汤中下粉条和白菜作为主要食物。这是哥家养的羊，笑眯眯的，通常它们在节前就会被宰杀。

傍晚时分，已不时地听到鞭炮的震响。这里，吃年夜饭、看春晚也是守岁的一项主要内容，这一点好像与城市没有什么差别。有差别的是，除夕夜这里的家家必须为新年的第一顿饭“压锅”：锅碗瓢勺备齐整，大柴锅里盛好下饺子的水，馒头和要(来自:www.sMHaiDa.com 海 达范文网:城里媳妇谈乡下过年)煮的鸡蛋放在锅里的篦子上。更有意思的是，初一清晨下饺子的柴火要用杆中间是通透的，比如玉米(1715,-13,-0.75%)杆，而不能是木头，以此来期盼来年的日子顺顺畅畅。

正月初一

睡梦中隐隐约约听到婆婆的声音：“该起床了。”（这里的风俗是大年初一要主动早起而不是被动早起，但我和老公实在是困得没有达到主动）才4点！待我和婆婆向锅里下水饺时，老公点燃了那一挂震天的鞭炮，新的一年到了！

我们还没有收拾停当，一些人就来到家里给公公婆婆拜年了，我和老公赶忙敬烟送糖。来得早、走得快，半支烟功夫，这些拜年的人就走了。我和老公也赶紧出门，踏着夜色、摸着黑到左邻右舍家拜年。八点钟，天大明了，我们也把该去的人家都拜到了。

正月初二

篇五：高三阅读材料——乡村与文明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如此通俗而深情的话，出现在近日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触动着无数人内心深处的柔情，也戳中了一些地方城镇化发展的软肋。城镇化，一个国家走向发达的必由之路；乡愁，每一个“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游子共同的精神寄托。将来，我们的“乡愁”何处寻觅？

每天消失80个村落

一棵老树、一间老屋、一出家乡戏，或是一泓碧水……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根脉、灵魂和风韵，每个地方的人也有着独特的“乡愁”记忆，现今在一些地方却被“跑偏”的城镇化列车碾得支离破碎，曾经的美丽“乡愁”变成难以释怀的“乡痛”。

“最近十年，我国每天消失80个村落！最近三十年，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被毁灭！”民俗专家、文联副主席冯骥才疾呼，“他们被切断的不只是一段历史，还有世代积淀在那里的特有的文化与习俗、与生俱来的劳作习惯与天人关系、土地里的祖先及其信仰，以及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性’！”更普遍的，在许多地方，城镇化被异化为“大拆大建大手笔，高楼大厦平地起，各种园区扎堆聚，CBD扮靓GDP”，传统文化却一再被边缘化。

城镇化不是消灭农村

“父母在不远游”，这是中华民族千年流传下来的观点，然而在日益紧凑的现代化时代，对于背井离乡追寻梦想的人们，却不得不将厚重而浓烈的乡愁装进行囊，将思念寄托在春运时一张薄薄的车票上。

数据显示，上世纪90年代，我国小城镇人口曾占总人口的27%，至2010年已下降到20.7%。不可忽视的是，在我国进程中形成的三个“剪刀差”正加速农村人口外流：福利待遇城镇好乡村差、收入水平城镇高乡村低、生活条件城镇好乡村差。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破除了这三个“剪刀差”，乡愁才能更有寄托。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坚持自愿、分类、有序，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因地制宜制定具体办法，优先解决存量，有序引导增量。

“城镇化不是去乡村化，也不是要消灭农村。如果农村文明消失了，那么城镇化将是单调的。”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近日表示，要加快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改善水、电、路、气、房，建设污水垃圾处理设施，搞好居住环境的绿化与美化。要搞好新农村建设规划，本着方便生产和生活的原则，合理调整村庄布局。“避免农民房子十年推倒重盖一轮。” 专家认为，要化解“小城镇留不住人，大城市人满为患”，必须以产城融合为基础，注重城镇产业经济的培育，增强乡村地区自我“造血”功能。逐步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和农村合理分工、特色突出、功能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

