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记忆,乡愁,历史

篇一：记忆中的乡愁

记忆中的乡愁”调查表（十五）

[古树、珍稀植物]

此表由区林业局负责解释和牵头调查，并负责审定、抄送工作（纸质版、电子版各报送一份区林业局林政科）。

篇二：成都街巷的历史文化记忆

成都街巷的历史文化记忆

改造后的井巷子。本报通讯员 雷建摄

游客在宽窄巷子仿古墙边观赏。本报通讯员 雷建摄

“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1200多年前，大诗人杜甫用这样的诗句留下成都的温润记忆，也让成都诸如百花潭、草堂等历史文化韵味十足的地名传承至今。

徜徉在成都街巷，古老地名串起从先秦到当代的历史风物、人物典故。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称成都为“中国最秀丽雅致的城市之一。”但不可否认的是，成都如同全国绝大多数城市一样，高速的城镇化冲击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那些留存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地名，如何保护和传承，一直困扰着成都前行。成都通过制定严格的地名管理规范并探索精细化管理手段，希望将历史文化特色永续延展。

温情的地名 ——成都不变的包容特质

“成都是历史文化名城中包容性最强的，这一点完整地反映在地名中。”对于民俗学者袁庭栋而言，对成都地名的研究耗费了他数十年的精力。

他介绍，成都老城区中明代以前留存下来的地名已经较少，较多的街巷沿用着清代命名的地名。这些街巷，每一个名字都有一个精彩故事。

在成都，有条街叫东城根街，此前还有一条街叫西城根街。城根，为何以这样的方式命名？因为清代成都建满城，命名者将北京的命名方式带到了这里，用以表明这两条街道与满城的位置关系。袁庭栋考证，“这在南方城市中仅此一例。”

成都有一条小街叫小淖坝。“淖”字来源于北方的蒙古语，也就是水泽之地。“南方城市街道中用‘淖’字的也仅此一例，这充分体现了成都文化的包容性。”

袁庭栋说，成都从古至今至少有5次大规模移民，特别是明末清初，多地的移民汹涌入川，铸就了成都人特有的包容。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成都过去有20多条街道以会馆命名，这些会馆，都是清一色的移民会馆，如至今犹存的陕西街、燕鲁公所街、江南馆街等。 时至今日，成都地名里以河、桥、庙等命名的街道比比皆是，红牌楼、红照壁、九眼桥、青石桥、洗面桥、顺河街、小关庙、衣冠庙??这些地名，复原着古老成都的地理信息，讲述着成都2300多年的建设进程。

《成都通史》作者之一、四川师范大学教授谢元鲁认为，历史变迁、社会发展充分展现在地名中间，细数成都的地名，就是在阅读这座城市的历史，感受历史中的无限风光。

无处安放的乡愁——地名里的尴尬

成都有多少条街？清末，古老成都有438条街，113条小巷。而今，成都常住人口超过千万，有4500多条街道，每年新建成的街道超过百条。古老的500多条街名也有不少在“城市改造”的名义下被消失遗忘。

袁庭栋对20世纪50年代末成都老城的破坏记忆犹新。当年，一句“拆城墙是进步，不拆是落后”的指示，一下子改变了成都老城区的格局：成都的皇城被拆除，修建展览馆；填

城内的金河、御河修建防空洞，成都河汊纵横的城市格局被改变；拆除规模宏大的昭觉寺建动物园。在这样的大拆大建中，不少街道、地名乃至建筑自然湮没在一片喧嚣中。

与全国众多城市一样，成都也曾在过去的地名管理中，经历过地名管理工作滞后、建筑物和道路命名规范缺失、管理缺乏力度等尴尬。

过去，成都在群众中曾流传过人民南路南延线、沙西线、IT大道等称谓。其实，这些都是工程名，而后来对应的正式名称天府大道、西华大道、西源大道等都彰显成都的历史韵味。

为何会有这种现象？根源在于过去地名命名政出多门，公园命名归园林部门管，道路归交通部门管，水库、河道命名则交给了水利部门??特别是大部分市政道路在开始建设的时候，业主方往往有工程名，施工方有建设名，而当地群众则为其取了“阿朱”“阿狗”的小名，建成后由各区县民政部门正式申报名字时，命名滞后、道路工程名滥用、一路多名的问题尤为突出。

在成都，名字相近的“孪生”地名也经常被群众吐槽。如蜀汉路与蜀汉街，一字之差却相距好几公里。有成都市民整理出“孪生”地名手册，位于不同区域的青龙街、青龙正街、青龙横街、青龙路令人眼花缭乱；槐树街、槐树店路、干槐树街、三槐树街相距甚远；光华街、新光华街、光华村街令人不知所措??

