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团

篇一：对“毛张周”三人团形成过程的思考

对“毛张周”三人团形成过程的思考

摘要：“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以下简称“毛张周”）三人团是在长征途中逐渐形成的，它的存在和发展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对长征的最终胜利有直接的影响，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最终胜利也有重要作用。本文拟从“毛张周”三人团形成的角度重新认识这一历史过程，这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历史，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意义重大。

关键词：长征； “毛张周”三人团； 形成过程 ；

“毛张周”中央三人领导体制的确立，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领导集体中，毛泽东是党的领导核心，周恩来是党的最高军事决策者，张闻天是党的总书记。这种三人集体领导体制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得到的成功的运作，使党、政、军具有了很强的亲和力和凝聚力，对长征以及革命走向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种三人集体领导体制的形成大致包括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中央苏区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博李周”三人团

众所周知，蒋介石曾指令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发动了五次“会剿”，而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领导下，党的英勇的红军成功了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在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就已被“左”倾错误推行者排除出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权，当时只是保留了一个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头衔。在1934年“广昌决战”时，博古，李德亲赴前线指挥战事，成立了野战司令部，当时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博古为政治委员，而实际上一切都由米芾的得意弟子--李德说了算。李德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顾问，然而其本质上是一个教条主义的积极推行者，他实行的路线政策并不符合中国国情，战争伊始，国民党大军进攻，他实行的是“消极的阵地防御战”，结果红军伤亡惨重；战争中后期，又实行“退怯路线”、“逃跑路线”，使红军大片阵地失守。1934年4月，广昌失守，中央苏区的北大门被国民党攻破，敌人开始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5月下旬，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召开会议，决定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并得到了共产国际复电批复。随后，为了负责筹划战略转移的重大事宜，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组成的最高“三人团”，政治由博古负责，军事大计由李德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由此形成了“博李周”三人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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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征初期由“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组成的“毛王张”中央队三人团

红军主力从出征后，连续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历时一个半月。然而在这个阶段，红军主力伤亡惨重，出征时的86800余人，过湘江后，损失52500余人，主力锐减34300余人。据有关资料统计显示，红军折损的具体数据是：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是损失3700余人；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是损失9700余人；突破第三道封

锁线是损失8600余人；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是损失30500余人；用刘伯承的话，通称“损失过半”，但看到这些具体的数据，让我们有了真切的感知，真让人痛心疾首。长征开始时，张闻天实际已经被剥夺参与党内最高决策的权力，一切重大军政大计都由最高“三人团”博李周说了算，而此时的毛泽东在党内的境遇比张闻天更差，几乎没有参与军政机密的权利。大军突围西征，离开红色国都瑞金，毛泽东充满愤懑之情，张闻天也满腹惆怅，他俩在政治上得到了沟通，感情上更加亲切，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也同毛，张站在一起，有着政治上的共同语言。于是，在踏上突围西征之路时，毛泽东有意识的邀请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起宿营。张，王立即欣然同意。这时，最高“三人团”忙于指挥部队出征，无暇顾及他事，把毛王张摆在一边，这就给毛王张提供了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机会。毛王张讨论的话题集中在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上，三人一拍即合，不仅在思想观点上取得共识，感情上更加亲近。三者相互影响，逐渐形成了“中央队三人团”。在这个“三人团”中，毛泽东时任中央政治委员，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王稼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闻天是职务最高的，为政治局常委，处于中央核心领导地位。

三、遵义会议后由“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组成的“毛张周”三人团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贵州遵义城召开。会上博古做了报告，周恩来做了副报告，张闻天做了“反报告”，毛泽东也做了长篇发言，王稼祥，朱德等相继发言。会议最终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决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但仍有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的中央集体领导，此时，张闻天是党的总书记，周恩来是最高军事负责人，毛泽东是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遵义会议后，以张闻天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从红军长征途中军事斗争的实际出发，做出了一些重要决策，对长征最终的胜利和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余伯流主编.历史转折中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141.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46.

