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关东

篇一：浅析闯关东

浅析闯关东

摘要：“闯关东”是17到20世纪中国内地向东北移民运动约定俗成的一种略称。这次移民浪潮极大地促进了东北地区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对民族融合产生了不小的促进作用。它构成了东北地区人口增长的主体，使东北地区发展为一个移民社会。

关键词：闯关东 历史探源 影响 现实意义

一、 闯关东的历史背景[1]

关东是指现在的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因为位于山海关以东，故称为关东。闯关东的历史事实发生在清朝康熙年间，随着满清政府下达关闭山海关的大门开始，黄河下游一带的游民不断徒步跋涉进入关外的举动就被官方鉴定为一种越轨犯禁的行为。为了保护满洲固有的风俗和八旗生计，清朝政府设定的隔离制度非常严酷，丝毫不允许汉人进入满洲的“龙兴之地”，哪怕是迫于生计的压力。1860年以后，随着鸦片战争的严重受挫，清政府对边疆的控制能力日益削弱，与此同时沙俄不断侵蚀边疆， 最终导致清政府于咸丰十年正式开禁放垦。“安土重迁”是“乡土中国”的典型特性，且这种特性根深蒂固。然而， 在特定情况下， 黎民百姓不得不背井离乡——这是“乡土中国”社会的一种“变态”。关内人民不顾一切“闯关东”之举，是有一定的社会历史缘由的，而且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1、人口压力

清代以后，山东、河南和直隶省人口猛增，人口密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数， 甚至一度成为密度最高的省份。据统计，华北冀鲁豫咸丰元年(1851)人均耕地

4.46亩，1912年前后下降至3.66亩，1928年以后又下降到2.93亩。耕地与人口的失调对华北农村压力极大，土地对农村人口来说，是人们生存的必要条件。在生存没有保障的状态下移民到人烟稀少，土壤肥沃的东北地区便成了必然。

2、天灾人祸

据资料显示，咸丰五年(1855)黄河改道，殃及鲁、豫、直省， 山东省灾情在六分以上的村庄即达7161个， 灾民逾700万人。从该年到1912年清朝覆灭的56年中，山东省仅因黄河决口成灾的竟有52年之多，共决口263次，成灾966县次。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八国联军、捻军都曾波及华北地区，到民国时期，连年军阀混战。近代以来，无论是外国的侵略战争还是国内战争都为华北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3、东北地区人少地广，物资丰富

东北地域广阔，人口稀少。据史料记载，1840年东北人口总计约300多万，三省平均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6.13。这一情况与当时的关内三省山东、河北、河南相比差距很大，而当时土地状况是东北的土地是华北的2倍，华北三省土地面积比东三省小一半， 但人口总数是东北的10倍以上。由此东北的自然环境就为人口稠密的华北人民迁移东北创造了广阔的地域条件。

4、文化的一致性[2]

东三省基本上是华北农业社会的扩大， 二者之间虽有地理距离，但却没有明显的文化差别。华北与东三省之间，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各方面，都大同小异。

5、移民政策的推动

鸦片战争之后, 清政府实际上对东北已经放弃了封禁政策，到光绪六年(1880)便公布了放荒、免税、补助的法令。此后, 清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对移民一改过去的限制政策,采取了积极态度,实施移民优惠垦荒政策,鼓励移民开发东北,巩固边疆,增加国家税收。

二、 闯关东精神的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

按照“闯关东”精神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实践, 结合当代振兴东北的现实需要, 可把“闯关东”精神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3]。

1. 开拓进取

开拓精神是“闯关东”移民在新的环境压力下形成的。“闯关东”移民背井离乡面对荒凉的自然条件和复杂的社会环境, 在压力下并没有消沉, 而是以生存的渴望, 坚强的毅力为支撑, 积极向上、开拓进取,一改过去安土重迁的心理和保守的性格, 以拓荒者的心态和性格去迎战艰难困苦, 在生存危机中奋发图强, 披荆斩棘, 风餐露宿, 筚路蓝缕, 把千里荒原变为肥田沃土。开拓精神是“闯关东”移民深刻的文化基础与最具标志性的精神特征。

2. 勤劳勇敢

有开拓进取的精神, 还必须勤劳勇敢,理想才能实现。勤劳是社会发展和一切事业成功的基本前提。古典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说, 土地是财富之母, 劳动是财富之父。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闯关东”移民素有勤劳的美德, 对勤劳

勇敢的精神有深刻的理解。“闯关东”移民到东北之后, 面对严酷的生存环境, 要想获得肥田沃地和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必须充分发扬勤劳勇敢的精神, 加倍劳动。“闯关东”移民在同自然和社会环境抗争中身体力行, 锻炼出了勤劳勇敢的精神。

3. 艰苦奋斗

艰苦奋斗是“闯关东”移民的本色, 同时也是“闯关东”移民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是绝对不行的, 在长途跋涉中, “闯关东”移民闯关, 四处闯荡, 风餐露宿。“闯关东”移民在艰苦中探求, 与自然抗争, 与困难抗争。

4. 自强不息

自强不息是“闯关东”移民自觉的精神追求、生活态度和坚强意志。自强不息是“闯关东”移民赖以形成、繁衍、生存、发展及自立于东北大地的直接动力和牢固基石。在漫长的“闯关东”历史中, 只有自强不息, 奋发有为, 才能为生存和发展奠定物质基础, 才能树立起坚定的自信心, 才能使“闯关东”绵延不断, 生生不息。

