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蒙悬案是什么

篇一：张作霖是民族罪人

提起张作霖，这位“东北王”在大家脑海中的印象大概是他理应利用日本日历又坚决不卖国的种种传说。在这些传说中，张大帅不断用玩小聪明加耍赖皮的方法，从日本人手中骗取了援助又坚决维护了中国利益。可惜，现实的世界不是传说。“精明狡黠”的张大帅正是对日本人出卖中国利益造成最大危害的一个卖国贼。

[详细]

张作霖之前的东北：日本在东北最初的势力及图谋

请大家记好这个“除了辽东半岛租借地和（半条中东）铁路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就是张作霖上台之前日本势力进入东北后的实际情况。

日本势力最初进入东北是“日俄战争”的战果。 张作霖之前日本势力只有两地一路

张作霖曾经慷慨激昂的对亲信说：“我张作霖受日本人的好处，只有拿出我自己的财物报答他。我将日本银行的存款，全数赠送，表示我的全心全力，日本人如果另有要求，只要是张作霖个人所有，我决不吝啬，但国家的权利，中国人共有的财产，我不敢随便慷他人之慨，我是东北的当家人，我得替中国人保护这份财产，不负他们的所托！”

话可谓掷地有声，但事实是这样吗？我们不妨从张作霖上台前后日本究竟在东北得到了哪些权利来看。

1904 年，日本与俄国在中国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俄国被日本打败。1905年9月5日，日俄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规定：俄国政府在清国政府的承诺下，将旅顺口、大连及其附

近领土的租借权并与该租借权相关的或其组成部分的一切权利、特权让与、转让给日本政府??俄国政府约定，将长春（宽城子）到旅顺口铁路及其一切支线，连同在该地区所附属的一切权利、特权及财产??转让给日本政府。1906年1月23日，

《日清关于东三省条约》签订，日本实现了进入中国东北的目的。

日本占领旅顺大连后，延续了俄国“关东州”的叫法。1906 年 8 月，日本政府在关东州设置关东都督府，下设民政部和陆军部。陆军部设参谋长，辅佐关东都督掌管军事，关东军即脱胎于此。另外，日本政府还设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经营从俄国接收的南满铁路及其附属的一切权益，满铁成为日本在中国东北侵略的经济机构。

很明显的，日本势力最初进入东北是“日俄战争”的战果：从俄国手中接收了两块强行租借的租借地和南半条中东铁路（日本改称“南满铁路”）的权益。对此，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有明确的界定。他说：“日本在满洲的权利，是因讲和条约由俄国让给的，除了辽东半岛租借地和（半条中东）铁路之外，什么都没有，满洲绝不是我国的属地，纯粹是清国领土的一部分。在不是我国属地的地方，没有行使我国主权的道理。满洲的行政责任必须由清国负担。”

请大家记好这个“除了辽东半岛租借地和（半条中东）铁路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就是张作霖上台之前日本势力进入东北后的实际情况。

嗣后，清朝灭亡，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日本提出了试图将中国变为殖民地的《二十一条》，其中围绕东北日本试图掠夺的权利主要包括路权、采矿权和土地所有权。尤其重要的是铁路的路权。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看一看张作霖上台后是怎样配合日本出卖中国权益的。

出卖路权：张作霖成为日本控制整个东北的帮凶

日本开始对其全力扶持，希望通过张作霖的奉系军阀集团实现其铁路权益。

日本势力在东北的扩张何其迅速，这都得归功于张作霖一次又一次的出卖中国利益。

日本侵略的主要武器是铁路修筑权

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中日关系在东北地区的主要表现,即是围绕路权的交涉和谈判。

为了巩固和扩大侵略权益，日本政府于1906年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日本充分认识到铁路在攫取海外殖民利益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铁路的延长是扩大侵略权益的最好方法，不但能掌握控制交通权，而且还控制沿线附属地，利益极大；另一方面便于控制运输资源，是经济掠夺的最好工具。因而，“满铁”活动的一个重点就是对铁路的投资、夺取和经营管理。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为大本营对东北进行全而侵略,尤其是经济掠夺,来巩固和扩大日本在满蒙之既得利益。其既定方针是：“首先打通日本本土通向我国东北的通道，以南满铁路为中心，尽快地构建南满的西部边缘地区和南部边缘地区的铁路网,从而把半个东北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即打通日本本土通向中国东北的通道,再以满铁为中心,将南满西部、南部边缘纳入日本铁路势力范围,以策动满蒙独立。

1912年，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日本乘他急需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支持和西方国家无暇东顾之机，提出索取“满蒙五路”权益的要求，企图取得四平街至郑家屯、郑家屯至洮南、开原至海龙、海龙至吉林、抚顺至山城子或兴京等五条铁路修筑权。

1913年，日袁双方缔结了《铁路借款预约办法大纲》，即《满蒙五路秘密换文》。但是，由于国内反日爱国运动的高涨，北洋政府不敢履行协定，只与日本秘密订立了一项《四郑铁路借款合同》，日本就此问题同中国长期交涉而未果。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掌握政府实权，日本又乘机与其订立了《吉长铁路续借款合同》、《吉会铁路借款预备合同》、《满蒙四铁路借款预备合同》。日本还获得了吉长铁路“委托”满铁经营管理权和吉会铁路修筑权，以及“满蒙四路”的修筑权（海龙至吉林、长春至洮南、洮南至热河、热河之一点至某海港）。但由于当时中国战乱频繁，政权不断更迭，所谓“满蒙五路”、“满蒙四路”、“吉长”、“吉会”铁路计划和借款问题都没有付诸实施，形成所谓的“满蒙铁路悬案”。

张作霖卖国将路权拱手让人

日本意识到,要实现这些路权协议,必须寻找能在东北实行有效控制的代理人。而这一时期正在崛起的张作霖逐渐成为最理想的控制人选，日本开始对其全力扶持，希望通过张作霖的奉系军阀集团实现其铁路权益。

张作霖对于一直以来日本未能达成目标的“满蒙五路”、“满蒙四路”等悬案采取了同日本积极合作的态度。在日奉双方交涉过程中，张作霖为了势力发展与个人欲望，在路权问题上作出大让步。1917年四平至郑家屯铁路在奉天当局协助下筑成通车，郑家屯至洮南、郑家屯至通辽的延长线的承建，也是由张作霖出面协调,日本顺利得到承建权。之后，日本迫不及待地提出了施工要求,得到了以张作霖为首的孙烈臣、吴俊升等奉系要员的赞同，得以开工。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战败,张作霖退守东北,并宣布东北三省自治。这给了正在积极谋划构建东北铁路网的日本好机会，日本以此名正言顺地越过中央政府直接与张作霖的奉系集团进行交涉。四郑铁路郑洮延长线在张作霖的担保与通融下，于1923年建成通车。 1924年，直奉两派矛盾十分尖锐，张作霖正全力准备第二次直奉战争之时，日本乘机又提出索取路权的要求，索要开原至朝阳镇、吉林至敦化、长春至大赉、洮南至齐齐哈尔等四条铁路修筑权，为了得到日本军事上的援助，张作霖马上应允了日方要求,并保证奉省方面尽力斡旋。最后买通交通总长叶恭绰，盗用关防名义履行了批准“吉敦铁路承造合同”。 从史实中可以看出，张作霖是日本侵略东北扶植利用的代理人。他帮助日本在东北不断扩大侵略权益。袁世凯、段祺瑞统治时期没有实现的“满蒙五路”等计划，在张作霖的积极合作下得以逐步推进。张作霖的表现博得了日本的信任。在他的帮助下，日本积极地抢修了四洮

路全线（1923年）、天图线（1924年）、洮昂线（1926年）和吉敦线（1928年）。至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铁路网计划已大部完成。 日本获得东北路权的严重后果

日本在抢修这些重要干线的过程中，均得到了张的合作。这些铁路干线均具有重要的经济及战略价值，如洮昂铁路，这条铁路的原定终端是齐齐哈尔，日本为了避免此线路横断中东铁路，引起苏联的阻挠遂将终点改为距齐齐哈尔 27.35 公里的昂昂溪。从经济价值上看，这条铁路一旦建成，南满铁路通过四洮铁路可与黑龙江省联结，原来靠中东路出口的“北满”大豆等农产品可以由此线路分流；同时，它不仅可扼制海参崴，而且能促使大连港商务更加繁荣。从战略价值上看，洮昂铁路使日本的势力向北扩展，其军事锋芒将更接近西伯利亚。 张作霖被炸死前，又在日方草拟的《满蒙新五路协约》上签字。这个协约规定：由日本政府承包修建下列五条铁路：自敦化经老头沟至图们江线；长春至大赉线；吉林至五常线；洮南至索伦线；延吉至海林线。

