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帮论《围城》的讽刺艺术
来源：学生作业帮助网 编辑：作业帮 时间：2024/09/24 16:27:50 字数作文
篇一：论《围城》的讽刺艺术-----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论文(原创)
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题目：论《围城》的讽刺艺术
院 （系） 湖北广播电视大学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年 级 2010 级中文一班
学生姓名 xxx
学 号 1042001264128
指导教师 xxx
二○一二 年 三月
论《围城》的讽刺艺术
摘要：《围城》是钱钟书先生四十年代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讽刺艺术是这部小说的主要特色。本文从人物情节发展、细节描写、讽刺手法、语言特色四方面论证了讽刺艺术在《围城》中的体现。《围城》是一部独具风姿的作品。它讽刺手法灵活多样，比喻、用典、比较、推理等处处见锋芒，讽刺的语言更是诙谐幽默、尖锐泼辣、令人赞叹。
关键词：《围城》 讽刺艺术 细节描写
《围城》是非常有趣而吸引人的一部小说，有人说《围城》是一部新《儒林外史》，因为里面尽是些对知识分子灵魂的剖析。《围城》以抗日战争初期为背景，以留学归国的方鸿渐的生活道路为主要线索，生动地描绘了知识分子阶层的纵生相，对社会、人生、心理、道德的病态作了深刻的解剖。揭示了人生如“围困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这一典型的社会心理。用彭斐的话来说：《围城》之妙，谊是妙在作者钱钟书先生超人机智和他那五车的才学，以及透过那重机智的冷嘲热讽的笔调上。在中国文学史上，就讽刺而言，鲁迅是辛辣幽默，老舍是深切温婉，沙汀是沉毅浑厚，张天翼是冷峭尖刻，而钱钟书的讽刺艺术有独到之处。他的古今中西文化的教养、机敏、跃动的个人气质、周密、丰盈的书斋思考，使他的讽刺小说具有极其鲜明的独特个性。《围城》中这种讽刺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集中、概括、典型的对知识阶层进行强烈的讽刺
钱钟书在自序中说：“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而这类人物，就是当时病态的知识分子。可以说在《围城》里的“芸芸众生”中，几乎每个人物（唐晓芙例外）出场时作者都对其肖像进行了一番讽刺性的描绘。常常采用既含蓄又挖苦的漫画式笔法，令其形神毕露。例如，
那位出场一次的“哲学家”，他的名气是靠外国著名哲学家通信和会面猎取来的。当他沾沾自喜吹嘘他同罗素的对话时，其实是在揭露自己的空虚和无聊。再如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自称是一位研究生物的老科学家，人们却看不到他的科学家风范。其实是一位心术不正，好色贪杯玩弄权术的学界官僚，他本身就是那所黑暗腐败大学的化身。在法国取得文学博士头衔的苏文纨号称“才貌双全”的“女诗人”，但她的“得意之作”竟是抄袭的一首德国民歌。自称是“诗人”的曹元朗，其“杰作”《拼盘姘伴》，令人发噱作呕。这两个最后结成秦晋，确是“珠联璧合”。还有，韩学愈从美国的爱尔兰骗子那里买了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博士文凭，骗取了大学教授的头衔，还让他的白俄妻子冒充美国国籍，以便到英文系任英语教授。为了灭迹消踪，杜绝后患，他勾结陆子潇，教唆学生蓄意搞垮方鸿渐，勾勒出了一个厚颜无耻、奸险残毒之徒。像这样的例子，在《围城》中随处可见。每一个人物，在钱钟书的笔下都化作一幅幅讽刺性极强的漫画。
《围城》中钱钟书先生是冷眼旁观，忽而冷嘲，忽而热讽，出尽了那些庸俗知识分子的洋相。作者所描述的这类落魄的文人形象，可以看作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普遍写照，这种人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依然存在，而且是大量存在，“应试教育”就会将人塑造成主人公方鸿渐这样的“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芸芸众生。
二、 通过精微的心理细节描写，揭示出讽刺对象灵魂的丑陋。
《围城》第三章写到一次青年知识分子的聚会，可以说是一场不期而遇的心理战争，作者抓住这些细节的描写，探索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次聚会是由赵辛楣请客。参加的人有，苏文纨、褚慎明、董斜川、方鸿渐等。赵辛楣的本意是为了借这次聚会使方鸿渐喝醉，好让他在苏文纨面前出丑，来发泄自己的嫉妒之情。结果让方鸿渐喝醉酒的目的是达到了，但苏文纨却当着大家的面给予方鸿渐关心和爱护，这使得赵辛楣感到一种胜利后的失望；褚慎明与方鸿渐在席间互相鄙视，唇枪舌弹，各不相让、董斜川以会作旧体诗，懂“同光体”而自傲，又遇到赵辛楣、褚慎明的嘲弄讥讽、更有趣的是褚慎
明因为美貌的苏文纨跟他讲“心”，竟激动过份，把夹鼻眼镜都掉进牛奶杯子里了。他拾起眼镜又不肯戴上，“怕看清大家脸上逗留的笑。”后来方鸿渐酒醉呕吐，褚慎明掩鼻表示鄙厌。“可是心上高兴，觉得自己泼出的牛奶，给方鸿渐的呕吐在同席者的记忆里冲掉了。”对褚慎明这种阴暗心理的讽刺，触及了某些知识分子最敏感之处——面子。这种把讽刺形象的丑陋心灵，由隐到显，由暗到明，显示出钱钟书讽刺幽默的高超、犀利。
作者写人物的心理，也通过人物的神情和动作。如写方鸿渐刚到三闾大学时，和校长高松年之间的对话，就有一段高松年老于世故的处世手段和阴险的心理活动。“一般人撒谎，嘴跟眼镜不能合作，嘴尽管雄赳赳地胡说、眼睛懦怯不敢平视对方，而高松年则不同，他知道运用西洋人相传的智慧，假使你的眼光能与狮子或老虎的眼光相接，彼此怒目对视，那野兽给你催眠了不敢扑你??”果真如此，方鸿渐被他“三百瓦特的眼光射得不安，反过来觉得信没有收到是自己的过失”。高松年对方鸿渐没有收到信的假惊异的表情可以说做得是惟妙惟肖，比方鸿渐的真惊惶自然的多。作者这么写到“他没演话剧，是话剧的不幸而是演员的大幸。”
作者对人物稍纵即逝的细微心理细节变化把握的十分独到，这些丑陋的面孔正是作者借来讽刺当时的社会现象，官场的腐败、学术的虚伪。他站在评论者的角度，流露出俏皮、诡异、聪明的本色，但这些幽默的背后却也潜藏着悲剧意味。
三、 运用多种讽刺手法讽刺时弊，描摹人物世态。
《围城》中讽刺手法灵多多样，比喻、用典、比较、推理等手法处处见锋芒，达到近乎完美的讽刺效果。
作为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作者在《围城》中作者大量采用中外文化、文学的典故。从中国 先秦的《诗经》兵法到清代的同光体诗，从古希腊的《伊索寓言》、阿拉伯《天方夜谭》到美国的轶事，法国的名句。典故的内容除文学之外，还涉及哲学、宗教、兵法、医学、生物等知识。如作者对主人公方鸿渐的取名也是作了一番研究，给文章的全局都作了铺垫。鸿渐二字本意是
“一只鸟飞来飞去没有着落”。在《易经》中，这只鸟先在溪边，后飞到石头上、土地上、树上，最后飞上汕头。亦即“崇高的孤独”，所谓登高伤远、欢乐常在彼岸也。主人公方鸿渐从中国到晃到外国、从外国晃到中国；从上海荡到湖南、从湖南荡到上海，结果呢，“离开一个地方就是等于死一次”。 作者对其名字的取意就暗示了主人公漂泊生活的最后归宿：幻灭。最后是永远处在漫漫的“讽刺和感伤”中。
钱钟书先生是一位幽默的学者。他的比喻的新颖性同样能使人感到轻松、愉快、无伤大雅而又能一语中的，达到很好的讽刺效果。如“上来的汤是凉的，冰淇淋倒是热的；鱼像海军路战队，已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会长时期伏在水里；除醋以外，面包、牛油、红酒无一不酸。”方鸿渐和鲍小姐两人满以为可以吃到一吨可口的午餐，却不知道这¨倒霉：“烫是凉的”，“冰淇淋是热的”，“面包、牛油、红酒无一不酸”，更让人捧腹人笑的是“鱼像军路战队，已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会长时期伏在水里。”作者不说鱼肉不是新鲜的，而是说“登陆了好儿天”，“肉”“长时期伏在水里”，可想而知鱼是多臭，肉是多腐烂了，钱钟书用这样的比喻是形象鲜明生动，讽刺之意不言而喻。
《围城》中的比喻，来源广泛，标新立异，并且带有深刻的哲理意味。作者常常涉笔成趣，让那些机智隽永的巧喻脱口而出。例如：说鲍小姐那类女人是不伤春的，一切衣服在她身上像只软木塞之于酒瓶口，不需要酒的时候才需要瓶塞，一个生动的比喻就使鲍小姐的生活作风了然于胸。还有方鸿渐在本县省立中学作报告时大谈鸦片、梅毒，令那记录的女生涨红了脸停笔不写，仿佛听了方鸿渐最后一句，处女的耳朵已经当众失去了贞操，形象而又俏皮，耐人寻味。将不学无术、满口荒唐的大博士形象跃然纸上，使人感到滑稽可笑。同时作者也通过方鸿渐的这一报告，尖刻而犀利地讽刺了所谓的“西洋文明”，即帝国主义宣扬的“文明”无非是些鸦片、梅毒之类罢了。又如：作者写行人雨天在泥泞的路上鞋底上厚厚的泥巴，就逗趣说那抵得贪官刮地皮。这样的例子在《围城》中是举不胜举，比比皆是。
