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真诚谱写希望的乐章

篇一：谱写一首和谐的乐章

谱写一首和谐的乐章

——外国传教士和“中国风格”的建筑，1911—1949年

2003年第1期

香港中文大学

郭伟杰

导(转 载于:wWw.SmHaIDA.cOM 海达 范文 网:用真诚谱写希望的乐章) 论

在中国，无论是对现代建筑的研究，还是对西方建筑的研究，都处在起步阶段。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以后，中国学者才开始较严肃地关注“现代中国”的建筑(在中国，把1840—1949年作为一个历史时期来划分)，同时，一些西方学者也同样将目光投向那一个无论是在政治、文化还是在建筑上，都正在发生着剧烈而迅猛变化的年代。西方建造技术的引入，如钢筋混凝土和筏型基础的应用，对于促进建筑的变革无疑是根本性的，但是我们目前对此的理解还仅仅停留在细枝末节上。中国建筑其他领域的变化，如新材料运用所带来的影响，西方建筑师事务所运作机制的启示，以及从海外留学回国的中国建筑师们所起的作用等等，这些对于我们并非一点都不重要，我们也并非不能准确地去理解它们。然而，通过对现存文献中的案例研究，我们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情是：在二十世纪早期的中国，建筑领域的许多活动总是和传教士联系在一起的。

通过对民国时期(1911－1949年)传教士建筑师和主顾之间活动的考查，我们能得出的一个重大的结论是：当时许多传教士建筑师都有意识地在各自的建筑设计中，尽力去或多或少地表现“中国本土式”风格，而不是“西方式”的风格。怀着教化中国人、使他们改变信仰的目的，他们试图在建筑上奏响一个文化和谐的和弦。这个和弦在中国的传教士当中不断地奏响，并从民国最初时期的星星之火，而终成1920年代建筑界的燎原之势。其后，这种传教士组织的建筑活动一直持续着，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外国传教士主持的建筑工程终止为止。

 在中国，传教士建筑见证了一种在非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建筑入侵。特别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建筑史学家们力图表明那些与一种建筑文化和建筑技术跨越到另外一个建筑疆域之中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的、审美的和政治的动因。(King,Alsayyad,Wright)这些对于中国传教士建筑之变迁的研究，虽然并不全面，但通过对传教士建筑的变迁进行研究，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阐明这种交融的发展和动因，并表明，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国的那些范例，对之进行比较分析。

 贯穿整个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工业区和居住区都是由来自西方和亚洲的商业主顾迅速敏捷地开发建设而成。例如在1920年代，来自欧洲、北美和日本的商业力量就改变了整个上海外滩的建筑风貌，同时在广州、福州、天津和厦门的外国租界内也建造了大量的商业场所。实业家建起加工厂、制造厂，还有各种码头设施，以适应不断增长的工业需求，同时他们也建造了大批西方式的居住区。(外国租界内的发展建设,见 Far

Eastern Review 1932,28: 514-24; Keith 1922; Lee 1936; Rasmussen 1925; Wu 1931; Shrader 1929; Paget 1920; Huebner's 2 articles.有关工业区,见 Lieu 1936; Honig 1986。关于居住问题,见 Fe ldwick 1908,376-87; Potter 1927;以及Wang 1987)。尽管不时有一些关于建造这些新建筑既花销过高、又不合需要的言论，但是到大概1937年，许多中国城市的建筑面貌已经发生了改变。1937年后，随着日本对中国的政治统治，经济投资不断下滑，新的建筑活动也因此而出现停滞。(Paget 1920; Bergère; Cody 1996)。

 在建筑上，传教士业主与商业家们的行事方式大为不同。自1910年代开始，他们曾试图解决如何将新的建筑学教育体制融入到他们正在推行的教育改革规划中的问题；到了1920年代，一种关于建筑的全新的认识基本形成，即所谓的“本土化教堂运动”。(Ward 1924; Hodges 1978)。传教士在开始建造教堂和教会学校时，在风格上表现出对中国传统的尊重，这种做法的背景乃是1911年后在中国出现的一种新的教育体制，其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给中国的学生引入了西方的科学方法。(Lutz 1971; West 1976; Buck 1980; Bullock 1980; Yeh 1990)。一些评论家认为，做出此种适应是必须的，以便既能从中国的过去得到启示，同时又乐观地指明了未来发展的方向。(Chaund 1919)

