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南京大屠杀的报应

篇一：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中到底杀了我们多少人？

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中到底杀了我们多少人？

黎云昆

近日与朋友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内大厅正面墙壁上镌刻着关于对南京大屠杀的介绍文字，现抄录如下：

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军公然违反国际条约和人类基本道德准则，于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的六周内，在南京纵兵屠杀无辜，手段野蛮残忍，且奸淫、掠夺、焚烧和破坏并举。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均设专案调查审判，其中，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经调查判定，日军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达19万人；零散屠杀有858案，死亡人数达15万之多，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特大惨案，在历史上留下了血腥恐怖的一页。

看了这段文字，你可能会感到非常奇怪。但凡来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人一定首先想知道，日本人到底杀了我们多少人。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偏偏不告诉你被屠杀的人的总数，而是告诉你多少人是被集体屠杀的，多杀人是被零星屠杀的，至于一共杀了我们多少人，你自己去算吧！当然这个数学题，相信大多数人都不会算错，简单的心算就可以知道，日本人在南京共屠杀了我们34万之多的人。既然总共杀了我们34万人，为什么不直接写34万，而偏偏要给观众出这么一道数学题呢？毕竟，对观众而言，首先要知道的是，南京大屠杀中日本人到

底总共屠杀了我们多少人，至于这些人究竟是被集体屠杀的还是被零星屠杀的，这并不重要。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为什么回避南京大屠杀总共杀了我们多少人呢？ 关于日本人杀人总数的这段文字，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取裁于”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书。那么，判决书又是怎么写的呢？

1947年3月10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三十六年度审字第一号》判决书中载有 “在谷寿夫部队驻京之期间内，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被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十九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张宪文《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江苏人民出版社）

因此可知，关于集体屠杀和零星屠杀的数字，只是判决书中为印证被杀人员总数的一个中间过程，而南京大屠杀被害人员总数的描述应按照判决书的“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来准确书写，而不是经观众进行心算后得出的“三十四万人以上”。

稍稍翻阅一下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籍就可以知道，当时的“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被害人员总数的描述是非常清楚的。 1947年2月25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检察官陈光虞在审判中“答办其所狡辩各点，大要如次。各犯以下列数点为办白：（一）

率会来华，（二）军纪良好，（三）大屠杀案事先不知，（四）不任其防区，（五）暖昧不确实，（六）是时中华门根本无人等，但，（一）违法之命令，是不应服从的，（二）如被吿军纪良好，又何人军纪不好？（三）南京被杀达三十余万人，被吿是否应负其责？（四）防区是否事先划定？有无命令？有无证件？（五）我们所提证件毫无做伪，故被吿实犯违反人道罪，破坏和平罪，战争罪，主张处以极刑。”（申报1947年2月26日〔南京廿五日电〕）此答办日本战犯所狡辩各点提到“南京被杀达三十余万人”。

但陈光虞在此前的1947年2月6日当庭宣读的起诉书中称：“就数量言，大屠杀被害人达四十万人以上，??计集体屠杀被害者达三九四五需八人，零碎杀害者九八七人，暗杀者七一九人，总计当达四十万以上。”（申报1947年2月7日〔南京六日电〕）可以认为，1947年2月25日的答办是修正了此前陈本人所提的“四十万以上”的这一数字。

此外，南京大屠杀被害人员总数“三十余万人”的说法与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处调查敌人罪行报告书所述也是一致的。

1946 年2月《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处调查敌人罪行报告书》载：检察官陈光虞在调查报告中称：“敌人罪行残暴凶悍毒辣，无所不用其极，综计所获材料，被杀害人之确数达三十余万，烧毁房屋达四千余幢，被奸淫及拒奸而死者二十三人，被逮捕生死不明者共一百八十四人，

其他尚待调查，实人类史上空前未有之惨剧。”（张宪文《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江苏人民出版社）。

因此，显而易见，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在描述“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关于南京大屠杀被害人员总数时有断章取义之嫌。

那么，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将被屠杀的人员总数改写成“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就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不！还有问题。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这段文字告诉观众，除了“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应为“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之外，还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了审判。而且，“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还被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列于“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之前。这就是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至少是承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的。那么，人们自然要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的南京大屠杀被害人总数是多少呢？