在《围城》中作者还把彼此没有关联的事物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表面看风牛马不相及，可又合巧的很，能找出别人难以发现的共同点，这样由此及
篇二：论钱钟书《围城》的讽刺艺术
论钱钟书《围城》的讽刺艺术
《围城》对官场腐败、政府无能、学术虚伪、社会落后等都不失时机的进行嘲弄讽刺，钱钟书的笔触及了那十里洋场的政界、银行界、新闻界、和工商界的丑陋，还描写了寓公们的可笑可鄙生活。作品也涉及了江南小县和由浙江到湖南一路上的污泥臭水，又表现了旅途的艰难，抗战中的混乱，各种感人心的暴露，小说又揭露了所谓自由区国立大学内的种种黑幕，学校条件差，教学质量低，学生意识落后，教育界的败类、投机政客、伪君子充斥了校园，写出了"为人师表"们逐利倾轧、蝇营狗苟的肮脏行径与灵魂，"学校的图书馆倒像个惜字的老式慈善机关"，"馆里通共不上一千本书，老的、糟的、破旧的中文教科书居其大半，都是因战事而停办的学校的"遗产"。所有这些反映的社会生活是相当广阔的。钱钟书更站在哲理的高度讽刺这些社会现象，他的讽刺早已远远超出那个社会，超越了那个时代。
一、 钱钟书《围城》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条件
《围城》的直接时代背景是1937年及以后的若干年，正是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但要理解《围城》，必须追溯到近代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大炮军舰之下，被迫地、却历史性地开始了与世界的接触，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与西方文明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交锋、碰撞、冲突以至交汇、融合。这种文化现象在一大批留学生——钱钟书正是他们中的一员，因而具有值得解剖的典型意义。 钱钟书选《围城》作小说的题目，源于法国一句古语：“爱情、婚姻之事好比一座被围困的城堡，已婚的人处于被围之城里，极力要冲出城去，而未婚的则如攻城的勇士，拼命想冲进城。”爱情、婚姻是这样，事业困境也是如此，“被围困的城堡”象征着人生无常之困境。“围城”还有一层隐喻，影射了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的“围城性”，即任何外来的东西都在它的围困中变质走样。 “围城”的影响在今天似乎并未消失，而且有增无减，这是值得今天的人们去思考的。只是当今社会变得更加多元化、复杂化?? 《围城》表现了抗战环境中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彷徨无助、精神生活的空虚和爱情生活的糜烂，描写了那个时代知识分
子在东西方文化夹击下的生活困境和精神病态。从更深层次来说，也是揭示了人生追求和现实困顿的重大矛盾。 《围城》内外含义深刻，处处流露出作者俏皮、诡异、聪明的大学者本色。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现代知识分子或许都可以从小说作品中窥见自己的影子罢。，《围城》的中心含义在于揭示一种困境，也就是法国谚语中的“围城”的哲学涵义。从我的浅层认识看来，围城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围城》自从出版以来，就受到许多人的推重。60年代，旅美汉学家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本书做出很高的评价，这才重新引起人们对它的关注。人们对它的评价一般集中在两方面，幽默的语言和对生活深刻的观察。从90年代开始，也有人提出对本书的不同看法，认为这是一部被“拔高”的小说，并不是一部出色的作品。很多人认为这是一部幽默作品。除了各具特色的人物语言之外，作者夹叙其间的文字也显着机智与幽默。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也有人认为这是作者卖弄文字，语言显得尖酸刻薄。但这一说法并不为大多数人接受。 《围城》是钱钟书所著的长篇小说，写于1944年至1946年间，先在《文艺复兴》杂志上连载，第一版于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单行本，由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本书长期无法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重印，仅在香港出现过盗印本。1980年由作者重新修订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经过钱钟书“有节制的修改”的新版《围城》，以后多次重印，在中国大陆地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刊印，此后作者又曾小幅修改过几次。解放后，钱钟书一直拒绝重印《围城》，国内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也从不提及钱钟书及其文学创作。但国外汉学界却极力推崇《围城》，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一部。” 特别是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播出后，更是风靡一时。在互联网上，钱钟书是点击率最高的中国作家之一，仅次于鲁迅和金庸；而以单篇作品而论，《围城》说不定是点击率最高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围城》还被翻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种主要语种在国外出版，是这一时期风格独树一帜的长篇小说代表作。
《围城》是钱钟书的代表作，是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长篇之一。创作于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动乱年代，它展示的不是战火硝烟的世界，而是旧社会中上层知识分子的生活，代表了人的心理的困境，代表了人的社会关系的困境。
1、钱钟书的生平和思想
钱钟书(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字哲良，默存，号槐聚，中国江苏无锡人，中国近代著名作家、 文学研究家。他的爱人杨绛是近代著名翻译家﹑作家。钱钟书是古文学家钱基博之子，幼年过继给伯父钱基成，由伯父启蒙。伯父上茶馆听说书，他都跟去。二十岁后，伯父、伯母先后去世。他考上清华大学，数学只考得十五分。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获文学学士，赴上海，到光华大学任教。后考取第三届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名列榜首，留学英国牛津大学 埃克塞特学院。大学毕业后任教于多所高校。新中国成立后被评为一级教授。晚年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其夫人杨绛也是著名作家，育有一女钱媛，曾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1998年逝世，享年八十八岁。
1935年与杨绛结婚，同赴英国牛津留学。
1937年获副博士学位。然后到法国，进入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 1938年，清华大学破格聘他为教授，九、十月间回国，当时清华已并入西南联大，故从香港，转昆明前去任教。后在父亲要求下，到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担任英文系主任。
1941年暑假，他到上海小住，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困于上海，直到抗战胜利。在这沦陷的孤岛中，他迎来了一个文学创作的巅峰时期。 1941年出版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
1942年写成中国古诗评论集《谈艺录》初稿88岁。
钱钟书先生字默存，曾用笔名中书君等。钱先生的治学特点是贯通中西、古今互见的方法，融汇多种学科知识，探幽入微，钩玄提要，在当代学术界自成一家。因其多方面的成就，被誉为文化昆仑。60年来，钱钟书先生致力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淡泊名利，甘愿寂寞，辛勤研究，饮誉海内外，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卓越贡献，培养了几代学人，是中国的宝贵财富。 《围城》内涵充盈，兼以理胜于情，是小说中的宋诗。所谓“围城”，如书中人物所说，是脱胎于两句欧洲成语。英国人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