宁留空白不留遗憾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酒一样的长江水，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这是诗人余光中笔下的“乡愁”。但如今现实却是，在狭隘的发展观下，一些农村早已被破坏得面目全非：污染“上山下乡”，河流“鱼肚翻白”，土壤“中毒日深”……这些“后遗症”正加速爆发。 “青山绿水才是美丽家园，千疮百孔的村庄、污水横流的县乡怎能唤起人们的乡愁？”建筑学家吴良镛说。

水泥森林林立、大厦鳞次栉比、“堵城”“雾都”接连出现……一些大城市也已不堪重负。统计显示，全国650多个城市中，有近400个缺水。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要求，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绿水青山保留给城市居民，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高度重 视生态安全，扩大森林、湖泊、湿地等绿色生态空间比重，增强水源涵养能力和环境容量；不断改善环境质量，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

“宁留空白，不留遗憾。”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总工程师王金南对记者说，“世界

上最美的城市都是依山而建、依水而建，我们的一些地方削山造城，即便是实现了高度城镇化，环境被破坏掉了又有什么意义？”

他说，生态环境是衡量一个城市是否宜居的尺度，也是衡量居民生活质量的尺度。今后的城市建设，要回到以人为本的本质上去。对于造新城，要从规划角度重新审视，避免破坏生态；旧城改造，也要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将湖泊、绿地等生态系统保留下来！

远去的乡村 赵武松

从小生长在城市，我与乡村没有切肤之缘。在我想象的碎片里，乡村是麦浪滚滚的田园，是炊烟袅袅的土屋，是鸡鸣犬吠的天籁，是父辈们出生和劳作的摇篮。

在我看来，人们怀念故乡，眷恋乡村，更多的是出于对童年时光的怀想和祭奠，对生命中失落的珍贵片段的追溯。家乡的草木，儿时的玩伴，漂泊在外的离愁别绪，都是浓浓的乡村情结，割舍不断，挥之不去。而我，因为父辈来到了城里，自然也就没有儿时乡村的回忆，乡村，对我只是一个遥远的遐思，一个水墨画般的梦幻……

在城市生活的日子，我穿行于高楼林立的大厦，远离乡村，远离旷野，不谙农时，间或也会闹出错把麦苗当韭菜的笑谈。童年的天真，青春的浪掷，成年后的烦恼，都随着岁月的季节静静流淌。偶有机会下乡，也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一个外来的旁观者。因为我知道，乡村不属于我，我也不属于它。

直到三十八岁那年，随父亲去了一趟他的家乡——一个离省城不足100公里，驱车一个多时辰便可抵达的村落。

村子背靠着一座小山，山上的泥土呈红褐色，种满了松树、槐树和枣树。一条泥土与碎石合成的小路，蜿蜒的连接着村外的世界。这是村里与外界唯一交接的小路，不知承载了多少代人的辛酸、喜悦和梦想。可能是因为与城区接壤，这里的风景谈不上清秀别致，既没有城市车水马龙，也没有穷乡僻壤的贫瘠寒碜，一切都是那么真实，那么淳朴，那么自然。湛蓝的天空，清澈的河流，微风轻拂，泥土芬香，村头几棵说不清年头的老槐树见证着岁月的沧桑。村后一堆堆金色的麦垛垒摞着农家的汗水和欢乐。房顶上缕缕炊烟讲述着日复一日的故事，屋前摇着蒲扇的老人拉扯着家长里短，散落在田间的庄稼汉在耕犁明天的光景，播撒春天的希望……

记得当时在村口迎接我们的是一位中年人，古铜色的脸上长满了大胡茬，一双粗壮的大手结满了老茧，褪色的灰布衬衫和高高卷起的裤腿上溅满了田间的水渍和 泥印，一副典型

庄稼汉的模样，把一个“土”字写在脸上，刻进骨子里。他看上去年纪与我相仿，父亲却让我叫他“栓叔”。父亲告诉我，村里人很讲究辈分，虽然 父亲是家族中的年长者，但由于辈分较低，我所见到的与我一般年纪的乡亲，居然都称父亲为“兄长”，而我却一律得叫他们“叔叔”或“婶婶”。这是几千年沿袭 下来的家族家规，没有人可以改变。随后，栓叔带我们去看了他承包的水田和鱼池，又去村西头的山坡上磕拜了长眠于故土的长辈。