张作霖出卖给日本的“满蒙新五路”权益，其影响之大，后果之严重可以说是不可估量的。日本一向重视控制交通权在国防以及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但“满铁”所控制的铁路线多以经济为目的，缺少循环线路,不利于战时动员及军需物品的搬运。

为解决这个问题，日本确立了以军事为目的建设满蒙大循环线的方针。如果其攫取的“满蒙新五路”铁路全部建成，则在东北南部、北部与朝鲜间成为大循环线路，长春至洮南、长春到大赉至洮南为小循环线路。这样可以四通八达，有利于军旅及食料运输的方便，一旦正式发动战争，日本军队可以从本土迅速增援东北，以长春为中心，“南则把守山海关以防支那军北上,北则把守齐齐哈尔以阻俄军南下”，这个如意算盘也是日本迫切索要“满蒙新五路”的根本原因。

满蒙五路之约是张有生之年内预付给日本的最后一个帐单，也是他最后出卖的一个中国权益。协议一经签署既授日人口实，国权既陷危险之中。张被炸死以后，日方仍以所持密约为依据，向东北当局强硬交涉，要求履行合同。

至九一八事变前，日方建立的铁路系统主要集中于满洲中南部,以满铁独控之南满铁路为干线,以营口(大石桥至营口)、旅顺(周水子至旅顺)、抚顺(苏家屯至抚顺)、烟台煤矿(烟台至抚顺)、浑榆联络线(浑河至榆树台)、安奉(安东至苏家屯)、吾妻(吾妻至甘井子)、入船(沙河口至入船)、甘井子(南关岭至甘井子)等为支线;另有吉长(吉林至长春)、吉敦(吉林至敦化)、四洮(四平至挑南)、洮昂(洮南至昂昂溪)等路,虽名归中国所有,却牵连有日本贷款关系,实际上充当了满铁的延长线和经济上的营养线。而金福(亦称金城线，金州至城子疃)、天图(天宝山至图们)、溪域(本溪湖至牛心台)等路本属中日合办。

日系各线四通八达而遍布东北全境。铁路所过大城市憐次符比，抚顺、本溪之煤矿,鞍山之铁矿,丹东之木材不一而足,至于大豆、高粱等农作物更是无处不有且出产丰盈。整个东北,除中东铁路可吸收北满物资通海参歲出海外,其余物资绝大多数均需要依靠日本铁路系统终端的大连港做出口。日本控下的铁路系统成为全东北之经济政治动脉，而日本人则可坐享独霸中南满的局势。

此时再回首伊藤博文那句“除了辽东半岛租借地和（半条中东）铁路之外，什么都没有”，短短20年，反差何其之剧烈，日本势力在东北的扩张何其迅速，这都得归功于张作霖一次又一次的出卖中国利益。

矿权地权和商业：张作霖在东北全面卖国

在统一东三省的过程中，为了取得日本的谅解和支援，张为日本的东北经济侵略大开方便之门，从而引发了严重的经济恶果。

张作霖对东北中国利益的出卖方方面面。 张作霖出卖经济主权方便日本资本家

张作霖的卖国，不止体现在铁路路权一事上，相反，他对于东北中国权益的出卖体现在方方面面。

在实业上，张作霖首先大力促进“中日合办事业”。

1913 年末，“满铁”打着“中日合办”的旗号，欲攫取辽阳、海城及鞍山一带的铁矿开采权。“满铁”佐藤公所长为此事专门拜望了当时在奉省已属实权人物的张作霖。张为买好日本对日中合办矿业一事不仅表示赞同，还为之出谋划策。他说：“在目前办理这种事业，如由总领事公开向都督提出，或者企图作为南满铁道会社的事业，恐怕都会引起民间的非议，所以，莫如不公开办理。如果作为适当的日本人个人事业，筹划日中合办，而着手进行，省议会方面也不一定特别反对。为了这些事业能够办成，本人也将不惜给予相当的协助”。落合总领事也主张在实施方法上“可让某一私人负责进行”。后来，日本经镰田弥助等人积极活动，奉省当局正式向“满铁”颁发了许可与执照，“满铁”以“振兴公司”的名义，攫取了鞍山一带铁矿矿区八处。

张还允许日商大仓喜八郎等以私人身份在东北大办“合办事业”。当时由于东北土地商租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日本欲在中国发展“合办事业”的困难极大，张以其在此问题上的慷慨态度被日本方面看作是“无上的福音”。

日本有关“中日合办事业”的各种交涉也取得了张的积极配合。伴随张势力的扩张，“中日合办事业”也在东北遍地开花。从统计上看，1917 年以后，“合办企业”的数字有了迅速的增加。所谓的“合办企业”，实际上与日人单独经营无异，因为日方在企业中所得份额一

篇二：万宝山事件

万宝山事件

万宝山事件是“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挑起事端，寻找武装侵占中国东北的借口而蓄意制造的。日军利用侨居在长春附近万宝山的朝鲜人与当地农民因租地挖渠引起的冲突，以保护朝鲜人为由，开枪镇压中国农民，打伤多人。日本事后反而颠倒事实，在朝鲜大肆宣传华人排斥朝鲜人，在朝鲜煽动了一场骇人的暴动排华事件。

一、历史背景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逐渐形成一个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和军国主义色彩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图谋侵略中国的计划由来已久，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膨胀，其侵略野心越来越大。1927年4月20日，日本以“中国征服派”闻名的田中义一为首相，和以力主“对华强硬派”知名的森格为外务省次官等军国主义分子组成了新内阁。田中内阁一上台，就“刷新”日本对华政策，确定了以武力入侵中国的方针，制定了武装侵占东北的“积极政策”。从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政府为讨论对华政策，田中主持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

并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其核心是明确确定了“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侵略路线。纲领重申了所谓“满蒙特殊论”：“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非支那特殊区域”。并提出“满蒙特别是东三省”，在日本的“国防上及国民的生存上有重大利害关系，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并叫嚣“作为国内外人士安居发展的地方，应决心不失时机的作出适当的措施”。这就是说日本帝国主义可以随时借口保护其在满蒙的特殊地位和权益，以武力侵占中国的东北三省。“东方会议”后，田中义一将会议策划的侵略路线，以《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为题，于7月25日密奏天皇裕仁，即后来称之为《田中奏折》的秘密文件。

并于8月13日，又在大连召开了一次大连会议。这次会议是由外务省次官森格主持的，以进一步具体贯彻“东方会议”的方针，对东北地区的铁路开发与控制、经济掠夺、所谓“治安”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策划。此后，日本不断向东北政府提出种种侵略要求，叫嚣要解决“满蒙”的“一切悬案”。并逼迫东北当局和张作霖为其独霸东北大开绿灯。当张作霖为

己利不愿意事事屈从日本的时候，日本关东军便制造了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同时谋划炸死张学良，以便取而代之。然而，日本的阴谋没有得逞，1928年7月初，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开始推行遏制日本侵略的方针。于1928年12月29日，宣布东北“易臶”，服从南京国民党政府。这种形势使日本感到，如不对“满蒙问题作根本性的解决”，就有失去东北的可能。

1929年至1930年国民党新军阀蒋、冯、阎各派之间混战不息，在蒋介石的拉拢和利诱下，张学良率12万精锐之东北军入关助蒋参战，使东北防务空虚。1930年底，在军阀混战中取胜的蒋介石立刻掉过头来围剿南方红军根据地，在全国各地大肆逮捕共产党人，镇压革命运动，为日本侵略提供了可乘之机。

1929到1933年，在世界经济危机打击下英美无暇东顾，这也使日本出兵东北有恃无恐。万宝山事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二、历史起因