没有了局。”本书的主人公方鸿渐本来不知道有“围城”之说，然而，当他听人说到“围城”，并且经过后来的坎坷，便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想法。”“围城”是对一种人生情境的形象概括，也是对一种心理意态的巧妙把捉。“围城”所描绘的，乃是人类理想主义和幻想破灭的永恒循环。古往今来，多少人都是从自以为天佑神助开始，而从意识到造化弄人结束。《围城》中时起时伏，处处申说的，都是理想的不断升腾和一再破灭。经常是事将成矣而毁即随之，浪抛心力而已。许多人终身处于“围城”境遇而不察，因此，“围城”完全可以作为人类身处困境、屡遭挫折的象征。钱钟书先生旁观浮生，思虑沉潜；指点世态，寄慨遥深，以形而下示形而上，使读者对人生恍然如有所知。本书风格幽默，妙譬可人，读之颇可领略汉语文字的丰赡粹美。
2、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条件
钱钟书是无锡人，一九三三年毕业清华大学，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了两年英语，一九三五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国牛律留学，一九三七年得副博士学位，然后到法国，入巴黎大学进修。他本想读学位，后来打消了原意。一九三八年，清华大学聘他为教授，据那时候清华的文学院长冯友兰先生来函说，这是破例的事，因为按清华旧例，初回国教书只当讲师，由讲师升副教授，然后升为教授。钟书九、十月间回国，在香港上岸，转昆明到清华任教。那时清华已并入西南联大，他父亲原是国立浙江大学教授，应老友廖茂如先生恳请，到湖南蓝田帮他创建国立师范学院；他母亲弟妹等随叔父一家逃难住上海。一九三九年秋，钟书自昆明回上海探亲后，他父亲来信来电，说自己老病，要钟书也去湖南照料。师范学院院长廖先生来上海，反复劝说他去当英文系主任，以便伺候父亲，公私兼顾。这样，他就未回昆明而到湖南去了。一九四○年暑假，他和一位同事结伴回上海探亲，道路不通，半途折回。一九四一年暑假，他由广西到海防搭海轮到上海，准备小住几月再回内地。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陈福田先生到了上海特来相访，约他再回联大。值珍珠港事变，他就沦陷在上海出
专春闹，眼似黄梅诈雨晴”，都是寄托当时羁居沦陷区的怅惘情绪。《围城》是沦陷在上海的时期写的。
当时的中国“文化热”中浮现出的“文化昆仑”，钱钟书同小说主人公方鸿渐一样，出身于中国的一个书香门第，1930年代去牛津和巴黎留学，1938年初回国。与方鸿渐不同的是，钱钟书是位成就斐然学者，中、英文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得牛津大学学士学位，论文内容是17、18世纪英国文学作品中对中国的描写。但同方鸿渐一样，抗战初期钱钟书在中国内地教过书，其同事是来自上海和北平的流亡学者，在西南的昆明市合力兴办一所大学。在昆明和湖南的一所大学短期教书之后，钱钟书回到上海（1941年），在上海教书、写作，直到抗战结束。
钱钟书接受的第一个高潮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文革”后拨乱反正的时期。钱钟书首先在文学视域中“现身”。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围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 11月重印出版。因为钱钟书著述的题材、风格以及欣赏趣味，都与时代大背景相游离，所以从建国到“文革”的30年的中国新文学史上，钱钟书一直湮没无闻，他的作品在国内没有重印过。思想解禁的社会历史条件重新召唤出了钱钟书，而对钱及其《围城》的关注是20世纪8 0年代“出口转内销”的独特的文化现象之一。从20世纪60年代起，《围城》在国内销声匿迹的同时，在大陆之外的汉语界，它却一直受到人们的注意。美籍学者夏志清开启了美国汉学界对钱的研究。1977年产生了两部以钱为对象的博士论文，在台湾、香港发表。20世纪70年代已经有人开始系统评介钱钟书。大陆开放之后，域外的声音深刻震荡了国内的学术界，《围城》成功地破“城”突围，其先决条件还在于1979年钱钟书政治身份的被澄清。随着《围城》的再版，海外研究成果陆续介绍到中国来，引起了文学史家对《围城》好奇的打量和关注，首先引发了一场学术争鸣。其争鸣的重点是给这一“新生事物”以恰当的文学史定位。研究者主要站在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评价了《围城》的政治立场和社会认识价值，因为没有脱离原有的“反映一时代”的理论框架，所以在论述上难免削足适履。但是一些研究者冲破了当时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教条，作出了极富学术勇气的高评，肯定《围城》是“一部充满尖锐的社会讽刺的批判现实主义杰作”，李健吾、郭志
篇三：论《围城》的讽刺艺术
论《围城》的讽刺艺术
杨红军 10级汉本2班
《围城》是一部充满尖锐讽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具有很高的价值，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篇章。全书以讽刺知识分子间的人情百态为主题，通过调侃、嘲讽、反讽等手法来讽刺知识分子的虚荣心和精神困境以及当时儒林那崇洋媚外的心理，揭示了人生就像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这一典型的社会心理。《儒林外史》被誉为我国古典文学的讽刺典范，而钱钟书先生的《围城》素有“新《儒林外史》”的称号，本文不求窥得钱钟书先生的讽刺艺术全貌，只试图对《围城》里的讽刺手法做一个浅显的论述。
一、从讽刺的内容看《围城》的讽刺艺术
㈠、人性的虚荣心 。在《围城》中，人性的虚荣心被钱钟书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展示出来。主人公方鸿渐出生书香门第，留学期间生活懒散未能获得一纸文凭，苦于不好和家里以及老丈人交代，就花了三十美金买了一张假的博士文凭。苏文纨是个标准的大家闺秀，回国的时候就已经拿到了里昂大学的博士学位，却也拿着剽窃的作品四处炫耀。唐晓芙在跟方鸿渐认识不久后两情相悦，然而在表姐处得知方鸿渐丰富的过去后提出了分手，因为自己想要一个拥有着干净过去的人，虚荣心让她不能正视自己的感情，选择了逃避。曹原朗是一名新诗人，已经小有名气，曾留学剑桥，而他的诗不过是中外典故杂烩而成来哗众取宠的。虚荣心是人性最普遍的弱点，也是人性的丑陋之处，钱钟书在《围城》里就是要把这些丑陋一点一点的撕破给众人看。
㈡、国人崇洋媚外的心理。《围城》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作者钱钟书也是一名深入观察着社会的中国人，他以思想家和哲学家的眼光描绘和审视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描写了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在《围城》中，作者给了那些崇洋媚外的人一个狠狠的耳光，撕下了那些整天拿一点点不入流的洋文到处招摇过市的人的伪装。拿主人公方鸿渐来说，一个学中文的大学生本没必要出国留学的，可硬是被家里送到了欧洲留学以达到留洋镀金的目的。其实说到底还是方鸿渐父母那崇洋媚外的心理在作祟。方鸿渐在回国前去照相馆里穿上德国大学博士的制服找了张四寸像，当相片寄回国立马被老丈人送到报社登上了报纸，可见周氏夫妇的崇洋心理比之其他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方鸿渐故乡县立中学的吕校长是方父的故交，在知道方鸿渐留学归来后第一时间约见，还邀请方鸿渐去县立中学演讲。演讲前吕校长还在全校面前鞠躬请方鸿渐上台。不难看出，吕校长这一系列动作都是崇洋心理的驱使。再如留学欧洲的哲学家褚慎明，自己没什么学问却总是大肆的吹捧外国哲学家，还把罗素等哲学家的礼貌性回信当作自己炫耀的资本。可见当时社会国人崇洋媚外的心理已经成了气候。在《围城》里，钱钟书毫不留情的将国人那崇洋媚外的心理讽刺地淋漓尽致。当描写到三闾大学学生的崇洋风起时作者这样写道：“那些学生虽然外国文不好，卷子上写的外国名字却很神气。有的叫亚历山大，有的叫伊丽莎白，有的叫杰克，有的叫‘小
花朵’，有的叫‘火腿’（Bacon），因为他的中国名字叫培根，一个名叫黄伯伦的学生外国名字是诗人‘拜伦’（Byron），辛楣见了笑道，‘假使他姓张，他准叫英国首相张伯伦；假使他姓齐，他会变成德国飞机齐柏林，甚至他可以叫拿破仑，只要中国有跟‘拿’字发音相近的姓”。由此可见，作者对那些崇洋媚外的人的讽刺可谓是彻头彻尾的。