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关于《南京大屠杀》一文所载：“后来的估计显示，在日军占领后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城内和附近地区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的总数超过20万人。这一估计并不夸大其词，而是可以通过掩埋团体和其他组织提供的证据加以证实的。这些组织掩埋的人数多达15.5万人。” （张宪文《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江苏人民出版社）此段对应的英文原文为“Estimates

made at a later date indicate that the total number of civilians and prisoners of war murdered in Nanking and its vicinity during the first six weeks of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was over 200，000. That these estimates are not exaggerated is borne out by the fact that burial societies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counted more than 155，000 bodies which they buried.”。

由此可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判决，在南京大屠杀被害人员总数的估计上相差十万人。 那么那个数字更客观一些呢？

从时间顺序上看，“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审判日期是1947年3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期是1948年11月，两者相差一年零八个月。因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判决时，一定知道了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判决结果，只是他们否定了后者对死难人员总数的估计。

从审判工作的细致程度上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远远超过“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从1946年5月3日开始，至1948年11月12日结束，历时两年半。这次审判共开庭818次，出庭证人达419名，书面证人779名，受理证据在4300件以上，判决书长达1212页。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从1946年2月15日开始，至1947年12月18日结束，历时一年零十个月。此外，

篇二：日本主流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

1、日本主流学界认为南京大屠杀确实存在

首先澄清一个概念问题。虽然在日本学者洞富雄等人的著作中，“南京大屠杀”(南京大虐殺)一词曾被正规使用过，但在日本学界，“南京大屠杀”(南京大虐殺)并不是一个通用词汇。东京审判时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称呼是“南京暴虐事件”（日文汉字版也是如此）。现今日本主流学界虽然肯定“南京大屠杀”，但大多数人更习惯于使用“南京事件”一词。反而是非主流的虚构派必加引号使用“南京大屠杀”，目的在于表示这个词是中方杜撰。当日本主流学界使用不带感情色彩的“南京事件”时，其所指与“南京大屠杀”是相同的。

日本国内围绕“南京大屠杀”真实性的争论始于70年代初，80年代随着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而激化，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教授将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学者分为肯定派（大屠杀派）和虚构派（虚幻派）两类，并总结道：

持肯定南京大屠杀观点的学者大都具有历史学专业的背景，理性和学术性较强。相反，在90年代末期之前，虚构派成员主要以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为主，专业出身的学者很少。但近些年来，“虚构派”中出现了一批拥有大学教授身份的新成员，且其研究成果也多以学术中立面貌出现。2000年的时候，虚构派为加强组织，整合力量，提升影响力，还发起成立了“南京”学会，每年推出一本“南京”学会年报。但总体上来讲，肯定派在资料搜集和研究成果两个方面都很坚实；虚构派则陷入一种缺乏坚实的资料搜集，研究成果反倒不少的尴尬局面。

日本学界目前的主流意见，可以参考日本国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第一战史室研究员庄司润一郎的说法。庄司润一郎参与了两国官方组织的为期四年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并担任“南京大屠杀”部分的执笔者。庄司润一郎说：

“关于引起争论的南京事件的原因，日方指出‘日本在对待俘虏的相关政策和占领后包括保护居民在内的军政计划方面有欠缺；维护军纪的宪兵人数少；无视粮食和物资供给情况而断然攻占南京，其结果引发了掠夺行为，诱发了军纪涣散的不法行为等’的同时，提到了‘造成牺牲扩大化的次要原因是，中国军队在南京防卫作战上的错误，以及随之而来的放弃统一指挥、缺乏对民众的保护措施’。当然，这并不否定日本直接屠杀中国人的事实。”

虽然有种种理由，但庄司润一郎并未否定日军南京存在屠杀的事实。庄司润一郎还说：“现在所有的中学社会科、高中日本史的教科书中，均有对南京事件的叙述。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由于对历史存在各种认识，一部分极端言论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的问题也是事实。”（庄司润一郎，《“日中历史共同研究”之回顾——以南京事件为主体》，2010）”

2、有争议的主要是死亡数字

中方学者与日本的“肯定派”学者之间的主要分歧，是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如庄司润一郎所说：

“（日中历史共同研究）报告书中，日本以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判决的20万人以上(对松井司令官的裁决书是10万人以上)为依据，中国以南京战犯审判军事法庭判决的30万人以上为依据，而不必另外提供各项检验结果。另外，日本的研究中，‘有以20万人为上限的，还有4万人、2万人等各种推算’，而‘受害人数存在诸多说法有其背景，即由于对‘屠杀’(非法杀害)的定义、所定区域、期间、埋葬记录、人口统计等资料的验证上存有差异’。中方的步平首席委员指出：‘战争已过去了如此漫长的岁月，找出正确的数字实属不能。南京大屠杀犯下了残忍的罪行这点，必须加以承认。在确认这一点的前提下，人数的问题也可以讨论。’”

