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问题作文

篇一：中国人口问题系列文章10：不要曲解人口数据

不要再曲解人口数据

黄文政、梁建章

2015年2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

（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5-02/11/c_127482256.htm）：由中国人口学会举办的中国人口形势分析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等人在会上对人口数据做了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解读。我们认为，这些解读夸大其词、以偏概全，用混淆视听的方式来继续刻意误导民众和中央，以期拖延人口政策的改革。

在报道中，翟振武声称，2014年全国出生性别比“断崖式”降落，出生人口数量“跳跃式”上升。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5.88，仅比上年的117.60下降1.72，把这称为“断崖”式下跌是明显的夸大其词。况且，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是在102-107之间，115.88仍然远高于正常值。

更离奇的是，2014年出生人口1687万人，比上年仅增加47万人，翟振武竟把这个2.9%的增幅称为“跳跃式”上升。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回测，从1990年到2000年，年出生人口萎缩约一半。，这种持续10年时间的，幅度达50%，年均幅度超过6%的下降没有被称为“断崖式”下跌，而一年时间的2.9%的增加却被称为“跳跃式”上升，这到底是何种修辞手法？

更重要的是，目前处于24-28岁生育旺盛期的女性，出生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生育高峰期，因而数量众多。从2010年到2014年，这个年龄段女性数量增长了18%左右，而全国出生人数只从1610万上升到1687万人，仅增长了6%，远低于潜在母亲数量增长的18%。如果生育率（即每个女性平均生育孩子数）维持稳定，这几年应该出现生育高峰。现在几乎没有生育高峰，说明生育率在进一步走低。翟振武丝毫不提这个重要背景，却把2.9%这个几乎是统计误差的变化称为“跳跃式”上升，似乎在故意让人误以为生育率在大幅攀升。

针对单独二孩的实施效果，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说：“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106.9万对单独夫妇申请再生育，基本符合预期。”我们很难想象，作为政府部门的主管官员，竟然对基本事实的判断可以如此信口开河。

我们在《请卫计委不要继续误导决策》

（http://opinion.caixin.com/2015-01-14/100774090.html）一文中列明，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之前，卫计委言之凿凿所说的是

（.cn/c/2008-02-19/144214970857.shtml）专访时，翟振武称：“目前中国每年新增人口在1600万左右，2012年将达到一个高峰，达到1900万。”事实上，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2006年至2012年，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均在1600万左右，大大低于翟振武所说的1900万人。

又如，2011年5月8日《瞭望》的报道

（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5/08/c_121391574_3.htm）引用翟振武的话：“人口年均增长率的世界平均水平是3‰，...由

篇二：中国人口问题系列文章8：应对人口危机需要果断抉择

应对人口危机需要果断抉择

梁建章、黄文政

2015年3月15日，李克强总理在回答记者提出的关于人口政策的问题时说：“去年我们已经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现在正在推进，也正在进行全面的评估。我们会根据评估的结果，也考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结构变化的情况，权衡利弊，但是必须依照法律程序来调整和完善人口政策。”

李总理提到对单独二孩政策“进行全面的评估”，反映的是一种谨慎的态度。但各种调查显示，中国的生育意愿都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更不用说通常比生育意愿要低得多的实际生育率。在未来10年，处于生育旺盛期的女性数量将萎缩超过43%。这意味着，即使全面放开甚至鼓励生育能够将每对夫妻平均生育孩子数显著提升50%，年出生人口也将大幅萎缩（1.5*（1-0.43）= 0.855）。每延迟放开生育一年，都会有无数女性因为生育期结束而永远失去给孩子多添一个兄弟姐妹的梦想，其中不少人将最终遭受失独的人伦惨剧。中国早已经陷入严重的低生育率危机，取消生育限制刻不容缓。错失当前的机会不仅会人为造成无数家庭悲剧，也让中国未来逆转人口颓势更加回天无力。

至于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一年来的效果，申请人数远低于预期是人口学界绝大部分学者的普遍共识。我们根据全国各省市区累计102

次报道的估算更是表明，该政策实施满一年后的实际新增人口将不到国家卫计委在政策实施之前所预测的约200万的三分之一，而且申请人数整体上在逐月减少，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第二年会出现反弹。实际上，在2013年11月15日，中央公布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的当天，我们就撰文预测，放开单独二孩对生育率恢复正常的作用是杯水车薪。如今，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一年的效果完全印证了我们当时的判断。

