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兰卡内战和中国

篇一：斯里兰卡为何急于与中国重新交往

斯里兰卡为何急于与中国重新交往？

2016-02-14 邱林

在2015年1月斯里兰卡选出新领导人一年多来，斯里兰卡与中国的关系出现了停滞状态。而现在，斯里兰卡目前正在改弦更张：让一度停工的中国援建港口项目复工。斯里兰卡政府加快了与中国合作建设港口城项目进度，斯里兰卡财政部长称政府已经批准了相关全部手续，环评报告预计也能过关，项目可能在2月份重启。

在2015年之前主政的斯里兰卡前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采取了亲华立场，在他下台后，中斯关系受挫。拉贾帕克萨的继任者——迈特里帕拉·西里塞纳总统对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港口城项目进行了审查，以核实项目是否公平合法。

然而，严峻的现实让西里塞纳领导下的斯里兰卡政府不得不与中国修复关系，因为斯里兰卡面临外汇储备减少、国际收支逆差以及极少或完全没有替代投资方等问题。换句话说，斯里兰卡正处于严重金融危机之中，中国是该国最大的投资者，因此斯里兰卡政府不得不更加重视与中国的关系。

对于西里塞纳来说，竞选时对选民的高调承诺，以及发展国内经济的巨大压力，都使得他必须重视中国这个大金主。而中国在斯里兰卡几乎遍地的工程合作项目，都对改善斯里兰卡的民生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长期使中国项目封冻也让新政府面临国内民众的压力。

印度和美国都曾对斯里兰卡与中国的亲昵关系感到不快。但是，无论是印度总理莫迪，还是美国总统奥巴马都没有拿出像中国一样具有吸引力的项目。尽管斯里兰卡也向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寻求借贷，不过，那些附带的苛刻条件往往使斯里兰卡头痛，有的很难达到，或有的需要牺牲部分政治利益，而何时能被批准也是个很大的未知数。 西里塞纳很快认识到，如果新娘只能拿出那点儿可怜的嫁妆，再多口舌也是白费。他把目光又重新放在中国身上。因为中国不仅在其首都科伦坡修建总投资额约14亿美元（约合91亿元人民币）的港口城项目，而且还对位于该国南部汉班托特的一处经济特区表现出兴趣。中方在该地区斥资17亿美元（约合110亿元人民币）修建的港口和机场。

斯里兰卡财政部长拉维·卡鲁纳纳亚克上月底在接受香港《南华早报》采访时说，金融危机升级，斯里兰卡试图修复与中国的关系。他表示：“我恳请中国将过去的不快抛诸脑后，调整贷款条款，让其更加可行，从而帮助我们。”

斯里兰卡急于与中国重新交往可见一斑。卡鲁纳纳亚克发表以上评论恰逢斯里兰卡国防部长卡鲁纳塞纳·赫蒂阿拉奇也作出声明，称可以重新考虑非正式暂停中国海军船舰在斯里兰卡海岸停靠一事。上一届政府之前曾允许中国这样做，这导致印度对此比对任何经济活动都更加警惕。

赫蒂阿拉奇上周在访问中国时说，他将“重新考虑”中国船舰中途停靠的请求。卡鲁纳纳亚克再次重申迅速强大的中国在斯里兰卡摇摇欲坠的经济中重要利益相关者的地位。他说：“我们认真对待，将斯里兰卡与中国的关系带到正确道路上，并改善我们从腐败政权那里接手的差劲的财政状况。”

事实上，中国在斯里兰卡的投资项目本身是一个商业行为，对中斯双方都大有好处。如果从商业角度来说，因为利益问题而产生的矛盾双方可以通过商讨来沟通，而从政策角度来看，斯里兰卡要彻底放弃项目并非易事。

再说，中国和斯里兰卡彼此需要，已经结成战略伙伴合作关系。特别是斯里兰卡结束内战仅五六年，亟需全面经济建设，而中国因基建能力和成熟制造业成为该国无可取代的合作伙伴。中国推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斯里兰卡欲将自己打造成印度洋上的航运中心，这种战略契合及优势互补让斯里兰卡难以割舍。

或许是看在钱的份上，斯里兰卡又重新回到中国的怀抱。斯里兰卡政府重审及叫停外国项目，特别是暂停斯里兰卡迄今最大的中国直接投资项目科伦坡港口城项目，严重挫伤了外商对斯投资信心，并切断了斯里兰卡经济赖以发展的外资资金链，经济增长持续下滑也就成了必然。现在，斯里兰卡政府不可能继续强硬，而强硬也解决不了民生，更带不来所需的投资。

篇二：中国与斯里兰卡婚丧文化的比较

中国与斯里兰卡婚丧文化的比较

摘 要：近年来，中国与斯里兰卡两国之间的文化经济交流日益密切，中国在斯里兰卡建立了孔子学院，更多的留学生纷纷选择在中国学习，更深层次了解中国文化，密切两国的关系，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婚丧文化是两国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都保留了大量传统的习俗，但也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逐渐呈现西化的趋势。通过对两国婚丧文化的学习与研究，旨在加深对两国文化的认知与了解，从而增加自己的文化自尊心，民族自豪感，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

关键词：婚丧习俗；宗教信仰；西化；文化交流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the cultural and economic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s increasingly close, China set up a Confucius Institute in Sri Lanka, more students choose to study in China for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ltur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promote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Wedding and funeral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bilateral culture, have retained a large number of traditional customs, but also influenced by the western culture, gradually westernized trend. Through the study and research of funeral cultur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ims to deepen to the cog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two cultures, thereby increasing its cultural self-esteem, national pride, promot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Key words：Wedding and funeral culture；religious belief；westernized；cultural exchange

