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帮鲁迅的第一任妻子
来源：学生作业帮助网 编辑：作业帮 时间：2024/09/24 13:26:12 字数作文
篇一：周作人至死相信鲁迅偷看其妻洗澡 贬称许广平为
周作人至死相信鲁迅偷看其妻洗澡 贬称许广平为“妾”
自1960—1966年辞世前，周作人给未曾谋面的香港朋友鲍耀明写了402封信，它们成了研究周作人晚年的思想、观点、情趣以及社会交往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鲍耀明致周作人的339封信，对研究晚年周作人也至关重要。这里不拟全面论述《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的丰富内容，只谈谈其中有关鲁迅的话题。
鲁迅崇拜之争
1962年5月8日，鲍耀明给周作人寄上了林语堂3月3日在香港发表的《追悼胡适之先生》一文，并作了摘录，有云：
“文章的风格和人品的风格是脱不了的。关于文章，适之先生是七分学者，三分文人，鲁迅是七分文人，三分学者。在人格上，适之是淡泊名利的一个人，有孔子最可爱的‘温温无所试’，可以仕、可以不仕的风格。适之不在乎青年的崇拜，鲁迅却非做得给青年崇拜不可”等语，似乎说得过火些，先生以为然否？
周作人在5月16日的复信中，做了这样的回答：
承示林语堂文，想系见于港版，其所言亦有一部分道理，胡博士亦非可全面抹杀的人，所云学者成分多，亦是实话，至说鲁迅文人成分多，又说非给青年崇拜不可，虽似不敬却也是实在的。盖说话捧人未免过火，若冷眼看人家缺点，往往谈言微中。现在人人捧鲁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相上看见，是在高高的台上，一人坐椅上，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那是他生前所谓思想界的权威的纸糊之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要恭维人不过火，即不至于献丑，实在是大不容易事。
抛开胡适不谈，周作人评鲁迅的上述文字，抵得上鲁迅杂文的一贯风格——尖锐泼辣。当时敢于如此谈论鲁迅者，实在不多见。虽系私信，亦属难得。即使在今天，它们也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这里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关于鲁迅本人的问题，即“文人成分多??非给青年崇拜不可”；二是鲁迅崇拜问题，即“现在人人捧鲁迅”；三是上海鲁迅墓上新立造像，究竟是“尊崇”还是“讽刺”的问题。这三个问题环环相扣，密不可分，也几乎灌注了兄弟失和后周作人对鲁迅的全部怨恨。
说鲁迅“文人成分多”一点不错，因为鲁迅虽然是一位学富五车的学者型作家，也写有《中国小说史略》那样大部头的学术著作，但他毕竟是一位作家和诗人，即所谓的“文人”。然而，“文人”就“非给青年崇拜”吗？显然不是，没有这样的逻辑。周作人也是文人，我们似乎并未觉得他“非给青年崇拜不可”。表面上，周作人是在引林语堂的话，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的心声。20世纪30年代，他一再攻击鲁迅热衷于“接受崇拜”，热衷于当左翼文坛首领，并讽刺他“挑着一副担子，前面是一筐子马克思，后面一口袋尼采”。这里的攻击，可以说正是重复了当年的那些老话。回头再看他对鲁迅塑像的批评，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当周作人写信时，鲁迅塑像在全国仅上海一家，“别无分店”。这是为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所树，怎能说是对鲁迅的“个人崇拜”？又怎能说是对鲁迅的“讽刺”？周作人对鲁迅塑像这么反感，对人民崇敬、热爱鲁迅这么反感，就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鲁迅对中华民
族（包括中国文学）的真价值。
“青年必读书”之争
在谈到“青年必读书”问题时，周作人对鲍耀明说：
“必读书”的鲁迅答案，实乃他的“高调”——不必读书——这说得不好听一点，他好立异鸣高，故意的与别人拗一调，他另外有给朋友的儿子开的书目，却是十分简要的。
周作人在“必读书”问题上这样回答年轻朋友，简直可以说是误人子弟。甚至可以说是在有意歪曲事实真相。众所周知，鲁迅对“青年必读书”的答卷是“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但在“附注”一栏，他却写道：