[3]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A].遵义会议文献[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66、69.

[4]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纲领[A].遵义会议文献.

篇二：中共历史上的三个“三人团”

中共历史上的三个“三人团”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成立过三个“三人团”：长征前夕为准备实行战略大转移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长征途中，为解决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自发形成了由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组成的“中央队三人团”和遵义会议后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与长征前夕的三人团有根本区别的新“三人团”。

长征前夕的“最高三人团”

１９３４年４月底广昌战役失败后，中央苏区的形势日趋恶化，苏区内的人力、物力消耗巨大，红军坚持内线作战打破敌军“围剿”已经十分困难，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红军撤离中央苏区。５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李德草拟了《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并将突围决定向共产国际请示。６月２５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在实施战略转移前，为了作好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６月间，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秘密主持筹划战略转移。

“三人团”是准备长征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集团，掌管中央和红军的最高权力。其内部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负责，军事上由李德负责，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从分工可以看出，博古和李德是真正的决策核心，周恩来只是一个“管事成员”。博古时任临时中共中央总书记，“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李德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博古由于不懂军事，只好完全依靠李德，把军事指挥权让给这个外国人。李德实际上取得了军事上的最高指挥权。

当时，“三人团”虽属一临时性的组织，但实际上是统一指挥苏区党、政、军、民一切事务的最高领导集团，亦称“最高三人团”。自从成立了“三人团”，中央政治局和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２５日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告成立的中革军委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对重大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决策权。从此时至长征初期，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再也没有开过会，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成员也被排斥在外，一切均由“三人团”说了算。正如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３日，博古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所谈到的：“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１９３５年１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博古和李德失去了对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长征途中的“中央队三人团”

长征途中，为解决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自发形成了反对最高三人团在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以来的错误军事路线的“三人团”，亦称中央队“三人团”。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撤出苏区被迫走上长征的道路。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０日晚，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中央红军主力５个团以及后方机关人员共８．６万人，开始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实行战略大转移。按战斗序列，中央红军组成两个纵队。中央、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组成军委第一野战纵队和第二野战纵队。第一野战纵队代号“红星纵队”，第二野战纵队代号“红安纵队”。“红星纵队”是党和红军首脑机关，“野战军西征”的指挥部。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编在第一纵队，故又称“中央队”。

长征出发时，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敌机炸伤，弹片还在肚子里，所以只好坐担架随队行动。毛泽东由于患疟疾大病初愈，体虚血亏，走路极为吃力，也配了一副担架，于是同王稼祥走在了一起。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身体稍好，主要靠马行军。但早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后，张闻天对李德的军事指挥就发生了怀疑。长征出发后，“他从沉痛的教训中认识到王明路线的错误和毛泽东同志主张的正确”，“毅然参加了反对王明路线的斗争”。在行军途中，三人有机会经常接触，议论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这样，就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队三人团”。“中央队三人团”是在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它对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和圆满成功起了重大作用。

遵义会议后的新“三人团”

１９３５年１月，中共中央在贵州省的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揭发和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最高三人团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并改组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增选毛泽东为中央常委，取消长征初期的“三人团”，仍由最高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仍然处于敌军的围追堵截之中，行军作战的被动局面并未扭转。如何指挥部队打仗，粉碎敌人进攻，仍然是中共中央紧迫的中心工作。２月５日，在云、贵、川交界的鸡鸣三省一带，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同时被撤销。由于长征战事频繁，必须临机决断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复杂的战争形式和环境，避免在紧急的军事行动中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而贻误战机，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１９３５年３月１７日，红军长征途经赤水河畔川黔交界处的陈福村时，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三人指挥小组”，集中领导军事，加强作战统一指挥。以“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新三人团中，实际上以毛泽东为主，“在重要问题上，大都是毛泽东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这表明遵义会议确立的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实际领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确认。在当时战争环境中，新“三人团”是代表党中央领导军委工作的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是全权指挥军事的极具权威的统帅部。新“三人团”的成立改变了领导方式，彻底清除了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错