一、绪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全球化进程加快，相对于中国来说，斯里兰卡传统文化在婚丧习俗中保留的较多。中斯两国在婚丧习俗上面有种种的差异，这和两国人在思想思维的差异有直接的联系。中国人比较保守，喜欢热闹，思维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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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所以在中国历史几千年的时间里整个婚丧的习俗并没有多大的变化。直到近代西方的文化传入以后，中国的传统文化才开始向西方转化，但在很大的程度上仍有中国传统婚丧的礼仪。而中国人爱热闹的性格在中国传统婚礼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而斯里兰卡受印度影响较多，两国在婚丧习俗中有许多相似之处，尽管也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婚礼中出现婚纱教堂等，但是较之中国以西方婚礼为主流趋势，斯里兰卡则保留更多传统习俗，其习俗体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本文从婚丧文化的层面入手，将斯里兰卡与中国进行比较，讨论两国之间差异与相似之处，从而加深对两国整体文化的了解，以促进两国文化进一步加强交流。

二、中国婚丧文化的特点与演变

（一）中国传统婚丧文化的特点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文化传承中，产生和形成了许多优秀的人情礼俗，这些礼俗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其中最为中国人重视的就是婚丧礼俗，尽管婚丧习俗在演变过程中受到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还是形成了一套完备的体系。

我国婚姻习俗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特别经过封建时代的演变与丰富，形成一整套婚俗规范。传统婚礼的程序包括：说媒、相亲、纳彩、纳吉、纳征、订盟、择期、迎亲、亲迎、拜堂、入洞房、闹洞房，吉庆热闹的成亲仪式过后，新娘三朝回门，婚礼便落下帷幕①。其中说媒尽管在现在也存在，但与过去相比，其社会地位已发生变化。中国汉文化下的男女情爱素来不自由，女子待字闺中，深居浅出，缺乏结识男子的机会，即便是抛头露面也是男女授受不亲，这就不得不仰仗父母，依靠媒人，以至于久而久之“父母之言，媒妁之命”便成了几千年来社会的主流意志②。同时“生辰八字”也是十分看重的，往往是决定男女婚姻的主宰。言及中国的婚俗文化，通常指的是汉民族的传统习俗，因其颇具东方久远的韵味 ① 田光林,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① 刁统菊.婚嫁礼俗[M].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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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为典范和代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婚礼形式，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婚礼形式，而每个时代每一个地方婚礼变迁都深深镌刻着时代的烙印①。

在我国有的各种礼俗中，古代的丧葬礼俗是最为繁复多样的，丧礼是对死者一生的成就、贡献、作为进行总结和评价，以及对死者到另一个世界的祝福。带有宗教迷信色彩和儒学的人性内涵，同时也是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发展起来的，充满着浓厚色彩的家族观念，往往要祈求祖先对家族子女的保护和庇护。葬礼起源于原始的宗教信仰，认为灵魂在肉体死亡时可能转变成另一种生命形态而存在，也就是“灵魂不灭”论，当时人们相信人是有灵魂的,人死后灵魂还会永远活着来祸福人间，葬礼仪式就是以善待亡者的肉体，使灵魂得到慰藉来保护活着的人。殡葬礼仪在历史传承过程中也与后代宗教如佛教、道教等宗教紧密相连。汉代在尊儒的政策下，将儒家的孝道伦理政治化，大力倡导慎终追远的殡葬仪式，在尽孝的伦理影响下带动了厚葬风气的盛行，随着道教的创立和佛教的传入，尤其是佛教宣扬的轮回和地狱观，使得人们把对现实世界的不幸与痛苦都寄托在另一个世界可以改变命运。尽管传统的丧礼习俗是旧时代的产物，有不科学和不合理的地方，却不能忽视其内在的礼仪精神，殡葬礼仪是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其文化内涵极为丰富与完备。

