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口述历史

篇一：张学良最“大胆”的口述史

张学良最“大胆”的口述史

走进张友坤北京家中简陋的会客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书架，正面墙壁上挂着毛主席像，左右侧墙壁上分别挂有周总理的简笔速写素描像和张友坤与张学良的合影。张学良之所以用这么多时间接受采访，动机非常明确，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愿有人篡编或者歪曲事实”。

张友坤与张学良合影

作者：黄滢

人物简介

张友坤，1938年4月出生于河南洛阳。1964年毕业于郑州大学政治系。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将军秘书。转业后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法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副会长等。代表作有《张学良画传》。

走进张友坤北京家中简陋的会客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书架，正面墙壁上挂着毛主席像，左右侧墙壁上分别挂有周总理的简笔速写素描像和张友坤与张学良的合影。

“那是张学良在拱手致谢呢。”见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盯着墙上的照片，张友坤连忙解释起来。“1998年，我去夏威夷拜访少帅，赠送他一本我撰写的《张学良年谱》。我说：‘大陆的老百姓都很想念您，都希望您能回大陆老家看看。’张学良听后拱手说：‘谢谢他们！’”

因为与张学良关系密切并时有相关著作问世，很多人猜测张友坤是张学良的亲戚。对此，张友坤连连摆手，“没有的事。”他说：“我年轻时就很佩服张学良将军，对于他发动的西安事变特感兴趣。后来我有幸给吕正操将军(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当秘书，在1986年西安事变50周年前夕，看过不少关于西安事变的回忆录。根据周总理生前指示，要撰写《西安事变简史》，吕老曾是撰写该史的领导者之一。我是在他的鼓励支持下才走上研究张学良、东北军和西安事变之路的。”1990年张友坤转业后，到社科院从事历史研究工作，曾任“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副会长”和西安事变研究中心顾问。

研究了半辈子张学良，张友坤始终有一块心病——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所藏的一批“最权威”张学良口述资料一直无缘问世。2009年，他与胡玉海、王海晨等，应当代中国出版社邀请，参与主编、整理《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存藏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下文称《口述历史》)，经过多年的工作，不久前终于系统出版。张友坤也长舒了一口气。

“不过名义上我是主角了”

环球人物杂志：张学良口述史的版本很多，这一部《口述历史》与其它版本有何不同之处？

张友坤：张学良的口述历史，主要形成于86岁至99岁之间。这套《口述历史》出版前，有过录音的张学良访谈不下10次，但真正属于有计划、有准备、较为系统的访谈，并制作成文本或影像资料的，有以下4种：由张学良侄女张闾蘅录音，我整理加工的《海峡两岸大披露——张学良口述历史》；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撰写的《张学良口述历史》；日本NHK电视台采访张学良之后，根据录像带转成文稿的书籍《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张学良的忘年交郭冠英制作的电视纪录片《世纪行过——张学良传》。这4种版本都是张学良谈亲身经历，大同小异。

而“毅荻书斋”存藏的这批资料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采访时间长、次数多、内容丰富、有协约，并经过他本人审定。自1991年12月17日至1993年8月3日，前后共采访60次，共采得录音带145盘。内容达100多万字，涉及1100多个人物。张学良自西安事变后就被软禁，1990年恢复人身自由，直到1991年，才首次被允许离开台湾赴美探亲。“天下口述史第一校”哥伦比亚大学及时捕捉到这一机会，迅速成立了采访和整理张学良口述历史的专门小组。担任采访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女学者张之丙及胞姐张之宇。

张学良之所以用这么多时间接受采访，动机非常明确，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愿有人篡编或者歪曲事实”。为避免有些讲述给当事人带来困扰，张学良特意规定要等到2002年再将这些内容公开，没想到他于2001年仙逝，因此这些资料的出版只能一拖再拖。

环球人物杂志：两位学者采访张学良时，他的状态如何，说话是否完全没有顾忌了？

张友坤：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在地域的改变和“自由度”的提高，张学良对敏感问题谈得越来越多。一是在史实方面，他把许多历史的空白点补上了，许多模糊之处澄清了，许多“成说”否定了；二是在心理方面，他自揭自短，将自己丑陋的一面，包括他父亲的、家族

内部的，都晾晒在光天化日之下；三是评价方面，对事对人常有不凡之论，甚或是惊人之语。

当然随着年龄增大，张学良在口述中也有说错的地方，并经常重复一些话题。其中有他痛心的事，如老师郭松龄反对他老爸张作霖；他痛恨的事，如皇姑屯炸车案；他愤愤不平的事，如杨虎城被杀；他得意的事，如东北易帜等。

环球人物杂志：有哪些敏感事件是过去没有谈到，这次首次披露的？

张友坤：西安事变是张学良获誉的顶点，也是受辱的起点。最早对西安事变他闭口不谈，只是1986年跟晚辈们谈到历史时，在末尾透露了一点说：“我做事向来是高深莫测，绝对不要人家知道。你们懂吗？看我脸在笑，可我要杀人，这才叫厉害。当年蒋‘总统’在西安也没有想到我会那样做。我今年86岁了才跟你们讲这个话。”他也曾经回忆：“很不客气地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发表的《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都是假的??事实上是蒋介石嘱(托秘书)陈布雷于1937年2月在杭州新新旅馆闭门杜撰??”但真实的历史究竟如何，他并没有深谈。

这一次张学良谈了很多。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认为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主角。他则说：“他(杨虎城)是主角哇，不过名义上我是主角了。”张、杨捉住蒋介石后，发表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但它究竟为何人起草？许多论著和回忆录或语焉不详，或互相矛盾。在西安事变中当过张、杨新闻发言人的申伯纯写《西安事变纪实》时，记载是“张、杨授意几个秘书仓促草成的”。然而，究竟是哪几个秘书？说得最明确的是张学良的心腹、也参加过西安事变的应德田，他说“稿子最后由黎天才拟出，大家看过，略做修改，于十二日抓蒋后发出。”张学良在口述中拨开了这些迷雾：“没有黎天才的事，怎么会出了个黎天才呢？是吴家象，他是我的秘书长，就是他，(写得)并不好。”

“蒋介石没有中心思想”

环球人物杂志：提到西安事变，就不能不说蒋介石和张学良之间的关系。据说，他们之间有很多误会，而有些误会是因为两人都说方言，彼此听不懂对方说话而引起的。是这样吗？

张友坤：张学良是东北人，直到晚年，乡音未改。他自己披露，和蒋介石的矛盾起源于蒋听不懂他的东北话。“误会很大，我这人有时说话转弯子，他就听反了。”张学良举例说，蒋介石问他愿不愿意去办某件事，他反问：“我为什么不去？”意思就是愿意去，蒋介石却认为这是疑问句，表示“不去”的意思。

张学良还说：“蒋先生一生气就讲奉化话，我简直听不懂。这听话听不懂有很大关系，你也不能老问他。”

环球人物杂志：除了语言误会，他们二人根本性的分歧是什么？

张友坤：政治观点上，说穿了就是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不同。

张学良曾两次申请加入共产党。1992年，他在同张之宇谈话时说：“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我跟共产党有来往，早就有来往。政府是一点儿

不知道。一点儿不知道？那就是他们作特务的工作！”“换句话说，我是同情共产党，我认为共产党对中国有益处，而且认为共产党是爱国的。”“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真正我内心??”