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了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收入《华盖集》，《鲁迅全集》第3卷）
言之凿凿，态度十分鲜明。鲁迅所以要“拗一调”，不像其他人那样开列一大串书目，正是因为他不希望当时的青年们沉溺在书目中，钻进研究室，做成书呆子，而忘记了国家的积弱、民族的灾难、人民的痛苦。鲁迅的这种态度是一贯的，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他力主青年要走出书斋，去革新、革命，冲决旧的网罗，创建新的中国，也就是“附注”所说的“行”大于“言”。鲁迅的这一态度光明磊落，无可指责。而且可以说，这比其他任何答卷都高明，也更具说服力和警醒力。这才是鲁迅风格，这才是鲁迅精神——他始终认为救国比念书更当紧、更重要。何况，他要大家多读那些关心现实的外国书，少读甚至不读那些消弭斗志、让人远离现实的中国书呢！至于他开给友人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的那份书单，是因为许世瑛在大学念中文系，和一般的社会青年或一般的中学生不太一样，所以要因材施教。
周作人由“必读书”答卷又谈到了关于“少谈主义，多谈问题”的论争。他说：
那时反对的方面记得有李大钊，而他（指鲁迅）并不参加。后来说他曾反对胡适等有功，与李大钊并重，这也是追加的神话罢了。陆放翁说：“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就是那么的一回事。
事实上，鲁迅确乎未像李大钊那样，写文章批评过胡适“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的主张。后来有些新文学史说他在此论争中功绩“与李大钊并重”，这显然不对。周作人称之为“追
加的神话”是对的。因为这种“追加的神话”不实事求是，甚至歪曲历史。其实，这对鲁迅也是帮倒忙，即使鲁迅未写文章批评胡适的这一主张，他就不伟大了吗？何况历史也清楚地表明：鲁迅一直不赞成胡适的这一主张，也一直支持李大钊的批评意见。不承认或有意忽略这一点，也是不应该的。周作人反对“追加的神话”虽好，但有意隐瞒历史的真相就不对了。很遗憾，周作人虽然提供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等几本有价值、难得的史料性著作，但在现代思想史、文学史的具体问题上，周作人便往往不能保持一颗平常心，他对鲁迅的积怨便要力透纸背了——当然，这也正是周作人之所以为周作人之处。
许广平及其《鲁迅回忆录》之争
在与鲍耀明的通信中，周作人错得不能再错的是他对鲁迅遗孀许广平女士的攻击。周作人一直反对鲁迅与许广平结合，而且一再说鲁迅抛弃前妻朱安，喜新厌旧，讨许广平作“妾”。在予鲍耀明的信中，他又重弹许广平乃鲁迅“妾”的老调。谈到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时，他写道：
她系女师大学生，一直以师弟名义通信，不曾有过意见，其所以对我有不满者殆因迁怒之故。内人因同情于前夫人（朱安），对于某女士（许广平）常有不敬之辞??传闻到了对方，则为大侮辱矣，其生气也可以说是难怪也。来书（鲍耀明信）评为妇人之见，可以说是能洞见此中症结者也。
这就借赞许不明真相的鲍耀明之机，重复了对鲁迅、许广平婚姻生活的无端攻击。
许广平的《回忆录》中，有很多真实、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也大致写出了鲁迅晚年的思想、事业及音容笑貌，这是必须肯定的。《回忆录》中有关“二周失和”的章节，较忠实地追忆了鲁迅对此事的一贯态度和观点，也较忠实于事情的原貌。即使许广平的叙述语气较尖锐、气愤，也是和“泼妇骂街”（鲍耀明语）不可同日而语的。
应该指出的是，鲍耀明对《回忆录》的“一棍子打死”，不只代表他一个人的意见，也参考了港台某些学者的文章。在他1962年4月26日致周作人的信中，便转述了一篇发表在港版某副刊上的文章《许广平与〈鲁迅回忆录〉》。文章对许广平及其《回忆录》正是彻底否定的。对于一个学术问题，肯定或否定它都是正常的，是可以争论下去的，但态度却必须是客观冷静、实事求是、不偏不倚的，否则很难得出科学结论。
《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中还收录了一些周作人日记，甚有参考价值。下面是1966年5月23日的一段日记：
下午偶阅许氏所作回想录第四章，记鲁迅事，意外的述原信中语云，请以后不要进后边院子里来，关于此事，雅不欲谈，乃许氏自愿一再发表，由此一语，略可推测全事矣，妾妇浅见，亦可哀也。昔记回想，但以不辩解为辞，今知亦可不必耳。
这是“二周失和”四十多年后周作人对此事的第一次正面表态，显然，他仍然坚持许寿裳、章川岛等人早已驳斥的“鲁迅窥羽太信子之浴说”。其实，即使他当年听信妻子的谗言，四
