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六十年评价陈伯达

篇一：陈伯达的儿子对六十年的评价

陈伯达的儿子对六十年的评价

国庆60年中国经济评述（上）陈晓农博士（陈伯达之子）

主持人：我们今天请到普林斯顿大学社会经济学系博士陈晓农先生来和我们分析一下。

这60年，中国经济体制回到1949年

陈博士：今年是中共建政60周年，通常人们把最近的30年叫做“改革开放以来”，一谈到经济建设成就，主要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多大的成就。但是，这样的谈法其实是很片面的，因为他还有前面的30年没有涉及到。其实，从整体来看，这个60年分成两个阶段，能够非常清晰的划分出来：前30年主题是革命，后30年主题是改革。 如果我们单看革命，革命的成就也很大：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计划经济，建立了人民公社，工业增长也不慢，也建立了初步的工业体系等等等等。如果单看这后30年改革，成就也不小，建立了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了，经济增长也很快。但是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当你把前后两个30年搁在一块儿的时候，问题就发生了。

很少有人谈，前30年的成就和后30年的成就是什么关系。要稍微想一想就会发现这里面存在一个很大的悖论。改革的对象是什么呢？改革改的不是60年前的国民党时代的体制，改革改的正好是革命的成果，改的就是30年革命的计划经济、人民公社、公有制。换句话讲，改革其实是对革命的否定。

再进一步看，60年走下来的结果是中国在经济体制回到了原点，回到了1949年以前。今天中国讲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的成就，中国初

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可是，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 1949年以前中国什么体制？那时候就是市场经济体制。那时候也对外开放了，那么为什么中国要用革命去把市场经济体制消灭了，花了30年时间，然后再花30年再把它重新建立起来？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就好比说：一个管家把主人的房子给拆了，拆完以后再花很大力气把它重新盖起来，这主人该赞扬他什么呢，赞扬他后来盖房子的努力，还是赞扬他拆房子的勇气。其实，后30年的改革不过是将功补过，补的是前30年革命的过。如果把这样放在一起来看，前30年、后30年合在一起，其实没什么成就啊！

这些成就不都是把他切成两个30年以后，分别闭着眼睛谈的吗？如果把前后30年连贯起来一看就不对了，后30年改革开放，目的只不过是弥补前30年革命造成的祸害，或者说革命30年建立计划经济、公有制这条路是根本走错了。走错了以后，后30年改革开放才重新走回来，把中国经济再放回到正常的轨道上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没有太大的成就。

就制度建设上，中国只不过是回到了原点，花60年时间折腾了几代人，中国执政党才明白，原来经济体制是不能胡折腾。毛泽东错了，陈云也错了，当然邓小平当年也是错的，因为他也是毛泽东推行大跃进的主要的一个得力干将。当时毛泽东说了，大跃进他是主帅，邓小平是副帅，那么今天如果追究大跃进的责任，邓小平难道不应该承担很大的罪责吗？

主持人：提到这个前30年、后30年，它后30年等于回到原点。经济制度回到原点，但是我觉得掌握资本的这些人其实是完全是一个大调个。

陈博士：讲到这里，要看到中国这场天翻地覆的革命到底带来了什么？结论其实也很简单，它只是把原来的统治阶级推翻了，把原来这些流离在社会底层的一些想造反的一些小文人，一些地痞，说得好听点是造反者，说得难听点就是一群土匪地痞，吸收到所谓革命的队伍中，成为革命的骨干，最后这批人掌了权力，取而代之成了新的统治阶级。

现在是他们的子孙辈在中国统治着，在中国成为亿万富翁。所以，革命不过就是换一批人发财而已，这批新发财的人更糟糕！过去历史上的士绅阶级还有点所谓知书达礼，还有一点伦理。今天中国的统治阶级──共产党的精英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文化层次比历史上历代的官僚还要差。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官僚队伍如此的吃喝嫖赌到现在这种程度。如果用“腐化”形容，那么今天中国共产党官僚的腐化程度，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如果硬要讲中国模式，那么就是说中国模式一个重要特点是，他造就了一批红色贵族，一批腐化得登峰造极的红色贵族，这就是中国特色。我不相信全世界会很欣赏这样一个东西，会认为这套模式应该在世界各国推广。

主持人：中共从前30年的革命到后30年的改革，经济制度上等于是走回到了原点，而财富却被腐化到登峰造极的红色贵族所掌握

着。

有这样一组数据迷惑了很多人，6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7倍，人均年收入超过了3,000美元；财政收入增长约1,000倍；外汇储备增长１万多倍，位居世界第一；进出口贸易总额位居世界第三，占世界贸易比重达到7.9％。那么，这些数字是否至少说明了中国经济发展了呢？

陈博士：我算了一笔帐，从1957年到2007年，中国的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在世界上可以维持50年年平均增长10％，是个非常可观的记录。但是，我同时也算了一个帐，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农村7亿多人口，年平均生活消费支出，2007年是3,000多块，1957年是70多块，年平均增长了3％。

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经济增长了50年，年平均增长10％，占人口70％左右的农村人口，他们的年平均生活消费支出只增长3％。只相当于经济增长率的1/3。换句话讲，这个10％的增长，获益的不是占人口大多数的老百姓。再进一步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需要进一步分析。刚才提到农民50年生活消费支出的能力，就是消费支出的水平，年平均增长3％，是个什么状态？有人说年平均增长3％也不错了，很高了。所以，你光从这个增长率本身是说不出好坏来的。

所以，必须要做一个横向的比较，和谁比呢？很简单，和国际平均标准比。2005年，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贫困线是每人每天生活消费支出低于1.25美元，算是全球范围内的贫困线以下。那么按照这

个标准来衡量，刚才讲到的2007年中国7亿多农民，平均年生活消费支出3,000多块，平均每天是8块多人民币。按当年汇率算，一年折合1.16美元，也就是说刚才讲的连续50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10％的结果，是占人口70％以上的农村居民，他们的生活水平经过50年的增长，仍然在全球贫困线以下。