环球人物杂志：在《口述历史》中，张学良多次评价蒋介石，说“蒋介石的贡献只有黄埔军校”。您认为这番话是根据事实，还是夹杂个人情感因素？

张友坤：当然会有一定的个人感情在里面。张学良被幽禁期间，条件一度很艰苦，连洗脸水都没有。过去因为种种原因，他不想或不敢表露自己的真实态度。在这次的《口述历史》中能看到，就政治层面讲，张学良一反过去吹捧蒋介石、大骂共产党、贬低自己的态度，赞扬毛泽东、佩服周恩来。

谈到毛泽东和万里长征时，张学良说：“毛泽东这个人啊，天生能领导。都是带兵的，万里长征??我要领，会领没了，他(士兵)不跟你走，他跑了。他(毛泽东)能统御，他有这个力量。”

他点评周恩来：“连我的部下、杨虎城的部下都听他的。他说出的话很有道理。这个人好厉害，不但会讲，也能处置事情，是我佩服的一个人。”

对蒋介石，张学良如此评价：“我本来是很尊重蒋先生的，但后来就不尊重他了。他要有机会，他真能当皇帝。他的思想非常顽固??他没有中心思想，他的中心思想就是他自己??那是唯我的利益独尊主义。”他还讽刺地说：“蒋介石是个投机取巧型的买办，好吹，什么‘几年准备(反攻)，几年成功’，这样只会失信于民。”“他不用人才，用奴才，何应钦就是一个奴才。”等等。

环球人物杂志：但是张学良一直尊称蒋介石为“蒋先生”，还在蒋去世之后写了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雠(音同仇)仇”。对于这副挽联，您是怎样解读的？

张友坤：张学良向来都是把政治问题与个人感情分开的，可惜的是他把个人感情看得太重，超过政治。我认为这既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张学良和蒋介石的关系是割不断、理还乱，恩恩怨怨几十年。他明知自己与蒋介石的政见之争已不可调和，但仍对其“讲忠讲义”。即使他承认蒋介石并不值得尊重，但写挽联时关怀依然放在政见前。

“我最爱的在纽约”

环球人物杂志：张学良的爱情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口述历史》中，张学良对自己的感情生活是如何评价的？

张友坤：张学良对感情一向坦率，他曾说自己“平生无憾事，唯一爱女人”。在谈到赵一荻时，他更是坦率得惊人，直言“她是对我最好的，但不是我最爱的，我最爱的在纽约”。《口述历史》中很多地方提及与张学良交往颇深的女性，但出于对当事人的尊重，内容做了删减，有些人则只保留了姓氏。

环球人物杂志：张学良曾评价自己的人生：“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从

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他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张友坤：他终生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参加抗日战争。他多次上书蒋介石要求参加抗战，都被蒋介石拒绝。

环球人物杂志：张学良晚年为何定居夏威夷，既远离台湾，也不愿回大陆？

张友坤：我自己分析，应该有4方面的原因：一是政治期望。1991年，他在美国与吕正操将军会晤时表示，愿保留自己的特殊身份，不过于亲近两岸任何一方，一旦有需要，他可以两边走走，做点工作。二是环境干扰。张学良获得自由后常说，自己是远离政治漩涡的闲云野鹤，其实不然。他始终都是各方关注的人物，想回东北家乡走走，还须向“总统”请假，说明他并非寻常百姓。他怕回来会给两岸关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三是家庭方面。和他共患难的赵一荻怕好不容易获得的宁静生活又改变。四是身体原因。回来的最佳时间应是张学良赴美不久，那时他身体还健康，此后就日渐衰弱，赵一荻也一病再病，两位老人都只能靠轮椅行动。第五，张学良说，他回大陆的条件是两岸关系的缓和，越缓和，他回来的条件就越成熟。

环球人物杂志：研究了这么长时间张学良，您对他的认识是否改变过？

张友坤：民国不乏英雄，但像张学良这样多姿多彩者，鲜有其人。他集蓝色(国民党一级上将)、红色(说自己是共产党)、褐色(崇拜墨索里尼)、黑色(胡匪崽子)、粉色(花花公子)于一体。每个人对他都有不同的解读，但张学良一直很清醒。他说：“有人说我好，我也没有那么好；有人说我坏，我也没有那么坏，上帝那里有本账。我自己有缺点、有不足，我自己知道。”

篇二：鲜为人知：张学良口述历史首次曝光

鲜为人知：张学良口述历史首次曝光

人民网香港10月28日电 台湾消息：今天的台湾《联合报》推出独家报道《张学良口述历史首次曝光》。报道主要内容如下：

1989 年6月1日，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过89岁生日，在晚宴中，张学良意外地说出西安事变“是逼出来的！”，刺激他的正是当年灞桥学生请愿事件。他说： “今天我忍不住，我对你们说，事情完全是临时逼出来的。就是一二九那天，我对学生说，我可以代表蒋委员长，考虑你们的要求，我也可以代表你们，把你们的请 求转达给委员长，你们先请回去。当天晚上，我与委员长谈，他先骂我是两面人，怎么可以又代表他又代表学生？这我已不高兴了。但他接着说：这些学生来了我用 机关枪打。这可把我气火了，我话都到嘴皮子，我想说：你机关枪不打日本人打学生？我气极了。这话我没说出来，蒋先生也看我变了脸，我脸都气红了。”

讲这段谈话的第二年的复活节那天，在张学良好友王新衡的儿子王一方家里，张学良应郭冠英请求，做了一场口述史访谈，在场的还有口述史大家唐德刚教授。

负 责录音制作和访谈的郭冠英，因结识张的好友王新衡之子王一方，经过王一方转介认识张学良，其后并为张学良制作《世纪行过》纪录片。张视郭为忘年之交。在一 封张学良亲笔写给郭的信中有一段话：“吾老矣，时过境迁，?鹤有还巢梦，云无出岫心?，弟不可以把愚评价太高，时事令人浩叹；但愚再三默读圣经句：?声怨 在我，我必报复，不必为世俗怀不平?以安我心。”

品味这一段话，可知张学良时时刻刻都在挣扎，要为历史现场还原出一个真相。这一段历史，就是张学良为自己负责也为历史负责的心情下，历经数十年挣扎讲出的，弥足珍贵，更可想见张学良在历史关键时刻的种种。

(一)西安事变就是逼出来的！

郭：汉公（张学良），您觉得您一生是成功还是失败？

张：失败。

郭：为什么？

张： 我自己想我自个，我说我失败。什么原因？我年轻时完全凭我自己，没跟人家商量什么。我除了有时很大很大的事，有一二次我跟王树翰商量，我对他相当尊重，他 是我秘书长，其他全凭我自己。我自己想我自己，我年轻时自己骄傲，经过几次大事：郭松龄倒戈，我父亲的死，这些大事我都度过。郭松龄倒戈是很难度过的事， 而我父亲死是我最难度过的，内忧外患，我都得对付，那我也度过了。