 来自不同背景的若干建筑师设计了这些适应性的做法。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Henry K.Murphy)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1914年至1930年期间，他设计了中国东部城市中几个学校的校园规划。福州两位美以美教会的教友，保罗?维安特(Paul Wiant)和布莱克(E.F.Black)，通过他们1917年在福州成立的福建建造署(又叫做协和建筑部［Union Arch itectural Service］)的工作，也对这种变迁起到了促进作用。加拿大人哈里?胡塞(Harry Hussey)是另一位关键的“传教士建筑师”，他于1911年到1916年间受雇于YMCA(基督教青年会)，1916年至1919年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此外，另外三个来自美国的建筑师，也都主张在建造基督教建筑时应该结合中国传统的因素，他们是：柏嘉敏(J.Van WieBergamini)，1914－1919年在华北美国圣公会(American Church Mission in north China)，后来去了汉口；查尔斯?贡恩(Charles Gunn)，美国(北方)长老会成员，1917年后定期在广州工作，1924年在上海继续同样的工作；最后一个是武昌美华使团(American Chinese Mission)的沃尔特?泰勒(Walter Taylor)。1926年至1930年，北京华北工程学校(North China School of Engineering Practice)的山姆?笛安(Sam De an)曾督促他的学生要努力向当地木匠学习中国本土建筑的营造方法。1921年至1926年在辽宁沈阳工作的丹国路德会(Danish Missionary Society)的约翰尼斯?P－莫勒(Johannes Prip-M?ller)，进行了在设计中融入中国式样的许多尝试。马利诺外方传教会(Maryknoll Order)的牧师和建筑师、本笃会的修士格雷士尼特(Dom Gresnigt)以及耶稣会的杰斯吉尔(Père Ghesquières) 在民国时期同样着迷于如何使他们的天主教堂在建筑外观上更有中国味道。

 许多传教士都高度赞扬这些建筑师设计的建筑，他们认为在这些传教士们进行礼拜和宣讲的建筑物中，反映了一种对于中国文化的更好的适应性。然而，中国人对此类建筑的反应却莫衷一是。一些人比较欣赏这种新建筑，他们认为这些建筑在中国背景下很好地体现了教会的教化功能，但是另外一些人则批评外来的影响(持支持态度的评论，见Faithfull-Davies 1925,70; Fan 1933.更加批评性的评论，见Tong 1938)。还有一些人对这种影响或视而不见，或保持沉默。比方说，有的人可能仅仅会揣测，对于1907年在北京

建造的斯考特主教“中国大教堂”(Bishop Scott's“Chinese Cathedral")前耸立的两个宝塔状的灯笼，中国人会怎样想。(The Mission Field 1914)。而当1917年，江宁市教育局允许两个教堂的管理者将其座椅搬到江宁市的道观(有一个传教士把它称作“撒旦的堡垒”)内来进行为期六天的福音传播活动时，人们很想了解道士们对此作何感想。外国基督徒把这看作是关于功能问题的创造性的解决办法，而中国人的反应却没有被记录下来。(Chinese Recorder 1917, 48:204)。

 对此，我是这么看的：民国时期正当中国努力探索自己的政治方向的同时，外国传教士也同样在寻找一种富于新奇感的建筑道路。传教士们希望建筑既美观又和谐，同时又意识到建筑管理和效率需要改善。对于建筑，他们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财务投资方面的限制，这一点可以从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所进行的大部分设计活动中得到证实；另一方面又希望建筑能建造得更具有艺术性，能把中国的过去与其科学的将来联系起来。这一点从湖南雅礼大学(Yale-in-China)的校园可以体现出来。1918年至1923年，当亨利?墨菲在南京为德本康(Matilda Thurston)设计金陵女子大学时，这两方面的结合体现最为明显。下面我将通过一些细节描述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并将它放在整个民国时期传教士关于建筑的其他各种认识当中来看待。我希望通过将在中国发生的这些历史变化与晚近以来的传教士对“传教士的人类学(missiological anthropology)”的兴趣联系起来，并突显出在中国和其他文化语境中对传教士建筑展开更进一步的历史研究的需要，来得出我的结论。