成都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解释，这是由于过去命名缺乏长远规划，区域之间命名不统一，多头管理，没有考虑如何方便群众所致。

大城市细管理 ——地名规划编制法定化

“现在就是要按照大城市、细管理的理念规范地名管理提升工作，全面推进地名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和标准化。”成都市民政局地名处处长潘弘介绍。

2013年，成都市理顺地名管理体制，成立了由相关部门参与的规范地名协调小组，并在2014年通过成都市人大制定颁行《成都市地名管理条例》，地名规划编制实现法定化，被外界称为“史上最严”。

潘弘介绍，新的管理条例对地名的命名程序做了明确规定，明确对成都地名进行总体规划和分区规划；将地名的命名前置，民政部门提前介入项目规划建设的环节开展命名。新条例理顺了地名管理体制，所有的命名均归口到民政部门，而地名标志标牌的设置则统一到公安部门。新条例还特别规定了对历史地名的定义、历史地名保护名录及历史地名保护原则，成都历史现状及文化特色得到了尊重。

为了让成都地名管理更接地气，成都市民政部门建立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31名专家团队，专家团队对拟命名对象进行严格的论证。论证后的结果还要向公众公示、征求社会意见。去年，成都市民政部门先后收到市民1000多条意见建议。群众的参与，有效避免了出现一地多名、重名、同音等现象发生。

潘弘说，成都市的地名总体命名规划正在进行评审，有望在5月完成，“今后的成都地名将充满诗意与文化韵味，也会方便群众的生产生活”。

篇三：留住乡愁

留住乡愁（艺坛走笔）

梁 梅

《 人民日报 》（ 2015年03月22日 12 版）

中央在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城镇化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乡愁是什么？有文章诗意地定义：是孩提时牵牛吃草的一脉青山，是夏日中供我们嬉闹的一方绿水，是夕阳里炊烟袅袅的一片屋瓦，是世代相传的共同记忆。“记得住乡愁”关注的是农村居民居住的美学问题，也就是他们能否在居住环境里有认同感、幸福感和归属感的问题。

在新一轮的城镇化过程中，一些新农村的建设模仿了城市建设的形式，传统的乡村房屋被推毁，农民被以“迁村并点”的方式集中起来，无论是秀美的江南水乡，还是质朴的西北农村，都模式化地设计了密集的仿城市联排别墅的现代建筑群，还有面积宽广的文化广场，以及用来提升农村文化生活的娱乐室和活动中心。由于许多规划并没有深入实地考察农民对设计的需求，水泥文化广场往往变成了晒谷场，文化娱乐室往往变成了堆放杂物的闲置房，那些照搬城市的休闲公园则变成了鸡鸭鹅嬉戏的乐园。这样的新农村建设让本来形态丰富的各地乡村景观变成了千村一面的模式化设计，显然，新农村环境和住宅建设的政策在某些地方被简单化地执行了。

在传统的农村，建筑样式和建筑风格经过了历史的沉淀都极具当地特色，村落建筑不是依山而建就是临水而居，房屋错落有致，点缀在青山绿水之间，人与环境形成了非常和谐的关系。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不仅是一项改善农民物质生活条件的惠民工程，还应该体现出对传统生活方式和审美习惯的尊重。新农村规划应该探究地方的历史及其演变，详细考察当地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生态，对农民的生

存方式、生活习惯和审美习惯要有基本的认知，而不是拿来某种规范式的乡村建筑模式和生活方式生搬硬套，或者随意地把城市的建筑样式，甚至西式的居住方式和审美观念强加给农民。新农村规划除了满足农民现代化的物质居住需求、便于政府管理的功能要求，还应该考虑如何更好地留住广大农村的自然和人文景观。

