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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热河日记》中的乾隆皇帝(文史知识)

《热河日记》中的乾隆皇帝

刘广铭

一、朴趾源与《热河日记》

《热河日记》是朝鲜李朝士人朴趾源出使清朝后留下的游记文学杰作。 朴趾源（1737－1805），字仲美，号燕岩，本贯朝鲜潘南，其家族以“冠冕大族”名重一时。父朴师愈，祖章简公朴弼均（1685－1760）。燕岩祖上既有著名学者，亦不乏卫国功臣，其八世祖文康公绍和六世祖忠翼公东亮向为国人所重。至燕岩出生之后，潘南朴氏已家道中落，加之燕岩幼年丧父，故而生计维艰。燕岩遂由祖父抚养长大，其祖章简公正直刚毅，曾因避党争之祸而归隐，英祖即位后，应英祖之请而出仕，此后虽三十余年高居朝廷要职，但清廉自守，不谋私利。潘南朴氏与朝鲜王室亦有渊源，燕岩叔祖乃孝宗驸马锦平尉，燕岩三从兄朴明源乃英祖驸马锦平尉。受祖父影响，朴趾源亦狷介孤高，不合俗流。

及长，燕岩并无多少财产，其全部家当，仅价值不及白银百两的田地一块，位于汉城的价值白银三十两之房屋一所。1752年，16岁的燕岩娶李辅天（1714－1777）之女为妻，并从任弘文馆校理的妻叔李亮天（1716－1755）学文。从此，燕岩在岳父和妻叔的指导下迈进了浩瀚精深的学术殿堂，其学问、思想受二人影响甚深。

燕岩18岁（1754年）作《广文者传》，20岁（1757年）作《闵翁传》，30岁（1767年）作《放璚阁外传》，皆名动当时。自20岁起，燕岩即准备科考，34岁时在两场监试中夺魁，其才情学问连国王英祖亦称赏有加。由于他文章特出，更兼英祖赏识，考官们已内定取他。但燕岩对当时党争激烈的政治现实和虚伪的两班社会深感失望和厌倦，遂决心放弃科举，布衣朴服，淡泊一生，故而没有参加会试。燕岩子宗采对其父之“不屑”科举事描述甚详：“时先君文章之名，已喧动一时，每有科试主试者，必欲援引。先君微知其意，或不赴，或赴而不呈卷。一日，在场屋，漫笔画古松老石，一世传笑其疏迂。然盖示其不屑之意者”。1朴趾源对朝鲜李朝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使他的文章充满深刻的批判意识，从

燕岩三十岁时与洪大容（1731－1783）交游，并开始接触西学。

1768年，燕岩迁至汉城白塔附近居住。时白塔周围尚有李德懋、李书九、青年时代起，朴趾源即以文学为武器，讽刺和批判日益堕落的世态人情。 徐常修、柳琴、柳得恭、朴齐家、李喜庆等寓此，遂相与交游，并逐渐形成以燕岩为中心的“北学派”。 1朴宗采：《过庭录》卷一，韩国，石枕社，1998，P281。

正祖即位后，权臣洪国容滥用权势，潘南朴氏因抵制其专横跋扈而受排挤，先后数人被罢职，朴趾源亦因讽刺洪国容之权势熏天而遭迫害，为避祸，燕岩被迫隐居于黄海道金川郡之燕岩峡，继续潜心学问，其涉猎之广，钻研之深，时人多不能及。1780年，洪国容失势被逐出京，燕岩方重返汉城。

1780年，44岁的朴趾源以进贺别使正使、三从兄朴明源子弟军官身份随团出使清朝。此次使行的副使为郑元始，书状官为赵鼎镇。使行之主要目的是为乾隆之七十寿辰祝寿。

使团一行5月25日出发，8月4日抵北京。8月4日至9月17日办理各种外交事宜。10月27日回至汉城。回到汉城后，朴趾源将此次燕行作了全景式记录，记录之初稿完成于1783年，后复经多次修订，最后定稿于19世纪20年代初，其时燕岩已殁。此记录，即为韩国游记文学的巅峰之作——《热河日记》。《热河日记》极富文学色彩，史料价值亦高，且充分表达了燕岩进步的北学思想，被韩国学界公推为朝鲜李朝文化的代表性著作。

《热河日记》凡二十六篇，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游记。举凡风景名胜、历史古迹、政治经济、社会习俗、文物制度、人情世态等悉为采录。并载有燕岩同清朝文人学者探讨经义考据、诗文书画、天文历法、金石曲律等笔谈记录。内容详赡，学问赅博，显示了朝鲜一代北学大师深湛的学术功底。

1786年，朴趾源出任缮工监监役，1789年任司仆寺主簿，1790年任义禁府都事、齐陵令，1791年任汉城府判官、安义县监，1797年迁沔川郡守，1800年拜襄阳府使。

1805年，燕岩因病辞世，葬于长湍松西面大世岘，享年68岁。有《燕岩集》传世。

二、《热河日记》中的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1736－1796），禅位后又当了三年太上皇，掌握最高权力达六十四年之久，将近清王朝的四分之一，是中国封建社会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励精图治，锐意进取，上承先祖余绪，仰仗全盛国力，与父、祖共同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康雍乾盛世”，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封建帝王。但由于时代、阶级的局限，他也实行了许多错误、反动的政策，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纵看乾隆，他还不失为一位好皇帝，但若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横看乾隆，那么他不过是一位保守落伍的封建帝王。乾隆秉政之时，朝鲜李朝正值英祖、正祖执政，因此，英、正两朝的燕行录里留下了大量的关于清帝乾隆的记录，燕行录的代表性著作《热河日记》自然也不例外。那么，朝鲜人是如何描述乾隆的，朝鲜人为什么如此描述乾隆，乾隆形象较传统的满洲族统治者

形象而言，有哪些继承和发展，我们将以燕岩之《热河日记》为中心文本给予回答。

燕岩在其《热河日记》里，对乾隆作了多角度的描述：

?其姓曰爱新觉罗，其种曰女真满洲部，其位则天子也，其号则皇帝也，其职则代天莅物也，其自称曰朕，万国尊之曰陛下，出言曰诏，发号曰敕，其冠曰红帽，其服曰马蹄袖，其传世维四，其建元曰乾隆?。2

?已而皇帝出自正门，而仍坐门中，砖上不设椅榻只设平床铺黄褥，左右侍卫皆衣黄，佩刀者不过三、四双，黄伞分立者只二双，肃然无哗。先令回子太子进前，未数语而退，次命使臣及三通事进前，皆进前长跪，长跪者，膝地也，非贴尻坐也。皇帝问国王平安，使臣谨对曰平安。皇帝又问有能满洲话者乎，上通事尹甲宗以满话对曰略解，皇帝顾视左右而喜笑。皇帝方面白晰而微带黄气，须髯半白，若六十岁，蔼然有春风和气?。3