(二) 受近代文明与西方世界的影响中国的婚丧习俗的走向 除了传统婚俗自身的与时俱进，近代以来剧烈而频繁的社会改革，加之人们有意识的移风易俗，使得中国婚俗一时间旧貌换新颜，愈加自由奔放，个性鲜明，也或多或少的保留着过去的“印记”，同时又在传统婚礼的基础，衍生出更多程序。在传统婚纱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受西方文明的影响选择在婚礼当天穿婚纱，在酒店举行西式婚礼，例如拍婚纱照，交换戒指，度蜜月等都是现代婚礼才具有的。尽管西式婚礼已经成为主流，但婚礼的过程中仍保有传统习俗，例如在黎明前迎娶新娘，向父母敬茶以及哭嫁、压床等习俗。在农村地区，由于受 ② 刘青.中国礼仪文化[M]. 北京：时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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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经济条件和传统思想的影响，婚礼会通常举行两天，第一天在女方家，第二 天在男方家。然而在城市，婚礼已经简化到一天举行。 如今人们择偶方式多样化，提倡自由恋爱，观念也改变，注重科学和理智，婚典形式注重个性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长辈对传统婚礼习俗保留的记忆较多，对于年轻人来说，已经是记忆残存。但是婚俗在一定时期是具有稳定性的，婚俗往往是体现在深沉观念上面，而深层观念变化缓慢，人们在举办婚礼的过程中，仍会考虑诸多禁忌，无论是吉期的选择还是仪式的具体执行，求吉的心理仍然会延续下来，例如在婚礼举行前，都会挑选吉祥的日子举办婚礼，在婚礼当天早上最吉利的时间点去迎娶新娘，无论社会怎么变化，人们追求顺利、吉庆的愿望都不曾改变。 新的丧葬礼俗来自破旧立新的观念，由于科学的发展，社会的文明进步，当代主流文化的人们已摒弃了许多原有的落后、愚昧的丧葬观念，形成了厚养薄葬的观念。随着我国经济、科技和文化的持续发展，随着人们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不少人都愿意死后将自己的遗体和器官捐献给医院、学校和科研机构，以便帮助更多的人，这种做法是对传统死后要保留“全尸”观念的冲击。新中国成立后，由毛泽东同志亲自指示改革丧葬的工作，主张取消土葬，改为火葬，因其更为简便、科学、卫生。而现代丧礼程序通常有冷藏遗体，布置灵堂，刊发讣告（一般为口头通知，告知死者逝世以及吊丧的时间和地点） 开追悼会，下葬等程序，但值得一提的是开追悼会是新式丧礼的一种主要形式，它可以寄托哀思，表达人们对逝者的悼念。在众多程序中变化最大的是服丧的仪容，通常是在右臂带上一块黑纱，穿暗色的衣服，佩戴黑纱的时间不宜过长，不超过四十九天，以便家人从丧失亲人的哀痛中解脱出来，因此是传统的“居丧”的简化形式①。这些变化都与当代人们紧凑的生活节奏，在忙碌的经济社会和都市生活中，迫于生活的压力，人们不能花费太多的时间在“治丧”上。因此现在的丧礼都是选择火葬，并且举办丧礼的时间较短，程序更为简洁。但是就我国农村地区来看，经济和社会的发 展还没有使农村完全从传统乡土社会转型到现代社会，更多的人会选择土葬。 ① 索毕德.古代中国与斯里兰卡的文化交流研究——以佛教文化为中心[D].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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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斯里兰卡婚丧文化的特点与演变

（一）在传统文化背景下，斯里兰卡作为文明古国有着特殊的婚丧习俗 在过去，婚礼举行前，两个家庭的父母会就嫁妆的细节问题进行讨论，只有当这些细节都落实以后再定下婚期。传统的婚礼第一天发生在新娘的家。第二天在新郎家举行，与过去相比现在已经不注重嫁妆的多少，在过去，嫁妆的多少往往决定这名女子以后在夫家的生活待遇和地位。现在婚礼一般在宾馆婚宴大厅举行与过去婚礼通常在寺庙中举行不同，但不变的是婚礼现场都有年轻的男子与女子在跳着欢快的“康缇舞”，使得婚礼的氛围更为轻松，愉快。尽管现在有年轻人会在婚礼过程中选择穿婚纱，但是更多的人会在婚礼当天穿上斯里兰卡的传统服饰—沙丽，婚礼中的沙丽服饰更为高贵、典雅，衬托出新娘的迷人气质。

随着时代的演变和社会的进步，斯里兰卡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婚礼—Poruwa ,即保有传统的礼俗，又符合新时代的潮流。这种婚礼一般从早上九点以后开始，人们认为这个时间是特别的，是一天中最为美好的时刻，最应该用来举行婚礼。仪式需时约45分钟，夫妇要交换誓言和槟榔叶7次，这意味着夫妻间的团结和爱将持续7代，表达了对婚姻的期许。接着诵经的僧人从华丽的银水壶中倒出水淋在夫妻绑有金链子的手指上，以示神的祝福，让他们在未来的日子能有更多的财富。二人交换戒指后，他们互相喂牛奶，大米和水，照顾对方生活的一个象征性的承诺，这个习俗现在很多婚礼已经不做了。当仪式结束之后，新郎新娘会和宾客一起跳舞歌唱。现代婚礼较为传统婚礼更为简洁，典雅，省去了很多繁文缛节，符合现代年轻人追求时尚的个性特点，且也不失去传统文化特色，现代的斯里兰卡婚礼极具南亚风情。

（二）斯里兰卡的葬礼受宗教信仰的影响，一直延续着传统习俗 在斯里兰卡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丧礼通常都是在寺庙中举行，由寺里的僧人进行诵经超度，祈求逝者早登极乐世界。家人会首先把尸体送到寺庙，等停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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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中国的内战起因

中国的内战起因

分析曾经的内战起因是为了使我们不再陷入新的战争，每个国家都曾经有自己的内战，包括美国的南北战争，发动内战的时候都是有足够的理由，没有一方认为自己是非正义的。政治家的理由总会比百姓站得高一点，因为至少他们不用冲在前面被乱枪射死。我作为个百姓，总觉得战争终归不好，包括美国的战争在内，因为那是要死人的。至于对错是要由历史学家通过纵观整个历史的进程来评价，我们普通百姓尚无这样的资格。但是避免战争还是很有必要的。

距离今天最近的一次内战是发生在1946年，根据中共官方的史料记载，完全是由于国民党单方面撕毁《双十协定》引起的，那么这个双十协定到底是什么呢？根据中共官方的资料，《双十协定》的主要内容如下：

? 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以对话方式解决一切争端。 ? 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

? 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

? 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对国民大会及其他问题进行商讨后再作决定，制定新宪法。