父亲十几岁就应征入伍，离家远走，后来他的亲兄弟和亲姐妹也先后进城学艺谋生。在家乡，老一辈亲人已先后逝去，原有的老屋也早已不复存在，对他来说，家乡本该没有太多的牵绊，唯有放不下的是他那份与生俱来的乡情。

听说父亲回来了，十几个我叫不上名字的乡亲都挤在栓叔家并不宽敞的堂屋里来看他，看得出，父亲在村里有很高的威望，乡亲们都很尊重他。父亲坐在堂屋中 央的木条凳上，如数家珍的叫着他们的小名：“砖头”、“瓦铄”、“憨砣”、“三狗子”……这些名字咋听起来很土坷垃的感觉，却又很有趣。后来才知道，村里 的上辈人在后生们出世的时候，就有意识的给他们起了一些“贱”一点的小名，寓意以后走到哪里都会无病无灾，好管好养。

村里人十分热情，客至拱手相迎，连我这无名小辈也被看作“稀客”，视为“上宾”，席间以鱼肉相待。饭桌上，父亲与乡亲们谈笑风生，从村官的选举到去年的收成，从谁家盖了新楼房到谁家的男人在外打工，谁家的孩子考取了重点大学……似有说不完的话，叙不完的情。

父亲虽在城里生活了几十年，至今乡音不改，听着他与乡亲们用浓郁的方言对话，我感觉特别有韵味，特别亲切。这个时候一句熟悉的乡音是最好的“见面 礼”，能立刻滋润心田，引起共鸣，拉近因地域而产生的遥远距离，远远胜过任何物质的馈赠。相比之下，我那正宗的“汉腔”显得有些生硬和逊色，与这乡音格格 不入。所以，我更多的时候是用点头或摇头来回答乡亲们的问题，不是我不善言谈，而是不忍心冲淡这浓浓的乡情、乡音……

在乡下，我是城里人，而在省城，我一直把自己看作异乡人。记得刚到机关的那年，我曾经为听不懂来自各地的方言而苦恼，为没有自己的“老乡圈子”而失 落。听到身边同事见面时的方言对白，常常让我处在“莺歌燕舞”的包围中，说真的，我渴望有自己的家乡，渴望能说一口地道的家乡话……

晚饭后，我们要赶回城里。栓叔将一包自家树上种的枣子塞在我手里，送我们到村口。这时，寂静的村庄已经燃起了灯火，温柔的月光轻拥着大地，远处传来几声犬吠，草丛里不知名的昆虫阵阵呢喃。这个夏夜，乡村的精灵都在以它们独有的方式证明着自己才是夜间的主人，而我，不过是偶尔驻足的游子，即将离去。

月色下，栓叔拍着我的肩：“你要记住，这里是你父亲的家乡，也是你父亲的“根”，你就是这“根”下的“根须”。不管你将来在哪里，都不要忘记它，都要回来看看。”听着这番话，我突然感觉栓叔是那么“洋气”，那么时髦，那么可亲可敬。从那天起，我知道了我也有自己的乡村，自己的根。我在心里埋怨父亲：为什么不早些让我知道，为什么不早些让我回来。

回省城后，对于养育过父亲的乡村的牵挂一直在心底延伸。这种牵挂已不限于零距离的走近它，而是渴望了解它的民风、民俗、民情，了解它的厚重的历史和未来的发展。终于，在当地同行的帮助下，我从一本县志里了解到乡村深厚的文化底蕴。这里曾是一片地灵人杰，

菁英荟萃的热土：春秋战国时期的俞伯牙遇知音钟子期在这里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明兵部尚书戴金，清康熙皇帝之师熊伯龙，清代大书法家宗彝，现代书法大家王南舟，汉剧表演艺术大师吴天保、陈伯华，独臂将军蔡树藩，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张执一，中国的“保尔”吴运铎，“两弹一星”功臣朱光亚都先后从这里走出……