与中国环境不相协调的西式教堂建筑，公元1600-1911年

在十六世纪晚期和十九世纪晚期之间，在中国建造教堂主要都是直接移植一个长方型或者大厅式的教堂建筑模型，然后简化那一模型，以使得本地工匠用手头的原料和技能就能够大致将它建造出来(Thompson 1875,12; Emms 1937; Spence 1984,53)。欧洲人总是试图让建造的建筑物一眼就能看出是欧洲的风格(Mitter 1986; Fermor-Hesketh 1986,191;有关传教士在中国的经历的更为完备的历史，见Latourette,Fairbank,Crouch)。到了十九世纪后半期，仅仅当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中国商业日益开放之后，一些欧洲人才开始怀疑自己的建筑是否一定要套上欧洲式的外表。也许是外国人在某些特定的中国建筑环境中的体验——比如在一些通商口岸建起的中式风格的海关(香港艺术博物馆，1987,52,98)——发挥了作用，或者也有可能是由于十九世纪中叶兴起的针对外国传教士的反欧洲抗议的影响(Cohen)，到了1860年代，一些外国人已开始不再在意在一幢中式大楼里工作了。这一点最具有意义的例证，是1861年在北京一个改造后的衙门里建立起来的英国公使馆(Markbreiter 1983)。然而，这个建筑却突破了当时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就是必须用进口的、至少是仿制的欧洲材料来处理室内空间，并用诸如柱式、壁柱、拱券、山花等来装饰细部。当时这成了一种时尚趋势。(香港艺术博物馆，1987年)。

 直到二十世纪早期，大多数在中国的牧师对于他们在其中执行宗教职能的建筑都持这种观点。尽管传教士们有时也会因建筑的形象而有所争论，但是大部分争论的结果依然是欧洲式样或者美国式样。例如，1886年在《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里记载的一次会议上，一个与会者认为，用进口的外国砖来建造教堂，实际上是传教士们在无形之中侮辱了中国人，“用中国的原材料来修建我们的学校，别用美国砖。”而杜伯士

(H.C.DuBose)牧师证实说，那样做是因为，“在教化他们时，我们切不可去掉他们的民族特性(de-nationalize them)” (DuBose 1886)。当然也有一些传教士对此并不同意。比如，在1896年中国教育协会的一次会议上，卢休斯?波特(Lucius Porter)博士强调说，西方建筑比中国建筑更“卫生”，而皮切尔(P.W.Pitcher)牧师攻击说“中国建筑的整个结构腐朽不堪”。他鼓动他的同僚，要“毫不犹豫地去建造具有多层结构和高耸尖顶的西方建筑，以此来粉碎中国所谓?风水?的歪理邪说。”(引自Graham thesis,85)。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对西方砖材、风格和形式的引进一直占据着主流。因此，那些想要全盘地“吸纳西学”的中国人“以他们看来是正确的西洋风格来建造教授现代学问的各种学校……用木材和灰泥建造而成的又高又平的房子，屋顶由青砖铺就，毫无修饰。”

 然而，到了1920年代，观念发生了变化。1925年有一位评论家在她对刚才提到的那些建筑的评论中(Faithfull-Davies 1925,70)，认为“它们是中国各大城市中最醒目和最丑恶的建筑物”。1924年，另外一位基督教观察家(Throop 1924)描述了传统的教堂建造过程，同时也对其最终效果表示不满，他呼吁要以建筑上的和谐来取代那种荒腔走板的旋律。

通常的过程是，首先，传教士在某个城市中适合开展传教工作的地方先租下一幢房子……。其后，周围的一些土地被买下，一两片外国人居住区随之建立起来……。等集合到一定的教会会众时，传教士就利用休假时机回国去募集资金来建造教堂。等他再次返回中国，一个宗教场所就开始建造了，一般只要当地条件允许，教堂或礼拜堂就会建造得与某个美国的或者英国的教堂完全一样，并且也取同样的名称。对于外国人来说，这些教堂有些是相当漂亮的，但是有些却十分丑陋；但是无论是漂亮还是丑陋的，它们都无一例外地与周围的环境极不协调。任何一个中国的城市都有其十分完整独特的建筑风貌，在其中植入一个维多利亚中期时代的哥特式教堂，显得非常的突兀和不合适，就像在亨德尔宗教剧幕间休息时，观众席当中却突然有一群人唱起穆迪和山吉(Moody和Sankey均为十九世纪美国影响很大的新教布道人——编者注)的圣歌。 

在宗教建筑中寻求和谐和效率，1911－1914年

尽管不是所有的外国牧师都简单地将哥特式教堂搬进中国的城市，使得建筑非常不协调，但即便是早期建成的少数能体现对中国传统的尊重的新式建筑，其价值也并不被外国人、甚至中国人自己所认识到。那么是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点才开始了这方面的实验的呢?直到1920年代早期，这些实验首先是出现在教会学校而不是在教堂。它们代表了针对大多数外国牧师普遍采纳的常规建造方法而最早提出的异议，那类方法正是前面所提到的那些评论者们为之顿足的。