㈢、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自鸦片战争以后，固步自封的中国社会遭到了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大肆冲击。统治中国三千多年的传统文明和西方文明在没落的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和交融。知识分子在被动地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没有学得精华却丢掉了自己，变得不伦不类。处于中西文明的夹缝中，知识分子无奈、彷徨、不知所措，精神上处于前所未有的困境。比如方鸿渐因为怕回国无法交代而花三十美金买了张假文凭，最终却没有拿这张假文凭来证明自己。苏小姐是真材实料的博士，但她写在纸扇上的诗不但没有新意而且是剽窃外国民歌而坐的。她心里喜欢的是方鸿渐，却故意拿着赵辛楣的信在方鸿渐面前卖弄，拿曹元朗的信在唐晓芙面前炫耀，这些与其说是一个女人的心计，不如说是她自己内心的彷徨。
二、从人物形象的塑造看《围城》的讽刺艺术
㈠、方鸿渐。在《围城》里，方鸿渐无疑是一个重要角色，他全无用处，却还拥有善良的本色，算得上一个无用的好人，书中的另一个人物形象赵辛楣就说方鸿渐 “是个好人”，尽管“全无用处”。作者还赋予方鸿渐许多言论，比如方鸿渐对文凭的看法——“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他认识到了一纸假文凭并不能掩盖精神上的空虚，但他并没有勇气从中挣脱出来这也从侧面体现出了方鸿渐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懦弱。在事业上方鸿渐是个不折不扣的失败者，刚留洋回国时只能在岳父的小银行维持生计，后来又辗转到内地湖南的三闾大学教书，直到后来在学校老师的勾心斗角中被解除工职。在爱情上方鸿渐期初还是左右逢源的，既有苏文纨的垂青又有唐晓芙的喜爱。但后来在苏文纨拆穿他的假文凭后，唐晓芙离开了他，事业和爱情的双重打击使得他被动的选择了孙柔嘉。方鸿渐是当时落魄知识分子的写照，作者通过他这样一个形象把那些人的劣根性讽刺得淋漓尽致。
㈡、苏文纨。苏文纨一出场作者就给了这样的描述：“那女人平日就有一种孤芳自赏的神情——大宴会上没人敷衍的来宾或喜酒席上过时未嫁的少女所常有的神情——此刻更流漏储嫌恶，黑眼镜也遮盖不了。”这显然一副大家闺秀的外貌和作风。苏文纨是一个老练且工于心计的女人，在追求方鸿渐的过程中她对其忽冷忽热，欲擒故纵，让身边的几个男人在自己的周围团团转。苏文纨还是一个心高气傲的女人，她一开始一心追求有书生气质的方鸿渐，然而在失败之后选择了曹元朗，只因为曹元朗会说一些漂亮话恭维她。后来方鸿渐与孙柔嘉结婚，而苏文纨又对孙柔嘉冷嘲热讽，却体现了她高傲气质向市井俗气的转变。作者在通过苏文纨讽刺这一类人的同时，通过描写这类人的心性转变讽刺了整个社会。
㈢、唐晓芙。唐晓芙是《围城》里唯一一个正面的人物形象。在钱钟书笔下，唐
晓芙是“摩登社会里那桩罕物——一个真正的女孩子”。作者自始至终没有讽刺她，而是拿她反讽其他女人。钱钟书在描写唐晓芙的眼睛是这样写道“她眼睛并不顶大，可是灵活温柔，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只像政治家讲的大话，大而无当”。 在方鸿渐眼中，唐小姐不造作、不化妆，有着“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气质。这样一个“清水出芙蓉”的女孩子自然有她独特的个性，她聪明伶俐，善于理解他人的心思；她天真烂漫，喜欢用书信来交往；她对自己的爱情有着严格的要求。当了解到方鸿渐的过去后她严厉谴责方鸿渐：“方先生人聪明，一切逢场作戏，可是我们这种笨蛋，把你开的玩笑都得认真——方先生的过去太丰富了！我爱的人，我要能够占领他整个生命，他在碰见我以前，没有过去，留着空白等待我！”唐晓芙在书中出场的时间并不多，但这样一个天真烂漫的女孩子的形象的出现还是给了全书一种灵动的感觉。
《围城》之所以有“新《儒林外史》”的称号，很大的原因在于钱钟书通过幽默的语言和细腻的心理描写成功的塑造了一大批极具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
钱钟书在《围城》里将他的文字和语言能力发挥的淋漓尽致，总能出现令人捧腹的语段。如他在描写沈太太是这样写道：“沈太太生得怪样，打扮得妖气!她眼睛下两个黑袋，像圆壳行军热水瓶，想是储蓄着多情的热泪，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进了嘴，把暗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血淋淋的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这样幽默的语言既表现出了沈太太的个性特征，又展现出一种哭笑不得的讽刺意味。同样值得称道的还有钱钟书那细腻的人物心理描写。心理是人物的内在部分，言行举止是人物的外在部分，钱钟书在描写人物行为举止的同时，通过对人物心理的细腻描述将人的两面姓暴漏无疑。比如书的开头“船走得这么慢，大家一片乡心，正愁无处寄托，不知哪里忽然来了两副麻将牌。麻将当然是国技，又听说在美国风行；打牌不但有故乡风味，并且适合世界潮流。”简单的几句话就将这些本该学成回国的学子们却不务正业，崇洋媚外的心态表现得丑陋不堪。再比如方鸿渐在相亲的牌桌上心里知道这是主人家对他的考量，却装作不知道，还为了赢点买衣服的钱而“较真”。“他记得《三国演义》里的名言：‘妻子如衣服’妻子如衣服，当然衣服也就等于妻子；他现在新添了外套，损失个把老婆才不放在心上呢。”这段内心独白恰到好处地突现了方鸿渐表里不一，玩世不恭的心理。
三、从讽刺手法看《围城》的讽刺艺术
㈠、比喻。《围城》中的比喻可以说是俯拾即是，而且来源广泛，标新立异，具有钱钟书特色。比如他在描写鲍小姐的时候将其比作“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的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比作“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最后比作“局部的真理”，因为“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这样的比喻在幽默搞笑的同时流漏着强烈的讽刺意味。当写道方鸿渐对于文凭的看法时作者这样写道：“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 作者把文凭比作“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将方鸿渐内心的虚伪生动的呈现在读者面前。当提到高松年是位“老科学家”的时候他这样比喻：“科学家像酒，愈老愈贵；而科学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而在赵辛楣辩解高松年是因为地位高了而变糊涂时
他又这样写道：“事实上，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臂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识。”这样诙谐的比喻新奇有趣而且富有哲理，能无形中引发读者对现实的思考。有人说《围城》是一座比喻之城，这一点都不过分，作者在文中的比喻不计其数，精妙绝伦，大大的增强了全书的讽刺艺术效果。
㈡、夸张。夸张的作用在于用言过其实的方法突出事物的本质，或者加强作者的某种感情，引发读者的联想等。作者在《围城》里很好的运用了夸张的手法，如“那孩子年纪虽小，打扮得脸上颜色赛过雨后虹霓，三棱镜下日光或者姹紫嫣红开遍的花园，她擦的粉不是来路货，似乎泥水匠粉饰墙壁用的，汽车颠动厉害，震得脸上粉粒一颗颗参加太阳光里飞舞的灰尘。”作者通过夸张的手法描写这个打扮得另类的女孩子，既很好的表现了女孩装扮的不伦不类又从侧面衬托了唐晓芙的清纯还反映除了方鸿渐的审美观。再如“候营长有个桔皮大鼻子，鼻子上附带一张脸，脸上应有尽有，并未给鼻子挤去眉眼，鼻尖生几个酒刺，像未熟的草莓”。本应该说脸上张长着鼻子，作者却将其夸张成“鼻子上附带着一张脸”，再加上将候营长的鼻子比作“未熟的草莓”，候营长这个痞子形象便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还有如作者在描写上海时这样写道：“上海仿佛希望每个新来的人都像只戴壳的蜗牛，随身带着的宿舍······”。这里的夸张不但突出了上海住房拥挤，无处容身的现实，又让人联想到战乱中上海人口拥挤，居住条件的恶劣。