误的影响，确保了党在遵义会议后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落实，从而保证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

篇三：对“毛张周”三人团形成过程的思考

对“毛张周”三人团形成过程的思考

摘要：“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以下简称“毛张周”）三人团是在长征途中逐渐形成的，它的存在和发展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对长征的最终胜利有直接的影响，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最终胜利也有重要作用。本文拟从“毛张周”三人团形成的角度重新认识这一历史过程，这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历史，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意义重大。

关键词：长征； “毛张周”三人团； 形成过程 ；

“毛张周”中央三人领导体制的确立，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领导集体中，毛泽东是党的领导核心，周恩来是党的最高军事决策者，张闻天是党的总书记。这种三人集体领导体制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得到的成功的运作，使党、政、军具有了很强的亲和力和凝聚力，对长征以及革命走向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种三人集体领导体制的形成大致包括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中央苏区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博李周”三人团

众所周知，蒋介石曾指令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发动了五次“会剿”，而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领导下，党的英勇的红军成功了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在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就已被“左”倾错误推行者排除出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权，当时只是保留了一个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头衔。在1934年“广昌决战”时，博古，李德亲赴前线指挥战事，成立

了野战司令部，当时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博古为政治委员，而实际上一切都由米芾的得意弟子--李德说了算。李德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顾问，然而其本质上是一个教条主义的积极推行者，他实行的路线政策并不符合中国国情，战争伊始，国民党大军进攻，他实行的是“消极的阵地防御战”，结果红军伤亡惨重；战争中后期，又实行“退怯路线”、“逃跑路线”，使红军大片阵地失守。1934年4月，广昌失守，中央苏区的北大门被国民党攻破，敌人开始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5月下旬，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召开会议，决定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并得到了共产国际复电批复。随后，为了负责筹划战略转移的重大事宜，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组成的最高“三人团”，政治由博古负责，军事大计由李德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由此形成了“博李周”三人团。

二、长征初期由“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组成的“毛王张”中央队三人团

红军主力从出征后，连续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历时一个半月。然而在这个阶段，红军主力伤亡惨重，出征时的86800余人，过湘江后，损失52500余人，主力锐减34300余人。据有关资料统计显示，红军折损的具体数据是：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是损失3700余人；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是损失9700余人；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是损失8600余人；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是损失30500余人；用刘伯承的话，通称“损失过半”，但看到这些具体的数据，让我们有了真切的感知，

真让人痛心疾首。长征开始时，张闻天实际已经被剥夺参与党内最高决策的权力，一切重大军政大计都由最高“三人团”博李周说了算，而此时的毛泽东在党内的境遇比张闻天更差，几乎没有参与军政机密的权利。大军突围西征，离开红色国都瑞金，毛泽东充满愤懑之情，张闻天也满腹惆怅，他俩在政治上得到了沟通，感情上更加亲切，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也同毛，张站在一起，有着政治上的共同语言。于是，在踏上突围西征之路时，毛泽东有意识的邀请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起宿营。张，王立即欣然同意。这时，最高“三人团”忙于指挥部队出征，无暇顾及他事，把毛王张摆在一边，这就给毛王张提供了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机会。毛王张讨论的话题集中在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上，三人一拍即合，不仅在思想观点上取得共识，感情上更加亲近。三者相互影响，逐渐形成了“中央队三人团”。在这个“三人团”中，毛泽东时任中央政治委员，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王稼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闻天是职务最高的，为政治局常委，处于中央核心领导地位。

三、遵义会议后由“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组成的“毛张周”三人团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贵州遵义城召开。会上博古做了报告，周恩来做了副报告，张闻天做了“反报告”，毛泽东也做了长篇发言，王稼祥，朱德等相继发言。会议最终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

常委；（二）决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但仍有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的中央集体领导，此时，张闻天是党的总书记，周恩来是最高军事负责人，毛泽东是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遵义会议后，以张闻天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从红军长征途中军事斗争的实际出发，做出了一些重要决策，对长征最终的胜利和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余伯流主编.历史转折中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141.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

社,1991:446.