可以说，单独二孩实施时间和积累的数据足以对政策的实施情况作出全面的评估。只要能实事求是，秉持基本的学术伦理，而不是像卫计委那样不顾事实地混淆是非、刻意曲解人口数据，就能够明确地判断单独二孩远不足以有效缓解中国的严重低生育率危机。我们认为，随着公众对人口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刻，放开生育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置如此明显的结论于不顾，听任利益攸关部门的一面之词，一再贻误人口政策的逆转时机，将严重危害社会对政府判断力的信心，并且可能最终演变成政治危机。

在这种形势下，即使要进行全面评估，那也应该公示评估机构并明确其责任，最大限度地避免让部门的不当行为危害到政府的整体信誉。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行政机关对于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的和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参与的政务信息应主动公开。人口问题攸关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计划生育政策更涉及公民的切身利益，需要公众广泛知晓。因此，我们建议公布评估机构名称和参与评

估的人员名单，且公布评估报告，并对于评估过程中的误判行为予以责任追究。由于卫计委的部门利益与人口政策方向密切相关，我们也建议卫计委及其下属部门在评估过程中完全回避。

中国自1980年开始实施以一胎化为基调的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该政策的长期执行是中国陷入严重低生育率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人口政策需要重大逆转的现在，对比当前和当年的背景，了解两个时代的异同，将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了解当前的形势和进一步拖延政策逆转的荒唐之处。

当年实施一胎化政策的主要原因是担心生育率过高。其实在此之前，随着中国在1971年实施了相对柔性的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就直线下降；到一胎化实施前一年的1979年，生育率就已降至离更替水平不远的2.75，更是远低于当时的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之下，中国目前处于严重低生育率却是不争的事实。过去20年来，中国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最近几年的抽样调查数据更是节节走低，已经处于世界最低之列。为何当年在时间和空间的比较上，都不算高的生育率被认为高到需要强力压低，而当前无论何种意义下都是处于极低水平的生育率却要继续维持？

当年实施一胎化政策一定程度是受到海外人口控制思想的影响。其实在此之前，人口控制思想在全球已经式微，各种预测都已经全部破产，相应的理论也被学术界所摒弃。相比之下，低生育率危机目前已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关注的问题。随着日本、欧洲等低生育率问题进

一步恶化，特别是养老金面临困境，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全球对低生育率危机的负面影响的认识更加深刻。为何当年被海外逐渐摒弃的人口控制思想在中国得到推崇，而当前引起国际普遍忧虑的低生育率危机却不能让政府警醒？

当年实施一胎化政策缺乏独立的学术支撑，相关研究假设荒诞，论证粗糙，其所有预测结果很快就被证明远离基本现实。到1979年，中国已有15年未进行人口普查，宋健使用全国户籍资料和公安部门在一个县、一个县级市的资料代替全国资料，做出引起高层震动的百年人口预测，而且完全没有考虑到世界各地生育率随经济发展普遍下降的事实（梁中堂，2014）。相比之下，目前对人口问题的各种独立研究已经非常深入和全面。即使在其章程里把人口控制列为目标的中国人口学会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公开支持全面放开，甚至鼓励生育。为何当年没有可靠的理论基础的一胎化能得以强力执行，而当前由众多学者论证的政策调整却举步维艰？

当年实施一胎化政策导致了无数民众的困惑和不满，甚至引起民间的强烈反弹，强制堕胎、强制结扎、牵牛扒房各种强制措施更是激起普遍的民怨。相比之下，中国目前对人口政策的逆转是民心所向、民意所归；即使鼓励生育也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为何当年不顾社会阻力，冒天下之大不韪强势推行一胎化，当前坐拥广大民意支持的政策逆转却迟迟不能实现？

简言之，当年的情况是，借用国际上正在被摒弃的人口控制论，

使用各种粗糙和荒谬的论证，不顾民间的强烈反对，强力推行一胎化政策来压低其实并不算高的生育率。而当前的情况则是，漠视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对低生育率危害的论述，忽视各种深刻和全面的论证，坐拥民意的普遍支持却一再拖延政策调整，错失应对日益严重的低生育率危机的宝贵时机。