? 中国共产党承认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国的合法领导地位。

看看最后一条，无论把这一条故意放在什么地方，我们依然能够

知道当时中国共产党承认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国的合法领导地位。《双十协定》也是在这个大前提的情况下拟定的。这似乎对于共产党来讲就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换上你是国民党蒋介石，既然承认你的合法政府地位，你会去撕毁它吗？

在官方的资料里面回避了一个内战中最重要的东西，没有兵怎么打仗？那么我们还是要去探究那一部分可以打起仗来的兵到底是怎么来的。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的时候总共的兵力只剩下三万多人，伴随着抗日战争的打响，直到1945年8月份抗战结束壮大到九十多万人。那么这部分军队是用来抗日的吗？当然在抗日战争当中八路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到此为止我们可以确定扩张就是为了抗日。但是比起国民党来说，有几场像样的仗是由八路军打的？到了今天，我们官方也不得不承认国民党在抗日战争当中起了主要的作用，因为每一场战斗消灭敌人的数量都是有数据可查的。

(来自:www.sMHaiDa.com 海 达范文网:斯里兰卡内战和中国)

另外一组在中共党史中透露的数据就耐人寻味了。到了1946年7月内战爆发之时，共产党的兵力是120万人。如果八路军在抗日战争当中的扩张是为了打日本的话，应该说日本人投降了，国家走向和平了，应该裁军才对呀。但是历史的数据资料表明，从日本人投降到内战爆发的11个月里面，中共的军队反而又增加了二十多万人。如果到这个时候还说是用来抗日的，那就说不过去了吧。

我们细看《双十协定》的内容，中共同意将现有的兵力缩编为24个师，并逐步从某些地区撤出军队 。当时24个师的兵力到底有多少

我还真的不知道，肯定应该从九十多万人减少是肯定的，不然就不会叫“缩编”了吧。从我们能查到的公开数据明显可以看出来，人数增加了二十多万显然不叫缩编，更不能说明是用来抗日的。如果说这样也叫遵守协定的话，看来真的需要好好学学中文了。

军队国家化是避免战争的方法之一，司法独立于政党的控制也是方法之一，也就是说武装力量不能掌握在党派手里。执政党可以轮换，军队只为国家服务。老蒋就是犯了这个错误，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当时的蒋介石政府不但腐败，而且专制，破坏民主，拒绝多党合作，不知道当年有没有竭力主张渐进式民主的言论，若是提出稳定压倒一切，或许就不一定非得使用暴力，也许那时候的人类没有现在那么智慧吧。总之国民党政府实在是可列举的缺陷太多了，如果这一切就是发动战争以武力推翻他的理由的话，那么我们离下一场战争真的就不远了。

附上《双十协定》的原文，大家看看那将是多么美好的一副宪政、民主的蓝图。

《国共双十协定》

1945年10月10日

中国国民政府蒋主席于抗战胜利后，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先生，商讨国家大计。毛先生于8月28日应邀来渝，进见蒋主席，曾作多次会谈；同时双方各派出代表，政府方面为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四先生，中共方面为周恩来、王若飞两先生，

在友好和谐的空气中，进行商谈。已获得下列之结果，并仍将在互信互让之基础上，继续商谈，求得圆满之解决。兹特发表会谈纪要如下：

(一)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为第一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平之新中国，实行三民主义。

双方又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作，为达成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二)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先采必要之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现双方正与各方洽商政治协商会议名额组织及其职权等项问题，双方同意一俟洽商完毕，政治协商会议即应迅速召开。

(三)关于国民大会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重选国民大会代表，延缓国民大会召开日期，及修改国民大会组织选举法，和五五宪法草案等三项主张。政府方面表示国民大会已选出之代表应为有效，其名额可使合理增加，和合法的解决，五五 宪法草案，原曾发动各界研讨，贡献修改意见。因此双方同意成立协议。但中共方面声明，中共不愿见因此项问题之争论而破坏团结，同时双方均同意将此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四)关于人民自由问题：一致认为政府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全部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

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

(五)关于党派合法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党派皆有平等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各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本为宪政常轨，今可即行承认。

(六)关于特务机关问题：双方同意政府应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人民之权。

(七)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除汉奸以外之政治犯，政府应一律释放。政府方面表示：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将应释放之人提出名单。

(八)关于地方自治问题：双方同意应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惟政府希望不以影响国民大会之召开。

(九)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应重划军区，确定征补制度，以维军令之统一。在此计划下，中共愿将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由现有数目，缩编为24个师，并表示迅速将其所领导下散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各地之部队，由上述地区，逐次撤退，应整编的军队调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集中。

政府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此次提出商谈之各项问题，如果能全盘解决，则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为20个师的数目，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中共方面提出中共及地方军人应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的工作，政府应保障人事制度，任用部队人员为各

篇四：论中国共产党为何会在内战中胜利

论中国共产党为何会在内战中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广大人民热切希望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但是，通向新中国的道路仍然是坎坷、曲折的。以武力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是蒋介石集团——国民党的既定方针。虽然国民党为了敷衍国内外媒体于1945年10月10日与中共代表签订了“双十协议”，但是这些都只是其为发动内战所做的准备。1946年6月底，国民党军队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挑起了全国性的内战。 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军的总兵力为430万。而此时，中国共产党军队没有海、空军，只有陆军，其总兵力约127万人。对比国共两党总兵力，不难看出，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具有绝对优势。不仅在数量上具绝对优势，国民党军装备也大大超过解放军，中共武装在军事训练方面也有不足之处，因此国民党曾夸口“五个月之内打垮中共”。然而，军事上的优势并不等于战场上的胜利。古往今来，无数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例都能说明这一点，而中共也以事实说明了这一点。