做了这个比较，很快就会发现大问题。中国这个发展，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其实大家是希里湖涂的。只知道“发展”两个字，知道字面上的理解，发展就是增长，但发展是增长吗？我们从刚才举的这个例子，高增长50年，农民的生活水平仍然在全球贫困线以下，从这个事实说明：“发展”不等于“高增长”；“高增长”不等于“正常的发展”。换句话讲，发展是有良性的和非良性的。非良性的发展是越多越糟糕。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发展才是正常的发展，正当的发展呢？邓小平在中国讲了一句名言，当然全中国所有的官员从上到下都照抄不误，叫做“发展是硬道理”。我一直在一些讲话中说，邓小平讲错了，因为邓小平不懂什么叫“发展”。他连发展都不懂，还谈什么硬道理呢？

其实，“发展”是有标准的，发展的好坏是有一个尺度，这个尺度就是谁获益。在中国谈到发展的成就的时候，很多人常常用国家的概念──中国国家的实力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常常就混淆了一个东西，就是把国家机器和组成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国民给混在一块儿。似乎国家机器的能力增强，就是老百姓的

篇二：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

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

序言：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所著的《中国之命运》还未出版的时候，重庆官方刊物即传出一个消息：该书是由陶希圣担任校对的。许多人都觉得奇怪：蒋先生既是国民党的总裁，为什么要让自已的作品，交给一个曾经参加过商京汉奸群、素日鼓吹法西斯、反对同盟国、而直到今天在思想上仍和汗精卫千丝万缕地纠合在一起的臭名远著的陶希圣去校对呢？难道国民党中真的如此无人吗？《中国之命运》出版后，陶希圣又写了一篇歌颂此书的文章，中央周刊把它登在第一篇，这又使得许多人奇怪：为什么中央周刊这样器重陶希圣的文章？难道蒋先生的作品非要借重陶希圣的文章去传布不成？总之，所有这些，都是很奇怪的事，因此，引起人们的惊奇，也就是人之常情了。

《中国之命丛》既是以蒋介石先生的名义出版的，就因蒋先生的关系，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此抗战处在重要关头的时候，大家想蒋先牛在这个时候出版这本东西，应该是对于如何准备对敌反攻、配合盟国作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重大问题，有所指陈。因为尽人皆知：今日决定中国之命运的，是抗战，而不是其他。似大家读到《中国之命运》后却不免大失所望，原因是那书中所提出的问题，和人们所期望的都相反，而且关于抗战问题，在全书二一三页当中，只占了十二页半。全书的中的中心是谈内政问题。一言蔽之，反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实际上主张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或新专制主义(虽然形式上仍戴着“三民主义”的帽子)，因此使人们大失所望！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素来鄙薄那种掩盖自己政见的人，蒋先生并不掩盖自己的政见，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蒋介石先生此书是不同意的。我们既有不同意见，我们就有责任把自己的意见公开出来，以求国人之审察。蒋先生也说过：如有人认为国民党的“行动或态度有什么错误，那就应该来纠正他，来补救他”，那么，好吧，我们就提出意见来和作者及读者商讨，这应该是完全必要的事。因为蒋先生此书所讨论的，是关系于中国之命运，关系于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故不但每个共产党员应该十分注意，绝对不能忽视，而且是每个中国爱国人民都应十分注意，绝对不能忽视的。近日国民党方面竟在图谋“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一九四三年七月六日，中国国民党指导的中央通讯社业已公开发布了这个消息，可谓到了怪论百出的时期，我们共产党人自然不能默尔而息。但这种怪论是有根据的，只要一读《中国之命运》，就可找到这种根据，因此使我们更加不能默尔而息。本文所批评的，限于书中的几个根本观点，至于书中的其他观点以及对于许多观点的详尽批评，只好俟诸另文及别的同志的著作。作者及读者乃至任何爱国人们，如果对本文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希望提出辩论。真理是不怕辩论的，怕辩论的就不是真理。无数的国民党刊物，对于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批评得一塌糊涂，我们至今还没有回答。现在就以蒋先生此书为契机，发表我们共产党人的意见吧。

（—）关于中华民族

蒋先生此书对于中华民族的了解，和本来的历史真实情况完全不相符合。此书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是“同一血统的人小宗支”。民族血统论，本来是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糟粕，德、意，日法西斯蒂就是拿这类怪论去作为进行侵略全世界的工具的。不料蒋先生也以血统立论，实属怪事。这类怪论，决不能解释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平日我们习用的所谓“中华民族”，事实上是指中华诸民族（或各民族）。我们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这本来是不用多辩的。清朝末年，孙中山先生和同盟会革命党人的反满运动，就是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举行的。而且孙中山先生手订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人会宣言，就明明白白写过：“中国境内各民族”。否认这种见解，等于否认孙中山先生及其主义，作者以中山先生信徒自命，但却别开生面，承认中国只有一个民族，这是很可骇怪的意见。按照作者的见解，则孙中山先生称辛亥革命为民族革命，这不是无的放矢吗？国民党第一次代表人会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要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这又不是无的放矢吗？蒋先生的意见，不明明是和孙先生的意见相违背吗？

我们请研究一下：汉族和蒙族本来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义”吗？汉族和藏族本来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义”吗？汉族和西来的回族本来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吗？汉族和苗族瑶族本来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吗，汉族和罗罗〔1〕和夷人又都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吗？出自何经，据于何典，这是从那里考证出来的？作者引了诗经“文王孙子，本支百世”的句子，难道现在中国诸民族都是文王的孙子吗？凡此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常识，并不需要什么高深学问才能理解的问题，作者违背了这点常识，故弄得毫无是处。在此问题上，作者还提出所谓“婚姻的系属”，但是我们也请研究一下：难道汉朝王昭君出塞，不要忘记呀，这段历史曾经是汉民族统治者向匈奴民族统治者送美女去委曲求全的一段悲剧），就使得匈奴变成了汉民族的“宗支”吗？难道唐朝文成公主嫁到吐蕃（即今之西藏），就使得藏族变成了汉民族的“宗支”吗？若然，则近代许多中国人（其中包括现在国民党的某些要人）娶了日本女人做妻子，中华民族也可以算成日本民族的“宗支”吗？