十多年后怎么还会这样将错就错呢？尤为让人吃惊的是，他再次骂许女士为“妾妇”，简直是咬牙切齿，真不知他一贯倡导的“嘉孺子而哀妇人”的精神都到哪里去了？
篇二：论鲁迅的婚姻与爱情
论鲁迅的婚姻与爱情
文学院09级3班 王娟 2009012888
【摘要】鲁迅一生中有过两个妻子——朱安和许广平。在世人眼中，朱安代表的
是封建婚姻的结果，许广平代表的则是自由追求爱情的升华。随着人们思想的开
放，鲁迅的婚姻与爱情越来越得到公正的评价，朱安被从禁区中解放出来，为人
所同情，而许广平做的也不尽然都是正确的。
【关键词】朱安 许广平 婚姻与爱情
鲁迅作为五四时期摇旗呐喊着反抗封建礼教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现代中国
的民族魂，他的深刻思想影响、“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深
刻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鲁迅除了作品和思想被世人推崇之外，他的婚姻和爱情也受到了广泛的注
目。因为了解一个作家的经历——尤其是对感情上产生强大波动的经历——有利
于研究在其作品中的体现。而鲁迅的爱情之路又是坎坷的，值得人深思的。
鲁迅一生中有两个妻子，一个是背后的朱安，一个身边的许广平。
一．背后的女人朱安
朱安是鲁迅的第一任妻子，她和鲁迅的关系很不好是大家都知道的。在25
岁的鲁迅还在日本求学时，被母亲以重病为借口骗回家中，逼迫他和一个名叫朱
安的女人为婚。朱安和旧中国大多数被封建礼教培育出来的女子一样：脾气和顺，
会做针线，会做饭，不识字，小脚。这些特点在当时封建思想的人们看来，应该
是一个非常适合做妻子的人。但是鲁迅是个受解放个性的新思想影响很深的人，
他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忍受这样一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呢？但鲁迅是孝
子，他不愿违背母亲的心愿，所以只能只能牺牲掉个人的意志，娶了这个年长鲁
迅三岁，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女人。在完婚的第二天，鲁迅没有按老规矩去祠
堂，晚上，他也没有和朱安同床，而是独自睡进了书房。第三天，他就抛下新婚
的妻子去日本了。41年的婚姻荒漠的悲剧就此展开。
1925年春天，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领袖之一许广平开始频繁来访于鲁
迅家中。后来她和鲁迅的通信和交往愈来愈热切。1928年，鲁迅和许广平在上
海开始同居。1930年，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海婴出生。1947年，她病危临终前，
身边无一人陪伴。死后，许广平未能遵循她葬在鲁迅身边的遗愿，将她下葬在婆
婆鲁瑞的墓旁，没有墓碑，坟上没有任何标记。在这个世界上度过的69个春秋
的女人，这个站在鲁迅背后、被鲁迅的耀眼光芒所掩盖的黯淡星光，就这样被众
人忽视了。
朱安是可怜的。“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
我所不知道的”，就像鲁迅所说，他和她只有夫妻之名，而不行夫妻之实。两人
在婚后形同陌路，她不是在丈夫身边，而是在婆婆身边孤寂地度过了13 个年头。
朱安又是可悲的。她十分关心许广平和周海婴，尤其是对海婴有着慈母一般
的关怀，让海婴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也充满了感激之情。这一方面表现了她的
善良和柔顺的性格，不争风吃醋而是息事宁人；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她对于自身命
运的不反抗和逆来顺受，体现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摧残。也许在她心中，鲁迅和
许广平的关系并不是该受到谴责的，因为在那个社会，三妻四妾也是一件较为平
常的事情。她曾写信给鲁迅建议他纳妾，虽然遭到了鲁迅的反感和反对，但从中
看出了她确实是一个典型封建婚姻包办的牺牲品。作为一个旧时代没有文化的女
人，在这场婚姻中，她一开始就处于最被动的地位。
二．身边的女人许广平
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兼课的时候，他的品德和学识深受同学景仰。而许广平
也是其中之一。在许广平和刘和珍等因学生运动受到校方迫害，鲁迅的全力支持
使许广平对其更为崇敬，而联系也就更加密切。据统计，从1925年3月到7月