[3]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a].遵义会议文献[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66、69.

[4]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纲领[a].遵义会议文献.

篇四：“新三人团”为何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

“新三人团”为何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txt6宽容润滑了彼此的关系，消除了彼此的隔阂，扫清了彼此的顾忌，增进了彼此的了解。“新三人团”为何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

2010-08-19 14:37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评论 0 条 查看评论 【字体：大 中 小】

资料图片：出席六届六中全会前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人员合影。

前排右起：王明、项英、朱德、王稼祥、毛泽东、康生。后排右起：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秦邦宪、陈云。

军事斗争是长征中压倒一切的问题。军情多变，复杂严峻，军事指挥需要高度集权，果断处之。

遵义会议后，接替博古在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鉴于以前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缺乏民主，独断专行，故为加强民主，常召集20多人的中央会议，对军事行动开会讨论，集体决策，懂与不懂军事的人都参加，常为军事行动争论，这样既牵扯了精力，更与军情的瞬息万变、需要集权相矛盾，实际上又妨碍了军事指挥。

特别是在1935年3月10日，开会讨论是否打打鼓新场时，唯毛泽东一人不主张打，并以辞去“前敌总指挥（3月5日被任命）的职务力争”，但在“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的情况下，毛泽东的意见被表决否定，还失去了刚被任命不到一星期的前敌总指挥职务。后来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还是毛泽东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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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后，为适应军事指挥的需要，毛泽东提议可继续采用长征初期的 “最高三人团”的方式，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领导小组，以加强和保证军事的集中指挥。据周恩来回忆说：“这样，毛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张闻天1943年12月也在笔记中写道：“在抢渡乌江以前，泽东同志提议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经过打鼓新场之事，张闻天也认识到军事指挥需要临机决断，经常开会来决定，对军事指挥不利，自己对打仗是外行，成立“三人团”，便于集中，也省掉召集会议的麻烦。

于是，经张闻天同意，报中央政治局批准，大约在1935年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附近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即“新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指挥。从“新三人团”成立看，人选名单是毛泽东提议的，政治局决定的。“新三人团”为什么是这样的人员组成呢？笔者以为，主要是因为周、毛、王搭配是当时的最合理组合，能充分保证军事指挥的集中和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行动是服务于目的的。从“新三人团”成立的背景看，当时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便于军事指挥集中专断，故人不能太多；二是为了保障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故人选要有利于此。在当时形势下，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合应该说是最合理组合，能充分实现这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最重要，但易于实现，因为遵义会议后党内政治生活正常了，周、毛、王都已是政治局委员（王稼祥此前为候补委员，遵义会议后成为正式委员）。第二个目的的实现

就涉及到人选搭配问题，在当时还是很敏感的。三人中，毛泽东自不必说须参加。

就周恩来而言。周恩来和朱德是遵义会议决定的军事指挥者，特别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又兼红军总政委（当时红军中政委负最后责任，权力大于同级军事领导，是各级最高领导），在长征初期实现红军“转兵”和纠正“左”倾军事错误中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不管是在党内，还是在红军中都有深远的影响和很高的权威性。加之周恩来为人谦和、灵活、易相处，能在红军高级指挥员及党中央的同志中间起到一种特殊的纽带作用。周恩来在长征初期和遵义会议前后，就对毛泽东予以极大的信赖和坚定的支持。正是他的坚持，毛泽东才得以随行长征，是他的坚定支持和信赖，毛泽东的一系列主张和建议才得以采纳，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更是少不了周恩来的贡献，如果周在“新三人团”中自然会全力支持毛泽东。所以，以周恩来当时的地位、权力、影响、能力，周参加“新三人团”必不可少。