日本外务省对“南京大屠杀”的声明，与庄司润一郎的总结如出一辙：

“1、日本政府认为，日军进入南京后，不能否认杀害了很多非战斗人员和有掠夺行为；

2、但由于受害者的具体人数有诸多说法，政府难以判别哪种说法是正确的；3、日本政府坦率地承认由于其殖民统治和侵略，而给亚洲其他国家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深刻的反省和由衷道歉始终铭刻在心。”

3、河村隆之以父亲的经历做出的判断是不靠谱的

河村隆之何以会得出“南京大屠杀”不存在的结论？据媒体目前所报道的信息，主要是受他父亲的影响，报道称：“河村隆之的父亲曾作为侵华日军的士兵参与了‘南京大屠杀’，并且一直在中国领土上作战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河村自称曾经从他父亲那里了解到‘在中国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因此他称：‘如果在8年的战争中发生过像‘南京事件’这样的事情，中国人为什么还会做出(像父亲所说的那样的)热情接待的事情呢？这是不可理解的。’”

河村隆之所谓的父亲“在中国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具体是指什么？2009年的一份报道有更详细的表述：“我父亲就是在南京迎来终战日的。当时，南京的民众非常善良和蔼，父亲说他也因此才能够回到名古屋。如果1937年南京有30万人被屠杀了，8年以后会对日本人这样和蔼吗？”

河村隆之的上述描述很可能是准确的，相似的情节，可以在许多日本侵华老兵的回忆中找到。但河村据此得出“南京大屠杀”不存在的结论，且恰恰证明此人对中日历史的了解相当有限。当日日军士兵之所以在南京得到善待，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1、蒋介石需要通过善待侵华日军来争取他们只向国军缴械投降。日本宣布投降时，其东京大本营曾密电冈村宁次，暗示他向共产党军队投降缴械：“此际莫如将红色势力引进中

国本土，使之与美方势力发生冲突，引起东亚混乱，从而日本可坐收渔翁之利”。但最终，冈村宁次没有按照密电的暗示去做，没有将日军控制的地盘和武器交给中共，而选择了与蒋介石合作。善待侵华日军（蒋介石发表了“以德报怨”讲话）和冈村宁次未被追究战犯责任，均与此有关。

2、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抗战胜利之际，中国的军事实力，并不足以防范、镇压日本军队。冈村宁次称“停战时中国派遣军的兵力，约为105 万（华北方面军30万，第六方面军35 万，第十三军30 万，第二十三军10 万）”，且在回忆录中明确表示：“中国派遣军的投降，不是由于本身战败，而是随着国家的投降，不得已投降的。”国民党部队此时是多少呢？蒋介石在1946年一次鼓舞部属必能消灭中共的谈话中给出的数据是“二三百万”；考虑到国军部队与日军部队之间的战斗力差距，国军显然不足以控制庞大的投降日军。这也是蒋介石在1945年抗战胜利之日，却在日记里写下“心但有忧惧与耻辱，毫无快乐之感”的根本原因。

篇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南京大屠杀的因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南京大屠杀的因果

发布时间：2015-03-14 来源：

最近国际形势很不太平，有一居士对战争的起因很感兴趣，想让妙法师父（经一师兄核实，此文中妙法师父非现代因果实录中的妙法师父，见评论——编者注）谈谈战争（刀兵劫）到底因何而起？

下面是某位师兄与妙法师父关于刀兵劫和吃素放生问题的对答。

某师兄问：我曾看过一些相关的戒杀放生之类的书籍，但还是不明白刀兵劫具体的因果是怎样的？师父能说说吗？

妙师说：刀兵劫就是指战争，你们要想想，这些平生素不相识的人为什么要拿起武器互相拼杀呢？

某师兄答：是因为这些人曾经在过去生中也相互拼杀过，相互吃过肉吧？ 妙师说：是的。现在的人吃肉时，有没有想过，这些可怜的动物跟我们有何怨仇？所以战场上，平生素不相识、无怨无仇的敌我双方士兵们相互杀戮，也是如此。吃肉的人和捕杀的人同罪，受报时，杀者为兵，食肉者，为民。作为百姓，受苦最大，如南京大屠杀等屠城事件。