之间，鲁迅与许广平通信四十余封。在这四十余封信中，两人探讨着人生和社会
的意义，探讨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这使得志同道合的他们最终碰撞出了爱情的
火花。
鲁迅为了能和许广平在一起，为以后的生活打下基础，他于1926年8月离开
北京，分别到厦门和广州任教。两人分处两地，饱尝相思之苦，于是信件成为寄
托他们情谊的承载物，这也就是《两地书》的来源。从《两地书》中我们可以清
楚地看到鲁迅和许广平对于真爱的执着追求和热烈回应，纪念着他们相濡以沫的
爱情。
许广平无微不至地照料着鲁迅的生活起居，尽着一个妻子的责任。更可贵的
是，她不仅是鲁迅生活上的伴侣，更是其工作上、精神上的伴侣。作为一个受新
文化影响颇深的进步青年，她帮鲁迅查找资料，整理鲁迅手稿，对鲁迅的观点提
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这都是朱安无法相比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鲁迅和许广平之间的感情是从师生开始的，而且结婚
许广平也常问鲁迅“我为什么总觉得你还是我的先生，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鲁
迅的光辉思想和高尚的品格吸引了追求光明和真理的学生许广平，但是抛开这种 崇敬之情，两人之间的属于真正普通夫妻之间平等的关爱却是较一般人来说要少
的。
和鲁迅有关的两个妻子，一个“旧”，一个“新”；一个终生受到了冷落，
一个赢得了鲁迅的爱。
站在朱安的角度，会同情朱安，认为鲁迅和许广平只顾自己的愉悦，没有顾
忌到朱安的痛苦。站在许广平的角度，会觉得鲁迅和许广平敢于忍受世俗的讽刺
和反对，是勇于冲破樊笼追求真爱的体现。或许，所有的人都没有过错，错的是
那个时代。
【参考文献】
王吉鹏，柏朝霞，《从<两地书>看鲁迅许广平对真爱的呼唤》，盐城师范学院学
报，2010年2月第30卷第1期。
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 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孔慧怡，《字里行间：朱安的一生》，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01期。
段国超，《鲁迅与朱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03月
张义奇，《沉郁畅达的心灵之浴——<三人行——鲁迅与许广平、朱安>试析》，
当代文坛，1992年06期
篇三：鲁迅妻子朱安
鲁迅妻子朱安：一生欠安
(2015-08-25 21:58:41)
文/李梦霁
朱安，绍兴人，1906年奉母命嫁与周树人，1919年随夫定居北京，寄寓周作人处，1923年周氏兄弟决裂后被迫迁居。1926年周树人赴沪与许广平同居，朱安独守空房至1945年逝世。一生颠沛，未得善终。
1、我，就是朱安。
下花轿时，我掉了绣花鞋，是凶兆。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六，我的大喜之日。
五年后，我又见到他。嶙峋得清冷，而倨傲。
月色凄寒。
盖头久久没掀，灯花大抵瘦了，他坐在太师椅上，翻书，不语。我瞥见墙角的一只蜗牛，一点点向上爬，很慢，仿佛时间。
五年前，父母之命，我便成了周家的媳妇，年底完婚。他是江南水师学堂的学生，书香门第，祖父是京官，犯了错，锒铛入狱，家道也便中落。我家为商，我长他三岁，似是一桩好姻缘。
成亲在即，他却要留洋日本，耽搁婚期。临别，我随周家人送行。他对我说，“你名朱安，家有一女，即是安。”周家无女，从那时起，我就自认是周家的人。让他安心，让家安宁，是我毕生所愿。
我等了五年。等待有朝一日，一路笙歌，他来娶我。
可是，他迟迟不归，杳无音信。
听娘娘（绍兴话，即婆婆，下同）和亲戚说，他成了新派青年，嘱我放脚，进学堂。我四岁缠足，母亲言，好人家的女子都是三寸金莲，大脚丑陋鄙俗，不成体统。今我二十有余，又谈放脚，徒遗笑柄。自古迄今，女子无才便是德，身为女人，开枝散叶，打理家务才是分内之事，读书识字非正业。朱家传统，容不得我挑战。说到底，我不过是个小女子，旧时代的小女子。我唯一能做的，便是婚礼时往大如船的鞋里塞棉花，没承想，下轿时竟掉了，欲盖弥彰。
墙角蜗牛仍在奋力上爬，夜缓缓地淡了。我想起那年渡口，他对我说，家有一女即是安。彼时的他，举手投足都是文弱书生气，不似如今，棱角分明。我心内有点憎恨起日本来，是日本之行让他改变。我预感到世道变了，只是不知新世道，容不容得下一个我。
洞房花烛夜，彼此默然的一夜。一沉默，就是一辈子。
三天后，他再度离家，去日本了。
2、宣统三年，也就是一九一一年，满清垮台。
我的婚姻，已经走过第五个年头。