㈢、象征。象征是根据事物之间的某种联系，借助某人某物的具体形象，以表现某种抽象的概念、思想和情感，能起到揭示和深化主题的作用。纵观《围城》全篇，最具深远意义也是最经典的一个象征就是关于“围城”的像征。方鸿渐与苏小姐、褚慎明等人在谈到婚姻的话题时褚慎明道：“关于 Bertie 结婚离婚的事，我也和他谈过。他引一句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进去，笼内的鸟想飞进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苏小姐道：“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是说它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ege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鸿渐，是不是？”这一席谈话将“围城”这全书的中心意象引了出来，用围城来象征婚姻，象征困境，将《围城》的主题深化到了生命和理想等更高的高度。《围城》描写的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困境的精神困境，而在更深的层面上是揭示了人的追求和现实困惑的矛盾。人生就是在追求一座一座的“围城”，进去了又发现不是自己想要的，然后就想逃出来，逃出来却又陷进了下一座。换个角度想，其实大家都生活在“围城”的包围圈里，逃出一座的同时就还有另一座在等着你。
㈣、用典。钱钟书先生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他学贯中西，通晓古今，可以说是集古今中外学问的智慧熔炉。《围城》是他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最用心经营的一部作品。钱钟书在《围城》里运用了大量的中外典故，内容涉及各个学科，读起来有种百科全书的感觉。例如方鸿渐买假文凭时引柏拉图《理想国》和孔孟之事为自己辩护，认为买文凭哄骗父母，“也是孝子贤婿应有承欢养志”，这里连用几个中西典故，细腻逼真地写出了方鸿渐自欺欺人的心理，增加了讽刺的力度。再比如方鸿渐和苏文纨聊天时用到的吃葡萄的典故：“他想起在伦敦上道德哲学一课，那位山羊胡子
的哲学家讲的话：‘天下只有两种人。譬如一串葡萄到手，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吃。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好的；第二种应该悲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坏的。不过事实上适得其反，缘故是第二种人还有希望，第一种人只有回忆。’从恋爱到白头偕老，好比一串葡萄，总有最好的一颗，最好的只有一颗，留着做希望，多么好？”作者引用这个典故不但将两人的想法清晰的表达出来，而且使得两个人的对话更加富有哲理。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围城》绝对是一部充满了幽默和智慧的讽刺艺术的杰作。作者通过比喻、夸张、象征、用典等手法塑造了一群以方鸿渐、苏文纨等为代表的人物形象；还用幽默生动的语言、细腻的心理描写将这些有代表性的人物给予了犀利的讽刺；透过一系列人物形象揭露了人的劣根性和那个时代社会的丑陋。
钱钟书先生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用半生的智慧和生活的沉淀铸就了《围城》。书中将讽刺和幽默精妙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灵动诙谐的讽刺艺术，处处耐人寻味，令人百读不厌。
篇四：论《围城》的讽刺艺术1
摘要………………………………………………………………………………………………2
一、讽刺语言幽默、贴切，含义深远…………………………………………………………3
（一）、妙趣横生的比喻…………………………………………………………………………3
（二）、含意深远的象征…………………………………………………………………………4
二、 讽刺手法入木三分、切中肯綮……………………………………………………………4
（一）、俏皮动漫的笔法…………………………………………………………………………5
（二）、半讽半悲调侃式行文……………………………………………………………………5
（三）、精微犀利的心理讽刺……………………………………………………………………6 结束语……………………………………………………………………………………………7 参考文献…………………………………………………………………………………………8
钱钟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文学大师，他的《围城》是我国“五四”以来新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力作，它以令人拍案叫绝、忍俊不住的精妙比喻，动漫的笔法，细微的心理刻画，描摹人情世态，调侃芸芸众生，讽刺时弊，采用独特的象征，揭示深刻的社会意义和人生哲理，在幽默外表下露出辛辣犀利的笔锋，予人妙趣横生、入木三分之感，散发着让人惊叹不已的文字力量，发人深思。
关键词： 比喻 ； 象征 ；动漫 ； 心理刻画 ； 讽刺
创作于1946年的讽刺性长篇小说《围城》，是钱钟书先生一生的代表作，它所体现的进步思想和高超的艺术技巧，不仅奠定了它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树立起作者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不可小视的地位。引用评论人士的话：“如果说《儒林外史》是中国古典文学中讽刺文学的典范，那么《围城》可谓是中国新文学史上讽刺文学的杰出代表。”①它继承了《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宝贵传统，同时又有其独特的、崭新的创造。如杨绛女士所言：“他的?痴气?，使《围城》更富于真实性和戏剧性。他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都包涵在《围城》之中。”②作者以幽默的笔法讽刺时弊，描摹世态人情，调侃众生，于嬉笔中淋漓尽致地嘲讽，用“乍看之下，对患部没什么用的尖锐长针，针灸似地对准医疗部位刺下，刺得深，刺得透，一疼之后便觉舒畅无比，乍看之下，对患部没什么用的尖锐长针，针灸似地对准医疗部位刺下。”③依靠着这喜剧色彩表现悲剧效果， 读后，一股勾魂摄魄的艺术魅力，使人联想、思索、探究，给读者智慧上的享受，毫无厌倦之感。下面就《围城》的讽刺艺术作一分析：
一、讽刺语言幽默、贴切，含义深远
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有这样一段名言：“艺术之所以存在，是为了重新感觉生活，感觉事物，是为了石头保持石头的模样。艺术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感觉到事物，即看见而不是认出，艺术的手法是使事物陌生化和难化形式，据此来拖住注意力 ，延长感知时间，达到感知美发现美的目的。”钱先生很重视陌生化和难化形式运用，凡读过《围城》的人，无不赞赏他使用比喻的高超，无不被那妙趣横生的语言所感动，他灵活运用反语、双关、警句、象征、格言、典故及逸闻等等，使人泪中含笑，笑中带泪，令人叫绝。
（一）、妙趣横生的比喻
亚里士多德曾说：“比喻是天才的标识！”钱先生善用比喻，提出比喻的原则：“凡喻必以非类，凡比必于其伦。”大量的比喻为《围城》增色不尽，作者常常采用拉开距离、取其一端、多用意喻、以丑为美、加入夸张、主观解释、喧宾夺主、广采博收完成对传统比喻的提升和超越，让那些机智隽永的巧喻脱口而出。他把店里卖不掉的变质红烧肉，比喻成红人倒运。说行人脚粘上厚厚的泥巴，可抵得上贪官刮地皮。还有方鸿渐在本县省立中学作报告时大谈梅毒，令女生涨红脸，停笔不写，仿佛处女的耳朵当众失去贞操。形象贴切而又俏皮，耐人寻味。
《围城》中的比喻，还幽默风趣，大大增强了讽刺效果。在描写褚慎明时说：“褚哲学家害眼馋痨似地看着苏小姐，大眼珠仿佛哲学家谢林的?绝对观念?，像?手枪里弹出的子弹?，险地突出眼眶，迸碎眼镜。”⑶ 生动夸张地勾勒出褚慎明卑鄙下流的滑稽丑相、肮脏丑恶的灵魂。在描写侯营长时，则夸张他“桔皮鼻子上附着一张脸，脸上应尽应有，并未给鼻子挤去眉眼，几个酒刺，像未熟的草莓。”⑷作者根据自己意趣阐释，尖酸刻薄地比喻出侯营长那丑陋的嘴脸，表现了极度的厌恶与抗拒心理。把唐小姐的大眼睛比作政治家的大话，喧宾夺主，借题发挥，指桑骂槐，对政治家给予了高明的讽刺与抨击。诸如此类的比喻，俯拾即是，既大大提高了作品的讽喻性，又增强了读者的阅读趣味，对于绘声绘色地刻画人情物态来说，常能收到画龙点睛之效。
《围城》所用的比喻大都新颖别致、隽永贴切，他不滥用陈词套语，能够把读者带到新的意境中去。如方鸿渐在三闾大学受到同事们的排挤、关系十分紧张时，唯独汪处厚对他十分关心，原来汪处厚需要有人捧场，想当文学院院长，虽然方鸿渐“无足轻重”，但仍有收罗的资格。接着，作者比喻道：“事实上，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它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它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家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本来就有，并非地位高了的新标识”。⑸从比喻中，读者可以清晰地察觉到高松年深居高位，丑态尽露，而自己却洋洋得意、自我倾倒的情态。