中国的农耕时代历史悠久，形成了极富特色的耕读文明。由于地域环境不同，各地农村都有地域文化特色浓郁的农业景观，呈现出不同的魅力，因此在南方可以享受到水乡的秀美，在北方可以感受到高原的壮美，在山乡可以体会到黄土的醇美。这些景观既是当地居民的栖居环境，也是他们的精神所系。

广大农村还保留有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在悠久的历史和地域性的生活方式中传承至今。这些民俗活动同样是一代代农村居民的精神依托和文化记忆，可以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生存的根和精神归属。新农村设计应该为这些民俗活动提供生存的环境和传承的可能。

另外，新农村设计在建筑上应该让居民产生对新的建筑形式的认同感，而非简单化解决居住现代化问题。中国许多农村保留有中国传统建筑的原型，如南方的徽派民居和北方的四合院都是中国建筑文化史上的经典；闽南的土楼和西北的窑洞对于当今的绿色和可持续建筑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这些建筑都是为了适应当地气候，在长久的历史中形成的。一些地方把新农村建设片面理解为兴建新房子，只注重建筑是否整齐划一，用所谓的现代住宅替代了本土的原生态建筑，不但对中国乡土建筑文化造成破坏，不适应当地气候、与生活方式不契合的建筑设计也难以给居住者带来舒适、持久的宜居感受。

除此之外，中国广大农村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不但是几千年来顺应自然的美景，更体现着对地域生态的尊重。如果在新农村建设中破坏原有的自然环境，代之以集中式的环境绿化和美化，甚至引进外来的物种，极有可能带来农村多样化生态环境的破坏。

诚然，对于中国这样传统的农业大国来说，没有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让农民一味地坚守在破败的农村，过着远离现代文明的生活，显然也是不可取、不公平的。一些规划者和设计师也许会认为，新农村的设计应该附和新一代农民的审美观念，满足他们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因为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一些农民进城打工后感受到了现代的工业文明，观念和审美也发生了变化，追求城市化的生活方式成为新一代农民的选择。但是，作为决策者和设计者，还应该看到这种变化存在的局限性：他们在城市里奔忙，对于都市生活和工业文明的理解并不全面，因此，他们的变化是一种进步，但有时还缺乏好恶的甄别能力，甚至向往的仅仅是城市生活中那些表面的繁华和气派，在农村复制时常常呈现不成熟的美学观念。新农村设计不应是对他们此时的审美品位的迎合，而应该具有前瞻性、引领性，从保护广大农村丰富的文化和生态出发，重视居住的美学问题，实现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共生与融合，让居民们在新的家园里可以更惬意地栖居。

今天，人们已经认识到传统村落是一种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乡愁是一种回不去的美丽，是一种可能失去的美丽。留住乡愁，关键是要留住过往曾经的美丽。

篇四：记住乡愁系列一(改)

茶马古道上的“乡愁”守护者

乡愁是什么？是对

生养之地和传统文化

刻骨的记忆与眷恋。她

可能是一汪清泉，一片

红叶，一栋古宅，一座

村落，一道美味，一曲

山歌。她融入在我们的血脉中，烙印在我们的灵魂里。乡愁是什么？对于高建华来说，就是身边这座他守护多年，茶马古道上的徽派古茶仓。

再次采访高建华，他为了更好守护这个徽派古茶仓，在不破坏她的整体

结构和原始风貌

的前提下在旁边

以修旧如旧的理

念建起了一座别

院。他的言谈间，

满是对传统文化保护的自豪和激情，他这样评价自己的行为：“这个徽派古茶仓，不仅仅是一栋老宅，因为我们应该明白只有具有历史的、民族的、文化的、艺术的价值和意义的才是不朽。放眼看今天，很多发达地区在文化大发展的背

景下正在到处找文物，有的还造假文物。如果不懂得保护、不去保护，这个清代的官茶仓早已成为一堆废旧木料了。古

茶仓成为文物是最近两三年的事。当时购买就是因为感觉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也没更多的想法，不过从现在来看确实成为留住乡愁的一个切入点！如错失机会，再往下，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他们对茶马古道的认识、共鸣、集体记忆会更少，它可能只会沦为书本上的文字，变成一纸空谈。”