5. 报本爱乡

深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的“闯关东”移民, 注重血缘亲情, 讲究家庭伦理和报本追源。再加上离乡背井的心理情境, “闯关东”移民潜移默化地形成思乡爱家的情愫。这种意识使“闯关东”移民都有一颗赤诚的故乡心。无数“闯关东”移民, 经常向家乡寄钱, 带财物回乡过年探亲, 追忆祭拜祖宗。他们还与山东老家的亲属、邻里、老乡保持着各种社会联系。山东广大破产农民正是从“闯关东”老移民那里取得了各种信息、物质帮助而去投亲靠友, 靠“闯关东”谋生。

6. 诚实守信

诚信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观念。诚者,天之道也, 只有心胸坦诚、言行真诚, 才能使人受到感动, 才能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闯关东”移民笃守信用、诚实厚道、不蒙虚欺诈背信弃义。“闯关东”移民能够恰当地处理义与利的关系, 坚持义利统一。

7. 重情尚义

齐鲁之地, 是礼仪之邦。礼仪之邦的核心就是义字。“闯关东”移民重感情,

讲义气,敢为知己者死, 能为朋友两肋插刀, 这是“闯关东”移民给人的鲜明印象之一。有两个人物支配着“闯关东”移民的灵魂与言行, 一个是孔子, 一个是梁山泊的好汉。孔子道德是“闯关东”移民内心的信仰, 梁山泊好汉是“闯关东”移民外在的言行。山东人重情尚义, 敢打敢拼。面对严酷的自然和社会条件, “闯关东”移民把义作为联络人与人之间的纽带, 以义交结, 以义为群。

8. 同舟共济

崇仁尚爱、乐善好邻是“闯关东”移民的优秀品格。儒家以仁爱思想深刻影响了“闯关东”移民。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 “闯关东”移民大多看重家族观念和同乡情谊, 乡土情谊纽带把散布在东北的“闯关东”移民连成一个整体, 使他们能够相与协助, 同舟共济, 形成一个团体, 一人有难, 众人相帮, 在艰难中相互支持。正是能够同舟共济, 闯关东移民有了开拓生产生活新领域的有力保障, 才能散居于东三省各个地区, 从事着各种业。

三、 闯关东的影响

1、有助于东北地区的开发[4]

“闯关东”对于东北地区的开发, 促进东北地区生产力的变革有着重大影响。山东移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食问题, 减少了内乱之源, 有利于社会的巩固与稳定。此外, 移民有利于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巩固与团结。史书曰: 满汉旧俗不同,多经同化, 多已相类, 现有习俗, 或源于满, 或移植与汉。

2、孕育新的精神面貌

移民的最初动机是谋取生路, 但是开发东北富源的实践却远远超出这一狭隘界限, 孕育出一种悲壮感人的文化精神, 具体表现为:追求财富的实业开发精神和启迪民智的文化开发精神, 这种精神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 但它所体现出的则是人类所共有的进取、创业精神。

3、融合醇厚的齐鲁文化

“闯关东”逐渐成为具有山东特色的地区文化传统, 在齐鲁大地承传、沉淀、累积。这种传统积淀越厚, 闯关东的内驱力越强, 闯关东越是普遍化, 这种地区文化传统越厚重, 形成一条不绝如缕的因果链。流民扎根在关东, 这就意味着血缘、地缘关系的延伸和社会关系的扩大。关东成为山东人的第二故乡。在胶东地区, 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

为没出息。闯关东作为一种社会习俗而被广泛接受, 形成一种文化现象。

4、开辟新的文化特质

关东文化研究的学者董鸿扬强调: 力辟荒芜的土地开发精神讲的是早期“闯关东”的移民或为旗人雇佣开荒或开垦土地, 体现出一种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 使荒原变为良田。这种力辟荒芜的土地开发精神还内含一种反传统性, “闯关东”的人们突破了安土重迁的传统念观念，在不自觉中创造出一种文化新质。

四、 闯关东的现实意义

1、政治建设的民主化[5]

广大移民身上所具备的政治属性体现在他们越轨犯禁的迁移谋生过程中， 正是这种政治属性引导他们不断诉求自己应有的政治权利，逐渐广泛深入地参与到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在人民的正常诉求得不到合理回应时，更多的矛头应该是指向政治体制的，缺乏制度的保障， 手无寸铁的流民只能铤而走险勇闯关东。闯关东是一种对封建统治的挑战，他们以一种大无畏的勇者精神为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改革打了头炮、开了历史的先河。

2、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东北作为中国的重工业基地在社会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考察历史， 流民在开荒拓地、发展生产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发明新的生产工具，极大的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增长。更重要的是，流民们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后， 逐渐培养和塑造出一种“闯关东”精神，这种精神在当代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事业中凸显出重要的功能。2009 年，国务院批复7 个区域规划，东北的图们江区位列其中， 是中国政府迄今为止批准的唯一一个沿边开发区域，这正说明了东北的经济正在实现长足进步。

3、文化的多样化[6]