万宝山位于长春西北约30公里的长春县三区境内。这里完全是中国政府所辖之地，既不是“满铁”附属地，也不属于1909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日图们江界约》所定的特区。1931年4月16日，“长农稻田公司”经理郝永德，在万宝山地区租得肖雨春等生熟荒地400余垧，为期10年。呈具有案。“查租种稻田例须经过官府许可之程序”，但是郝永德不经县政府批准，就擅自将上述土地转租给被日本帝国主义剥夺了土地而流落到中国来的朝鲜农民李升熏、李造和等9人耕种，也以10年为期，此项契约也未交报长春县政府批准立案。到5月上旬，在长春居住的朝鲜农民40户计200余人移居该处，立即从事开垦。此处地势甚洼，朝鲜农民为了引伊通河水灌溉，便着手在中国农民的熟田里开设一条引水渠。

5月31日，长春县政府派县公安局长鲁绮率步骑兵200余名，到马家哨口制止朝鲜人挖沟修渠。就在这时，日本驻长领事田代派土屋波平、高桥和两名日警赶到万宝山，胁迫朝鲜人继续动工。6月1日朝鲜人仍未停工，挖沟人数最多时达170余名，态度也变得十分强硬，声称他们是“受日人命令来此种稻，至死不能停工出境”，6月30日，长春县二区三区受害农民500余人在万宝山召开“反对日警嗾使韩民筑堰后援大会”，决议联合各受害村庄，按户出工，进行填沟平坝。7月1日，在后援会的号召下，“民

众三、四百人各持锹锄，填塞韩人所开之水道，长及二里有余，日警骤向民众开枪”。

我国农民于7月2日，堵塞河道，与日警发生矛盾冲突。约在早晨7点30分左右，中国农民四五百人各执铁锹镐头向水沟方向前进。8时左右，日本警察向中国农民猛扑过来进行镇压，“是时有日人11名在壕里见民人即行开枪，民人见日人开枪射击，恐被其害，并开枪向空中还射，约有半时之久”。11时左右，驻长日领田代派日警30余人分乘两辆卡车增援万宝山，下午3时左右到达马家哨口。下午3时，田代又派守备队骑兵50名由长春赴万宝山。午后到傍晚这些日警奔入稻田区，“赴各村捕人，并搜缴华农自卫枪弹”并“将村民捕去十五六人严刑吊拷灌煤油及辣椒水”，中国农民受尽日本警察的残酷折磨，死亡五六人，伤二十余人。接着，日方加派大批警察携带枪炮至万宝山一带布防，遍布地雷，挖掘战壕，禁止中国人在5里之内通行。在日本警察的武力保护下，李升熏等人完成了引水工程，并于7月11日通水，由于伊通河中流垒坝截流，水涨时淹没2000余垧良田。由此可见，万宝山事件为日帝存心侵略中国的一个预谋。

三、发生地点

万宝(来自:WwW.smhaida.Com 海达 范文 网:满蒙悬案是什么)山位于吉林省原长春县之北，伊通河上游与支流新喇河之间，现属德惠县万宝乡。万宝山事件是“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帝国主义阴谋策划的侵华事件之一，并在其操纵下由此引发了朝鲜迫害华侨事件。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除取得中国东北的权益外，又从其控制下的朝鲜半岛向东北移民。首先由“满铁”主其事。“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奖励朝鲜民众到东北各地种植水稻，万宝山事件因之而起。1931年4月，有个家居长春叫郝永德的人，受长春日本领事馆田代重德的阴谋指使，由其出面在长春头道沟成立“私立长农稻田公司”，自任经理。公司成立后，便以威胁利诱手段，租得万宝山乡姜家窝堡（当年称长春县三区）萧翰林、张鸿宾、裴殿等12家农户所有之生荒和熟地500垧，租期10年。租约写明要经过县府核定后才能生效。可是郝永德签了契约后，不但不呈报县府，反擅将土地立即租给朝鲜侨民李升薰等9人，成立“三星堡水稻农场”，决定把500垧旱田改为水田，租期亦为10年，计划由20华里外的伊通河中取水灌溉。

四、发生经过

万宝山事件是在关东军导演下制造的流血事件。事件发生在吉林省长春县（今属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东北约30公里的万宝山村附近荒地上，汉奸郝永德以“长农稻田公司”经理的名义非法租用500垧萧翰林、张鸿宾等垧地(每垧相当于7亩)，为期10年，言明契约经长春县政府批准后生效。

契约尚未批准，郝永德便将地转手租给流浪到东北的朝鲜农民耕种。率领200多朝鲜族农民，未取得当地中国农民同意竟擅自开凿一条引伊通河水渠坝工程，占去大片良田，引起中国农民强烈反对。

万宝山事件发生在1931年（民国二十年）年7月，发生事件的中心地，在当时长春县三区界内的马家哨口，距今长春市区约30公里左右。当时三区区公所驻万宝山村（有93户，1100余人）。“万宝山事件”之称，出自于当中日外交文书。万宝山事件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由日本策划导演，事件发生后，日本又肆意歪曲事实真相，捏造新闻，挑起日本国内和朝鲜半岛上的大规模反华、排华浪潮，为发动日本侵占东北三省的战争，制造舆论准备。

1931年3月，日本驻长春领事馆怂恿住在南满铁路附属地的中国人郝永德，成立长农稻田公司。4月，郝永德万宝山村附近12户农民的生荒和熟地500垧租到手，草签契约，租期10年，契约内的第13条写着：“此契于县政批准日发生效力。”郝永德在未经长春县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将500垧土地转给了李升薰等188名朝鲜人耕种水稻在此之前，吉林省政府曾明令规定：“凡雇佣朝鲜人10人上未满20人者，须经县政府批准；超过20人以上者，须经省政府批准。”显见郝永德的契约是无效的，转租给朝鲜人是违法的。

1931年4月9日至13日，188名朝鲜人分三批进入马哨口，开掘由马家哨口起至姜家窝堡止长达20里的水渠截流筑坝，引伊通河水灌溉，准备改旱地为水田。这些朝鲜人的做法和意向，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大约有53户农民熟地40余垧，或被掘沟占据，或被筑坝占用，或将被水淹。5月27日，马家哨口一带农民约200余人上告到长春市政筹备处，又转告到吉林省政府。吉林省政府根据农民的诉状，批复：“朝侨未经我当局允许，擅入农村，有背公约，令县公署派员同公安警察，往劝止，令朝侨出境。”

长春公安局局长鲁绔，带警察前往马家哨口执行省令，当天，朝鲜人

撤走100多人， 其余80多人由代表申永钩等6人保证具结。事到如此正要结束之际，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日本警察到马家哨口现场“保护朝鲜人”，6月3日又加派便衣警察配带枪支，制止朝鲜人撤走，并限令7月5日前完成挖土筑渠任务。

7月1日，长春县二区、三区农民400余人，联合起来平毁水沟，拆除堤坝。7月2日，日本附属地警察署主任中川义治，带60余名日本武装警察到马家哨口，镇压平沟的中国农民，日本警察开枪38发（双方无伤亡），震慑中民。7月3日，日本武装警察和日本守备队增加到500右，配备2挺机枪和2门大炮，这些人到现场后，挖掘工事，架设机枪、大炮，砍伐树木，埋设地雷，扣留渔船，设路卡禁止中国人在马家哨口一带通行，一片恐怖气氛。

在这些日本军警保护下，掘沟、筑坝工程于7月5日完成。日本军警在河岸高处悬挂日本国旗，又将日本旗转移到家窝堡北山最高处挂一天。7月15日，日本军警举行机射击表演，强迫中国农民观望，结束后他们喊叫，你们再闹就用这些枪将你们通通打死。与此同时，在长春用钱收买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捏造新闻，说在万宝山被杀鲜人200多，以后又说被杀的朝鲜人增加到800余人，刹间在朝鲜半岛掀起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华侨被杀142人打伤546人，失踪91人，财产损失无数。7月14日，金利三在《吉长日报》上发表声明，承认自己捏造了假新闻日本的阴谋败露后，便雇佣杀手，于7月15日将金利三杀死灭口，但凶手被中国警察捕获。

五、政府反应

1931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万宝山屠杀中国民言》，中共满洲省委发出《关于万宝山事件及朝鲜惨案宣传大纲》，揭露日本略阴谋。