?皇帝方以六岁皇女，约婚于（和）珅之幼子。皇帝春秋高，多躁怒，左右数被挞。而最爱此女，故帝方盛怒时，宫人辄抱臵幼女于帝前，帝为霁威怒云?。4

与燕岩同行的副使郑元始在以承旨入侍国王时，与正宗亦有这样一番对话： ?上曰：‘皇帝出行时，威仪何如？’元始曰：‘仪节太简率，自皇帝至从者，各控一骑，初无骖御之仪，只卫仗数十，相对前行，从官百余人拥后。而御马数双，无牵分队而行。皇帝面方体胖，小须髯，色渥赭。所着衣章，初无贵贱之表矣?。5

“理解是与其它文本相互比照，并在新的语境（我的语境、现代语境、未来语境）中重作思考。??理解的对话运动分为几个阶段：出发点是该文本，向后运动是过去语境，向前运动是对未来语境的预感（和开端）。

文本只是在与其它文本（语境）的相互关联中才有生命。只有在诸文本的这一接触点上，才能迸发出火花，它会烛照过去和未来，使该文本进入对话之中”。6

如果我们将燕岩对乾隆的描述置于历时与共时统一的文本网络之中，我们将能够更加充分地阐释燕岩笔下的满洲族帝王形象。因为，“任何一个文化文本都是与其他文化文本相互交涉的”。7也即是说，任何一个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镶嵌、组合和回响。而从“对话”的意义上说，燕岩对满洲族帝王形象的描述只是2

3朴趾源：《热河日记》（Ⅰ），“关内程史”， 韩国民族文化文库刊行会，1985，P604。 朴趾源：《热河日记》（Ⅰ），“太学留馆录”， 1985，P628。

4朴趾源：《热河日记》（Ⅰ），“太学留馆录”，1985，P629。

5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P4703。

6巴赫金著，白春仁等译：《文本 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P380。

7张进：《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P252。

朝鲜李朝关于满洲族帝王形象的无限的对话绵延中的一个短暂片断。

让我们将目光转向较燕岩略早三年（1777）出使的吏曹判书李岬之《燕行纪事》8从侧面为我们描述的乾隆皇帝：

（皇帝）?即命持入奏文，览后以为，朝鲜本来恪勤侯度，况且新王年纪虽少，奏文字画极为精细，此亦尊敬待朕之意。顷闻两次敕使言，新王容动周旋，有仪有节，一邦无忧，朕甚嘉之。今此奏文中谋逆者，想以权贵专恣之类，惮王英明，潜怀异图也。谋逆之恶，岂有大小国之别乎？朕今眼昏，未能细视，更为改书以入云矣?。9

?于是皇帝乘步辇以入，夫舆之由端门而入，辇舆军卒之服色如我国扈辇队，皆衣黄，插黄羽。黄凉伞一柄在前，礼官侍卫前引，王公驸马公卿作队乘马后跟而来，威仪整肃，不闻喧聒，只有马蹄声而已。鹵簿仪仗及煌煌角灯两行排立于午门之外，龙凤伞扇在前，其次各色幢幡旗臶，其次各项金银爪钺及铁枪大刀，其次棍棒。而金玉杖朝天镫鸾章金干玉戚之属数为九百云，而多不能尽记。仪仗军卒则身着红纹绣衣，头插黄羽。辇舆之制，天盖帷帐皆用黄色，外垂珠帘，帝座隐隐，未见其颜面，而近至两使，垂手跪坐，依例行三叩头，仍为退出?。10

李岬将乾隆描述成了一位对朝鲜友好的，“威仪整肃”的帝王形象。

再看以子弟军官使行清朝的炯庵李德懋之《入燕记》11为我们描述的乾隆皇帝：

戊戌年（1778年）五月：

?二十七日丙戌，大风，留馆。朝日，上副使还馆。以为平朝皇帝乘黄屋轿，威仪简率，执仪仗者皆羽笠，诸亲王亦乘轿而从之。二象驾大轿前后，若我国双轿而从焉。皇帝见上副使俯伏路旁，轿过，而犹回头熟视焉。面白皙，甚肥泽，无皱纹，须髯亦不甚白，发光闪烁云?。12 8英祖末年，围绕世孙（即后来之正祖）储位问题，朝臣分为“时派”与“僻派”两股政治势力，时派当时是拥立派。俟正祖即位（1776年），时派得势，僻派代表人物洪麟汉、郑厚谦被赐死。第二年，其余党亦纷纷被祸。1777年9月20日，朝廷起草了“讨逆奏文”，以河恩君李垙为冬至兼陈奏正使，吏曹判书李岬为副使，兼执义李在学为书状官前往北京送达。《燕行纪事》记录的即是此次燕行。其书凡两册，丁酉年（1777年）事为上册，戊戌年（1778年）事为下册，其成书年代已不可考，作者是否真的即为李岬亦无从考证，但从所书笔迹看，作者系一人当无疑。1962年，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影印出版《燕行录选集》，《燕行纪事》方得以面世。

9李岬：《燕行纪事》，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1989，P42。

10李岬：《燕行纪事》，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1989，P48。

11《入燕记》，著者李德懋。李德懋（1741－1793），字明叔、懋官，号炯庵、青庄馆、蝉橘堂、敬斋、亭严、寒棲幽人、鹤上村夫、端坐轩、注虫鱼斋、学草木堂、香草图、雅亭、东方一士等，乃定宗子茂林君善生后，曾任奎章阁检书官，广兴仓主簿，积城县监等小官，卒年53岁。李博涉经史，学贯古今，有洋洋71卷之《青庄馆全书》传世。正祖二年（乾隆43年，1778年），朝鲜以蔡济恭为谢恩兼陈奏正使，以郑一祥为副使，以沈念祖为书状官出使清朝，时炯庵以沈念祖随员随往。《入燕记》即为此次使行之记录。据《入燕记》，此次使行于1778年的4月12日渡江，5月15日抵北京。在北京逗留一个月后，于6月16日离京，闰6月14日渡江归国，7月1日返抵汉城。

12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六十七，《入燕记》下，民族文化促进会，1989，P99。

清史大家戴逸教授经详密考证后认定：“乾隆帝身材匀称，丰腴而略矮。身高约1.6公尺（据觐见他的英国使团人员说身高五呎二吋，约1.6公尺）。脸庞呈长方同字型，两腮稍削，皮肤白皙，微带红润，眼睛黑而明亮，炯炯有神，鼻稍下钩，体态文雅，外表平和。青年时代是一位英俊潇洒的翩翩佳公子，老年时代，则显示出尊严、和蔼和慈祥”。13