文化在不断进化、融合的过程中相互吸收借鉴， 同时也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和差异性。历史上东北地区以游牧民族为主，游牧民族自古就彪悍勇猛，因而东北传统文化首先表现为崇武尚勇的特点。移民运动的过程同时也是文化培育和创新的过程，清朝以来的大规模拓荒，使清朝文化中增加了以武力拓展疆域的成分， 因而以移民开发为动力的“闯关东”文化构成了东北创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东北老工业基地过程中形成的“大庆精神”创业文化也不可回避的

篇二：闯关东的历史背景

一、闯关东，作为一种社会习俗而被广泛接受

山海关城东门，界定着关外和中原大地，一关之隔，却从清朝到民国数百年间，从背井离乡的山东人开始兴起了闯关东。19世纪，黄河下游连年遭灾，满清政府却禁关令依旧。破产农民不顾禁令，成千上万的冒惩罚危险，“闯”入东北，此为闯关东来历。至1840年东北人口仅突破300万人，比一百年前猛增了七八倍，全国人口达四亿多。清末，沙俄侵略东北。清于1860年在东北局部驰禁放荒，1897年全部开禁，1910年东北总人口增至1800万人。民国，闯关东洪流澎湃，新中国前夕近4000万人（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地理》，张善余）。 民国38年间，山东人闯关东数量达到平均每年48万人之多，总数超过1830万，留住的山东人达到792万之多，“可以算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近代史上空前的大举”。 因此，现在东北居民的先祖大多属于山东等省份---黄河下游地区的。

二、山东人闯关东分三个时期

一是1644至1667年，《辽东招民开垦条例》，规定“招至百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23年间“鲁民移民东北者甚多”，许多地区因移民而“地利大辟， 户益繁息”。二是1668至1860年，为维护满洲固有风俗和保护八旗生计， 康熙七年清廷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对东北实行禁封政 策。三是1861至1911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边疆控制日益削弱，沙俄不断

侵 蚀黑龙江边境，清政府采纳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建议，于咸丰十年（1860）正式开禁放垦。

三、闯关东是悲壮的历史，是一次移民壮举

存在特定的“闯关东”路线、存在“闯关东”的特定背景。因此，闯关东是一种社会历史移民现象，有自发的客观因素，有内在的政治影响深度。“山东人闯关东实质上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日本人小越平隆1899年在《满洲旅行记》中记载了当年真实的历史画面“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独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者，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少女相依，踉跄道上，丈夫骂其少妇，老母唤其子女。队伍进通化、怀仁、海龙城、朝阳镇，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旅途所共寝者皆山东移民...”。作为世界第一的大民族---汉族，几百年来人口压力就使汉人不断向周边扩散：走西口、下南洋,内蒙古和新疆也成为汉人的移民地。闯关东也成了人口与经济的平衡学。

篇三：闯关东

自1653年的数百年来，闯关东的热潮不断冲破各种有形无形的障碍，绵延不已。源自流民自身渴望生存的意志和希望，无疑是移民潮最顽强的生命力，但政府的政策导向，又往往将移民潮真正推向高峰。

1938年8月15日，黄河花园口决堤后逃难的百姓。

招民垦荒

1644年，清王朝入主中原，百万满人有90多万“从龙入关”，此时的东北“沃野千里，有土无人”。而中原地区由于战争，人口急剧减少，土地紧张的局面得到缓解，气候寒冷的东北对关内农户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但要守卫这块“龙兴之地”，就必须驻军，而驻军就需要有军粮。无奈之下，1653年，顺治皇帝开出了史无前例的优惠政策来吸引关内人去东北。那时候，对于移民东北的农户，政府不但每人每月补助一斗粮食，还规定，每开垦出来一晌土地，另奖励六升粮食，如果能够号召他人随行，还授予官职，招到“五十名以上，文授县主簿，武授百总”，“六十名以上，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总”，若是到了一百名，“文授知县，武授守备”。

如此优渥的政策激励，使“燕鲁穷氓闻风踵至”，短短十五年后，仅奉天、锦州两府人丁就增加到1万6千余，较顺治朝增加3倍多。

可惜，这段“官情民愿”的关东移民蜜月期很快戛然而止。经过十余年的垦殖，辽东地区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关外生产的粮食已经能够满足当地驻军的需要。为防止关外民人过多侵害满人利益，康熙七年（1668年），清廷宣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作废，禁止汉人移民关外。

自此，移民关外已属非法，“燕鲁穷氓”再去关东，就只能“闯”了。 封禁

自华北各地出发，经山海关，进入东北腹地，原本是一条通畅的“移民之路”，但现在却变成了充满血性和悲壮的求生之旅。严苛的封禁政策，成为横亘在“闯关东”者面前的一道无形却真正强大的“关隘”。

早期出关民人在东北各地很受欢迎。各地驻防八旗士兵，绝大多数把土地租给民人。在出关汉民的努力耕耘下，关外大片土地被开垦出来。特别是盛京地区，因为距关内近，气候条件好，耕地超过了一千万亩，成为关外粮仓。

反观中原地区，由于人口急剧增长，人地矛盾益发突出，加之自然灾害频发。关外流民的生活状况通过商旅或书信传回关内，使更多的贫苦百姓对东北地区充满了向往。

1715年，山东登州府门楼村周德新、周德纯兄弟正是在此背景下，踏上漫漫的关东之旅。他们是幸运的，虽然没能赶上清初招民开垦的好年景，但是他们到达的旅顺夏家村还有大片土地可以开垦，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朝廷对闯关东的移民还处于不鼓励也不驱逐的放任自流状态。经过数十年的努力耕作，繁衍生息，周家不但在夏家村立足，而且日益壮大。