南京国民政府得到吉林省报告后，认为该事件属地方性质，应由吉林省理。于是外交部驻吉林特派员钟毓，与日本驻吉林总领事射猪太郎交涉。中日之间谈判共进行12次，其中前5次是围绕日本军警撤出万宝山问题，日本军警于8月8日撤走，但中国方面接受了维持马家哨口已经形成的现状，中国农民为维护自己利益的斗争宣告失败。后7次谈判是围绕中国农民索赔、惩办日方责任者、朝鲜人撤走等三个问题。到9月13日历时3个半月的万宝山事件谈判，任何问题都没有解决，中国这些合情合理的起码

篇三：张作霖是为害最大的卖国贼

张作霖是为害最大的卖国贼

张作霖之前的东北：日本在东北最初的势力及图谋

张作霖曾经慷慨激昂的对亲信说：“我张作霖受日本人的好处，只有拿出我自己的财物报答他。我将日本银行的存款，全数赠送，表示我的全心全力，日本人如果另有要求，只要是张作霖个人所有，我决不吝啬，但国家的权利，中国人共有的财产，我不敢随便慷他人之慨，我是东北的当家人，我得替中国人保护这份财产，不负他们的所托！”

话可谓掷地有声，但事实是这样吗？我们不妨从张作霖上台前后日本究竟在东北得到了哪些权利来看。

1904 年，日本与俄国在中国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俄国被日本打败。1905年9月5日，日俄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规定：俄国政府在清国政府的承诺下，将旅顺口、大连及其附近领土的租借权并与该租借权相关的或其组成部分的一切权利、特权让与、转让给日本政府??俄国政府约定，将长春（宽城子）到旅顺口铁路及其一切支线，连同在该地区所附属的一切权利、特权及财产??转让给日本政府。1906年1月23日，《日清关于东三省条约》签订，日本实现了进入中国东北的目的。

日本占领旅顺大连后，延续了俄国“关东州”的叫法。1906 年8 月，日本政府在关东州设置关东都督府，下设民政部和陆军部。陆军部设参谋长，辅佐关东都督掌管军事，关东军即脱胎于此。另外，日本政府还设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经营从俄国接收的南满铁路及其附属的一切权益，满铁成为日本在中国东北侵略的经济机构。 很明显的，日本势力最初进入东北是“日俄战争”的战果：从俄国手中接收了两块强行租借的租借地和南半条中东铁路（日本改称“南满铁路”）的权益。对此，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有明确的界定。他说：“日本在满洲的权利，是因讲和条约由俄国让给的，除了辽东半岛租借地和（半条中东）铁路之外，什么都没有，满洲绝不是我国的属地，纯粹是清国领土的一部分。在不是我国属地的地方，没有行使我国主权的道理。满洲的行政责任必须由清国负担。”

请大家记好这个“除了辽东半岛租借地和（半条中东）铁路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就是张作霖上台之前日本势力进入东北后的实际情况。

嗣后，清朝灭亡，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日本提出了试图将中国变为殖民地的《二十一条》，其中围绕东北日本试图掠夺的权利主要包括路权、采矿权和土地所有权。尤其重要的是铁路的路权。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看一看张作霖上台后是怎样配合日本出卖中国权益的。

对路权的出卖：张作霖成为日本控制整个东北的帮凶

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中日关系在东北地区的主要表现,即是围绕路权的交涉和谈判。 为了巩固和扩大侵略权益，日本政府于1906年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日本充分认识到铁路在攫取海外殖民利益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铁路的延长是扩大侵略权益的最好方法，不但能掌握控制交通权，而且还控制沿线附属地，利益极大；另一方面便于控制运输资源，是经济掠夺的最好工具。因而，“满铁”活动的一个重点就是对铁路的投资、夺取和经营管理。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为大本营对东北进行全而侵略,尤其是经济掠夺,来巩固和扩大日本在满蒙之既得利益。其既定方针是：“首先打通日本本土通向我国东北的通道，以南满铁路为中心，尽快地构建南满的西部边缘地区和南部边缘地区的铁路网,从而把半个东北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即打通日本本土通向中国东北的通道,再以满铁为中心,将南满西部、南部边缘纳入日本铁路势力范围,以策动满蒙独立。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日本一直以来都非常注重对东北铁路修筑权利的窃取。

1912年，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日本乘他急需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支持和西方国家无暇东顾之机，提出索取“满蒙五路”权益的要求，企图取得四平街至郑家屯、郑家屯至洮南、开原至海龙、海龙至吉林、抚顺至山城子或兴京等五条铁路修筑权。

1913年，日袁双方缔结了《铁路借款预约办法大纲》，即《满蒙五路秘密换文》。但是，由于国内反日爱国运动的高涨，北洋政府不敢履行协定，只与日本秘密订立了一项《四郑铁路借款合同》，日本就此问题同中国长期交涉而未果。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掌握政府实权，日本又乘机与其订立了《吉长铁路续借款合同》、《吉会铁路借款预备合同》、《满蒙四铁路借款预备合同》。日本还获得了吉长铁路“委托”满铁经营管理权和吉会铁路修筑权，以及“满蒙四路”的修筑权（海龙至吉林、长春至洮南、洮南至热河、热河之一点至某海港）。但由于当时中国战乱频繁，政权不断更迭，所谓“满蒙五路”、“满蒙四路”、“吉长”、“吉会”铁路计划和借款问题都没有付诸实施，形成所谓的“满蒙铁路悬案”。

日本意识到,要实现这些路权协议,必须寻找能在东北实行有效控制的代理人。而这一时期正在崛起的张作霖逐渐成为最理想的控制人选，日本开始对其全力扶持，希望通过张作霖的奉系军阀集团实现其铁路权益。

张作霖对于一直以来日本未能达成目标的“满蒙五路”、“满蒙四路”等悬案采取了同日本积极合作的态度。在日奉双方交涉过程中，张作霖为了势力发展与个人欲望，在路权问题上作出大让步。1917年四平至郑家屯铁路在奉天当局协助下筑成通车，郑家屯至洮南、

郑家屯至通辽的延长线的承建，也是由张作霖出面协调,日本顺利得到承建权。之后，日本迫不及待地提出了施工要求,得到了以张作霖为首的孙烈臣、吴俊升等奉系要员的赞同，得以开工。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战败,张作霖退守东北,并宣布东北三省自治。这给了正在积极谋划构建东北铁路网的日本好机会，日本以此名正言顺地越过中央政府直接与张作霖的奉系集团进行交涉。四郑铁路郑洮延长线在张作霖的担保与通融下，于1923年建成通车。

1924年，直奉两派矛盾十分尖锐，张作霖正全力准备第二次直奉战争之时，日本乘机又提出索取路权的要求，索要开原至朝阳镇、吉林至敦化、长春至大赉、洮南至齐齐哈尔等四条铁路修筑权，为了得到日本军事上的援助，张作霖马上应允了日方要求,并保证奉省方面尽力斡旋。最后买通交通总长叶恭绰，盗用关防名义履行了批准“吉敦铁路承造合同”。

从史实中可以看出，张作霖是日本侵略东北扶植利用的代理人。他帮助日本在东北不断扩大侵略权益。袁世凯、段祺瑞统治时期没有实现的“满蒙五路”等计划，在张作霖的积极合作下得以逐步推进。张作霖的表现博得了日本的信任。在他的帮助下，日本积极地抢修了四洮路全线（1923年）、天图线（1924年）、洮昂线（1926年）和吉敦线（1928年）。至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铁路网计划已大部完成。

日本在抢修这些重要干线的过程中，均得到了张的合作。这些铁路干线均具有重要的经济及战略价值，如洮昂铁路，这条铁路的原定终端是齐齐哈尔，日本为了避免此线路横断中东铁路，引起苏联的阻挠遂将终点改为距齐齐哈尔27.35 公里的昂昂溪。从经济价值上看，这条铁路一旦建成，南满铁路通过四洮铁路可与黑龙江省联结，原来靠中东路出口的“北满”大豆等农产品可以由此线路分流；同时，它不仅可扼制海参崴，而且能促使大连港商务更加繁荣。从战略价值上看，洮昂铁路使日本的势力向北扩展，其军事锋芒将更接近西伯利亚。