而选王稼祥，人们的疑问就多一点。因为比王稼祥地位高、职位高、懂军事的人有的是，而别人都没有参加，王却为毛泽东提名，且得到政治局批准。笔者认为，这不仅仅因为王稼祥是毛泽东的支持者，还有更为重要的考虑。一是从策略上可以团结留苏归来人员，遵义会议解决的只是最为迫切的军事路线和领导的局部调整，而组织路线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并没有完全解决”，或者说“是勉强解决了”，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没有时间也不可能当时就得以解决，即使军事路线在遵义会议上也曾展开激烈的争论和辩论。当时博古“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则更是“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他的批评”。

遵义会议后，“教条宗派主义者们并不服气，暗中还有不少活动”。凯丰参加遵义会议回去后就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吧！”当时，无论是从政治上考虑，还是从军事上考虑，都需要团结留苏归来人员，需要他们的支持。王稼祥是从“左”的阵营分离出来的留苏人员，让王稼祥参加军事领导，作为代表，就可以团结留苏归来人员群体，赢得一大批人的支持，避免思想上的分歧、内部的矛盾影响到军事指挥。这体现了毛泽东的一种高超的斗争策略和大局观念。二是可以解决毛泽东与王稼祥的矛盾。

王稼祥在根本上是全力支持毛泽东的，但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战略战术原则并不完全理解。在毛泽东就任前敌总指挥后，王稼祥对其指挥“发些议论，经常要求中央开会，讨论军事行动”。在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主持召开过几次这样的会议。经过打鼓新场事件后，张闻天认识到这样会妨碍军事指挥，就很赞成毛泽东成立“三人团”的建议，希望通过“三人团”使“毛王之间的矛盾可以由他们自己解决”而不影响军事决策。

毛、王的矛盾只是军事指挥上的具体问题上的矛盾，在一起只要加强交流沟通，增强理解，就可解决，从而有利于军事指挥。三是毛泽东可获得强有力的支持。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成为常委，但常委分工，毛泽东只是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许多人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并不了解，对其军事才能信任也不足，毛泽东要充分发挥自己军事才干，实践自己的军事思想，需要强有力的支持。但当时，毛泽东获得的支持还不够，有不服气者、有不信任者、有不理解者。打鼓新场争论集中说明了这点。

张闻天后来曾讲，当时一些领导包括他在内对毛泽东的信任“还是不坚定的”。在这种情形下，王稼祥参加“新三人团”，对毛泽东就可获得强有力的支持。除了加强团结消除矛盾，

减少阻力外，王稼祥是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遵义会议上增选为政治局正式委员，本身是长征中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这时，长征途中形成的“中央队三人团”中，张闻天已在中央负总责，王稼祥再进入“新三人团”就更加强了支持毛泽东的力量。因此，在人员受限的情况下，“新三人团”人选很重要，不能只从单纯的军事观点出发决定人选，还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既讲根本，也要讲究策略，所以，毛泽东提议由周、毛、王组成军事领导小组是当时最佳的人员搭配结构。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以为，“新三人团”人员组成是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基于当时形势，全盘考虑后确定的，能最大限度保证军事指挥的顺畅。

篇五：财富杂志：甲骨文组建新“三人团”

财富杂志：甲骨文组建新“三人团”

导读：美国《财富》杂志网络版今天撰文称，甲骨文聘将惠普前CEO马克·赫德(Mark Hurd)招致麾下释放出两个信号：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并不准备让管理层风平浪静；他越来越关注IBM。

以下为文章全文：

阴阳互补

从理论上讲，赫德出任甲骨文联席总裁完全合乎情理，他的运营能力与埃里森的创新力恰好可以阴阳互补。硅谷的创新家们以前都很瞧不起那些看重预算、人事管理和市场推广的人。而现在，这些科技大佬也逐渐意识到这类人才的价值。

赫德和埃里森是一对理想的搭档。早在从NCR跳槽到惠普之前，赫德就已经是一个老练的管理者。埃里森则是一位拥有远见卓识的技术专家，他总能领先一步看到行业变化，但他同时也以排斥商业运营的基本规律而著称。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赫德的到来将进一步引发甲骨文管理层的动荡。过去几年间，甲骨文的管理层一直都由“三人团”共同掌管：埃里森负责工程以及一切他愿意掌管的事情；投资银行出身的萨弗拉·卡兹(Safra Catz)负责财务、并购和传统的运营业务；曾经当过分析师的查尔斯·菲利普斯(Charles Phillips)则负责销售、就在赫德周一上任的同时，菲利普斯也从甲骨文离职。