本文将从政治和军事上论述中共得内战胜利的原因。

从政治上看，因为中共中央指出了“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在党的领导下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共一直努力联合各方力量，试图得到各方支持。 内战不可避免的要爆发了。虽然共产党不得不参与了内战，但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形象和国民党在人民中的形象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只是在解放区军民的生存受到致命威胁时才被迫采取自卫行动，而它这样做仍然是试图以此争取国内和平的实现。虽然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谈判失败了，但是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努力，使得各界群众增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懂得了什么人应当对这场战争承担责任。这在政治上是一个重大的胜利。

内战时期，解放区和非解放区的经济状况天壤地别。解放区在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同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到1947年下半年，解放区即有三分之二的地区基本上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通过和土地相关的种种政策，为打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奠定了身后的群众基础。而国民党政府由于它的专制独裁统治和官员们的贪污腐败、大发国难财，违背了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在大后方严重丧失人心。国民党为筹措内战经费，除了对

人民征收苛重的捐税以外，更无限制地发行纸币，恶性通货膨胀引起物价飞涨，使人民一次又一次遭到洗劫，使民族工商业走向破产，广大农村饥民遍地，饿殍载地。这样的国民党政党就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与蒋介石反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 同时，虽然中国各民主党派的政纲不尽相同，但都主张爱国、反对卖国，主张民主、反对独裁。在这些方面，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政纲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国民党当局却不断以暴力对他们施行迫害，使得民主党派“在蒋介石统治下进行和平运动，合法运动，改良运动“的最后幻想破灭，中国各民主党派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军事上看，中共认识到自身的不利形势，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由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而国民党的军队大部分远在西南、西北后方，要把他们运往内战前线、完成内战部署需要相当的时间。这是国民党在军事方面的劣势之一。 虽然在内战初期共产党的兵力远远敌不过国民党，但经过人民解放军一年的作战，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47年7月，国民党军的总兵力由430万人下降为373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下降为150万人。由于战线延长，大部分兵力用于守备，战略性的机动兵力大为减少，而且士气低落，官兵中充满失败情绪。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则由127万人增加为195万人，其中正规军近100万人，部队的武器装备也因大量缴获而得到很大改善。由于群众基础好，不需分兵守卫后方供给线和城市，机动兵力大大增强。

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对革命战争最精炼的归纳。

篇五：法显在斯里兰卡

法显在斯里兰卡

Prof. K.N.O.Dharmadasa[1]

斯里兰卡是印度洋上的一个岛国，是海路交通的重要枢纽，古来就吸引了众多来自东西方的旅行者。在古时候，斯里兰卡就是一个引人入胜之地。这里的宝石和珍珠非常著名，还生产优质的香料。这样，斯里兰卡就成为了繁忙的贸易活动中心。除此以外，当时被称为狮子国（Sihaladipa）的斯里兰卡还是上座部佛教的中心，这也让她名声远扬。佛祖释迦牟尼的教义于公元前3世纪传入了斯里兰卡。最初是通过一代代僧侣的口口传送保存下来。200年之后，这些教义首次被用文字记录下来，从而确保了文本的正确和真实。斯里兰卡从此被视为保存了最纯净佛教经典的地方，以佛法之岛（Dhammadiipa）而闻名。斯里兰卡也因此成为很多求法旅行者，尤其是那些希望了解佛祖最原始的佛经的人心目中的圣地。当我们回顾这一类到访斯里兰卡的人名单的时候，中国僧人法显排名非常靠前。原因就是法显对于佛教信仰孜孜不倦的追求，以及他给我们留下了当时关于斯里兰卡佛教社会的宝贵资料。

上座部大藏经在公元前3世纪传入斯里兰卡，此后由不同流派、擅长不同分支佛法经典的“说法师”（bhanaka）通过口传心授传承下来。这些口传下来的经典在公元前1世纪被用文字记载下来。这是一个意义非常深远的事件。因为在印度，也就是佛经的发源地，佛祖的教义很快就将要消失了。这样，将佛教大藏经记录下来就被称为“僧伽罗人民对于人类知识遗产所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 ( Paranavitana, 1959 :268).

斯里兰卡不但保存和传承了佛陀的原始教义，还保存了一批价值非常高的经论。这些经论于公元前3世纪和原始教义一起传入斯里兰卡。后来，僧伽罗僧侣定期将自己的经论以及其他历史资料填加到经论之中，从而扩大了经论的规模。这些佛经和经论成为一笔宝贵的宗教和知识财富。到5世纪，有两个外国饱学僧侣受到感召，来到了斯里兰卡，他们就是来自中国的法显和来自印度的觉音（Buddhaghosa）。这两个人碰巧都于摩诃那摩国王（Mahanama，406 – 428)统治期间来到了斯里兰卡。斯里兰卡作为佛陀教义保存地的声名在亚洲影响深远。生于印度、并且在印度剃度出家的觉音法师就被自己的老师要求到斯里兰卡来，原因是“印度没有保存经论，也没有不同佛教大师的教义传承。但是斯里兰卡有摩揭陀（Mahinda）法师最初从印度带来的经论，后来翻译成岛国的语言??到那里去研究这些教义和经论吧，这样可以惠及他人。” (大史, 第37章，第228-30颂)。 佛教在斯里兰卡的繁荣还有一个事实佐证，即当中国希望建立比丘尼戒的时候，是斯里兰卡提供了支持。摩诃那摩国王亲自将中国需要的比丘尼送来，并帮助在中国建立了比丘尼戒 (Weerasinghe, 1995: 57)。