张作霖被炸死前，又在日方草拟的《满蒙新五路协约》上签字。这个协约规定：由日本政府承包修建下列五条铁路：自敦化经老头沟至图们江线；长春至大赉线；吉林至五常线；洮南至索伦线；延吉至海林线。

张作霖出卖给日本的“满蒙新五路”权益，其影响之大，后果之严重可以说是不可估量的。日本一向重视控制交通权在国防以及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但“满铁”所控制的铁路线多以经济为目的，缺少循环线路,不利于战时动员及军需物品的搬运。

为解决这个问题，日本确立了以军事为目的建设满蒙大循环线的方针。如果其攫取的“满蒙新五路”铁路全部建成，则在东北南部、北部与朝鲜间成为大循环线路，长春至洮南、长春到大赉至洮南为小循环线路。这样可以四通八达，有利于军旅及食料运输的方便，一旦正式发动战争，日本军队可以从本土迅速增援东北，以长春为中心，“南则把守山海关以防支

那军北上,北则把守齐齐哈尔以阻俄军南下”，这个如意算盘也是日本迫切索要“满蒙新五路”的根本原因。

满蒙五路之约是张有生之年内预付给日本的最后一个帐单，也是他最后出卖的一个中国权益。协议一经签署既授日人口实，国权既陷危险之中。张被炸死以后，日方仍以所持密约为依据，向东北当局强硬交涉，要求履行合同。

至九一八事变前，日方建立的铁路系统主要集中于满洲中南部,以满铁独控之南满铁路为干线,以营口(大石桥至营口)、旅顺(周水子至旅顺)、抚顺(苏家屯至抚顺)、烟台煤矿(烟台至抚顺)、浑榆联络线(浑河至榆树台)、安奉(安东至苏家屯)、吾妻(吾妻至甘井子)、入船(沙河口至入船)、甘井子(南关岭至甘井子)等为支线;另有吉长(吉林至长春)、吉敦(吉林至敦化)、四洮(四平至挑南)、洮昂(洮南至昂昂溪)等路,虽名归中国所有,却牵连有日本贷款关系,实际上充当了满铁的延长线和经济上的营养线。而金福(亦称金城线，金州至城子疃)、天图(天宝山至图们)、溪域(本溪湖至牛心台)等路本属中日合办。

日系各线四通八达而遍布东北全境。铁路所过大城市憐次符比，抚顺、本溪之煤矿,鞍山之铁矿,丹东之木材不一而足,至于大豆、高粱等农作物更是无处不有且出产丰盈。整个东北,除中东铁路可吸收北满物资通海参歲出海外,其余物资绝大多数均需要依靠日本铁路系统终端的大连港做出口。日本控下的铁路系统成为全东北之经济政治动脉，而日本人则可坐享独霸中南满的局势。

此时再回首伊藤博文那句“除了辽东半岛租借地和（半条中东）铁路之外，什么都没有”，短短20年，反差何其之剧烈，日本势力在东北的扩张何其迅速，这都得归功于张作霖一次又一次的出卖中国利益。

矿权地权和商业：张作霖在东北全面卖国

张作霖的卖国，不止体现在铁路路权一事上，相反，他对于东北中国权益的出卖体现在方方面面。

在实业上，张作霖首先大力促进“中日合办事业”。

1913 年末，“满铁”打着“中日合办”的旗号，欲攫取辽阳、海城及鞍山一带的铁矿开采权。“满铁”佐藤公所长为此事专门拜望了当时在奉省已属实权人物的张作霖。张为买好日本对日中合办矿业一事不仅表示赞同，还为之出谋划策。他说：“在目前办理这种事业，如由总领事公开向都督提出，或者企图作为南满铁道会社的事业，恐怕都会引起民间的非议，所以，莫如不公开办理。如果作为适当的日本人个人事业，筹划日中合办，而着手进行，省议会方面也不一定特别反对。为了这些事业能够办成，本人也将不惜给予相当的协助”。落

合总领事也主张在实施方法上“可让某一私人负责进行”。后来，日本经镰田弥助等人积极活动，奉省当局正式向“满铁”颁发了许可与执照，“满铁”以“振兴公司”的名义，攫取了鞍山一带铁矿矿区八处。

张还允许日商大仓喜八郎等以私人身份在东北大办“合办事业”。当时由于东北土地商租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日本欲在中国发展“合办事业”的困难极大，张以其在此问题上的慷慨态度被日本方面看作是“无上的福音”。

日本有关“中日合办事业”的各种交涉也取得了张的积极配合。伴随张势力的扩张，“中日合办事业”也在东北遍地开花。从统计上看，1917 年以后，“合办企业”的数字有了迅速的增加。所谓的“合办企业”，实际上与日人单独经营无异，因为日方在企业中所得份额一般都会远远超过其应得之份，中方所获得的股份，常常不过是森林、矿山等自然资源，或者日方不能合法获得的部分。“中日合办事业”成为日本经济侵略的得力工具，对于东北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其严重的阻碍和破坏。

同时，张作霖还允许日本人在东北购买土地。

在与日方借款谈判的过程中张向日本人表示，日本要求矿山、土地等问题不用北京许可，“我就有有效的许可办法”。而“有效的许可办法”背后必然伴随着利权的大量流失。

以土地买卖为例，1916 年，日本以设厂用地为名提出购买土地要求，以满铁奉天公所长镰田弥助名义照会奉天省长：“敝会社拟在辽阳南立山车站附近购地设立工厂”，“拟请先行饬知该县知事??公平议价”。张很快复函照准。结果，满铁如愿以偿，于1917年购买了4158957平土地，1918年又购买了362216平。在所购土地中，用于设厂的只有161.3 万平，其余用于修街市、建住宅、办医院、设学校等，严重侵害了中国主权。在日方购买土地的过程中，尽管采取了种种手段以隐蔽的方式进行，但还是激起了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张出面予以压服，保证了土地买卖的顺利进行。

在统一东三省的过程中，为了取得日本的谅解和支援，张为日本的东北经济侵略大开方便之门，从而引发了严重的经济恶果。看两组数字就可明白张作霖卖国的惊人程度：日本对东北的商品输出，1913年为29,775,000 元，到1918年增至69,452,000元，增加了一倍多；投资设厂方面，1903-1913 年日本在中国新设工厂共154 家，而在1914-1921 年新设工厂达222 家。新设的工厂，如冶炼、机械、火药、窑业、油脂、面粉、卷烟、造纸、制皂、制酒等厂，大都集中在东北。

如此，日本势力得以在经济上全面渗透和控制东北

为何说张作霖是危害最大的卖国贼

篇四：张学良就是九一八事变中国最大的罪人

张学良就是九一八事变中国最大的罪人

2015.03.18 总第012期 编辑：兰台

提到九一八事变，就不能不提到张学良。在大家普遍的映像中，张学良与九一八

事变的关系就是张学良尊奉蒋介石的命令不抵抗。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九一八事变可以说与张学良紧密缠绕。事变前，张以无知者的无畏和自己都承认的无能创造和加速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而事变爆发后他又以军阀的自私与懦弱违抗中央政府抵抗的命令将东北拱手让人。可以毫不夸张地总结——张学良就是九一八事变中国最大的罪人。 [详细]

皇姑屯事件到东北易帜：中国得到最好外交环境

原本试图继续进一步窃取中国东三省利益的日本政府，在关东军皇姑屯事件帮倒忙自乱阵脚的干扰和东北易帜事件的进逼下，已经被迫追求维护已得利益的防御态势。

东北易帜让日本政府更加被动

皇姑屯事件关东军帮倒忙自乱日本政府阵脚

前几期《重读抗战》中我们已经提到，在张作霖多年来引狼入室的卖国之下，日本在东三省获得了大量的利益，被称为“满蒙利益”，日本也将东三省视为“满蒙生命线”。

1927 年，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节节胜利，奉军的败退和中国统一的趋势震动了一向把中国的满蒙视为自己生命线的日本。田中义一组阁不久即出兵山东阻止国民革命军北进，而

且召开东方会议研讨对付张作霖和解决满蒙问题的方法，做出了 “万一中国战乱波及满蒙，有害及日本特殊权益之处时，不问其为中国之任何方面，日本均将对之采取适当措施”和 “对张作霖铁路土地商租及违约问题继续交涉”之决定。