可以看出，朝鲜使臣关于乾隆的描述与戴逸教授的考证大体吻合，这说明朝鲜使臣对乾隆的描述基本上是客观的。至此，朝鲜人关于满洲族统治者的描述中，负面色彩虽然没有完全脱去，但自努尔哈赤始即笼罩在皇太极、顺治、康熙等满洲族统治者形象之上的“拔扈之气”至十八世纪下半叶的乾隆皇帝几乎已经不复存在了，“奴酋”、“汗”、“胡皇”等语汇在朝鲜人的文本中亦几近消失。乾隆虽因“春秋高”而“多躁怒”，但只要宫人抱置六岁爱女于其前，其“威怒”也就烟消云散了。这里的“躁怒”更多的是一位老人正常的生理心理反应，与朝鲜朝描述满洲族统治者之传统文本中的“拔扈之气”已相去甚远了。可以说朴趾源等燕行使者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蔼然有春风和气”的基本符合实际的“客观化”的乾隆形象。

正宗七年（乾隆48年，1783年）二月戊子，冬至兼谢恩正使、领议政郑存谦，副使洪良浩在燕驰启曰：

?……日出时，皇帝乘步辇，由水长阁出御幄次。臣等随诸臣祇迎，仍升幄内，就坐于王公之下。宴桌则预为排陈，覆以紬袱。皇帝御座后，以次开袱，设乐张戏，仍进酪茶一巡、酒一巡后，皇帝命朝鲜正使进前。礼部尚书引臣存谦至御榻上椅子前。盖御榻之制，设九级纳陛，上设御座。进前之时，皇帝先问使臣之解汉语与否，而通官则不得上陛。故礼部尚书即回身俯问于通官之在下者，对以未解。皇帝赐臣以御桌玉杯之酒，仍问曰：‘使臣能诗乎？’礼部尚书传语通官，通官传语于臣，故臣对曰：‘文词鲁莽，未能工诗矣’。皇帝顾礼部尚书多有酬酢，臣虽未谛解，而皇帝之和颜喜色，溢于观瞻?。14

正宗十四年（乾隆55年，1790年）三月丙午，正宗召见大臣阁臣及回还冬至副使赵宗铉：

?上以皇帝所书[福]字示诸臣。左议政蔡济恭曰：‘笔力极其雄豪，特念偏邦螽斯之庆，有此旷古殊异之举，交邻之间，犹以为感，况大国之于偏邦乎！’右议政金钟秀曰：‘此等恩数，往牒所无。缱绻之念，愈往愈挚。抑或天诱其衷，致使眷眷于我国矣’。上谓宗铉曰：‘今行屡被召接耶？’宗铉曰：‘臣等屡次被召，而正月十三日，皇帝召臣等近前，而顾语和珅，出一漆函曰：为尔国螽斯之13

14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P4。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P4715。

篇二：民俗

摘要：民族服饰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满族是历史悠久的民族,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为了适应自然环境和满足生产生活需要, 逐步创造了独具魅力的服饰文化，其独树一帜的特点对我国现代服饰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满族服饰，特点，发展，文化

满族是公元前16世纪初开始形成的一个民族,它的名称是在明代末年才出现的。我国的少数民族有55个之多，但是人口超过一千万的却仅有三个，其中就包括满族。虽然满族人民数量庞大，但是由于其人口在全国分布的十分广泛，所以致使满族的传统文化消失的也很快。服饰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组成的重要部分，满族及其先世的民族服饰文化元素影响着整个中华民族服饰文化。满族的服饰既继承了历史上汉族人民衣着的长处，又保留了其独有的民族特色，呈现出来的是民族服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的特点。目前，中式服装不但在我国国内流行，并且，在全世界也受到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士欢迎，对中国近代的服装设计影响巨大，其雅俗共赏的表现形式再加上富有民族特色的装饰元素逐渐的受到了服装设计师们的青睐。可以说，这是满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和世界服饰文化的一大贡献。满族服饰比较有传统特色，主要分四部分： 帽饰、服饰、鞋饰、佩饰，在此基础之上每一种又细分出很多种类来。其中最为世人所接受、对现代服饰影响最大的要属服饰里的旗袍、坎肩，以及鞋饰里的旗鞋了。

一、满族服饰的分类

满族服饰以其独特、浓郁的民族文化特点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服饰。在满族服饰之中蕴含着博大精深的文化特点，男女老少在着装上都有与之相匹配的专门服饰；此外，从头到脚，智慧的满族人也做出了各式各样的服饰供人佩戴。穿上满族服饰，便总会给人带来一种挺拔向上的视觉冲击力。下面介绍几种独特的满族服饰文化。

1.旗袍

旗袍是满族特有的一种服饰，在满语中称为“布介”，旗袍的特点是立领，右大襟，紧腰身，下摆开衩，有扣绊，窄袖。这种衣服样式适合满族骑射狩猎的生活习俗。男性旗袍的裁剪简单，前后襟宽大，而袖子较窄，四片裁制，衣衩较长，便于上马下马；窄窄的袖子，便于射箭。由于袖子口附有马蹄状的护袖，又称马蹄袖。在满族人逐渐脱离骑射生涯后，马蹄袖已成装饰，而放下马蹄袖仍然是满族人对长者、尊者致敬的礼仪。女性旗袍的装饰性比男性旗袍更强。领子、前襟和袖口都有绣花装饰。随着时代的变迁，男旗袍已渐弃不用，女旗袍也不断演变，旗袍式样的变化也很大，四片裁制也改为两片裁制，能很好表现妇女的 身段和曲线。

2.鞋

满族鞋样式较多，旗式坤鞋就分数种。有平底鞋、马蹄底鞋、花盆底鞋等。平底鞋：前端着地处稍削，便于行走，鞋面为布、缎，彩绣花卉图案；马蹄底鞋：妇女高底鞋，鞋底中部以木为之，前平后圆，上细下宽，因其外形及落地印痕皆似马蹄，而得名；花盆底鞋：妇女高底鞋，鞋底中部以木为之，上敞下敛，成倒梯形似花盆。“马蹄鞋”“花盆鞋”亦称旗鞋。妇女盛饰时多穿用，走起路来袅袅婷婷，轻盈娴雅。男式鞋子有“多脸鞋”及“千层底鞋”。多脸鞋：用布或缎子制成，以双道皮条缝于鞋脸之上，鞋尖突出于鞋底之外，侧面形似小船；千层底鞋：满族男女家居穿着，将布头或旧布裱成袼褙，多层合在一起，以麻线纳鞋底，因层多而得名。这种鞋不仅轻便自如，吸汗弹力强，还可以养治脚病。