 改变这种陈习的一个实验，乃是位于四川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它于1910年开始招收第一批学生，但是直至1914年才完成新建筑的建设。中国式的大屋顶被直接扣放在砖结构的英国式的建筑顶上(Beech 1933)。为什么这样做呢?在《教务杂志》当中记载了当时某个人对此事的部分缘由的表述。“当然，刚开始时对于究竟应该建造什么样子的建筑，存在着大量而广泛的争论。不少人坚持说，我们要建造最好的西洋风格的建筑，而让中国人来适应。但是最终，进行一下尝试的意见占了上风。”1914年的一份外国传教团报告解释说，历时五年的深谋远虑“导致了一种东方化

的西式建筑被采纳。这种类型的建筑……表达了已经广泛存在于整个教团中的和谐和统一的精神，以及将东方和西方融为一体的目标”。(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1914,157)。

 在1911年到1917年之间，至少还有另外四个较大规模的案例，在其中，传教士教育者都力图将一些中国建筑的特征融入基督教学院的设计方案中。其中三个是：位于济南的山东基督教学院，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和南京的金陵学院(只招收男生)。设计者们几乎完全将屋顶的斜坡及所用的材料作为中国特色的展示，但是结果似乎并不令人满意。这部分原因是由于设计者的眼光所受到的局限，例如在山东基督教学院和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案例中，设计者是极富声望的芝加哥帕金斯、佛罗斯和汉密尔顿(Perkins,Fellows & Hamilton)建筑事务所，他们都错误地认为，中国建筑的特性似乎就唯独表现在屋顶。其他美国建筑师(Cooli dge 1916)也同样错误地认为，屋顶的形状乃是中国建筑区别于其他传统的唯一所在。因为并没有一个外国人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本质进行过广泛的调查研究(Boerschmann 1912)，同时也没有一个中国学者曾系统地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和论述(Liang 1984; Fairbank 1994)，外国人要模仿中国的建筑，只能从他们最羡慕和钦佩的铺满琉璃瓦的宽阔的大屋顶入手，正如他们在北京故宫所见的那样。他们无法去仔细关注那些同样独特的木结构部分，比如说斗拱结构，它是支撑巨大屋顶重量的主要结构。(Needham 1971; Steinhardt 1984)

 在第四个项目长沙雅礼大学里，教育家们试图将传统的中国建筑元素融入到设计当中。业主和建筑师(亨利?墨菲)都试图在建筑的适应性方面迈进一大步，比如用混凝土模仿建造的中国的木结构柱子，用铁件制造的中国的花格窗，以及带有美国校园式特征的中国庭院。但一个问题是：越是希望建造得原汁原味，其建造过程就变得越复杂。于是不得不雇佣中国工匠来仿制建筑细部和工艺模型，同时还要对北京保存较好的又较为适合模仿的建筑进行更深入和细致的分析。

 有些传教士在规划他们的校园时所采取的方式，使得他们在使建筑如何更加具有中国风味的问题上面临了更多的困难。从1911年至1914年间，想建立新的校园建筑群的传教士们有三种主要的、合乎逻辑的方式可供选择。第一种可能就是聘用一个在国内的外国工程师或者建筑师，他(她)必须在某个通商口岸开业并且有资格主持大型的场地策划、构思方案和设计基本的建筑方案。位于汉口的英国的景明洋行(Hemmings & Berkeley)就是一家资深设计事务所(Henry Murphy,1914年6月22日给他的合伙人达纳［Richard Henry Dana,Jr.］的信)。另外还有一位美国工程师亨利E.巴克(Henry E.Baker)提供“现代学校建筑和宗教建筑的设计和策划”( China Christian Advocate 1917,4:14)。清末至少有一打以上的外国建筑公司在上海执业，其中大部分来自英国。到1924年这个数目翻了两番，达到49家。这个数目直到1937年大致保持不变(China Architects and Builders Compendium 1924-1937; Cody 1989,76-85)。

 第二种可供传教士教育者选择的就是，自己先起草计划，然后雇用当地工匠来实施(NOTE: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1916 ,29:307)，但是这种方式常常比最初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其中一个问题是关于选址的，外国人可能希望能“带来好运”，而中国人则着眼于“合适的风水”。举个例子，怀特莱德(Whiteright)先生1904年在济南能轻易地为他