田中这么做是因为他认为在南北对抗不利，北伐军大举北上的形势下，只要日本“驯服”有术，已经有点“不听话”的张作霖仍会“回心转意”。在他们看来这个合作多年的代理人仍有相当的利用价值，仍然是华盛顿体系下日本攫取在华利益的最佳代理人选。

因此田中希望在蒋介石统一中国本土之前，有必要使张作霖先同意商租权和敷设满蒙五铁路的问题。如果用条约的形式保证了这些权利，那么，即使革命波及满蒙，田中自信日本能使那时候的当局无论是张还是蒋承认这些条约。

为防止或延缓革命军的北进，日本外务省采取公开支持张作霖的路线，“让张迅速返满，以便维持东三省治安”，在此情况下，山本条太郎来到北京强迫张签署五铁路合同，张因日本有掩护他撤回关外且帮助阻止北伐军出关的许诺，5月7日同意秘密签署，5月13日签了延海、洮索两线合同，5月15日签了吉敦延长线、长大线合同，这4条铁路定于3个月后开工，吉五线则留待去奉天签。正是这个留有尾巴且没有换文的密约成为后来日本向张学良多次要求交涉的依据。关于《满蒙新五路协约》的签订，山本条太郎曾得意地说：“这等于购得了满洲，所以不必用武力来解决了。”

与田中内阁的打算不同，日本关东军的打算是除掉张作霖，在东北制造动乱，于乱中建立亲日政权。6月4日张作霖从北京乘专列撤至皇姑屯时被关东军过激分子秘密炸死，是为皇姑屯事件。该事件发生后，东北局势并未朝着肇事者关东军所希望的乱中取胜的方向发展，反倒是打乱了田中的外交部署。特别是《满蒙新五路协约》的签字文本在皇姑屯的炸车中随张作霖的列车灰飞烟灭，令田中长时间来的努力顿时化为泡影。之后日本所有试图让张学良承认此条约的努力都相当于从0开始。

以田中为首的逼张派根本没有料到关东军真会干掉张作霖。据田中义一的长子田中龙夫（原众议院议员）说：田中首相接到这一情报时，正在吃饭，不由得摔掉筷子冒出一句：“糟了!”，他非常愤怒地说:“陆军干出这种事来，使我们的计划化为泡影”。——猪一样的队友完全帮了倒忙，田中原本丝丝入扣的计划顿时阵脚自乱。

东北易帜日本更加被动

而更加让田中内阁被动的是“东北易帜”。

日本对于“东北易帜”南方国民政府的态度，在1928年7月16日林久治郎特使拜访张学良的时候已经彻底揭露：林十分清晰地表达了这一立场，他说：“（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我国在东三省保卫既得权益方针是绝对不能两立的,与南方合作就无异于同我国对抗。”

对于张学良易帜的谋划，日本方面的对策主旨是“坚决阻止东三省政府同南方合作”,并软硬兼施。一是向张学良强硬表示,“如果同南方妥协,将严重伤害两国关系”;一是采取收买策略,“假如张学良不倾向南方,恪守保境安民的中立态度的话,日本愿支持张学良的现在地位,并考虑协助抵抗南军的进攻”。

日本在东北易帜时间上的强硬（也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引起了英、美各国的不满，他们以日本干涉中国内政违反华盛顿条约，向日本政府一再施加压力，日本在野党也乘势指

责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加强了反对田中内阁的活动，田中内阁开始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在国际舆论的压力和日本国内形势的演变下，1928 年 11 月，田中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了对中国东北易帜的干涉，在日皇加冕典礼上，特向张学良派去的特使莫德惠等人承认东北易帜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表示: “东北易帜事，只要维持日本在满蒙的既得利益即不反对。”这一表态标志着，原本试图继续进一步窃取中国东三省利益的日本政府，

在关东军皇姑屯事件帮倒忙自乱阵脚的干扰和东北易帜事件的进逼下，已经被迫追求维护已得利益的防御态势。

而很快，在田中内阁倒台后，滨口雄幸组建的内阁中，整个20年代主持日本外交提倡融入华盛顿体系，对中国不干涉内政的币原喜重郎再次担任外相，新内阁宣布：“刷新日中邦交，敦睦善邻之谊为当前一大急务”。东北的外交态势进入最有利的环境中。

无能的代价：张学良浪费最佳外交态势

1929年5月1日，在旅顺召开的关东军“情报会议”作出结论：张作霖死后，日本解决满洲问题，除行使武力之外，别无选择。

张学良的无能使得奉张集团独特的政治位置没能发挥作用。

张学良所在的位置本可承担外交缓冲作用

在张学良面前的，是一个微妙的外交格局。一方面6月9日，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完成了北伐。在济南事件后的日益高涨的反日民族运动推动下，7月7日国民政府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掀起了收复国权运动的潮流。

另一方面，日本方面的表态言犹在耳“（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我国在东三省保卫既得权益方针是绝对不能两立的,与南方合作就无异于同我国对抗。”、“东北易帜事，只要维持日本在满蒙的既得利益即不反对。”

两者之间是绝对的对立：日本追求的是保护已有的“满蒙利益”，而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废约”、“收复国权”则不能容忍日本的“满蒙利益”。

两者之间的绝对对立，同时也提供了极大的外交纵横捭阖的空间。东北易帜后的张学良集团，正好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但在财政、外交、军事、交通等各方面又保有相当的独立性，正可在日、蒋间予以外交弥缝填补，以保证东北领土主权的安全：一方面摆出与日本可以合作的态度，使日不会因“满蒙利益”断然无望而铤而走险，破坏华盛顿合约对东北进行直接军事占领——就是后来九一八事变发生的那样；另一方面则可利用外交态势的改善，经由谈判渐次回收被张作霖大卖特卖的权益。同时也给予币原在“满蒙利益”上实际交涉的“外交成果”，从而使其可以压制日本国内的激进派力量。

如此操作，需要操作者本身具有长远的政治眼光和真正的政治智慧，以及圆滑、灵活的外交手腕。

而张学良恰好不具备。

张学良的无能导致无法胜任

张学良曾说：“我父亲是想和日本合作的，我自己也是同一心情。但干这种事的正是日本人，我怎么还能与日本合作呢？换句话说，我父亲与日本人合作被杀了，如果我还和日本合作的话，那不是我比我父亲更容易被暗杀吗？因此我不能和日本合作，合作就是卖国贼”。

这段话实际上承认了其父张作霖的卖国贼身份。但另一方面也说明的是，他真正是因为“不是我比我父亲更容易被暗杀”而“不敢”。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没有这个才能。

对于接任其父的职务，张学良一直以自己资历不够推让不就，他剖析自己不堪重任时说：

“我的性情：放逸、急躁、嫉恶如仇、不能容忍。徒有求治之心志，而乏治理之才能，不适于军政大任。”

这话非推脱之语，而是实情。

张学良面对的政治变局比张作霖时代更加变幻莫测。而其需要面对的对手，无论是已经在东北获得巨大利益的日本，还是北伐气势正盛的国民政府，都比张作霖一直要面对的对手更加强大和难缠。张作霖的死已经证明，他那种小聪明加流氓式的外交手腕已经无法应对，更何况连小聪明都没有张学良？

而张学良麾下，又继承的是濒临绝境、仅靠一点封建意识和死者余威勉强维持的政治集团。

张学良由此从心底发出慨叹：“我没有我父亲的能耐……我应付不了。”

没能耐、应付不了——这是张学良的真心话。

于是，张学良的选择，让最好的外交态势得到了最差的结果。

因为自觉应付不来，张学良面对日本方面的外交交涉，干脆直接踢给国民政府处理。本来外交方面,总的说权力归于中央政府,但东北亦有自行外交活动。张学良与蒋介石商定,东北外交完全归中央办理,而在内部决征询张学良之意见。此后南京政府控制了东北的外交机构并直接任命东北外交官员。到九一八事变前夜的万宝山事件时,南京政府外交部称,万宝山事件是地方事件,由地方当局处理,但当时负责对日交涉的是外交部驻吉林特派员钟毓,对日交涉是在南京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