把中国国内各民族做那种解释，则全部中国历史都变成一堆不可了解的糊涂帐。如果照那种解释，则汉时代汉民族和匈奴的战争，就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或者说是大小姓的冲突吧）。五胡乱华、南北朝那时代双民族与各民族的战争，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唐时代汉民族和回纥、叶蕃、沙陀的战争，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五代时汉民族和契丹的战争，宋时代汉民族和契丹、西复、女真、蒙古的战争，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明时代和蒙古、满洲的战争，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太平天国和同盟会反满的战争，也就都不是民族的战争，而只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若然，则岳飞、文天祥、陆秀夫、朱元璋、徐达、袁崇焕、史可法、郑成功、李定国、洪秀全、李秀成、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以及孙中山先生??这一切在汉民族史上可歌可泣、而为汉民族和中国河山生色的历史人物，不就都成为一批毫无意义而死去的愚夫愚妇吗？而石敬瑭，张邦昌、刘豫、秦桧，洪承畴，曾国藩、张勋??这一切万

恶不赦的汉奸，不又大可以“登庙堂之上”，而，受俎豆于千秋”吗？按照作者外行民族的解释和历史的渲染，则全部中国历史，必须完全推翻，而我们民族也寄托于乌有。

蒋先生说：“至于各宗族历史上共同的命运之造成，则由于我们固有的德性，足以维系各宗族内向的感情，足以感化各宗族固有的德性。”我们也请研究一下：根据前面所列举的史实，我们历史上的民族斗争，曾经那末残酷，那末无情，如果现在按照作者所说，那又将作何解呢？是的，历史上汉民族在反对异民族侵入的时候，是有两种人的根本分别的，一种人广大民众，他们流血牺牲，抗拒外患，虽保卫祖国与光复旧物的基本动力；另一种人则是一些腐败的统治者，他们在异民族侵入面前，时常采取“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政策，甚至以“人子之尊”向异民族的侵略者称臣、称子、称侄、称孙，而每年贡纳很多银帛、杀戮抗战的大将，以求取得其宠辛〔幸〕（最好请看五代和宋朝的历史吧），这些皇帝和臣宰们时常拿出什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和所谓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这些法宝来驾驭人民，大概他们对于异族侵略者的这种行径，也就算是实行了他们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及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的德性吧，但是，这些行径，对于我们民族，又有什么值得夸耀呢？

照科学的了解，民族的特征是：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经济的联系件）以及表现在共问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结构，民族的斗争是社会分化为阶级后的历史结果，民族的斗争不是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也不会永远要存在，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战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是“为人类的永久和平而战”。不仅如此，在人类大同还没有实现以前，某些本来曾经是互相斗争的民族，们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也竟可能同化起来，变成一个民族，比如：中国以前入居中原的许多民族，都在中原和汉民族同化了。今天，满民族在事实上也已同化于汉民族了。但这决不是由于什么汉民族的“固有德性”，而是由于他们在内地和议民族混居，汉民族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后来并且在政治上，都比较他们先进，比较他们占优势，而在人口数量上也较优越，这样就在长期的残酷斗争中逐渐地同化起来了。

现在是科学昌明的世界。民族历史必须按照科学去解释。法西斯主义曲解民族历史、削改民族历史、捏造民族历史的伎俩，决不足为训，如果拿这种东西作为国民的教本，就会愚弄国民。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所以要捏造这种单一民族论，其目的就在于提倡大汉族主义，欺压国内弱小民族。我们汉民族本来也是一个很弱的民族，正应和国内一切弱小民族进行平等的民主的联合，才能共同抵抗侵略者。如果我们一方面抵抗侵略者，另方面又要拿大汉族主义去欺压国内其他弱小民族，那就会给敌人以利用的空隙，而不利于我们民族解放的事业。这是每个头脑清醒的中国人所应该注意的。

中国和外国的一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总是盗窃“民族”为私有，好象民族即朕，朕即民族。请研究一行：民族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呢？我们这民族的绝对大多数不是工农群众吗？如果没有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动民众，我们民族从何处得到衣食住，从何处组成抗战的军队，又从何处有文化？工人农民不正是民族的主体吗，不正是他们的利益才和民族的利益完全一致吗？不正是他们才真正配得代表民族的名义吗？而其他的人，反对工农大众的人，却自称

是民族的代表者，不就是一种篡窃吗？既然劳苦大众是民族的主体，那末，只有劳动人民至上才是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不是很明显的道理吗？把劳动人民看成至下，这不就是把民族看成至下，把国家看成至下吗？

谁是民族的主体？答复这个问题，才解释得了民族这个问题，才解释得了民族的力量的问题，才解释得了我们民族的组成以及过去所以衰而复兴、亡而复有的问题，才解释得了如何准备反攻、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问题（即要不要动员民众、实行民主的问题），才解释得了抗战后中国谁才应当为主人翁的问题。在几年前，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共中央许多文献，曾给我们答复了这个问题。但是《中国之命运》的作者却把“少数人士”和“德性”当成民族的决定者。这就是我们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关于中国之命运问题上的根本分歧点。