《围城》中的比喻有的还起到“兴”的作用。“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启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④这就是说，“物以貌求，心以
起读者对现实生活中相类似的事物的联想，来调动读者的思维能力，使话语具备化工造物之真态，达到传神的艺术真实。如写春天：“这春气股动得人心像婴孩出齿时的牙龈肉，受到一种生机透芽的痛痒”。⑹面对春意，方鸿渐不由得勾起寂寞伤春之情：他“无理由地高兴，无目的地期待，心似乎减轻重量，直升上去。可是这欢喜是空的，像小孩子放的气球，上去不到几天，便爆裂归于乌有，只留下忽忽若失的无名怅惘。”⑺作者运用如此丰富的新譬妙喻，是由于作者具有渊博的文化知识和对于现实生活的烂熟于心，由于作者具有非凡的艺术想象力，也与作者对比喻的研究有关，钱先生在评论苏轼的诗歌艺术时说：“他风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而且在他的诗里还看到宋代讲究散文的人所谓的博喻或西洋人所称道的沙士亚式的比喻，连一接二地搞的那件事物应接不暇，本相毕现，降服在世人的笔下。”⑤在《宋诗选注》、《管锥编》、《谈艺录》等中他还强调广泛使用比喻，指出“比喻是文学语言的根本，比喻包括相辅相成的两个因素，所在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不同之处愈多愈大，则相同之处愈烘托，分得愈开，则合得愈出意外，比喻就愈新奇，效果就愈高。”⑥对比喻的深刻研究，使他能够把各种新鲜奇妙、生动形象的比喻散布在小说的各个描写中，这不仅对于描绘人物、渲染气氛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而且使《围城》增加了独有的神韵和光彩，讽刺语言更机智幽默。
（二）、含意深远的象征
读《围城》，不但可以感受到妙趣横生的比喻，更能体会到蕴含深意的象征。小说中突出的、富有象征意义的是文尾对老挂钟的描写。它是别人特意送给方鸿渐、孙柔嘉的。可这只慢走的钟，是时间的落伍者。作者有意让孙柔嘉两次把老挂钟比作方鸿渐。这都不是可有可无的笔墨，而是作者暗示性的描写，说明方鸿渐也是这个社会的落伍者。这在方鸿渐路遇卖玩具的老头子的描写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表现。写到“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含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⑻象征的运用，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它促使读者回顾方鸿渐一生的足迹，分析方鸿渐所处的混浊不堪的社会环境，不由与作者一道，产生一股难以压抑的愤激情绪。作者仅仅依仗一个象征性的细节描写，却具备着促使读者回顾方鸿渐回国后全部经历和俯瞰大千世界艺术功能，这只有大手笔才能达到！
当然，最富于象征意义的还是围城的主题，小说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关于Bertie结婚离婚的事……用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⑼ ?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 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⑽” 这段对话为主人公的婚姻埋下了伏笔，暗示出方鸿渐的婚姻是一场追寻不止的游戏。在苏小姐、方鸿渐、唐晓芙的错位追逐中，难成眷属，终被工于心计的孙柔嘉擒拿。方鸿渐开始认为孙柔嘉只是个事事都得请教自己的女孩子。订婚后才发现，在羞涩缄默的外表下，她有着专横的意志和多疑善妒的敏感，不但有主见，而且固执。所以订婚刚一个月，方鸿渐便感到有了女主人。结婚之际，方才醒悟，却已深陷围城。传统与其守护人孙柔嘉日益成为方鸿渐的暴君与精神囚笼，直至决裂。后来准备去重庆，而重庆未必不是另一个围城。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围城不但象征了方鸿渐、赵辛楣等人在爱情、婚姻上缺乏理想，结了婚，就陷入“围城”；而且象征了三闾大学这个上层知识分子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地方实际也是一座“围城”，使他们在事业上终至绝望；更象征了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是一座“围城”，正直、善良而有学问的人是找不到出路的，蕴含了重大的社会意义和丰富的人生哲理。
二、 讽刺手法入木三分、切中肯綮
《围城》无论是讽刺人，还是揭露社会弊端，都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和严肃性，它把轻松的“喜”与“笑”寓于严肃的人生课题中，让人在幽默的阅读中领悟到人的自身弱点并达到自省，作者站在一个中西文化的汇合处，以一个博学多才的学者作家的目光来打量人性的根本，从而达到批判的锋利和深入。钱钟书曾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
而这类人物，就是当时的病态知识分子。《围城》中常用诙谐的尖刃刺向这些所谓的“无毛两足动物”，主要表现：
（一）、俏皮动漫的笔法
钱先生常用俏皮动漫的笔法勾勒众生，以尖刃般的笔法描摹出一个个惟妙惟肖的动漫形象，让人未见行踪，却早已看出他们的性格及作者所持的情感态度，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如刻画沈太太：“她眼睛下两个黑袋，像圆壳行军热水瓶，想是储蓄着多情的热泪，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带进了嘴，把黯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血淋淋的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⑿连用几个想象奇特的比喻来铺陈渲染，令人忍俊不禁而又厌恶至极。又如描写汪处厚：“别人胡子常是两撇，汪处厚的胡子只是一画……他只想有规模较小的红菱尖角胡子，不料没有枪杆的人，胡子都生不像样，又稀又软，挂在口角两旁。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袅。他两道浓黑的眉毛，偏偏根根可以跟寿星的眉毛竞赛，仿佛他最初刮脸时不小心，把眉毛和胡子一股脑儿全剃下来了，慌忙按上去，胡子跟眉毛换了位置，唇上的是眉毛，根本不会长，额上的是胡子，所以欣欣向荣……为了二十五岁的新夫人，也不能一毛不拔，于是剃去两缕，剩中间一撮……这也许还是那一缕胡子的功效，运气没坏到底。”⒀ 看到这段惟妙惟肖、形神俱佳的形象刻画，一幅栩栩如生的漫画就浮现在读者脑际了。作者在描摹这位汪大人可笑的容颜时，对他的历史、思想、心理等一并作了讽刺，使他一亮相，便给人滑稽、迂腐不堪的感觉。
可以说，在《围城》的众生中，每个人出场，都采用含蓄、挖苦的动漫笔法对其进行讽刺性刻画，让其形神毕露。如那位出场一次的哲学家，他的名气是靠同外国著名哲学家通信和会面得来的，当他沾沾自喜吹嘘他与罗素会面的对话时，其实是在揭露他的空虚与无聊。写高松年，他自称是科学家，人们却看不到他的科学家风范，而是一位心术不正、好色贪杯、玩弄权术的学界官僚。在法国取得文学博士头衔的苏文纨，号称才貌双全，但她的得意之作竟是一首抄袭的德国民歌。自称是诗人的曹元朗，其杰作《拼盘姘伴》，令人作呕。这对活宝最后却结成秦晋，确是珠联璧合……像这样的例子，在《围城》中随处可见。在钱钟书的笔下，每一个人都化作一幅幅讽刺性极强的漫画，读者于不知不觉中感受到漫画式的幽默。
（二）、半讽半悲调侃式行文