大概情况是这样的：

举例来说二战的起因，很多人都说是因为德国法希斯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和反人类行为造成的。这只是从世间法来看，具体到因果，是因为希特勒过去多生中是海中的一条鱼王，领导海中众多小鱼，时有众国人民以捕海鱼为生，这众国众人轮回成二战时的尤太人（希特勒曾想用屠杀来完全消灭此民族）。希特勒性情暴燥，杀人无数，但本人却是不吃肉的素食者（他吃素，并非想行善，因为他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为畜牲动物鱼类等，所以因业障习性，一见同类就不敢食）。此鱼族因过去被渔民所杀，死前都曾发愿：如有来生，得生人中，消灭所有杀过吃过他的人。所以才有后来的二战。

同样，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过去世中是太平洋中的一族海鱼，因长期被中国大陆渔民捕杀，这些被杀被吃的鱼，数量极多，经过长时期轮回为日本人，当数量增大到一定程度后，由于过去世的怨气，所发恶愿故，并最先发动侵华战争，所以一般国与国之战争，沿海渔民先遭刀兵劫，然后是内地及世界各国，原因是所有卖鱼和吃过鱼的人，都会陆续受报。其中海中有些季节性迁移的鱼群，数量亦是极多，经过中国海、太平洋等地，使整个亚洲地区的渔民，都先后捕杀过，很多沿海人民也间接买过吃过，这就是最后连美国人也卷进战争的原因。因此，刀兵劫就是众生吃肉的总结算，哪里有杀业，哪里的人口欲最重，战火就燃烧到哪里。中国的内战，中国人打中国人，也是如此。动物一旦被杀，就会就近投身，畜牲道业尽，投生人中，中国河多江多，物产多，人也多，口欲也极重，几百年来的被杀物命，投胎做人聚集多了，就是人杀人，相互讨债还债，轮转不停。 某师兄问：现在已经死去的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生在何道？

妙师答：罪重的早就下地狱受无量苦了，罪轻的现在反复投生恶道，如南京人现在最喜欢吃龙虾了（后来听说中国的龙虾是来自日本，本来没有），听说每天要吃掉几十吨啊，这些就是你问的人下场了。你们可能会说，这些日本人，罪有因得，报应啊，但你们别忘记了，楞严经说：“贪爱同滋。贪不能止。则诸世间卵化湿胎。随力强弱。递相吞食。是等则以杀贪为本。以人食羊。羊死为人。人死为羊。如是乃至十生之类。死死生生。互来相啖。恶业俱生。穷未来际。是等则以盗贪为本。”众生互为高下，轮转不停啊，你吃我，我杀你，再反过来，

你也来再吃我杀我，没有休息的那一天。

某师兄问：杀生吃肉除了造成刀兵劫外，还能造成世间瘟疫和种种天灾吧？ 妙师答：最近的非典瘟疫，就是因为有人食用野生动物造成的，这一点现在是人所共知的了。内蒙的沙尘暴表面上是因为过去几十年当地畜牧业造成的，当地人饲养了大量的牛羊，用于内地人的食用，其实沙尘暴是贪业所至，杀生吃肉亦是贪。众生贪得无厌，过去温饱不足时，亦求过上天，希望上仓赐于众生温饱，可现代不但温饱已解决，而且还过上小康富裕生活，可谓是幸福生活乐涛涛，但是众生不会只满足于温饱，因此要吃好的，吃各种物命来滋养身体，这不是贪得无厌，是什么？吃肉不但是贪，还是犯五戒，为什么呢？所吃肉，你不吃，他不杀，别人也不会卖，因为没人买来吃，肉贩子没钱赚，自然没人卖了。没人吃也就不会有人去捉，去饲养，去屠杀。这是犯第一条杀戒。肉是从杀而来，杀别人的生命，未经物命同意，而取之性命，此是偷。犯第二条盗戒。温饱思淫欲，人整日吃得太饱，太营养，蛋白质摄取的太多，就会胡思乱想，思淫纵欲，容易犯

第三条淫戒。吃肉杀生有背佛陀同体大悲之精神，有人说我信佛行善，如果不能断肉，断杀，又怎能是真正的善呢，这是自欺欺人，也是犯第四条妄语。吃肉时往往会因一些场合等情况而饮酒做乐。犯第五条酒戒，还美名叫做方便法。 某师兄问：吃肉有如此多的罪过啊，不是说可以吃些三净肉吗？这的确是广渡众生的方便法啊？