作为一个茶马传统文化保护的先行者，高建华无疑是孤

独的，常常被误解，

家人和朋友觉得文

物保护这是政府部

门、机构该干的事

情，这么多年除了

个人投入，没有一

分收入和拨款。当

年的资金如投资其他渠道，现在已足够在县城购置10余套住房，在成都购置几个门面。在其他人眼里古茶仓现在就是一个破房子，不能产生一点经济效益。但是他不愿意看到逐步被高楼和洋房遍布的家乡，骤然崭新地陌生起来，更不愿意看到天全文化的印迹突然消失得踪迹难觅。这些年,虽然他的呐喊时常被淹没在社会对GDP膜拜的喧嚣声中，虽然他

的行动多似逆水行舟格外艰难，但他从未退缩。从一名体制内的公务员，转身成为“乡愁”、“历史文化”的守护者，从一个门外汉变身为专业者时，他为之付出了大量心力和心血。他购买和阅读了大量古建筑保护方面的专业书籍，他业余时间多方寻访工匠，节假日、每个周末往返县城和始阳镇，他开始恢复已改建成粮站的建筑。10余年时间，他复原了1个阁楼，4个天井，500米马头墙,1个防火池。他对徽派古茶仓的每一根柱头，每一块石墩，每一个砖雕，每一匹瓦片都了然于心。

在古茶仓的别院中与珠海归来的高燕女士闲聊时，她说：“这些年一直在钢筋混凝土的城市生活，感觉非常喧嚣。来这儿之后发现非常宁静，心里面也非常安静，我被先人的智慧和勤奋深深震撼，仿佛进入了当年的茶马古道一样。同时看到这老房子，总能找回一些童年的记忆。”

谈起古建筑的未来保护工作，高建华还是隐隐有些担忧，甚至焦虑。比如：前不久始阳镇一场距离不到200米的火灾，烧毁了民房26间，其中一处二层楼的老木楼也在大火中烧毁；县城西城黄铜很多非常有价值的老宅、老四合院已彻底消失了。这些年，很多怀着不同目的人找他合作，都被他拒绝了，因为目的不同。在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上，今天的我们可以说已经到了最低谷。有些人变得没有底线，没

有正义、没有关爱、没有主见；因为作为文物本身来说她是社会，因为你锁定了她，改变了她原来的功能和使用价值。

”

据专家估计，基本恢复和更好保护这个徽派古茶仓，至少还需要资金五百多

万元，这对高建华来说

是一个天文数字。高建

华说，他目前能做的就

是静静守护，他会在这

里厮守古茶仓一辈子，

舍不得门口那株百年桢楠树，放不下那些青瓦砖雕，他还希望政府和更多有识之士加入他的队伍，守护好这座具有百年历史的古茶仓，让我们子孙后代记得住“乡愁”。

篇五：乡愁是一种情愫

乡愁是一种情愫，更是一种文化表达，从古至今，横鬲千年，历久弥坚。

乡愁作为“人类一种难以捕捉的情愫”、无法解开的情结和回家的冲动，是中国诗歌中的永恒话题。“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研究乡愁诗就是回望中华民族的苦难辉煌历史，这历史就是一幅重土轻迁，“父母在，不远游”的浓情画卷；是故园家国的情怀，风物长宜的胸襟；是乡土、乡音和乡味的牵挂。

有学者认为中国最早表现“乡愁”情愫的古诗歌应当上溯到《诗经》，《小雅·采薇》就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这是用“乡愁”来激励在前方作战的将士奋勇杀敌、衣锦还乡。汉乐府《木兰辞》中的乡愁意味更浓烈，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但不爱封赏爱家乡；“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木兰希望的是“对镜贴花黄”。这，就是中国人早期朴素的乡愁观。

上古时期，乡愁诗歌主要表现对家乡、父母及兄弟姊妹的眷念，这是农耕时代人们情感的主要寄托和表达方式。王云涛先生在论文《唐以前乡愁诗的情感内涵》中认为：“到了汉代，乡愁诗多写游仕求学中的的相思，文人多为求学求仕而远离家乡，自然会产生浓烈的思乡之情。如王桀《登楼赋》：‘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建安时期，社会动荡，文人内心深处济世安民的思想和建功立业的豪情被唤醒，折射到诗歌中便是反映社会动荡、有家不能归或无家可归的主题。魏晋南北朝时期，乡愁诗则将个人情感与时代命运相结合，主要表现游宦羁旅和边塞征人的离乡别情。