又如面对日本对《满蒙新五路协约》的交涉，张学良声称铁路交涉问题须由中央政府作主，而南京国民政府早在 1927 年 11 月 23 日二次北伐前发表的四项声明里第三条 “未经国民政府参与而进行修改和批准的条约一律无效”; 第四条 “有关中国的条约而国民政府未曾参与者，对中国无约束力”。此后，但设此类交涉张学良就以“需要国民政府的同意”之语回避日方提出的要求。张学良自己固然不再有责任，但原本可以在日、蒋间起到的外交缓冲作用也就完全不存在了。

张学良的不愿和不能作为，让态势回到了日蒋直接对立的状态：日本视为必须守住的既得“满蒙利益”蒋政权视为必须不能存在，双方连谈判的空间也不存在。连一直以来对华使用不干涉内政协调外交的币原，也对此束手无策。

币原决定先解决现实问题，同中国缔结关税协定，对棘手的“满蒙悬案”日后待机提出再议。1930年1月11日，日本代理公使重光葵与中国外长王正廷签订《中日关税协定》，南京接受在3年内不增加主要日货关税，并允偿还“西原借款”等旧债。日本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重光葵在其著作评论道：这是“币原外交”的“全盛时期”。1930年，“日本政府和军部都同国民政府建立了良好关系”。两国邦交“开始走上了正轨。”

但事实上，“良好关系”只是假象，双方在最核心的“满蒙利益”上没有谈判空间，原因在于，本来可以存在的缓冲空间，被张学良的“应付不来”和“不能”直接压缩为零，币原也只有一招“拖”而不决。

也因此，向以“协调外交”为标榜的币原外交，屡屡被国内激进势力抨击为 “软弱外交”、 “迎合外交”。1931年1月24日，满铁总裁松冈洋右在日本国会上公然提出：“满蒙问题关系到我国的存亡问题，是我国民的生命线，无论在国防上、经济上均是如此”，接着，松冈质疑 （滨口）内阁 “成立一年半以来，究竟在满蒙之地有何作为？”指责币原外相 “绝对无为的旁观主义”。币原喜重郎答辩称， “对松冈君的批评感到意外”，并阐述他的 “外交经济化”。但币原的辩驳毫无疑问是无力的，日蒋双方在“满蒙利益”问题上势同水火已经人尽皆知，并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巨大的要求“强硬”的民间呼声。

关东军倒是在1929年就已经明白地认识到张学良不愿也无能作为的最终结果。1929年5月1日，在旅顺召开的关东军“情报会议”作出结论：张作霖死后，日本解决满洲问题，除行使武力之外，别无选择。

九一八事变不发生，东北不沦陷的可能，就这样被张学良挥霍了。

无知者无畏：张学良的妄想和蛮干促成苏日联手

即没有能力，又没有自知之明，不自量力的张学良，坐镇东北这个各方利益错综复杂的敏感地区，结果只能是外交惨剧。

篇五：皇姑屯事件

皇姑屯事件 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关东军谋杀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事件。 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30分，张作霖乘坐的专列经过京奉、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火车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药炸毁，张作霖被炸成重伤，送回沈阳后，于当日死去。背景

1927年4月，日本田中义一上台后，向张作霖强索铁路权，逼张解决所谓"满蒙悬案"，从而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反日怒潮。9月4日沈阳两万人示威游行，高呼"打倒田中内阁"。在全国反帝浪潮的冲击下，以及张作霖本人的民族意识，奉系政府未能满足日本在"满蒙"筑路、开矿、设厂、租地、移民等全部要求，并有所抵制，这为日本内阁所不能容忍，日本关东军则断定东北人民的反日游行系张作霖煽动所致，对他恨之入骨。

1928年4月5日，蒋介石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在徐州誓师，对以张作霖为首的北方旧军阀举行"第二次北伐"。4月9日，第一集团军发起全线进攻。4月30日，各路国民军对济南发起总攻。这天夜晚，张宗昌率残部弃城北逃。5月下旬，国民军已逼近京津地区。盘踞北京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见大势已去，在6月2日发出"出关通电"，宣布退出北京回东北。

这次张作霖回东北，日本提出了最后通牒，胁迫他同意日本的要求，张作霖却仗着自己手里还有几十万军队，不肯松口。于是，日本关东军决定在张作霖回东北的路上除掉这个眼中钉。

当国民军迫近京、津之时，日本"惟恐战乱波及满洲"，一面增兵青岛，威胁南军北进;一面按其"东方会议"的决策，对张作霖施加压力，迫张及早离京。1928年5月18日，日本对交战双方发出警告，声称:"动乱行将波及京、津地方，而满洲地方亦有蒙其影响之虞。夫满蒙之治安维持，为帝国之所最重视，苟有紊乱该地之治安，......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计，不得不取适宜且有效之措置。"在这"警告"发出的前后，日本加紧了逼张的活动:既催张退回东北，又乘机向张勒索"满蒙"的权益。

1928年5月13日和15日，日本得寸进尺，要他"解决满蒙诸悬案"。据《时事新报》揭露:当时日本曾向张"提出条件十款，其苛毒不忍言"。有人回忆:芳泽曾屡次逼张，要他履行所谓的"密约"。为逼张作霖退回东北，5月17日晚，日使芳泽会见张作霖，与张谈至深夜。芳泽说:"大势已经如此，为使战乱不波及京、津，收拾军队撤回满洲以维持满洲治安，我想无论对中国国民还是对奉天派都是万全之策。"张作霖听后不悦，严词拒绝。芳泽继续追问说:"你们能打过北伐军吗?!"张作霖说:"若打不过他们，我们可以退回关外。"芳泽说:"恐怕未必回得去吧。"张作霖说:"关外是我们的家，愿意回去就回去，有什么不行呢?!"

芳泽见张作霖不上其圈套，就进一步采取威胁手段，从怀里掏出日本政府关于满洲问题警告南北双方的觉书。并向张作霖提出"满蒙权益"的要求，逼张作霖答应。不仅如此，他又向张作霖威胁说:"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你对此应负一切责任。"这一连串的威逼，使张勃然大怒，由座上猛地站起来，把手里的翡翠嘴旱烟袋猛力地向地下一摔，搕成两段，声色俱厉地冲着芳泽说:"此事(指张宗昌杀日侨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责，岂有此理!......"他说完之后，就扔下芳泽，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客厅。三个多小时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那时，张作霖本想"留在关内"，他对日本的逼迫行径"非常不满"。因而不但口头上拒绝了芳泽的"劝告"，而且于1928年5月25日发表书面声明，反对日本1928年5月18日的"警告"。日本见张作霖不听摆布，对他继续施加压力，警告他:如果不听劝告，失败后想回东

北，"日军当解除其武装"。同时，日本关东军也"开赴沈阳、锦州、山海关等地，并将关东军司令部由旅顺迁至沈阳，在沈阳满铁借用地分设六大警备区，日侨也组织日勇千余，剑拔弩张"。在内外交迫下，张作霖不得不表示离京。在日本迫使张作霖退回东北的时候，奉系内部的"新派"，为便于和蒋、阎妥协，也劝张作霖离京。张作霖在答复中表示"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反对日本政府公然干涉中国内政。

当时报刊报道说张作霖"有不得不出关的苦衷":(一)张不离京，一切妥协和其他事均无从说起;(二)奉军新派人物，均极盼张速去，以望与党方合作"。同时，奉军在军事上节节失利，军心早已动摇。

张学良、杨宇霆等亦"力劝老将回奉"。5月30日，张作霖召集张作相、孙传芳、杨宇霆、张学良举行会议，决定下总退却令。6月1日下午，"邀外交团入府"，在怀仁堂与外交团告别。他在致词中，以极悲痛的语句，向各国使团表示他的"讨赤"立场。他说:"余为中国计世界计，始终矢志讨赤，至保护外侨生命财产，即余在满洲时......亦未尝一日忘怀，今后仍然请各位放心。"6月2日，张作霖发表了"出关通电"，说明自己到北京"本为救国而来，今救国志愿未偿，决不忍穷兵黩武。爰整饬所部退出京师。"张作霖虽通电"退出京师"，但决不甘心放弃既得的统治地位。在离京前(6月1日)，他命许兰州将"安国军大元帅"的印、旗、国务院的印信、外交部的重要档案全部运往关外，并下令"一切重要命令，仍须由大元帅盖印发表"，梦想"在关外庞然自大，一过其大元帅之瘾"，企图有朝一日卷土重来。