妙师答：三净肉是说给未入佛门或刚入佛门人士听的，佛要广渡众生，必须善巧方便，才能广渡众生，但学佛日久，当渐断之。楞严经云：“汝等当知。是食肉人。纵得心开似三摩地。皆大罗刹。报终必沉生死苦海。非佛弟子。如是之人。相杀相吞。相食未已。云何是人得出三界。”宣化上人亦开示说：阿难，众生肉是不可食的，我只是教出家人，可以食点五净肉：即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而杀、自死肉、鸟残肉。这五种肉是我以神通之力化生，本来没有命根，亦因你们婆罗门所居的地方，天气过于潮湿，又多沙石，不能够种果菜，连青草都不能生，故我用大悲神力，幻成这五净肉，使你们得食，奈何在我灭度后，一般不肖之徒，居然食众生之肉，还敢自称是释子呢？学生问：佛既然戒杀，为何又用神力化五净肉，教出家人得食，为何不化蔬菜或稻米等呢？上人：有人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吗？学生：经文上说：“汝婆罗门，地多蒸湿加以沙石，草菜不生”，大概是地理环境之限制，故佛陀便化肉而不化稻菜。不知这看法对吗？上人：佛陀既有大神力，在沙石之地，化蔬菜稻米，亦是轻而易举之事，根本不受地理环境之限制。莫如说：佛很了解众生的心理，知道一般人喜欢吃肉，就算某些出家人，要他立刻断荤吃素，他会感到吃大亏，舍不得肉味。佛为顺从人情，来接引这些人，先作一个方便，允许他们可以吃五净肉。并说明是佛力所化，没有命根。但在其他经论，如楞伽、大涅盘经等，都说得很清楚，为佛弟子，不应吃众生肉，因断大慈悲种性，是修净行的一个很大障道因缘。各位对这点，应该彻底明白，不应借口说佛允许出家人吃五净肉，便可随便开斋破戒，即是曲解经义，大错而特错！

某师兄问：放生后还可以吃三净肉吗？

妙师答：放生就是要用同体大悲之心，救渡物命，如果放生之后还在吃肉，那就是用攀缘心来行善了，当然放生有放生的功德，吃肉有吃肉的罪过，不能因为众生吃肉而阻止别人放生的。边吃肉边放生，就如同竹篮打水，一边打一边漏，大家都知道这样打水，终不可满。但佛教是以方便法渡众的，这些拿竹篮打水的人，总比有些对放生不屑一顾的人要强百倍呀，至少他们去打水了，可能一时还

不能明白为何而放生，放生的真正意义何在，但他们至少在用竹篮打水了，学佛日久后，就会明白放生就是救命，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我救你，就是救自已，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 他们就不会再用竹篮打水了，因为他们发现用竹篮打水会全漏光，没有实际的利益，然后会用不漏的工具打水，才会圆满。 某师兄问：师父可知本拉登为何要攻击美国人，又是何因缘？

妙师答：这个人曾几十万世为人间牛，所以怨气亦极重，极强烈。恰美国人又极喜欢吃牛排，可以说是全民皆牛，你仔细想想，就不难知道为何会发生911事件了。你们今后千万别吃任何众生肉了。美国人如果不戒吃牛肉，不知还会有什么更大的劫难呢。希望你今后以戒为师，一定要持好戒，才能学好佛。今天就谈到此为止。

某师兄答：原来如此，太可怕了。下次再也不吃众生肉了。谢谢师父指点，我一定以戒为师，坚决不食一切众生肉。

来自宁玛资讯放生论坛

篇四：罪行与谎言：四十年来日本人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杀

罪行与谎言：四十年来日本人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杀

1971年8月，《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在报纸上开了个专栏，名字叫《中国之旅》。他在专栏中大量披露侵华日军当年的暴行，当然，也少不了发生在1937年底的南京大屠杀，其中引起最大反响的一桩，是“百人斩”杀人比赛。

当年参与进攻南京城的侵华日军少尉野田毅、向井敏明二人，为了炫耀勇武，在南京城陷后，用日本刀进行虐杀中国军民的比赛，最后还拄着刀拍了一张合影，发给《东京日日新闻》（今《每日新闻》），旁边注明“向井106—105野田”字样，意思是向井杀人更多，更胜一筹。