这是一座普通的村落，一个楚文化的缩影。

前年的一个夏天，我携妻女回到乡村。时隔几年，乡村惊人的变化着实让我瞠目，与我第一次见到的情形恍若隔世。原来尘土飞扬的泥泞小路早已不见踪影，京珠高速、汉蔡高速从乡村的周围交叉而过，一条柏油马路贯通村头村尾，以“知音故里·莲花水乡”为文化主题，展示当地习俗民情、文化风貌的民俗文化区已初见雏形，乡村周边正在自发形成一种由农民利用自家院落，依傍的田园风光和自然景点，以低廉的价格吸引市民前来吃、住、游、玩、购的旅游形式，当地人通俗地称之为“乡村休闲游”。如果说多年前的乡村记载了我蹒跚的脚步，眼前的这座村落真的呈现出“戏剧性”的变化，充溢着现代乡村的气息，让人叹为观止。

我多少有点失望。也许，我想要寻找的是土砖瓦房的憨厚，想要看的是粘有泥土的小路，想那存于心中久违的质朴……这样的要求，对于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乡民们是不公平的，他们祖祖辈辈努力摆脱的不正是黄泥巴土砖房么？

在钢筋混凝土中呆腻了的我试图找回乡村的记忆，黄土下的乡村却开始朝都市化的方向迈进。是我步履来迟，还是乡村与都市“接轨”的脚步太快？无论怎么说，记忆里亲切的乡村已远去，尽管栓叔还是那么热情，尽管乡村还有曾经的风土人情……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栓叔家的红砖平房已经被四层楼房取代，房内现代家用电器一应俱全，一楼开了一个出售零食的小门面。见到我们一家三口，栓叔眼睛笑成了一条缝，连连念道：“好啊，城里的媳妇来了，城里的大学生来了……”说着端上了三碗绿豆汤，冰凉的，清甜的，一碗下肚，顿觉神来气爽。妻子也拿出一些捎带的补品和烟酒。栓叔责怪道：“城里的人也这么俗气啊，现在我们这什么都不缺，只想你们经常下来走走。”临走时，栓叔又从里屋拿来一小篓鸡蛋：“这是自家土鸡下的蛋，虽说不值几个钱，但你们城里人吃不上。”接过蛋篓，我看见不少鸡蛋表面还沾有血渍。

都说“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多么希望乡村有条能够带我回家的路啊。而今，曾经的乡村恐怕永远也回不去了，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迷途的拾荒者，游走在城市的街头，最后只能把救助的目光投向远方，更远方，幻想那遥远天际的绿洲……

我常常想，城市是找不到“根”的，却衍生了无数“根须”的。我问自己，远方在哪里？那条清澈见底的小溪呢？那片葱郁婆娑的树林呢？那牧童牵牛赶羊的吆喝呢？那村姑飞针走线的身影呢？一切似乎还在，一切又都找不到了。

走出村落，站在高速公路与乡间小径的交汇地，一阵清柔的凉风裹着醇厚的泥土气息拂面而过，芳香醉人。而我心里却布满了愁怅：好不容易找回的与“根须”的我关联的乡村，已将渐行渐远，失落在城市的风景里，再也找不回曾经的味道……

远去的乡村

文 / 李汉荣

⑴小时候刚学会走路，在泥土的田埂上摔了多少跤？我趴在地上，哭着，等大人来扶，却看见一些虫儿排着队赶来参观我，还有的趁热研究我掉在地上的眼泪的化学成分。我扑哧一笑，被它们逗乐了。

⑵现在，在钢筋水泥浇铸的日子里，你摔一跤试试，你跌得再惨，你把身子趴得再低，也决然看不见任何可爱的生灵，唯一的收获是疼和骨折。

⑶即使你在田野里追赶一只老鼠，也能到达一首诗的附近——离老鼠洞不远，是被野草掩护的蛐蛐的琴房，正在演奏《诗经》里的某个曲调。

⑷菜地里的葱一行一行的，排列得很整齐很好看。到了夜晚，它们就把月光排列成一行一行；到了早晨，它们就把露珠排列成一行一行；到了冬天，它们就把雪排列成一行一行。那些爱写田园诗的秀才们看见了，就学着葱的做法，把文字排列成一行一行。后来，我那种地的父亲看见书上一行一行的字，问我：“这写的是什么？为啥不连在一起写呢？多浪费纸啊？”我说：“这是诗，诗就是一行一行的。”我父亲说：“原来，你们在纸上学我种葱哩，一行一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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