在那些访问过斯里兰卡的外国高僧大德之中，觉音和法显是显著名的。尤其是法显，他来到斯里兰卡时年岁已高，却不畏种种艰难险阻，其求法的勇气和坚韧的态度让人怀念和敬佩。法显以65岁的高龄从中国出发，走上艰苦的旅程，收集那些希望带国的佛教经典。他在斯里兰卡备受尊崇。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著作已经多次被翻译成僧伽罗语而得到证明。在宝石城附近的圣足山上，有传说是佛陀留下的足印。在通往圣足山的途中有一个山洞。据说法显曾经在此山洞中留住过一段时间。现在这个山洞以“法显洞”而闻名。这也可以说明法显在斯里兰卡是多么的深入人心。

为了说明法显在僧伽罗人之中受到尊崇的程度，我想引用两位僧伽罗学者的文字。他们曾经把法显的著作翻译成僧伽罗文。

“在旅途之中，一些曾经和法显一同出发的人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退却了，返回了中国。一些人在半途不幸身亡。还有一些人留在了印度。法显就剩下了孤身一人。但是这位伟大的英雄下定了决心，绝不半途而废，终于抵达了斯里兰卡，并且停住了一段时间。随后，他得到了自己寻找的书籍，乘船返回中国，并回到建康。从出发至此，期间已经过了14年?法显于86岁离世。这位伟大的僧人，这位百折不挠的菩萨，将他的心灵奉献给了佛教，用他的光辉人格树立了楷模。” (Fa_Hsien, Sung-Yung Denamage Gaman Vitti Balangoda Ananada Maitreya Thero, Maharagama, Saman Press, 1958, p.ii)

上述文字来自已故的高僧Balangoda Ananda Maitreya Maha Thero。他是现代斯里兰卡历史上最受总重的僧侣之一。下面的引文来自贾亚瓦德纳大学名誉教授Wimal G. Balagalle所翻译《佛国记》的介绍。

“法显是世界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意志坚定、品格坚强，不达到目标就不放弃。在这个意义上，法显所取得的成就在古代旅行家之中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以媲美。所有看到法显的传记的人都会认识到，他从行程开始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都没有任何的私心杂念。他的自我牺牲精神让全世界都获益匪浅。他不但对中国也对全世界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Fahienge Deshatana Vartava, Prof. Wimal G.Balagalle, (1957) Second ed. 1999, Boralesgamuva, Visidunu, p.21).

上述看法出自两位著名斯里兰卡学者。这样的观点可以说明为什么学者们如此推崇这位古代的中国旅行家，以及为什么他们认为应该将法显介绍给那些可能还不太了解法显的成就和贡献的当代读者。阅读法显的游记，我们能够深刻感觉到，法显在所经历的30多个王国中遇到虔诚僧人们的时候都饱含尊崇之情。同样，斯里兰卡学者们也讨论法显对佛陀教义的虔诚、在面对艰难困苦的时候所拥有的勇气，以及法在实现自己的目标过程中百折不挠的信心。

“法显历经千辛万苦回到中国之后，他并没有立即返回故乡去会见亲朋好友。他直接去了建康，并且在一个叫做佛陀跋陀罗（Buddhabhadra）的印度法师的帮助下开始将带回来的经文翻译成中文。”(Balagalle: 20)

此外，斯里兰卡学者还很推崇法显在记录他所观察到各种佛教社会时那种不带任何偏见的态度。法显尊重事实，不带偏见。那些和法显打过交道的人，不管他们是信仰大乘还是上座部佛教，只要他们的品格高尚，法显就如实记录下来。“法显本人是大乘佛教僧侣。但是他对遇到的小乘僧侣的德行和品格都有很高评价。” (Balagalle: 21).

佛教传播的历史表明，佛教传入到中国似乎早在公元3世纪就开始了。在一些零星的渗透之后，中国官方在汉明帝(公元58-78年)正式认可了佛教。新传入的佛教很快就倍受欢迎，研究佛经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大。汉明帝本人据说曾经向印度派遣过使团，以获取佛经并邀请僧侣访问中国。从此，中国和南亚的佛教社会开始了活跃的交流。而斯里兰卡作为上座部佛教经典的保存地，也将在这种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佛教在中国稳步传播和发展，到公元500年，整个中国各地区都存在佛教信仰( Dutt, 1956: 163) 。

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佛教在当时的中国是和一些其他信仰紧密掺杂在一起。一些了

解这个问题的人就开始考虑，他们必须前往佛教的故乡印度，去寻找真正的教义，去净化中国的佛教信仰。法显访问印度以及随后访问斯里兰卡正式处于这种考虑。他是众多“求法者”之一，目的是为了收集纯正的佛经，了解真正的佛教教义和管理僧侣的佛教戒律(vinaya) 。历史记载表明这一时期有不少于162个这样的“求法者曾经出发前往印度。其中最著名的包括法显 ( 400 - 414)、玄奘 (629 - 646)和义净 ( 672-695)。他们的游记也已经被翻译成其他文字。