这起事件在当年充满战争狂热的日本国内，一时成为街知巷闻的“美谈”，他们甚至跑去日本各个学校去演讲，名声非常响亮。但是天网恢恢，抗战胜利后，盟军根据《东京日日新闻》等日本报纸的报道，将两人抓捕归案，押送回南京公审，1948年初在中华门外雨花台下由中国宪兵执行枪决，以告慰南京千万亡灵。

两个狂妄的战争屠夫死有余辜，但让人没想到的是，围绕着“百人斩”暴行以及整个南京大屠杀事件的风风雨雨，却在其伏法的二十多年后开始发酵，时至今日，在中日之间乃至日本国内，仍然争讼不已。

肯定派VS否定派

二战结束后二十多年里，一方面中日两国都埋头国内重建与复兴，一方面朝鲜战争爆发，冷战格局形成，从东亚到整个世界，意识形态冲突长期掩盖民族间的宿怨。南京大屠杀这样特殊的历史事件，一时并没有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议题，更从两国普通公众的日常意识中淡出。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单纯以意识形态划分东西方阵营的世界格局出现松动，在日本国内，对过去战争时期发生的人间惨剧，才有了更多的议论。

本多胜一的《中国之旅》专栏开始连载后，很快引起日本舆论轰动，不少侵华战争亲历者纷纷投稿，把自己亲见亲闻的屠杀细节公布了出来。

但挑战的声音随之而来。比如评论家山本七平、作家铃木明便发表文章，从几个方面竭力论证：用日本刀搞“百人斩”完全不可能，又声称屠夫之一向井敏明在南京战役前已经负伤，不可能参战云云。

本来，以上争论只是不同观点作者之间借助媒体的“对战”，但学院派历史学家的介入，让事情性质起了变化。秦郁彦（代表作《日中战争史》）、洞富雄（代表作《南京大屠杀》）等学界公认的日本近现代史专家，都专门发文批评山本七平的言论。

此事前后纷纷扰扰闹了三十年。到2003年4月，野田、向井两战犯的家属干脆把牵涉其中的《每日新闻》《朝日新闻》及本多胜一全部告上法庭。经过两年审理，2005年法院宣布原告败诉。此案审理过程中，又披露了大量史料，当年“百人斩”暴行的真实性，进一步得到确证。

长达三十年的“百人斩”日本民间辩论及法律诉讼，逐渐让参与各方演变成两大阵营：对南京大屠杀到底是不是发生过，既有“肯定派”，也有“否定派”。

前面提到的作家铃木明，在1973年特地写了一本《南京大屠杀之幻》，书中针对支持南京大屠杀确实存在的不少史料，加以辩驳。此书算是为“否定派”打开先河，所以人们也把该派称作“幻派”。

铃木明的书出版后，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辩论有过一段沉寂期。1982年，日本国内出了个“教科书误报事件”，再度让有关辩论热了起来。

大屠杀已成定论

原来，1982年6月26日，日本各大媒体纷纷报道：日本文部省（负责管理教育、文化、学术）将会把历史教科书中“侵略华北”的表述改为“进出华北”。尽管很快便证实，这只是一条假新闻，即所谓“误报”，但当时一下子引起了中、韩两国抗议，中国干脆拒绝日本文部大臣小川平二访华。为了修复破损的外交关系，文部省紧急制定《近邻诸国条项》，规定历史教科书的措辞，必须要照顾到中韩等邻国观感。

日本政府是妥协了，但民间的右翼分子却骚动起来。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松井石根（进攻南京前夕任侵华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1948年底以“未能阻止非人道暴行”的罪名，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为乙级战犯绞死）的秘书田中正明，出版了《松井石根大将的阵中日记》，试图从根本上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但这本书的“结论”很快就被推翻了。日本战史研究家板仓由明经过细心比对，发现田中正明整理出版的这本书，与《阵中日志》原稿有至少600多处删改，是一部“伪作”。“否定派”造假出丑，其论调受到强烈冲击和更多质疑。

但就在“否定派”阵脚不稳之时，“肯定派”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一派坚持屠杀人数在十万人级以上，也就是“大屠杀派”，另一派则相信屠杀人数只在万人级别，甚至是千人级，即所谓“屠杀少数派”。“百人斩”论战中的记者本多胜一、史学家洞富雄属于前一派，他们结成“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板仓由明、秦郁彦则属于后一派，他们与旧陆军人员组成的偕行社展开合作，征集南京大屠杀的证人证词。