先生回国两年来，先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中学堂当教员，现在是绍兴师范学校校长。他从不归家过夜，偶尔行色匆匆地回来，怀抱许多书，我看不懂。他和娘娘说话，说“国民革命”、“中华民国”，大抵是些国事，知我不懂，便不对我说。我沉默地听，寂静地看，他时而激昂，时而悲愤的模样，我很喜欢。他是做大事的人。
我出街，街头巷尾的茶馆都是“革命”的说法，人们好像与从前不大一样。像先生般不束辫的男人多起来，女人也渐渐不裹脚，天下乱了。先生似乎小有名气，路过酒肆药铺，常听闻“周树人”云尔。我是骄傲的，因我是周树人之妻。我亦是疼痛的，守着有名无实的婚姻，枯了华年。
先生是摩登人物，对这新气象，自然是喜悦的。我却是个旧人。贴着“包办婚姻”，迈着三寸金莲，被风
云突变的世道裹挟着，颤巍巍地撞进新时代，往哪里走，我不知道。
晌午，我回娘家。
先生去北平了，我不识字，托小弟写封信。
先生树人：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望纳妾。
妻朱安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
先生未复，听说动了怒，说我不可理喻，不可救药。
正如下花轿时掉鞋，在他面前，我如履薄冰，却总是弄巧成拙。我是爱他的，甚至允许他纳妾，可他不懂。只有娘娘疼惜我，打理周家上下多年，我不像周家媳妇，更似周家女儿。一九一九年，先生为了事业举家北上赴京，我于是离了这江南水乡，离了娘家。一别，竟是一世。
篇四：细说鲁迅前妻朱安
细说鲁迅前妻朱安
2006-3-17 8:00:00 孔慧怡 来源：中外书摘
前 奏
朱安和旧中国很多中上家庭的女子一
样，从小被教养成一个切合传统要求的典型：
脾气和顺，会做针线，擅长烹饪，不识字，
小脚。这样的女性本来是不会引起公众注意
的，但中年以后的朱安却曾是记者争相采访
的对象，她一九四七年去世时报上也有报道。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原因很简单：旧
式女性在死后留名，十居其九是因为与她们
有关联的男人，而在朱安来说，这个男人是
她的丈夫周树人，笔名鲁迅。
朱安还在世的时候，鲁迅和他身边的人视她为一份无法推辞的馈赠，是他苦恼的来源。朱安死后几十年，国人把她的丈夫放在文学殿堂最崇高的位置，而她的名字和存在则成了禁区，直到近十多年才渐渐解禁。
早年生活
清朝光绪四年（公元一八七八年），绍兴城一户姓朱的商人家中添了个女孩，取名为”安“。她虽然生于王朝的末世，但在那个年代，富裕的府城如绍兴仍然相信，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制度是惟一可靠而又可行的。
尽管女孩子没有机会经历拜师入学这一道人生分水岭，却另有一份仪式等候着她们。朱安四五岁的时候，有一天被带进一个小房间，大人让她脱了鞋袜，把脚浸在一盆暖水中。过了一会儿，她的妈妈和两个女佣人或亲戚把她按住，拿出特别编制的长棉布条，
把她的四只脚趾向脚底屈折，用湿布条一层一层地裹起来，接着又把她的脚跟拚命往前
拉，这样就裹成了“三寸金莲”的雏形。朱安痛得尖叫起来，但随着她的哭声是母亲的训诲：所有好人家的女孩都得缠足。她只要看看妈妈和家中其他女人，就知道这是事实，没有一个是例外的。
订 亲
一八九九年，通过亲戚的斡旋，朱安的婚姻前景似乎明朗了起来；当时她已是个二十一岁的“老姑娘”了。议婚的对象是一名周姓前任官员的长孙。这位周老爷当过京官，后来因为科场贿赂而锒铛入狱，家道中落。他的长孙十八岁，在南京一间新派学堂念书。绍兴传统以妻子比丈夫大两三岁为佳，所以两人算是相当匹配，惟一的缺憾是周家经济颇为拮据。但毕竟他们在绍兴还算是户体面人家，对“老姑娘”朱安来说，这可能是最理想的安排了。
一九○一年似乎是他们成亲的好时间，因为绍兴惯例婚礼多半在冬季举行，而朱安的未婚夫又将在同年年底毕业，算得上双喜临门。不料就在这个时候，周树人拿到赴日本留学的奖学金，因此朱家想看到女儿成家的希望又落空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当然也愿意未来女婿出洋留学，因为朱安的未婚夫身份提高了，对她也是一份光荣。
周树人在一九○二年三月离开中国，除了两次短暂回家外，在日本一直逗留到一九○九年。他如此一去不归，实在令朱家忧心忡忡。而他赴日后不久，通过他母亲向朱家提出一项要求，更教他们增添了忧虑：周树人要朱安放脚，然后进学堂读书。对思想保守的朱家来说，这实在吓了他们一跳。但这为朱安的婚事蒙上了一层阴影。虽然周老太太对未来媳妇很满意，但谁也不能预料留学在外的激进青年会采取什么行动。一九○三年周树人回家探亲，身穿西服，辫子已剪了，这似乎都不是好征兆。不过他始终没有提出要退婚，虽然周家也没有安排把朱安迎娶过门。
成 婚