可以说，当年的一胎化是一件没有可靠理论支持的，却被强力推行的政策；当前的取消生育现在则是一件有各种理由支持，但却迟迟不见行动的政策选择。如果说当年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是一个错误，那么当前不改正这个错误将是错上加错。实际上，无论在人类历史上，还是世界范围内，自主生育几乎都是常态。现在全面放开生育，把生育权归还给家庭，只不过是恢复生育的正常状态，也是维持民族正常繁衍的最低要求。对此一而再、再而三地拖延时间实在是匪夷所思。 李总理在提到人口政策评估时强调，“也考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结构变化的情况，权衡利弊”。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李总理明确表明，“我国有13亿人口、9亿劳动力资源，人民勤劳而智慧，蕴藏着无穷的创造力，千千万万个市场细胞活跃起来，必将汇聚成发展的巨大动能，一定能够顶住经济下行压力，让中国经济始终充满勃勃生机。”这一论述与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有关“两国人口的巨大力量”的表述一脉相承，表明领导层视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为发展巨大的力量，完全迥异于之前官方文件提到中国人口规模时那种“人口多，底子薄”的唉声叹气的无奈。

篇三：人口问题《英语作文》

人口问题《英语作文》

The Population Problem

The population is one of the biggest problems in the world today. China has the largest population with 1.3 billion. It’s about one fifth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A large population causes many difficulties, not only for every family, but also for the whole nation. It has become a serious problem. In many less developed areas, some parents prefer boys to girls. As a result, many girls can’t go to school.

I think we should do something to control the population. One answer is known as the one-child policy. It has worked well in controlling China’s population.

人口问题

人口是当今世界最大的问题之一。中国人口最多，人口13亿。它是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一个庞大的人口会导致许多困难，不仅是对每个家庭，而且对整个国家都有很大的困难。它已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在许多欠发达的地区，有些父母更喜欢男孩女孩。结果，许多女孩不能上学。

我认为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来控制人口。一个答案就是“独生子女政策”。中国人口的控制工作很好。

篇四：中国人口问题系列文章20：拥挤不是限制生育的理由

拥挤不是限制生育的理由

黄文政、梁建章

大城市的人满为患和春运的紧张都是人们支持限制生育的最直观的理由之一。那么中国的城市是否比其他国家的城市更拥挤呢？减少全国人口能否降低城市的拥挤并缓解春运的紧张呢？我们对此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中国的城市是否更拥挤？

拥挤是中国人口太多的直观印象之一。但中国拥挤的地方大都在大中城市，很多小城市，城镇和无数村庄并不拥挤。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3》，中国所有地级和以上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只占国土面积千分之三，相当于耕地面积的2.5%，远少于村庄占地比例。就算实际建成区面积被低估,这些数据也说明城市的拥挤并非土地不够。纽约的曼哈顿和多伦多的市中心照样人头攒动，但很少人会认为美国或加拿大人口太多。

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会稳定在两种相反力量的平衡上。一是聚集提高效率的向心力，二是聚集产生压迫感的离心力。所以城市的拥挤是为了得到人口聚集带来的工作和生活上的好处所付出的代价。在同等的人口规模下，城市的拥挤程度取决于居住和交通形式。经济发达的国家通常更有意愿和条件改善居住和交通条件，让城市密度较低也能达到效率的提高。相反，贫穷国家的城市普遍更拥挤，哪怕这些国

家的人口更少。三十年前,中国城市的市区密度就比现在要大得多，虽然那时的城市人口远少于现在。

以下对城市拥挤程度的分析基于Demographia（2013）编辑的世界各城市集聚体的数据。城市集聚体定义为空间上连成一片的建成区，其面积主要根据卫星地图按统一的规则分析计算得出，其人口则将次级相关行政区域的人口统计数据加总后扣除农村地区的人口得出。在有关全球城市的各种数据来源中，该数据集的定义在经济学意义上最合理，也让不同国家的数据具有可比性。联合国的《世界城市化前景2011》报告也采用相似的定义，但未提供面积数据。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按卫星地图对建成区的界定可能比中国对城市建成区的定义更宽松，Demographia数据中的建成区面积通常要大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3》中的建成区面积。但是，Demographia对全球城市采取的标准是统一的，因而不会对分析产生系统性影响。