篇二：感恩节800字演讲稿：谱写一曲感恩的乐章

感恩节800字演讲稿：谱写一曲感恩的乐章

落叶在空中盘旋，谱写着一曲感恩的乐章，那是大树对滋养它大地的感恩;白云在蔚蓝的天空中飘荡，绘画着那一幅幅感人的画面，那是白云对哺育它的蓝天的感恩。因为感恩才会有这个多彩的社会，因为感恩才会有真挚的友情。因为感恩才让我们懂得了生命的真谛 ——题记

从婴儿的"哇哇"坠地到哺育他长大成人，父母们花去了多少的心血与汗水，编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从上小学到初中，乃至大学，又有多少老师为他呕心沥血，默默奉献着光和热，燃烧着自己，点亮着他人。

感恩是发自内心的。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更何况父母，亲友为你付出的不仅仅是"一滴水"，而是一片汪洋大海。是否你在父母劳累后递上一杯暖茶，在他们生日时递上一张卡片，在他们失落时奉上一番问候与安慰，他们往往为我们倾注了心血、精力，而我们又何曾记得他们的生日，体会他们的劳累，又是否察觉到那缕缕银丝，那一丝丝皱纹。感恩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去报答。

感恩是敬重的。居里夫人作为有名的科学家，曾两次获得诺贝尔奖，但她在会上看见自己的小学老师，用一束鲜花表达她的感激之情;伟人毛泽东也同样在佳节送上对老师的一份深深感激。自古以来的伟人无不有着一颗感恩的心，感激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你的一句问候，一声呼唤，一丝感慨。

感恩是有意义的。爱让这个世界不停旋转。父母的付出远远比山高、比海深，而作为我们，只知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而似乎又有一条隔离带，让我们变得自私自利，忘记了曾经父母的付出，忘记了那一声声快乐，学会去感激别人是自己的一份良心，一份孝心，因为如此才会有和睦，有快乐，有彼此间的敬重。

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看待社会，看待父母，看待亲朋，你将会发现自己是多么快乐，放开你的胸怀，让霏霏细雨洗刷你心灵的污染。学会感恩，因为这会使世界更美好，使生活更加充实。

篇三：用爱为学生谱写一首成长之歌

用爱为学生谱写一首成长之歌

作者：汤斌

来源：《中学课程辅导·教师教育（上、下）》2015年第11期

摘要：随着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日益深化，班主任肩负的教育责任也更加重大。笔者结合自己班主任的实际工作，谈谈现代班主任的教育理念，用爱为学生谱写一首成长之歌。 关键词：关爱；宽容；学生成长

中图分类号：G635.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5）11-010-1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现代班主任应不断更新教育理念，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一名优秀的班主任不仅要能培养出更多的学生考上本科院校，更要能用自己的高尚思想品德和特别的人格魅力去感染学生，引领学生健康快乐的成长，使他们成人成才。

一、关心、关爱学生

1.用爱温暖学生，激励学生。

工作中只有对学生怀有真诚的感情，他们才会自觉愉快地接受你的教诲。因为我深知只有心心相印、情感交融的教育，才会引起学生情感上的共鸣。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教育的成功来源于对学生的最大热情，班主任只有情感投入，才能使学生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从而使得学生对教师崇敬、信任和亲近，形成教育学生的感情基础，缩短师生的心理距离。

2.树立民主平等的新型师生观。

一个班级那么多学生，那么多事情，班主任不可能面面俱到，偶尔也会带上一些自己的主观色彩，倘若事实并非如班主任了解的那样就轻易下结论，那么不仅仅是学生受委屈，而且班主任也将面临着信任危机。所以在教育活动中，我是用我的亲和力，富有人文关怀的感情对学生，经常有意识地营造一种宽松和谐的师生双向交流氛围，和学生交朋友。

3.确立新型的个性发展观。

英国教育家洛克曾的一句话：“每个人的心灵就如同他们的脸一样各不相同，正是他们无时无刻不表现自己的个性，才显示出他难以想象的创造力和个性魅力。”这就需要我们做班主任的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在生活中我尊重孩子的隐私，鼓励孩子的个性发展，主张其发挥长处的教育思想，调动了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不将学生成绩看作衡量学生“好坏”的标准，不对学生的举止、小节做过多的约束，更不把向家长“告状”作为管理学生的手段。在我的眼中，这些正值豆蔻年华的学生可以充分地自由发挥特长、施展个性，只要他们是真实的、快乐的、健康的，他们便是“好学生”。