后来对中央的合作，这些事这么多年我做得很得意，尤其那时蒋先 生差不多把北方的事完全交给我了。我常常自个儿说翻手做云，覆手做雨，差不多三分天下，不能说有其二，有其一了。北方事都交给我了，管理那么多个省。我那 时才二十八、二十九岁。所以我自个儿想起，我自个儿骄傲，我没给人考虑好。我从来不像别人考虑这件事将来是怎么怎么的，我从来不考虑，我就认为这事情我当 做我就做。我自个儿有决心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决心的 我是不是有私心在里头？我是不是为我自己利益？我是不是问心无愧？好了，没 有，我问心无愧，我没有私心。我敢给你说，我做那件事（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做过与我私人地位、利益有关系的东西，我没有。假使我自个有地 位利益就没有西安事变。我跟你说，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我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能原谅我。我跟蒋先生是要钱？我是管他要地盘？我没有。我牺牲我 自己。牺牲我自己为什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我说我们与共产党打什么呢？都是中国人，打什么呢？都是政治问题，不是

不可谈的嘛，所以后来谈是我 的主张。而且我对介公讲，我说共产党你也剿不了。他说为什么？我说共产党有人心，我们没人心。

我与蒋先生冲突没旁的，就是这两句话，他要安内攘外，我要攘外安内。我俩冲突就为这件事，没旁的冲突，一点没旁的冲突。

唐：我那时是小孩，听说张副司令批评蒋公是“按内让外”？

张： 所以蒋先生的秘书汪日章说：我从来没见人敢跟他这样吵的。我跟蒋先生痛陈，蒋先生也骂我骂得很厉害。我说你这样下去，你等于投降。蒋先生说汉卿你真是无 耻，我从来当军人没有“降”这个字。我说你这样做比投降还厉害，你这叫日本人这就一点点……叫不能战而屈了兵，是胜之上者也。这是军事上说，不战就把我中 国一点点吞了，不等于比投降还不如？蒋先生大骂我一顿。（笑）我跟他这么样吵啊！嗯，蒋先生当时看我的情形很怪，你怎敢这样呢？嗯，我我……蒋先生也很安 慰我几句。还有蒋先生几句话，他现在不在了，我不愿意说出来，他一句话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就因为学生运动时候，我不好意思再说他了，我真是……

郭：他说用机关枪打？

张：嗯。

郭：你说“机关枪不打日本人打学生？”

张： 是，我真火了。这句话把我激怒了。我这人是这样，你别看我太太跟我这么凶，她很怕我发火，我要发了火，我谁都不怕。我发火是会开枪打人的。我真怒了。我怒 了什么呢？我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嗯，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人。你知道我，现在已经90了，跟你说，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郭：您觉得蒋公是成功还是失败？

张： 我认为他失败！失败！蒋先生这个人哪，我跟你们讲，我不愿意批评，蒋先生这个人很守旧的，太守旧的，顽固。而且蒋先生自己，这么讲吧，我给这么句话批评， 就这一句话，假如他能做皇帝，他就做皇帝了。就这么一句话就是。他认为我说的，都是对的，我说就应该是对的。蒋先生是这么个派头，是这么个派头。说实在蒋 先生对我是，我暗中想他也对我相当看得起。

郭：他尊敬你有话直说，但他不能容忍人家挑战他的权威。

张：嗯，他是这个，我损害他尊严。不过我到了南京，我在西安也说过这句话。现在应该还有人记得这句话。我当时就说：“（西安事变对蒋）好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它擦一擦，我再给它开开，更让它亮。”

(二)西安事变擦亮蒋先生

唐：你把他擦一擦，他是更亮。

张： 我这样做不叫他更亮吗？明白？我到南京他们问我为什么如此，我说不客气的话，那是个泥菩萨，首领就是个泥菩萨，我把这泥菩萨已经扳倒了，我自然把这泥菩萨 扶起来。他有灵，拿我脑袋疼，我不能不给他磕头，我不能不给他磕头。我对蒋先生，到南京我一样是请罪，那他既然答应了，“你去吧（指放蒋）。”当时我不 说，现在，我可以说，他答应了。他后来也真是做了，他没说假话：“我不剿共了，我不剿共，跟共产党合作。”

郭：这是他经过他太太转达的还是他亲自跟你讲的话？

张： 当然！亲自！他跟我讲的。当时我绝不说这话，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他不愿我把这事情讲出来。我现在可以直截了当的说，我是跟周恩来见了面，中国现代人物我 最佩服是周恩来，我最佩服他。这个人我俩一见面他一句话把我刺透了，他也相当佩服我。可以说我俩一见如故……我当时答应周恩来，周恩来说：如果你可以坐 轿，我们共产党可以放弃了这些事情。我们很希望，你能领导我们更愿意。我说我去说服……我自个儿太自骄了，我说我说服蒋先生，我说我可能把他给说服了。但 是我没敢假设我负责任。如果你们条件是真的？

真是这样，你说真的，我说好，你们真是这样，我跟蒋先生说说，这方面我负责任。你那方面说的话可算话，大家说 着算。……我俩话说得很确实。他说你真能作得这样我们立刻……不过，他要我两个条件：“一个，把陕北这个地方仍让给我们，让我们后方家眷在这待着；一个， 不要把共产党给我们消灭。”这是两个条件。其余，一切都服从中央，军队也交给中央改编。

张群说：“蒋先生那时怕你啊！拿你当个宝 贝。这边拿着你，怕那边也拿着你，怕你跑到那边去。”那时候我们说好了，阎锡山、东北军、共产党，抗日时这样摆着，我们绝对服从你指挥。阎锡山、东北军、 共产党三个军队这么摆着，作战时这么摆着，我们绝对服从，跟你作战合作，都说好的……我为什么跑到阎锡山那去？所以我就说，中央啊，事情也都过去了。（今 天）我已90岁，我也不怕了，中央糊涂，他就一直不晓得我与共产党有联络。后来戴先生（戴笠）我俩见面他说，我真没想到你。我说你那些特务，尽扯蛋的特 务。你特务什么了？你特务！

再说为什么各方后来都要蒋先生下野？阎锡山对我秘书说，他蒋先生不走，你事情没有办法改革。蒋先生真 是如马歇尔对顾维钧说的（握拳状），什么意思呢？拿着权不放。蒋先生就是这个作法。你（指唐德刚）那《李宗仁传（回忆录）》中李宗仁说得一点不错，你不干 了，你还在干什么呢？不但干涉，你还照样下命令。你照样下命令，人家怎么干呢？你到底是干哪还是不干？所以这是蒋先生的错误，他就是这样一个性格嘛！张文 白（治中）说的一点不错，他们都刺透他这个人了。

唐：所以汉公说蒋公是有大略没有雄才，是不是？

张：这 是我批评他，我说蒋先生跟我父亲相反，一个是有雄才，无大略；一个是有大略，无雄才。蒋先生这个人就是没雄才。张啸林、杜月笙知道吧？当然，他们是帮会的 人哪。他们就说蒋先生不会做。他说你到南京蒋先生就把你放了，这是历史上一件大事，这是历史上一件动人的事情，但是蒋先生就没这个雄才，张啸林如此说。