勾心斗角

在甲骨文的观察人士中，有关卡兹和菲利普斯不合的传闻早已流传多年。以下一些信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赫德和卡兹今后的关系将会如何发展。

卡兹一直以来都是埃里森的亲信，他对埃里森的需求了如指掌，并且尽力避开媒体的视线。赫德是埃里森的新朋友，他二人都喜欢网球。卡兹和赫德都看重财务，而非技术，尽管他们二人都拥有数十年的科技行业从业经验，并且对行业战略的运作方式也有着深刻的理解。卡兹一向都不愿与用户和投资者打交道，尽管她的职位还是难免要跟投资者接触。赫德则很愿意与那些负责签订合同的客户来往。直到2009年初，赫德和卡兹彼此还并不相识，但如今他们却要共侍一主。

当然，这出戏远不止勾心斗角这么简单。甲骨文新“三人团”周一发表的声明都值得细细品味。(在埃里森的领导下，甲骨文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经常做一些引发争议的事情。硅谷的多数高管肯定无疑都认为惠普董事会对赫德不公，但却只有埃里森公开支持赫德。包括赫德在内的其他CEO都拒绝公开批评竞争对手，而埃里森则经常公开声讨对手，甚至利用分析师电话会议的机会攻击SAP和IBM。)

弦外之音

在甲骨文周一的声明中，埃里森表示：“IT行业没有一个高管具备比赫德更加相关的经验”。这里的关键词是“相关”(relevant)。埃里森对赫德早期的职业生涯非常赞赏。在赫德的领导下，NCR的子公司Teradata将软件和硬件整合起来，而埃里森希望甲骨文今后也能向着这个方向发展。甲骨文收购 Sun的举动震惊了整个科技界。通过聘用赫德，并充分利用他在硬件行业的背景，埃里森释放出一个信号：甲骨文的硬件计划还将继续推进。 卡兹则表示，她期待着与赫德“今后几年”的合作。换句话说，她并不准备离开。她还将表示，随着甲骨文的增长，他们需要赫德这样具备“运营过一家1000亿美元企业”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声明，因为甲骨文当前的年销售额仅为这一数字的四分之一。

最后，赫德也对甲骨文的竞争对手发起挑战，那就是IBM，当然这同样也是惠普的敌人。他说：“我相信，将软件和硬件相整合的战略将使得甲骨文能够在企业服务器和存储器领域击败IBM。”甲骨文在服务器和存储器领域拥有很多竞争对手，而特意点名IBM也表达了甲骨文对IBM的重视。赫德赞扬了甲骨文拥有 “IT行业最具创新力的团队”。不过，谷歌和苹果或许会有反对意见。而赫德则话里有话地承认了惠普在他任期内的不足：虽然惠普擅长成本压缩，但却缺乏创新力。

在担任过全球最大科技公司的董事长兼CEO后，出任甲骨文联席总裁对赫德而言似乎有些“屈才”。他是否从埃里森那里得到过承诺，在某段时间内可以升任CEO？又或者他只是为了打消从惠普离职一事对自己产生的负面影响？很难说。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出戏还将继续演下去。在他的声明中，赫德提到了甲骨文的年度销售盛宴——甲骨文开放世界(Oracle Open World)。该公司届时将推出“令人振奋的新系统”。今年的大会将于9月19日开幕，埃里森、卡兹和惠普高管安·利弗摩尔(Ann Livermore)都将发表主题演讲。但这次大会的会议日程上仍然显示，菲利普斯将在第二天发表演讲，这足以显示甲骨文本次管理层变动的突然。但是这只是甲骨文今后有望展开的众多变动中的一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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