班主任要会用自己的一双慧眼去帮助学生发现自我、认识自我，为各种人才的成长打好基础，要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学生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要善于及时抓住学生在学习上和生活中的每一点进步进行鼓励、表扬。

二、宽容、理解学生

宽容是一种深厚的涵养，是一种善待生活、善待他人的境界。宽容蕴藏着一种殷切的期望和潜在的教育动力。作为一名班主任，整天面对着天真活泼的学生，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品尝过。随着现代教育观念的转变，班主任对学生的宽容成了―种美德，从某个方面反映了一个班主任的教育理念。宽容学生的过失并不是姑息迁就犯错误的学生，而是采取和风细雨的方法督促其改正，从而体现教师的偌大的胸怀。

1.用宽容的人格引领学生成长。

每个学生都希望得到家长和老师的理解，能倾听他们的心里话，为他们排忧解难。适时的倾听，平等的交流，胜似长篇大论的劝说。在工作中我信任学生，真诚地倾听学生的心声。因为我知道，只有宽容的教育氛围，才能有利于学生的成长和个性发展。

这一届我有一个学生，在高一新生入学自我介绍活动中，全班同学都积极主动地自我介绍，轮到他介绍时却不参加，我感到很奇怪。结束后我把他单独喊到办公室，不管我怎么做他的思想工作，他就是不答应作自我介绍。后来我想想还是退一步宽容他，答应他不作自我介绍，但是你要说出原因。憋了很长时间，他突然哭了出来，说：“老师，我从小就有口吃的习惯，就害怕和人讲话，害怕别人笑话我，自我介绍的稿子我都写好了，但是稿子上有两个字，我总是读不出来。”知道了原因后，我就注意保护该学生的自尊心，帮助他克服自身的缺陷，树立自信心。以后在上我数学课时我先通过让他上黑板做题目提高自信心，然后喊他回答短句子问题，再慢慢地训练长句子。通过一个学期的训练，现在该同学不管是上课还是下课都能大胆的和学生交流了，脸上也看到了笑容了，自信心也提高了。

2.用宽容的心教会学生感恩。

懂得感恩的人会珍惜生活，乐观处世，即使面对困难，也不会怨天尤人，永远保持快乐的心境。有了感恩的情怀，人们就会体会到父母养育自己的艰辛，不会为困境所惑，控制好情绪，调整好心态，从而形成健康的心理品质。

一次的家访过程中，我在和一位学生的家长询问学生在家的情况时，学生的母亲说：“我家儿子最近和我关系很差，说我管的太严了，不给看电视不给睡懒觉，他说你烦死了，再过几年我毕业了就不跟你过了，你给我滚蛋。”孩子的母亲说完话后，眼睛已经模糊了，我当时在想我要给班级学生开一个“感恩”主题班会。在那周的班会课上，我先给学生讲了一个感恩的故事，然后问了学生有关父母的一些信息，如生日、父母的喜好等等，再利用多媒体放了一些父母辛苦工作的照片和我听到一些学生顶撞父母的一些话语。开始的时候还有不少学生在笑，但

看到后面的话语时不少学生已经低头了、脸红了，最后我把今年春节晚上一首《时间都去哪了》音乐放出来的时候，学生都哭了。晚上不少家长和我打电话说：“我家孩子回来后第一句话就是爸妈你们辛苦了。”

今年是我当班主任的第十一个年头，但想到班级管理，或喜或忧，酸甜苦辣，回味无穷。我们要善于研究和探索，通过不同途径，把班集体建设成最适宜学生成长发展的生态系统，让每一名学生都能在明媚的阳光中追求真知，奉献爱心，实现自我，感受成功，人人都能以宽容的心态去对待他人，用期待的心态去等待他人的每一点进步，用欣赏的目光去关注他人的每一个闪光点，用喜悦的心情去赞许他人的每一份成功。

篇四：用心去谱写人生乐章

用心去谱写人生乐章

作者：廖冬梅 汪建华

来源：《荣誉杂志》2010年第02期

陈建群先生是一个坚强的人,他告诉自己,只要有一颗向上的恒心,脚下就会有一片坚实的土地,他从来不允许自己放弃,在历经一番寒彻骨之后,终于赢得梅花扑鼻香;他是一个很懂得生活的人,他很感念朋友间的那份真诚,家庭里的那份温馨,他用真心撑起了一份事业,用爱心,撑起了一个家;他是一个为了祖国、为家乡的建设与进步,愿意竭尽全力地无私奉献的人。他说:“国家,有国才有家,没有国,何来的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陈建群先生,祖籍福建泉州,金花娱乐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台投资公司主席,福建泉州东海联谊会副会长、福建泉州同乡会副理事长、碳灶同乡总会副会长、陶泽同乡会理事长,民建联成员。“信心、恒心、决心、真心、爱心”是他生活中的“五心”,带着“给予是一种快乐”的信念无私地奉献着,赢得大家的一致好评。】