（二）关于中国历史

我们继续说中国历史，特别说一说近代中国的历史吧。中国历史应该是民众的历史，因为没有中国民众，就没有中华民族。中国历来和自然界战斗，和黑暗制度战斗，和侵略者战斗的主要力量，是中国劳苦民众，民众是中国历史的主要动力。中国民众历来创造一切幸福，们是他们自已却没有了一切幸福，中国劳动人民和民族的苦难战斗，但是在过去，一切果实却被少数统治者窃取而去，而自己则仍落到最受苦难的结果。每当中国民众被统治者剥削压迫得最痛苦、最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外患也就随之而来，但民众又成为“我必复之”的力量。蒋先生说：“自满族入关以后，中国的民族思想，便渐渐消灭了。”这话是完全不对的。事实上，满族入关以后，失掉了民族思想的，只是那些统治者和高等士大夫，而广大人民群众，仍然是最富于民族思想的，并且不断地进行了民族的斗争。历史越是向近代方面转移，则民众的自觉力量也越大。在满清入关以后，中国人民的民族思想，远比过去任何异族统治中原时代要广大、要深入、要长远。二合会组织的蔓延及其长期不被消灭，就是最好的说明。孙中山先生也说，“??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惟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这是公道话。民众的民族思想的发展，这是一方面。另方面，和此相伴随的，就是腐败人们奴才思想的发展，而其登峰造极的代表人，就是作者书中所不断称赞的“曾涤生”即“曾文正”（不要忘记呀，这是满清朝廷因为他剿汉有功而给他死后的谥号）。至于作者关于满清的历史，如此写着：“有清一代，建国规模的宏远，政制政令的精密，猷能绍汉唐的余绪，实可以超越宋明，更为元代所不及??假使满清对国内汉满蒙回藏各宗族，不存界限，一视同仁，认识我五族在实质上本是整个的一体??但这是时代与思想的关系，我们非所望于当时的满清能施行这样政策，固不可求备太苛??”这些话里一点民族思想也没有，则是千真万确的。

清代中叶，中国民族遇到了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新的民族侵略者，即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国家。这种新的民族侵略者挟持其资本主义的优越经济力量，打开了中国的长城，但中国人民并不是不能抵抗这种新的民族侵略者的。中国抵抗力的软弱，是由于满清朝廷一方面

在国内各民族之间所造成的民族牢狱，另方面在人民之间所造成的专制主义牢狱。作者说：“我们百年来国势的陵夷，民气的消沉，大抵以不平等条约为造因”。这是倒果为因的说法。中华民族为什么会被钉上不平等条约的枷锁？这难道不是因为万恶的满清黑暗专制政治，使得民气不得发挥，人民不得奋发起来抵抗侵略者才产生出来的一种结果吗？如果按照作者的说法，在订立不平等条约之前，应该是国势鼎盛、民气兴旺的时候了。但是，既然国势鼎盛、民气兴旺，为什么又会有不平等条约呢？

但作者又说：“国耻之所由招致，又必须追溯于满清一代政治的败坏，尤其是学术与社会的衰落”。这不就是“原因”了吗？如果这是“原因”，那末，前面所说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如此逻辑，岂非自相矛盾？姑且也研究一下：第一，作者这里说的是“政治的败坏”（带一笔：作者不愿意说是专制政治，此点我们后面还要说及），这又是自相矛盾：作者不是盛赞满清一代“建国规模的宏远”，“政制政令的稠密”吗，第二，如果按照作者所说，“尤其是学术与社会的衰弱”，所以有了国耻。可是，作者不是说过吗：“满清道咸年间，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之流，亦以转移风气为已任。曾文正行法主刚，而用人则重血性，尚器识。其于学术思想，则兼取宋学与汉学而归本于至诚，其立身行事，则本于‘慎独、主敬、求仁、习劳，的精神，故湘车淮勇的成功，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样，宜若国耻可以由此减少了，为什么又弄得国耻如麻呢？历史的教训显然是和作者所说的相反：原来中国之弄得国耻如麻，恰恰是因为曾国藩李鸿章辈的“湘军淮勇的成功”。不是吗？请研究一下：太平天国曾统治了许多省份，时间十余年，和外国人也有来往，但是，太平天国毕竟没有和什么外国订过不平等条约，不就是因此惹起洋大人生气，组织了“戈登常胜军”，使太平大国内外受敌，而陷于失败吗？如果太平天国获得胜利，把“曾胡左李之流”打得落花流水，打倒了清朝，建立新国，发扬了民气，创立了国防，则外国侵略者就不可能送我们这样多的国耻。所以我们说，湘军淮勇的成功，就是民众的失败，也就是洋大人的成功。民众失败，洋大人成功，国耻自然就多起来了。

应该介绍孙中山先生的两段话：

其一：“从前衰弱，实因压抑于专制淫威所致。”

其二：“在三十年前，我们革命同志便下了这个决心，主张要中国强盛，便非提倡民权不可。”

孙中山先生的话，是扼要而中肯的。中山遗训在其信徒中的被遗弃，不是很可悲的吗， 要救中国，必须发挥民权，必须把旧中国重新改造，这不是天经地义吗？其所以要把旧中国重新改造，不就是因为旧中国的统治太黑暗、太残酷、太落后、太虚伪吗？不就是因为旧中国的经济制度是无孔不入地剥夺广大人民——首先是农民——的血汗，使得广大人民饥寒交迫，因而使国民经济不得发展起来吗？不就是因为旧中国的统治方法从保甲制度到中央

篇三：新中国六十年大事记

新中国六十年大事记

五十年代： ·1949年：开国大典在京举行 新中国成立

·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抗美援朝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

·1952年：河北省政府公审刘青山、张子善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

·1953年：“一五”计划开始实施

·1953年：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成立

·1953年：新三反运动开始

·1953年：毛泽东完整表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

·1953年：志愿军取得金城战役胜利

·1953年：东山岛战役取得胜利

·1953年：中央通过《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

·1953年：抗美援朝取得胜利

·1953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

·1953年：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4年：北京—莫斯科直达客车首次通车

·1954年：周恩来率团出席日内瓦会议

·1954年：大区一级党政机构撤销

·1954年：官厅水库建成

·1954年：知青上山下乡掀起第一次高潮

·1954年：周恩来访问印度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

·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

·1954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成立

·1954年：周恩来当选政协主席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军大授衔

·1955年：中国与南斯拉夫建交

·1955年：中国评剧院成立

·1955年：新中国开始发行第二套人民币 面额大为缩小

·1955年：“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失事

·1955年：周恩来率团参加万隆会议

·1955年：全国开展肃清反革命运动

·1955年：克拉玛依油田被发现

·1955年：新中国第一部兵役法通过

·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1955年：中央要求宣传计划生育

·1956年：全国出现“向科学进军”新风

·1956年：普通话开始在全国推广

·1956年：第一架国产喷气式歼击机试制成功

·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

·1956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 ·1956年：陈镜开打破世界纪录

·1956年：“解放”牌第一批国产汽车试制成功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

·1956年：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

·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

·1956年：中央邀集工商联执委座谈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1957年：中央成立经济工作5人小组统一领导国家经济工作