唐朝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是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王维描述长安城的繁盛：“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乡愁诗的宽度、广度增加，思想内涵更加深刻。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杜牧、王昌龄、白居易等著名诗人都创作了大量乡愁诗，题材涵盖了羁旅之情、边塞感悟、仕途磨难、友朋之情等领域，无论从写作技法还是思想内涵上都达到诗歌巅峰，让后世难以超越。这些乡愁诗中，又以李白的《静夜思》冠盖群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借景言志、直抒胸臆、乡情浓郁，无与争锋。

“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是国家命运和个人生活的写照。“安史之乱”后，唐帝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乡愁诗表达的主体转向家国命运和个人情感、人生际遇的交织，更多反映社会现状和国民心态。

宋朝初期，汲取唐末地方军阀藩镇割据的教训，尚文轻武，国家迎来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的全面繁盛时期，传统经学让位于理学。有学者认为这时候的乡愁诗虽延续唐以来的个人与国家命运交织，商贾羁旅和宦海沉浮后对故乡的眷念，但已经无法与唐诗创造的高峰相比肩了。

公元1276年，元军攻陷宋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俘虏宋恭帝及谢太后。公元1279年，元军南下，最后在福建崖山与残余的南宋军队进行了殊死激战，陆秀夫抱着8岁的宋幼主赵昺投海自尽。这一历史事件标志着南宋的终结。元遂统一中国。连年战乱导致大量中原士庶南迁，中原文明随之向南方辐射转移。乡愁诗最早诞生于黄河流域，但元代之后因士族文明南下而风景黯然。“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散曲家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虽是一幅羁旅荒郊图，但真正表达的却是亡国之痛、乡愁之苦。“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从而成为元代乡愁诗的代表作。

清，摇着扇子的风流文人亦不少。

著名词人纳兰性德出身官宦家庭，他感情细腻，创作的“纳兰词”在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意义。像《采桑子·九日》就表现羁旅乡愁：“深秋绝塞谁相忆，木叶萧萧。乡路迢迢。六曲屏山和梦遥。佳时倍惜风光别，不为登高。只觉魂销。南雁归时更寂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列强入侵，国家动荡，民族陷于危亡时刻。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民族危机上升为国家主要矛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深入人心，仁人志士纷纷探

索图存救亡的道路。民国终结了清王朝，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时的乡愁主要表现爱国情怀和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角色扮演，而儿女情长、故土难舍的小家情怀都让位于祖国情感。正如林觉民在《与妻书》中泣血写下“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那样，舍身救国是仁人志士的理想。近年来，民国题材的影视剧热播，或许是现代人对“仁者爱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大乡愁的反思与追问。

“文革”结束后，经济开始复苏，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迈进，乡愁逐渐淹没在喧嚣的市场浪潮中。1971年，台湾诗人余光中的现代诗《乡愁》问世。不曾想，一首小小的乡愁诗却激起千层浪花。“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这首诗将个人际遇和民族感情融为一体，一咏三叹，句句剜心，一经发表就引起共鸣，从而成为现代乡愁诗划时代的作品。此外，席慕蓉、北岛、顾城、海子、舒婷等诗人也都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乡愁诗，余光中的《乡愁》则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两岸人民渴望和平统一的文化符号。海峡两岸同宗同源，无论是故乡人还是异乡人都开始重新审视历史，上一代人的悲剧需要这一代人来承担面对。在这种意义上，乡愁就不仅是乡音乡味、青砖黛瓦和阡陌桑田，而是国家兴盛、民族团结和民主富强。

因此，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溢着乡愁的历史，乡关何处的追问从秦时明月到汉时雄关，无论是“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喜悦，还是“近乡情更怯”的忐忑，都表达了游子对故乡的情感。从颠沛流离的民国往事到狂飙突进的城市中国，故乡总是魂牵梦绕，让游子夜不能寐，挥毫抒写对故乡的眷恋。德国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说：“哲学是一种乡愁，是一种在任何地方都想要回家的冲动。”中国人的乡愁是一脉相承的，重土轻迁，“父母在，不远游”，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着每个中国人。因此，乡土中国的乡愁始终都流露着东方人文化哲学的思考，“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岁时销旅貌，风景触乡愁”“故乡今夜思千里，愁鬓明朝又一年”“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些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表达了中国人的乡愁观，穿越时空，感动今人。