郭：他为什么不放你，你觉得呢？

张：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可能是张岳军（张群）告诉我为什么。张岳军说：“你是个宝啊，你是个宝贝，谁把你抓住谁就有用。”你明白这句话？他意思就是说怕你被共产党抓去（争取去）。

郭：不放你，可能是怕你讲出来？

张：那没什么，我讲什么？我绝不会讲。他不在了现在我讲，否则我绝不讲。

郭：您对钱大钧的看法怎样？有人说如果钱大钧继续作你的参谋长，就不会有西安事变，因为您与他处得比较好，您不喜后来的晏道刚？

张： 不是，晏道刚也不是喜不喜欢，钱大钧也不是喜不喜欢。简单的说，我那参谋长就是蒋先生派的一个间谍坐在那里。晏道刚是个好人，是个老实人，钱大钧比他油 条。所以蒋先生对晏道刚很气，他并没有注意这些事情（指张联共），他不太理和（指不进入状况），也不知道。换句话说，他没那么注意。

张：我当他爸爸（王新衡）面说，他们特务就做那么些事，胡扯蛋，正经事不做，光做胡扯瞎扯的事。他（唐）的岳父（吴开先）也是CC大将之一，CC更糟糕。后来他们那些玩意我都看见。

郭：抄省党部那次？（1936年8月29日张因秘书被陕西省党部捕去，怒而派兵抄了省党部，当时本欲与蒋提前决裂。）

张： 都看见，胡说八道嘛，根本没那事报告那些事，是什么玩意呢？花那个钱真冤枉透了。所以那时中央吃这个亏吃大了，所以各省都对此没有好感。没好感的原因就是 他们在里面搞的，中央就信那套。我这个人用人就不同，我从来不干这种事。我要是疑惑你，我就不用你，我用你，我就把全权交给你，我现在也这样做事。所以人 哪，我今天还是基督徒，人

啊，祸背而出，倚背而入。你怎么待人，人家也怎么还你。那孟子说得一点也不错，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你用这法子待人，开 始人家不知道，慢慢人家知道了。你（指郭）还年轻，记着我的话，做事情，我告诉你，要紧这两句话，问心无愧。也许我错了，但是我问心无愧，我对你没什么。 我说我这个人，待朋友，待部下，待什么都是如此。

郭：罗启（蒋经国副官，60年代派给张作副官，与张熟。）说有天中秋您喝了点酒，对他说：“罗副官，我其实没看蒋的日记。”有没有这事？

张：是的，我说看了蒋的日记其实是给蒋先生一个下台阶。我是看了，但我看了更生气，唉，里面不谈了。蒋先生太狭隘了，天下就败在CC与戴笠手上，总是安个特务在你身边，蒋先生就喜欢听这些人的话。

郭：在贵州得盲肠炎（1941年），听说他们（特务）要把您杀掉？

张：有说戴笠就要把我弄死。

郭：可是您在西安事变对戴笠不错啊？

张：戴笠也不能算错，在那时就把这事完了，解决了，死了就死了，没有了，省去这个麻烦了。我也不认为就是戴笠。

郭：您与蒋夫人关系如何？

张：1930 年底我到南京，蒋请我喝茶。蒋夫人一看我说：“汉卿你好！”蒋先生奇怪，你怎么认识他？她说：“我认识他还在认识你前哩！”（唐：哈哈！）我第一次到上海 （1925年，五卅惨案。）人家请客，有宋美龄。大家都知道说这是孙中山的小姨子，旁的都不知道，故蒋说：“你怎么认识他？”她说：“我认识他比认识你 早。”哈哈！

(三)去南京决心赴死

郭：西安事变放蒋是不是给蒋夫人个圣诞礼物？蒋夫人是不是有什么影响？

张：蒋夫人毫无影响。我这个人是这样的，好汉做事好汉当。当年这事开始时，我们就没说要把蒋先生怎么样。

我去南京时，我真决心去死啊！那南京可以把我枪毙啦。我自个儿说：“我要是我的部下这样子，我就把他枪毙了。”

郭：老先生对你还不错啊！

张： 那是，不是他死后我写副对联吗？“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老先生对我是白粉知己，很关怀。我有病旁人就想让我死掉了，他特别爱护我， 重新派了医生，派了中央医院的来看我。我到哪去甚至到台湾他都是找个最好的地方让我住。他自己亲口告诉陈仪要给我好地方，他对我真是关切得很，一直还是关 心。这里我还要说，那后来经国先生对我更好了，对我好得很，对我很关切。不过当然啦，政治上问题是政治，私人感情是私人，我那天不是讲，我的责任是我的责 任，就像九一八那不是政府，那是我的责任，我这个人是这样。

唐：汉公，在我们学历史的人来看是成功啦，成功，是不能看短期的。

张：我给自己下了个考语，英雄，什么英雄？泄了气的英雄啦！

郭：汉公，我的一个结论就是，我们要向您这老头子致敬哪！

张： 怎么的？你要拜我做老头子？我又不是“青红帮”。（对唐指郭）他说拜我做老头子，我说我又不是青红帮（张开玩笑，因老头子在青红帮是老大的意思。）有一首 诗我倒想告诉你，我在谒延平郡王祠时有这首诗：孽子孤臣一(禾+犀)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

我最得意后面两句，你看出这诗有什么意思在里头？

郭：您是在讲蒋先生？

张：在讲我自己啊！讲东北啊！

假使我不这样子的话，东北不是没有了？我跟日本合作我就是东北皇帝啊！日本人讲明

了请我做皇帝，就是土肥原顾问的《王道论》中说明了，意思是不要我跟中央合作，日本人就捧我帮我。我为这事跟他火了，我以后就不见他，日本没法只好把他换了。

我 父亲死后日本派元老林权助来吊丧，事后我请他吃饭，他说我这么大的岁数来这里，我没得你一句话，我回去无法交代啊，意思是不要我挂青天白日旗。我说你忘掉 我是中国人啊！我这是喝了酒有点失言（意思太不给林面子），他不讲话了，他不但不讲，我去送行时他的随员还想跟我讲，他制止他们，我也知道东北危矣。

郭：有人说其实您不易帜，自己独立的话情况会较好，对您也较好？

张：那当皇帝？

郭：这可能对东北比较好啊？没九一八，东北能保持现状？（郭在激张）。

张：为什么我要服从？我就变成日本傀儡了？！

郭：可是您有实力啊！东北很大啊！

张：东北是大啊，但你不知道，我们完全在日本人手中，日本人要怎么办就怎办！你这问题问得根本不懂情理，我为什么责备你不懂情理？我父亲怎么死的？我先问你，为什么他们要把他炸死？就是不做日本傀儡。

郭：就是他不合作嘛！

张： 他就不给他当傀儡，明白这话？你要做，就得当日本傀儡。日本是对你好吗？他要侵吞你啊！我后来跟日本朋友说笑话，我说你日本人不能叫人跟你合作，就像我有 老婆偷你人，你别作声，咱们也就算了，你呢？你还要夸口说他妈的那小子老婆跟我睡觉，你日本人就干这种事。你跟他当那傀儡还得像一个傀儡样儿啊！所以你说 我责备你，给日本当傀儡也不好当啊！