东北辽阔的土地渐渐得到垦拓，关内流民也通过各种途径“闯”到关外。在此形势之下，1740年，乾隆帝发布了全面封禁令，不仅严禁关内民人移民关外，还要求已经移民关外的民人要么就地入籍，要么返回关内。从此，山海关只允许商人往来贸易，凡出入山海关者必须持有原籍或贸易地给发的印票，验票放行。

山海关关防紧闭，迫于官府的封禁和辽东日趋密集的人口，流民由陆路出关绕行其他长城关口，开始经锦州、广宁、开原，冲破奉天省的边界，流入吉林省，形成流民北上的大趋势。

另有大量流民不得不改走海路。相当一部分人从现在的旅顺、金州及大连海岸上岸，然后北上寻找肥沃的土地，而这也成了后来通过海路闯关东者的偷渡“金三角”地区。

乾隆帝全面封禁的结果就是闯关东的目的地由辽宁逐步扩展到吉林。除部分在“金三角”地区定居外，绝大多数因为官府的查禁在偷渡地短暂停留，而后直接北上吉林。

流民越来越多，甚至一些早期到达大连、旅顺等地定居的村民，也开始继续往北迁移。1776年，周家兄弟的孙辈后人周成文，带着自己的妻子曲氏，离开周家兄弟已经定居了61年的夏家村，迁移到北边的另一个村子，繁衍生息，最后周姓竟成了这里的主要姓氏，这个村子干脆就叫周家崴子了。

流者自流

在乾隆全面封禁52年后，有过一段延续达11年的“弛禁”。

1792年，华北大旱，大批灾民汇集山海关，直隶总督庆成奏请由山海关副都统德福“分别查验”，逐一放行。面对蜂拥而来的灾民，德福担心严厉查禁会激起民变，于是奏请朝廷，准许“无业平民出关觅食”，只需“询其籍贯，注记册档放行”。乾隆皇帝批准了德福的奏请，火速传谕，通令山海关对灾民一律放行。并斥责墨守成规的总督庆成“贫民携眷出关者，自可籍资口食，即人数渐多，断不致滋生事端，又何必查验禁止耶”。

随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嘉庆二年（1797年）、嘉庆五年（1800年）连年大水，嘉庆六年（1801年）又遇河堤决口，迫使乾隆五十七年的弛禁令延续11年之久。

嘉庆执政的第八年（1803年），中原灾情稍有缓解，嘉庆皇帝便迫不及待地重申对东北的封禁令。为了防止汉人借经商务工之便滞留不归，嘉庆帝严格要求各处关防对“携眷出口之户概行禁止”。

然而，强大的人口压力一直是华北农民闯关东持久而旺盛的推动力。从1661年至1753年的92年间，山东人均耕地面积从10亩多下降至7亩，1766年至1887年，人均占有耕地始终在两三亩水平上徘徊。人多地少，丰收之年尚难解决温饱，遑论灾荒之年。

因此，虽然嘉庆时期对民人出关垦荒的禁令，一次比一次强硬，所采取的措施，也一次比一次严密，但事实上，终嘉庆一朝，闯关东依然是禁者自禁，流者自流。据统计，吉林一地，到嘉庆十六年（1811）民人33 025户、307 781口，较乾隆朝增加1．5倍。而黑龙江一地，嘉庆十三年（1808）有民人26 207户、136 228口，是乾隆朝的3.7倍。嘉庆帝严苛的封禁，不但未能阻止闯关东的大潮，反倒使更为偏远的黑龙江成为新的移民目的地。

大趋势

嘉庆禁令在其儿子道光帝时被冲开决口，咸丰年间掀起大规模移民高潮。 那时清朝社会危机四伏，天灾人祸、内忧外患。1833年记载的一次山东地区黄河洪灾描述“黄流东趋，一片汪洋，灾民荡析离据”，利津有些村庄“死伤居民甚重，有一家全毙者，有淹死仅存数口者，有房屋倒塌压死者，惨苦情况不堪言状??已救出数千口，唯无安身之处，大半露宿荒郊”。

1855年，黄河在兰考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入渤海，一时间，河南、河北、山东诸省灾民遍野。与此同时，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席卷大半个中国，难民们纷纷逃亡关东。祸不单行，北方的俄罗斯不断入侵，不仅割占中国大片领土，而且大肆渗透到东北三省，企图通过事实上的殖民，进一步割占这片土地。

内忧外患，开禁已成必然之势。咸丰十年（1860年），黑龙江将军特普钦数次上奏，要求“解禁”。清政府顺势宣布“移民实边”，广招汉民，出关开垦。

据《黑龙江省志》载，1861年，呼兰、巴彦等地相继被开垦。呼兰由民人杨继明押预保，朝廷放荒200万垧（东北地区多数地方1垧合15亩）。1868年，王常厅所属的皮信沟和淳水泉存底，村民佃户一次认领荒地25万垧。