随着一种宗教的迅速流行，可以预见那些新出家的僧侣在遵守戒律方面会变得松懈。这也会引起那些恪守戒律的年长僧侣的担忧。这种局面在法显生活的时代就在佛教僧侣和信徒中看起来就存在。这样，法显就以65岁的高龄开始了求法之旅。他的目的就是在中国的佛教界建立真正的戒律规范。当时中文佛经中，律藏（Vinaya Pitaka）并不完整，这是一个让法显非常担忧的问题。法显和其他九人一起组成求法团赴印度求取真经，以弥补中土律藏的缺憾。14年之后，在求法团众人之中，法显孤身一人返回了中国。他完成了当初的目标，带回了化地部的《律藏》（Vinyapitaka）、《长阿含经》（Dirghagama）、杂阿含经 （Samyuttagama），以及《杂藏》（Samyutta-sancaya）等 (Legge, 1965 : 111)

作为一个旅行者深入陌生之地，法显在旅途中面对了诸多危险。他详细描述了途中的艰难险阻，以及在路过的一些地方佛教给人带来的心灵的温暖。比如，在徒步穿越戈壁的时候异常艰辛，以至于法显会觉得“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以及“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帜耳。” (Nilakanta Sastri, 1956: 226)穿越戈壁之后，法显抵达了于阗，在那里，法显看到“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 以及“家家门前皆起小塔。?作四方僧房供给客僧。”法显高度评价了瞿摩帝寺庙中僧人秩序井然的生活，“三千僧共揵捶食。入食堂时威仪齐肃次第而坐。一切寂然器钵无声。”( Legge, 1965 : 18 )法显这样的描述是引人入胜和独一无二的，因为没有任何其他人能够提供这样一幅古代佛教社会的日常生活图景。很多公元5世纪时的南亚社区都在法显的游记中有着栩栩如生的描述。

斯里兰卡有比较丰富的编年史、铭文以及考古发掘等资料，对于法显留住在当时的首都阿奴拉特布拉那两年的斯里兰卡历史有很好的记录。我们发现，法显对当时佛教社会的记载非常生动。尤其让我们感兴趣的是法显对于在斯里兰卡最受崇拜的佛牙及相关节日的描述。佛牙游行至今仍然是斯里兰卡最重要的节日庆典之一。如果不是有法显的记载，我们可能再无法那般详尽地了解相关细节（稍后本文将会谈及法显的描述）。

如《佛国记》中所记，法显在公元411年抵达斯里兰卡。根据斯里兰卡编年史，这正是摩诃那摩国王（406-429CE）统治时期 (UCHC, I, 2:845 and K.M De Silva, 1973:366)。中国文献记载，一个名叫“昙摩”(Dhammapala?)的斯里兰卡沙门曾经在此之前几年渡海送玉佛至中国。遣送使团的斯里兰卡国王被确认为就是优波底沙（Upatissa I，365-406)，正是摩诃那摩国王的哥哥及前任国王。随着法显抵达斯里兰卡，以及摩诃那摩国王随后于公元428年 (UCHC,I,1:291)派遣另一个使团前往中国，两国之间的宗教往来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中国文献记载，摩诃那摩国王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包括两块平纹布，这在当时是斯里兰卡的特产。摩诃那摩国王送给中国的最重要的宗教礼物是佛牙寺的复制品，这个礼物表明佛牙在斯里兰卡和中国都有着纯高的地位。当时还有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宗教活动，即两个比丘尼使团在摩诃那摩国王统治晚期被送到中国，并且在中国创建了比丘尼戒（UCHC,I,1:18)。

如上所述，法显的游记中记载了很多任何其他历史文献中都看不到的生动细节。例如，无畏山寺塔是建在一个佛陀脚印之上的；有5000名比丘居住在无畏山寺（Abhayagiri Viharaya），而其对头大寺（Maha Viharaya）则只住了3000个比丘。法显提到在无畏山寺中有一个大佛像，“中有一青玉像。高三丈许。通身七宝焰光威相严显。非言所载。右掌中有一无价宝珠。”法显提到当时岛国上“有六万僧”，这也许可以表明当时斯里兰卡确实是一个“佛法之岛”(Dhammadiipa)。法显提到当时斯里兰卡首都的四条主要街道尽头都有讲法堂。“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铺施高座。道俗四众皆集听法。”他还提到位于山顶上的另一个足印，很明显这指的是圣足山。圣足山作为朝拜圣地的重要性在之后的历史中又进一步加强了。

法显当时住在了无畏山寺。较之于更忠实于传统教义的大寺，这座寺庙比较开放，可以接纳持不同部派思想的僧侣。法显还提到“山中有精舍名支提”。很明显，这里所指的是塔山（Cetiyagiri），后来被改称为弥新德勒（Mihintale）。法显提到的名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来历。我们从《大史》中得知，把佛教传到斯里兰卡的摩揭陀（Mahinda）的王母在印度修建了一座寺庙。该寺庙以所在地的名称而被称为Cetiyagiri寺。从法显的记载中我们知道，斯里兰卡的塔山先是以王母所建寺庙而命名，而后又为了纪念摩揭陀而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弥新德勒，Mihintale，即为摩揭陀之山）。

法显的记载中还有其他描述也可以从斯里兰卡的编年史中得到佐证，并且还提供了更为详细的内容。法显提到，斯里兰卡有将近六万名僧人，“悉有众食。王别于城内供养五六千人。众食须者则持大钵往取。随器所容皆满而还。” (Legge: 105)很明显这里所指的是《大史》( Ch.XX , verse23)中所记载的由天爱帝须（Devanampiyatissa）在修建大寺之初之时修建的摩诃巴利斋堂（Mahapali）。该斋堂的位置已经为考古学家确认。在该地还发现了10世纪刻在一个巨大的盛米石槽之上的铭文。铭文内容可以确认，这个地方确实是摩诃巴利斋堂，而且所有运到该城市的大米之中的一部分都要被作为税收运到斋堂 (Rahula, 1956:74)。