郭：可是有人说大帅（张作霖）如果在的话，大帅不会跟中央合作啊？（即大公报评张说：“其操卫则大逊于乃翁。居历史事实积重难返之地域，乃以国仇家恨，著之颜色，形之文字，于是日本视张为不并立，而沈阳之变起矣。”）

张： 那不一定，那就不知道，这句话也有道理。所以我说日本人混蛋，我父亲愿意合作都被杀，那何况我呢？也许那时我父亲比我容易操纵，他们都不容，他们没想到我 更难搞。我今天90了，也不做政治的事情，我才说这话。谁也没想到我张学良这个人这样子讨厌。大家都认为我是个年轻小孩子。就连杨宇霆（后被张杀）也没想 到，他也想操纵我，换句话说，我这个人不受操纵的。就连蒋先生想操纵我，我也不受操纵的。我要受操纵还有今天？我有自己主意，我有自己见解，那我这个人做 事就是这个样。我那时也不信基督教，我问心无愧。我就这么做，我不是为我自己。

以前我跟我父亲南征北战，要我打什么，我就打什 么。可是到我手里，你看我打过什么仗？我都是为中央统一，所以我说阎百川（阎锡山），他那时就没想到我。我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我有这个意思，你不听，我打 你，中央要是不听，我就带你打中央。你明白我意思？我就是要中国停战，不要打仗。我实在是反对内战，反对透了。

我父亲后来不打 （出关）也是我。我给我父亲痛哭流涕啊！我从河南回来，我在那个牧马集车站，因前面有红枪会，我火车停在那。我看到这事情我眼泪都掉下来。我在车站看到那 人趴在地下，那老人啊，饿的。我把馒头扔给她，给她钱都不要啊，扔给她，她放在地上连土就抓起来吃。我说怎么这样？我就问她，你没子弟吗？没儿女？她说都 给抓当兵去了，拉去了，跑的跑，逃的逃，剩下我们这些老的不能走，饿得没饭吃，这怎么？年年打仗。我自问，谁做的孽？自个自个儿打，今天跟你打，明天跟他 打，明天又和，后天又不打。而打死的都是那佼佼者，剩下些无能后备的请功受赏，要是真有意义的战争还可以，这种战争干什么呢？我父亲看我激动，教我不要 打，休息几天，我痛哭反对啊！

唐：你在河南作战后是否留了封信给北伐军？

篇三：对《张学良口述历史中的两岸观》之点评

·论文点评·

在“张学良口述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

对《张学良口述历史中的两岸观》之点评

蒋文祥

（2010年6月1日）

昨天下午来会报到才拿到这篇论文，晚上匆匆忙忙看了两遍，来不及细细推敲，谈两点不成熟的意见：

一、这篇论文选取的题材十分重大，确实是值得研究。

国家统一始终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矢志不渝的追求。在历史上，中华民族屡遭分裂之患、割离之痛，反对分裂、倡导统一便成为爱国精神的重要体现。正如作者所言，被誉为“伟大爱国者”和“千古功臣”的张学良将军，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一生倡导国家和平统一，期盼民族振兴。这一思想不仅贯穿其政治生涯的始终，而且直到晚年依然矢志不渝。走出幽禁重获自由后的张学良，仍然心系海峡两岸统一大业，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表达了对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期盼与坚决反对两岸分裂的政治主张，其坚定的信念和深邃的思想内涵，让我们领略到了一位政治家的深沉思想和爱国情怀，为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树立了一面旗帜。深入研究张学良的两岸观，对于解决和探索当今海峡两岸关系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这篇论文论述的思路十分清晰，逻辑上层层递进。

文章的第一部分首先阐明了张学良反对两岸分裂，希望中国和平统一的思想。1991年5月11日，张学良在纽约接受美国之音节目主持人采访时就谈到：“我个人衷心希望两岸双方能够和平统一起来，我非常反对中国分裂。当年我有权势在手，我就是赞成统一的，我很反对内战的，我非常希望能和平统一，这也是我最大的希望。” 同年6月4日，张学良在美国与昔日东北军旧部吕正操将军会面时也曾经表示：“大陆和台湾将来统一是必然的，两岸总不能这样长期下去，中国总有一天会统一，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文章的第二部分阐明了张学良反对武力统一，力主和平谈判的思想。张学良认为，“大陆的军事力量，迅速统一台湾绰绰有余”，但是武力统一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张学良认为海峡两岸的问题一定要以谈判的方式进行。1991年5月张学良在接受《世界日报》采访时，谈及过对国共两党谈判的看法。张学良坦率地表示：“赞成国民党和共产党坐下来谈。”两岸通过和平谈判求得中国统一，双方不再为对抗消耗大量资源，在稳定与安定的情势下，互相取长补短，共同谋求发展是张学良两岸观的重要主张之一。

文章的第三部分阐明了张学良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的重要思想。张学良始终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张学良指出：“台湾有一小部分人想要‘独立’，这是办不到的事。”对民进党鼓吹“台湾独立”的现实，张学良一针见血地指出：“民进党真是糊涂，台湾根本没有独立的条件，如果真要独立，我可以说，共产党一定动武。”表示出对中共方面不放弃使用武力的理解。

文章的第四部分阐明了张学良主张两岸共同发展，加强经济文化交流的思想。1991年张学良在美国对吕正操讲过：“台湾这些年的经济有很大发展，我一向主张发展海峡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平统一国家，共同振兴中华。”“我的看法，就是默契，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也不谈这些，保持不敌对就是了”。“当然做个中国人，对台湾、对大陆我都有期待，

所以我很不愿双方分裂，我希望看到双方以和平的方式竞争，看谁干得好，将来还不是统一吗？”

从张学良反对两岸分裂、希望中国和平统一，到张学良反对武力统一、力主和平谈判，从张学良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到张学良主张两岸共同发展、加强经济文化交流，应该说，作者不仅打破了传统的三段论模式，而且在逻辑上具有层层递进的作用。可见作者写这篇论文是下了很大功夫的。

三、这里，我想提两个建议：

一个是对论文作者的建议，如果将论文题目直接改为“张学良口述历史中的两岸统一观”，我认为可能更加主题明确、主旨明了。因为作者在论文最后已经讲得再清楚不过了：“纵观张学良的两岸统一观，他不是站在哪一党、哪一派的立场，而是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赵一荻曾写过《张学良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一文，她说：‘张学良是一个非常爱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的人。他诚实而认真，从不欺骗人，而且对他自己所做的事负责，绝不推诿。他并不爱哪一党，亦不爱哪一派，他所爱的就是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因为任何对国家有益的事，他都甘心情愿地牺牲自己去做。’从东北易帜、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到西安事变，直至迟暮晚年，张学良念念不忘，并一直在为统一大业奔走。追忆他的一生，张学良不仅是‘中国统一的象征’，更是两岸统一的一面旗帜，张学良的两岸统一观是其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闪光点。”

第二个是给会议组织者的建议，如果下次开会能提前一两天将作者论文交给点评嘉宾，这样更加有助于学术研讨会论文交流质量的提高，让我们每个参加学术研讨会的人能够得到更多的收获。