1878年，清政府解除汉族妇女移居关外之禁，关内汉民更是携家带眷涌进东北。更多的流民不仅来经商务工，而且定居下来。

“移民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闯关东潮迎来一个高峰。

民国建立之后，中国进入了全面军阀混战时期。中原地区更是惨遭荼毒的主战场，加上数次大灾，百姓大批流离失所，再次把求生的目光集体投向东北。

东三省被奉系首领张作霖掌握。而此时，处心积虑的日本也一直酝酿向东北实施移民计划。他们的算盘是：通过大量的移民，使大和民族成为东北的主体民族，从而从根本上同化满洲，实现统治。

1925年，张作霖在天津。

尽管张作霖的统治得到了日本的支持，但他却不希望受到日本控制。为了对抗日本的移民计划，他采纳了王永江的建议，有组织、有目的地从山东、河北甚

至河南、安徽等地以每年三百万人口的速度向东北大量移民，这个数量，远远超过那些俄罗斯、日本和朝鲜等地的国外移民。

张作霖自觉从关内移民的数量到底有多少，没有准确的统计。不过，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在统治东北时期，大力发展工矿商业等，使东北的经济状况大大优于关内平均水平，确实从客观上为关内流民来东北创造了更多更好的机会。

但这样的情势并没有延续多久。很快，“九一八”事变发生。事变之后，日本执行向东北大量移入日本人和朝鲜人的大陆殖民主义政策，公布了针对华北移民的《取缔外国劳动者规则》，并严加限制移民入关；关内民众也不愿去东北做亡国奴。已经移民的商民，也相继扶老携幼转回故乡，“凡由大连进口之轮船，无一艘不告人满”，出现移民回流潮。

抢夺劳工

也正是由于日本人的殖民政策，这个时期的关东移民潮呈现出又一个变化。事变之前，移民流向北满者多，且多为务农；事变之后，移民流向转变，多分布在南满的城市和工业区，劳务移民增加，超过一半的人在矿山和工厂中当苦力。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伪满政府鉴于东北劳动力不足、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的进行以及向北边开拓，急需大量劳力，重启移民之门，但那时关内民众已经不是自发自愿闯关东。伪满政府实行了可耻的强掠劳工措施。

据统计，1936年到1945年的10年间，日本从华北诱骗、贩卖和抓捕的劳工总数约达到704.7万人，随行家属223.7万人，其中96%以上被运往东北。

山东仍然是日本“抢掠劳工”的重灾区。

民国时期山东移民东北的第二个高峰期之所以出现在1939年到1943年，“除了战乱、旱灾”，日本“到山东招骗劳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灾难加剧了恶性循环。1940年左右，山东惠民县流民闯关东者多为招骗劳工。临朐县的人口更从1939年的38万骤减到1942年的20万7千人。

为诱骗劳工，招工者描绘了一幅幅美景。后来被招去铁矿矿工的刘宪明兄弟，1940年时正流落青岛街头，父亲和两个妹妹先后死去，兄弟俩走投无路。招工人对他们说“活不累”，“吃的是大米白面，住的是洋楼，一天挣2元，愿意长干长干，不愿意发了财六个月就可回家”。兄弟俩以为找到了出路，报了名，“头几天确实好，吃的是细粮”，到了大连就吃的是窝窝头，“从大连坐的火车是闷罐，人和行李分车装，车上了锁”。

在河北人李向荣的记忆里，招工的经历更为凄惨。1935年，他被骗到吉林修路，劳工们“必须像牛一样低头干，稍一抬头，就乱棍抽打”，吃的是“发霉的棒子面窝头”，住在“临时搭的窝棚里”，至于工钱“始终谁也没摸到”。更有人丢掉性命，日本人拿一根大鞭子，看谁不顺眼就上去狠狠地抽一顿，有的工人就被活活打死。

篇四：闯关东的原因(论文)

内容摘要：

从古至今，山东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天灾，经济也在兴衰之间徘徊。“闯关东”历经了299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将其简单的看作是一次普通的人口迁徙，也可以看作是一次大规模、长期的逃亡。我们该反省，不能一味的将其归咎于“天灾”和经济的不条，其实我们人类错误的价值观及其指引下的我们的所做所为铸成了那些所谓的“天灾和经济不条”，闯关东归根结底是“人祸”

关键词：闯关东、天灾、人祸

参考书目：2008年刘德增著《闯关东》、《汉书》

山东人为何闯关东？有人说主要是“天灾”，是经济原因。我不敢苟同，我认为山东人闯关东主要是“人祸”（我所说的人祸是指我们人类错误的价值观、错误的决策和其它的错误行为等），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天灾只是直接原因，逆其本源，“天灾”也起于“人祸”，而经济原因也是这样，从古至今，经济的兴衰从根本上也是“人祸”造成的。让我们先简谈下“闯关东”。

东北与山东隔海相望－有时人们就以“海北”、“海南”来指称东北、山东。历史上，两地还有多次划分在一个行政区－不过都是东北隶属山东。

从先秦至宋元，人们通常都以“辽东”来指今天的东北地区。自康熙年间起，“关东”一词逐渐被官方或民间使用。“关东”一词本指函谷关（在今天河南买宝县坡头乡王垛村，东至崤山，西至潼津）以东。“关东”与“山东”同义，这里的“山”即指崤山，“山东”指崤山以东。两汉人经常提到的区域概念是“山东”与“山西”，“关东”与“关西”，二者指的范围是一样的，可以互换。北出山海关是辽宁绥中，秦始皇在绥中建立了行宫－碣石官。碣石宫外面的海滩上有三块石头，这就是著明的“碣石”。秦始皇还在此立了一座“碣石门”，有人说这就是秦朝北方的“国门”，山海关处于东北与中原的咽喉之处，也是兵家必争之地，东北一带因此被称为“关东”。