绍兴有句谚语：“养女不过二十六。”周家体会到拖延婚事实在于理不合，终于定下成婚的日子：一九○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新郎会从日本专程回家。但朱安不知道的是，他会接到虚报母亲急病的电报，被骗回来。周家到底有没有想过，如果鲁迅不归，又怎
么办呢？其实这也不是个难题：找人代替新郎拜堂本来就是惯用的招数。
朱安除了做出一般准备外，也没有忘记新郎对小脚的厌恶，因此造了一双大脚绣花鞋，鞋头填满了棉花，好在婚礼上穿。朱安穿上这双鞋，到底有何感想呢？二十多年来，大家不断告诉她没有男人会娶一个大脚妻子。世界真的变了。
虽说新郎是个放洋留学的新人物，但婚礼还是依照传统风俗进行，大红花轿、媒婆、吹打乐手和陪嫁娘一个不少。新郎穿着传统礼服，甚至装上假辫，这一切是否可以让朱安定下心来呢？假如她希望有个好兆头，现实却适得其反：她一脚踏出花轿的时候，一只鞋松脱了，揭露了伪装。绍兴风俗认为新娘掉了鞋是个不吉的兆头。捱过了婚礼的繁文缛节，朱安终于进入洞房，坐在床上。四周一片静寂，只听到翻书的声音。朱安坐着呆等，因为新娘是不能首先开口说话的，而新郎决定了不理睬她。
婚姻生活
婚后第二天，朱安按照传统由新郎陪伴着回门，也到了周家的祠堂拜祭祖先。虽然他们没有圆房，但完成了婚礼所有的仪式，因此他们的婚姻作为一份社会契约是完整的。不过假如朱安希望新郎对她的态度会改善，她很快就失望了：婚后第二个晚上，她的丈夫睡到母亲房间里去，三天后他就离开绍兴，回到日本。
朱家的“安姑娘”离开了富裕的娘家，变成景况拮据的周家媳妇。作为小安的媳妇，她有两份职责，一是延续香火，二是操持家务，她既然无法完成第一项，就全心全意投入第二项里。既然她是小辈中惟一的媳妇，家务的担子自然不轻，而大家也认为她是个称职的主妇。大家族三代同堂的生活方式对朱安来说是个熟悉的环境，她性格和顺，与人相处并不困难，婆婆鲁瑞对她十分喜爱。
一九○九年夏季，朱安似乎看到一点光明，因为她的丈夫终于决定回国了。周树人回国主要是为了经济问题：周家实在需要一份稳定的收入，而他作为长孙，总得挑起这担子。不过鲁瑞自然也希望借此让儿子和媳妇重聚。周树人在杭州找到一份教职，本来有不少机会回家，但他并不如此，而每次短暂的逗留，也不和朱安说话，更不进她的房间。一九一○年夏天，情况变得更坏了。鲁迅回到绍兴教书，学堂离家不过几十分钟路程，而他决定住在学校。
但与此同时，朱安也感到她熟悉的世界正在改变。一九一一年，她的小叔子周作人带着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回到绍兴，朱安一辈子头一次接触外国人，头一次体会到丈夫进出自如的另一个世界。作人和信子是经过自由恋爱而结合的，这一点也让朱安感受到，她从小奉为金科玉律的礼教传统，已经权威大减了。
这时外间世界正经历一场巨变：一九一一年十月，满清王朝崩溃了。中华民国成立不久，周树人得到一份教育部的工作。虽然他因此又要离家远去，但这对周家来说却是件喜事，因为树人成为中央政府的官员，在复兴家业方面迈进了一步。他在一九一二年二月往南京赴任，同年五月与教育部一起迁往北京。男人因为经商或做官而居于外地，是绍兴常见的模式，因此树人离家反而减轻了朱安承受的痛苦和压力。
这时朱安有一块心头大石：她已近中年，无儿无女，不管作为主妇如何称职，作为周家的媳妇却未完成任务。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她回娘家探亲时写了一封信给在北京的丈夫，建议他纳妾，一来生活有人照应，二来也希望能生下一男半女。虽说朱安的建议在当时是个社会常规，但她发出这封信也真要鼓足勇气，而且信中提到的既是私人事，她还请自己的兄弟帮忙写信。可是信到了北京，只引起周树人更强的反感，除了在日记中斥之为“颇谬”，就没有回信。事实上，朱安和丈夫婚后长期分隔两地，从没有直接通信，所有消息都只在母子来往信件中转达。虽说这在当时传统家庭是正常现象，但周树人此时却和弟妇羽太信子有频密的书信往还。对朱安来说，她熟悉的世界出现了一个断层，让她觉得愈来愈难以理解。
一九一九年鲁迅决定举家移居北京时，朱安的去留并不是个疑问：她作为周家一份子地位是巩固的。她知道这次北上，和娘家可能再无后会之期，所以与寡母、兄弟、弟媳和侄子合照留念。离开绍兴当天，她的胞妹在码头送行。
北京生活
朱安到了北京，就要面对新生活，但要建立起新的生活方式对她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她在这个地方连语言也说不通，而离开了大家族的支持，在周家兄弟
同住的环境里，她变得孤立无援。主持北京八道湾家务的是羽太信子，和绍兴相比，北京为一个日本女人提供很多机会和社会关系。在朱安的生活里，鲁瑞是惟一不变的一环。
