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资治通鉴

篇一：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初字公实，更字君实，号迂夫，晚号迂叟，司马池之子。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原籍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他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历来受人景仰。

司马光一生诚信，应该也是受父亲的诚实教育的影响，大概在五、六岁时，有一次，他要给胡桃去皮，他不会做，姊姊想帮他，也去不掉，姊姊就先行离开了，後来一位婢女用热汤替他顺利将胡核去皮，等姐姐回来，便问：“谁帮你做的？”他欺骗姊姊是自己做的，父亲便训斥他：“小子怎敢说谎。”司马光从此不敢说谎，年长之後，还把这件事，写到纸上，策励自己，一直到死，没有说过谎言。邵雍的儿子邵伯温还看过这张纸。清人陈宏谋说：“司马光一生以至诚为主，以不欺为本。”後人对司马光盖棺论定之语，也是一个“诚”字。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 司马光立志编撰《通志》，作为统治者的借鉴。治平三年（1066）撰成战国迄秦的《通志》八卷上进宋英宗，英宗命设局续修，并供给费用，增补人员。宋神宗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写序。

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行新政，他竭力反对，与王安石在帝前争论，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熙宁三年（1070），自请离京，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现陕西省西安市），熙宁四年（1071），他判西京御史台，力荐德才兼备太常寺卿黄中庸为侍中兼枢密副使。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3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

司马光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时，居所极简陋，於是另辟一地下室，读书其间。当时大臣王拱辰亦居洛阳，宅第非常豪奢，中堂建屋三层，最上一层称朝天阁，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传说他在编资治通鉴的时候，为了节约时间，特意做了一个警枕，其实就是一根圆木，这样晚上读书读累了才睡觉，睡觉的时候只要一翻身，圆木就会滚动，自己也就醒了，可以继续读书写作。这样历经十余年，资治通鉴才成书。

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

《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末年赵匡胤（宋太祖）灭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

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

虽然对于资治通鉴中作者所宣扬的封建等级制度不赞成，对于司马光的很多保守的观点应该反对，但对于作者爱学习的态度和吃苦的精神还是很佩服，值得后世人效仿。

篇二：司马光及资治通鉴

司马光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告成。《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官修编年体通史，是“正史”的代表作。该书以时间为“纲”，以事件为“目”，纲举则目张，时索则事叙。

篇三：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思想局限

《资治通鉴·第一卷》阅读札记

——谈司马光的思想局限性

配合着译文，终于坚持看完了资治通鉴的第一卷。

第一卷从三家分晋开始，直至司马迁对魏惠王的评价而结束。其中详实地记述了春秋时代的历史，也在评语中将作者自身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立场展露无疑。 在“司马光曰”中，我们可以充分看出司马光的思想局限性，他有一种维持现状的固执。他强调正名主义，具体的说：“曾经是什么，就永远是什么。”赵、魏、韩三大家族，瓜分晋国，司马光认为，如果周国王不加封爵，他们自称为封国国君的话，那就是叛逆，遇到像齐桓公或晋文公这样的人，就会兴兵讨伐。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楚王自立为王，而且跟齐桓公、晋文公同一个时代，却依旧无人敢动？封国林立下的国君们，他们自己互相攻打，大国兼并小国，强国欺凌弱国，从没有人因为谁是国王加封过的“圣贤的后裔”而饶了对方的。哪里会因为赵、魏、韩是国王加封的而没人敢碰？事实上，就在加封后的第二年，秦国就攻击了魏国。 再者，司马光反对改革。他主张已有的法律法规不可改变，可是历史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正如商鞅变法促进了秦国的强盛，改革是历史的必然，没有一套法度可以适应于永远。司马光所处的时代也是如此，王安石的改革也许不完美，但却是有效的治国之法，只可惜以失败告终。

另外，司马光还认为，周王国所以残存，因为他们遵守名分。但在我看来，

导致周王朝存留的原因则是因为诸侯互相制衡，没有一家独大，大家以尊王为借口排除敌国，周王只是被利用的口号而已。因此，一旦有国家打破平衡，周王朝就会走向灭亡。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责怪司马光，毕竟是时代，是他身处的环境，是他从小接受的文化影响了他的判断。也许他不是非常优秀的政治家，但他却是最优秀的史学家。今天，我们看《资治通鉴》，更应该感谢他的付出和坚持，也应该从详实的历史记录中寻求符合现代社会的经验，从而服务与当代。