到目前为止，经考古学家们研究，大约从五六千年前起，辽宁省长海县广鹿岛吴家村小珠山东坡的“小珠山文化”就包含了胶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的因素。入周秦以后，山东人浮海北上，不绝如缕。并且，据文献载明迁往东北的第一个群休是殷商的箕子集团，它是东夷人（土生土长的山东人）的一支。但真正的闯关东是起于顺治八年（1651年），止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共经历299年的历史，而且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三两年里，“闯关东”的山东人占到最多。

闯关东不仅是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移民史，其迁徙人数也是中国史以及世界史最多的。关内的移民，特别是山东人的大量拥入，必然会影响东北工著的生产与生活，挤占他们的生存空间，引起他们的不满。从“山东棒子”、“南北头”、“南蛮”等称谓也可以看出东北土著对“闯关东”的山东人不无敌意。

山东人“闯关东”大多是“候鸟式”即春去秋归或在东北呆上三两年，然后回到故里。在闯关东的历只中名垂青史的人很多，如：早期共产主义者杨明斋、东北国民抗日救国总司令王德林、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柴世荣、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军长夏云杰等。当然，也出现了一臭万年的张宗昌、吴俊升等军阀人物。

谈到此处，我们不得不产生疑问：为什么不远千里“闯关东”？特别是山东人，为什么这么多的山东人不畏艰险、不避风寒，都疯狂的向往东北地区？贫穷是主要原因，想当年，山东曾是富庶之地。战国时的苏秦，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主父偃，皆曾赞叹齐地之富。不曾想，入东汉以后，每况愈下，山东渐渐衰落这是山东人“种地为上”的思维定式所造成的。我认为山东人“闯关东”有经济原因，但是经济原因是归根结底是由人的思想和行为造成的。

在今天的东北、山东、河北、河南等地流传着很多的民间故事，有很多是以山东为题材的，特别是东北流传的人参故事中关于山东的特别多，这些民间故事的描述只能说明闯关东是生活艰辛而不得以。当然，文字的描术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夸张的成分。我们可以再看看一些清宫档案中的事例：

嘉庆八年（1803年）三月，大臣巴宁阿从奉天（今辽宁沈阳）回京，一路上，出关北上的人络绎不绝，其中不少人都是携老带幼。他怀疑这些人是非法出关，于于上奏朝廷，十四日，爱新觉罗琰颁诏，命有关地方查明上奏。四月初一，山海关副将都统来仪将他任内出关的十户百姓情况上报，其中就有山东的五户。他们都来自山府五县，主要因家乡受灾不能度日而出走闯关东的。

“受灾”？确是自然灾害吗？不敢以其为然，结合当时的封建土地私有制度，其下的平民百姓可以说是无地可种，只得租种地主土地。而地主们的贪欲迫他们以“驴打滚”的方式向农民放高利贷，较高的地租和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使广大劳动人民无家无地，被迫出走关东。从中可得其一，人的贪欲、私欲是闯关东的根源之一。而农民呢？本有揭竿而起和出走两种选择，而他们却选择了出走，这其实是“种地为上”思维定式造成的，因此可得其二，固守的思维定式、保守是闯关东根源之二。

说到经济原因，我们要联系到山东（齐地）由古至今的经济发展……从中我们可以浅析出经济、天灾、人祸内在关系。

“冠带衣履天下”的临淄，可见于《汉书-地理志》，意思是说普天之下，人们穿戴的帽、腰带、衣裳和鞋子都是齐人生产的。这样说是有些夸张，但是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3世纪的1400年间，齐地纺织业稳居全国的中心地位，有一事可以作为最好的注脚：汉代，在长安（今陕西西安）称孤寡的刘邦及其子孙，还有他们的后宫佳丽，春夏秋冬的四季服装都是设在临淄的“三服官”制作的。齐地的盐业也是全国的中心，在环山东半岛数千里海岸线上，到处是煮海水为盐的灶户。在汉武帝时，全国35处盐官中齐地就有11处，此外还有一个海洋捕捞中心。纺织、煮盐和海洋捕捞三个中心，再加上其它产业，共同造就了一个财富中心，这个中心正是齐国都城临淄。

公元前221年，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最重要的年份之一，当秦将王贲挥师南下直逼齐国。当时齐国皇帝田建毫无抵抗的投降秦国，在秦末，田儋起兵，自立为齐王，但这个烽烟中的田齐王国仅仅维持了六年，终是被刘邦的大将韩信攻灭。西汉之时，齐地仍保持着全国经济的中心地位，但从东汉起，中国北方渐渐衰颓，南方日益崛起。直至宋元，“中国经济中心”的贵冠就堂而皇之的落到南方人头上。中国经济重心在北宋基本上移到了南方，到南宋时期就彻底南移了。也正因如此北方的经济逐渐衰颓，而有些人在论北方衰颓时提出了是因为乩乱。其实战乱也是由人的相互征服心理引发的，战争是造成闯关东的直接的外力因素，而人的争强好胜心理是其作用于战争而间接导致闯关东的内在因素。