迁居北京后，朱安才第一次接触到丈夫的工作、生活，虽然只能旁观，但她也明白鲁迅已是个颇有名气的人物。一九一二年周树人到北京时只是个政府小官员，但一九一九年他已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分子，家中访客川流不息。在这个新世界，朱安是个外人，虽然年轻人称她为“师母”，但他们都知道鲁迅和她的实际婚姻关系。虽然这样，鲁迅和他的朋友、弟子对朱安仍算很客气，除了婆婆对自己的喜爱外，这是朱安惟一的安慰。虽然她知道自己无足轻重，但这个家庭始终有她的一个席位。
朱安这份安全感终于毁于一夜之间。一九二三年七月，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决裂，鲁迅被迫迁出八道湾。周家的家庭组织破裂，朱安的位置也动摇了：鲁迅给她两个选择，一是留在八道湾，一是回绍兴娘家。这两个选择其实都只会把朱安逼上绝路。兄弟二人既已互不相容，周作人凭什么要让大嫂住在自己家中呢？假如朱安回到绍兴，就成了不容于夫家的弃妇，以后日子就很难过了。朱安提出另一条出路：鲁迅迁居后总要有人照应生活，她愿意负起这份责任。对自己的婚姻，朱安再没有太大的幻想，但在当时的社会，一个旧式女人离开丈夫是极不名誉的事，这一点鲁迅也了解。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日，鲁迅和朱安迁进砖塔胡同一家绍兴同乡的房子暂住。几个星期后，鲁迅肺病发作，病情严重，只能食流质食物。接下来一个多月，朱安竭尽所能地照顾丈夫。她当然感到忧心，但这也是她非常珍惜的一段时日，因为经过了十七年的婚姻，她终于有机会和丈夫单独相处，成了他身边惟一照顾他的人。鲁迅卧病一个多月，不会看不出朱安对他的悉心照料。虽然两人仍然分房而居，但鲁迅日间用朱安的卧室作为书房，也算是打破了过去楚河汉界式的生活。朱安渴望能进入鲁迅的世界，但又怕惹他反感，所以一切都小心翼翼。鲁迅曾经教同屋的余家姐妹做运动，朱安不敢在丈夫面前加入，但两个女孩独自练习时，她就站在后面跟着做动作，因为她想孩子们总不会挑剔她。但她错了：两个女孩看见她吃力地摆动小脚，在旁窃笑。
一九二四年五月底，鲁迅和朱安搬进鲁迅买来的西三条小四合院，和鲁瑞同住。一切又回到旧模式，朱安每天做完家务后，坐在婆婆身边，抽几口水烟，听他们母子闲话家常。虽然家里有佣人，但朱安仍然亲自下厨，除了因为鲁瑞喜欢
篇五：鲁迅的婚姻中的自由思想与情感生活
浅论鲁迅婚姻中的自由思想与情感 对于鲁迅先生个人及其作品的研究，从上个世纪开始就形成了一股大潮。尤其是从改革开放后的上个世纪末开始到新世纪的现在，我们当代学者的鲁学研究更是日新月异，不断有新的论点和成果出现。虽然上世纪末受文艺界“断裂”行为的影响，对鲁迅的一些解构和评价有一些歪曲，但他的客观存在和历史原貌是无法改变的。鲁迅的思想非常的广泛，非常的深刻，散见在他的900多篇杂文和许多散文小说以及诗歌的著作中。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韧的战斗精神已经牢牢的为历史所记载。而我，将从鲁迅先生的婚姻生活入手，浅显的分析下在日常生活中鲁迅的自由思想和情感是怎样体现的。
众所周知，鲁迅先生的第一任妻子是朱安女士。１９０６年，远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在母亲的反复催促下，终于不很情愿的启程回国，被迫与朱安女士结婚。朱安女士不识字，是小脚，贤惠，体贴，懂得封建社会关于女人三从四德的所有礼仪。但是，这不是鲁迅先生想要的。先生在日本留学，志向是启迪民智，破除封建礼仪的枷锁，倡导新的婚姻观、道德观。自然万分的排斥这种封建旧礼的婚姻形式和对象。但迫于母亲以及族人的软硬兼施，最终不得已与其结婚。但，这只是形式上的。整个成亲过程，先生都如木偶般的做着该做的流程和动作。他戴着假辫子，穿着新礼服，机械的行走着，没有一丝微笑。先生家的一个仆人回忆道：婚礼的当天晚上，鲁迅彻夜未眠。朱安数次小心地说：“睡吧。”
鲁迅一个字也没有回答。
在第二天晚上就寝的时候，朱安铺好被褥等待先生就寝，先生愤而将被子扔出屋外，去母亲屋中看书，後半夜睡在母亲屋中的一张床上。
第三天晚上鲁迅仍在母亲屋中。
第四天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及几个朋友启程东渡日本，这一走就是三年。
作为新思想新道德的传播者和领导者，鲁迅的痛苦无疑是绝望性的，这种痛苦影响了他今后的思想和生活，而朱安的痛苦绝不亚于鲁迅。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没有文化的女人，在这婚姻中，她从一开始就处于最为被动的地位。
在日后的三十年，鲁迅几乎不曾与朱安讲话，更不要说与其共寝了。这让先生一生受人诟病，痛苦不已，更让朱安女士痛苦了一生，孤独了一生。
是什么，造成了一个伟人婚姻的悲剧，是什么造成了伟人妻子的悲剧呢？我们讲，这是封建社会造成的悲剧。也许你要问，既然已结婚为何不正式的接受，至少应给朱安留有子嗣，为何让其孤独一生，最后悲凉的死去？鲁迅曾受过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知道反对封建包办婚姻，怎么就不知道给他人尊重？自己逃出了这个圈，却让一个弱女子深受其害！