·1957年：增产节约运动展开

·1957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 ·1957年：第一届广交会在穗举行

·1957年：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

·1957年：新中国举行第一次海上阅兵 ·1957年：北京天文馆建成

·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1957年：玉门石油基地建成

·1957年：毛泽东率团访苏

·1957年 马寅初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新人口论》

·1958年：宝成铁路全线通车 ·1958年：户籍制度建立并延续至今

·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

·1958年：北京电视台开播

·1958年：包兰铁路建成通车

·1958年：福建前线部队炮击金门

·1958年：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

·1958年：红旗轿车诞生

·1958年：中国首座原子反应堆回旋加速器运转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

·1958年：中国第一艘万吨远洋轮“跃进号”下水

·1959年：西藏武装叛乱平息

·1959年：容国团获新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

·1959年：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 ·1959年：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

·1959年：人民大会堂建成

·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 反右倾运动开始

·1959年：第一台快速通用电子计算机试制成功

·1959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开幕

·1959年：大庆油田被发现

六十年代：

·1960年：第一套1000门纵横自动电话交换机开通 ·1960年：刘家峡水利枢纽顺利截流

·1960年：中国第一枚试验探空火箭发射成功 ·1960年：中央要求城市建立人民公社

·1960年：中国人首次登顶珠峰

·1960年：三门峡水库基本建成

·1960年：中苏两党关系公开破裂，苏联单方面召回全部在华专家

·1960年：中央发出《关于大力紧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的指示》

·1960年：中共代表团参加81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

·1960年：中央发出有关人民公社问题《12条》

·1961年：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1961年：国产312-1V型明线12路载波机投产使用

·1961年：我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诞生 ·1961年：中央通过《农业60条》

·1961年：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成功举行

·1961年：中央要求增大日用品生产供应

·1961年：《工业70条》公布

·1961年：中央发布中央发出《商业40条》和《手工业35条》

·1961年：我国开始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术

·1961年：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从善战犯获特赦

·1962年：七千人大会在京召开

·1962年：中央决定精简机构

·1962年：周恩来肯定知识分子地位

·1962年：国务院检讨大跃进以来错误

·1962年：中央批准《文艺8条》

·1962年：新疆伊犁、塔城发生暴乱事件

·1962年：“好猫论”出台

·1962年：彭德怀上“万言书”要求平反

·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爆发

·1963年：中国开创断肢再植临床手术成功先例

·1963年：周恩来提出“四个现代化”

·1963年：农村开展“四清运动”

·1963年：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1963年：中央发布农业工作《前10条》、《后10条》

·1963年：全国精减工作完成

·1963年：中苏论战进入白热化

·1963年：各地纷纷组织上山下乡运动

·1963年：我国石油产品基本自给

·1963年：周总理访问亚非14国

·1964年：中法建交

·1964年：工业学大庆运动兴起

·1964年：农业学大寨运动兴起

·1964年：周恩来提出援外八项原则

·1964年：《毛主席语录》开始发行

·1964年：毛泽东提出“三线建设”战略 ·1964年：我国第一枚生物火箭发射成功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基层开展“夺权斗争”

·1964年：周恩来率团参加十月革命纪念活动

·1965年：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成立

·1965年：解放军军衔制度废止

·1965年：毛泽东要求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在农村

·1965年：解放军派部队援越抗美

·1965年：李宗仁回国定居 ·1965年：中国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

·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

·1965年：《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文章 成文革导火索

·1965年：中国开始正式立项研制航天运载火箭

·1965年：翦伯赞遭到错误批判

·1966年：第一枚地对地中程导弹发射成功

·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 林彪成为接班人

·1966年：《二月提纲》出台 不久遭撤销 ·1966年：全国掀起向焦裕禄学习高潮

·1966年：邢台发生6.8级地震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1966年：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

·1966年：全国高校中断招生

·1966年：中国战略导弹部队（二炮）成立

·1966年：中国首次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

·1966年：康平路事件爆发 全国大规模武斗开始

·1967年：各地掀起“夺权之风”

·1967年：老干部发起“二月抗争

” ·1967年：第二汽车制造厂开工建设

·1967年：“革命样板戏”开始推行

·1967年：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67年：刘少奇开始受到批判

·1967年：中国援助修建坦赞铁路

·1967年：中国与印尼断交

·1967年：天安门广场百万人批判刘邓陶

·1967年：上海人民公社成立

·1968年：毛泽东说：学制要缩短 教育要革命

·1968年：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成立 ·1968年：我国试制成功人造金刚石

·1968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各地开始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1968年：各地普遍开办“五七”干校 ·1968年：刘少奇被错误开除出党

·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建成

·1968年：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

·1968年：工宣队进驻学校

·1968年：“节约闹革命”

·1969年：刘少奇含冤去世

·1969年：陈寅恪去世 ·1969年：江都水利枢纽工程建成

·1969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1969年：九大召开 林彪被确定为接班人 ·1969年：抗菌素 “庆大霉素”研制成功

·1969年：红旗渠竣工通水

·1969年：北京地铁第一期工程投入试运营

·1969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

七十年代：

·1970年：批判陈伯达

·1970年：毛泽东南巡并作重要讲话

·1970年：成昆铁路建成通车

·1970年：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

·1970年：西昌卫星中心建立

·1970年：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1970年：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成功发射

·1970年：中国与加拿大建立外交关系

·1970年：毛泽东批准兴建葛洲坝工程

·1971年：“571工程”，林彪阴谋夺取政权

·1971年：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

·1971年：“实践一号”人造卫星成功发射

·1971年：中美“乒乓外交”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 ·1971年：林彪叛国出逃 坠机身亡