3.发式

清代满族成年男子把前颅头发全部剃去,只留颅顶后头发，编结成辫，垂于脑后，主要是便于山林中骑射。满族人认为发辫是真魂栖息之所，视为生命之本，在战场上阵亡的八旗将士，必将发辫带回故里，隆重埋葬，称“捎小辫”。满族人的发式是继承了金代女真人之习俗。男子发式是“半剃半留式”，这与满族先民女真人的“辫发垂肩，留脑后发”有一定承袭关系。满族妇女“辫发盘髻”的习俗，也是来自女真遗风。满族妇女在成年前，只梳一根单辫垂于脑后，辫梢上缠一红头绳，前额剪成“刘海”，并常以金银、珠宝制成别致珠坠角，系于辫梢 上，随辫摆动，以示美观。满族已婚妇女必须绾发盘髻，中间横插一根银制的扁方，称“高粱头”。其中最典型的是梳“两把头”，将头发束在头顶，编成“燕尾式”，长头发在后脖颈上，并戴上扇型发冠，这种发型称“旗头”“京头”。

4、帽子

满族入关以前，为了御寒，男女老少有戴帽子的习惯，满族人喜欢戴缨帽，便于驰骋山林，盘弓射箭，这种缨帽具有寒暖异制的特点，冬天戴皮帽，春秋戴暖帽，有檐、 毡帽耳上缝有各种皮毛做的耳扇，以御风寒。夏天戴草编凉帽，也叫草帽，无檐。在入关以后，此俗也未改变，寒暖也有异制。同时帽子的种类有了明显增加，针对官帽的变化方面来看，出现了一种既能区分官员品级又能起装饰作用的帽饰—— —官顶，即顶戴花翎。顶戴，俗称 “顶子” ，是指那些大小官员，即凡有官爵者，所戴官顶上镶嵌的各色宝石而言的。 而花翎，则是附戴在冠上的一种 “羽饰”。 按规定，不是凡有顶子的官员，都能戴花翎。因为花翎并不完全标志品级，它有些荣宠的意思。顶戴花翎，在当时虽为官阶的象征，代表着等级的差别，但也是一种时髦和装饰，官顶用不同颜色的宝石及金属镶嵌而成，很有吸引力，这就增加了满服的审美价值。由此可见，满族入关以后的服饰开始着重于审美化。

5、马褂

马褂，是由于经常在马上穿用而得名，它始于明朝这个时期，为对襟式，限制较严，只有骑士才能穿着，在清朝开始流行起来，所以它是一种很有满族特色的外褂。满族是骑射民族，常年生活在马背上，穿马褂对他们极为合适，这对入关前的满族更是极为重要的，满族生活的地区寒冷，并且常年以狩猎为生，而这 种马褂较外褂的身、 袖短，长仅及于脐部，为了活动方便，大多在下摆开衩，并且有单有夹，冬季可以做皮、 棉、 套在长袍之外，既不妨碍骑射，又可以御寒。也由于这种优势，所以在满族入关之初直到顺治、 康熙两朝，因为马褂马褂最初是在骑射时穿的，所以也还只限于八旗士兵穿用，但到了康熙以后，骑射之风已渐渐衰落下去，但是这种标榜骑射的马褂却走上了一个发展的趋势。一些八旗的纨绔子弟为了装点门面，表示武勇，按照各自的条件，做成各种面料的单、 夹、 皮、 棉、 四季都穿，结果穿的人也越来越多，至雍正以后，在一般的士庶人也都穿开了。在以后，由于清帝提倡了骑射，经常以马褂赏赐臣下，使其竟成为一种礼服，皇帝赏赐黄马褂也成为极高的荣誉。

二、满族服饰文化的特色

服饰作为满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民族的生活环境、生产方式等有着密不可分的练习，并呈现出了浓郁的民族风俗习惯、民族特点和性格等，这也是满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生活积淀的体现。首先，满族的服饰文化有着鲜明的历史特点。满族服饰承袭了女真族的服装、发式习俗，女真族的男子是剃发编辫，满族男子亦是辫发垂肩。女真族因为生活在较为寒冷的地区，且善骑射、好渔猎，因此常常将狩猎到的动物皮毛作为主要的衣服面料，而满族也继承了这一着装习

惯，比较喜欢皮衣，只是满族有着自己的习俗，禁用狗皮。其次，满族服饰有着非常突出的地方性特点。因为满族生活在比较寒冷的地区，因此，本族人民不论男女老少，出门时都有戴帽的习惯，这与汉族男子“二十始冠”及束发绾髻，扎系布帻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此外，满族人的一年四季都带帽子，并且有“寒暖异制”的区别，即冬天的时候戴皮帽，夏天戴凉帽，且帽子上会有“红缨”做点缀，凸显其装饰性，而春秋季节戴暖帽。满族人所穿的鞋子就更具有地方特点了，比如人们冬天穿靰鞡鞋，只有东北才有这种原材料。当初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永陵镇)时期，努尔哈赤就是“足蹬鹿皮靰鞡”再次，满族服饰具有便于骑射狩猎的特点。对于一个以骑射狩猎为主的民族来说，利落、简便的装束是其主要特点，这样可以有助于人们在马上驰骋，轻装上阵，猎取食物。例如，满族男人的裤子下幅有前后左右四处开衩，明显是为骑马方便。还有满族袍子上的“箭油”，就是接在袍子袖口的一个长约半尺的半圆形袖头，因其形似“马蹄”而被称为“马蹄袖”，马蹄袖的形成来源于长期的狩猎生活。再如，满族男人所穿的长袍一般腰间有束带,既可以抵御寒风直接灌入又可以将干粮和其它的生活用品放入怀中,给出门行猎带来便利。袍子四面开叉到膝盖，这可以防止骑马时裹住双脚，同时便于上下，非常适合狩猎。冬季往往穿的是一种套裤，样式奇特，只有裤筒却没有裤裆，两个裤脚单独的分开，因为这样便于骑马，所以被一直沿袭下来。此外，满族人的装饰物也与人们的骑射狩猎生活有着紧密的关系。比如，满族人出门时经常会在腰带上别上小刀、各种小口袋，甚至手帕等，其实这些物品不只是装饰物，它们更重要的功能是猎人出门打猎所用的必需品。满族男子狩猎，为了猎到更多的猎物，往往会进入到大山深处，需要几天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回来，当它们猎到野味时，就需要用火镰点篝火，烤熟野味当做食物，当猎物烤熟后，就需要用小刀切割食物。此外，我们在清宫戏中经常看到满族男子佩戴荷包，其实荷包最初的功用是食袋，即在其中装入食物供猎人打猎时充饥，后来，食袋逐渐变小，并演变成了一种佩戴的饰品。

三、满族服饰习俗中的文化内涵

满族服饰是满族文化的一种特殊载体。它的形成、变化和发展 , (转载于:www.Zw2.cN 爱 作 文 网)不仅取决于满族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及其相应的生产方式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 而且还取决于诸如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人文环境因素的积淀与刻画 , 蕴藏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 只有对此予以剖析 , 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满族传统服饰习俗 , 把握它世代传承发展的历史规律。