过程

张作霖离京回东北，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已经为他布下"必死之阵"，在距沈阳一公里半的皇姑屯火车站附近的桥洞下放置了三十袋炸药及一队冲锋队。尽管张作霖行前曾接到部下的密报，说"老道口日军近来不许人通行"，希望多加防备，张作霖也三次变更启程时间，以迷惑外界，但他并未料到会有此杀身之祸。

1928年6月3日晚6时，张作霖离开北京大元帅府，乘坐由奉天迫击炮厂厂长沙顿驾驶的在英国制的黄色大型钢板防弹汽车，奔往火车站。随行的有靳云鹏、潘复、何丰林、刘哲、莫惠德、于国翰、阎泽溥、张作霖的六姨太太和三儿子张学曾、日籍顾问町野和仪我等人。张作霖的专车22节，是清朝慈禧太后用过的"花车"，装饰非常华丽，他乘坐的80号包车在中间，包车厢后是餐车，前边是两节蓝钢车，里头坐着潘复、刘哲、莫德惠、于国翰等人。专车前面还有一列压道车作前卫。晚上8时，专车从北京车站开出。深夜，列车风驰电掣地开到山海关车站，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专程在这里迎候。

1928年6月4日清晨，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很早就起了床，登上住房屋顶用望远镜朝三洞桥瞭望。5时23分，当张作霖乘坐的专车钻进京奉(北京至沈阳)铁路和南满(吉林至大连)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日本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按下电钮，一声巨响，三洞桥中间一座花岗岩的桥墩被炸开，桥上的钢轨、桥梁炸得弯弯曲曲，抛上天空，张作霖的专用车厢炸得只剩一个底盘。吴俊升炸得血肉模糊，头顶穿入一个大铁钉，脑浆外溢，当即死亡;张作霖被炸出三丈多远，咽喉破裂;日籍顾问仪我满面是血，抱头大叫;校尉处长温守善被埋在碎木下面;周大文炸破了手，六姨太太炸掉了脚趾头;莫德惠也受了伤。

奉天省长刘尚清闻讯赶到现场组织救护。张作霖被送到沈阳"大帅府"时已奄奄一息，军医官抢救无效，于上午9时30分左右死去。死前张作霖对卢夫人说:"告诉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个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沈阳。"说完就死去了，时年54岁。

炸车后不久，日本人先后制造了奉军军车脱轨事件和沈阳炸弹案，企图引起混乱。6月16日，1万8千余名日军士兵又在沈阳城南演习，竟然唱着"南满是我们家乡"的歌曲，暴露其占领东北的图谋。

为防止日军乘机举动，奉天当局决定对张作霖的死密不发丧，发表通电称:主座"身受微伤，精神尚好"，"省城安谧如常"。大帅府邸依然灯火辉煌，烟霞阵阵。杜医官每日仍按时到府上班，填写病案。厨房每日三餐仍按时送饭进去。家人一律不啼哭，不戴孝。日方天天派人"慰问求见"，都被"婉言谢绝"。主持家政的五夫人浓妆艳抹，与前来窥探虚实的日本太太们从容周旋。同时，奉天当局下令全城戒严以稳定局势。由于日军不知道张作霖是否毙命，未敢贸然行动。直至张学良潜回沈阳，才于6月21日公布张作霖死讯。

结果

身在兰州的张学良得知关东军已开始秘密调动，打算浑水摸鱼，趁乱占领沈阳。为防不测，他化装成一个伙夫，跟随部队秘密赶回了当时称为"奉天"的沈阳。回到沈阳后，张学良才得知父亲的死讯。为保国家大业，张学良强忍悲痛，模仿父亲的笔迹签发命令。等到把一切相关事宜都安排好了，东北地方政府才对外宣布张作霖的死讯。从此以后，为了怀念死去的父亲，铭记杀父之仇，张作霖的忌日便成了张学良的"生日"。

关东军谋杀张作霖后，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很失望。关东军既然杀死了张作霖，等于逼迫整个奉系反日，因此除了强占东北外，已无他路可走。这件公案在日本政府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前后拖了一年多，却屈于少壮军人的恐吓，最后以"张案经过周密的调查，发现关东军并未牵涉在内"的含糊语句结案。政府对军队控制的失败，反而使日本在军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

影响

东北易帜

张学良主政东北之初，日本人并没有把张学良放在眼里。当时，担任张学良军事顾问的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起草了一份计划，想让张学良在东北称帝，担当日本人统治东北的傀儡。出乎土肥原意料的是，当他把这份精心策划的文件送到张学良面前时，张学良当面质问他:"你让我当什么满洲皇帝，你这是什么意思!"碰了一鼻子灰的土肥原说不出一句话，只好夹起皮包，悻悻而去。随后，张学良要求日军参谋本部将土肥原调走，得到的回答却是:"这个顾问是日本政府派来的，我们没权调动。"心头满是怒火的张学良将军对来人说:"好，你们没权，我没法子。那么我有这个权吧---我不见土肥原!我不跟他谈话!以后土肥原顾问来，我任何时候都不见。"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领导。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当时，在东北有不少日本间谍，但事先对此事却毫无察觉。

搜集情报

从1929到1931年夏，关东军参谋部先后四次以"参谋旅行团"的名义在东北各地系统搜集情报，拟定各种计划方案。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也积极为侵略东北做准备。1931年4月，原驻日本寒冷地区仙台的第二师团轮驻辽阳;为对付沈阳城坚固的城墙，日本又从东京调运两门24厘米榴弹炮，配属日军驻沈阳第二十九联队兵营，炮口预先瞄准北大营和飞机场;7月，又从本土增派一个师到朝鲜，准备随时渡过鸭绿江参战。同时，日本还将熟悉中国情况，担任张作霖顾问多年的本庄繁调任关东军司令官;将一直从事于策划进攻东北，主持制定过多份解决满蒙问题大纲的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建川美次少将调任作战部长;另将"九一八"事变的主谋之一、绰号"日本之脑"的石原莞尔以及坂垣征四郎等人调至关东军参谋部任职。

此外，日本还施展调虎离山计，策动阎锡山与汉奸石友三等人挑起反对张学良的战争，将介入1930年中原大战的东北军主力继续吸引在关内，致使东北兵力空虚。至此，日军在东北的准备基本就绪，只等待着合适的时机，寻找借口发动侵略战争了。

幕后主谋

现存盘案以及关东军密信认为，张作霖未能满足日本提出在中国东北享有的种种特权，因此非常的不满。因为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拒绝批准关东军对东北军进行缴械，关东军决定私自策划乘机谋杀张作霖，以此打乱东北军的指挥系统，使东北陷入混乱，以便出兵占领。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具体制定了谋杀的详细计划，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土肥原贤二参与了策划，下命令的是时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村冈长太郎中将。后来因皇姑屯事件，村冈长太郎、河本大作被编入预备役。据《小矶回忆录》记载，1928年6月16日河本大作从中国东北回到日本东京，对小矶国昭私下吐露了自己是谋杀张作霖的真凶。在河本大作死后出版的回忆录《我杀死了张作霖》中承认杀死了张作霖。

张作霖死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地区的阴谋并没有马上得逞，日本政府为了掩盖事实真相，谎称皇姑屯事件系"南方国民政府便衣队员"所为。案发之后，日本陆军省反对公布本案的真相，为了是不影响日本的国家形象。

在张学良东北易帜后，日本军政各界纷纷要求追查暗杀张作霖的责任，终于导致田中内阁垮台。

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日本战犯时，就是将皇姑屯事件视为日本侵华的起点。因为张作霖是当时中国的元首，谋杀一国的国家元首理应是违反国际法、是战争罪的行为。根据东京审判记录，田中内阁时期的海相冈田启介的证词表明，张作霖一边接受日军的援助，其实已经在北京向英美示好，因此被日本陆军铲除。原日本陆军中将，原陆军省兵务局局长田中隆吉作证，"1928年6月3日，在南满铁路和京奉线交叉处，河本大佐带领他的手下，爆破了北京开来的列车，张作霖就坐在那辆列车上。第二天，张作霖就死了。"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河本大作投靠阎锡山，解放军攻取太原之后，河本大作作为日本战犯被捕。经审讯之后，他详细交代了策划炸死张作霖的全过程。1955年，河本大作死于太原日籍战犯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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