·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篇四：中国近现代史人物之林彪评价

读《林彪传》有感

化师111 叶博

最近一段时间读完《林彪传》,对林彪这个人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因为林彪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人物。首先他是一位才能出众的伟人，他对当时中国和世界上的每一件事情都有自己独立的深入的见解；他对中国抗日战争和革命战争的功劳、贡献是肯定的。关于林彪的人格和他反党问题，需要专家进一步研究讨论。所以特意去百度上看了很多关于林彪的资料。首先我简单介绍一下林彪。

林彪，原名林祚大，字阳春，号毓蓉；曾用名育容、育荣、尤勇、李进。湖北省黄冈县人。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任排长、连长。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营长、团长，第一纵队司令员，红四军军长，红一军团军团长，红军大学校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司令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衩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七、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第九届中央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结成反革命集团，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阴谋败露后，于1971年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坠机身亡。1973年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1981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对他的评价，我个人认为不能片面的只看到他阴暗的一面，林彪是一位优秀的军事家，对于国家和民族，做出过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林彪在战术方面研究了“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战术”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四快一慢”“四组一队” 等战术原则，对四野部队战斗力的提高起了极大的作用。林彪即使打的败仗也是消灭敌人多，自己伤亡小于敌人。他是有功的，我们不能够忘记林彪的功，而一味地纠他的过，这对林彪、对历史都是极其不公道的。客观的讲，林彪一名具有非凡才华的军事将领，能够跻身共和国十大元帅，排在第三位，绝对不是空空如也、夸夸其谈。那可是论战功、评实力的。从红军长征，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林彪立下的战功不胜枚举，平型关大捷、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足以让敌人闻风丧胆。这三次战役对于全局意义重大，试问我们能够去忽略和遗忘林彪吗？试问一个骨子里面叛国、反党、乱党的所谓“阴谋家”可不可能为国家和民族做出这些突出的贡献？可不可能把当年才进东北仅仅十万人民军队的部队发展壮大到一百多万人足以和国民党抗衡的第四野战军？

林彪是十分能干的人物，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据蒋介石一部属日记：重庆谈判期间，林彪刚从苏联回来，周恩来带他与蒋谈判。该部属于旁观察，认为林“貌迹中年，然极为阴险干练”，可谓入木三分。还有，林彪曾经预言到苏联卫国战争的形势，令斯大林钦佩万分。当时苏联红军那么多的优秀将领都没有想到这一点。这从侧面还不是说明了林彪让苏联老大哥不敢轻易小视、蔑视我们中国军方指战员的指挥才华吗？要知道在二战时期，那是多么地不容易。林彪此举不也正是告诉了苏联人，我们中国并不比你们差吗？而且要比你们优秀！用一个

词评价林彪，那就是功过参半.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一伙为了清除篡党夺权道路上的障碍，把一大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定为“走资派”·“叛徒”·“特务”·“里通外国”而打倒了。他们的被打倒，使我们的国家陷于一片混乱之中。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又提出了“清理阶级队伍”的任务，把对党领导干部的迫害扩大到了整个干部队伍和广大群众。1971年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权力，秘密制定了一个暗杀毛泽东的政变计划，名为“五七一”工程，把他们准备参加政变的人员组织叫作“联合舰队”。暗杀失败后，林彪集团策划南逃广州失败，改乘专机逃往苏联，途中林彪因飞机失事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附近。一场反革命武装政变被彻底粉碎，这就是“九一三”事件。这场政治风暴，彻底颠覆林彪在国人中形象。以权谋为自己余生的根本,因而从有名的军事家,蜕变为政治上极为"杰出"的阴谋家。

作为新时期的大学生，我们应当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来看待林彪。不同资料对林彪的看法也大不一样。评价林彪的分歧仅在于他生命最后一年反对毛泽东和妄图加害毛泽东。但总体上他还是功大于过。林彪经历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上过井冈山，参加过长征，担任过红军先头部队的指挥员，参加过遵义会议，并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林彪在抗日战争中指挥过著名的平型关战斗；林彪在解放战争中，指挥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三大战役有其二；并率部追击国民党部队，从华北到华中到华南，解放了大半个中国；林彪在建设和保卫新中国历程中，指挥过中印之战，中苏珍宝岛之战；在文革中主持军队工作，稳定了乱局，在强调军事工作的同时，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强调人的因素第一，使解放军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林彪在各个历史时期功勋卓著，这是客观事实。所以我们应学习他的长处，尽量用自己的是非标准来衡量他。

最后，我们通过评价林彪不仅深入了解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争议人物，而且我们学习到了林彪的优点，回避他的过失。在我看来林彪是一个悲剧英雄我们没有必要再去谈论他的 “大奸大恶”毕竟人已经死了，我们应该怀着感激的心情来看待他对国家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以一种理性的态度看待他的一生。为我们以后人生道路的选择提供了先例。同时有利于我们以史为镜，反思过去，放眼未来，用我们自己的实际行动建设我们的祖国。

篇五：国庆60年中国经济评述

国庆60年中国经济评述（上）陈晓农博士（陈伯达之子）

主持人：我们今天请到普林斯顿大学社会经济学系博士陈晓农先生来和我们分析一下。 这60年，中国经济体制回到1949年

陈博士：今年是中共建政60周年，通常人们把最近的30年叫做“改革开放以来”，一谈到经济建设成就，主要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多大的成就。但是，这样的谈法其实是很片面的，因为他还有前面的30年没有涉及到。其实，从整体来看，这个60年分成两个阶段，能够非常清晰的划分出来：前30年主题是革命，后30年主题是改革。

如果我们单看革命，革命的成就也很大：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计划经济，建立了人民公社，工业增长也不慢，也建立了初步的工业体系等等等等。如果单看这后30年改革，成就也不小，建立了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了，经济增长也很快。但是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当你把前后两个30年搁在一块儿的时候，问题就发生了。