附：张学良口述历史中的两岸观

范丽红

被誉为“伟大爱国者”和“千古功臣”的张学良将军，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一生倡导国家和平统一，期盼民族振兴。这一思想不仅贯穿其政治生涯的始终，而且直到晚年依然矢志不渝。走出幽禁，重获自由后的张学良，仍然心系海峡两岸统一大业，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表达了对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期盼与坚决反对两岸分裂的政治主张，其坚定的信念和深炯的思想内涵，让我们领略到了一位政治家的深沉思想和爱国情怀，为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树立了一面旗帜。深入研究张学良的两岸观，对于解决和探索当今海峡两岸关系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反对两岸分裂，希望中国和平统一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民族，千百年来国家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在历史上，中华民族屡遭分裂之患，反对分裂倡导祖国统一便成为中华民族的基本诉求和卓越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体现。作为20世纪杰出爱国典范的张学良，一生致力于祖国的和平统一。重获自由后，张学良的海峡两岸的分裂状况尤为关切，他时刻关注海峡两岸的统一大业，期盼两岸结束分裂，走向统一。1991年5月11日，张学良在纽约接受美国之音节目主持人采访时就谈到：“我个人衷心希望两岸双方能够和平统一起来，我非常反对中国分裂。当年我有权势在手，我就是赞成统一的，我很反对内战的，我非常希望能和平统

一，这也是我最大的希望。”[1]

他常说：“我始终不变的志愿是维持和平，促进统一。”“拥护国家统一，可以说是我生平一贯的主张。”[2] 早在青年时期，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家庭背景，张学良未及弱冠之年即投身军旅，在东征西讨的军阀混战中，对内战频仍、国势衰微、外敌欺侮以及人民疾苦有着切身的体会，残酷的社会现实激发出他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忱，他坚决反对内战、反对分裂，竭力主张“息内争”、“御外侮”，他把爱国主义与民族独立、祖国统一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毕生矢志不渝的就是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争取民族独立”。

张学良认为，国家当然要统一，“只有统一了，中华民族才能振兴”。“现在这个中国没有统一，那咱们中国就永远这样”。在张学良的思想主张中，民族振兴的核心之一就是完成国家统一，也就是两岸的统一。他曾经在早年的论述中讲过：“和平统一为切要之图。”“只有国家统一，才有希望转弱为强，否则豆剖瓜分的局面终难幸免。”他还站在发展国力的高度，论述了和平统一的重要性：“和平为实施建设之基础，建设为发展国力之前提。”[3] 在张学良看来，结束海峡两岸的分裂局面，实现中国统一，关系中国未来的发展，在统一的基础上，两岸携手并进，形成合力共同发展，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平统一，有利于台湾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全中国的振兴和富强。

张学良强烈地认为，两岸统一是重要的历史潮流和时代发展的趋势，任何人也阻挡不住。1991年6月4日，张学良在美国与昔日东北军旧部吕正操将军会面时就曾经表示：“大陆和台湾将来统一是必然的，两岸总不能这样长期下去，中国总有一天会统一，这只是个时间问题。”[4] 1992年9月10日，张学良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的采访时同样表示，“国家当然要统一”，“我看时机到了就一定会统一”[5]。张学良引用中国古话“天心自有民心，天听自有民听”来分析海峡两岸未来发展的走向他坚信台湾问题不可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中国的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张学良曾在台北家中对来访的美国华语广播电台记者说：“大陆和台湾统一是最重要的大事。台湾没有独立的条件，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这是最重要的一条。”

张学良的两岸观是积极的，充满自信的。在谈到两岸关系时，张学良感觉首先就是要把敌意取消了，他认为这是最要紧的。尽管他认为两岸关系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问题很多，也很复杂”，但也表示非常乐观，张学良认为，大陆和台湾之间不存在战争的危险。作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奠基人，张学良对第三次国共合作充满期待，他说：“我祝这个成功就是了。”在坚持统一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张学良的立场异常执着和坚定，他的这种主张是顺应两岸人民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历史潮流的，张学良的两岸和平统一思想是他爱国主义思想的升华，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鲜明时代特征。

二、反对武力统一，力主和平谈判

自古以来，国家的统一有两种方式，和平手段与非和平手段。在张学良的两岸观中，他反对武力统一，力主两岸通过和平谈判实行统一。他认为：“武力冲突是最不好的，最好是中国人不伤害中国人。”[6]

在谈到台湾统一的问题时，张学良多次谈到内战问题。张学良从年轻时参与军阀混战的经历中得出结论，内战的后果必然是：“民生憔悴，国势阽危。”他说：“我自22岁领兵打仗，一直打内战，所以我对内战厌恶到头了。”“打了和，和了又打，到底为什么？打仗为打胜，双方不知牺牲多少有用的青年。”[7] 自己同胞互相残杀，又必将造成“满目疮痍，民生凋敝，大伤国家元气”[8]。正是这些积累的体会和感受，才使他对战争特别是内战深恶痛绝，深切体验和思考过战争所造成危害的张学良，力主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反对使用武力。

关于和平统一问题张学良是有理性分析的。他认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好比一个事物的两

个方面，于大陆、于台湾都有好处。张学良认为，“大陆的军事力量，迅速统一台湾绰绰有余”，但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在张学良的思想意识中，两岸都是中国人，兵戎相见，骨肉相残，是极其不幸的。他说：“台湾这么小，大陆那么大，大陆的军队真的打过来了，台湾肯定顶不住，可是一场苦战，双方互有伤亡，都是中国人，真是冤枉。”如同当年他厌恶内战一样，由两岸统一问题而引发“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局面是他最不愿看到的事情。

其二他认为“台湾经济力量不小，要把它毁灭了是很可惜的”，两败俱伤后实现统一，于大陆、台湾都不利，于中华民族更不利。张学良站在经济发展的角度，反对对经济的破坏，他认为“台湾的经济，就是国家的资本······是中国国家的资本，经济不说是光是台湾的，也是中国人民的，你不能破坏它，你破坏它就是把中国的整个人民的问题破坏了”。他坚信“大陆方面也不愿意摧毁台湾的经济”。在他看来，两岸只有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统一后，两岸人民可以在共享太平的前提下，共享台湾经济发展的成果。

张学良认为海峡两岸的问题一定要以谈判的方式进行。1991年5月张学良在接受《世界日报》采访时，谈及过对国共两党谈判的看法。张学良坦率地表示：“赞成国民党和共产党坐下来谈。”此后，张学良还以国民党前辈的口吻对当时的台湾当权者进言称，“不要怕和共产党谈判”，谈判一定要拿出诚意，“我从19岁就玩谈谈和和的政治游戏，没有诚意能谈什么呢?”[9]

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张学良在这方面的确是有切实经验可引。因为当年的西安事变就是通过和平谈判而解决的。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力排众议，诚意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南京代表宋氏兄妹前往西安，举行三方会谈，最终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从而避免了一场新的内战危险，为全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接触、了解、沟通，使对立向统一转化，这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给历史留下的一份宝贵遗产”[10]。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成功经验使张学良坚信：海峡两岸的问题是一定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的。毕竟从民族主义角度来看，两岸同属中国，同为中国人，在这个基础上，没有什么不能谈。为结束敌对状态，实现和平统一，两岸应尽早接触谈判。他认为只有通过谈判，才能消除双方的“敌意”。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只要两岸坐下来谈，总能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