历经一番寒彻骨,赢得梅花扑鼻香

陈建群先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来到香港,和大多数从大陆初到香港的人一样,从零开始打拚,当初,他们奋斗的路上布满荆棘。

陈建群先生说:“那时候的香港真的是多灾多难,1973年,出现了股市大跌以及能源危机,经济非常萧条。”然而就是在那样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下,陈建群先生磨炼出了坚强,学会了珍惜和知足。

陈建群先生的祖母早年便到了香港,他祖母出生的那个年代正好是女子以足不出户,个个裹成“三寸金莲”为女子美的标准的时代。陈建群先生说:“老人家一个人在香港生活,一双小脚,还在做工,特别不容易,也特别艰苦。”所以,陈建群先生只能完全靠自己一点一滴地努力。

初到香港的陈建群先生因为语言不通等原因,以及恰逢大批大陆人涌入香港,主客观双重因素的压力刺激下,就更加深了找工作的难度,陈建群先生坦言:“当时的要求很简单,只想着能有一份工作就行了。”后来,陈建群先生终于找到了一份在塑胶厂当学徒的工作,一天工作八个小时,领着12块钱的工资,艰难地生活着,陈建群先生笑说:“只要一听到加班的消息,就高兴得不得了。”

就这样,陈建群先生在最简单的期盼中工作了将近五年,短短五年的时间,陈建群先生就从学徒做到了厂长,之后更是做到了经理的位置。

他常说:“不是生活给予了你什么,你就接受什么,一个人,永远要有一颗向上的心,要有目标,要有追求。”这种信念也一直指导着陈建群先生勇往直前。不久后,陈建群先生开始创业,承载着他事业梦想的公司——金花娱乐有限公司应运而生,专营五金和塑胶等产品。1982年,他将公司搬

到了深圳,陈建群先生回忆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深圳,改革的春风刚刚吹拂,深圳的大地上还是黄土一片。”他是最早一批在深圳办工厂的人之一,为深圳的建设贡献出了建设性的作用。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点点滴滴,大大小小的事情,陈建群先生都要亲力亲为,思考再思考,每天常常要忙到晚上两三点才休息。1990年,公司再次搬迁至深圳西乡。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塑胶这个行业里踏踏实实地经营着,最高峰的时候,工人人数达到了千人以上。

在香港打拚的三十多年以来,陈建群先生的生意遍及了香港、深圳、澳门、福建、台湾等地,他一直认认真真,事业也逐步向酒楼、娱乐、贸易、珠宝等方向扩展。为促进两岸投资,一项在台湾金门投资兴建金门国际休闲度假饭店的计划正在如火如荼的商讨中。陈建群先生的事业走向了多元化发展的道路,事业正如日中天。敢于冒险的陈建群先生偶尔还会参与到“赌石”这项非常冒险的交易中。

艰苦的岁月,磨砺出他一颗平常心,让他能够静看生意场上的风起云涌,起起落落;虽历经苦难,却依旧能百折不挠。

捧出一颗诚心,收获一段友谊

陈建群先生说:“一个人就像一只螃蟹一样,朋友就是螃蟹的脚,没有朋友的支持和认同,就无法向前行走。”对于朋友,陈建群先生从来都是真诚以待。

陈建群先生是个懂得感恩的人,他刚开始在深圳办塑胶厂的时候,幸得一位朋友的支持,供应大量订单,时隔多年,陈建群先生依旧铭记于心,在这位朋友的公司出现资金困难的时候,陈建群先生二话不说,多次出资帮助,真可谓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在做酒楼生意的时候,朋友们到来,陈建群先生总是自己抢着买单,热情招待,他说:“有得有失,虽然没有赚到钱,但是交得了很多的朋友,朋友是无价的。”朴实的话里,包含的是一颗真诚的心。他用真诚这块丰腴的土地,滋养了朋友间的感情,彼此间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

从底层一步步走过来的陈建群先生更能理解工人的苦,工人的累,对工人朋友的那份感情里深藏了更多的理解和关爱,陈建群先生所坚持的原则是从来不辞退一个员工。不管是酒楼的员工还是塑胶厂的工人,和陈建群先生虽是员工与老板的关系,却更有朋友的感情。大家一起工作,很轻松,也很愉快。