作者常常使用半讽半悲的口吻调侃众生，他总是纵情挥洒那种博经引传、融贯中西、联类无穷想象力，驰行在广阔的空间，超越具体描写对象，制造出一种由博识、睿智、谐趣构成的审美世界和巧喻迭出、象征遍地的独特文体。在调侃方鸿渐购买假文凭时，作者说：“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⒁将下身的难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与假文凭并论，让人觉得文凭虚伪不堪。在嘲讽他的自我解嘲时，又拉来柏拉图和孔子作陪衬：“撒谎欺骗有时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士兵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骗。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生。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父亲和丈人看自己是个博士，做儿子女婿的好意思教他们失望么？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镑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反正自己将来找事时，履历是决不开这个学位。” ⒂如此调侃，活画出主人公自欺人的阿Q相。正如作者所说：“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虚、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在谈到方老爷给孙儿取名阿丑时，作者也要引经据典戏耍一番：“人家小儿要易养育，每以贱名为小名，如犬羊狗马之类，又知道司马相如小字犬子，桓熙小字石头，范晔小字砖儿，慕容农小字恶奴，元叉小字夜叉，更有什么斑兽、秃头、龟儿、獾朗等等，才知道儿子叫?阿丑?还算有体面的。”⒃从中看出方遯翁的迂腐不堪，是一个典型的封建遗老、遗少。
在调侃鲍小姐只穿绯霞色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镂空白皮鞋时，说她是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才会把那么多颜色暖热的肉列陈；又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
篇五：论《围城》的语言讽刺艺术
论《围城》的语言讽刺艺术
苏晓平
（鄂州大学 基础科学系 湖北鄂州 436000）
【内容摘要】讽刺艺术一直是《围城》的一大亮点，本文从优美比喻、变异词语、外语英文、古文言文、象征方法等方面来进行分析。《围城》以人物的活动为线索讽刺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它的入骨的讽刺意味是通过情节的发展，以精雕的细节来自然流露，没有给人一丝做作的痕迹，同时，它讽刺手法灵活多样，比喻、用典、比较、推理等处处见锋芒，讽刺的语言更是诙谐幽默、尖锐泼辣，令人赞叹。
【关键词】 《围城》 语言 讽刺艺术
当代著名作家钱钟书的《围城》是—部批判现实主义讽刺杰作，也是钱钟书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作品语言风趣幽默，妙趣横生。人物形象丰富、生动，令人赞叹的优美比喻，深刻的反语、双关、谐音、对仗、警句格言，古今中外的典故纷至沓来。采用独特的象征，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和人生哲理。作家以幽默、而且以辛辣的笔法讽刺时态弊端，描绘人物世态。
《围城》是一部具有很深的悲剧意味的讽刺小说，但又充满浓郁的喜剧色彩。作品寄喻深远，理胜于情。钱先生的创作基调是讽刺。《围城》的语言相当幽默与俏皮。《围城》有很强的讽刺性。《围城》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史讽刺小说典范。[2]（P163）
钱先生在通篇作品中没有用说教来揭露他所看到的社会弊病，而是用讽刺。由于作者在小说中运用了恰当的比喻，辛辣的讽刺。机智的幽默以及心理分析，作品深深地吸引着广大读者。小说一经发表，便风行一时，甚至被译成英、俄、法、德等十多种语言在国外发行，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一、善用优美比喻进行讽刺
《围城》的成功离不开家钱钟书的知识修养和国学根底。大量妙趣横生的新鲜比喻的创造和运用。其中比喻的多样性，新颖性，喜剧性，深刻性尤其出色。[3]（36）
作品用细腻笔法勾画众生。精妙地应用明喻、暗喻，在比喻的创造运用独具风姿的批评语体上开了一个先河。《围城》应用比喻之繁多富有令人叹为观止。全书比喻多达七百多条。就比喻的密度而言。恐怕没有第二本书与之相比。大量的比喻素来被认为字字珠玑的绝妙好辞。《围城》中的妙喻好喻俯拾皆是。[4]（P15）钱钟书的比喻别出心栽，超常人想象。他利用喻体和本体在价值等级上的强烈反差，达到对对象的嘲讽贬鄙。
如对沈太太的描写：“她眼睛下两个黑袋，像圆壳行军热水瓶，想是储蓄着多情的热泪，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带进了嘴，把黯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血淋淋的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1]（P9）——连用几个想象奇特的比喻来铺陈渲染，读之令人忍俊不禁而又厌恶至极。作者用了一个另外可怕。然而又恰当的比喻。表现得淋漓尽致。[5]. 又如：说“鲍小姐那类女人”是不“伤春”的，“一切衣服在她身上像只软木塞之于酒瓶口，不需要
酒的时候才需要瓶塞”,[1](P10)一个生动的比喻就能使读者对鲍小姐的生活作风了然于胸。还有方鸿渐在本县省立中学作报告时大谈鸦片、梅毒，“令那记录的女生涨红了脸停笔不写，仿佛听了方鸿渐最后的一句，处女的耳朵已经当众失去了贞操”，[1](P34)形象而又俏皮，耐人寻味。
《围城》丰富的比喻，风趣幽默，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讽刺艺术效果。显示出作者丰富的联想力。巧妙而生动的比喻散布在作品的情节、肖像、人物心理、细节、性格以及自然景物等各类描写中，令人目不暇接。既大大地提高了作品的讽喻性，又增强了读者的阅读趣味，对于绘声绘色地刻画人情物态，常能收到画龙点睛之效。总之可以说，在作品《围城》中，几乎每个人物出场时作者都对其肖像进行了一番讽刺性描绘，令其形神毕露。
《围城》的比喻中，流露出幽默讽刺的风格，给作品的语言增添了无穷的美感，“桌子就像《儒林外史》里范进给胡屠户打了耳光的脸，刮得下半斤猪油”，写的是乡村小旅馆里肮脏的桌子；“侍者上了鸡，碟子里一块像礼拜堂定风针上铁公鸡施舍下来的肉”，写的是西贡酒家里坚韧异常的“佳肴”；“这不是煮过鸡的汤，只像是在里面洗过一次澡”，写的堂堂的大学系主任宴请宾客的清淡如水的鸡汤； 写方鸿渐与鲍小姐在中国馆子吃西菜时的描写：“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经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会长期伏在水里；除醋以外，面包、牛油、红酒无一不酸”。 [1](P16)几乎每一句话都透出俏皮，作者不说鱼肉是不新鲜的，而是说“鱼”“登陆了好几天”，“肉”“长时期伏在水里”，可想而知鱼是多臭，肉是多腐烂了。作家同样地用他那支辛辣的笔触，借用讽刺性的比喻，将他们的面纱揭去，还之以本来面目。
作者应用讽刺幽默笔画写出独特文体。在调侃方鸿渐购买假文凭时，作者引用《圣经》里的故事作比：“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 “撒谎欺骗有时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士兵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骗。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父亲和丈人望自己是个博士，做儿子女婿的好意思教他们失望么？买张文凭去哄他们。“文凭”与亚当. 夏娃下身那片树叶也相去甚远，作家用“功用”的相似点一粘合。两物合比喻便一气呵成。竟明白晓畅。[6]
`《围城》有如此众多的妙喻，这与作者对比喻有深入的研究有关。钱钟书重比喻，好用比喻，他在《拉奥礼》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比喻正是文学语言的根本”、“比喻包括相辅相成的两个因素，所在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不同之处愈多愈大，则相同之处愈烘托，分得愈开，则合得愈出意外，比喻就愈新奇，效果就愈高。”[4](P15) 对比喻艺术的精深研究，加上高超的语言能力，使他能够在小说中把各种新鲜奇妙、生动形象的比喻散布在各方面的描写中，使《围城》的讽刺语言更机智幽默。
二、活用变异词语进行讽刺
活用词语进行讽刺，词语的变异，词语是构成句子的最基本的语言单位，有时人们为了适应环境的特殊需要，往往打破常规，标新立异。这在《围城》中大胆运用，使到语言有别样的异味，给人一种新的感觉。例：
后来跟中国“并肩作战”的英美两国，那时候只想保守中立，中既不中，立也根本立不住。结果这“中立”变成只求在中国有个立足之地，此外全让给日本人。[1](P93)
“中立”作者在这里分拆开来变成“中不中”“立也不立”“在中国有个立足之地”这几种思想，滑稽地嘲讽了英美两国的无能。其中“并肩作战”也属于词语用法中的变异方式。
作者常用半是讽刺半是悲怜的口吻调侃“芸芸众生”，他的联想特别活泼、思维敏捷。他应用讽刺幽默笔画写出独特文体。在谈到方老爷给孙儿取名“阿丑”时，作者也要引经据