两岸通过和平谈判求得中国统一，双方不再为对抗消耗大量资源，在稳定与安定的情势下，互相取长补短，共同谋求发展是张学良两岸观的重要主张之一。

三、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

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是张学良两岸统一观的基本思想内涵和核心价值观。 张学良始终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世纪60年代，幽居台湾的张学良在参观延平郡王祠时，就曾挥毫写下“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的诗句，抒发了对当年郑成功打败荷兰入侵者，将台湾纳入中国版图的高度赞扬。晚年的张学良不止一次地公开表示，台湾也是中国。张学良指出：“台湾有一小部分人想要‘独立’，这是办不到的事。”他说，“我到台湾来没有想到其他事情，台湾也是我的家乡”，“大家不要说‘台湾人’”。在他看来，无论是台湾人还是大陆人，永远都是血脉相连的中国人。国共之争只不过是谁代表中国的正统之争，远未触及民族之根、国家之脉。而“台独”则不同，它将切断台湾与中国历史的根脉，是对中华民族的最大威胁与危害。张学良坚信“台独”没有出路，两岸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台独”作为割裂两岸关系的一支重要分离势力，由来已久。李登辉上台后，“台独”势力在台湾得到了恶性发展，严重地威胁了两岸的统一。对于当时的李登辉，张学良尽管还没有认清他“台独”的本来面目，但还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台湾是不可能独立的。他从历史

和政治两方面的原因论述台湾没有独立的条件，指出，“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这是最主要的一条。一个地方变成一个独立地区，要考虑政治、历史等诸多的因素和条件，离开历史讲独立总是不行的。大陆东北地大物博，有人讲过独立，最终独立不成。台湾比起东北来，相差太多了”[11]，对“台独”的可能性给予坚决的否定。

张学良也曾公开批评“台独”分子没有国家观念，认为“台独”分子企图裹胁台湾人民分裂国家和民族的目的是不能得逞的。“那个时候是中国，现在只能说台湾，现在是区区的一个台湾，那时候是整个中国。跟现在是天渊之别了，不能比了，没法比，那个时候中央政府统治整个中国呀，虽然统治不了，各省市等于半独立的状态，但是还是整个的中国。今天这个台湾小小的一点，没法比。台湾有一部分人想独立，这是不可能的事”。尽管在台湾居住50多年，张学良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他始终站在一个中国的立场上思考海峡两岸问题。他的上述观点是对“台独”分子“台湾中国，一边一国”谬论最有力的否定和批判。

张学良不仅对“台独”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而且对叫嚣“台独”最凶的台湾民进党以及民进党人所提出的“台湾共和国”的党纲公开予以批驳。他说，“对民进党我一点也不怕”，“民进党不得民心，它不管怎么组织‘台独’，它的党纲人家都不承认，自作多情那是不行的”。对民进党鼓吹“台湾独立”的现实，张学良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民进党真是糊涂，台湾根本没有独立的条件，如果真要独立，我可以说，共产党一定动武。”[12] 表示出对中共方面不放弃使用武力的理解。可以说，在对待民进党的问题上，张学良一改其在谈论其他政治敏感问题时常有的隐晦，公开予以批驳，体现出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

晚年的张学良不仅对民进党等“台独”势力不满，对台湾的政治同样颇有微词。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中曾经讲到：“我也不是什么国民党、共产党，也不是民进党，现在都骂人家共产党，可是你也看看，他都做的什么，你做的什么。研究研究你都做了些什么事······我这个人是这样子，你先别说人家怎么样，你先看看你怎样，立法院也好，哪个也好，天天吵。可是你个人干什么了？你是要钱，要地位。中国现在新话什么，‘秀’，就干这些事。”张学良认为台湾政坛很多当权者，不是以国家民族为重，而是假惺惺地作秀，对台湾的政治表现出十分的反感和无奈。他甚至这样说：“感谢上帝，我是老了，我是不安定的，像这种情形，我受不了的。”

张学良幽居台湾50多年，早已远离政坛的纷争，“不愿谈论政治敏感问题”的他仍然从爱国统一思想出发，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坚持一个中国，反对民进党以及“台独”势力的政治观点。

四、主张两岸共同发展，加强经济文化交流

张学良自由后，两岸关系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一方面，海峡两岸交流得到飞速发展。由于蒋经国晚年推行“政治革新”，在其影响下台湾解除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令”，逐步放宽了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限制，随后又在一定范围内逐步开放两岸经贸往来。两岸交往进一步加强，不仅交流领域扩大到经济、文化、体育等各个方面，而且双方的交流也从民间交流，发展到海峡两岸官方机构之间一定范围内的协商和谈判。1991年2月，台湾当局公布所谓“国家统一纲领”，表达赞成“开放两岸直接三通”、“推动两岸高层人士互访”的观点。祖国大陆也先后出台一系列促进海峡两岸交流与交往的措施。另一方面，“台独”分裂势力活动日益猖獗，严重阻碍了海峡两岸的和平发展进程，也为两岸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面对如此复杂的两岸关系，张学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一时不能统一的问题，一个是旗帜的问题，挂谁的旗？我们要挂青天白日旗，他们要挂他们的旗。那是中华人民共

篇四：蒋介石晚年与张学良谈西安事变

蒋介石晚年与张学良谈西安事变

1949年初，蒋介石受桂系逼迫下野，另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与中共开展和谈。李氏欲向外界展示其和平“诚意”，以求在和谈中获取舆论支持，故拟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等政治犯，但此举却未获成功。台湾国史馆编纂之陈诚档案，披露了张未能被释放的前因后果。

先是，1月24日，李宗仁以电报及亲笔信，指饬参谋总长顾祝同释放张、杨。顾将此事推给陈诚、张群。李遂再电陈诚，声称：“为表示政府对和平之诚意，促成和谈，顷已决定释放政治犯。张汉卿兄(学良)现在台省，希就近转知监视人员，先恢复自由，仁并拟约其来京一晤……日内派机来接……”①

25日，陈诚致电蒋介石，询问蒋的意见。除告知李宗仁电报内容外，陈诚并表达个人意见，认为张学良可以释放：“职以为汉卿之于今日，释之无关重要，久羁适足为累，但惜处置较迟耳。为此，似可听其释放。如何仍乞电示。”②

27日，蒋介石回电，指示道：“如有命令到台省释放张学良，似可暂不置复。否则可以并不知张学良何在，以此事省府向不过问之意复之。”③

奉蒋介石指示，2月7日，陈诚复电李宗仁，表示此事“与省府无关”，自己没有办法：“(程)思远兄来台，……关于解除张汉卿先生(学良)监视一事，承思远兄转示，完全为一种和平姿态，自应……遵照办理。惟……此案过去既非警部承办，更与省府无关，经饬查后，似系由中央直接管理，其经过情形，业已在此面告思远兄。”④