话说回来，正是先生的自由思想，正是朱安及周家的旧封建思想，才造成了这样的悲剧。先生用他的一生在抗拒封建吃人的传统，却牺牲了一个善良淳朴的朱安。这是新的自由思想和封建道德在实践者身
上的一次激烈的交锋。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自由思想是他一生不懈的追求,也是构成他的思想的主要内核.这在鲁迅的杂文中得以最鲜明的凸现.丛鲁迅杂文的文本入手,不难看出鲁迅的自由思想的核心是个性自由.他先是主张"任个人"的极端个性解放,后倡导"个人的自大"的个性自由.基于个性自由的思想基础,他不但抨击压制个性自由的封建礼教,而且极为警惕奴化,有极强的维护个性自由、思想独立的高度自觉性.身为一个自由思想的践行者和传播者，一边要忧国忧民的奔走斗争，一边要忍受没有爱情的婚姻以及内心深处人性的愧疚之感。这样终其一生，是何等的痛苦与悲哀。
你或许要问，既然不爱，何不干脆休了朱安，不论旧社会的休妻，新社会的离婚，都合情合理。何必如此做作，伤害朱安一生?那好，我们想想，在那个时期，朱安已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女子，在旧社会就是“老姑娘”，要是休了她
己的原则去跟朱安发生性关系来解决生理需求，而是一直隐忍着苦痛与内心的寂寞为中国革命事业奔走。从这点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先生是一个思想人格和品质都极为高尚的人。由此我们也可深刻感受到先生内心的挣扎和苦痛。人性与思想的纠结，婚姻与生活的痛苦和折磨让这位伟人饱受沧桑。
《鲁迅的呐喊与彷徨》又叫《飞扬与落寞》中写“朱安做的饭菜鲁迅不想吃，但母亲就在身边，不便发作。朱安缝的衣服，鲁迅不想穿，他把它扔到院子里。夜晚就寝，朱安铺好被褥等着鲁迅，鲁迅大发脾气，闹到要把床拆掉，最后还是分居。”而后边紧接着写“鲁迅与朱安一面是没有爱情的婚姻，一面又都替对方着想，，鲁迅尊重朱安的人格，朱安信赖鲁迅的为人，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维持了三十年” 。朱安被封建裹住了脚，也裹住了思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是朱安永久的信条吧。此书也说了朱安的懂规矩和性情好。为了讨好鲁迅，她也做了种种努力。朱安曾绝望的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的服侍他，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点往上爬，总会爬到顶的。”这一切都说明了朱安的坚持。面对这一道墙，她选择了向上爬，接受这一漫长的过程。
爱情婚姻的三十年，不是封建礼教的束缚的朱安在维持又是谁？但这种婚姻无疑是封建礼教建造的地狱，朱安在其中渐渐死去，先生也痛苦不堪的走完了并不长久的一生。
而与此等悲剧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先生与许广平女士的结合。先生大许广平十八岁。在大学任教期间是许广平的老师，平时是许广平的朋友以及战友。许广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个崭新的不受封建礼教束缚的新知识女性，她逃过婚，自主谈过恋爱，进过新式学堂，学有最先进的知识文化和思想。在文化战线上，又师从于鲁迅先生，奔走在思想文化革命的最前沿，并且在日复一日的交往中暗生情愫。他们两个志同道合，在同一个革命目标的指引下走到一起。就连正式恋爱，也是许广平女士主动提出的。这在那个时期似乎是不非凡的却又是可以理解的。个人生活极度孤独的鲁迅需要这样一位新知识女性去陪伴他照顾他支持他协助他。可想而知，在长达二十一年的有形却无性的婚姻中，先生承受着多么巨大的孤独感和痛苦。他为中国的觉醒而奔走战斗，个人生活却如此单调，凄惨。这不可谓不是一种悲剧。但是，与许广平的结合是鲁迅新生命的开始。在恋爱后，先生一气呵成了《伤逝》这一极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伟大作品。由于许广平的大力协助，先生后十年写作了大量文章，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精神财富，这也是他引为自豪的。鲁迅曾以感激的心情歌颂他与许广平的友谊：
十年携手共艰危，
以沫相濡亦可哀。
聊借画图怡倦眼，
字数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