典戏谑一番：“人家小儿要易长育，每以贱名为小名，如犬羊狗马之类，又知道司马相如小字犬子，桓熙小字石头，范晔小字砖儿，慕容农小字恶奴，元叉小字夜叉，更有什么斑兽、秃头龟儿、獾朗等等，才知道儿子叫‘阿丑’还算有体面的。”[1](P111) 从中看出方遁翁父子的迂腐、是典型的封建遗老遗少。
在调侃鲍小姐“只穿绯霞色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时，说她是“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列陈；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真理”。写出了鲍小姐的行为放荡，惹得“那些男学生满腔邪火，伤害及中国国体”。[1](P111)这些比喻都让人一看就知道这些人的性格特点。直呼其为“熟食铺子”可见对她如何厌恶 。
[6]（P36）
在《围城》中，作者不但对“知识分子”行车走卒之辈进行尽情调侃嘲弄，就连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也要戏谑一番。如对方鸿渐、赵辛楣等人去重庆途中所乘的车就有这样精彩的一段描写：
“这辆车久历风尘，该庆古稀高寿，可是抗战时期，未便退休。机器是没有脾气癖性的，而这辆车撒依卖老，修炼成桀骜不驯，怪僻难测的性格，有时标劲像大官僚，有时别扭像小女郎，汽车夫那些粗人休想驾驭了解。它开动之际，先前头咳嗽，后面泄气，于是掀身一跳，跳得乘客东倒西撞，齐声叫唤。”[1](147)用车象征抗战时期国民党上层人物口头上高喊抗战，实际消极不战，压迫百姓。像这样拟人化的讽刺，读过之余，每有会意，一种舒心的感觉便油然而生。
钱钟书常用漫画式的笔法勾勒“众生”，他以锋刃的笔法高超地概括出一个个人物形象，使人未见其人，便已看出人物的性格及作者的情感态度，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如第七章开头对汪处厚的肖像描写：“胡子常是两撇，汪处厚的胡子只是一画??他只想有规模较小的红夌尖角胡子，不料没有枪杆的人，胡子都生不像样，又稀又软，挂在口角两旁。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袅。他两道浓黑的眉毛，偏偏根根可以s跟寿星的眉毛竞赛，仿佛他最初刮脸时不小心，把眉毛和胡子一股脑儿全剃下来了，慌忙按上去，胡子跟眉毛换了位置，唇上的是眉毛，根本不会长，额上的是胡子，所以欣欣向荣。??为了二十五岁的新夫人，也不能一毛不拔，于是剃去两缕，剩中间一撮，??这也许还是那一缕胡子的功效，运气没坏到底”。 [1](P217)看到这段惟妙惟肖的肖像刻画，一幅活灵活现的漫画就形象地浮现在读者脑中了。作者在描绘这位汪大人可笑的容貌时，对他的历史、思想、心理也一并作了讽刺，使他一亮相，就给人滑稽、迂腐的印象。
三、灵活运用外语英文进行讽刺
在作品《围城》中，英文真是大放异彩。英文属外来词，外来词是指被借用到汉语中的外国的或其他民族、地区的词汇。一般来说，现代汉语能表达清楚的，就不需再借用外来词语了，胡乱地使用会有反效果。然而，钱钟书先生在小说中运用了英文，却是达到了讽刺人物的效果。
看用英文讽刺的例子。他说“very well”二字，声音活像小洋狗在咕噜— “vurry wul”。“Sure!值不少钱呢，Plenty of dough。并且这东西不比书画。买书画买了假的，一文不值，只等于waste paper。磁器假的，至少还可以盛饭。我有时请外国friends吃饭，就用那个康熙窑‘油底蓝五彩’大盘做salad dish，他们都觉得古色古香，菜的味道也有点old-time。”我不懂什么年代花纹，事情忙，也没工夫翻书研究。可是我有hunch；看见一件东西，忽然what d’you call灵机一动，买来准O.K.。他们古董掮客都佩服我，我常对他们说：‘不用拿假货来fool我。O yeah，我姓张的不是sucker，休想骗我！’”[1](P39)
上述都是张吉民与方鸿渐的谈话，在这里作者通过引用英语和汉语夹杂的语言，塑造了一个生活在上海的买办形象。张吉民在话中夹些无谓的英文字，自以为时髦，却不知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作者的用意就是借此讽刺他附庸风雅却又俗不可耐，甘当洋奴才的丑态。
四、巧用古文言文进行讽刺
钱钟书先生接受过良好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有着丰富功底，在《围城》中，钱先生灵活地运用了文言词语对人物进行刻画与讽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文言词语是指文言文中所使用的词语，在古代曾经作为基本词语来用，但在现代文学中一般少用。然而，在现代汉语中有意恰当使用文言词语能更好的突现人物性格，增强语言的感染力。
如写到方遁翁时，就有下面一段话：
“女人留洋得了博士，只要洋人娶要她，否则男人至少是双料博士，鸿渐，我这话没说错罢？这跟‘嫁女必须胜吾家，娶妇必须不若吾家’，一个道理。”[1](P131)
这里的“嫁女必须胜吾家，娶妇不若吾家”是一句文言文，作者通过这一句话，就讽刺了方遁翁的男尊女卑的思想，也讽刺了他卖弄学问的本质。
还有点金银行周经理的这样一段话：
“贤婿才高学富，名满五洲，本不须以博士为夸耀。然令尊大人乃前清孝廉公，贤婿似宜举洋进士，遮几克绍箕裘，后来居上，愚亦有荣焉。”[1](P9)
这段话整段都是文言文。周经理本来是想在方鸿渐面前抬高自己的身份，希望方鸿渐感恩图报。这段话本来使用白话文是显浅易懂的，但是现在文绉绉的，这样使读者阅读时也产生麻烦，同时产生厌恶感。作者就利用这样的方法让读者与自己产生共鸣，一同来嘲讽他。也通过这段话讽刺了周经理的虚伪、虚荣、市侩的嘴脸。
而在《围城》中方遁翁劝戒儿子方鸿渐的一封家书中如此写道：“吾不惜重资，命汝千里负笈，汝埋头攻读之不暇，而有余闲照镜耶？??吾不图汝甫离膝下，已濡恶习，可叹可恨。当是汝校男女同学，汝睹色起意，见异思迁；汝托词悲秋，吾如汝实为怀春，难逃老夫洞鉴也。”[1](P56)方老先生文如其人：喜欢用典，偏狭，保守，迂腐。通过家书，使到方遁翁这个满口“之乎者也”的行将退出历史舞台却又不死心不息的封建遗老形象跃然于纸上。方遁翁的形象之所以能够塑造得如此成功，达到讽刺的目的，主要是由于作者对古老观念的深入了解。
五、应用象征方法进行讽刺
象征能揭示文章的主题，用象征进行讽刺更能深化主题。题目《围城》的意义应是小说众多象征中较突出的一个。还有方遯翁和方鸿渐父子的取名来自《周易》，不仅仅象征他们的性格弱点，而且借《周易》的文化代表性让方氏父子象征中国文化的两代人，深刻地揭露了中国传统不良的遗老坏习。这些都带着强烈的讽刺，同时也带着作者的忧虑和无奈。方鸿渐在归国途中，在鲍小姐的追求和引诱下，与她一起“勾搭”。在苏小姐、方鸿渐、唐晓芙的错位追逐中，终难成眷属，最后，被精明的孙柔嘉擒拿到手。开始，方鸿渐以为孙柔嘉只是个女孩子，事事都要请教自己。待到订婚时才发觉，她温柔外表下有着“专横的意志和多疑善妒的敏感”，“不但很有主见，而且主见很牢固”。所以订婚一个月，方鸿渐“仿佛有了女主人”。结婚之际经赵辛媚提醒，方才警醒。此时，却已深陷“围城”。从此，他们二人陷入传统的琐碎缠绕的日常生活。孙柔嘉日益成为方鸿渐的暴君。方鸿渐最后与孙柔嘉决裂，准备到重庆去，而重庆未必不是另一个“围城”。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围城”不仅象征了方鸿渐、赵辛楣等人在爱情、婚姻、事业上的追求、挣扎、幻灭、绝望的艰难生活历
程和矛盾心态，更象征了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人们总是摆脱不了外在束缚的境遇，蕴含着重大的社会意义和丰富的人生哲理。
《围城》讽刺不像其他作品那样直截了当，勇猛直前地同恶势力作战。钱钟书先在人生边上执笔欣然独笑、冷眼旁观。他游离于时代的漩涡之外。[4]（P24）《围城》这部篇幅不长的小说，在语言上的高深精致； 行文中的比喻句，处处妙语连珠；变异词语标新立异；文言文词与外来词语层出不穷。无论在人物的塑造上，还是文章寓意上，都极具讽刺性。它把现代主义思想与讽刺艺术有机地运用在一起，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创举。难怪被世人称为是现代的《儒林外史》。这就是它独特的讽刺艺术的魅力所在。
参考资料
[1] 钱钟书.《围城》[M].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
[2] 孔庆茂.《钱钟书与杨绛》[M].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7年3月第一版
[3] 龚刚.《钱钟书—爱智者的消遥》[M].北京出版社集团.文津出版社出版.2005年1月第一版
[4] 朱大可.《十大作家批判书》[M].陕西省师范大学出版，2004年第2版
[5]金志坚《围城的语言特色浅谈》[J].西南民族学院报1994年第4期
[6]兰玉英《围城的比喻谈》[J].西南民族学院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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