(一) 满族服饰与审美情趣

审美价值是服饰追求的基本功能之一。如果说地理环境、生产方式是各民族服饰形成和发展的客观条件 , 那么审美心理则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主观因素 , 是在客观必然和主观需要基础上的一种主观能动的反映与创造。满族传统服饰一向以各异的样式、精美的工艺、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独特的风韵矗立于中国少数民族服饰之林 , 其间所表现出的满族审美意识是极其独特的。以自然为美。以大自然中鲜艳的花朵来装扮自己是满族妇女的一种喜好。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多处描述了当地不同年龄、不同地位的女子的插花习俗。有的年纪“五旬以上”, 犹“满髻插花、金钗宝 ”, “年近七旬 , 满头插花”, 即便是“颠发尽秃、光赭如匏”的迎亲妆婆、乳媪 , 虽“寸髻北指 , 犹满插花朵” 。而插的多是水灵艳丽的花朵 , 生气盎然 , 这恰如高尔基所言: 人“无论在什么地方 , 总是希望把美带到他的生活中去” 。“天足”指满族妇女不裹足 , 尚大脚。 《建州闻见录》记载:“(建州) 女人之执鞭驰马 , 不异于男。 ” 在生产生活中承担重要责任的

满族女子并不追求“三寸金莲”的畸形美 , 而是崇尚“天足”的自然美、健康美 , “夏日妇女跣足 , 或划袜行 , 然野花满髻 , 无老少分 , 故有‘修头不修脚’之谚”。满族入关后 , 清廷三令五申严禁旗妇缠足 , 而且希望汉族女子放足 , 并为此几下放足令 , 但汉族封建传统观念的顽固性又使得放足令屡禁屡弛 , 由此形成有清一代满族天足与汉族缠足的鲜明对比。在一些满族民歌中还对汉族妇女缠足进行了戏谑。如《比小脚》 :“小脚登 , 上山峰 , 跌了一个倒栽葱。鼻尖摔通红 , 眼眶磕曲青。 ”并且毫不掩饰地声称“:民装 (指汉族妇女裹小脚) 哪有天足好。

(二) 满族服饰与宗教信仰

满族先世自远古以来就信奉以万物有灵论为思想基础的原始宗教 — — — 萨满教 , 因此在满族服饰中不仅凝聚着满族人民的独特审美情趣 , 而且积淀着他们传承久远的宗教观念。满族妇女常见的一种发式是绾髻于头顶部 ,这就与萨满教观念有关。因为萨满教认为发辫是灵魂栖息的地方 , 应该尽可能地靠近天穹。重视耳饰是满族服饰习俗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三朝北盟会编》载女真人“男子辫发垂后 ,耳垂金银” 。可见早期女真男子与女子一样 , 也是耳挂金银佩饰的。清以来 , 一般男子逐渐不戴耳环 , 但某些地区的满族 , 为了男孩好养 , 童年时也扎上耳孔 , 带一个铜圈 , 到成年时方摘掉 ,这是女真男子戴耳环的遗风。满族妇女一直盛行戴耳环 , 且一耳三钳。戴耳环的习俗也与萨满教观念有关。萨满教认为人有三魂 , 即命魂、真魂和游魂 , 其中游魂是最为活跃的 , 可以脱离人体而活动 , 而耳环则能卫护游魂 , 以保证人的神安志名 , 所以满族先民视耳环为平安避邪的灵物。

(三) 满族服饰的符号意义

大千世界 , 符号现象无处不在 , 全部人类活动可以说是由符号的使用或运行所构成的。满族服饰也是一个由种种符号组成的符号系统 , 它在非语言交往过程中不断传递着各类信息 , 发挥着无声语言的独特功用。首先 , 满族传统服饰就整体而言 , 就是一个自别于其他民族的大的符号系统。这种表征民族文化个性的符号系统一经形成并为人们所了解后 , 就可以脱离其原有的地域环境而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发生作用。由此就不难理解 , 八旗官兵携带家眷往赴全国各地驻防后 , 虽与当地汉族人民杂居相处 ,“渐染汉习”, 但只要身着旗装 , 其 民族身份就能被准确指认。甚至在有清一代 , 仅凭某一个小的符号系统所传递的信息 , 也能对汉、满人民进行准确地辨认。。朴趾源在 18 世纪随“入燕使节团”到中国考察时说: 看一个妇女是旗人 (满族人) 还是民家 (汉族人) , 只要看她着靴子还是穿弓鞋。旗人必穿靴子 , 而穿弓鞋者必不是旗人。由此 , 朴趾源仅从靴鞋的穿着上 , 就将满汉妇女区别开来。其次 , 就满族内部而言 , 服饰作为符号又是辨别个体性别、年龄、婚否等的标志。在满族中 , 服饰作为性别的符号 , 男装女装有显著的标识。虽然满族男女都喜着袍服、马褂、坎肩等民族传统服饰且种类繁多 , 但女服边口的精美纹饰、艳丽的色彩以及满族女子纷繁典雅的发式与头饰仍然是显而易见的。满族服饰还有标识年龄的作用。处于不同年龄段 , 其服饰尤其是女子服饰有明显的差别。如年轻满族女子 , 其旗袍之色 彩 , 多选“水红色”及“雪青色”两种 , 颜色雅致清新; 新结婚的妇女则多穿大红洋皱旗袍 , 色彩艳丽; 至于老年妇女大都穿蓝青色旗袍。反映一个满族女子婚否的符号则在其发式上 , “处女髻发中分 , 绾上 , 以此为辨貌”已婚女子 的发式则是“绾髻”, 并且满族未婚姑娘的额前通常还留出一排“齐眉穗”, 而已婚妇女在梳头是时则要将额前头发尽量往后梳 , 以露出绞过的“方鬓角”(以

前妇女结婚时要将额前的头发及汗毛拔掉 , 形成方鬓 , 俗称“开脸” ) 。再次 , 满族服饰还有标识人的社会地位、阶级和阶层的符号意义。正如汉代的贾谊在《服 疑》一文中所言: “是以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 ,望其章而知其势位。 ”满族先民本无服饰上的等级划分 , 至女真时 , “虽至下贱 , 亦有衣龙蟒之绣者”。但后来满族统治者为了维护皇权 , 加强统治 , 在尊卑有序的封建等级观念影响下逐渐产生服饰禁制 , 并使之成为御用的政治工具。