在我国北方由于黄土层的形成，并且人们发现黄土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因此造成了北方的“重农之风”蔓延开来，农作物也逐渐成为北方的一种谋生方式，农业的兴盛使关中又一次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自唐代以后，北方农业滞缓不前，不仅是由于生产技术没有大的突破，

更重要的是对农业的过分倚重。千百年来的乱垦滥伐，严重破坏了黄土高原的植被，遭到大自然的疯狂报复，也正是我们所说的“天灾”。20世纪的陕北黄土高原，除了部分次生植被外，已看不到天然的植被，光山秃岭，黄沙遍地。正是由于肆虐无己的“人祸”带来了横行无阻的“天灾”，水灾、旱灾、风灾和雹灾的横行，使黄土高原的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br] 从黄河溢、决、徙统计表中可以得出：第一，两汉以前，黄河水灾不多，而两汉时猛增；第二，从王莽新朝到隋代黄河出现了较长时期的安流局面；第三，自唐代起，黄河水灾大量增加，而且一直居高不下。这些变化与当时的农业发展相应，农业繁荣使北国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过度的重农又导至了农业的衰颓，北国经济衰退，接而出现了闯关东的民流。这里也体现了人的“种地为上”思想，还有人的错误价值观指引下的错误实践。[br] 明代地山东分为“西三府”（济南、兖州、东昌）和“东三府”（青州、莱州、登州）。临淄的兴衰是经济兴旺的历只见证，京杭大运河的开通造成了山东经济重心西移，出现“东贫西富”的格局，因此清朝闯关东的“东三府居多”。咸丰五年（1885年）是山东西部经济发展的转折点，由于黄河上游的水土流失导至下游（山东段）河道淤积，形成地上悬河，黄河改口，使会通油被拦腰截断，再加上会通河的阻塞使其无法正常进行航运。西部经济渐渐衰颓，从而导至了民国时候山东西部闯关东的人越来越多，一直延续到民国三十八年。[br] 综上所述，山东人闯关东的根源在于人的私欲、贪欲；在于人的错误价值观和固守的“种地为上”思想；在于人的争强好胜心理和眼光短浅；在于人的错误决策和错误的实践。也正是我所提到的：“闯关东”的根源在于“人祸”。

篇五：闯关东的原因

闯关东”的原因主要是自身贫困逃生的。 向东北移民的原因，固然有上述中央和地方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积极招垦，以及东北自然经济所带来(来自:WwW.smhaida.Com 海达 范文 网:闯关东)的引力。但是，更大的驱动力是华北自然经济环境不断恶化和社会动荡不安，把破产的农民、难民推到东北谋生。 首先，华北地区地少人多是向东北移民的前提。清代以后，山东、河南和直隶省人口猛增，人口密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数，甚至一度成为密度最高的省份。1840、1898和1936年全国每平方公里平均有43.63、41.29和48.88人，而山东省该三年分别为207.1人、246.24人、256.40人，其密度从在全国居第四位，上升到第一、二位；河南省该三年分别为147.80人、157.07人、192.52人，由居全国第七位上升到第四位；河北省该三年分别为97.39人、111.33人、139.35人，由居全国第十位上升到第八位。（注：据章有义：《近代中国人口和耕地的再估计》计算，《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随之而至的是，人均占有土地的数量逐年减少。据统计，华北冀鲁豫咸丰元年(1851)人均耕地4.46亩，1912年前后下降至3.66亩，1928年以后又下降到2.93亩。（注：转引自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第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耕地与人口的失调对华北农村压力极大，促使人们移民到人烟稀少，土壤肥沃的东北地区。 其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是华北难民离乡背井去东北的直接原因。咸丰五年(1855)黄河改道，殃及鲁、豫、直省，山东省灾情在六分以上的村庄即达7161个，灾民逾700万人。（注：袁长极等：《清代山东水旱自然灾难》，《山东史志资料》，1982年第2辑。）从该年到1912年清朝覆灭的56年中，山东省仅因黄河决口成灾的竟有52年之多，共决口263次，成灾966县次。（注：《申报》，光绪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咸丰四年(1854)直隶省连续5年遭受蝗灾，京津、直隶东北部和南部最甚，飞蝗蔽野，田地到达了春无麦，食五谷茎俱尽的程度。光绪元年(1876)后连续四年的华北特大旱灾，遍及东北五省，受灾难民达2000万人以上，饿殍就达1000万人以上。山东难民农村皆“扶老携幼，结队成群，相率逃荒于奉锦各属，以觅宗族亲友而就食”。（注：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1，第25页：畿辅旱灾请速筹荒政折，光绪五年八月。）光绪三年(1979)直隶旱灾，灾区甚广，“大率一村十家其经年不见谷食者，十室而五；流亡转徙者，十室而三”。（注：《各地农民状况调查——山东省》，《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13页。）1920年华北五省出现长时间大面积的严重旱荒，灾区面积约271.27万方里，受灾共340个县，灾民达3000万人左右，死亡50万人。1928年至1930年华北、西北又遭受了旱、水、雹、虫、疫并发的巨灾，遍及甘、晋、绥、冀、鲁、察、热、豫等9省，饿殍遍野，万里赤地。面对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不甘困守待毙的灾民不得不远离家乡，四处逃亡，沿着前辈的脚步走西口和“闯关东”，一时间成为向东北移民的主流。 其三，军阀混战等战争频仍，严重地摧残了农村社会生产力，加深了农村自然经济破产的程度，迫使农民辗转流徙，移民东北。近代中国对外对内战争和兵灾匪祸频繁，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太平天国北伐军、捻军、黑旗军，以及义和团等都曾横扫华北诸省，直接间接予当地农民以莫大损失。尤其1915年以后，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国民革命军北伐等新旧军阀的混战年年不断，战祸波及华北各省。如山东“军队号称二十万，连年战争”，致使“作战区域（津浦线）十室九空，其苟全性命者，亦无法生活，纷纷抛弃田地家宅，而赴东三省求生”。1930年蒋介石同冯、阎、李之间的新军阀大战，双方投入兵力100万以上，所耗战费2亿元，战区“闾里为墟，居民流散”，赤地千里。在兵祸践踏的同时，