法显还提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即摩诃那摩国王在准备修建一座寺庙的时候，他用金犁在地上划出四方边界，然后在其上修建。这正是《大史》所记载的天爱帝须国王在修建岛上第一所寺庙大寺的时候所采用的方法。法显描述了摩诃那摩国王的做法，“先设大会饭食供养已。?作好金犁王。自耕顷垦规郭四边。”(Legge, 1965:109) 《大史》之中的记载是这样的：“（国王）先召集僧人，向他们致敬，然后用犁在地上犁出一个圆形?”(Ch. XV, verse 191).

[1] 作者为僧伽罗语教授。

斯里兰卡的法显洞

《法音》1983年06期 作者：慕显

我国东晋时期的高僧法显，是沟通中斯两国佛教文化和传播友谊的伟大使者。为搜集“汉土所无”之佛教典籍，他以六十五岁高龄西行求法，遍访南亚诸国，公元410年到达斯里兰卡(当时称为狮子国)，在王都阿努拉特普罗城的无畏山寺等处修学两年，于公元412年绕道爪哇回国。带回《弥沙塞部律》、《长阿含经》、《杂阿含经》和“杂藏”等梵本。在他回国后所著的《佛国记》中盛赞当时斯里兰卡佛教的兴盛、民情的淳朴和物产的丰富。

当我们来到斯里兰卡时发现，法显的名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只要一提起法显，立刻就会唤起中斯双方更加亲切的感情。斯里兰卡朋友赞颂法显的不朽业绩，赞颂中斯两国的传统友谊。法显的名字，已经成为中斯友谊的代名词。

法显在斯里兰卡时，正是这个国家佛教兴旺、各派争鸣的时期。公元一世纪互拉甘姆巴国王创建无畏山寺，以大寺为中心的上座部一统天下被打破之后，犊子部、方广派等各部派思想不断从印度传入，无畏山寺兼收并蓄，成为包容和研究佛教各派思想的中心。至摩诃舍那在位时，采取了压制大寺而发展无畏山寺的极端措施。佛牙舍利从印度运到斯里兰卡，也是由无畏山寺的僧侣负责供养。摩诃纳末国王(公元409-431)也维护支持无畏山寺。法显到斯里兰卡，以铁萨罗为首的斯里兰卡比丘尼到中国传授比丘尼戒，印度觉音大师到斯里兰卡翻译三藏经典等佛教史上的大事，都发生在摩诃纳末国王时期。法显在他的书中记载当时无畏山寺有僧人五千，而大寺却只有三千，说明当时的无畏山寺势力的强大。

法显在斯里兰卡修学两年，大部分时间住在无畏山寺。这座寺庙经过将近两千年的沧桑巨变，现在只剩下了一座大塔的废墟。笔者每到阿努拉特普罗城，总要去瞻仰这座凋破的大塔，因为那是法显曾经住过的地方。

法显到斯里兰卡时，位于该国中南部的圣足山已是有名的佛教圣地。传说释迦牟尼曾三次来岛，当他第三次来岛时曾在萨玛纳拉山顶上留下了他左足的痕迹，自此萨玛纳拉山便以圣足山的名字流传开来，国内外的广大信众都纷纷登山朝拜。直到现在，每年攀登圣足山的人数不下五、六十万人。笔者也登上过极顶，看到了一个长约一米，宽约半米的巨大足迹。法显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自然要去圣足山朝拜。当时他从阿努拉特普罗城出发，长途跋涉，当他来到现在的宝石城附近时，曾在一个山洞里停留，休息数日，这一带的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外国来的高僧，便将这个山称为法显山，他休息过的山洞称为“法显洞”，山脚下的一个村庄称为“法显村”，村中的寺庙称为“法显庙”。在两个半世纪以前，曾有一位叫波隆卡玛的法师在这一带宏扬佛法，以后又有法护、萨拉昂格拉、迦纳南达、班仰南达等法师相继担任法显庙的住持。自1944年以来，法显庙的住持一直是维沃罗·昙摩朗西长老，前不久这位长老圆寂，葬礼十分隆重。

昙摩朗西长老和现任财长罗尼·德迈尔先生共同向中国政府提出重建法显村的建议，中国政府欣然同意，提供了二百万卢比的援款。重建法显村的工程于1981年7月16 日正式开始。工程包括修建居民住宅、扩建学校、铺设道路、重修法显庙和香客休息室。

为了瞻仰法显洞并参观法显村修建工程，笔者曾于去年三月陪同我驻斯使馆经济参赞王琨先生到法显村访问。

当我们驱车来到法显村所在的布拉特辛哈地区时，地区负责人陪我们去瞻仰了法显洞。他对我们说，古代从北方的王都有两条古道可通向南方诸侯国。我们脚下的这条大道就是其中的一条。因为在这里曾发现一块古碑，这往往是古代大道的标志。在一千五百多年前，法显就是通过这条大道走向圣足山的。我们来到山脚下，向上攀登了近五百个石阶，便来到了法显洞。啊！好大一个山洞。它高大宽阔，犹如一个大厅，可容纳上千人。洞深一百三十英尺，高一百五十英尺，宽一百七十五英尺，这确实是一个休息过夜的好地方。昙摩朗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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