2 1世纪，中国文化必将成为整个东方文化的主流，而我国的服饰深受满族服饰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满族的服饰文化对于我国服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受到我国人民的接受及喜爱，甚至对西方的现代服饰也有所影响，成为世界服饰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一定要大力弘扬我国满族流传已久的服饰文化，把中国的民族服饰文化发扬光大，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参考文献：1 王泽行，满族服饰演变过程探析，艺术论坛，2013年02月04日

2 刘明新，解读满族服饰习俗的文化内涵，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第33卷

3 谢佳忆，浅谈满族服饰的文化特点，青年文学家·艺术鉴赏，2014年9月5日

4 孙艺嘉，探析满族服饰的分类和特色，大众文艺，2014年5月

5 余梓东，论满族服饰的特点及其对中华民族服饰发展的贡献，满族研究，2007 年第3 期

篇三：朝鲜使者的渖阳印象

朝鮮使者的瀋陽印象

——兼談清時期瀋陽的文化特征

（中國南通大學中韓文化研究中心 徐毅）

瀋陽（又名盛京、奉天）位於山海關外，是中國的歷史名城。清朝與朝鮮建立外交關係後，它是朝鮮使者由陸路進入北京的必經之路，而歷史上也有一些朝鮮使行的最終目的地，就是瀋陽。清朝時，朝鮮使者的使行錄多有對瀋陽的描繪：有的以散文形式的白描，客觀地反映出瀋陽的歷史與現實面貌；有的以詩歌形式的抒寫，側重於宣洩文人自身的複雜情感。而無論何種表達形式，這些使行文字都是異域者對瀋陽進行觀照的歷史記錄。它彌足珍貴，一方面有力地補充了中國史料中記載的不足，反映出瀋陽的歷史面貌，另一方面又能生動地展示出清代不同時期朝鮮使者對清朝的態度。本文將全面考察清時期，朝鮮《燕行錄》中關於瀋陽城中物與人等的記載，以期揭示瀋陽這座城市給朝鮮使者帶來的印象，並由此管窺清代中朝關係的發展變化和清代瀋陽地區的文化特征。

一、朝鮮使者對瀋陽的認識

在清代初年，朝鮮使行日記《燕行錄》中對瀋陽城的直接描繪不多，如清代初年以瀋陽爲使行目的地的朝鮮使行日記佚名《瀋陽日記抄》（《燕行錄全集》第27冊）、佚名《瀋陽日記》（《燕行錄全集》第28冊）等中罕見對瀋陽社會、文化等的描繪文字。1641年李景稷《赴瀋日記》僅載：“由南門入，左右市?一如漢制，駈入東館即鎖門。”1文中只是提及瀋陽市集如漢制，李景稷來到瀋陽後便鎖門不出，這傳達出當時朝鮮使者似乎對瀋陽並不感興趣。上述現象的產生有深刻的歷史原因。清朝初，朝鮮派遣使者出使瀋陽，是在清朝的強大軍事壓力下被迫執行的。1637年，清皇太極進攻朝鮮，朝鮮淪為清朝的附屬國，國王之子在瀋陽長做人質。朝鮮國每年四次向清朝進貢（1644年後改爲每年一次）。朝鮮全國充溢着的是悲憤和屈辱，如寫於1637年的《瀋陽日記抄》載：“二十四日，胡兵撤走。東宮兩大君率扈從諸臣辭朝而出，滿城臣民莫不憤怨悲痛，哭聲載路。是日景光非爲臣子者所可堪也。”2這樣的情緒自然造成了朝鮮使者對瀋陽城市本身關注很少，朝鮮對整個清朝滿是怨憤和蔑視。因此，在與清代建國時期相隔不遠的17世紀初期和中期，來到中國的朝鮮使者對瀋陽的態度是整體的鄙夷，認為其是腥臊之地，如1639年出使瀋陽的申濡在《瀋中雜詩》中對瀋陽及其周邊的描寫是“水帶城陰黑，烽連野戍靑。傳聞選車騎，氊幕遍郊坰。”“雜種來沙漠，1 林基中《燕行錄全集》第15冊，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年，第426頁。

2 《燕行錄全集》第27冊，第43頁。

氊車宿塞城。”“羌婦含愁思，胡兵半渡遼。哭夫雲?剪，送葬紙錢燒。漢將久無敵，單于猶自驕。連年未解甲，殺氣滿層霄。”3詩句中傳達出瀋陽被清軍佔據後的悽涼和蕭瑟，作者內心的悲憤是不言而喻的。同時也見出在17世紀早期，清朝在瀋陽的陳兵之重，控制之嚴。“雜”、“胡”等帶有強烈感情色彩的字詞，表達出朝鮮人對瀋陽被佔的痛恨之情。

隨著時間的流逝，17世紀末、18世紀初出使中國的朝鮮使者，開始關注起瀋陽城，他們在使行日記中大量記載了在瀋陽的所見、所聞、所感等，他們對瀋陽的印象在逐步起著變化。據吳道一《丙寅燕行日乘》、李器之《一菴燕記》、李宜顯《庚子燕行雜識》、洪大容《湛軒燕記》、朴趾源《熱河日記》、徐長輔《薊山紀程》、寫於1828年的佚名《赴燕日記》、金景善《燕轅直指》等使行日記以及燕行詩來考察，瀋陽帶給朝鮮使者的深刻印象有：

（一）瀋陽是一大都會，規模宏大，建制合理，市場繁盛。

1．城市布局層次分明，氣勢雄壯。金景善《燕轅直指》載：（瀋陽）“城周四十里，亦以甎築，四面方正，每面皆有二門，合爲八門。門上有樓，樓皆三簷，護以甕城。甕城左右亦有門相對。”4元在明《芝汀燕記》載“城高四丈餘”。城外築有土城，李器之《一菴燕記》卷一載：“城外半里有土城，所謂郭也。”內城与外城間有壕溝，壕上有橋。《芝汀燕記》又載：“入內城，??城下有壕，石橋跨其上，度橋及兩重門，然後方入城內。”5城內街道井然有序，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載：“八門路縱橫貫城中，如井字狀”，6而“南北兩門路與東西門路交界處，皆有十字樓”。7

瀋陽城雄壯的氣勢給朝鮮使者留下的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這在18世紀及以後的使行詩中可以找到許多佐証，洪良浩《盛京》詩有云：“大漠飛騰龍虎氣，雄城睥睨帝王畿。”8李晚秀《鳳城戱贈行?》詩：“盛京都會壯，燕都皇居肅。”9申厚載《瀋京》“盛京眞壯觀，列戟見雄威。粉堞連雲起，朱甍輝日飛。”10李正臣《到瀋陽次正使韵》：“盛京雄壓偌泥灣，掎角遼陽日往還。馬畜千羣皆可戰，鉄城重壁不須關。”11等等。