华北农村还时常受到土匪的骚扰。鲁西、冀南、豫东受害最烈。来自各军阀队伍中的散兵游勇，不仅人数动辄数千成万，还配备各式轻重武器，到处杀人放火，强取豪夺，勒索财物，所过之处，如同水洗，人财皆空。“全豫百零八县，欲寻一村未被匪祸者即不可得”。（注：《晨报》，1921年1月20日。）在山东，“为土匪者，不计其数”；其它地区的土匪也是多者近万，少者数千。在河北，“该省充当土匪者，有五百万之众”，“大小股之土匪，几可在河北的每一县中见到，甚至连天津、北平附近之村庄也有被土匪占去者”。（注：《崩溃过程中之河北农村》，《中国经济》，第1卷第4、5期，1933年8月：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902-903页。）“匪过如梳，兵过如篦”，兵匪交加，更使农民生路皆无，不得不远走他乡。 其四，沉重的赋税兵差逼迫贫困至极的农民另谋生路。政府的日益腐败和军阀混战，使华北农村的赋税逐年加重。有人统计，以1902年全国最好的稻田每亩不过4角为准，河南1928年的田赋增长了6.5倍，山东莱阳1927年增长了近5倍。（注：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2页。）各种附加税之多则更是骇人听闻。田赋税加税是历代统治者特别是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在清代有耗羡、平余、漕耗公费等；到光绪中叶各省纷纷正式设立田赋附加税，随粮征收，或按亩摊派，来应付日益扩大的地方支出。不过，此时从种类和数量上看，为数尚微。民国以后，华北诸省将原来的杂款、附加及地方的各种陋规全并入正赋征收，实际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不久政府又规定地方政府有征收田赋附加税之权，但不能超过正税的30%。于是，各地政府为了支付庞大的财政支出和筹集军阀的军费，从种类和数量上都加重了附加税的征收，加之从省、县，甚至当地驻军及区镇乡公所都层层加码，变本加厉，附加税逐年增多。各省附加税目增至数十种或上百种，有的县附加税率超过正税数倍乃至数十倍。1926年和1927年的附加税最重，河北和河南全省的附加税竟超过正税2倍有余，山东省1926年的附加税竟超过正税4倍之多。（注：转引自从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第49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张宗昌统治山东时，还在田赋上附加了军事特别捐、军鞋捐、军械捐、建筑军营捐4种苛杂，合计加收5.3元；（注：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571页。）从1928年3月又凭空增加了8种附加税，每正税1两要付14.56元苛捐杂税，大大超过了正税。（注：（日）松崎雄二郎：《山东省の再认识》，第213-233页，1940年版。）据1934年7月调查，河北省有附加税种48种，河南省有42种，山西省有30种，山东省有11种。（注：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6页。）常年应征的差徭和额外摊派的兵差，尤其是用军事名义临时派征的以力役、实物、货币为主的兵差，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清朝统治者围剿太平军和捻军时，在华北沿村勒派民夫车马，急如星火，兵差繁重，各省的差徭每年多者数百万两少者百万两。民国后兵差沉重，令民众难以承受。军队过境时，广招粮饷车马，稍一迟疑，便鞭挞交加，甚至抓人杀人。1928年后兵差最为严重。山东107个县中有77个县有兵差，河南112个县中有92个县有兵差，河北、山西则县县有兵差。据统计，山东临沂等县1928年兵差额?占地丁正税的274.41%；冀中8县1929年的兵差额数占正税的

534.28%；河南商丘等县竟达正税的2339.83%。（注：王寅生等：《中国北部的兵差与农民》，第11页、附录2，表22，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1年版。）20世纪以后移民大增，最直接的原因应是华北地区战祸、赋税和兵差这些人为的因素。正如当时研究者所言，“冀鲁豫人民之赴关外者，其动机由于

东省情形之利诱而去者少，由于原籍环境之压迫而去者多”。（注：何廉：《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经济统计季刊》，第1卷第2期；1932年6月。） 另外，社会意识和习俗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山东等地“闯关东”由来已久，移民中向家乡寄钱者有之，带财物回乡过年者有之，也不乏发财致富成家立业者，这些刺激了更多的民众要到关外谋生赚钱。胶东有些村庄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逐渐形成了“闯关东”的习俗。所以在华北特别是山东的胶东和河北的冀东，劳动力稍一充裕，或一遇天灾人祸，首先想到的是携家带子，或集结亲戚好友，蜂拥到关东去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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