1989年，“屠杀少数派”出版了《南京战史》一书，第一次刊载了偕行社收集的证人证词，承认至少有1.6万名俘虏在南京被集体屠杀。比起中国方面认定的遇难人数30万，这只是一个小数目，但“大屠杀派”主要代表、日本都留文科大学教授笠原十九司表示：南京大屠杀“有”还是“没有”的论战，是时候画上句号了。

换句话说，如果此时此刻还有人要否定南京大屠杀，那要么是读书太少，要么就是动机不纯了。

既然南京大屠杀毋庸否认，那接下来日本国内的主要争论焦点，就集中在屠杀遇难者准确人数上了。承认南京大屠杀发生过的日本“肯定派”内部，“大屠杀派”认为死难人数在“10万级别，20万以内”，“屠杀少数派”的史学家秦郁彦提出“4万上限”的观点，最保守的板仓由明则认为在“2万以下”。

因为遇难人数的估计与“30万”有或多或少的出入，中国国内舆论往往将日方的“肯定派”成员，与态度死硬的“否定派”放在一起强烈批判。

《南京暴行》风波再起

1997年，记者出身的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写成《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南京暴行：二战中被遗忘的浩劫》）一书。书的副标题特地用了“Holocaust”（大屠杀、浩劫）一词，在英语世界里，这个词马上会让人联想起二战中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

很明显，张纯如不仅将论战从中日两国扩大到国际范畴，也把这场屠杀从民族矛盾上升到了人类惨剧的层面。

必须说明，尽管张纯如耗费多年，做了大量调查，搜寻到很多宝贵的文献资料，但她毕竟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作为一本研究现代重大历史事件的著作，《南京暴行》一书写作上有些过于感性，严肃的历史考证有时退居次席。感人至深的主题及内容叙述，让本书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却也因为史料方面的硬伤使作者受到批评。

《南京暴行》刚一出版，大屠杀“肯定派”历史学家秦郁彦便直接指出，该书中有11张照片为“伪造”，“大屠杀派”的笠原十九司、本多胜一读完该书，也表态希望张纯如将书中失误之处加以修正。

而“否定派”干将东中野修道（日本亚细亚大学教授）迅速出面指责称，张纯如这本书，仅前面64页里就可找到不下90个史实错误。随后，东中野又出版了《南京屠杀的彻底检证》一书，针对支持南京大屠杀存在的史料，几乎逐条反驳一遍，沉寂多时的“否定派”着实雀跃了一番。

东中野修道的主要论调是：日军在南京确有杀戮俘虏的行为，但他宣称，杀俘是为了清除便衣士兵，在当时中日两国尚未正式宣战（编者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德、意宣战）的状态下，不违反国际法原则。

至此，日本的南京大屠杀“否定派”悄悄转移了重心，从否定大屠杀的史实，转为否定“违反国际法”。2001年，日本法学家佐藤和男出版著作《南京事件与战时国际法》，里面甚至提到：日本在攻陷南京时，并没有加入1929年在日内瓦缔结的《关于战俘待遇的公约》（又称日内瓦第二公约），不杀俘虏的规定不适用于中日两国。

逆流顺流

战后日本长期由倾向保守的自民党执政，但日本学界、舆论界却往往是左翼占上风。比如率先刊发本多胜一揭露日军在华暴行专栏的《朝日新闻》，政治立场上向来就是中间偏左，标榜进步、自由，带有强烈的左派国际主义观点。正是这些左翼媒体与学者多年来不断地研究、传播，才使日本当年的战争罪行得以被更深入地揭露出来。

但近两年来在一些微妙的政治气氛左右下，日本舆论界的左翼力量有所弱化。

比如2014年年初，曾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作家百田尚树，居然出任了日本放送协会（NHK）的经营委员；8?a href="http://www.zw2.cn/zhuanti/guanyuluzuowen/"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路荩冻招挛拧沸嘉鲜兰?0年代，一篇强征慰安妇的“错误报道”致歉。

无论承认也好，否认也罢，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以及大半个世纪前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对亚洲各国犯下的种种暴行，都已被永久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之上。

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为了防范少数日本右翼政客及若干民间顽固分子故意制造的否认、篡改历史真相的逆流，中国的官方及相关学界，乃至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普通公民，是不是也应该更全面、更理性地认识历史，了解昔日的敌人、今天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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