2．瀋陽商業繁華，市廛接連，車馬喧闐，爲大都會。其繁華熱鬧的場景描繪，在朝鮮使行日記中俯拾皆是，如吳道一《丙寅燕行日乘》載：“城內大道，殆五里許。閭閻櫛比，車馬喧闐，市廛接連，貨貲委積。”李器之《一菴燕記》3 申濡《竹堂先生集》卷一，《韓國文集叢刊續集》第31冊，第383頁。

4 《燕行錄全集》第70冊，第408－409頁。

5 元在明《芝汀燕記》，《燕行錄選集補遺》（中），東亞細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2008年，第115頁。 6 《燕行錄全集》第31冊，第339頁。

7 趙煥《燕行日録》，《燕行錄選集補遺》（中），第7頁。

8 洪良浩《耳溪集》卷六，《韓國文集叢刊》第241冊，第105頁。

9 李晚秀《屐園遺稿》卷一二，《韓國文集叢刊》第268冊，第541頁。

10 申厚載《葵亭集》卷五，《韓國文集叢刊續集》第42冊，第329頁。

11 李正臣《櫟翁遺稿》，《韓國文集叢刊續集》第53冊，第12頁。

卷一載：“自土城內，市肆已盛，入城轉櫛比比，遼陽十倍。”洪大容《湛軒燕記》載：“市門夾道數里，彩閣雕牕，貨財充積。”徐長輔《薊山紀程》卷二稱其“蓋官府之制，市肆之盛，亞於燕京”。12白景炫《燕行録》描繪瀋陽的繁榮有云：“樓坮櫛比，人物輻湊，百貨衒耀，應接不暇。”131828年的《赴燕日記》載：“市井之奢麗，車馬之騈闐，誠一大都會也”14等等。瀋陽富庶繁華給朝鮮使者留下了深刻印象，這在他們的燕行詩中也可找到佐証，如李宜顯有詩句云：“瀋府重關內，邊城列堡前。高閎堆玉貝，華肆繪金屳。”15道出瀋陽的險固和繁華，其註有云：“瀋陽以繁華稱。”蔡濟恭《盛京行》中有云：“別起牌樓十字街。列肆濟濟分西東。高揭標號金作榜。錦繡珠玉堆玲瓏。天覆地載生萬貨。光恠晝夜霏彩虹。”16洪奭周有詩句云：“越帛荊金滿眼繁，蹄輪竟日市聲喧。”17徐長輔《薊山紀程》有詩句云：“市珍山積聯金牓，殿瓦雲飛屹王欄。”18金允植《盛京》詩云：“儲胥風雲護舊畿，萬家金碧映朝暉。”19這些詩句無不展現出瀋陽商業繁榮的盛況。從這些描寫還可以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朝鮮使者對清朝的敵對態度正逐漸減弱，出於學習的目的，朝鮮使者對瀋陽的現實環境越來越關注，對瀋陽城的描繪也愈加詳細。他們也更願意以稱許的口吻描繪瀋陽的雄要與繁庶。

但同時也需要指出，雖總體上朝鮮使者對清朝的敵對態度在逐漸改變，但在18世紀中期以前，還是有一些朝鮮文人出於對清朝的鄙夷，表現出對這座城市的極端蔑視，如1695年出使中國的李世白《到瀋陽感懷》云：“巢穴深完且莫論，丙丁餘恥尙乾坤。”20稱瀋陽爲巢穴。1703年出使中國的徐宗泰《瀋陽途中》云：“仙蹤白鶴千年柱，虜勢黃龍萬堞城。伊昔金湯勤布置，卽今巢窟久經營。”21稱瀋陽爲巢窟。1720年、1732年兩次出使中國的李宜顯《紀行述懷次三淵韻》有云：“明朝建置良有意。今作虜窟吁可惜。”22稱瀋陽爲虜窟。1745年出使中國的趙觀彬《瀋陽》詩云：“自是皇朝最壯藩，胡人今謂盛京云。鎭須貝勒雄千堞，葬用金棺僭二墳。雜種大都巢窟聚，餘財强半帑藏分。山河百戰英豪盡，尙見沙場逗陣雲。”23稱瀋陽為“壯藩”、“巢窟”，而不願稱其爲盛京。而18世紀中期以後，朝鮮使者的詩文中稱瀋陽爲“巢”、“穴”、“窟”等的字眼就比較少見了，但也並不是完全沒有，如1778年出使中國的蔡濟恭有詩句云：“女眞得志雄天下，12 《燕行錄全集》第66冊，第117頁。

13 《燕行録選集補遺》中，第59頁。

14 《燕行錄全集》第85冊，第110頁。

15 李宜顯《留館日無聊漫次杜陵韻追叙行役爲一大篇（百韻）》，《陶谷集》卷三，《韓國文集叢刊》第180冊，第393頁。

16 蔡濟恭《樊巖先生集》卷一三，《韓國文集叢刊》第235冊，第243頁。

17 洪奭周《盛京太學》，《淵泉集》卷四，《韓國文集叢刊》第293冊，第103頁。

18 《燕行錄全集》第66冊，第118頁。

19 金允植《雲養續集》卷一，《韓國文集叢刊》第328冊，第529頁。

20 李世白《雩沙集》卷三，《韓國文集叢刊》第146冊，第418頁。

21 徐宗泰《晩靜堂集》第四，《韓國文集叢刊》第163冊，第75頁。

22 李宜顯《陶谷集》卷三，《韓國文集叢刊》第180冊，第389頁。

23 趙觀彬《悔軒集》卷七，《韓國文集叢刊》第211冊，第282頁。

狡兔三窟交相通。”24用狡兔三窟之典，稱瀋陽爲清朝精心經營的其中一窟，但不管怎樣，此處的狡兔三窟之語要比以上所舉之例，語氣要平緩許多。

（二）清朝統治者歷來對瀋陽極其重視。朝鮮使者首先知道瀋陽是清朝首業地，如1669年閔鼎重《老峰燕行記》載：“淸人稱瀋陽爲盛京，分官以守，府庫皆充，恃爲本穴。”25又如1686年，吳道一在其使行日記中載：“蓋此鎭（按，瀋陽城），本是明朝所設，以爲遮截賊路之關防，終爲奴賊所陷。奴賊之竊據神器，實基于此，而以此爲根本之地。26兩則資料均指出清人把瀋陽視為根基。因而，清朝不斷向瀋陽輸送大量財物，趙龜命《東谿集》卷一二載：“聞之譯者彼國之以金珠財寶輸於盛京者，車馬相續於道，盖竭天下之力，以固其巢穴。則彼亦視中國，如逆旅傳舍，未嘗爲久計也。”27李惟泰亦有詩云“天下輸財在瀋中”。2818世紀朝鮮文人洪良浩還用詩歌描繪了天子對於瀋陽的重視：“今之天子計慮長，專意本根牢鐍扃。北自烏喇東寧古，十里百里連障亭。强弩利戟列杈枒，積鹽堆金高崢嶸。四十年間三巡幸，摐金疊皷震東瀛。”29指出清皇帝重視的三個表現：一是瀋陽及其周圍到處是障亭；二是其地武備強大，財富積聚；三是四十年中，皇帝三次巡幸瀋陽。因此，這也正如李種徽所云“自世祖至今，皆輕幽州而重盛京。”30需要指出的，首業地並不是清朝重視瀋陽的根本原因。清朝對瀋陽重視的關鍵原因，筆者認為在於瀋陽的要衝地位，朴趾源《熱河日記》中有瀋陽形勢的記載，云“瀋陽乃其始興之地。則東接寧古塔，北控熱河，南撫朝鮮，西向而天下不敢動，所以壯其根本之術。非歷代所比故也。入遼以來，桑麻翳菀，鷄狗相聞，百年無事，不得不爲淸室一攢眉矣。”31正是由於它對四方的重要區域都能起到強大的牽制作用，所以瀋陽的建設與發展都到了清朝歷代皇帝的重視。