很少有人谈，前30年的成就和后30年的成就是什么关系。要稍微想一想就会发现这里面存在一个很大的悖论。改革的对象是什么呢？改革改的不是60年前的国民党时代的体制，改革改的正好是革命的成果，改的就是30年革命的计划经济、人民公社、公有制。换句话讲，改革其实是对革命的否定。

再进一步看，60年走下来的结果是中国在经济体制回到了原点，回到了1949年以前。今天中国讲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的成就，中国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可是，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 1949年以前中国什么体制？那时候就是市场经济体制。那时候也对外开放了，那么为什么中国要用革命去把市场经济体制消灭了，花了30年时间，然后再花30年再把它重新建立起来？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就好比说：一个管家把主人的房子给拆了，拆完以后再花很大力气把它重新盖起来，这主人该赞扬他什么呢，赞扬他后来盖房子的努力，还是赞扬他拆房子的勇气。其实，后30年的改革不过是将功补过，补的是前30年革命的过。如果把这样放在一起来看，前30年、后30年合在一起，其实没什么成就啊！

这些成就不都是把他切成两个30年以后，分别闭着眼睛谈的吗？如果把前后30年连贯起来一看就不对了，后30年改革开放，目的只不过是弥补前30年革命造成的祸害，或者说革命30年建立计划经济、公有制这条路是根本走错了。走错了以后，后30年改革开放才重新走回来，把中国经济再放回到正常的轨道上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没有太大的成就。

就制度建设上，中国只不过是回到了原点，花60年时间折腾了几代人，中国执政党才明白，原来经济体制是不能胡折腾。毛泽东错了，陈云也错了，当然邓小平当年也是错的，因为他也是毛泽东推行大跃进的主要的一个得力干将。当时毛泽东说了，大跃进他是主帅，邓小平是副帅，那么今天如果追究大跃进的责任，邓小平难道不应该承担很大的罪责吗？ 主持人：提到这个前30年、后30年，它后30年等于回到原点。经济制度回到原点，但是我觉得掌握资本的这些人其实是完全是一个大调个。

陈博士：讲到这里，要看到中国这场天翻地覆的革命到底带来了什么？结论其实也很简单，它只是把原来的统治阶级推翻了，把原来这些流离在社会底层的一些想造反的一些小文人，一些地痞，说得好听点是造反者，说得难听点就是一群土匪地痞，吸收到所谓革命的队伍中，成为革命的骨干，最后这批人掌了权力，取而代之成了新的统治阶级。

现在是他们的子孙辈在中国统治着，在中国成为亿万富翁。所以，革命不过就是换一批人发财而已，这批新发财的人更糟糕！过去历史上的士绅阶级还有点所谓知书达礼，还有一点伦理。今天中国的统治阶级──共产党的精英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文化层次比历史上

历代的官僚还要差。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官僚队伍如此的吃喝嫖赌到现在这种程度。如果用“腐化”形容，那么今天中国共产党官僚的腐化程度，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如果硬要讲中国模式，那么就是说中国模式一个重要特点是，他造就了一批红色贵族，一批腐化得登峰造极的红色贵族，这就是中国特色。我不相信全世界会很欣赏这样一个东西，会认为这套模式应该在世界各国推广。

主持人：中共从前30年的革命到后30年的改革，经济制度上等于是走回到了原点，而财富却被腐化到登峰造极的红色贵族所掌握着。

有这样一组数据迷惑了很多人，6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7倍，人均年收入超过了3,000美元；财政收入增长约1,000倍；外汇储备增长１万多倍，位居世界第一；进出口贸易总额位居世界第三，占世界贸易比重达到7.9％。那么，这些数字是否至少说明了中国经济发展了呢？

陈博士：我算了一笔帐，从1957年到2007年，中国的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在世界上可以维持50年年平均增长10％，是个非常可观的记录。但是，我同时也算了一个帐，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农村7亿多人口，年平均生活消费支出，2007年是3,000多块，1957年是70多块，年平均增长了3％。

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经济增长了50年，年平均增长10％，占人口70％左右的农村人口，他们的年平均生活消费支出只增长3％。只相当于经济增长率的1/3。换句话讲，这个10％的增长，获益的不是占人口大多数的老百姓。再进一步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需要进一步分析。刚才提到农民50年生活消费支出的能力，就是消费支出的水平，年平均增长3％，是个什么状态？有人说年平均增长3％也不错了，很高了。所以，你光从这个增长率本身是说不出好坏来的。

所以，必须要做一个横向的比较，和谁比呢？很简单，和国际平均标准比。2005年，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贫困线是每人每天生活消费支出低于1.25美元，算是全球范围内的贫困线以下。那么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刚才讲到的2007年中国7亿多农民，平均年生活消费支出3,000多块，平均每天是8块多人民币。按当年汇率算，一年折合1.16美元，也就是说刚才讲的连续50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10％的结果，是占人口70％以上的农村居民，他们的生活水平经过50年的增长，仍然在全球贫困线以下。

做了这个比较，很快就会发现大问题。中国这个发展，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其实大家是希里湖涂的。只知道“发展”两个字，知道字面上的理解，发展就是增长，但发展是增长吗？我们从刚才举的这个例子，高增长50年，农民的生活水平仍然在全球贫困线以下，从这个事实说明：“发展”不等于“高增长”；“高增长”不等于“正常的发展”。换句话讲，发展是有良性的和非良性的。非良性的发展是越多越糟糕。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发展才是正常的发展，正当的发展呢？邓小平在中国讲了一句名言，当然全中国所有的官员从上到下都照抄不误，叫做“发展是硬道理”。我一直在一些讲话中说，邓小平讲错了，因为邓小平不懂什么叫“发展”。他连发展都不懂，还谈什么硬道理呢？ 其实，“发展”是有标准的，发展的好坏是有一个尺度，这个尺度就是谁获益。在中国谈到发展的成就的时候，很多人常常用国家的概念──中国国家的实力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常常就混淆了一个东西，就是把国家机器和组成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国民给混在一块儿。似乎国家机器的能力增强，就是老百姓的利益增加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中国的问题恰恰就出在改革开放也好，经济增长也好，最后获得收益最大的是国家机器和国家机器里面保护的这些官僚集团，中国现在叫“特权阶层”，或者叫“官僚群体”。但是，他们获益不等于说中国的大部分国民获益，如果发展增长值被占人口百分之几的这么一小群