图1城市拥挤度（建成区人口密度）与所在国人口密度和人均GDP的关系

我们把单个城市集聚体的拥挤度定义为其建成区的人口密度，也就是建成区人口/建成区面积。图1是全球224个人口超过200万的城市集聚体的拥挤度与所在国人口密度和人均GDP的关系。该图显示，大城市拥挤度与所在国的人口密度成正比，与所在国的人均GDP成反比，但与后者的相关性更高。分析表明,所在国人口少一半，拥挤度要低6.8%，但所在国人均GDP高20%，拥挤度要低7%。换言之，对大城市拥挤度来说，全国人口少一半所对应的差异，不如两三年的经济增长。

上图的中国城市中拥挤度最高的是香港。该图显示，除香港外，中国大城市的拥挤度仅处于全球中等水平。在全球224个人口超过200万的城市集聚体中，上海和北京的拥挤度（建成区人口密度）分别处于第119和138位, 仅属中等偏轻水平。阿根廷面积是中国四分之一强，地广人稀、土地肥沃，但首都布宜诺斯艾利却集中了全国4000万人口的三分之一，拥挤度高于北京。巴西的面积是中国的89%，人口仅中国的14%，但圣保罗拥挤度高于北京和上海，里约热内卢的拥挤度与上海相当。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东京、巴黎、纽约的拥挤度则远低于北京和上海。

很多人并不知道发达国家的城市拥挤度整体上更低。比如,2010年的《新京报》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人口密度远高于纽约，北京或发生人口爆炸危机》。实际上，按Demographia的数据，纽约的拥挤度在全球224个城市集聚体中仅排在第204位。当然，《新京报》

文章所指的纽约仅限于行政区划上的纽约市，与Demographia定义的纽约集聚体不是一个概念。但是，不同国家的行政区划没有可比性。若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由于北京市辖区域大部分是农村地区，北京市域的人口密度要远小于纽约市域。另一方面，纽约曼哈顿（即纽约县）的人口密度则非常大，每平方千米27000人，大于北京各区中人口最密的西城区的24500人。这些细节说明，由于城市范围的界定千差万别，国际间的城市比较需要非常谨慎，否则很容易陷入误区。

（二）减少全国人口能否缓解城市的拥挤？

大幅减少中国的人口并不能缓解北京和上海等一线城市的种种问题。实际上，人口众多的国家会形成更多的规模不同的城市，给人们提供更多选择。在中国，不喜欢北京或上海的人还可以去武汉、西安、沈阳、重庆这些大城市，每个都有几百万人，有各种工作机会和丰富多彩的生活。而在地广人稀的俄罗斯，除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外，其他城市都规模偏小，生活单调。如果中国人口下降到几亿，有志向的年轻人更会涌入北京和上海等一线城市，百万人口的城市则会萎缩到几十万人，而很多中小城市更会衰败，让人们可选择的城市数量大幅度减少。

因为人口老化和萎缩，在日本，现在只有东京和大阪还有一些活力。俄罗斯总人口从1992到2012年减少了3.8%，但由于大量外地移民涌入，莫斯科的人口却增加了数百万，绝对和相对增长幅度都在全俄83个地区中排名第一（英国电讯报, 2011），导致莫斯科房价

飞涨，均价一度居全球第二（福布斯，2009），交通日益恶化，拥堵程度在2009年被《金融时报》排为世界第三，仅次于北京和约翰内斯堡。同时，俄罗斯很多中小城市却在衰败。从2002至2010年，俄罗斯人口下降了约1%，自然下降约1.5%。同期，俄罗斯的人口100万以上， 20至100万，和20万以下的城市中，人口增长的城市的比例分别为84.6%，50.6%，和39.3%。换言之，绝大部分大城市的人口在增长，但大部分小城市的人口却在衰减；位于远东的一些城镇甚至被废弃。

图 2 卡迪坎(Кадыкчан) - 俄罗斯远东被废弃的城镇之一

图2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卡迪坎(Кадыкчан)，一度拥有上万居民，于2007年被废弃(卡迪坎网站, 2012； Kadykchan，2007)。 俄罗斯在过去20年的所谓人口衰减的灾难中，总人口从1.48亿降至

1.43亿，年均减少幅度为0.18%，如果不计外来移民，年均自然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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