陈建群先生说:“对人一定要真心真意,要以礼待人。”俗话说:“朋友多了路好走”。在商场上打拚三十余年,离不开朋友的支持,也因为陈建群先生豪爽的性格、真诚的秉性,才让他的人脉网越撒越宽,事业路越走越广。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陈建群先生是在中华大地的孕育下成长起来的,对于祖国的那份感情,是从心底延伸出来的感情,一直都不曾改变过,根深蒂固,坚定不移。他说:“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就是我是一个中国人。”简简单单一句话,却道出了陈建群先生心底的声音,包含了他最浓厚的感情。

香港在回归前,有一部分人对回归后的香港的未来产生了怀疑,纷纷移民离港,陈建群先生的一个在北角当警察的朋友也产生了移民的念头,陈建群先生相信祖国,劝朋友留在香港,他说:“有大陆的支持,香港的发展会更繁荣。”事实证明陈建群先生的想法是对的,朋友离开香港几年后,又回到了香港,“因为回归后的香港更有魅力。”陈建群先生笑着说。在促进香港和平回归中,陈建群先生毫不保留地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将对祖国的那种感情在香港大地上传递着。

他爱自己的祖国,他对祖国充满了信心。他说:“我们国家从贫穷与落后中一步步走来,现在,别的国家有的,我们国家都有了,而且走在了发展的前列,中国强大了,所有的中国人也都跟着沾了光,我们不用再感觉底气不足,我们可以昂首挺胸地走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陈建群先生激动的话语里透着深深的民族自豪感,同时也透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他说:“国家,有国才有家,没有国,何来的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这些年来,陈建群先生将很多时间和精力花在了社团上,他支持参与泉州同乡会,泉州校友会的各项活动,在福建各社团里,大家齐心协力,互相尊重,为建设家乡出谋划策,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早在多年以前,陈建群先生便成为了民建联的一员,为着香港的发展,祖国的发展,陈建群先生默默地付出着。四年前,民建联广招人才,陈建群先生利用他广博的人脉,为民建联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新的成员,为发展带进了新的力量。

奉献,是一首唱不断的歌。四川地震时,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与灾区人民在一起,陈建群先生在酒楼里举行义卖的脚步也一刻都没有耽搁,他说:“大家都是一家人。”

不管是在福建社团抑或广东社团,陈建群先生从来都是有钱的时候就出钱,有力的时候就出力,特别豪爽,特别热心,看到别人快乐,陈建群先生会感觉更快乐,他常说:“自己生活好了,也要让别人的生活好起来。”到底为社会做了多少,未曾细算过。他就是这样一个默默奉献的人。 家是一座温暖的港湾

男人的事业,总离不开家人的支持。妻贤子孝是男人最大的幸福,陈建群先生就拥有了这份莫大的幸福。陈建群先生也说:“我最幸福的事就是有这样一个家。”幸福的家庭,是陈建群先生最强大的精神力量,最坚强的后盾。

笔者在采访中有幸见到了陈建群先生的妻子,她一出现顿时让人惊艳。她说话轻声细语,知书达礼,尽显女性的温柔,贤惠、柔美。陈建群先生祖籍福建泉州,他是在广东做生意的时候邂逅了这位美丽的湛江姑娘,真可谓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家和万事兴,幸福的婚姻成为了陈建群先生事业成功的助推器,也让陈建群先生的生活变得更加完美。

谈及妻子,陈建群先生的幸福全展现在脸上,他说:“家里的事,我从来都不用操心,因为我太太会全权负责,我和她一个主内,一个主外,成功男人背后的那个女人其实就是家里那个为日常生活操劳的女人。”因为有了她,陈建群先生可以完全将百分之百的精力花在生意上、社团服务上。陈建群先生说:“太太的好,他人的称赞使我骄傲、自豪,我是时刻记在心里的。”

生意场上,陈建群先生的太太虽然不直接参与决定,但是她常常会用女性特有的那种细腻与智慧为丈夫拨开缠绕在心头难解的疑云。夫妻俩相敬如宾,相互理解,相互尊重,这就是陈建群先生夫妇相处的艺术。

陈建群先生和妻子育有一子一女,儿子英俊帅气,女儿高挑漂亮,集合了陈建群先生的智慧,太太的容貌,一双儿女现在求学阶段,一家人有说有笑,其乐融融,好温馨。这个家,也是陈建群先生最大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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