所谓“业已在此面告思远兄”，指的是陈诚曾告诉程思远，张学良现在处于蒋介石亲信俞济时和毛人凤的控制之下，“蒋先生的事你是了解的，象囚禁张学良这类事件，他从来不要别人过问。”⑤

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左二)、宋美龄(左三)、张学良(左五)、杨虎城(左六)等合影

此番李宗仁释放张学良失败，显示在国共鼎革之际，蒋介石对张的坚决不原谅。1958年11月23日，蒋介石召见张学良，谈话中透露了此种不原谅的根源。据张氏日记记载，蒋、张会谈内容如下：

“下午两点，老刘通知我，五点总统在大溪召见。三点一刻，蒋经国派其座车来接，我同刘同乘，约四点三刻抵大溪。先在一空军上校家中候等，约十来分钟，总统已到，蒋经国同老刘来会，同至总统行辕。我将到客厅，老先生亲自出来，相见之下，不觉得泪从眼出。敬礼之后，老先生让我进入小书斋。我说：总统你老了！总统也说：你头秃了。老先生的眼圈也湿润了。相对小为沉默，此情此景，非笔墨所能形容。我恭问总统：身体安好，精神饮食如何？总统答曰：都好。总统问我：眼病好些否？余详答眼病近情。又问我：近来读些什么书？我答：两三月来因眼疾，未能看书。自从到高雄以后，我专看《论语》，我很喜欢梁任公的东西，近来看了些梁氏著述。总统说：好！好！看《论语》是好的，梁氏文学很好，希望你好好读些书……我问总统，我应该看些什么书？总统说，《大学》和《阳明传习录》很好。总统说，西安事变，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⑥

黄绍竑曾回忆，蒋自西安返回南京后，“自我反省”称：此次事变是他的威德不能感化人，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是最难感化的。蒋建议张读《大学》和《阳明传习录》，实际上即怀有此种以养德之学术，感化“家庭出身不好”(土匪)的张学良的心思。张实际上很明白，晚年口述回忆中，曾明言：“蒋先生讨厌我极了”。⑦

1937年1月4日，国民政府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明令特赦张学良，交军委会严加管束

注释：

①②《电呈可否释放张学良》，1949年1月25日，收录于《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台)国史馆编纂。③《手谕释放张学良命令似可暂不置复》，1949年1月27日。收录于《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台)国史馆编纂。④《电复李宗仁监视张学良似由中央直接管理与省府无关》，1949年2月7日。收录于《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台)国史馆编纂。⑤张友坤等/编著：《张学良年谱》，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P1056。⑥《张学良日记》，1958年11月23日。⑦(台)林博文：《少帅痛贬蒋介石——张学良口述历史正式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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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五：历史评论——蒋介石晚年与张学良谈西安事变

蒋介石晚年与张学良谈西安事变

1949年初，蒋介石受桂系逼迫下野，另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与中共开展和谈。李氏欲向外界展示其和平“诚意”，以求在和谈中获取舆论支持，故拟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等政治犯，但此举却未获成功。台湾国史馆编纂之陈诚档案，披露了张未能被释放的前因后果。

先是，1月24日，李宗仁以电报及亲笔信，指饬参谋总长顾祝同释放张、杨。顾将此事推给陈诚、张群。李遂再电陈诚，声称：“为表示政府对和平之诚意，促成和谈，顷已决定释放政治犯。张汉卿兄(学良)现在台省，希就近转知监视人员，先恢复自由，仁并拟约其来京一晤……日内派机来接……”① 25日，陈诚致电蒋介石，询问蒋的意见。除告知李宗仁电报内容外，陈诚并表达个人意见，认为张学良可以释放：“职以为汉卿之于今日，释之无关重要，久羁适足为累，但惜处置较迟耳。为此，似可听其释放。如何仍乞电示。”② 27日，蒋介石回电，指示道：“如有命令到台省释放张学良，似可暂不置复。否则可以并不知张学良何在，以此事省府向不过问之意复之。”③

奉蒋介石指示，2月7日，陈诚复电李宗仁，表示此事“与省府无关”，自己没有办法：“(程)思远兄来台，……关于解除张汉卿先生(学良)监视一事，承思远

兄转示，完全为一种和平姿态，自应……遵照办理。惟……此案过去既非警部承办，更与省府无关，经饬查后，似系由中央直接管理，其经过情形，业已在此面告思远兄。”④

所谓“业已在此面告思远兄”，指的是陈诚曾告诉程思远，张学良现在处于蒋介石亲信俞济时和毛人凤的控制之下，“蒋先生的事你是了解的，象囚禁张学良这类事件，他从来不要别人过问。”⑤

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左二)、宋美龄(左三)、张学良(左五)、杨虎城(左六)等合影

1958年，蒋介石召见张学良，慨叹西安事变“损失太大了”

此番李宗仁释放张学良失败，显示在国共鼎革之际，蒋介石对张的坚决不原谅。1958年11月23日，蒋介石召见张学良，谈话中透露了此种不原谅的根源。据张氏日记记载，蒋、张会谈内容如下：

“下午两点，老刘通知我，五点总统在大溪召见。三点一刻，蒋经国派其座车来接，我同刘同乘，约四点三刻抵大溪。先在一空军上校家中候等，约十来分钟，总统已到，蒋经国同老刘来会，同至总统行辕。我将到客厅，老先生亲自出来，相见之下，不觉得泪从眼出。敬礼之后，老先生让我进入小书斋。我说：总

统你老了！总统也说：你头秃了。老先生的眼圈也湿润了。相对小为沉默，此情此景，非笔墨所能形容。我恭问总统：身体安好，精神饮食如何？总统答曰：都好。总统问我：眼病好些否？余详答眼病近情。又问我：近来读些什么书？我答：两三月来因眼疾，未能看书。自从到高雄以后，我专看《论语》，我很喜欢梁任公的东西，近来看了些梁氏著述。总统说：好！好！看《论语》是好的，梁氏文学很好，希望你好好读些书……我问总统，我应该看些什么书？总统说，《大学》和《阳明传习录》很好。总统说，西安事变，对于国家(转 载于:wWw.SmHaIDA.cOM 海达 范文 网:张学良口述历史)损失太大了！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⑥

黄绍竑曾回忆，蒋自西安返回南京后，“自我反省”称：此次事变是他的威德不能感化人，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是最难感化的。蒋建议张读《大学》和《阳明传习录》，实际上即怀有此种以养德之学术，感化“家庭出身不好”(土匪)的张学良的心思。张实际上很明白，晚年口述回忆中，曾明言：“蒋先生讨厌我极了”。⑦

1937年1月4日，国民政府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明令特赦张学良，交军委会严加管束

注释：

①②《电呈可否释放张学良》，1949年1月25日，收录于《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台)国史馆编纂。③《手谕释放张学良命令似可暂不置复》，1949年1月27日。收录于《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台)国史馆编纂。④《电复李宗仁监视张学良似由中央直接管理与省府无关》，

1949年2月7日。收录于《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台)国史馆编纂。⑤张友坤等/编著：《张学良年谱》，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P1056。⑥《张学良日记》，1958年11月23日。⑦(台)林博文：《少帅痛贬蒋介石——张学良口述历史正式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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