其次，朝鮮使者大多瞭解瀋陽其地的歷史發展。如朴趾源、白景炫、徐長輔、朴思浩、鄭元容等。其最主要的原因，筆者認為就在於瀋陽處於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就朝鮮《燕行錄》中一些關於瀋陽歷史的記載來看，作者往往介紹完瀋陽歷史之後，馬上談及瀋陽與周圍關鍵區域的行程。因而很明顯，瀋陽的發展與其重要的區域位置有著密切關係。兹舉一例，如徐長輔《薊山紀程》卷二載：“瀋陽，古肅愼，挹婁之地。渤海大氏，始置瀋洲，轄于定理府。遼曰無遠昭德，三河樂郊，改爲興遼軍。明爲瀋陽中衛，淸屬奉天府，亦曰盛京。卽淸人首業地也。其北蒙古界。其東由開原。歷烏喇船廠。抵寧古塔。爲一千三百餘里。西則從山24 蔡濟恭《樊巖先生集》卷一三，《韓國文集叢刊》第235冊，第243頁。

25 《燕行錄全集》第22冊，第331頁。

26 吳道一《丙寅燕行日乘》，《韓國文集叢刊》第152冊，第506頁。

27 趙龜命《東谿集》卷一二，《韓國文集叢刊》第215冊，第243頁。

28 李惟泰《憶孝廟當年事有感》，《草廬先生文集》卷九，《韓國文集叢刊》第118冊，第223頁。 29 洪良浩《盛京歌送徐端揆（命善）赴瀋陽》，《耳溪集》卷五《韓國文集叢刊》第241冊，第83頁。 30 李種徽《修山集》卷六《守要害》，《韓國文集叢刊》第247冊，第412頁。

31 朴趾源《熱河日記》（盛京雜識），第34頁，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

海關抵燕京。爲一千四百餘里。自遼東越東八站。抵我境爲五百。”32

（三）清代瀋陽佛教極為盛行。17、18世紀，瀋陽的佛寺已是普遍。1639年出使到瀋陽的申濡《瀋中雜詩》有句云：“康莊開井地，樓閣湧浮屠”，33描繪出佛塔的壯觀。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二載：“濠外人家櫛比而多大屋，皆寺觀也。”34指出瀋陽城濠外寺廟的鱗次櫛比。19世紀，瀋陽的佛教達到鼎盛。瀋陽城及其附近寺廟的盛況，寫於1828年佚名的《赴燕日記》載云：“自瀋陽願堂寺已極壯麗。願堂西北十里，望見櫛比，周墻依山臨坪，彌望種種者，盡是寺觀。三四十里一行宮，宮必有寺。”35可見，19世紀初期，瀋陽及其周圍的佛寺已經達到了鼎盛。當時瀋陽城的四周均建有大的寺廟，1803年徐長輔《薊山紀程》卷二“廣慈寺”條有載：“庭有碑閣，其記文畧曰：盛京四面皆建莊嚴寶寺。每寺中大佛一尊、菩薩八尊、天王四位、浮圖一座。東曰慧燈朗照，爲永光寺。南曰普安衆庶，爲廣慈寺。西曰虔祝聖壽，爲延壽寺。北曰流通正法，爲法輪寺。”36除了城四周的四大寺廟以外，“關庙佛寺，連路相望”。37《薊山紀程》卷五又有云：“有村必有寺廟，如遼陽、瀋陽、山海等處最多。至皇城內外，寺觀堂廟較人家幾三分一。但一寺所居僧，雖大刹不過數十人，道士尤少。”38指出在19世紀初期清朝崇奉佛教的社會風氣之中，瀋陽是寺廟最多的地方之一。對瀋陽的崇佛，徐長輔有詩諷刺云：“樓鼓門鍾夾兩衢，法天高捧百浮屠。若知崇學如崇佛，豈有燕京薙髮胡。”39李在學亦有詩諷刺云：“民俗尊和尚，村居列法場。乃知今海內，吾道在東方。”40這些詩句從另一側面也反映出瀋陽崇佛之風的盛行。

（四）清代的瀋陽有一定的文化底蘊。可以從以下幾點得到反映：一是至遲在18世紀20年代，瀋陽的科場文化比較繁榮。1720年出使中國的李器之《一菴燕記》卷一載：“最後入一書冊鋪子，書冊各種皆具，而板本不好，無可買者。大抵人家及書鋪大半是四書，註解、體註、正義等名目極多。書秩最繁，盖方今試場文字全用四書故也。”41可見，關於四書註解的各種書籍在18世紀初期的瀋陽已經常見。1832年出使中國的金景善在《燕轅直指》卷二中關於書肆有載：“《稼記》云：‘此處市肆百物皆有，與北京無異，但無書冊云。’而今則冊肆亦間多有之。鳳城及柵門所有冊子，皆自此出去云。”金昌業在1712年出使中國途經瀋陽時，沒有發現書鋪，到1720年李器之在瀋陽發現書鋪，再到1832年金景善指出瀋陽冊肆亦間多有之，其並成為了鳳城及柵門兩地書籍的來源地，可見，18世32 《燕行錄全集》第66冊，第116頁。

33 申濡《竹堂先生集》卷一，《韓國文集叢刊》（續集）第31冊，第383頁。

34 《燕行錄全集》第31冊，第339頁。

35 《燕行錄全集》第85冊，第174頁。

36 《燕行錄全集》第66冊，第114－115頁。

37 《燕行錄全集》第66冊，第125頁。

38 《燕行錄全集》第66冊，第557頁。

39 《燕行錄全集》第66冊，第115頁。

40 李在學《瀋城西有寶月寺崇願堂云》，《燕行錄全集》第57冊，第477頁。

41 《燕行錄選集補遺》上，第2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