乡愁作为一种情感表达方式，具有时代烙印。有学者认为：“如果说传统意义的乡愁所指向的多是有限的乡村场景、人物和故事的话，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乡愁所指的则是一种具有人文意味、历史情怀的文化象征。”农耕时代信息不畅，交通不便，人们颠沛流离，“黄鹤一去不复返”，“少小离家老大回”是人生常态。而现代人类社会进入科技超速发展时期，有人称之为“最好的时代”，城市化让人和故乡变得越来越模糊，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后，许多社会问题显露出来，乡愁不仅是文化反嚼，更是对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的反思追问，只是以乡愁这种形式表达出来，如邹广文先生所说：“乡愁是我们在生活标准化、理性化，文化个性消弭的今天，对现代性实践流动性、多变性、快速化的抗拒和对多元、个性化生活的憧憬。”①（邹广文：《乡愁的文化表达》，《光明日报》，2014年2月13日。）在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进入市场化阶段进程中，传统乡村结构、宗族关系解体，但是新的乡村关系却没有建立起来，大量农民身份转化为农民工，随着城市的持续扩张而将乡愁传递到角角落落，于是人们开始怀念过去，当然，怀念不是要恢复到以前的穷苦生活，而是对由于经济发展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的反思。

一旦这种乡愁成为普遍心态，自然会引起决策层的重视。

2013年12月12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要提高城镇建设水平，指出：“城镇建设要实事求是确定城市定位，科学规划和务实行动，避免走弯路；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乡愁本来是一个文化哲学概念，是人的情愫的表达，乡愁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给予高度肯定，说明中国式的文化哲学始终在牵引着中国人的神经，留住乡愁，留存田园成为中国人的共同追求，一经文件形式发布，必然引发社会各阶层的共鸣。

再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的得与失。

资料显示：“30多年间，我国城镇化率从1980年的19.4%增加到2011年的5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而这”拐点“背后，一些大城市痼疾缠身、风貌消失、交通梗阻、食品垃圾化，社会矛盾显性化在‘蚁族’、房奴、车奴、口罩族的背后，‘宜居’似乎近在眼前又似乎似乎渐行渐远。”①（张海林：《2013城镇化升级：基层官员到北京打听中央政策》，新华社，2013年2月25日。）最新出版的《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3）》指出，全球人口日益集聚到城市，至2050年预计平均每个城市居民每年花在交通拥堵上的时间将达到106小时。城市这个巨大的“容器”越来越让人觉得糟糕。城市化的核心是“人”的问题，但是经过城市的快速扩张，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人人似乎都想发泄不满情绪。转型期的社会问题怎么解决？高楼大厦、电梯洋房是方便了、舒适了，但并没有带来精神上的安慰，人反而更孤独、更迷茫了，人和人之间距离更加疏远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在于传统文化的凝聚力、辐射力消弱了，礼崩乐坏了，信仰缺失了，人在社会转型中迷失了自我。“不是我不明白，只是这世界变化太快。”当人们告别乡村生活，尚未学会适应城市生活时，城市生活已经普及化了。乡村何去何从？乡愁何处承载？当静下心来，撕开眼前的迷雾与屏障后就会豁然开朗，原来“乡愁”就是倡导人回归朴素，回归自然，遏制贪欲，不要过度戕害自然，不要一味攫取土地资源，要实现天地人的和谐相处，这才是乡愁的真谛。“风景触乡愁”，触动的更是我们对以往行为的反思和对未来的守望，回归不是开历史倒车，恢复到以前的农耕时代，而是文化上的寻根认祖。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到来，国与国的冲突不再是武力，也不是经济，而是文化。”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出现文明回归与再选择，这是国家、民族寻求身份认同，以区别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必然选择。乡村文化同样。原来乡亲们聊天会问：“哪儿的人？哪个村的？”“哪儿的人？哪个村的？”实际就是身份界别，包含不同思维方式和文化甄别，乡愁就诞生于这种思维和甄别之上，是现代人寻找文化认同的心理需求，是社会进步的新起点、新阶段，是走过许多弯路后寻找到的一条正确途径，并借此来弥补人类过失，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均衡发展。

摘自何建超《创意乡村》/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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