官僚群体获益，那应该讲这个发展是失败的。

首先，这个发展在中国是没有准确目标的，或者说政府心里很清楚他的目标就是让官员富起来，至于老百姓苦下去他是不管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官员变得越来越富，从发展中获得了绝大的好处，老百姓却得不到好处。当然，如果从一个正当性的角度来讲，发展要有正当性，那就是说只有当这种发展给70％、80％、90％的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稳稳当当，逐步提升的生活水准，这样的发展才算是有益于国家的，这个国家指的是全体国民而不是国家机器。

如果按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发展走上了歧途，这个歧途的标志，就是他只满足于一小撮权贵阶层的需要，而不去顾及大多数国民的需要。换句话讲，这个发展背离了社会公正，很多人认为社会公正只不过是一个口号，说说而已，需要说说，拿出来讲一下，讲完了也就拉倒了。还有人认为社会公正就是政府给贫困阶层发一点小钱，给一点施舍，救济之类的，然后就叫社会公正了。其实，社会公正复杂得多。社会公正首先指的是在一个社会里是不是不同社会群体拥有同等的政治社会权利。比方讲：选举的时候，普通人和官员是不是同样只有一票，普通人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不会被官员剥夺。像这样的问题是社会公正的一个基本前提。中国的社会不公、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其实根本原因在于政治经济权利上存在着社会不公，最后必然导致国民经济收入分配的不公。

那么，这个社会不公模式下的这种经济畸形发展必然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中国有几亿劳动力，拚命生产却不消费，或者基本上不消费，省吃俭用过得苦哈哈。那问题就来了，这几亿劳动力拚命生产出来的东西，他们自己买不起，中国是那么大一个国家，十几亿人口，其中7、8亿是这样的状况。那个产品不知道要卖给谁，如果卖不出去，那么他的生产也就没有意义了，工厂就关门。

所以在中国而言，通过全球化找到了一个出路──那就是这几亿人拚命的生产，但自己又不消费，然后想办法卖到国外去。卖到国外以后，获得了外汇，这个钱又被政府借给了别个发达国家。就是把外汇以外汇储备的形式存在了外国的银行，或者是把它变成了外国的国债。那么这样的话，相当于变相的把中国的老百姓创造的财富再借给外国人，特别是发达国家，然后请他们用从中国借的债来买中国的商品。

当然这样中国的经济就增长起来了，但稍微有一点头脑的人，都会想到这样的经济增长能长期下去吗？其实不可能的。总有一天外汇储备积累到一个严重的程度，总有一天这个出口会出到再也卖不动的程度。那么，去年的经济危机正好就造成这一个转折点，从那一点开始，中国的这种畸形的发展模式走上了一个瓶颈，再也走不下去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共政府费了很大的力气想要通过房地产、政府的公共设施投资，用这些投资拉动经济。

同时，中共也面临一个叫做“内需不足”的困惑，那就是国内老百姓的消费越来越少、占整个经济比例日益下降。整个经济能靠百分之几的官员，占人口百分之几的官员来消费带动吗？谁都知道不可能的。一个官员再能喝酒，他一天也不能喝80斤、100斤酒，他再能胡吃海喝，一天也顶多吃掉几千块、上万块，他们仍然不能代表7、8亿人去消费。所以，中国的内需就拉不起来，因为这个经济结构是畸形的，是背离社会公正的，占大多数人口的老百姓没有消费能力。

现在中国面临了一个困境，60年后，看起来中国好像是经济增长率也提高了，外汇储备也达到世界第一了，似乎是一个非常神气的状态。但是就在这神气状态的背后，你可看到他存在一系列无法解决的经济病症。这些经济病症正好是中国这个畸形的背离社会公正的发展模式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征兆。这些征兆都是没有办法靠一些小政策能够轻而易举就扭转的。

主持人：将来中国将面对的就是难以解决的这些问题，那也很显然现在很多国际上有的人还认为中国能够带领世界走出经济危机的低谷，也是一个幻想啦。

陈博士：不光是幻想，那是无知。可以这么说，谁这么以为，谁就是无知者。但是，很遗憾的就是尽管这个世界很大，也有很多有名的人物，但是不排除他们当中无知者占相当大的部分。

主持人：我觉得您刚才论说的现在这个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很客观。但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也说了一种中国模式，您对这个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吗？

陈博士：中国模式在中国国内被称做“中国模式”。在国外有那么一、两个认识上很糊涂的西方学者，把他称做“北京共识”。就是说现在中国已经创造出一个全世界应该模仿的一个共同的价值理念，当然中共政府是很喜欢这样的说法，中国的学者也是趋之若鹜。但很可惜，这个北京共识好像并没有在全世界媒体上真正得到多少反响，只是在中国的媒体上被中国少数御用学者在追捧。

事实上，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这个：“畸形的背离社会公正的发展模式”。今天已经走到处在左右为难，进退两难的状态下。如果说他有什么特质，有什么中国模式的特点，那就是，早早晚晚他会进入今天这个状态。如果说过去这么多年来有那么多人看不到这个结果，一再盲目的吹捧，那只能说他们的眼界缺乏前瞻性，他们的思维过于狭窄。本来中国模式今天出现了这个结局，应该是十年前就看到。

主持人：是。在10年前，何清涟老师就在她的著作《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中分析了中国改革的巨大问题并且预言了必然的结果。这本书已于1998年出版，当年就畅销300万册。虽然在中国已经成为了禁书，但是已经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全世界畅销。

何老师也因此被《三联生活周刊》列为影响中国的二十五位时代人物之一；被美国《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评为“亚洲之星”；被读者称为“中国改革的良心”。我们下期节目就请何老师对 60年来的中国经济进行一?a href="http://www.zw2.cn/zhuanti/guanyuluzuowen/"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路治觥?/p>作文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