篇四：司马光和资治通鉴

本文档截取第二辑第一篇：司马光和资治通鉴

篇五：揭秘：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为何要躲在地洞中

揭秘：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为何要躲在地洞中

对于宋朝士大夫来说，苦读诗书的目的不仅仅是“书中自有颜如玉”，更重要的是“书中自有黄金屋”。当时的读书人，一旦金榜题名，谋得一官半职，获得丰厚的待遇后，便纷纷买房产，置豪宅。赵普宅、寇准宅、陈升之宅、蔡京宅、秦桧宅、王继先宅，均是雕栏玉砌、金碧辉煌、奢华如神仙洞府，成为了宋朝各个时间段的标志性建筑。

在地窖中编著《资治通鉴》

宋神宗时期的宣徽使王拱辰，花巨资在西京洛阳(今河南洛阳市)建了一座别墅，单中堂就建了三层，其亭台楼阁之多，奇花异草之盛，一时成为洛阳之冠。学者邵雍到王府做客，惊叹之余，赋诗《府尹王宣徽席上作》道：“留都三判主人翁，大第名园冠洛中。又喜一年春入手，万花香照酒巵红。”当时，与王拱辰同朝为官的司马光，也在洛阳居住。不过，王拱辰的宅子位于富人区，气宇轩昂，而司马光的宅子位于陋巷，低矮破败，仅能遮风避雨。司马光正在编著《资治通鉴》，夏天酷暑难当，便在房子下面挖了一个地下室，穴居期间，埋头著作，寒碜而又另类，被人讥为“穴处者”。

宋朝到宋神宗时期，已经经过了百余年的发展，承平日久，侈风渐起。司马光曾回忆说，数十年前，时任群牧判官的父亲司马池，每次招待同僚或朋友，酒是市场上随便买的，下酒菜仅限于肉酱、干肉、菜羹几样，水果仅止于梨、枣、柿之类，酒薄意尽，食少情深，主人没有压力和负担，客人也绝无鄙薄。而如今，则豪华相尚，俭陋相訾，酒若不是宫廷玉液，下酒菜若不是山珍海味，水果若不是琳琅满目，竟然羞于请客。士大夫万一要请客，往往提前数月准备，广寻佳酿，遍搜珍禽，准备足够充分之后，才敢发请柬。倘不如此，会被人家耻笑为小气，朋友也会渐行渐远，越来越少，最后门前冷落鞍马稀。 相对于日益奢侈的世风，“穴处者”司马光却一直固守底线，显得简朴、节约乃至吝啬。他性情淡泊，不喜奢华，并深深懂得“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卖掉薄田为妻子料理后事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人之常情。司马光也并非无情之人，看他的《西江月》：“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妆成，青烟翠雾罩轻盈，飞絮游丝无定。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静。”难道不是一位多情公子?然而，作为洁身自好的士大夫，司马光却有自己的分寸，对于那些光怪陆离的所谓“享乐”，他保持着异乎寻常的谨慎，远远地观望一下，写写诗词抒怀一下，也就够了，不一定硬要攥在手里、揽入怀里、吞下肚里。因此，司马光诗词里多情，生活中却自律到苛刻。他生性恬淡，不好声色，恪守：“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不纳妾、不蓄妓，一生只娶一个妻子。他与张氏结发三十余年，始终相敬如宾。因为没有生育，张氏甚急，背地给他买了一妾，他敬谢不敏。为续后，他收养了族人之子司马康，作为养子。

《左传》曰：“侈，恶之大也。”司马光牢记古训，坚守底线，他做官四十余年，待遇丰厚，赏赐颇多，却始终恶衣菲食，不留余财。有朋友写信给他借五十万钱，说那不过是他卖掉一个婢女的小钱。司马光看了非常不快，回信说：“某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宋代周辉《清波别志》)是啊，相对其他士大夫，五十万或许是小钱，但相对于司马光，那是翻箱倒柜挖地三尺也无法筹集的巨款啊。后来，张氏去世，司马光因手头拮据，只好把自己在洛阳仅有的几亩薄田卖掉，才让妻子入土为安。司马光虽然淡泊简朴，但淡泊中见真淳，简朴中露风骨。而且，洛阳十年穷日子，司马光主编了《资治通鉴》这部近四百万字的历史巨著，成为了一代杰出的思想家和史学家，奢靡潇洒如宋祁、苏舜钦者，便无法望其项背，不能同日而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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